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画传

1.抚晋兴革

　　出任山西巡抚是张之洞20余年封疆大员生涯的开端，也是他从清流健将向洋务官僚转化的阶段。

　　山西地处内陆腹地，土地十分贫瘠。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开关通商，大批洋货涌入山西市场。受此冲击，历史悠久的山西手工纺织业、土铁冶炼业和土窑煤炭业，日渐萎缩。1877、1878年全省大旱，赤地千里，民生困苦，元气大伤，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加之吏治腐败，贿赂公行，甚至将赈灾银粮化为肥己之膏。例如寿阳县是省城太原的附廓州县，地位非常重要，可知县秦奂铎竟是一个不学无术、昏聩无能的草包。他坐堂审案，见刑名师爷开具的案犯名单首列“计开”二字，竟然误认为是人名，连呼不止。师爷提醒他“计开”不是人名，他还是不懂，说：正因为他不是人，所以要拿他查办。张之洞此时出抚山西，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

　　面对此情此景，张之洞没有退缩沮丧，反而激发他激浊扬清、革弊兴利的决心。44岁的张之洞在给友人的信中表示：晋事大有可为，只要朝廷信任我，虽不能使晋省马上变为强省，但是可使之成为治省，决不会像从前那样乌烟瘴气。经过半年多的调查采访，他基本摸清了全省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认为民之元气在官，只要各级官吏公忠守法，皆以利国利民为务，自然四民无游惰，民气振作昂扬，百姓安居乐业，劝工力农，自然兴旺。因此治晋之道，首在整肃吏治，正官风以培民气。

　　张之洞治晋的第一步就是整肃吏治。1882年新年伊始，张之洞便下令各道府州县考察属吏优劣。一方面严厉处罚一批贪赃枉法的官吏，如前任最受巡抚曾国荃重用的布政使葆亨、道员王定安，因侵吞救灾款而被张之洞奏请罢免；另一方面对操守廉洁、政绩较佳的官吏予以奖励。这一褒一贬，给向来贤否颠倒、功过不明、作风懒散的山西官场造成不小的震动。随后，张之洞进一步裁革官场陋习，带头将原定由各司道孝敬巡抚衙门的“公费”和桌饭费2.5万余两，及例送门包、水礼等陋规一概裁禁。然后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下令裁剪各州县应缴“公费”，每年仅此一项全省就节省了7.8万余两白银。同时，又负责清理各类“摊捐”。所谓“摊捐”，就是凡有官事用费不能报销的，便向各州县摊派。当时山西省各种“摊捐”多达17项，总计约银10万余两，成为各州县的一大负担。张之洞经过详细调查，通过设置“清源局”，负责清理各类“摊捐”，减轻人民负担。

　　改革财政是张之洞治晋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张之洞认为晋省财政困难的主要原因“非匾乏之患，而弊混之患”。全省财政自1849至1882年的33年间从未彻底清查。历任官员拖欠挪用，混水摸鱼，不知有多少官款已被侵吞。财政如此混乱，治晋从何谈起。张之洞决心彻底清查陈年旧账，专门设立清源局，调清正廉洁的马丕瑶等负责，自任监督，明订《山西清查章程》二十一条，分会计、拨款、筹防、报销、善后、交待、裁摊、工程八大类，分别清查。

　　同时，张之洞将清查库款与整肃吏治结合起来，明令1883年正月初一前后交接的官员，20天内交待清楚，补还欠款；1883以前交接的官员，一月内查清。现任各官交接，限10日内交待完毕。所有亏空，一律由当事人负责。经过1年多的艰苦工作，终于完成清查计划。30余年的糊涂账显出清晰眉目。在盘清库底的基础上，张之洞又制定了各种财政措施，并在全省范围内清丈土地，保证田赋的征收。

　　结果查出各地隐瞒土地近20万亩，使田赋的征收有所好转。

　　同时，张之洞还提倡务本兴农。农业是封建社会最主要的经济部门，也是山西社会经济的基础。为了复苏山西经济，发展农业，张之洞计划采取一系列措施，如奖励垦荒、劝课农桑、兴修水利、救济灾荒、减轻徭役等。这些措施，体现了中国历代统治者的“重农”思想，也使得整个山西的经济有所发展。

　　此外，张之洞还在山西禁戒烟毒。鸦片，曾是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用以撬开中国国门的工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同意鸦片以“洋药”的名义进口，从此鸦片贸易合法化，烟害更加横行无忌，流毒全国，其中山西历来烟患严重。鸦片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危害，张之洞深有感触，还在四川学政的任上，他就告诫学子勿食洋烟。目睹了山西的情形，他更加痛切地感到烟毒的危害和禁烟的迫切性。他认为，鸦片之所以泛滥成灾，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没有禁烟的决心，地方官吏阳奉阴违，使得禁烟政令成为一纸空文。因此，他一再严令各州县禁种罂粟，违者从重治罪，决不姑息。对禁种得力的官员表彰提拔，对不得力的官员则革职查办，很快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在禁种的同时，张之洞采取了禁吸的严厉措施。他还设立“戒烟局”，帮助烟民戒烟。

　　在革除社会积弊的同时，张之洞十分注重对社会的控制，以求得晋省的长治久安。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实行保甲制度，加强对人民的控制；设立教案局，负责涉外事务；筹议七厅改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他的这些政策措施，无不体现了他的以德治为重心的传统“治术”，因而得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中央政府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