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再论窑外销陶瓷
邛窑，是四川成都平原及川西南地区的一个瓷窑系，因邛崃市南河十方堂窑、固驿窑最先发现，又最具代表性，故名“邛窑”。邛窑以烧青瓷为主，始烧于东晋，发展于隋，兴盛于唐、五代，衰于南宋中晚期，持续时间长达9个世纪。它最大的贡献，在隋时，受到长江下游越窑的启迪，率先创烧成功褐、黑、绿的多色高温彩绘瓷，并对此后的唐三彩及长沙窑的高温彩绘瓷均有极大的影响。
凡研究或热爱我国古陶瓷者，均知自唐始，尤以中世纪的8—10世纪时，我国的越窑、唐三彩、长沙窑、邢窑白瓷就以新兴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远销到西亚、东非及东南亚领域。“经历了千辛万苦，沟通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从而成为中世纪以来深受世界人民所喜爱的贸易商品”。中世纪时，亦是邛窑的兴盛繁荣时期，长沙窑、越窑、唐三彩是外销贸易瓷的代表，那么邛窑陶瓷是否也有外销呢？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笔者已有论述陈丽琼：《邛窑与铜官窑的关系及邛窑可能有外销》，载《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但由于当时材料有限，论据尚欠充分，现我们根据长江三峡及邛窑的新发现，进一步与唐三彩、长沙窑、越窑对比研究，认为邛窑陶瓷在唐代是可能有外销瓷商品。兹阐述于后，并请各方学者与爱好者不吝指正。
（一）概述邛窑三彩特点
邛窑以烧青釉瓷为主，至隋首先发明创烧了高温三彩陶瓷，自此后即兼烧多色彩绘瓷，被世人称为“邛窑三彩”。邛窑三彩的特点，在初创期是采用黑、褐、绿三色或两色在青釉或米黄白色与灰白色釉上进行彩绘，主要纹饰是：用联珠圆圈纹、墨线圆圈纹，相互穿插构成几何纹；或以芳草纹与圆圈纹、联珠纹构图，纹样组合简雅。这种纹样在某些方面有似于织锦中的“球路纹”，与古代波斯经常使用的联圆纹和联点纹相似。唐代是邛窑成熟与辉煌时期，除沿袭隋之圆圈联珠纹外，在色彩上，由褐、黑、绿演进为以黄、绿、褐、蓝、白数色进行彩绘，但以黄、绿、褐三色为主，偶有红色斑块纹饰。纹饰组合有以黄、绿、褐三色彩绘的芳草纹、卷草纹、祥云纹、宝相花纹；或祥云与芳草纹、芳草与竖条连点纹组合，可更多而广泛的是随意挥洒点染的斑块与散点纹。斑块纹有的呈圆形、桃尖形和不规则的条形，色彩上有褐色与绿色组合，绿色与黄色组合，散点形以绿色为主。至五代时，邛窑纹饰更加丰富，点彩技术更为成熟。此外，邛窑还以三彩或两彩随意点染于人物或动物的面部与身躯。烧成温度在1270℃±2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邛窑还有低温三彩，低温三彩多在黄釉上施褐、绿彩或模印纹饰。高温三彩胎多灰黑色、黑红色、红褐色、黄褐色，少数为黄白色或灰白色。露胎部分绝大多数呈深浅不同的黑红色，黄白色极少。低温三彩有红胎、白胎，露胎部分呈砖红色或黄白色。两者均饰釉下饰白色化妆土。
（二）邛窑与唐三彩
唐三彩，约起源于初唐或盛唐时期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唐三彩》，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种低温陶器，烧成温度在700℃—800℃之间，其釉色有黄、褐、绿、蓝、白等色，而以三色为主，故称“唐三彩”。它不是在青釉或单色釉上彩绘，而是以三色点染，色釉相互浑融，流釉明显，是一种陶器。生产的产品，实用器较少，主要是冥器，但一般瓶、钵、罐、盘、杯碗等均属常见。它的三彩鸭、鹅形杯与邛窑的鸭、鹅形杯多相似，只是质地不同而已，又如邛窑三彩面具、三彩器物盖以及五代时期的三彩盂，如不仔细辨别，很可能将邛窑误认为唐三彩，唐昌朴先生所著《邛窑彩釉的兴起及继承问题》唐昌朴：《邛窑彩釉的兴起及继承问题》，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北方唐三彩是受南方邛窑的影响，并推测是武则天将四川的邛窑三彩带到了中原去的，由于武则天的喜好和推举，故在武则天掌权以后，京、洛三彩著称于世。笔者亦赞同这种看法。
（三）邛窑与长沙窑
长沙窑兴起于“安史之乱”之际，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长沙窑亦是在青釉上进行彩绘。两窑都采用含铁量较高的黏土做胎，胎之表面多施一层白色化妆土，高温烧成，纹饰内容丰富，凡邛窑有的联珠纹、联圆纹、芳草纹以及褐色、绿色的斑块纹、条形纹等，长沙窑皆有，且变幻丰富胜于邛窑，尤以长沙窑题诗装饰，及彩绘山水人物画更为邛窑所不见。邛窑虽早于长沙窑一百多年，在纹饰上不如长沙窑绚丽，但从大的风格看，相似之处亦很迷人。如邛窑和长沙窑在唐代均盛行绿色乳浊釉，邛窑乳浊绿釉始于南朝晚期或隋初，比长沙窑早两个世纪左右。另外“邛窑与长沙窑的陶工们首先发现了铜红釉，有意识地进行了试验，并传之于世，所以红铜釉彩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张福康：《邛崃窑和长沙窑的烧造工艺》，载耿宝昌等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纹饰上，长沙窑擅长用模印的单件人物与动物纹贴附于执壶或罐之显眼处，而邛窑则施褐色或黄色斑块配饰，这是两窑的不同。而邛窑的黄色斑块彩饰，长沙窑至今未有发现。关于碗的装饰，长沙窑最擅长在碗内进行彩绘，邛窑虽有彩绘但不及长沙窑广泛与丰富，而邛窑擅长在碗、盘内模印宝相花与昆虫组合，长沙窑则不多见。