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峡地区出土的唐宋瓷器与茶文化
（一）茶文化的起源
我国茶事起于何时，据我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文化的专著，距今1200多年前的唐陆羽撰《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茶经》卷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1172页。神农是中国史前时期的一个传说人物，距今至少有6000年左右。据陈祖椝等考证，神农并非是一个人，而是生活在南方的一个氏族部落，他原是被辱称的“三苗”、“九黎”。根据三苗的活动范围，认为神农这部族或部落，最早可能生息在川东和鄂西山区，他们首先在这里发现茶的药用，并进一步当成了采食对象，后来西南一支或其后裔分散在四川更广泛的地区生活，在茶的食用基础上，首先发明了茶的饮用。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陆羽《茶经》又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拼榈，如丁香，根如胡桃”。从《茶经》这条记载，及神农这个部族或部落最早生息在川东和鄂西山区无误，与陆羽《茶经》说：“茶……在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其地理位置，均在今三峡区域及周边地区。再根据三国魏张揖著《广雅》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张揖：《广雅》，载《太平御览》卷7876，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版，第3834页。此荆巴也是属三峡区域，若把以上三条记载联系一起，不难看出三峡既产茶，更会制茶，知道如何饮茶，及茶的好处能醒酒，提神等等，故说三峡是茶文化的摇篮。但多数专家认为中国茶文化的摇篮是巴蜀，此我并不反对，可我认为太笼统，摇篮应该是最早的、时代持续最长与最多的地方。故当以三峡之地，更为确切。
（二）茶文化的拓展
众所周知，巴人的祖先廪君最早就是生息在鄂西的清江流域，发祥于川东。而三峡地域既有鄂西，亦有川东。巴人在发展与迁徙中，与蜀与楚常互相攻伐，时好时坏，特别是与蜀的关系更密切，茶文化即传到蜀地，其后蜀与楚亦先后学会种植与享用茶，发展了茶文化。关于巴人茶文化见诸文字记载较详细的是晋人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巴志》，该处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人勇锐顽强，“歌舞以凌殷人”，迫使纣王的军队“前徒倒戈”。为周灭商立下了战马功劳，巴人被周王室正式册封为诸侯，爵以子，其首领称巴子。巴国向周王朝的纳贡物有“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物，茶为其中之一。在巴国境内“园有芳蒻、香茗”。芳蒻即魔芋，香茗为茶叶。这些记载，说明巴人在西周初年不仅能加工出可为贡品的茶叶，还出现了栽培的茶园，这不是一月一日能取得的，说明巴人饮茶和茶业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应推到商以前。
至迟从商末周初，巴国与蜀国交往不断，文化互为渗透，蜀国也很快有茶的种植。据《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明人杨慎著《郡国外夷传》说：“葭萌，《汉志》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葭萌在今四川广元市内，是古蜀国的一个城邑，秦灭蜀置葭萌县。葭萌是以茶命名，即证明在战国以前是出产茶叶的地方。巴与楚连界，在春秋战国仍是时友时敌，或错居，无疑巴的茶文化对楚有极大的影响：如湖南的“茶陵”，据《茶陵图经》载，“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南宋蜀人魏了翁《邛州先茶记》考证说：“茶陵《汉志》书荼陵，陆颜诸人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敢撤易字文”。“从荼陵”汉时才改读“茶陵”这一点，可以推知，荼陵当在战国以前就生产茶了。史念书：《中国茶叶史略》，载《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268页。
关于全国饮茶之始，据清初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后，始有茗饮之事”。说明全国各地对茶文化的种植享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茶文化的传播启迪下发展起来的。
（三）茶文化的普及
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凡将篇》称茶为“荈”，将茶列为23种药物之一，是我国历史上把茶作为药物的最早文字记载。茶为文学歌咏之始，是西汉成帝时王褒《僮约》：“脍鱼炰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第一句反映出西汉时成都附近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富豪人家已有专门的烹饮茶具。后一句说明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的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了，故出现“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三国魏张揖《广雅》说：“荆巴间采茶做饼，成以米膏出之”，即是说将茶压成饼，以便保存和运输，这显然是为适应茶贸而作的一大改进。在长江下游，吴国的孙皓，因韦曜酒量小，吴主孙皓给他特殊照顾，“密赐茶荈以代酒”陈寿：《三国志·吴·韦曜传》，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西晋初傅咸著《司隶教》说：“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器具。后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又《广陵耆老传》说：“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贾，自旦至夕，其茶不减”。以上记载说明街市穷人卖茶遭到迫害，同时还反映了饮茶习俗已由上层人士普及到一般市民。与此同时，南方茶叶开始大量输入北方，如《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说：“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刘琨是西晋将领和诗人。这封信与茶有关的，主要是“真茶”二字，所谓真茶，是针对假茶而言，也就是说市场上常常有假充市，这正说明北方已有茶市贸易了。据《洛阳伽蓝记》，王肃自南齐奔逃北魏，在洛阳不习惯食羊肉及酪浆，仍“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北魏给事中“刘缟也慕刘肃之风，专习茗饮”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页、第148页。说明当时洛阳已有茶茗供应了。在南朝时，茶还为祭祀所用，如梁武帝临终前，嘱：“我灵上，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茶树也遍及东南各地，据《续搜神记》：“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忽见一人，身长一丈，通体皆毛，精见之大怖，毛人径牵其臂，将至山曲大丛茗处，放之便去，须臾复来，乃探怀中桔与精，精甚怖，负茗而归”；杜育《荈赋》说：“灵山为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冈”，足证种茶之盛。
（四）茶文化的繁荣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一个王朝，也是中国茶文化获得发展的新兴时代。自盛唐末至中唐时期，茶业已发展为全国性的生产事业，并进一步融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有茶书、茶税、茶边销与外销。
中国第一部茶书，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书，是唐时陆羽著的《茶经》，陆羽博采众书，广做调查，亲身实验，于中唐德宗元年（公元780年）刊发，这是我国茶文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新唐书·陆羽传》称《茶经》：“言茶之源、之法、之具优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在《茶经》未面市以前，茶之名称，因地域语音、方言的差异，名目繁多，有称茶为槚、茗、荈、蔎、搽、葭萌、荼、苦荼、阜芦、过罗、物罗、酪奴等。自《茶经》始，才统称为“茶”。此后，茶文化大兴，不仅民间饮茶成风，文人墨客、寺庙僧道都喜茶嗜茶，出现了大量咏茶颂茶的文学作品，茶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神州南北，饮茶成俗
据唐《封氏闻见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按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李钰《论王播增榷茶疏》：“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蠲渴之，难舍斯须。至于天闾之间，嗜好尤切。”
2.产茶之广，名茶之多
