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达州窑的调查及其与耀州窑的关系
达州窑址是1991年四川达县文管所文物普查时首先发现的任超俗：《达川市发现宋代瓷窑》，载《四川文物》1993年第1期。其后于1993年由四川省考古所、达县文管所共同进行了田野试掘，出土物极为丰富，其窑炉是半倒焰式的馒头窑，与重庆涂山窑的窑炉极似。笔者为使拙作《古陶瓷研究》内容更全面翔实，便于1999年3月与西南师大唐昌朴教授参观了发掘出土物，在当地市县级文管所所长马辛辛、任超俗的支持协助下，一同到达川市复兴乡瓷碗铺窑址地再次进行了调查。窑址位于复兴乡南面的两路村，窑场紧靠达川市通往复兴乡煤矿约1.5千米。此窑址是修建公路、农舍中揭露的。调查时即在王家农户房后的断面，高约5米，宽约30米的堆积中、地面上采选标本与瓷片300余件。根据这些遗物与田野发掘出土物相比较，当为南宋窑址的特征。
达州市古属巴地，自东汉和帝二年（公元90年）设县置所，名宣汉县，至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置通州，到隋、唐均称通州，至北宋乾德初（约公元964年）改名达州，清名达县，1976年更名为达州市。达州地处襄渝铁路上，是长江上游渠江流域最大的滨江城市。从出土文物的特点来看属宋时之物，故名“达州窑”。
窑场地带位于铁山梁子的缓坡上，前为山沟，左右山峦环抱，分布面积宽50—80米，长约400米，散存的瓷片与窑具煤渣较多，从堆积叠压情况看，一层瓷片、窑具，一层煤渣。瓷片的造型有碗、盘、碟、盏、奁、罐、盖、壶、瓶等。釉色有青黄、青褐、酱黄、黑褐、黑色、柿色等，主要为青褐、黄褐。胎多黄白色与灰白色，断面致密，少许有小气孔。纹饰有印花纹、五出或六出绘画的筋线纹，在黑釉中有兔毫纹、油滴纹、窑变纹等。大多釉色光润，纹饰清晰，造型端庄。其工艺特点为：碗、盘、碟多下足不施釉，内底有涩圈，器底皆圈足。碗之造型多敞口，斜直壁，少数为弧壁。盘的特点，敛口为浅圆弧壁，平底；侈口与敞口为斜弧壁，圈足。盏，有侈口、弇口，圈足，玉璧底，以玉璧底为主。装烧工艺，从粘连的涩圈碗、盘、盅形垫托与小型漏斗匣钵分析，是以明火叠烧为主，匣钵装烧为辅，明火叠烧是用细砂粒作介质，最底用耐火土烧成碗形，盅形垫托支撑。无涩圈之满釉器，以盏为主，采用匣钵单件装烧，匣与器之介质仍以细砂粒垫隔，以一匣一器垒烧。
为较具体地介绍此窑址出土物，兹将采选标本中能复原之器形、窑具择其要，从造型、质地、釉色、纹饰分述如下：
（一）器形
主要有碗、盘、罐、盏、奁、瓶、罐等。
1.碗有小碗、大碗
（1）小碗有敞口、侈口。碗壁有斜直壁与斜弧壁，以斜直壁为主，器底皆圈足。胎体较薄，多黄白色，少数为灰白色。釉色有青黄、酱黄、黑褐、黑釉等，内满釉有涩圈，外半釉色泽光润较多。以素面为主，少数有以釉绘制的六根筋纹或在口沿饰一褐色边。高3.5—4.5厘米，口径10.5—12.5厘米，足径4.5—5.5厘米。
（2）大碗有敞口、侈口、弇口。敞口与侈口为主，多斜直壁，口沿为圆唇，均圈足，内足壁外撇，外底有平底与下凸鸡心底两种。胎多黄白，灰白次之，质地坚硬，釉色光丽，有青黄、青褐、酱黄、黑褐、黑等色。纹饰以釉中装饰与胚胎装饰为主。釉中装饰上两次不同釉色，如褐色、黑色、柿色等，入窑烧造中，由于火焰变换关系产生窑变纹。如弇口大碗，外壁呈深柿色，内壁为酱黑色，挥洒不规则的深柿色，其窑变纹即呈云朵星点斑块纹，色彩交融，浓淡有别，瑰丽自然，别有奇趣又或在器之外壁的黑釉上挥洒玳瑁状的柿色，简雅幻丽。坯胎装饰，主要是在碗的内壁，模印缠枝与折枝花的牡丹、菊纹、莲花，或游鱼戏莲纹。纹样组合，无论是缠枝还是折枝花，多是三朵绽放的花朵，配以三枝疏密有致的茎叶，交叉对称排列，距口沿的边栏多饰一或二周线圈或卷草纹、连泉纹，在器的中心部位饰以单个的团花菊纹、牡丹纹、月纹、泉纹、三叶纹、海水纹、铭纹等。目前发现之纹样，主要是牡丹与枝叶组合纹，好似较为单一，但因花朵大小有别，单层多层有异，花姿多形，如圆形、扁形、宝塔形、自然形、配饰茎叶茂密不等，伸展曲直，俯仰婀娜。中心部位衬以各式团花，全图饱满，既严谨又灵动，生趣盎然。坯胎与釉中组合装饰：主要是在印花纹的口沿上加饰0.4—0.7厘米宽的黑色或黑褐色边一圈，俗称“黑覆轮”，在青黄釉上挥洒米色乳浊釉斑块，内外相互辉映，艺术形象更加完美，这种装饰在目前考古发掘中尚无记载，当是达州窑的新创造。口径16—19厘米，高12—15厘米，足径5—6.5厘米。
