张之洞画传

4.诤言回天

　　晚清京师活跃着一班以清高博雅自重，以指弹时政为任的士大夫。他们大多有声望地位而无实权实责，思想上倾向于传统、保守，不仅绝口不谈洋务，而且对洋务派的对外妥协退让，更是抨击不遗余力。他们经常上书谏事，直言无忌，颇令权臣不悦，甚至有时也使皇上及两宫太后下不来台，时人称之为“清流党”。清流党人并无实际组织和固定成员，他们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反对“洋务”的共同立场把他们暂时联系在一起，往往一人发难，众人相帮，互为声援，形成一股颇能影响朝局的舆论压力。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既要借重洋务派搞求富、自强的洋务运动来稳固清朝的统治，又担心洋务派权势过重，尾大不掉，乃至威胁自己的统治，于是便利用清流党人来牵制炙手可热的李鸿章等洋务大吏，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

　　同治光绪年间的清流派以大学士李鸿藻为首，被人称为“青牛（清流）头”。李鸿藻是直隶高阳人，曾因力阻重修圆明园而名噪当时。与他密切联系的清流党人多为北方籍京官，如潘祖荫、李慈铭、王懿荣、张佩纶等。张之洞早在外放四川学政以前，便与潘、李等人过从甚密，后来又续娶王懿荣的妹妹为夫人，任满回京后，又结识清流健将张佩纶，渐成清流中坚，“两张”被人戏称为两只“青牛角”。在此后的四年中，张之洞这只“青牛角”为民请命、不避权要、不计祸福，敢于犯颜直谏，表现了秉公持论，伸张正义的清流本色。平反四川东乡冤案、庚辰午门案、修改伊犁条约等更是让他名声大噪。

　　·平反四川东乡冤案·

　　咸丰同治年间，清政府为了筹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军费，在四川横征暴敛，农民负担非常沉重。东乡县本是川东一个地瘠民贫的穷县，但各种捐税却增加了近10倍，知县孙定扬为了中饱私囊，又追加了捐税。1875年，东乡农民苦不堪言，相约进城请愿，向官府提出清算粮账，减轻负担。但孙定扬却谎报百姓聚众谋反，四川总督文格得报后，严令官兵镇压。百姓不服，在第二年推举代表袁廷蛟进京告状，而袁廷蛟反被刑部拘押回四川，后被处死。东乡案发时张之洞正在四川学政任内，对案情有所了解，不忍坐视，决定上疏为民请命昭雪。他在一天内连上3折，首先认定这次滥杀无辜，是由于知县孙定扬诬民聚众闹粮为谋叛，并请派兵镇压所引起，聚众闹粮是由于孙定扬违例苛敛所引起，因此，孙定扬实为酿成这次惨案的元凶首恶。然后，他引经据典，列举康乾以来朝旨严禁苛征加派民负及爱惜民命、严惩贪官等事例，请求朝廷以“诬民为叛”罪，将贪官孙定扬治以死罪，否则，不仅无以谢东乡县千百之冤魂，无以服袁廷蛟，也无以服当做替罪羊的李有恒。他最后说：此案已过去4年，狱成罪定，是非未明，臣来自蜀中，实有见闻，若不一言，上无以对朝廷，下无以对四川全省之士民，请皇太后、皇上本着祖训圣严、人命至重的一贯精神，平反冤抑，严惩首恶及相关大员。慈禧太后对张之洞的直声敢言早有所闻，见三折言之凿凿，情切意笃，立即命刑部重新审理。随后，朝廷明发上谕，改定原判，平反冤案，承认东乡民众进城“闹粮”并非叛逆，孙定扬、李有恒诬民妄杀，判处死刑，秋后处决，其他与此案相关的数十名文武官员分别给以革职、议处等重惩。沉冤4年之久的东乡一案被张之洞在1个月内翻过来，朝野上下传为佳话，张之洞也因此而声名大作。

　　·庚辰午门案·

　　1880年中秋节前夕，慈禧太后派太监李三顺送8盒点心给醇亲王奕的福晋。这醇王福晋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光绪皇帝的生母。李三顺行至午门时，负责门卫的护军军士玉林、祥福等因未接到通知，不予放行。李三顺倚仗慈禧之命，强闯宫门，与门卫发生争执，推搡中碰翻食盒。李三顺恼羞成怒，奔回宫内，抢先向慈禧太后告状。太后闻后大怒，只听一面之词，命令刑部严加审讯。刑部官员虽知此事责任不在护军，迫于慈禧的严令，准备将玉林、祥福革职查办，充军边疆，护军统领岳林也要从严惩处。