在造型上，长沙窑在唐代执壶的短流上几乎全为八棱或六至十棱不等，至五代才始有管状流，邛窑在唐代虽有八棱短流，但绝大部分均为管状流。碗的造型，长沙窑底足主要为玉璧底与环形圈足，而无饼足。邛窑虽有玉璧底，但绝大多数为饼足，到五代始有环形圈足和圈足外撇。在烧造工艺上，长沙窑是一匣一器，内底光洁无疵，露胎处主要呈黄白色。邛窑是一匣多器装烧，碗内多有五个不等的垫烧疤痕。露胎处主要呈深浅不同的铁红色。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而共同点仍是较多，关系密切。邛窑与长沙窑所产器物在造型、装饰方法上多相似，如邛窑瓜棱形红彩水盂，长沙窑亦有此类器物传世，又如邛窑与长沙窑所产之壶，均用褐色斑块或条形纹在壶身进行装饰，正如冯先铭先生所言：“邛窑与铜官窑（即长沙窑），两窑所烧的瓷器基本上差不多，青釉褐斑、绿斑的风格一样，轮旋方法上也相同，这些特点不是偶然的相合，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冯先铭：《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载《文物》1960年第3期。这密切的关系是什么呢？应是长沙窑继承发扬了邛窑的先进技术，又优于邛窑，有别于邛窑。
（四）邛窑与越窑
越窑历史悠久，是青瓷的创造者。从原始青瓷到成熟的优质瓷器都是它的发展与创造，并于三国晚期首先以釉下褐彩绘制人物、山水与几何图案于瓷器上，是最早突破单一青瓷的先驱。发展到唐五代是它的极盛时期。邛窑是在它的传播、启迪下产生的，还在某些方面继承发扬了越窑瓷器，如三国晚期的釉下褐彩，邛窑即在它的基础上于隋代创造发明了釉上釉下的高温褐、黑、绿多色的彩绘瓷。邛窑由于原料差，胎釉的纯净亮丽，造型的端庄丰富始终不如越窑。但由于市场经济竞争激烈，邛窑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克服自身原料的弱点，除大力美化邛窑三彩外，还奋力追仿越窑的刻画、模印纹饰，故在唐五代邛窑模印纹表现极为卓越。恰似冯先铭先生所言：“邛窑瓷器上林湖越窑式花纹很多，还有印花鹦鹉小盒，海棠式杯等”冯先铭：《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载《文物》1960年第3期。、20）。又如邛窑唐代绿釉印花三出三瓣莲花纹盘、三出二重仰莲纹花间蝴蝶飞舞印模，刻画之细腻、构图之严谨、写实之生动，虽不言是空前绝后，至少时至今日仍是绝妙的融艺术与实用于一体的杰作。再如越窑五代时的“已”字杯的造型和模印莲花纹杯，与邛窑内绿釉，外黄釉，内印二重莲纹杯相似，论其纹饰之优美清晰，胎体之细腻似有胜于越窑童兆良：《上林湖越窑单子款》，载《2002年越窑国际学术会讨论专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邛窑五代的五瓣莲纹印模，背有铭文“乾德六年（公元924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不仅展示出邛窑印花纹精美极致，更充分证实邛窑五代时亦有贡瓷的烧造之务。
（五）唐五代时邛窑有外销瓷吗
中东、东非、西亚以及与我国邻近的东亚与南亚地区，8世纪至11世纪时，中国均有陶瓷外销到这些地区。中国外销的陶瓷主要有唐三彩、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却不见邛窑瓷器有外销的记载，究其原因，是邛窑的考古发掘所写出的详细报告公诸于世较晚，又或有文发表，但实物照片不多，故不为研究外销陶瓷专家学者知晓，同时邛窑与长沙窑、越窑、唐三彩又有如前所述的渊源关系，相同相似的地方尚有之，即便是有外销的邛窑陶瓷也误认为是其他窑的产品，或视为不知何窑口所产。笔者现举例如下：
第一，《陶瓷之路》作者三上次男先生，在1982年上海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讨会中，即把9世纪末10世纪初从中国输入中东的“宽沿圆壁浅碗”定名为越窑青瓷。其宣讲论文时，是用彩色幻灯片介绍，我亲眼所见，那“宽沿圆壁浅碗”实为敞口宽沿，斜弧壁，平足（饼足）碗，特别重要的是在碗底内底有五支烧疤痕，外壁半釉，这种碗，绝不是越窑青瓷碗，10世纪初，即五代时，越窑碗底足根本不是平足，而是圈足微外卷型，碗内外皆满釉，是一匣一器，内底光洁，仅外底有支烧疤痕。而这种内底有五支烧疤痕，外壁半釉，敞口斜腹平足碗正好是邛窑五代青瓷碗。在会中，我的论文即《邛窑新探》，我与三上次男先生交换意见，三上次男先生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第二，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在撰写《邛窑陶记》的附注中写道：“为了写邛窑陶器这篇文章，我获得机会访问欧美一系列博物馆，在大英博物馆中藏有底格里斯河（tigsin）附近萨马拉（samara）和勃罗明纳德（brominrbad）遗址（原位）出土的中国瓷器，这些属于公元800—900年的瓷片，与邛窑出土物极为相似”[美]葛维汉著，成恩元译：《邛崃陶器》，载《四川古陶瓷研究》第1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这一附注足以说明中东与西亚出土的中国陶瓷中，可能有邛窑唐五代瓷器。