2.盘有小盘、中盘
（1）小盘有直口、侈口，平底与圈足。胎黄白，质地坚硬。皆素面，釉色有黑、青二色，青釉内底涩圈，黑釉内满釉，均外半釉。口径12—13厘米，高2.5—3厘米，足径5—7.6厘米。
（2）中盘有侈口与敞口，斜弧壁，坦底，圈足，内足壁外撇，外底多平直，亦有下凸似鸡心。胎黄白，釉色以青黄、青色为主，不见黑色釉，内满釉有涩圈，外半釉。花纹以印花纹为主，并常于口沿加饰“黑覆轮”，这种装饰在耀州窑金代青釉印花盘中亦有耀州窑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图版71·3、4，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高3.8—4厘米，口径15.5—16.5厘米，足径5.8—6.4厘米。为较全面地反映达州窑印花纹之面貌，我们对瓷片进行了拼接，并绘出图样。
3.盏形体大小相差不大，其造型主要有侈口、弇口
（1）侈口斜弧壁，圈足或玉璧底。胎多黄白，灰白次之，内满釉无涩圈，外满釉与半釉，以半釉为主。釉仅为黑色，釉中纹饰有兔毫纹、油滴纹、窑变纹等。其中有色彩斑斓幻丽的侈口残件，内满釉，外下足无釉，釉面光泽照人，内外壁呈现不规则的星点油滴纹，口沿为柿色，沿下为黑、柿两色交融，迎光正视为银色星点，仰视即显现柿色星点纹，具有变幻莫测之美。高7.8厘米，口径12.4厘米，足径3.6厘米。
（2）弇口斜弧壁，有圈足与玉璧底两种，以圈足为主。胎黄白、灰白。釉色光洁，有黑、柿色，以柿色为主。有一弇口盏，斜弧壁，圈足，口沿柿色釉。沿下一圈黑色垂流于柿色的盏上壁，下壁黑、柿色交融为兔毫纹，中心部为漆黑色，光亮照人。高4—6厘米，口径10.3—13厘米，足径3.2—4.4厘米。
4.奁
大小不等，直口，直壁，圈足。胎以黄白为主。口与内壁无釉，外满釉，釉色以黑褐二色为主，不见有纹饰。高4.7—6厘米，口径4—6厘米，足径3—4厘米。
5.瓶
喇叭口，厚圆唇，束颈，颈上饰三凸弦纹一组，颈下外张呈吊胆式深腹，圈足。全形略似玉壶春瓶。胎灰白，釉色黑褐、均匀明润，上腹部分有兔毫纹及红褐色的星点纹，做工精细，造型端庄，是此窑的上乘之作。高32.5厘米，口径9.5厘米，足径11.8厘米。
6.罐
有敛口、直口。敛口，直颈，斜肩，圆鼓腹，圈足，肩上双系，胎黄白，釉色主要是黑色、柿色，圈足无釉。高11.4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8厘米；直口，短颈，圆鼓腹，圈足，胎黄白色，柿色釉，下足无釉。高7.8厘米，口径6.5厘米，足径4.5厘米。这些造型多与重庆涂山窑宋代黑釉罐相同。
（二）窑具
主要有匣钵、垫托。
这些窑具均用耐火土烧成。其匣钵比较单一，多是带孔厚直壁锅底形匣钵或平底匣。从匣内粘连件看，匣内多装弇口、侈口茶盏，是一匣一器叠烧。垫托之形式大小不等，有碗形、杯形、盅形及圈形等。根据涩圈碗盘的粘连器及垫托粘连情况看，有的一次粘连八件之多，其装烧法，除茶盏入匣单件外，大多数是明火叠烧。这种明火叠烧是先将垫托紧贴窑床，碗、盘扣于垫托上，碗与碗的涩圈扣圈足垒烧。匣钵高5—7厘米，口径10—12厘米，底径3—5厘米。垫托高3—10厘米，口径4—5厘米，足径6—10厘米。
此外，还有测温器，是用耐火土做成弯头锥形，锥端上釉。长7—10厘米。这种测火锥与重庆涂山窑完全相同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涂山窑宋代瓷窑试掘报告》，载《考古》1986年第10期。
（三）达州窑与其他窑和耀州窑的关系
通过对以上达州窑采选标本的叙述，充分说明达州窑是以生产生活实用器为主，且以碗、盘、盏为大宗。胎多黄白色，釉色以烧青釉、青褐、黑褐为主，同时也兼烧黑釉、酱釉、柿色釉色器，纹饰有印花纹、油滴纹、兔毫纹、窑变纹等。其青釉碗、盘不仅多为涩圈，敞口、侈口，厚唇沿，而且圈足内壁多外斜。