据陆羽《茶经·八之出》把我国产茶区划分为八大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共43州《封氏闻见记校正》下册卷6，北京哈佛燕京社，1933年铅印本，第1页。再结合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14个省区，基本与现代产茶区相当。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茶史篇》，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据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润、明月、芳蕋、茱萸蓼，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邕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鹭，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之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足见名茶之多。
3.茶贸兴旺，达于边陬
唐代由于饮茶者众多，消费量大，有力地促进了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据唐《封氏闻见记》，“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集山，色额甚多”。诗人许浑《送人归吴兴》：“绿水棹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幔，夜栅集茶樯”。所谓“茶樯”，是指专门运输茶叶的船只，其“洞庭”是指苏州洞庭东、西山。诗中描写的是运河两岸新兴的茶船码头。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迎”。以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以上不难看到，唐代内地茶叶贸易有了巨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也突显出来。
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据《唐国史补》，“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这些都是唐时浙江东、西，与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名茶，当然能够享用这些美茶的，只能是赞普之类的上层统治者。又据《封氏闻见记》，唐代中期以后，饮茶风盛行南北，“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唐时茶贸兴旺之景象。
4.茶库林立，茶神显位
随着茶贸易和消费量的增加，在一些乡镇城市，出现了蓄茶仓库。《唐国史补》载：“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都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名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也？’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从这段记述可知，一个小小的驿站都设有茶库，在城镇就自不待言了。同时，该书所记为唐开元至长庆（713—842年）事，而陆羽卒于贞元末（804年），世人在陆羽去世后不足二十年，即把他奉上“茶神”尊位。李肇、赵璘著：《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可知人们对陆羽的崇拜之情。
5.茶情诗意，流芳千古
唐代饮茶蔚然成风，成为当时人们的风雅韵事之一。当时的诗人骚客把茶作为创作题材和吟咏对象，茶助诗，诗颂茶，据统计，唐诗中的茶文化诗略约500余首。现选数首名人咏茶诗如下：
盛唐时：
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
“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流……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
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
杜甫《巳上人茅斋》：
“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
中晚唐时：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来新茶》：
“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
元稹《茶》一字至七字诗：
“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
《茶琴》
“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更觉闲。琴里知间唯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道释名家咏茶诗：
皎然《饮茶歌送郑容》：
“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之，骨化云宫人不识。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尝君此茶去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
贯休《赠灵鹫山道润禅师院》：
“常恨烟波隔，闻名二十年。结为清气引，来到法堂前。薪拾纷纷叶，茶烹滴滴泉。”
从以上各诗人对茶的赞颂，无不闪射出他们对茶之深爱与需求。白居易是唐代作茶诗最多的人，他的茶诗计50余首，占全唐茶诗十分之一，曾自称是“别茶人”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全唐诗》卷440，第1093页。咏茶诗体现了诗人以茶助诗兴，以茶破睡魔、除疾忧、以茶待客、与茶常相伴的高雅情趣，茶也成为诗人墨客高僧之间的友谊与文化交往的纽带。
（五）茶文化的鼎盛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阶段，出现了市民阶层，市井文化发达，带动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之达到了鼎盛时期。茶具的发展更是百花齐放，百花争艳，而以黑釉瓷独领风骚。
1.茶文化的社会化
两宋时，饮茶之风更盛于唐，以茶待客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以茶坊会友进行娱乐，以茶肆进行商贸极为普及，凡闹市和居民集中地，茶坊鳞次栉比。据北宋朱彧著《萍洲可谈》记，“今世俗，客至则必啜茶……此俗遍天下”王文浑辑：《说库·萍洲可谈卷八》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东京梦华录》记：“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又“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巷裹角，茶坊每至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即谓之‘鬼市子’……又投东，归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夜游吃茶于彼”。这些记载，说明了北宋时的汴京（今河南开封），除有白天营业的茶馆外，还有商贩拂晓前进行交易的早茶馆，以及一种专供仕女们夜游饮茶之茶馆。
至南宋时，茶文化有新的发展，临安城（今杭州）茶坊名目繁多，装饰各异，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灌圃耐得翁《都城记胜》记：“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待久也，今茶坊皆然……茶楼多都人子弟占此会聚。”吴自牧《梦梁录》说：“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其上，装饰门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直下会聚……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宋·吴自牧：《梦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此外还有人员不清、嘈杂不息的俞七郎茶坊、朱骷髅茶坊、郭四郎茶坊、张七相干茶坊等，为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的蹴球茶坊、一窟鬼茶坊、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等等。总之在杭州各类不同的群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茶馆，人们既在茶肆中尽情享受到茶文化的乐趣，同时，又可利用这一场所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除茶馆外，还有一批其他卖茶形式。据《梦梁录》记，“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杭州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冬月虽大雪，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冬间，担架子卖茶”。综上所记，南宋时杭州各类茶坊、茶肆、茶摊、茶担，提瓶卖茶的多种形式，反映了宋时嗜茶习俗的盛行情形。
此外《梦梁录》还记：凡官府春宴、乡会等宴席及富豪士庶吉筵凶席，多设茶酒司，官府称宾客司，“专掌管客过茶汤，斟酒、上食，喝揖而已，民庶家俱用茶酒司掌管筵席”。这些记载表明，宋时无论是官府或庶民百姓均请用“茶酒司”掌席，已把茶文化上升为礼仪程式了。
2.斗茶与分茶
宋继唐，饮茶并不仅是一种解酒、提神、除疾、益寿延年的物质享受，而且已升华到精神享受的高层面。其突出表现是在上层社会中盛行的斗茶、分茶活动。