2004年笔者曾专程至大英博物馆考察萨马拉遗址8—9世纪出土的中国瓷器，非常遗憾，由于保管人员生孩子休假，未曾见到与邛窑相似的瓷片，但见到了邢定、定窑白瓷碗、杯等碎片数十片。也看到了9—10世纪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邢、定窑、越窑碎片，其中有三片长沙窑彩绘瓷，确实未见有邛窑残片。可喜的是，在库存中，看到了20世纪初大英博物馆收集的邛窑绿釉龟盖砚、绿釉小龟、小蛙、三彩人头埙、葫芦形小瓶，其中所藏的邛窑三彩脸谱残片与邛窑博物馆所藏三彩脸谱极其相似，邛窑墨绿彩碗与秭归出土的邛窑墨绿彩纹碗不仅器形相似，图案画法也似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当然这些不能认定是唐代外销品，但至少邛窑瓷器也为大英博物馆所收藏，至于是何时、何地流传至西亚或欧洲还需研究，不过那脸谱残片，是否就是出土于西亚或东非，而后再由大英博物馆收藏，也是有可能或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2001年4月在参观邛窑博物馆陶瓷展览时，当看到邛窑低温三彩釉时，北大秦大树教授说：“我在埃及看到这类彩绘瓷时，还以为是清代瓷器，没想到还是邛窑的产品”。
第四，日本学者矢部良明著《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写道：“久留未市火葬墓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点纹壶，和筑紫野市大门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点纹水注等等，在粗糙的胎上，施以灰白色薄的化妆土，再施褐彩，其施釉工序看起来和瓦渣坪窑（长沙窑）为同样的手法，在釉胎上，立即要判断是一个窑制的，感到犹豫不决”[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载《中国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3年编印。即说明在日本出土了不少长沙窑的瓷器，而其中仍有很难准确判断为长沙窑出土物，那这又是什么窑呢？迄今为止，与长沙窑相似的只有邛窑，这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共认的。
第五，三上次男先生在《唐三彩的后裔》中提出：“而从伊朗发现物来看，也是长沙窑最多，这足以说明长沙窑在唐末出口的商品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沙窑，离海岸的贸易港口遥远，为什么长沙窑会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三上次男：《伊朗发现的长沙铜官窑与越窑青瓷》及《唐三彩的后裔》，载《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可见三上次男先生对中东与西亚同我国的邻国出土这么多的长沙窑，有质疑的感慨，但他仅提出离海岸遥远为由，我认为那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他所认为的长沙窑中有邛窑产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第六，国内外学者有认为长沙窑距海岸比邛窑近多了，同时，唐人李白诗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邛窑在蜀中离海岸那么遥远，会有可能吗？以出土物为证，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①1994年11月中国古陶瓷年会时，我在参观扬州博物馆陈列物时，即发现有扬州出土的青釉褐彩斑块大罐，做工规正，高约40余厘米，施半釉，下腹无釉，露胎呈铁红色，未标属何窑口。笔者当即请问各专家，均言不知，可我确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欣喜，这就是邛窑产品。但是否为长沙窑呢？若单以青釉饰褐彩斑块而论，有可能是长沙窑产品，可长沙窑之青釉多偏黄，此青绿；另长沙窑大件不多，而邛窑在40厘米左右之器较多。从施釉工艺看，长沙窑多半釉以下，而最普遍的近足，且其露胎处是黄白色。故笔者认为此罐是邛窑的上乘之作，销售于扬州的贸易瓷，或为外销海外滞留于扬州之物关于扬州出土青釉褐彩斑块大罐，经《长沙窑》专著主笔周世荣先生审视，于2008年3月回示同意笔者意见。②笔者近年为考察长江三峡出土历代瓷器，在峡区沿市县均见有邛窑陶瓷出土，而以唐代最多，不仅如此，在峡区还有比邛窑之数量、质量多而美的长沙窑彩绘瓷胡习珍：《长江三峡地区出土的长沙窑瓷器》，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页。尤为重要的是，于2006年春，我专程至峡区的尾端宜昌，溯江而上，在西陵峡考察时，见有2002年巴东、秭归出土的粗细邛窑唐代陶瓷，精细的有邛窑三彩模印贴塑莲花纹熏炉、米黄釉绘绿色单株玉米植物纹大盘。以“蜀道难”为借口，认为邛窑不可能有外销瓷的评论在这些出土物面前应作罢。
（六）关于邛窑外销瓷的历史依据与输出路线
1.追溯历史依据