　　消息传出，张之洞愤愤不平，决心仗义执言，奋力一争。他与陈宝琛计议，现在慈禧太后正在气头上，只可就严门禁、抑阉宦（太监）立论，促使太后自省自悟，不宜为护军鸣不平。于是，张之洞递呈《阉宦宜加裁抑折》，开宗明义，直趋主题，说阉宦恣横，为祸最烈，我朝列祖列宗对宦官的禁限也最为严厉，如今皇太后、皇上也不例外，恪守家法，决不宽纵。但近日发生的护军玉林等殴辱太监及刘振生混入内宫禁地两案，皆因太监而起，何以不见戒责太监之文。他接着列举因太监失察而酿巨祸的成例，说明太监未必都忠实可信，如果今后太监竟动托上命，私自出入，妄作威福，宫门护军又不能盘诘，后果不堪设想。最后，他建议完善内监出入宫门的勘验制度，以便护军门卫有所遵循。张之洞此奏的高明之处，是绝口不提该不该处罚护军门卫，而只是反复重申严厉管束内廷太监的清朝“家法”，只说太监私自出入是“动托上命”，假传圣旨，不点明奉有差使，有心为太后开脱，使她有气无处发。慈禧太后也是明白人，心领神会，立即下令打太监李三顺30大板，罚首领太监刘玉祥6个月的俸禄，同时减轻对护军门卫玉林、祥福的处罚，护军统领岳林则免于处分。

　　虽然对太监的处罚只是象征性的，对门卫的处罚也没有撤销，但毕竟迫使金口玉言的慈禧太后改变了自己的决定，意义非同一般，被时人誉为“诤言回天”。这件事情，张之洞既因敢于直谏而获得朝野的赞誉，又因在谏议中能把握时机和分寸而得到慈禧太后首肯，这也许正是他的成功之处。

　　·修改伊犁条约·

　　1871年，新疆发生回民起义，沙俄乘势出兵，侵占乌鲁木齐、吐鲁番及伊犁地区的9座城池。左宗棠率部平定回乱后，清政府派崇厚出使俄国，谈判收回伊犁九城。崇厚是满洲贵族，曾做过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总理衙门大臣，在天津创办枪炮厂，组建洋枪队，还出使过法国，算得是满人中为数不多的有外交经历的洋务人才。他出国前，张之洞曾代张佩纶奏请朝廷，建议让崇厚先赴新疆实地考察，并与左宗棠会商后再行赴俄，但没有被朝廷采纳。

　　崇厚不懂外交常识，又不了解新疆边境形势，在沙俄的胁迫和愚弄下，不经请示清廷，于次年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擅自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签订《里瓦几亚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收回伊犁孤城一座，赔款500万卢布（折银280万两），并对俄开放三条商路，俄国还获得陆路通商和免税等特权。

　　消息传出，舆论哗然。不只清流中人竞相抨击，就是一般官吏，也对这一既丧权辱国，且不合外交惯例的签约之举大表不满。只有李鸿章出来为崇厚辩护，说崇厚既奉有便宜行事的全权，不能说他无权定约，如果签定后又反悔，其错在我，主张承认崇厚所定之约，虽然按条约执行会有后患，但如果拒不执行，后患更大。

　　面对李鸿章的辩护，张之洞首呈《熟权俄约利害折》，缕析条约中丧权辱国之害，陈述“十不可许”的理由。其中，针对李鸿章所谓如果废约改议，理亏在我的论调，他指出无非是害怕一经变约，或召衅端，引起中俄间的对抗和战争，但此层不足为惧。他认为，“必改此议，不能无事，不改此议，不可为国”，为了维护国家的领土主权，即使冒战争的危险也在所不惜。他进而提出废约改议的四大要点。一是计决，立即处死擅立条约的崇厚，显示朝廷废约的决心；二是气盛，将条约内容公之于众，布告中外，内鼓民气，外求声援，并明谕边臣整备以待；三是理长，条约因索伊犁而起，我若暂缓收回，使沙俄处于侵人土地的被动地位；四是谋定，作最坏的打算，急修武备，于新疆、吉林、天津三路设防，以静待动，定能制敌。他还旁敲侧击，说李鸿章高勋重寄，每年花几百万两银子造炮枪，养淮军，不正是为了今日一时之用吗，如果不能一战，要这样的重臣有何用。

　　此折上呈，两宫皇太后肃然动容，单独召见张之洞面询对策，特许其随时可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献议，以备咨询。随即将擅自归国的崇厚羁押刑部监狱，后判处斩监候即死缓，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重议条约。1880年2月，曾纪泽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中俄改订条约》，争回原约中被割让的部分领土，挽回某些利权。在这一年多的中俄伊犁交涉期间，张之洞先后上疏20余次，指陈利弊得失，权衡轻重缓急，建言献策，虽不免有书生之见，大言空论，但他坚持认为在强邻虎视的危急情势下，中国必须急修武备，以备为战，以备为讲，“我多一分兵威，则敌人少一分要挟”，其忧时爱国之情，耿耿可鉴。后人谈及《中俄改订条约》时，多不忘曾纪泽的功劳，岂不知这背后也饱含了张之洞的多少心血。

　　4年的清流生涯，张之洞收获颇丰，他的直言急谏博得朝野广泛的赞誉，他对国家和朝廷的忠心受到太后的赏拔，由六品的教习庶吉士很快擢升至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挤进官僚集团的高层。4年中，他还结识了一批声气相投的朋僚，也熟悉了官僚高层的内幕和官场游戏规则。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他在慈禧心目中的地位。

　　当然，作为清流健将，他这只“青年角”也牴伤和得罪了一些人，他那“遇事敢为大言”的性格，也往往被人讥诮为“空谈高论”而不着实际的书呆子脾性，以至20年后，李鸿章还在说他书生气一点未改。1881年末，张之洞被补受山西巡抚，成为实权在握的封疆大吏，从此开始了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二 封疆大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