斗茶，又名茗战，最初是一项促进茶叶生产的农事评比活动。唐末宋初，贡茶日繁，为选优纳贡，需品茶、试茶，后逐渐在此基础上升华为斗茶。斗茶被视为一件极有趣而高雅之乐事，是比茶质、比技术、斗输赢的品评活动。
斗茶最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王公贵族、文人雅士更莫不乐于此道。如苏轼就有斗茶的爱好，“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斗赢一水，功敌千钟。”宋·苏轼：《行香子》，载唐圭章主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3页。“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宋·苏轼：《玉兔茶》，载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编《全宋诗》卷7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75页。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时，监制贡茶，于皇祐三年（1051年）著《茶录》，其中也载斗茶之事。唐庚著《斗茶记》亦言：“政和三年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宋徽宗赵佶在他的《大观茶论》中也说：“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箧之精，争鉴裁之别。”关于斗茶的方式，蔡襄在《茶录》中记：斗茶先要斗色，茶色贵白，“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鲜明，故建安人斗试，以青白胜黄白”。又说：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新建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燲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据冯先铭先生研究，“当时斗茶，是把茶制成半发酵的膏饼碾成细末，放在茶碗内，再沏以初沸之开水，水面即浮起一层白色的沫，自然是以黑色茶盏为宜。斗茶的胜负是以青白胜黄白；其次是茶汤，以茶汤水痕先退为负，耐久者为胜。”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载《文物》1963年第1期，第12页。
分茶，是取用团饼茶末，以沸水冲点搅动，使茶乳变幻出各种花鸟鱼虫图纹，甚至幻出文字。这是一种茶游艺，两宋时流行。据《东京梦华录》记，“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有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热羊肉铺，向西去皆妓女铺舍，都人谓之‘院街’。御廊西即鹿家包子，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这段记载，表明开封设分茶店之多，及玩分茶游艺之普及，茶店已成为一种娱乐场所。据宋初陶谷著《荈茗录》记，“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宋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人分茶》诗：“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禅异泉手，隆兴元春新王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这是让茶水在兔毫纹碗中产生奇奇怪怪的画面，以争奇斗幻。四川蒲江人魏了翁，亦有赞颂分茶碗的诗，他在《鲁提干献子以诗惠分茶碗用韵为谢》中写道：“禿尽春窗千兔毫，形容不尽意陶陶。可人两碗春风焙，涤我三升玉色醪。”陆游亦爱玩“分茶”，在他的《临安春雨初霁》诗有“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之句。
为了便于在斗茶和分茶中观尝茶面上的白沫变化，品尝者对茶具之选用更加考究，故多选用黑釉瓷，以黑衬白，黑白分明，由于这种特殊的茶文化风尚盛行，使黑釉瓷得到极大的发展。
（六）茶文化与茶具
1.唐代茶具，青瓷为贵
中国人饮茶，十分讲究盛茶之具，因此瓷器与饮茶密不可分，成为中国茶文化的组成部分。唐代诗人在咏茶时，也没有忘记对茶具的欣赏与研究，这使我们更全面地领略到唐人的茶文化精髓。笔者花了大量时间阅览了《全唐诗》，将其中与茶具相关的诗辑录了出来，现摘录相关诗句如下：
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
“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
皮日休《茶瓯》：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顾况《茶赋》：
“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瓯。”
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
李群玉《答友人寄新茗》：
“满火芳香碾曲尘，吴瓯湘水绿茶新。”
陆龟蒙《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瓯》：
“岂如珪璧姿，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直使于阗君，从来未尝试。”
韩偓《横塘》：
“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月发茶香。”
以上所咏茶具都是瓷器，其中提到的白瓷，有四川的大邑窑、河北的邢窑所产，青瓷有越窑、吴窑、湘瓷所产，而以越窑所产最多。关于吴窑是今什么窑，产于何地，不知其详，但古时以地域命名，吴窑当在江苏一带。对于“湘瓷”，笔者认为就是著名的“长沙窑”。长沙窑的地望就在湖南的湘江东岸，既烧造青瓷，又烧高温的釉下彩绘瓷湖南文物考古所、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据周世荣先生考证研究，长沙窑也烧制茶具，有书铭“茶埦”的瓷碗周世荣：《从唐诗中的饮茶用器看长沙窑出土的茶具》，载《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物与传世品，结合文献考证，唐时饮茶之盛具，既称碗，也称瓯，其形多敞口，斜直壁或微弧，瘦底，底足以玉璧底为主。
唐代瓷器的发展已形成南青北白的主要格局，但至迟于中唐时，南方的湖南长沙窑已大量烧制青釉高温釉下彩瓷，因此唐中期后，应是青瓷、白瓷、青釉彩绘瓷三大类品种，在茶具中这三类瓷器又为不同阶层与不同情趣的饮茶爱好者所择用。唐人李肇《唐国史补》所记：“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无论是白瓷还是青瓷，唐代文人常以玉比颂，体现了中国儒家思想“君子以玉比德”的高尚情操。
陆羽在《茶经》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由此可见唐人茶碗用瓷的色泽，虽然有喜欢邢窑白瓷的，也有爱好越窑青瓷的，但在陆羽看来，越窑青瓷类玉，瓷青茶绿，更能增添茶的韵味。
唐时盛茶之具，除茶碗之外，还有茶瓶、茶托。
茶瓶：唐人李济翁《资暇录》记：“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盖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茗瓶即茶瓶。从陕西西安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出土的青瓷短嘴器，底墨书：“老寻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载《中国历史博物馆刊》1982年总第4期，第115页，老寻家茶社瓶。此瓶之形，喇叭口，长颈，丰肩，肩设短流，把手连接与肩，深腹，饼足，足壁微外撇。类似造型的器物，越窑有宁波出土的唐大中二年（848年）墓的青瓷短嘴壶林士民：《越窑与青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彩版74.定窑有1965年河北曲阳许城出土的白釉执壶穆青编：《定窑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邛窑有青釉绘釉下蓝绿斑彩短嘴壶陈丽琼：《邛窑古陶瓷发展概述》，载《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照27.长沙窑有青釉绘釉下彩叶状纹壶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等编著：《长沙窑》，彩版41，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在三峡出土器物中，亦有不少类似的茶瓶，其中较多的属邛窑与长沙窑，它们与典型器物如长沙窑短嘴壶青釉书褐彩行草铭文“镇国茶瓶”极似田申：《壶·瓶与盖》，载《长沙窑研究》创刊号，青釉褐彩题记壶“镇国茶瓶”，长沙窑研究会2006年印，第41页。。
茶托：《资暇录》又载：“茶托子，始建中（780—783年），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褋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称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据此，茶托似是唐人发明，但在东吴晚期墓中，就出土有成套的茶具，其中包括青瓷盏托、镭钵、带盖钵等；1975年江西吉安南齐永明十一年（439年）墓就出土了一件青瓷莲瓣纹盏托罗劲松：《江西出土六朝青瓷所蕴涵的社会文化习俗》，载《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第77页。浙江梁天监九年（510年）和普通四年（523年）出土的托盘；三峡库区万州晒网坝南朝砖室墓亦出有青瓷五盅盘托肖贵田：《晒网坝的考古与传说》，载《文物天地·三峡文物抢救重庆篇》，中国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这种五盅茶具在江西、福建等南朝墓中均有出土陈宗懋等主编：《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彩版4页，古代茶具、茶碗、茶托。从上可知茶托的发明与使用早在三国和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
