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画传

1.倡导新政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相继发生，清朝统治在一连串的严重冲击下更显得朝不保夕，岌岌可危。为了平抑国内舆论，取悦帝国主义列强，挽救统治危机，1901年1月，慈禧太后宣布变法，实施新政。

　　1901年，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具体筹划新政，委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荣禄、昆冈、上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麟为督办政务大臣，又委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参预政务大臣”①。督办政务处在参酌中外政治、制订“新政”规划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具体实施新政的主角却是“遥为参预”的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三个势力雄厚的封疆大吏。

　　刘坤一不久死去，张、袁二人便成为清末新政的扛鼎人物。

　　在内外大臣的变法条陈中，张之洞与刘坤一往返电商，在七八月间上的《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谨以整顿中法十二条折》和《遵旨筹议变法谨以采用西法十一条折》即《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影响最大。变法三折的形成，张之洞起了主要作用，刘坤一提出了若干细节性的修改意见，它实际上成为清末新政的实施大纲。在变法三折中，张之洞不仅指出人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性，还为朝廷治国开出两剂药方。张之洞认为治国犹如治病，必须先调其饮食，安其脏腑，引其气血，去其腐败，然后才好对症下药。一方面，要整顿变通中法之弊，如破常格、停捐纳、裁绿营、简文法等，另一方面，要广泛学习西法中有用的东西，如广派游历、练外国操、劝工艺、修农政等。清政府后来实行新政中的许多措施正是来源于这些建议，这里仅以矿务章程的制定为例。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被迫进一步对外扩大开放，各国不仅开始直接在华设厂制造，而且注目于中国广大的铁路投资利益和丰富的矿产资源。1898年，清政府设立矿务铁路总局，随即颁布《矿务铁路公共章程》，试图规范对矿务和铁路的投资管理。由于出台仓促，很不完备，章程中的许多条款对于外资并无多大的约束作用，因而不利于路矿主权的维护。《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染指中国路矿权利的欲望更加强烈，张之洞、刘坤一颇感忧虑，《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即提出中国应制订矿律，以进一步规范政府对矿业的管理，使中国自然之大利，不至为中国无穷之大害，主张广泛采择各国有关条例，制定一部适合中国国情的矿业法规。

　　1902年，朝廷谕令张之洞、刘坤一主持制订新的矿务章程。不久两江总督刘坤一病逝，担子就落在张之洞一个人身上。他利用署理两江总督的机会，派人在上海设立编译局，延聘中、外译员，采集并翻译各国矿务章程，又致电驻各国公使译寄各所在国矿章，开始编译工作，择要编辑成12本矿律矿章资料，并延请在上海的英国矿务师布卢特拟订矿章初稿，又经华洋各员校勘和留学回国的法科毕业生复核，最后由张之洞逐条详细斟酌修改定稿，前后历时3年多。矿务章程共有正章74条和附章73条，共147条，比前面提到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的32条要完备和细密得多，内容包括矿务的管理机构与职掌，对已开之旧商和请开之新商的限制、矿质的分类、地面权与地腹权的划分、矿地作股、执照请领及其限制、矿界年租及缴租期限、矿税等差及缴税期限、矿商应遵之禁令、矿地树木和水道的管理、外人合股办矿的限制与处置、矿工权利与义务、矿警职责与权限等，都有明确的规定。该章程的主旨在于维护国家的矿务主权，如声明矿产为国家所有，“开采之权属之国家，无论官办、民办或华洋商人合办，均以奉官局批准为度”，对外商在华办矿，要求其首先保证“遵守中国法律”，并且必须与华商合股，“以各占一半为度”，“断不准其独自开采”。矿章还对英、美、法、德等国商人在中国申请办矿的矿地最大面积作出限制，如规定英国：第一、二、三等矿地，分别限制在400、200、100英亩之内；美国：个人所请矿地不得过20英亩，8人以上共同申请，不得过160英亩；法国：自20英亩起，至多以6方里为限；德国：11英亩至220英亩，等等。1907年，中国《矿务章程》被朝廷批准，公布施行，这是张之洞继主持制定的各类学堂章程之后，又一部与国际接轨并针对一个行业（矿业）的国家级政策性法规。它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虽然并不足以完全阻止各国对中国矿产的掠夺，但它比较鲜明地体现了维护矿产主权的国家意志，仍然是难能可贵的。