关于成都与邛崃的商品，早在西汉初时，即公元前2世纪左右，就有产品运至中东与西亚，具体就是张骞岀使西域时，亲眼在阿富汗看到邛竹杖与蜀布，据悉是从印度运去的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卷123，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6页。在汉代我国与亚欧一些国家已有交往，马其顿商人（今欧洲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常旅游大夏，由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到所谓的丝绸之国（中国）贩卖丝织物品。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418页。至北魏太安元年（公元455年），波斯萨珊王朝遣使来华，其后常有使节来往。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页。到隋，中国和波斯已互遣使节《陈垣学术论文集·回回族入中国史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8页。至唐波斯使节不断来到唐朝，仅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至贞元十四年（公元788年），正式遣使之记载就有37次《陈垣学术论文集·回回族入中国史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6页。此外，还有唐末随僖宗入蜀的李珣，即波斯商人李苏沙的后裔，与三台（今四川三台县）、成都人融为一体。李珣（855—936年）家居三台，善词能诗，妹舜弦为前蜀王衍的昭仪女官，地位仅次于皇后和四妃，为九宾之首，长住成都。魏尧西：《杂谈西蜀词人李珣》，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从以上史料看，成都与西亚的交通和商品贸易、文化交往，从汉代起一直到唐五代都未曾中断。
2.唐时的长江商贸
唐代经济兴盛，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即扬州，益指成都。是唐时两个著名的经济繁荣的大都会，两地商贸往来十分繁忙，以水运最为兴旺，杜甫有诗“吴盐蜀麻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之六，载《全唐诗》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页。及“胡商离别下扬州”杜甫：《鲜闷十二首》，载《全唐诗》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9页。其“胡商”泛指大食波斯商人。此二首诗，均是杜甫寓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所作。不仅论述了当时成都至扬州水运之畅达，船舶之大、货物之多，且还有定居中国的成都或重庆之波斯商参与商贸，可见成都已是唐时内陆商贸的国际都市了。
3.运输路线
唐代四川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北有金牛道接褒斜道到达陕西；西北有成都与灌县经桃关、汶川、过松、茂诸州而入吐蕃通西域；从成都经临邛雋州入南诏而至天竺。蒙漠、刘琳、唐光沛等著：《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01页。还有由岷江、涪江、沱江分别达长江出三峡至扬州。这几条路线中以水路最为繁忙，这条航线是当时邛窑输出的主要交通线。成都是西南航运的重要交通要道。杜甫于成都草堂作有诗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四首》之三，载《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415，第563页。说明长江下游的船已航至成都，从出土物看，在长江三峡的巫山、奉节、云阳、万州至重庆，及三峡下游的巴东、秭归多出土有长沙窑、越窑、邢窑、定窑、邛窑、洪州窑的瓷器与残片《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卷一，第95页、第557页、第671页，卷四第24页、第151页、第159页、第393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2007年版。《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卷，第91—97页、第181页、第317页、第342页，1998年卷，第52页、第280页、第287页、第290页，1999年卷，第24页、第75页、第211页、第447页、第493页、第674—677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2003年、2006年版。徐光冀主编：《三峡文物抢救纪实·永不逝落的文明》第13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关于岷江至长江达三峡的记载，有李白诗《峨眉山月歌》李白：《峨眉山月歌》，载《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167，第394页。“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诗中之平羌江，即今之青衣江，源于四川芦山县，流至乐山入岷江，渝州即今之重庆市。关于涪江经嘉陵江至长江向三峡到长江中游转陆路达河南的诗，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载《全唐诗》卷40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77页。“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今襄樊市）向洛阳。”此外，还有描绘成都与扬州水上航运的诗，即岑参《万里桥》诗“成都至维扬（今扬州），相去万余里。沧江东流急，帆去如鸟翅”岑参：《万里桥》，载《全唐诗》卷19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页。是最直接记载成都从岷江出发至长江，与海上交通发达的扬州港口相连之便捷。