三峡出土的唐代瓷茶具，其产地有越窑、长沙窑、邛窑、邢窑、定窑等，其品种有茶碗、茶托、茶瓶，又以茶碗数量最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峡库区云阳明月坝唐代集镇、寺庙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越窑、邢窑、长沙窑、邛窑等窑口茶具。据发掘者记，“在寺庙的踏跺石下，清理出上下相扣的邢窑白瓷碗和白瓷盘各一件，碗盘均为五葵口，胎质细腻，釉色均匀，是唐代白瓷的佳品，应是当初举行奠基仪式，有意识放置的祭祀品。”李映福：《明月照耀千年古镇——云阳明月坝唐代集镇遗址发掘记》，载《永不逝落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以茶具奠基，表明茶在佛家修炼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茶能能驱眠、清心、陶情，唐代佛道二教是茶业的主要消费者之一。唐时佛教盛行，信徒众多，直接推动了茶业的发展。据统计，在《全唐诗》中提及茶事活动的诗词，僧道写作竟占总数的2/10.他们不单是嗜茶的鼓吹者，还是种茶技术与茶道、茶艺的实践家和创造者。
2.宋代茶具，黑釉最佳
宋时由于饮茶风的改变，茶碗的体形皆小于唐，名曰盏，口多弇口，其次是敛口、侈口，以弇口为主，器壁为斜弧，底小多矮圈或平足。在四川广元窑、重庆涂山窑还有玉璧底，除盏外，还有各式盏托等。
两宋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皆烧制茶具，其他如越窑、龙泉窑、耀州窑、景德镇窑、建窑、磁州窑均有烧造，真可谓百花盛放，艳丽多姿，各竞其美。而在斗茶、分茶用瓷中其独领风骚的是黑釉纹茶盏。各地制瓷大师们利用釉的物理化学特征及火焰的艺术，创造千变万化、神奇莫测的窑变纹，如兔毫、鹧鸪斑、玳瑁、油滴、虹彩与精美绝伦的曜变纹等，以及借鉴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剪纸，移植于黑釉瓷上，创造了剪纸贴花纹饰。而这些雅俗共赏、意境蕴涵深邃的纹样，绝大部分装饰于茶盏上。制造这类纹饰的窑口，以福建建窑为主，其次是重庆涂山窑，江西吉州窑，全国其他地区多根据自身特点仿效发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釉瓷窑系。
两宋时，文人高士吟咏黑釉纹茶盏之名篇不乏其例：
陶谷《清异录》：
“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
祝穆《方舆胜览》：
“兔毫盏出瓯宁之水吉”。
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
梅尧臣《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
“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
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至和二年：
“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
蔡襄《北苑十咏·试茶》：
“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
苏轼《送南屏谦师》：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黄庭坚《和答梅子明王杨休点密云龙》：
“建安瓮碗鹧鸪斑，谷帘水与月共色”。
《西江月·茶》：
“兔毫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
秦观《满庭芳·其三茶词》：
“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
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
惠洪《与客作茶戏成》：
“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绞刷鹧鸪斑”。
陆游《试茶》：
“北窗高卧鼾如雷，谁遗香茶挽梦回。绿地毫瓯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闽来。”
杨万里《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
“鹧鸪碗面云萦字，兔褐瓯心雪作泓。”
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
“汲新茶，烹活水，试将来。放下兔毫瓯，滋味舌头回。”
三峡地区出土的宋代茶具，有青瓷、青白瓷、黑釉瓷，而以黑釉瓷为主。黑釉瓷中的窑变纹，如兔毫、玳瑁、油滴最常见，其鹧鸪斑、虹彩、曜变最珍贵。
这里特别要提及四川本地的瓷窑产品。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茶文化的流行和东部瓷器的大量输入，刺激了四川黑釉瓷的烧造与发展，重庆涂山窑异军突起，并成为瓷器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黑釉瓷原料在四川地区来源广，其产品价廉物美，深得峡区先民的青睐，消费量巨大，现在峡江两岸遗址多有出土。
（七）三峡地区唐宋茶具众多的原因
三峡地区的历代瓷器，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涉及品种和窑口众多。经初步统计，其能识别的主要瓷窑多达30余个，来自全国各地。在重庆地区有重庆涂山窑、巴县清溪窑、荣昌拱桥坝窑、合川盐井窑。在四川地区有成都市青羊宫窑、琉璃厂窑，双流牧马山窑，灌县金凤窑、玉堂窑，蒲江东北窑，邛崃市邛窑，彭州的彭县窑，乐山市的苏稽窑、西坝窑，广元瓷窑，达县的达州窑，江油的青莲窑。在长江中游的有湖南青竹寺窑、湘阴窑、岳州窑、长沙窑、衡山窑，江西的洪州窑、景德镇的湖田窑、安徽的繁昌窑。属长江下游的有浙江的越窑、瓯窑、婺州窑、龙泉窑、德清窑。属于北方地区的有河北的邢窑、定窑，陕西的耀州窑，河南的临汝窑、钧窑、磁州窑、当阳峪窑等。在这些出土于三峡一带的瓷器中，最美最多的是唐宋时代的茶具，有碗、盏、盏托、瓶、茶碾、擂钵、臼杵，最多且最具代表性的是茶碗、茶瓶、茶盏、盏托等。出土如此之多的茶具，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历史因素
唐宋时期，中国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因而唐中期茶文化有了新的突破，以及陆羽《茶经》的问世，对茶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茶经》中，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内容，及饮茶的艺术与儒、释、道三教的饮茶情况，在评比各地所产茶碗等茶具上，亦促进了瓷业的发展，唐时瓷业的发展与饮茶习俗的发展相互作用。茶与瓷均是商品经济中重要商品之一，商品的流通是无孔不入的，尽管峡路险滩水恶，入蜀难出蜀险，并有“五月下峡，死而不吊”之惨状，但至中唐时是“五月下峡，官船千艘，不损一只”，杜甫于760年至765年寓成都，有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在夔州也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白牓千家邑，清秋万估船”的句子所引诗句见《全唐诗》卷229、卷230、卷229、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3页、第567页、第566页、第536页。这些说明东南沿海与蜀地有广泛的商道联系。唐五代以及两宋，我国各个窑系的茶具正是通过这个通道源源不断地流入巴蜀地区，并影响了巴蜀大地瓷器的生产与消费。所以这一带出土的茶具品种丰富、数量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2.产地因素
三峡地区多高山峡谷，气候温暖，湿润多雾，适于茶树生长，至唐时名茶甚多，有的还被列入贡品。三峡的开州的紫牙、忠州的芳饼、夔州的香山、涪州的多陵，峡州有碧润、明月、芳蕋、茱萸蓼等等；宋时则有合州的水南茶、夔州的香山茶、涪州的宾化茶，都是有名的佳品。峡区既是产茶区，又兼茶质优良，其茶文化之盛，茶具遗存之多，也就不难理解。
3.文人的倡导
唐宋时期，士大夫中多嗜茶之人，由于他们社会地位高，社会声望大，因此饮茶风气也明显受到他们的影响。唐时刘禹锡、白居易被贬官夔州、忠州，其间就写过不少与茶有关的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酬乐天闲卧见寄》：“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以及《西山兰若试茶歌》等。白居易有《琴茶》诗：“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则以“我是别茶人”的自诩。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在黔州与戎州前后六年，其间还亲耕于茶，作有叙述黔州采茶的习俗与质地的《踏莎行》：“画鼓催春，蛮歌走銄，雨前以焙谁争长，低株摘尽到高株，株株别是闽溪样（闽溪茶是贡茶）”；还有描写黔州茶的包装与品质名气的《阮郎归》：“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青箬裹，绛纱囊，品高闻外江”，等。南宋时，陆游也曾经流寓四川。陆游出生茶乡浙江绍兴，他一生嗜茶，在《陆游全集》中存诗9300多首，有关茶事的诗词有320多首，为历代茶诗之冠。他曾担任过福州茶官，自称是唐代陆羽后人，或前身就是陆羽。其《西窗雨后》诗云：“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园茶”；《戏书燕儿》诗：“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诗中的“桑苎家”、“竟陵翁”皆是陆羽的别名。还有《三游洞前岩下小潭水甚奇取以煎茶》诗：“囊中日铸（日铸是绍兴的贡茶）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可见其陆游不仅是嗜茶，还是一个“茶迷”。他在巴蜀流寓九年，曾任夔州通判两年，对夔州茶坊景象记忆深刻难忘，在离蜀东归25年后（嘉泰三年即1203年）还念念不忘，撰写了《三峡歌》九首，其四：“锦绣楼前看卖花，麝香山下摘新茶。”
