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画传

3.老臣谢世

　　张之洞天生没有一副好身躯，生下来时尖嘴猴腮，弱不禁风，而且爱啼哭。长到十三四岁回老家南皮县去考秀才，身材矮小得像个刚10岁的小娃娃。张之洞又从小养成挑灯夜读的习惯，从政后也习惯于夜间处理公务，或找人谈话。第二天白天照常上班，有时不免犯困。他又是一个办事认真，事必躬亲的人，重要一点的奏疏、公牍、电报，都要自己亲自动笔，忙起来废寝忘食。

　　常言道：“人过四十无好汉”。40岁以前，张之洞虽偶有小恙，不用汤药，休息二三日也就挺过去了。出任四川学政时，三十六七岁的张之洞在寒冬腊月去川东监考，颠连跋涉，何等的艰难险阻，都没让他那瘦小的身躯趴下。几年之后，他出任山西巡抚，开始给人写信喊累叫苦。离开山西时，他已是劳顿过度而心忡气喘，拖着病躯，带着药饵，匆匆赶路，走到直隶获鹿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这一年他47岁，应当年富力强，可是看上去已经像一个须发多白的老头了。随后出任两广总督的5年，更使他心力交瘁，须发皆白，疾病缠身，曾5次请病假，3次请求辞职，说明瘦弱的身躯已不堪重荷。他当时患有肝郁、气痛、怔忡、眩晕等症，其中肝郁、气痛属于肝脾不适，怔忡、眩晕属于血压过高。接着任湖广总督、兼署两江总督近20年，老病没有见好，成为痼疾，又新添了老年哮喘、疮症，还因为骑马摔坏腿，走路都要人搀扶。当年，71岁的张之洞就是带着这样一副“病躯”来到北京的。

　　在清王朝内政外交陷入困境之时，满族亲贵的专权腐败也愈演愈烈，张之洞目睹国事日非，无可挽回，怀着绝望的心情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张之洞虽然身为“顾命大臣”，德高望重，表面上受到载沣的礼遇，但实际上载沣遇事并不采纳他的政见，也不接受他的建议。无所主张，使张之洞更加显得孤掌难鸣。

　　4月以来，摄政王载沣自为陆海军大元帅，同时任命他两个亲弟弟载涛为训练禁卫军大臣，载洵为筹备海军大臣。张之洞认为他的这两个弟弟刚20出头，既无经验，又无能力，不能担当如此重任，应当从有治兵经历的督抚大员中去选任，但是摄政王不听。陕甘总督升允奏陈立宪利害，并以辞官来表诚心，张之洞认为升允所言虽然有些过头，但他在旗员中究属耿直正派，人才难得，应当挽留，载沣又不听，竟同意他辞官。

　　5月底，津浦铁道总办道员李顺德等因营私舞弊为给事中高润生所劾，被革职，并以吕海寰失于觉察而开去督办铁路大臣，载涛、载洵乘机荐举唐绍仪代之。摄政王载沣就此征求张之洞的意见。张之洞以违背民意来劝他改变主意，载沣却坚持己见。张之洞指出这样不顾民情可能会激起民变，载沣则满不在乎地回答“有兵在”，还是不听张之洞的忠告。张之洞听到这样的“亡国之言”，不由得病情加重，三天都没有去办公。从载沣的“有兵在”，张之洞看出一个迷信武力的暴君必然会不顾舆情而倒行逆施。

　　他哀叹清朝国运已尽，忧虑朝廷不保。两年后，载沣下令悍然宣布大拂舆情民心的“铁路国有”，终于导致清王朝的灭亡。张之洞不幸言中。

　　几件事下来，张之洞更加不舒心，病情也陡然加重。7月20日，他向朝廷请假5天。之后，张之洞即不再上朝，一再续假。在病榻，他还代学部起草了筹建京师图书馆的奏稿。9月以来，张之洞肝胃痛日剧，饮食减少，呕吐不断，延请中外医生治疗，不见病状缓解，自知病入膏肓，于是开始拟定《遗折》。10月4日，即张之洞生命的最后一天，摄政王载沣前往探视，被肝痛折磨得面容憔悴的张之洞抱着一片忠心，希望载沣正视清王朝面临的危局，痛下决心，革除积弊，以图振作。然而，在这位弥留之际的老臣面前，载沣并没有询问国政大事，仅仅是一般性的例行探视。他对张之洞说：“中堂公忠体国，有名望。好好保养。”张之洞寓意颇深地说：“公忠体国，所不敢当，廉正无私，不敢不勉。”老臣临终的规劝并没有打动年轻的摄政王。载沣告辞后，张之洞感叹说载沣最后还是不能领悟自己的苦心，看来国运已尽了。