根据以上唐代著名诗人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四川水上交通的发达。因此，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邛窑陶瓷，虽地处内陆，离海岸比较遥远，但仍然可从成都直航扬州出海，输至海外各地。
凡研究或热爱我国古陶瓷者，均知自唐始，尤以中世纪的8—10世纪时，我国的越窑、唐三彩、长沙窑、邢窑白瓷就以新兴的商品进入国际市场，远销到西亚、东非及东南亚领域。“经历了千辛万苦，沟通了东西方两个世界，从而成为中世纪以来深受世界人民所喜爱的贸易商品”。中世纪时，亦是邛窑的兴盛繁荣时期，长沙窑、越窑、唐三彩是外销贸易瓷的代表，那么邛窑陶瓷是否也有外销呢？关于这个问题，20世纪90年代笔者已有论述陈丽琼：《邛窑与铜官窑的关系及邛窑可能有外销》，载《四川文物》1996年增刊《四川考古研究论文集》。但由于当时材料有限，论据尚欠充分，现我们根据长江三峡及邛窑的新发现，进一步与唐三彩、长沙窑、越窑对比研究，认为邛窑陶瓷在唐代是可能有外销瓷商品。兹阐述于后，并请各方学者与爱好者不吝指正。
（一）概述邛窑三彩特点
邛窑以烧青釉瓷为主，至隋首先发明创烧了高温三彩陶瓷，自此后即兼烧多色彩绘瓷，被世人称为“邛窑三彩”。邛窑三彩的特点，在初创期是采用黑、褐、绿三色或两色在青釉或米黄白色与灰白色釉上进行彩绘，主要纹饰是：用联珠圆圈纹、墨线圆圈纹，相互穿插构成几何纹；或以芳草纹与圆圈纹、联珠纹构图，纹样组合简雅。这种纹样在某些方面有似于织锦中的“球路纹”，与古代波斯经常使用的联圆纹和联点纹相似。唐代是邛窑成熟与辉煌时期，除沿袭隋之圆圈联珠纹外，在色彩上，由褐、黑、绿演进为以黄、绿、褐、蓝、白数色进行彩绘，但以黄、绿、褐三色为主，偶有红色斑块纹饰。纹饰组合有以黄、绿、褐三色彩绘的芳草纹、卷草纹、祥云纹、宝相花纹；或祥云与芳草纹、芳草与竖条连点纹组合，可更多而广泛的是随意挥洒点染的斑块与散点纹。斑块纹有的呈圆形、桃尖形和不规则的条形，色彩上有褐色与绿色组合，绿色与黄色组合，散点形以绿色为主。至五代时，邛窑纹饰更加丰富，点彩技术更为成熟。此外，邛窑还以三彩或两彩随意点染于人物或动物的面部与身躯。烧成温度在1270℃±20℃左右。值得注意的是邛窑还有低温三彩，低温三彩多在黄釉上施褐、绿彩或模印纹饰。高温三彩胎多灰黑色、黑红色、红褐色、黄褐色，少数为黄白色或灰白色。露胎部分绝大多数呈深浅不同的黑红色，黄白色极少。低温三彩有红胎、白胎，露胎部分呈砖红色或黄白色。两者均饰釉下饰白色化妆土。
（二）邛窑与唐三彩
唐三彩，约起源于初唐或盛唐时期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出版；洛阳博物馆编《洛阳唐三彩》，河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是一种低温陶器，烧成温度在700℃—800℃之间，其釉色有黄、褐、绿、蓝、白等色，而以三色为主，故称“唐三彩”。它不是在青釉或单色釉上彩绘，而是以三色点染，色釉相互浑融，流釉明显，是一种陶器。生产的产品，实用器较少，主要是冥器，但一般瓶、钵、罐、盘、杯碗等均属常见。它的三彩鸭、鹅形杯与邛窑的鸭、鹅形杯多相似，只是质地不同而已，又如邛窑三彩面具、三彩器物盖以及五代时期的三彩盂，如不仔细辨别，很可能将邛窑误认为唐三彩，唐昌朴先生所著《邛窑彩釉的兴起及继承问题》唐昌朴：《邛窑彩釉的兴起及继承问题》，载《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一文，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北方唐三彩是受南方邛窑的影响，并推测是武则天将四川的邛窑三彩带到了中原去的，由于武则天的喜好和推举，故在武则天掌权以后，京、洛三彩著称于世。笔者亦赞同这种看法。
（三）邛窑与长沙窑
长沙窑兴起于“安史之乱”之际，盛于晚唐而衰于五代湖南省文物考古所、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长沙窑亦是在青釉上进行彩绘。两窑都采用含铁量较高的黏土做胎，胎之表面多施一层白色化妆土，高温烧成，纹饰内容丰富，凡邛窑有的联珠纹、联圆纹、芳草纹以及褐色、绿色的斑块纹、条形纹等，长沙窑皆有，且变幻丰富胜于邛窑，尤以长沙窑题诗装饰，及彩绘山水人物画更为邛窑所不见。邛窑虽早于长沙窑一百多年，在纹饰上不如长沙窑绚丽，但从大的风格看，相似之处亦很迷人。如邛窑和长沙窑在唐代均盛行绿色乳浊釉，邛窑乳浊绿釉始于南朝晚期或隋初，比长沙窑早两个世纪左右。另外“邛窑与长沙窑的陶工们首先发现了铜红釉，有意识地进行了试验，并传之于世，所以红铜釉彩的起源应归功于他们”张福康：《邛崃窑和长沙窑的烧造工艺》，载耿宝昌等主编《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它们的不同之处，在纹饰上，长沙窑擅长用模印的单件人物与动物纹贴附于执壶或罐之显眼处，而邛窑则施褐色或黄色斑块配饰，这是两窑的不同。而邛窑的黄色斑块彩饰，长沙窑至今未有发现。关于碗的装饰，长沙窑最擅长在碗内进行彩绘，邛窑虽有彩绘但不及长沙窑广泛与丰富，而邛窑擅长在碗、盘内模印宝相花与昆虫组合，长沙窑则不多见。