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画传

5.庚子应变

　　1900初，山东、直隶一带兴起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最初是一种习武的民间秘密结社，有贴符念咒、降神附体等迷信仪式，起源于山东，迅速发展到了直隶，并且活跃于保定、天津和北京一带，声势浩大。义和团运动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也是各地人民反对外国教会势力斗争的继续。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打击外国教会势力，开展大规模的破坏铁路电线、焚烧洋货洋物的活动。他们不能将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很好地区分开来，从而把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一并发泄在与外洋有关的事务上。西方各国认定义和团是仇视外国人的乱民，一面限令清政府尽快将义和团消灭干净，一面以“保卫使馆”为名，派兵进驻北京。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慈禧太后对义和团面临着剿、抚两难的困境。

　　当太后对义和团剿抚两难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即力主剿灭。他认定义和团“实系会匪，断非良民”，“法所当诛”。当听说朝廷有人相信义和团拳术能御枪炮、灭洋人时，张之洞又认定“乱民不能保国，邪术不能御侮”。6月中旬，义和团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进入北京、天津，八国联军也自天津向北京进发。6月19日，太后决定向联军宣战。第二天，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陈义和团为邪教、为乱民、为土匪、为劫盗，应该坚决镇压，恳请朝廷一面电令驻外使臣向各国道歉，一面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他得知联军中以日军人数最多，同日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请他说服日本政府商各国暂时停止进攻北京。总理衙门的官员和南方督抚的反对意见，并不能阻止慈禧太后的宣战。6月21日，慈禧太后下诏正式向各国宣战。至此，张之洞等人阻止战争爆发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北方战火越烧越大。

　　在对联军宣战的同一天，慈禧太后下令要求各省招抚拳民，抵抗外辱。是遵旨投入战斗呢，还是抗旨按兵不动呢？张之洞又一次面临两难的窘境。按常理，身为太后的宠臣，又刚刚在两年前的戊戌风波中得到太后的关照，他应该站在太后一边，但这回他没有这样做。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力的人。对于太后的严谕，他联合南方各省督抚会奏朝廷，首先指出战争对中国非常不利，然后说沿江各省并无所谓拳会义民可招。他保证，如果各国派兵来犯，一定尽力抵抗，存亡与共。与此同时，他还奉旨抽调两湖10多个营的兵力，增援北方战场。张之洞的所言所行，既避免了“抗旨”的嫌疑，又为策划“东南互保”、使战争局限于北方地区而不至波及东南各省乃至全国埋下了伏笔。

　　当然，张之洞所以敢于“抗旨”，拒绝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发动拳会义民对各国作战，还在于他猜透了太后必无作战到底的决心，终归要停战求和。果然，宣战不到10天，太后即谕令清朝驻外公使向各国表示悔意，保证中国一定自行惩办义和团乱民，并竭力保护各国驻华使馆、在华洋人。太后态度的软化，更坚定了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策划“东南互保”的信心。

　　“东南互保”早在太后宣战前就已经开始策划了，宣战后更加紧进行。所谓“东南互保”，是指东南各省督抚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互相保证不使东南各省（后扩大至除直隶、山西、东三省以外的广大地区）燃起战火，处于非战争状态，前提是东南各省不发生义和团那样的“灭洋”事件，地方官有能力保护洋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张之洞迅速地处理了发生在湖北监利县螺山、天门县皂市、襄阳县和湖南临湘、湘潭等地反教会事件，并向各国保证，已出示晓谕百姓，严札地方文武，严拿会匪，不容滋事，保护华洋商民教士，当身任其责，不需要外国军队帮助。他深知英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巨大的利益，只要英国不带头派兵船进入长江，他国不敢轻入。因此，他召见英国驻汉口领事法磊斯，说长江流域，本人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力任保护，恐他国入江干预，请英水师在吴淞口外加拦阻，严密防范，自可相安无事，并致电驻英公使罗丰禄，向英国政府转达此意。6月22日，即太后正式宣战的第二天，张之洞倡议，以东南各省督抚的名义，直接致电驻外各公使，向各国外交部声明：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希望停战待和，同时强调目前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各国洋人均可勿庸顾虑。这一倡议得到除他的姐夫江苏巡抚鹿传霖以外其他各省督抚的附议。张之洞坚持定见，与李鸿章、刘坤一等联衔将此电分致驻日、俄、美、德、法等国公使转达各国政府，得到的回答几乎相同：停战难允，但长江一带如能力任保护，可不派兵。6月底和7月初，张之洞、刘坤一全权委托盛宣怀和余联元，与驻沪各国总领事具体商订互保章程。这期间，为避免突发事件影响了谈判气氛，他急电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切勿拦阻入江英国船只，说英国意在本国商务，上海已开谈判，英国偶派一、二兵轮入江或游或驻，意在给西人壮胆，安定人心，无关紧要，千万不要节外生枝。1900年7月3号，盛宣怀、余联元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定《东南保护约款》9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10条，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督抚切实保护，各口岸的外国兵船照常停泊；上海制造局火药库的军火，只限于剿匪和保护中外商民之用；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会上，各国公使保证，只要中国官员负起保护和平、维持秩序的责任，除北方以外的其他所有省区，就用不着担心他们的攻击。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维护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暂时保全了列强在南方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为打乱这种秩序埋下了伏笔。