从以上特点看，它与四川著名的邛窑相比：邛窑创烧于南朝或更早，到南宋衰退之时，其釉色仍沿袭唐代盛行的绿色乳浊釉，胎多缸胎，碗、盘的装烧多为叠烧，器内无涩圈，而是以二至五个支烧疤痕，与达州窑毫无相似之处，但是否为达州窑本地所创？经查阅历史，达州在唐时名通州，在晚唐时，著名诗人元稹曾因弹劾惩治不法官吏失败，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贬至通州任司马，历时四年，与白居易交往最为友善，长达30年，世称“元白”。在他们笔下的通州：“居才二百室”、“虫蛇白昼栏官道”、“江馆无人虎印泥”、“人稀地僻巫医少，夏旱秋霖瘴疟多”等达川市元稹诗文研究会：《元稹与通州》，中国达川市元稹诗文研究会1998年编印。俨然是满目疮痍、财狼出没荒凉之地，哪会有陶瓷手工业的发展呢？当然也许是经过元稹在通州时，励精图治，劝民农耕，兴修水利，发展农桑；兴利除害，大兴文风，使通州在此基础上，经五代，北宋的继续发展，创烧了陶瓷手工业，可至目前的考古调查与文献记载，均未得其蛛丝马迹。为追根求源，便与长江流域的浙江婺州窑、龙泉窑、江西吉州窑相比，皆无主要共同点与渊源关系。再与中原的临汝窑青瓷比较，从临汝严和店窑场出土物看，仍与达州窑有极大差异，临汝窑青釉多绿豆青，胎灰白或浅灰色，纹饰富丽多姿，虽亦有涩圈的黑釉碗、青釉涩圈碗、盘，但青釉涩圈图不是印花，而是刻画花盘，且在临汝窑中只是昙花一现赵青云主编：《宋代汝窑》，河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故仍不是一个窑系。于是又与西北地区之青瓷比，让人吃惊的是与陕西耀州窑金代瓷共同点较多，禚振西在《耀州窑瓷器鉴定与鉴赏》中写道：“金代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段……后以烧姜黄釉为主（即青黄釉），同时也兼烧黑釉、酱釉以及兔毫、油滴结晶釉瓷。器物多实用器，以碗、盘为大宗。器壁比晚宋明显加厚，口唇尤厚，器足由窄变宽，圈足内墙外斜……器胎多是土灰色和淡土黄色，瓷釉多是姜黄色或黄绿色。在碗、盘圆器类的内心，多件刮削出无釉圈（即涩圈）”。这些主要特点与达州窑多么相似，耀州窑历史悠久，因此我认为达州窑应属耀州窑系。达州窑的黑釉瓷、酱釉瓷及印花纹与涂山窑酷似，这又作何解释？关于涂山窑的窑系，笔者在《试谈耀州窑黑瓷与重庆、四川黑釉瓷的渊源关系》中，早已提出了：耀州窑黑釉瓷与重庆（指重庆涂山窑）、四川黑釉瓷中的碗、盘、碟、盏、托、瓶、钵、罐等的发展，均有一脉相承的明显关系，重庆、四川之黑釉瓷是传承了耀州窑黑瓷，并又有所发展陈丽琼：《古陶瓷研究》，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所以它们的共似之处是必然的。
通过以上阐述，足证耀州窑对四川、重庆地区的陶瓷发展，特别是对四川的东北地区，起了重要的文化与技术传播的推动作用，而这传播是为什么，原因何在，我认为有如下重要因素：
1.政治经济的南移
自中唐到北宋南渡，是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过渡时期。自唐中叶的安史之乱起，战争辗转在黄河流域，由于战争的破坏与掠夺，经济萧条，南方未直接受战争之害，农业手工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扬州与成都空前繁荣，有“扬一益二”之美称。到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与黄河流域又继续遭军阀的破坏，北方边境契丹统治者的侵略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等，致使北方人民颠沛流离。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在相对安宁环境下，统治者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安定社会的政策，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进一步超越北方的优势地位。当然在北宋政权建立后，曾致力于全国经济的恢复，如号召人民开垦荒田，实行给田免租办法，部分地满足了北方农民的土地要求。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应地进一步发展起来。如定、汝诸窑和耀州窑的陶瓷，定州的缣，单州缂丝，鄢陵绢，亳州纱之类，在国内都极负盛名。