在造型上，长沙窑在唐代执壶的短流上几乎全为八棱或六至十棱不等，至五代才始有管状流，邛窑在唐代虽有八棱短流，但绝大部分均为管状流。碗的造型，长沙窑底足主要为玉璧底与环形圈足，而无饼足。邛窑虽有玉璧底，但绝大多数为饼足，到五代始有环形圈足和圈足外撇。在烧造工艺上，长沙窑是一匣一器，内底光洁无疵，露胎处主要呈黄白色。邛窑是一匣多器装烧，碗内多有五个不等的垫烧疤痕。露胎处主要呈深浅不同的铁红色。尽管有这些不同之处，而共同点仍是较多，关系密切。邛窑与长沙窑所产器物在造型、装饰方法上多相似，如邛窑瓜棱形红彩水盂，长沙窑亦有此类器物传世，又如邛窑与长沙窑所产之壶，均用褐色斑块或条形纹在壶身进行装饰，正如冯先铭先生所言：“邛窑与铜官窑（即长沙窑），两窑所烧的瓷器基本上差不多，青釉褐斑、绿斑的风格一样，轮旋方法上也相同，这些特点不是偶然的相合，说明它们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冯先铭：《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载《文物》1960年第3期。这密切的关系是什么呢？应是长沙窑继承发扬了邛窑的先进技术，又优于邛窑，有别于邛窑。
（四）邛窑与越窑
越窑历史悠久，是青瓷的创造者。从原始青瓷到成熟的优质瓷器都是它的发展与创造，并于三国晚期首先以釉下褐彩绘制人物、山水与几何图案于瓷器上，是最早突破单一青瓷的先驱。发展到唐五代是它的极盛时期。邛窑是在它的传播、启迪下产生的，还在某些方面继承发扬了越窑瓷器，如三国晚期的釉下褐彩，邛窑即在它的基础上于隋代创造发明了釉上釉下的高温褐、黑、绿多色的彩绘瓷。邛窑由于原料差，胎釉的纯净亮丽，造型的端庄丰富始终不如越窑。但由于市场经济竞争激烈，邛窑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克服自身原料的弱点，除大力美化邛窑三彩外，还奋力追仿越窑的刻画、模印纹饰，故在唐五代邛窑模印纹表现极为卓越。恰似冯先铭先生所言：“邛窑瓷器上林湖越窑式花纹很多，还有印花鹦鹉小盒，海棠式杯等”冯先铭：《从两次调查长沙铜官窑所得的几点收获》，载《文物》1960年第3期。、20）。又如邛窑唐代绿釉印花三出三瓣莲花纹盘、三出二重仰莲纹花间蝴蝶飞舞印模，刻画之细腻、构图之严谨、写实之生动，虽不言是空前绝后，至少时至今日仍是绝妙的融艺术与实用于一体的杰作。再如越窑五代时的“已”字杯的造型和模印莲花纹杯，与邛窑内绿釉，外黄釉，内印二重莲纹杯相似，论其纹饰之优美清晰，胎体之细腻似有胜于越窑童兆良：《上林湖越窑单子款》，载《2002年越窑国际学术会讨论专辑》，杭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页，。。邛窑五代的五瓣莲纹印模，背有铭文“乾德六年（公元924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不仅展示出邛窑印花纹精美极致，更充分证实邛窑五代时亦有贡瓷的烧造之务。
（五）唐五代时邛窑有外销瓷吗
中东、东非、西亚以及与我国邻近的东亚与南亚地区，8世纪至11世纪时，中国均有陶瓷外销到这些地区。中国外销的陶瓷主要有唐三彩、邢窑白瓷、越窑青瓷、长沙窑彩绘瓷。却不见邛窑瓷器有外销的记载，究其原因，是邛窑的考古发掘所写出的详细报告公诸于世较晚，又或有文发表，但实物照片不多，故不为研究外销陶瓷专家学者知晓，同时邛窑与长沙窑、越窑、唐三彩又有如前所述的渊源关系，相同相似的地方尚有之，即便是有外销的邛窑陶瓷也误认为是其他窑的产品，或视为不知何窑口所产。笔者现举例如下：
第一，《陶瓷之路》作者三上次男先生，在1982年上海召开的中国古陶瓷研讨会中，即把9世纪末10世纪初从中国输入中东的“宽沿圆壁浅碗”定名为越窑青瓷。其宣讲论文时，是用彩色幻灯片介绍，我亲眼所见，那“宽沿圆壁浅碗”实为敞口宽沿，斜弧壁，平足（饼足）碗，特别重要的是在碗底内底有五支烧疤痕，外壁半釉，这种碗，绝不是越窑青瓷碗，10世纪初，即五代时，越窑碗底足根本不是平足，而是圈足微外卷型，碗内外皆满釉，是一匣一器，内底光洁，仅外底有支烧疤痕。而这种内底有五支烧疤痕，外壁半釉，敞口斜腹平足碗正好是邛窑五代青瓷碗。在会中，我的论文即《邛窑新探》，我与三上次男先生交换意见，三上次男先生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第二，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葛维汉在撰写《邛窑陶记》的附注中写道：“为了写邛窑陶器这篇文章，我获得机会访问欧美一系列博物馆，在大英博物馆中藏有底格里斯河（tigsin）附近萨马拉（samara）和勃罗明纳德（brominrbad）遗址（原位）出土的中国瓷器，这些属于公元800—900年的瓷片，与邛窑出土物极为相似”[美]葛维汉著，成恩元译：《邛崃陶器》，载《四川古陶瓷研究》第1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这一附注足以说明中东与西亚出土的中国陶瓷中，可能有邛窑唐五代瓷器。
2004年笔者曾专程至大英博物馆考察萨马拉遗址8—9世纪出土的中国瓷器，非常遗憾，由于保管人员生孩子休假，未曾见到与邛窑相似的瓷片，但见到了邢定、定窑白瓷碗、杯等碎片数十片。也看到了9—10世纪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的邢、定窑、越窑碎片，其中有三片长沙窑彩绘瓷，确实未见有邛窑残片。可喜的是，在库存中，看到了20世纪初大英博物馆收集的邛窑绿釉龟盖砚、绿釉小龟、小蛙、三彩人头埙、葫芦形小瓶，其中所藏的邛窑三彩脸谱残片与邛窑博物馆所藏三彩脸谱极其相似，邛窑墨绿彩碗与秭归出土的邛窑墨绿彩纹碗不仅器形相似，图案画法也似出自同一工匠之手，当然这些不能认定是唐代外销品，但至少邛窑瓷器也为大英博物馆所收藏，至于是何时、何地流传至西亚或欧洲还需研究，不过那脸谱残片，是否就是出土于西亚或东非，而后再由大英博物馆收藏，也是有可能或亦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三，2001年4月在参观邛窑博物馆陶瓷展览时，当看到邛窑低温三彩釉时，北大秦大树教授说：“我在埃及看到这类彩绘瓷时，还以为是清代瓷器，没想到还是邛窑的产品”。
