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画传

2.入主军机

　　军机处是清朝统治集团特设的辅佐皇帝的政务机构。入选者为军机大臣，无定员，最多时可达六七人。其职责为每日觐见皇帝，承旨办理军国要务，用面奉谕旨名义对各部门、各地区发布指示。从此内阁被架空，军机处成为实际上的皇权执行机构。军机大臣均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中选拔，其领班者实为首相，一般称“首辅”。光绪末年行新政，设政务处，仍以军机大臣领督办事。自清朝开国以来，入军机者人数寥寥，且多为满族亲贵，汉人进入军机处者，更属凤毛麟角。

　　“东南互保”发生之后，慈禧太后便有意调张之洞入参军机，有着“一石三鸟”的想法。既可利用张之洞卓越的行政才能以固朝纲；又可以此举调节因“庚子事变”而恶化的与列强特别是与英国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将张之洞从其经营十数年的湖广调离，可防止其尾大不掉，与朝廷分庭抗礼。张之洞知悉此中奥秘，力辞不就。1907年，清末新政进入“预备立宪”阶段，朝中办事大臣匮乏。满蒙权贵庆亲王奕劻等营私有术，治国无方。汉族枢臣李鸿章去世已6年，继任者王文韶、瞿鸿等的经验、声望、能力都不能望李鸿章项背。满清贵族统治集团急需物色新的汉族官僚代表充实权力中枢，笼络人心，推行新政，延续统治。

　　张之洞、袁世凯因新政实绩和威望，成为首选。

　　不可否认，此时慈禧太后调张之洞入京，仍包含猜忌、控制之心，但新政又必须依仗张之洞为代表的汉族官僚集团势力，方有推行的可能，这已为中外、朝野所公认。

　　在这种情况下，张之洞不再拒绝入参军机，名正言顺地进入清末权力中枢。

　　正在这一时期，奕劻参劾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瞿鸿企图推翻戊戌成案，归政光绪。瞿因此免官，被遣回故里，协办大学士空缺。

　　1907年6月21日，张之洞被授予协办大学士。7月23日，又授为大学士，仍留湖广总督之任。27日，着充体仁阁大学士。8月10日，谕张之洞迅速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9月4日，补授军机大臣。10日，张之洞交卸湖广总督篆务后渡江至汉口，乘火车于12日抵京。

　　15日即进入军机处办公；22日奉旨兼管学部事务。这一年，张之洞虚岁71.张之洞调到北京之时，湖北省学界筹款在原黄鹤楼附近建风度楼，以表纪念。楼建成第二年，张之洞致电湖广总督陈夔龙说：“黄鹄山（即蛇山）上新建之楼，官名‘奥略楼’，取晋书刘弘‘恢弘奥略，镇绥南海’语意。此楼关系全省形势，不可一人专之，务宜改换匾额，鄙人即当书寄”，于是风度楼改名奥略楼，挂上了张之洞亲手书写的匾额。张之洞以步入古稀之年，登上朝廷权臣极峰之位，心情可谓一言难尽。其中既有对慈禧的知遇感恩之情，又有“受命于危难之间”，挽大厦将倾，拯神州陆沉的暮年壮心。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心绪困扰之下，张之洞为挽救一个腐朽的王朝、一种衰败的制度而耗干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作为清朝最高领导层的核心成员，张之洞除了每天入值军机处，讨论和决策内政外交方面的重大事项外，还要分管学部事务。张之洞当时被誉为“通晓学务之第一人”，要他分管学部，固然是用其所长，但以军机大臣分管某部事务，似乎在清朝历史上少有这样的先例。他为此上了一道谢折，说学部为教育之统宗，人才之枢纽，表示将随时会同学部诸臣认真整顿。

　　在分管学部事务期间，张之洞进一步普及和完善近代学校教育制度，加强基础教育，并逐步使学校教育走上正规化；修订中学堂课程，并奏准中德合办青岛特别高等专门学堂，这是在中国国内创立的第一所中外合办的高等学堂。