综上所述，三峡地区是茶文化的发源地，饮茶传统源远流长，瓷器的烧造与贸易也很发达，因此才有大量精美的唐宋茶具出土。而这些珍贵的遗珍瑰宝，与中国茶文化关系密切，为今人再现了唐宋时期熠熠生辉的瓷器文化与茶文化，并为我们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我国茶事起于何时，据我国第一部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文化的专著，距今1200多年前的唐陆羽撰《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茶经》卷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二版，第1172页。神农是中国史前时期的一个传说人物，距今至少有6000年左右。据陈祖椝等考证，神农并非是一个人，而是生活在南方的一个氏族部落，他原是被辱称的“三苗”、“九黎”。根据三苗的活动范围，认为神农这部族或部落，最早可能生息在川东和鄂西山区，他们首先在这里发现茶的药用，并进一步当成了采食对象，后来西南一支或其后裔分散在四川更广泛的地区生活，在茶的食用基础上，首先发明了茶的饮用。陈祖椝、朱自振编：《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农业出版社1981年版。陆羽《茶经》又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乃至数十尺，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树如瓜芦，叶如栀子，花如白蔷薇，实如拼榈，如丁香，根如胡桃”。从《茶经》这条记载，及神农这个部族或部落最早生息在川东和鄂西山区无误，与陆羽《茶经》说：“茶……在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其地理位置，均在今三峡区域及周边地区。再根据三国魏张揖著《广雅》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张揖：《广雅》，载《太平御览》卷7876，中华书局1958年影印版，第3834页。此荆巴也是属三峡区域，若把以上三条记载联系一起，不难看出三峡既产茶，更会制茶，知道如何饮茶，及茶的好处能醒酒，提神等等，故说三峡是茶文化的摇篮。但多数专家认为中国茶文化的摇篮是巴蜀，此我并不反对，可我认为太笼统，摇篮应该是最早的、时代持续最长与最多的地方。故当以三峡之地，更为确切。
（二）茶文化的拓展
众所周知，巴人的祖先廪君最早就是生息在鄂西的清江流域，发祥于川东。而三峡地域既有鄂西，亦有川东。巴人在发展与迁徙中，与蜀与楚常互相攻伐，时好时坏，特别是与蜀的关系更密切，茶文化即传到蜀地，其后蜀与楚亦先后学会种植与享用茶，发展了茶文化。关于巴人茶文化见诸文字记载较详细的是晋人常璩所著的《华阳国志·巴志》，该处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人勇锐顽强，“歌舞以凌殷人”，迫使纣王的军队“前徒倒戈”。为周灭商立下了战马功劳，巴人被周王室正式册封为诸侯，爵以子，其首领称巴子。巴国向周王朝的纳贡物有“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等物，茶为其中之一。在巴国境内“园有芳蒻、香茗”。芳蒻即魔芋，香茗为茶叶。这些记载，说明巴人在西周初年不仅能加工出可为贡品的茶叶，还出现了栽培的茶园，这不是一月一日能取得的，说明巴人饮茶和茶业的历史十分悠久，远应推到商以前。
至迟从商末周初，巴国与蜀国交往不断，文化互为渗透，蜀国也很快有茶的种植。据《华阳国志·蜀志》载，“蜀王别封弟葭萌于汉中，号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明人杨慎著《郡国外夷传》说：“葭萌，《汉志》葭萌，蜀郡名，萌音芒，方言，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葭萌在今四川广元市内，是古蜀国的一个城邑，秦灭蜀置葭萌县。葭萌是以茶命名，即证明在战国以前是出产茶叶的地方。巴与楚连界，在春秋战国仍是时友时敌，或错居，无疑巴的茶文化对楚有极大的影响：如湖南的“茶陵”，据《茶陵图经》载，“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南宋蜀人魏了翁《邛州先茶记》考证说：“茶陵《汉志》书荼陵，陆颜诸人虽已转入茶音，而未敢撤易字文”。“从荼陵”汉时才改读“茶陵”这一点，可以推知，荼陵当在战国以前就生产茶了。史念书：《中国茶叶史略》，载《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268页。
关于全国饮茶之始，据清初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后，始有茗饮之事”。说明全国各地对茶文化的种植享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茶文化的传播启迪下发展起来的。
（三）茶文化的普及
西汉时期司马相如的《凡将篇》称茶为“荈”，将茶列为23种药物之一，是我国历史上把茶作为药物的最早文字记载。茶为文学歌咏之始，是西汉成帝时王褒《僮约》：“脍鱼炰鳖，烹茶尽具”、“牵犬贩鹅，武阳买茶”。第一句反映出西汉时成都附近不仅饮茶成风，而且富豪人家已有专门的烹饮茶具。后一句说明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的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了，故出现“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三国魏张揖《广雅》说：“荆巴间采茶做饼，成以米膏出之”，即是说将茶压成饼，以便保存和运输，这显然是为适应茶贸而作的一大改进。在长江下游，吴国的孙皓，因韦曜酒量小，吴主孙皓给他特殊照顾，“密赐茶荈以代酒”陈寿：《三国志·吴·韦曜传》，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7页。西晋初傅咸著《司隶教》说：“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器具。后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蜀姥，何哉？”又《广陵耆老传》说：“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贾，自旦至夕，其茶不减”。以上记载说明街市穷人卖茶遭到迫害，同时还反映了饮茶习俗已由上层人士普及到一般市民。与此同时，南方茶叶开始大量输入北方，如《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说：“前得安州干茶二斤，姜一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刘琨是西晋将领和诗人。这封信与茶有关的，主要是“真茶”二字，所谓真茶，是针对假茶而言，也就是说市场上常常有假充市，这正说明北方已有茶市贸易了。据《洛阳伽蓝记》，王肃自南齐奔逃北魏，在洛阳不习惯食羊肉及酪浆，仍“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北魏给事中“刘缟也慕刘肃之风，专习茗饮”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47页、第148页。说明当时洛阳已有茶茗供应了。在南朝时，茶还为祭祀所用，如梁武帝临终前，嘱：“我灵上，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南朝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载《二十五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茶树也遍及东南各地，据《续搜神记》：“晋武帝时，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忽见一人，身长一丈，通体皆毛，精见之大怖，毛人径牵其臂，将至山曲大丛茗处，放之便去，须臾复来，乃探怀中桔与精，精甚怖，负茗而归”；杜育《荈赋》说：“灵山为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谷被冈”，足证种茶之盛。
（四）茶文化的繁荣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一个王朝，也是中国茶文化获得发展的新兴时代。自盛唐末至中唐时期，茶业已发展为全国性的生产事业，并进一步融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多领域：有茶书、茶税、茶边销与外销。
中国第一部茶书，也是世界的第一部茶书，是唐时陆羽著的《茶经》，陆羽博采众书，广做调查，亲身实验，于中唐德宗元年（公元780年）刊发，这是我国茶文化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正如《新唐书·陆羽传》称《茶经》：“言茶之源、之法、之具优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在《茶经》未面市以前，茶之名称，因地域语音、方言的差异，名目繁多，有称茶为槚、茗、荈、蔎、搽、葭萌、荼、苦荼、阜芦、过罗、物罗、酪奴等。自《茶经》始，才统称为“茶”。此后，茶文化大兴，不仅民间饮茶成风，文人墨客、寺庙僧道都喜茶嗜茶，出现了大量咏茶颂茶的文学作品，茶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1.神州南北，饮茶成俗