　　从1901年到1906年，清政府先后发布一系列的命令，陆续推行新政。在政治方面，改革官制、整饬吏治、修订法律；在经济方面，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改革财政；在军事方面，改革军制、编练新军、创办巡警；在文教方面，废除科举、改革学制、兴学育才。张之洞除了在湖北积极推行新政之外，又在废除科举和赞同预备立宪方面起了主要作用。

　　科举制度的废除是清末新政的一件大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清末开始出现的新式学堂的发展受到科举制的严重影响，学堂的不少学生仍然以科举考试为目标，不安心在新式学堂里学习新的知识。

　　为了加快新式学堂的发展步伐，张之洞多次奏请递减科举。1906年9月2日，张之洞会同袁世凯等大臣再次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在众多封疆大吏的请求下，清廷终于下令停止科举考试。至此，从隋朝起在中国实行的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完全废除。

　　在废除科举制度的同时，张之洞还致力于新的教育体制的确立。受朝廷委托，他和张百熙等组织有关人员，分门拟定《学堂章程》，于1904年1月颁布实行。这是中国第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推行的新学制，因为这一年是癸卯年，所以又称癸卯学制。新学制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其中蒙养园（幼儿园）四年，初等小学（7岁入学）五年，高等小学四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一级共五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分科大学堂三年到四年。癸卯学制对近代中国学校教育组织形式的影响极大，成为了清末民初新式学校教育制度的蓝本。

　　相关章程还有各级《师范学堂章程》、《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各学堂管理章程》以及《学务纲要》。

　　1905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随即开始进行官制改革，由慈禧太后最后裁定新官制案。中央官制改革旨在集权于满族权贵，原有内阁、军机处照旧，增加了一些部院；地方官制改革旨在削弱督抚的权力，司法独立。由此引发了以岑春煊等为代表的“清流”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浊流”的激烈政争。

　　岑春煊出身官宦世家，因有慈禧支持，在各地为官期间不惧权贵，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尤其是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但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亲王奕劻，自此岑春煊便联合军机大臣瞿鸿与庆亲王、袁世凯等人展开党争。在任期间，他严肃吏制，建立警察制度，一举弹劾40余名官员，人送绰号“官屠”，与“财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岑春煊和瞿鸿对奕劻和袁世凯等“浊流”招权纳贿十分不满，但结果是“清流”遭到打击。袁世凯也遭到慈禧的疑虑，于是她开始扶植其他亲贵和重臣来制约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从而寄希望于张之洞。

　　9月，张之洞接受慈禧的“召对”，即对立宪表示了十分积极的态度，主张尽快实行宪政，提出“立宪实行，越速越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在此之前，张之洞在立宪问题上是比较谨慎的，而这次却主张实行立宪，越快越好，几乎到了急不可待的地步。

　　张之洞不仅主张尽快立宪，而且提出了设立“民选议院”的主张。在1907年，朝野关于设立“民选议院”的呼声越来越多，御史徐定超、陆宝忠，给事中忠廉，湖南即用知县雄范舆、法部主事沈钧儒都纷纷上奏请设“民选议院”。

　　张之洞在此时提出设民选议院，虽然不算有新意，但是，由他这样地位的重臣提出，就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自张之洞表态支持迅速立宪后，清廷也确是作出了加快立宪的姿态。1907年9月20日，宣布在北京设立资政院，作为预备议院基础；10月19日又命令各省督抚在省会设立咨议局，作为地方自治的基础。咨议局和资政院分别于1909年10月和1910年10月正式开议。但是张之洞还未等到它们的正式开议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