　　光绪帝因推行“百日维新”被幽禁后，朝政由慈禧太后主持。1908年6月，朝廷正式向各省督抚通报光绪帝病重，希望各省举荐良医为光绪帝治病。张之洞荐请湖北名医吕用宾进京，“用宾请脉出，言虚损已甚，惟进清补之剂而已”。实际上光绪帝自上一年秋间已起病，什么药都吃过，只是不见效果，看来是病入膏肓，无药可治了。本年夏间，慈禧太后也病了，“时有眠食失宜”，但仍强撑着处理朝政。到了11月11日，同时传出皇帝和太后病皆垂危的消息。第二天，太后授醇亲王载沣为摄政王，并令其子溥仪入宫内教养，这是在给光绪帝安排后事。14日，光绪帝“驾崩”，终年38岁。太后令摄政王监国，以3岁的溥仪为新皇帝，军国大事均由其父摄政王载沣裁定。15日，慈禧太后“驾崩”，终年74岁。由于皇帝和太后死的时间仅仅相隔一天，如此蹊跷，一度引起“人情疑惧”。好在太后临终前已经做了安排，因而并没有引起皇室的震动。据说太后在作上述安排时，只征求了两个人的意见，一位是军机大臣世续（满人），一位就是张之洞，因而他也称得上是顾命大臣了。

　　在皇权专制时代，最高统治者突然去世，最易引起朝局乃至整个社会的动荡，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就在皇帝和太后死去没几天，安徽革命党人熊成基便率领新军一个营发动起义，攻打省城安庆，但很快被平息。25岁的摄政王载沣惶恐不安，准备调兵入卫，张之洞不以为然，说这样会造成人为的紧张气氛，给人以天将大乱的错觉，不利于人心和社会的稳定，建议让度支部（财政部）放款维持市面，平抑物价，以安人心，同时命令各省督抚、盐政、织造、海关各衙门停止一切例行供献，“即食物亦不准呈进”。这些措施的实行，使一度动荡的社会局面得以平静下来。

　　作为顾命老臣，最让张之洞烦恼的是怎样保持朝局的稳定。朝局稳定的关键在于调和满汉大臣之间的关系，调和满汉的关键又在袁世凯一人。袁世凯因在“百日维新”中背叛光绪帝而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因在义和团运动兴起时屠杀山东义和团而得到洋人的垂青，又因李鸿章临终前的极力推荐而当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特别是他手中还掌握着六个镇（师）的北洋兵力，再加上被他贿买的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的援引，一时成为继李鸿章之后最大的汉族地方实力派官员，炙手可热。他身兼商务督办大臣、电务督办大臣、练兵处会办大臣、外务部尚书等数职，并与张之洞同时进入军机处，权倾朝野，自然引起满洲王公贵族的警惕。1906年，朝廷决定实行预备立宪，宗旨是“大权集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并首先实行中央官制改革，使中央权力大都集中于满洲贵族之手，一批少壮派八旗子弟如铁良、载泽、荫昌、载振、溥良、溥颋等进入中央政权，开始限制和削弱袁世凯的权力。不久，袁世凯被免去一切兼职，并将他的北洋6镇中的4个镇，划归铁良为尚书的陆军部直辖。接着，准备实行地方官制改革，借以削弱地方督抚的权力。铁良扬言：“立宪非中央集权不可，实行中央集权非剥夺督抚兵权、财权，揽于中央不可。”当年慈禧太后当权，还深知满汉合作的重要，竭力调和满汉，唯才是用。现在年少气盛的载沣监国摄政，又受到一批怀有强烈排汉情结的少壮派的包围，他将如何处理呢？张之洞忧心忡忡。载沣是光绪帝载湉的亲弟弟，他的第一个清除对象，自然是当年出卖他哥哥的袁世凯，这也是少壮派亲贵们的共同心愿。袁世凯也意识到将有血光之灾，杀身之祸。他连夜派徐世昌求救于张之洞。于是，张之洞向摄政王载沣和隆裕皇太后力言袁不可杀，说老太后和皇帝刚刚去世，小皇帝刚刚登基，朝廷就开始诛戮大臣，绝非国家之福，杀一袁世凯事小，失天下民心事大，这是为朝廷着想，并非可惜袁某的一条命。经过张之洞这一番开导，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才放弃处死袁世凯的念头，改为将其“开缺回籍养疴”，理由是他“患足疾”，腿脚不灵，根本不提过去的恩恩怨怨。袁世凯逃过这一劫，连夜出京，回到老家河南，隐居于彰德的垣上村，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