据唐《封氏闻见记》载，“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效仿，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王公朝士无不饮者。按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唐李钰《论王播增榷茶疏》：“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蠲渴之，难舍斯须。至于天闾之间，嗜好尤切。”
2.产茶之广，名茶之多
据陆羽《茶经·八之出》把我国产茶区划分为八大区，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中、江南、岭南共43州《封氏闻见记校正》下册卷6，北京哈佛燕京社，1933年铅印本，第1页。再结合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14个省区，基本与现代产茶区相当。陈宗懋主编：《中国茶经·茶史篇》，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据唐人李肇《唐国史补》载，“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润、明月、芳蕋、茱萸蓼，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邕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睦州有鸠坈，洪州有西山之白鹭，寿州有霍山之黄牙，蕲州有蕲门之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足见名茶之多。
3.茶贸兴旺，达于边陬
唐代由于饮茶者众多，消费量大，有力地促进了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据唐《封氏闻见记》，“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集山，色额甚多”。诗人许浑《送人归吴兴》：“绿水棹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幔，夜栅集茶樯”。所谓“茶樯”，是指专门运输茶叶的船只，其“洞庭”是指苏州洞庭东、西山。诗中描写的是运河两岸新兴的茶船码头。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迎”。以及白居易《琵琶行》“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以上不难看到，唐代内地茶叶贸易有了巨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也突显出来。
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据《唐国史补》，“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浥湖者。”这些都是唐时浙江东、西，与安徽、湖南、江西、四川等地的名茶，当然能够享用这些美茶的，只能是赞普之类的上层统治者。又据《封氏闻见记》，唐代中期以后，饮茶风盛行南北，“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这些记载，充分反映了唐时茶贸兴旺之景象。
4.茶库林立，茶神显位
随着茶贸易和消费量的增加，在一些乡镇城市，出现了蓄茶仓库。《唐国史补》载：“江南有驿吏，以干事自任。典都者初至，吏白曰：‘驿中已理，请一阅之。’刺史乃往，初见一室，署云‘酒库’，诸酝毕熟，其外画一神。刺史问：‘何也？’答曰：‘杜康。’刺史曰：‘公有余也。’又一室，署云‘茶库’，诸名毕贮，复有一神。问曰：‘何也？’曰：‘陆鸿渐也。’刺史益善之。”从这段记述可知，一个小小的驿站都设有茶库，在城镇就自不待言了。同时，该书所记为唐开元至长庆（713—842年）事，而陆羽卒于贞元末（804年），世人在陆羽去世后不足二十年，即把他奉上“茶神”尊位。李肇、赵璘著：《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可知人们对陆羽的崇拜之情。
5.茶情诗意，流芳千古
唐代饮茶蔚然成风，成为当时人们的风雅韵事之一。当时的诗人骚客把茶作为创作题材和吟咏对象，茶助诗，诗颂茶，据统计，唐诗中的茶文化诗略约500余首。现选数首名人咏茶诗如下：
盛唐时：
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
“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流……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枯，扶人寿也。”
尝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白如鸦，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
杜甫《巳上人茅斋》：
“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枕簟入林僻，茶瓜留客迟。”
中晚唐时：
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来新茶》：
“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五碗肌骨轻。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
元稹《茶》一字至七字诗：
“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
《茶琴》
“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更觉闲。琴里知间唯绿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道释名家咏茶诗：
皎然《饮茶歌送郑容》：
“丹丘羽人轻玉食，采茶饮之生羽翼。名藏仙府世空之，骨化云宫人不识。云山童子调金铛，楚人茶经虚得名。尝君此茶去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
贯休《赠灵鹫山道润禅师院》：
“常恨烟波隔，闻名二十年。结为清气引，来到法堂前。薪拾纷纷叶，茶烹滴滴泉。”
从以上各诗人对茶的赞颂，无不闪射出他们对茶之深爱与需求。白居易是唐代作茶诗最多的人，他的茶诗计50余首，占全唐茶诗十分之一，曾自称是“别茶人”白居易：《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全唐诗》卷440，第1093页。咏茶诗体现了诗人以茶助诗兴，以茶破睡魔、除疾忧、以茶待客、与茶常相伴的高雅情趣，茶也成为诗人墨客高僧之间的友谊与文化交往的纽带。
（五）茶文化的鼎盛
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继续发展的阶段，出现了市民阶层，市井文化发达，带动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使之达到了鼎盛时期。茶具的发展更是百花齐放，百花争艳，而以黑釉瓷独领风骚。
1.茶文化的社会化
两宋时，饮茶之风更盛于唐，以茶待客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以茶坊会友进行娱乐，以茶肆进行商贸极为普及，凡闹市和居民集中地，茶坊鳞次栉比。据北宋朱彧著《萍洲可谈》记，“今世俗，客至则必啜茶……此俗遍天下”王文浑辑：《说库·萍洲可谈卷八》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东京梦华录》记：“出朱雀门东壁，亦人家，东去大街……以南东西两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又“潘楼东去十字街，谓之土市子，又谓之竹竿市。又东十字大街，曰从巷裹角，茶坊每至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即谓之‘鬼市子’……又投东，归曹门街，北山子茶坊，内有仙洞、仙桥、仕女夜游吃茶于彼”。这些记载，说明了北宋时的汴京（今河南开封），除有白天营业的茶馆外，还有商贩拂晓前进行交易的早茶馆，以及一种专供仕女们夜游饮茶之茶馆。
至南宋时，茶文化有新的发展，临安城（今杭州）茶坊名目繁多，装饰各异，可以满足不同群体的需要。灌圃耐得翁《都城记胜》记：“大茶坊张挂名人书画，在京师只熟食店挂画，所以消遣待久也，今茶坊皆然……茶楼多都人子弟占此会聚。”吴自牧《梦梁录》说：“今之茶肆，列花架，安顿奇松异桧等物其上，装饰门面，敲打响盏歌卖，止用瓷盏漆托供卖，则无银盂物也……大凡茶楼多有富室子弟诸司直下会聚……大街有三五家开茶肆，楼上专安著妓女，名曰花茶坊”宋·吴自牧：《梦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页。此外还有人员不清、嘈杂不息的俞七郎茶坊、朱骷髅茶坊、郭四郎茶坊、张七相干茶坊等，为士大夫期朋约友会聚的蹴球茶坊、一窟鬼茶坊、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等等。总之在杭州各类不同的群体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茶馆，人们既在茶肆中尽情享受到茶文化的乐趣，同时，又可利用这一场所开展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
除茶馆外，还有一批其他卖茶形式。据《梦梁录》记，“夜市于大街，有车担设浮铺，点茶汤以便游观之人”；“杭州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冬月虽大雪，亦有夜市盘卖。至三更后，方有提瓶卖茶。冬间，担架子卖茶”。综上所记，南宋时杭州各类茶坊、茶肆、茶摊、茶担，提瓶卖茶的多种形式，反映了宋时嗜茶习俗的盛行情形。
此外《梦梁录》还记：凡官府春宴、乡会等宴席及富豪士庶吉筵凶席，多设茶酒司，官府称宾客司，“专掌管客过茶汤，斟酒、上食，喝揖而已，民庶家俱用茶酒司掌管筵席”。这些记载表明，宋时无论是官府或庶民百姓均请用“茶酒司”掌席，已把茶文化上升为礼仪程式了。