　　当日下午，久病卧床不起的张之洞突然坐起来，下床换衣后又躺下，这时全身汗流如雨。张之洞告诫守护在病榻前的诸子：“诫以勿负国恩，勿堕家学，勿争财产，勿入下流，必明君子小人义利之辨”，并叫他们一一复述，纠正他们的错误，随后又命他们通读《遗折》，诸子边读边泣，最后已经哽咽不能成声。张之洞含泪安慰他们说自己没觉着怎么痛苦，接着又说：“吾生平学术行十之四五，治术行十之五六，心术则大中至正。”语毕，又命整理衾褥、衣裤，用纸拂拭须髯。不一会儿，一代名臣张之洞撒手人寰，驾鹤归仙，终年72岁。3天后，清廷发布上谕加恩予谥文襄，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第二年，灵柩归葬故乡南皮。

　　§§结语 世人评说

　　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盖棺论定，但对张之洞的评价，在他生前死后，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是盖棺而论未定，不论是新派人物还是旧派人物的评价，都像张之洞这位新旧过渡时代的人物一样，存在过渡时代的色彩。时人曾有一番议论，说张之洞比先人新，比后人旧。十年前谈起新政，谁都把张之洞挂在嘴边，近年来谈起守旧派，又把张之洞挂在嘴边。赞赏张之洞的人，说他是改革之元勋，攻击他的人则说他是假装支持宪政的伪君子。其实虽然赞颂他的有些言过其实，攻击他的也不够实事求是。而今满朝大臣，能和“一新一旧”的张之洞并驾齐驱的还有谁呢？

　　张之洞自己曾说，自己任地方大员25年来，只有在山西的两年公务比较简单，此外没有哪天不是处在荆天棘地之中：大部分所办之事情都不是政府想办之事，所用之钱也不是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也不是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为了救国强国，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作为清王朝的“忠臣”，可以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直到他离开人世之时，他一生为之效力的清王朝，却已经危机四伏，死期将至了。

　　张之洞死后两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制度寿终正寝。清王朝之所以迅速垮台，有多方面的原因，张之洞生前竭尽全力推行的新政，也成为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在武昌成功不仅是因为武汉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张之洞二十年来苦心经营武汉的结果。当时的武汉，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的金融，可供军用；有枪炮厂可供武器装备。张之洞成立的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成为革命的主力；而领导革命者，又多是张之洞所培植的学生。因此湖北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条件都比其他省优越，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些都是张之洞始料不及的，可谓是种豆得瓜。

　　就张之洞的主观愿望来说，这个结果的确是走向了他所期望的反面；可是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来说，却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张之洞仕途青云直上、有惊无险的独特道路，铸就了其独特的政治性格。他既“善趋风势”又颇具“书生习气”；他倾心办企业，却无意积聚私人资本去当资本家，而总以封建清官自律；他崇尚西方科学技术、钦羡西方政治制度，而又恪守封建名教纲常和保存国粹；他保持“清流”遗风又相对讲求实际，等等。在他身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特质杂糅并存，他是一个具有矛盾二重性的两栖人物。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提出的，张之洞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复杂的过渡型人物。应该说，这种过渡是中国近代社会演进的缩影。正如中国近代社会由封建主义向半封建半殖民地演化、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张之洞也是一个由封建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而未到达彼岸的人物。他一生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方位，其性格特征是政治上趋新、经济上敏感、军事上开明和文化上恋旧。趋新、敏感和开明驱使他去追逐时代发展的潮流，因而出现了多方位的“过渡”；但文化上的恋旧又注定了他最终不能转化成为资产阶级。他的思想总是陷在趋新与恋旧、变与不变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心态贯穿其一生。他始终在寻觅一条折中新旧、调和中西之路。

　　张之洞从科举及第到去世，走过了47年的仕宦生涯。他的活动范围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及学术等领域。他集封建官僚、近代企业巨头、军事家、教育家与学者于一身，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兴革，都留下了张之洞的足迹和身影。

　　张之洞与晚清的其他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不同，他不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家，继而成为拥有实力的洋务大吏，而是靠摇笔杆子起家，以“清流”得宠而名噪朝野，又不失时机地向洋务派转化，大办企业，充当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奠基人。1890年，在汉水和长江交汇处的汉阳龟山北麓，一项巨大的工程开始破土动工，东方第一座近代钢铁厂——汉阳铁厂将在这里拔地而起。1894年，它建成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还早了7年。当时一位日本人万分惊奇地描述了汉阳铁厂的雄伟：“登高下落，使人胆裂：烟囱占起，矗立云霄纵横，密如铁甲；化铁沪之雄杰，碾轨床之森列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纪中国之雄厂耶？”作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创始人，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留下了开拓的足迹，也留下了历史的启示。他在湖北精心构建的工业体系，不仅对湖北的工业化发展，而且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说，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工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张之洞一生倾心兴学育才，成效卓著，成为洋务运动后期的重要首领。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链条中，他不仅以后期洋务首领而著称，同时又是维新派的同路人、东南互保的盟主、清末新政的主角等。对外态度上，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心，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前提下，竭力调和中外矛盾和利用均势是其外交思想的主要方面。

　　时人曾言，张之洞“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风气，而求为风气所转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