　　当北方义和团进入高潮之际，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开始策划武装勤王，用发动武装起义解救光绪皇帝，以继续他在戊戌变法时期所未能完成的事业。具体负责这次勤王行动的是湖南的维新志士唐才常，康有为、梁启超负责海外华侨募捐经费。唐才常经人介绍，与孙中山见面商谈，希望与之合作。孙中山表示，只要康有为放弃保皇成见，不仅两派可以合作，而且可以推举康有为为领袖。

　　1900年初，唐才常在上海成立正气会，不久改名为自立会，筹组自立军，准备起兵勤王，并派人以武汉为中心进行军事准备。在自立军准备起义的最后关头，张之洞一反不干涉的态度，在英国人的配合之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发制人，在汉口英租界内逮捕唐才常等人，不久全部处决。康有为、孙中山两派联合，精心策划的自立军起义最终流产。张之洞在起事爆发前的陡然变脸，是他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之后作出的决断。原来，张之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自立军运动持不闻不问的“超然”态度，是因为北方政局不稳，慈禧太后得罪洋人，地位似乎岌岌可危，而在长江流域占有庞大势力的英国政府正力图策动地方督抚脱离亲俄的慈禧集团，因此对于自立军计划拥戴张之洞出面与朝廷“独立”，并未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采取的是静观时势发展相机行事的方针。而到了自立军起事前夕的7月末，形势已基本明朗。慈禧虽逃离京师，但并未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列强各国在义和团运动的沉重打击中领教到中国人民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坚强决心和反抗斗志，因而得出维持中国形式上的独立和统一，扶持一个傀儡政府，将比自己直接出面统治中国更为有利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自立军对英国方面已完全丧失利用价值，相反只会带来麻烦。张之洞正是看准了这一点，在取得英国领事同意后，采取行动，镇压自立军。不过就张之洞的本意，只是将自立军起事平息于发难之先，并不情愿大动杀机。特别是自立军重要人物唐才常、傅慈祥等人，都是自己的门生，而且如果深入调查的话，对自己非常不利，很有可能成为政敌的把柄。所以在向朝廷禀报此事的奏折中，除唐才常外，其余皆隐其名，显然是不愿张扬自立军骨干与自己的师生关系。在张之洞看来，自立军一旦起义，其他各地也会爆发人民起义，全国就会发生大动乱，而中国的自强只能在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前提下实施改良才能实现。

　　实际上，清政府在对联军宣战之时便准备着求和。果然，正式对联军宣战后，随即就有电召李鸿章来京的消息传出。李鸿章自从经手签订《马关条约》后即声名扫地，朝廷不便让他继续呆在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这个重要岗位上，先是借故让他到俄国和欧美游历了10个多月，避避风头，然后把他安排到远离政治中心的两广总督的位置上，但这并不是对他的惩罚，而是一种保护，因为太后和朝廷都明白，李鸿章在洋人眼里并没有因为签订了《马关条约》而掉价，仍然被各国视为有权代表清政府进行卖国谈判的第一人。在这方面，他有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优势。现在既然准备求和，就自然要想到远在南国的李鸿章。张之洞就敏锐地觉察到“现在我皇太后、皇上已电召李鸿章来京，必系与各国妥商办理，免致失和”。