2.斗茶与分茶
宋继唐，饮茶并不仅是一种解酒、提神、除疾、益寿延年的物质享受，而且已升华到精神享受的高层面。其突出表现是在上层社会中盛行的斗茶、分茶活动。
斗茶，又名茗战，最初是一项促进茶叶生产的农事评比活动。唐末宋初，贡茶日繁，为选优纳贡，需品茶、试茶，后逐渐在此基础上升华为斗茶。斗茶被视为一件极有趣而高雅之乐事，是比茶质、比技术、斗输赢的品评活动。
斗茶最流行于士大夫阶层，王公贵族、文人雅士更莫不乐于此道。如苏轼就有斗茶的爱好，“看分香饼，黄金缕、密云龙，斗赢一水，功敌千钟。”宋·苏轼：《行香子》，载唐圭章主编《全宋词》，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03页。“君不见，斗茶公子不忍斗小团”宋·苏轼：《玉兔茶》，载北京大学古文献所编《全宋诗》卷79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9175页。蔡襄任福建转运使时，监制贡茶，于皇祐三年（1051年）著《茶录》，其中也载斗茶之事。唐庚著《斗茶记》亦言：“政和三年壬戌，二三君子相与斗茶于寄傲斋。”宋徽宗赵佶在他的《大观茶论》中也说：“天下之士励志清白，竟为闲暇修索之玩，莫不碎玉锵金，啜英咀华，较箧之精，争鉴裁之别。”关于斗茶的方式，蔡襄在《茶录》中记：斗茶先要斗色，茶色贵白，“黄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鲜明，故建安人斗试，以青白胜黄白”。又说：茶盏，“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新建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燲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据冯先铭先生研究，“当时斗茶，是把茶制成半发酵的膏饼碾成细末，放在茶碗内，再沏以初沸之开水，水面即浮起一层白色的沫，自然是以黑色茶盏为宜。斗茶的胜负是以青白胜黄白；其次是茶汤，以茶汤水痕先退为负，耐久者为胜。”冯先铭：《从文献看唐宋以来饮茶风尚及陶瓷茶具的演变》，载《文物》1963年第1期，第12页。
分茶，是取用团饼茶末，以沸水冲点搅动，使茶乳变幻出各种花鸟鱼虫图纹，甚至幻出文字。这是一种茶游艺，两宋时流行。据《东京梦华录》记，“御街一直南去，过州桥，两边皆居民。街东有车家炭、张家酒店，次则王楼山洞梅花包子、李家香铺、曹婆婆肉饼、李四分茶……街北薛家分茶、羊饭、热羊肉铺，向西去皆妓女铺舍，都人谓之‘院街’。御廊西即鹿家包子，余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这段记载，表明开封设分茶店之多，及玩分茶游艺之普及，茶店已成为一种娱乐场所。据宋初陶谷著《荈茗录》记，“茶至唐始盛，近世有下汤运匕，别施妙诀，使汤纹水脉成物象者，禽兽虫鱼花草之属，纤巧如画，但须臾即灭，此茶之变也，时人谓茶百戏。”宋杨万里《澹庵坐上观显人分茶》诗：“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蒸水老禅异泉手，隆兴元春新王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这是让茶水在兔毫纹碗中产生奇奇怪怪的画面，以争奇斗幻。四川蒲江人魏了翁，亦有赞颂分茶碗的诗，他在《鲁提干献子以诗惠分茶碗用韵为谢》中写道：“禿尽春窗千兔毫，形容不尽意陶陶。可人两碗春风焙，涤我三升玉色醪。”陆游亦爱玩“分茶”，在他的《临安春雨初霁》诗有“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之句。
为了便于在斗茶和分茶中观尝茶面上的白沫变化，品尝者对茶具之选用更加考究，故多选用黑釉瓷，以黑衬白，黑白分明，由于这种特殊的茶文化风尚盛行，使黑釉瓷得到极大的发展。
（六）茶文化与茶具
1.唐代茶具，青瓷为贵
中国人饮茶，十分讲究盛茶之具，因此瓷器与饮茶密不可分，成为中国茶文化的组成部分。唐代诗人在咏茶时，也没有忘记对茶具的欣赏与研究，这使我们更全面地领略到唐人的茶文化精髓。笔者花了大量时间阅览了《全唐诗》，将其中与茶具相关的诗辑录了出来，现摘录相关诗句如下：
杜甫《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
“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
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
“此处置绳床，傍边洗茶器。白瓷瓯甚洁，红炉炭方炽。”
皮日休《茶瓯》：
“邢客与越人，皆能造瓷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
顾况《茶赋》：
“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瓯。”
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湘瓷泛轻花，涤尽昏渴神。”
李群玉《答友人寄新茗》：
“满火芳香碾曲尘，吴瓯湘水绿茶新。”
陆龟蒙《奉和袭美茶具十咏·茶瓯》：
“岂如珪璧姿，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直使于阗君，从来未尝试。”
韩偓《横塘》：
“蜀纸麝煤沾笔兴，越瓯犀月发茶香。”
以上所咏茶具都是瓷器，其中提到的白瓷，有四川的大邑窑、河北的邢窑所产，青瓷有越窑、吴窑、湘瓷所产，而以越窑所产最多。关于吴窑是今什么窑，产于何地，不知其详，但古时以地域命名，吴窑当在江苏一带。对于“湘瓷”，笔者认为就是著名的“长沙窑”。长沙窑的地望就在湖南的湘江东岸，既烧造青瓷，又烧高温的釉下彩绘瓷湖南文物考古所、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文物工作队：《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据周世荣先生考证研究，长沙窑也烧制茶具，有书铭“茶埦”的瓷碗周世荣：《从唐诗中的饮茶用器看长沙窑出土的茶具》，载《农业考古》1995年第2期。根据考古发掘出土物与传世品，结合文献考证，唐时饮茶之盛具，既称碗，也称瓯，其形多敞口，斜直壁或微弧，瘦底，底足以玉璧底为主。
唐代瓷器的发展已形成南青北白的主要格局，但至迟于中唐时，南方的湖南长沙窑已大量烧制青釉高温釉下彩瓷，因此唐中期后，应是青瓷、白瓷、青釉彩绘瓷三大类品种，在茶具中这三类瓷器又为不同阶层与不同情趣的饮茶爱好者所择用。唐人李肇《唐国史补》所记：“内邱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无论是白瓷还是青瓷，唐代文人常以玉比颂，体现了中国儒家思想“君子以玉比德”的高尚情操。
陆羽在《茶经》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上，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以下，越州瓷、岳州瓷皆青，青则益茶。”由此可见唐人茶碗用瓷的色泽，虽然有喜欢邢窑白瓷的，也有爱好越窑青瓷的，但在陆羽看来，越窑青瓷类玉，瓷青茶绿，更能增添茶的韵味。
唐时盛茶之具，除茶碗之外，还有茶瓶、茶托。
茶瓶：唐人李济翁《资暇录》记：“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盖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茗瓶即茶瓶。从陕西西安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出土的青瓷短嘴器，底墨书：“老寻家茶社瓶，七月一日买。壹。”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载《中国历史博物馆刊》1982年总第4期，第115页，老寻家茶社瓶。此瓶之形，喇叭口，长颈，丰肩，肩设短流，把手连接与肩，深腹，饼足，足壁微外撇。类似造型的器物，越窑有宁波出土的唐大中二年（848年）墓的青瓷短嘴壶林士民：《越窑与青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彩版74.定窑有1965年河北曲阳许城出土的白釉执壶穆青编：《定窑艺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邛窑有青釉绘釉下蓝绿斑彩短嘴壶陈丽琼：《邛窑古陶瓷发展概述》，载《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照27.长沙窑有青釉绘釉下彩叶状纹壶湖南省文物考古所等编著：《长沙窑》，彩版41，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版。在三峡出土器物中，亦有不少类似的茶瓶，其中较多的属邛窑与长沙窑，它们与典型器物如长沙窑短嘴壶青釉书褐彩行草铭文“镇国茶瓶”极似田申：《壶·瓶与盖》，载《长沙窑研究》创刊号，青釉褐彩题记壶“镇国茶瓶”，长沙窑研究会2006年印，第41页。。
茶托：《资暇录》又载：“茶托子，始建中（780—783年），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褋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襟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称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据此，茶托似是唐人发明，但在东吴晚期墓中，就出土有成套的茶具，其中包括青瓷盏托、镭钵、带盖钵等；1975年江西吉安南齐永明十一年（439年）墓就出土了一件青瓷莲瓣纹盏托罗劲松：《江西出土六朝青瓷所蕴涵的社会文化习俗》，载《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第77页。浙江梁天监九年（510年）和普通四年（523年）出土的托盘；三峡库区万州晒网坝南朝砖室墓亦出有青瓷五盅盘托肖贵田：《晒网坝的考古与传说》，载《文物天地·三峡文物抢救重庆篇》，中国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第57页。，这种五盅茶具在江西、福建等南朝墓中均有出土陈宗懋等主编：《中国茶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彩版4页，古代茶具、茶碗、茶托。从上可知茶托的发明与使用早在三国和南朝时期就已经有了。
