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督鄂以前,武汉三镇的城市面貌基本上维持着传统的旧观。武昌、汉阳作为全省和一府的政治中心,稠密的民居和大大小小的衙门,被包围在高大的城墙之内。城内大街小巷纵横,尘土飞扬,只有少数铺上了青石板。汉口号称中国名镇,并且早在20多年前就开为商埠,有了英国租界,但上至硚口,下至一元路的一堵长11华里的城墙,使城市空间局促于城墙和汉水、长江之间的弧形地带。除英租界外,整个城市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没有电话,没有宽畅的马路,没有有效抵御洪水的堤防,没有近代建筑,也没有任何市政管理机构。
张之洞督鄂以后,武汉才真正开始了从传统市镇向近代城市的转变。在他任期的前10年即1889至1899年,一大批近代工业企业兴起于武昌江岸和汉阳龟山北麓汉水一带,不仅突破了老城墙的局限,扩张了城市空间,而且一幢幢高大的厂房和一座座高耸入云的烟囱拔地而起,无异于给这座传统市镇打上了近代的印记。而与之相配套的武昌堤岸和汉水堤岸的建设,以及武金堤、武青堤的重修和武泰闸、武丰闸的修建,大大提高了两地的防洪泄洪能力。他任期的后7年,即1900年至1907年,开始抓市政建设和城市规划。如1900年,武昌和汉口分别设立电话局,供官、商使用;从1902至1903年,武昌和汉阳、汉口相继设立警察局,负责社会治安、清扫道路和消防。1904年,连接武昌城内南北两区的蛇山隧道工程(俗称鼓楼洞)动工,由城内黄土坡(今首义路)经宾阳门(今大东门)至洪山宝通寺和出武胜门至青山的两条大马路均已完工,初步确定向东、向北发展的城市布局。1906年,张之洞又开始着手旧城街道的规划改造,规定今后三镇凡临街新建或改造房屋,无论铺面、住宅、公所,均应较原建基址后退3尺,倘有违反,虽修成以后亦必勒令拆除,永为定例,“以弭火患而卫民生”。
对于城市的功能,张之洞也有自己的构想。他将大部官营近代工业集中布局在汉阳沿汉水一线,显然是希望那里成为新兴的工业区。武昌自武胜门外至青山武丰闸沿江一带,包括武金堤外至江边,堤内1000丈以内地段,张之洞令江夏县派员履勘丈量,先行钉桩标出,“将来鄂省官设局所、农田、营房、马厂以及一切有益本省地方重要公事,需用甚多”,还奏准将与汉口铁路码头(粤汉码头)相对的徐家棚一带作为自开口岸,开设通商场,拍租地段,招商引资,“准各国商人不分畛域,杂居贸易,一律优待”,意在使这一地区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比较而言,张之洞更为关注和重视的,是作为商贸中心的汉口的市政规划与建设。
汉口古称夏口,原属汉阳县管辖的一个镇,设有同知,但一直没有管理土地人民的责任。自开埠以来,华洋杂处,事益纷繁。特别是芦汉、粤汉两铁路奉旨开办后,汉口尤为南北各省往来要冲,商贾辐辏,市面更盛,而汉阳县治与汉口中隔汉水,遇有要事,奔驰不遑,难以兼顾,也不利于汉口今后的发展。1899年1月19日,张之洞奏准将汉口从汉阳县中独立出来,成立夏口厅,将原汉口同知改为夏口抚民同知,划出原汉阳县辖汉水以北之地北至滠口横约120余里、纵约三四十里地方,拨归夏口厅管辖,以专责成,“事权既专,治理自易”。这一行政管理体制的变化,有力地促进了汉口的城市发展。
汉口东临长江,南濒汉水,西北为汉水故道演变而成的季节性湖沼。每逢夏秋水涨,低洼的市区便成泽国。1865年为防御捻军赖文光、张宗禹部进攻而修筑的一堵城墙,兼具防洪功能,使临江傍水的弧形地带得免水患,同时也限制了城区经济的发展。1904年,张之洞决定修筑后湖长堤:“汉口后湖一带地面宽广,春夏之际,江、汉盛涨,动遭浸溢,几同泽国。该处邻近铁路,若筑长堤以御水患,则堤内保全之地,即为商务繁盛之区”,并于当年秋水退落后即时兴工,于堤外开挖引河一道,上通即汉水,下通滠口,以开河取出之土为筑堤之用;涸出土地拨归官用,后湖长堤的修筑,到1906年渐趋完工,共涸出土地10万余亩,为汉口的商贸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大汉口初现雏形。这条长堤也被后人称为“张公堤”。
1905年,汉口设立马路工程局,首先修建大智门至玉带门之间的马路,又将后街马路延长至江边。第二年又拆除已失去防洪功能的汉口城墙,将墙基改建马路,上起六渡桥,下至江汉路,名为后城马路。同时,原城区旧有街道的加宽改建也在次第进行。马路的兴建和街道的改造,带动了民间建筑业的发展,造型各异的公馆、商铺、民宅、银行等近代建筑大量涌现,城市面貌开始改观。
随着市政建设的发展,城市公用事业开始启动。1906年,宁波商人宋炜臣等筹集商股300万元,张之洞助拨官款30万元,设立汉口既济水电公司。两年后,电厂、水厂相继投产,开始向市民供电、供水,并装设路灯。建筑于后城马路的水塔高40余米,成为当时汉口的标志性建筑。在此以前已经出现的出租马车、电报、电话、邮政、轮船等服务行业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与发展。
汉口城市面貌的变化,意味着投资环境的改善,必然吸引中外客商入驻汉口,促进汉口商贸事业的繁荣。到张之洞离鄂前后,汉口进出口的年贸易额,达到1.3亿两,超过沿海城市天津和广州,仅次于上海,被外国观察者称为“东方芝加哥”,成为中国内陆的最大城市。这一奇迹的出现,与张之洞的远见卓识和艰辛缔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