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画传

4.权衡新旧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促进了救亡图存，变法图强社会思潮的传播。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联合各省入京应试的数百名举人发起“公车上书”，坚决反对批准《马关条约》。“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等人又在北京筹备成立强学会，刊行《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扩大维新宣传的影响，争取朝野人士的支持。正在署理两江总督的张之洞接到强学会发来的公函后，捐助了5000两银子作会费以表支持，他的儿子张权则是该会的正式成员。

　　张之洞慷慨解囊，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思想上他与维新派有诸多相通之处，不满现状、期待改革。其次，张之洞含辛茹苦创办洋务，却屡屡招到非议，想利用这股新起的力量来帮助自己推行洋务事业。再次，强化自己的“言新者领袖”形象，创造入参中枢的机会。后来光绪帝果然于光绪1898年电召之洞入京陛见，“辅翊新政”。

　　10月底，康有为专程从北京来到南京，被张之洞安排在两江总督府内住了20多天，两人“隔日一谈，每至深夜”。对于康有为请张之洞主持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张“颇以自任”，再次捐款1500两，并派亲信幕僚梁鼎芬、黄绍箕等8人陪同康有为去上海，操办成立强学会。但对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一说，张之洞则明确表示反对。

　　张之洞对康有为的优礼有加，使他在维新人士心目中的形象立刻高大起来。梁启超上书张之洞，将尚未谋面的张之洞当做自己的老师。谭嗣同说：“今之兖兖诸公，尤能力顾大局，不分畛域，又能通达权变，讲求实济者，要唯张香帅一人。”张謇也说：“今天下之大官贵人能知言、可与言者，无如南皮。”张之洞也不负所望，对维新派的活动多有支持与回护。上海强学会成立后，即出版《强学报》，在创刊号上，张之洞同意发表由他署名的《强学会序》，意在为维新派造势。不久，北京强学会因遭弹劾被封闭，张之洞恐牵连到上海强学会，劝其停止活动，暂避锋芒。第二年，他已经回任湖广，仍然支持梁启超、黄遵宪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并捐助500两。

　　对于维新派中地位仅次于康有为的梁启超，张之洞也予以格外的礼遇。他曾亲笔写信给在上海主办《时务报》的梁启超，礼貌地称这位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晚辈为“卓老”（梁启超字卓如），邀请他来武昌盘桓数日。张之洞对梁启超优礼有加的原因，是想将梁挽留幕府，借其生花妙笔为自己宣传。梁启超明白，张之洞思想深处与维新派并非志同道合，他对于维新派的种种友善举动，或多或少都包含着利用性质，因而以“沪上实不能离”为由，婉辞了张之洞的邀请。

　　张之洞对《时务报》的赞助和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主要表现在对《时务报》的干涉。这主要涉及有关学术流派分歧、政治主张分歧和有损张之洞个人声誉等方面。同时，张之洞还通过汪康年等人，在《时务报》内部对梁启超多方制约。汪、梁关系恶化后，梁愤而离职，《时务报》遂完全为汪康年等操纵，论调大变。粱启超与汪康年的交恶实质上是梁所属的康有为维新派集团与汪所属的张之洞洋务派集团之间本已存在的思想分歧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

　　不过戊戌政变发生之前，张之洞与维新派的思想裂痕虽已显露，但尚未发展到反目相向的地步。这与当时的形势有关。张之洞在大局未定，维新变法前途未卜的时候，他是绝不会在坚决反对变法、且掌有朝廷实际权力的后党和力图借助维新派力量争取执掌国柄、振刷朝纲的帝党之间，作出非此即彼的断然抉择的。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保持一种为双方都可接受的折中形象，将大有利于自己在仕途上更上层楼。他的这种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帝党认为张之洞是“言新者领袖”，将张之洞列为入廷枢以主持维新的首要人选，并准备调张之洞入京，只是因翁同龢从中作梗未果。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宣布实行维新变法的大政方针，正式启动后来被称为“百日维新”的变法运动。张之洞对此非常矛盾。从变法所采取的一系列除旧布新的具体措施看，与他的设想基本相同，而且“天下皆知张之洞本为新党”。因此，光绪帝如果在康梁维新派的推动和参与下变法成功，对张之洞的仕途应当是利好。但是，就在《定国是诏》发布的第4天，支持光绪帝引进维新派实行变法的翁同龢被慈禧太后指名开缺回籍。

　　翁同龢曾是光绪帝的师傅，现在又是光绪帝推行变法的主心骨。几天以后，反对变法的荣禄被授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京师军权。种种迹象表明，仍然掌握着朝廷实权的慈禧太后并不赞同皇帝的所作所为，如果变法失败，于张之洞的仕途肯定是不利的。张之洞在认准风向以前，于帝、后两者之间处于两难的抉择之中，决定暂时依违其间。百日维新期间，对于光绪帝接连而下的变法谕旨，他既不像湖南巡抚陈宝箴那样实力奉行，也不像两广总督谭钟麟那样顶着不办，而是随其所好，不紧不慢地办他几件，但不再有以往那种奉旨争言、遇事争功的热情。这期间，他听说袁世凯准备向光绪帝建议召他入枢主持新政，他马上去电力阻，实际是不愿意与风头正劲的维新派靠得更近。另一方面，对于慈禧太后的亲信荣禄受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立即去电祝贺，这是想与正在走红的权相重臣搭上关系，实际上也等于在向慈禧太后表示忠心。与此同时，张之洞又不失时机地设法将《劝学篇》进呈给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光绪帝详加披览后，下令各省督抚广为刊布。太后似乎也是看重持论平正通达这一点，对《劝学篇》赞赏有加。这样，依违于帝后之间的张之洞便有了进退有据、左右逢源的优势。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再度垂帘听政，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捕杀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等6人，通缉康有为、梁启超，陈宝箴一批地方和中央官员被革职、充军。从6月11日开始的“百日维新”运动失败，张之洞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安然无恙。

　　张之洞所以能够平安地渡过这场政治风波，不仅仅因为他写了《劝学篇》，划清了与康、梁们的界限，还因为他并不是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所要打击的对象。当然，张之洞能够有惊无险地渡过这场政治风波，与慈禧太后一向的特殊恩宠和眷顾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