三峡出土的唐代瓷茶具，其产地有越窑、长沙窑、邛窑、邢窑、定窑等，其品种有茶碗、茶托、茶瓶，又以茶碗数量最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峡库区云阳明月坝唐代集镇、寺庙遗址中，出土了较多的越窑、邢窑、长沙窑、邛窑等窑口茶具。据发掘者记，“在寺庙的踏跺石下，清理出上下相扣的邢窑白瓷碗和白瓷盘各一件，碗盘均为五葵口，胎质细腻，釉色均匀，是唐代白瓷的佳品，应是当初举行奠基仪式，有意识放置的祭祀品。”李映福：《明月照耀千年古镇——云阳明月坝唐代集镇遗址发掘记》，载《永不逝落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以茶具奠基，表明茶在佛家修炼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因为茶能能驱眠、清心、陶情，唐代佛道二教是茶业的主要消费者之一。唐时佛教盛行，信徒众多，直接推动了茶业的发展。据统计，在《全唐诗》中提及茶事活动的诗词，僧道写作竟占总数的2/10.他们不单是嗜茶的鼓吹者，还是种茶技术与茶道、茶艺的实践家和创造者。
2.宋代茶具，黑釉最佳
宋时由于饮茶风的改变，茶碗的体形皆小于唐，名曰盏，口多弇口，其次是敛口、侈口，以弇口为主，器壁为斜弧，底小多矮圈或平足。在四川广元窑、重庆涂山窑还有玉璧底，除盏外，还有各式盏托等。
两宋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皆烧制茶具，其他如越窑、龙泉窑、耀州窑、景德镇窑、建窑、磁州窑均有烧造，真可谓百花盛放，艳丽多姿，各竞其美。而在斗茶、分茶用瓷中其独领风骚的是黑釉纹茶盏。各地制瓷大师们利用釉的物理化学特征及火焰的艺术，创造千变万化、神奇莫测的窑变纹，如兔毫、鹧鸪斑、玳瑁、油滴、虹彩与精美绝伦的曜变纹等，以及借鉴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剪纸，移植于黑釉瓷上，创造了剪纸贴花纹饰。而这些雅俗共赏、意境蕴涵深邃的纹样，绝大部分装饰于茶盏上。制造这类纹饰的窑口，以福建建窑为主，其次是重庆涂山窑，江西吉州窑，全国其他地区多根据自身特点仿效发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黑釉瓷窑系。
两宋时，文人高士吟咏黑釉纹茶盏之名篇不乏其例：
陶谷《清异录》：
“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
祝穆《方舆胜览》：
“兔毫盏出瓯宁之水吉”。
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
“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
梅尧臣《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
“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
欧阳修《和梅公仪尝茶》至和二年：
“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
蔡襄《北苑十咏·试茶》：
“兔毫紫瓯新，蟹眼清泉煮”。
苏轼《送南屏谦师》：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
黄庭坚《和答梅子明王杨休点密云龙》：
“建安瓮碗鹧鸪斑，谷帘水与月共色”。
《西江月·茶》：
“兔毫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
秦观《满庭芳·其三茶词》：
“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
宋徽宗赵佶《大观茶论》：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
惠洪《与客作茶戏成》：
“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绞刷鹧鸪斑”。
陆游《试茶》：
“北窗高卧鼾如雷，谁遗香茶挽梦回。绿地毫瓯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闽来。”
杨万里《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
“鹧鸪碗面云萦字，兔褐瓯心雪作泓。”
葛长庚《水调歌头·咏茶》：
“汲新茶，烹活水，试将来。放下兔毫瓯，滋味舌头回。”
三峡地区出土的宋代茶具，有青瓷、青白瓷、黑釉瓷，而以黑釉瓷为主。黑釉瓷中的窑变纹，如兔毫、玳瑁、油滴最常见，其鹧鸪斑、虹彩、曜变最珍贵。
这里特别要提及四川本地的瓷窑产品。宋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茶文化的流行和东部瓷器的大量输入，刺激了四川黑釉瓷的烧造与发展，重庆涂山窑异军突起，并成为瓷器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黑釉瓷原料在四川地区来源广，其产品价廉物美，深得峡区先民的青睐，消费量巨大，现在峡江两岸遗址多有出土。
（七）三峡地区唐宋茶具众多的原因
三峡地区的历代瓷器，丰富多彩，绚丽多姿，涉及品种和窑口众多。经初步统计，其能识别的主要瓷窑多达30余个，来自全国各地。在重庆地区有重庆涂山窑、巴县清溪窑、荣昌拱桥坝窑、合川盐井窑。在四川地区有成都市青羊宫窑、琉璃厂窑，双流牧马山窑，灌县金凤窑、玉堂窑，蒲江东北窑，邛崃市邛窑，彭州的彭县窑，乐山市的苏稽窑、西坝窑，广元瓷窑，达县的达州窑，江油的青莲窑。在长江中游的有湖南青竹寺窑、湘阴窑、岳州窑、长沙窑、衡山窑，江西的洪州窑、景德镇的湖田窑、安徽的繁昌窑。属长江下游的有浙江的越窑、瓯窑、婺州窑、龙泉窑、德清窑。属于北方地区的有河北的邢窑、定窑，陕西的耀州窑，河南的临汝窑、钧窑、磁州窑、当阳峪窑等。在这些出土于三峡一带的瓷器中，最美最多的是唐宋时代的茶具，有碗、盏、盏托、瓶、茶碾、擂钵、臼杵，最多且最具代表性的是茶碗、茶瓶、茶盏、盏托等。出土如此之多的茶具，其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历史因素
唐宋时期，中国商品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因而唐中期茶文化有了新的突破，以及陆羽《茶经》的问世，对茶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茶经》中，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的双重内容，及饮茶的艺术与儒、释、道三教的饮茶情况，在评比各地所产茶碗等茶具上，亦促进了瓷业的发展，唐时瓷业的发展与饮茶习俗的发展相互作用。茶与瓷均是商品经济中重要商品之一，商品的流通是无孔不入的，尽管峡路险滩水恶，入蜀难出蜀险，并有“五月下峡，死而不吊”之惨状，但至中唐时是“五月下峡，官船千艘，不损一只”，杜甫于760年至765年寓成都，有诗“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在夔州也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白牓千家邑，清秋万估船”的句子所引诗句见《全唐诗》卷229、卷230、卷229、卷22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63页、第567页、第566页、第536页。这些说明东南沿海与蜀地有广泛的商道联系。唐五代以及两宋，我国各个窑系的茶具正是通过这个通道源源不断地流入巴蜀地区，并影响了巴蜀大地瓷器的生产与消费。所以这一带出土的茶具品种丰富、数量众多，也就不足为奇了。
2.产地因素
三峡地区多高山峡谷，气候温暖，湿润多雾，适于茶树生长，至唐时名茶甚多，有的还被列入贡品。三峡的开州的紫牙、忠州的芳饼、夔州的香山、涪州的多陵，峡州有碧润、明月、芳蕋、茱萸蓼等等；宋时则有合州的水南茶、夔州的香山茶、涪州的宾化茶，都是有名的佳品。峡区既是产茶区，又兼茶质优良，其茶文化之盛，茶具遗存之多，也就不难理解。
3.文人的倡导
唐宋时期，士大夫中多嗜茶之人，由于他们社会地位高，社会声望大，因此饮茶风气也明显受到他们的影响。唐时刘禹锡、白居易被贬官夔州、忠州，其间就写过不少与茶有关的诗。如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酬乐天闲卧见寄》：“诗情茶助爽，药力酒能宣”；以及《西山兰若试茶歌》等。白居易有《琴茶》诗：“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则以“我是别茶人”的自诩。北宋著名诗人黄庭坚在黔州与戎州前后六年，其间还亲耕于茶，作有叙述黔州采茶的习俗与质地的《踏莎行》：“画鼓催春，蛮歌走銄，雨前以焙谁争长，低株摘尽到高株，株株别是闽溪样（闽溪茶是贡茶）”；还有描写黔州茶的包装与品质名气的《阮郎归》：“黔中桃李可寻芳，摘茶人自忙……青箬裹，绛纱囊，品高闻外江”，等。南宋时，陆游也曾经流寓四川。陆游出生茶乡浙江绍兴，他一生嗜茶，在《陆游全集》中存诗9300多首，有关茶事的诗词有320多首，为历代茶诗之冠。他曾担任过福州茶官，自称是唐代陆羽后人，或前身就是陆羽。其《西窗雨后》诗云：“我是江南桑苎家，汲泉闲品故园茶”；《戏书燕儿》诗：“水品茶经常在手，前身疑是竟陵翁。”诗中的“桑苎家”、“竟陵翁”皆是陆羽的别名。还有《三游洞前岩下小潭水甚奇取以煎茶》诗：“囊中日铸（日铸是绍兴的贡茶）传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尝”；可见其陆游不仅是嗜茶，还是一个“茶迷”。他在巴蜀流寓九年，曾任夔州通判两年，对夔州茶坊景象记忆深刻难忘，在离蜀东归25年后（嘉泰三年即1203年）还念念不忘，撰写了《三峡歌》九首，其四：“锦绣楼前看卖花，麝香山下摘新茶。”
综上所述，三峡地区是茶文化的发源地，饮茶传统源远流长，瓷器的烧造与贸易也很发达，因此才有大量精美的唐宋茶具出土。而这些珍贵的遗珍瑰宝，与中国茶文化关系密切，为今人再现了唐宋时期熠熠生辉的瓷器文化与茶文化，并为我们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