　　李鸿章到北京后，正式谈判并没有马上开始。等到各国在继续支持慈禧太后的政府、不瓜分中国、惩办战犯和索赔数额这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一致以后，才于当年12月24日，面交《和约大纲》12条。张之洞从盛宣怀的来电中得知“和约大纲”12条内容后，认为其中“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各种器料，仍不准运入中国”一条对中国危害最大，等于解除了中国的武装，便立即致电朝廷和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请求在谈判中提出禁运军火应限定年限，制造军火的机器物料不应在禁运之列。后来，虽然这条未能删除，但明确为禁限两年。鉴于义和团事件由民教相仇而起，他又建议乘此谈判之机，与各国切商如何酌定教士、教堂限制，使教士不能干预地方公事，教民必受地方管束，还指出大纲中“遵奉内廷谕旨”围攻使馆及祸首“有日后指出，一律严惩”两句，应将“遵奉内廷谕旨”及“日后”等字删去，否则后患无穷，意在为太后开脱。最令张之洞不能容忍的是，朝廷明令张之洞、刘坤一参预商定议和条款，但在整个谈判期间，李鸿章“从不来商，但电奏后转知”，张之洞有所建言，也是通过朝廷采择转告，并不直接电达李鸿章，彼此心存芥蒂。在李鸿章看来，张之洞为官20余年，还是改不掉当年爱发空议论的书生习气。张之洞毫不示弱，不满于李鸿章的倚老卖老、听不进不同声音，抱怨同李鸿章说话比同外国人说话还难。有人据以撰写对联，上联为“香涛作官数十年，犹是书生之见耳”；下联是“少荃议和二三次，遂以前辈自居乎”。

　　张之洞确实越来越看不惯这位前辈了。张之洞与李鸿章的矛盾冲突，集中地反映在对俄国的态度上。八国联军战争期间，俄国派出17万大军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并于1900年迫使盛京将军增祺与之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规定俄军继续留驻，中国不得在东北驻兵，并拆除一切军事设施，东北行政官员的任用要经俄方认可，俄国在沈阳设总管一员办理交涉事宜等等。如果照此办理，东三省实际上成为俄国的独占殖民地了。但俄国知道，这个《暂且章程》是同中国地方官私下签订的，未经朝廷批准，还不具有法律效力，遂于当年年底主动要求与清政府谈判东三省问题。清政府指定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方交涉接收东三省事宜。俄方拿出私下与增祺签订的《暂且章程》，要求承认并推广至整个东三省，被杨儒拒绝。俄方又提出另议新约，但新约内容除保留《暂且章程》核心条款外，又增加对蒙古、新疆路矿权益的要求和修一条从东北直达北京的铁路等内容。俄国人一方面在谈判桌上给杨儒施压，暗中则通过驻京公使璞科第收买李鸿章，希望他能说服清政府批准画押。李鸿章蒙骗朝廷，说条约中“除蒙古、新疆路矿外，尚无甚纰谬”，同时电令杨儒“酌量画押”，如不同意后患无穷。但张之洞、刘坤一等力阻画押。后来经事实证明，中国拒绝画押，俄国也并未同中国决裂。张之洞借机猛烈反击，抨击李鸿章“大臣举动，不当如此”。多少年的积怨，多少次的忍辱，尽在这8个字之中。

　　虽然张之洞希望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来争回一点权益，表现出与李鸿章不同的态度。但是，张之洞不久就感到这次除了全部接受列强提出的所有条款，别无选择。议和有关的讨价还价，主要不在清政府和列强之间，而是在列强之间进行，清政府这次连讨价还价的权利也几同于无了。1901年9月7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在北京正式签订。屈于列强压力，清政府严厉惩处了当初主张对列强“宣战”的“罪魁祸首”，将载漪、载澜定斩监候罪名，发往新疆极边永远监禁，刚毅定斩立决，因已病故，免其置仪；英年、赵舒翘、载勋令自尽；启秀、徐承煜、毓贤正法。而对于筹划“东南互保”的张之洞、刘坤一等，则大加表彰，刘坤一赏加太子太保衔，张之洞赏加太子少保衔。直至张之洞死后，清廷上谕仍褒奖他于“庚子之变，顾全大局，保障东南，厥功甚伟”。

　　列强的征服对张之洞产生了极大的震动。他在发给刘坤一等督抚的电文中，表示必须痛改前非，力行新政，以求存活。

　　§§三 洋务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