第四，日本学者矢部良明著《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写道：“久留未市火葬墓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点纹壶，和筑紫野市大门出土的黄釉褐彩圆点纹水注等等，在粗糙的胎上，施以灰白色薄的化妆土，再施褐彩，其施釉工序看起来和瓦渣坪窑（长沙窑）为同样的手法，在釉胎上，立即要判断是一个窑制的，感到犹豫不决”[日]矢部良明：《日本出土的唐宋时代的陶瓷》，载《中国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二辑，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1983年编印。即说明在日本出土了不少长沙窑的瓷器，而其中仍有很难准确判断为长沙窑出土物，那这又是什么窑呢？迄今为止，与长沙窑相似的只有邛窑，这是目前国内外学者共认的。
第五，三上次男先生在《唐三彩的后裔》中提出：“而从伊朗发现物来看，也是长沙窑最多，这足以说明长沙窑在唐末出口的商品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长沙窑，离海岸的贸易港口遥远，为什么长沙窑会成为重要的贸易商品，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三上次男：《伊朗发现的长沙铜官窑与越窑青瓷》及《唐三彩的后裔》，载《中国古代外销陶瓷研究资料》第三辑。可见三上次男先生对中东与西亚同我国的邻国出土这么多的长沙窑，有质疑的感慨，但他仅提出离海岸遥远为由，我认为那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他所认为的长沙窑中有邛窑产品，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第六，国内外学者有认为长沙窑距海岸比邛窑近多了，同时，唐人李白诗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邛窑在蜀中离海岸那么遥远，会有可能吗？以出土物为证，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①1994年11月中国古陶瓷年会时，我在参观扬州博物馆陈列物时，即发现有扬州出土的青釉褐彩斑块大罐，做工规正，高约40余厘米，施半釉，下腹无釉，露胎呈铁红色，未标属何窑口。笔者当即请问各专家，均言不知，可我确如发现新大陆似的欣喜，这就是邛窑产品。但是否为长沙窑呢？若单以青釉饰褐彩斑块而论，有可能是长沙窑产品，可长沙窑之青釉多偏黄，此青绿；另长沙窑大件不多，而邛窑在40厘米左右之器较多。从施釉工艺看，长沙窑多半釉以下，而最普遍的近足，且其露胎处是黄白色。故笔者认为此罐是邛窑的上乘之作，销售于扬州的贸易瓷，或为外销海外滞留于扬州之物关于扬州出土青釉褐彩斑块大罐，经《长沙窑》专著主笔周世荣先生审视，于2008年3月回示同意笔者意见。②笔者近年为考察长江三峡出土历代瓷器，在峡区沿市县均见有邛窑陶瓷出土，而以唐代最多，不仅如此，在峡区还有比邛窑之数量、质量多而美的长沙窑彩绘瓷胡习珍：《长江三峡地区出土的长沙窑瓷器》，载《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十二辑，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第303页。尤为重要的是，于2006年春，我专程至峡区的尾端宜昌，溯江而上，在西陵峡考察时，见有2002年巴东、秭归出土的粗细邛窑唐代陶瓷，精细的有邛窑三彩模印贴塑莲花纹熏炉、米黄釉绘绿色单株玉米植物纹大盘。以“蜀道难”为借口，认为邛窑不可能有外销瓷的评论在这些出土物面前应作罢。
（六）关于邛窑外销瓷的历史依据与输出路线
1.追溯历史依据
关于成都与邛崃的商品，早在西汉初时，即公元前2世纪左右，就有产品运至中东与西亚，具体就是张骞岀使西域时，亲眼在阿富汗看到邛竹杖与蜀布，据悉是从印度运去的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卷123，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66页。在汉代我国与亚欧一些国家已有交往，马其顿商人（今欧洲巴尔干半岛中南部地区），常旅游大夏，由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到所谓的丝绸之国（中国）贩卖丝织物品。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第418页。至北魏太安元年（公元455年），波斯萨珊王朝遣使来华，其后常有使节来往。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0页。到隋，中国和波斯已互遣使节《陈垣学术论文集·回回族入中国史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8页。至唐波斯使节不断来到唐朝，仅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至贞元十四年（公元788年），正式遣使之记载就有37次《陈垣学术论文集·回回族入中国史略》，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06页。此外，还有唐末随僖宗入蜀的李珣，即波斯商人李苏沙的后裔，与三台（今四川三台县）、成都人融为一体。李珣（855—936年）家居三台，善词能诗，妹舜弦为前蜀王衍的昭仪女官，地位仅次于皇后和四妃，为九宾之首，长住成都。魏尧西：《杂谈西蜀词人李珣》，载《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从以上史料看，成都与西亚的交通和商品贸易、文化交往，从汉代起一直到唐五代都未曾中断。
2.唐时的长江商贸
唐代经济兴盛，有“扬一益二”的说法，扬即扬州，益指成都。是唐时两个著名的经济繁荣的大都会，两地商贸往来十分繁忙，以水运最为兴旺，杜甫有诗“吴盐蜀麻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杜甫：《夔州歌十绝句》之六，载《全唐诗》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7页。及“胡商离别下扬州”杜甫：《鲜闷十二首》，载《全唐诗》卷2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9页。其“胡商”泛指大食波斯商人。此二首诗，均是杜甫寓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所作。不仅论述了当时成都至扬州水运之畅达，船舶之大、货物之多，且还有定居中国的成都或重庆之波斯商参与商贸，可见成都已是唐时内陆商贸的国际都市了。
3.运输路线
唐代四川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北有金牛道接褒斜道到达陕西；西北有成都与灌县经桃关、汶川、过松、茂诸州而入吐蕃通西域；从成都经临邛雋州入南诏而至天竺。蒙漠、刘琳、唐光沛等著：《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201页。还有由岷江、涪江、沱江分别达长江出三峡至扬州。这几条路线中以水路最为繁忙，这条航线是当时邛窑输出的主要交通线。成都是西南航运的重要交通要道。杜甫于成都草堂作有诗句“门泊东吴万里船”杜甫《绝句四首》之三，载《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415，第563页。说明长江下游的船已航至成都，从出土物看，在长江三峡的巫山、奉节、云阳、万州至重庆，及三峡下游的巴东、秭归多出土有长沙窑、越窑、邢窑、定窑、邛窑、洪州窑的瓷器与残片《湖北库区考古报告集》卷一，第95页、第557页、第671页，卷四第24页、第151页、第159页、第393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2007年版。《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7年卷，第91—97页、第181页、第317页、第342页，1998年卷，第52页、第280页、第287页、第290页，1999年卷，第24页、第75页、第211页、第447页、第493页、第674—677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2003年、2006年版。徐光冀主编：《三峡文物抢救纪实·永不逝落的文明》第139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关于岷江至长江达三峡的记载，有李白诗《峨眉山月歌》李白：《峨眉山月歌》，载《全唐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卷167，第394页。“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诗中之平羌江，即今之青衣江，源于四川芦山县，流至乐山入岷江，渝州即今之重庆市。关于涪江经嘉陵江至长江向三峡到长江中游转陆路达河南的诗，有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载《全唐诗》卷40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77页。“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今襄樊市）向洛阳。”此外，还有描绘成都与扬州水上航运的诗，即岑参《万里桥》诗“成都至维扬（今扬州），相去万余里。沧江东流急，帆去如鸟翅”岑参：《万里桥》，载《全唐诗》卷19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465页。是最直接记载成都从岷江出发至长江，与海上交通发达的扬州港口相连之便捷。
根据以上唐代著名诗人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四川水上交通的发达。因此，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邛窑陶瓷，虽地处内陆，离海岸比较遥远，但仍然可从成都直航扬州出海，输至海外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