其次如西北地区的毛织品，如毡、毯等，河北、山东的丝织，北京的花绸，定州罗、青、淄州绫等，以至邠州火筋、剪刀、太原铜镜，也都是北方著名的手工业。又因政治中心建立在北方，汴京仍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也是官僚、地主、商人最大的据点。王旦曾说：“京师的有钱人，资产达百万者很多，十万左右比比皆是”《续通鉴长编》，第85页。但是另一方面仍是凭借削东西来供应南北，对北方生产措施抱消极态度，使北方农村经济仍日渐衰退，而南方经济发展很快。史载：“东南诸郡，饶实繁盛”《宋史·范正辞传》，第304页。“今之沃壤，莫如吴、楚、越、闽、蜀”王应麟：《玉海·秦观语》。特别是成都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最为发达，当时的川、淮、江、浙都是粮食的大产地，同时也是手工业发达之地，人口稠密，都市繁荣，是一个财富富足的地域。在四川以成都而言：“每年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游赏几无虚日，浣花节，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洛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贵以锦。以大舰作公库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有骑兵善于驰射，每守上城必奔骤于前，爽道作棚为五七层，人主其上以观，但见其首，谓之人头山”庄季裕：《鸡肋编（上）》。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可见其经济实力雄厚之惊人，故说“东南和四川是当时流亡者的‘乐土’”。
2.战争的破坏、人口的迁徙
西夏极盛时，从陕西甘肃一带至河西走廊，即对北宋进行掠夺。自982年西夏李继迁开始与北宋对抗，至1031年李元昊继位更加大肆进攻北宋政权，使北方许多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尤以陕西为最：“陕西自元昊寇边以来，骨肉离散，田园荡尽，陕西之民，比屋凋残，今二十年不复旧”《宋史·纪事本末》，第35页。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今开封），围攻四十日而城陷，金兵纵火焚烧三日不熄。败军乘机劫掠，所有官僚、商贾、富户住宅，无一幸免；人民奔逃，尸横漫路。使这个全国最繁荣的首都呈现破败不堪的局面。“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系年要录·卷四》。金人南侵，践踏的区域很广，从黄河流域的河北、山东、陕西广大地区至长江流域，凡所过之地莫不遭受极大的损失，即城市经济残败，劳力毁灭，农业生产凋敝，人口锐减，流亡迁徙，使繁华的关中地区，此时在八州十二县内，兵火之余，不满万户。同时，自金人南侵北方以来，灾害多达40次，1142年陕西连年不雨的结果，泾、渭、沪、灞等河全部干涸，五谷焦枯，人民乏食，争逃入四川，人口大减，就以陕西耀州为例：北宋时户102667户，金代50211户，共减52456户，即一半有余《金史·地理志》。耀州人的锐减，必以迁徙占大多数，而四川达州的地理位置又与陕西较邻近，绝对是他们迁徙首选之地，当有一部分耀州窑工匠入蜀，工匠要继续生存，达州人需要发展建立陶瓷手工业，两者结合，自然就将耀州窑金代制瓷技术传播于达州。关于入蜀的路线，根据文献记载有两条：一是可能从铜川经西安到宝鸡达凤县至略阳，沿嘉陵江南下去广元，再顺江而下至重庆。这条路线在1230—1231年的蒙金战争中，蒙军曾借宋境从陕西宝鸡南下入宋境，兵至凤州（今陕西凤县）、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四川剑阁东），丐州（今陕西略阳）、深入利州（今四川广元），渡嘉陵江到葭萌（今四川剑阁东）、阆州（今四川阆中）的西水和南部；二是从陕西汉中至安康，翻越大巴山至开县到达州。这条路线也是后来元军攻宋的路线。元嘉熙元年（1237年），蒙军攻蜀，“蒙古都元帅塔海复率军自金州（今陕西安康地区），越大巴山，剽掠至开（州）、达（州）、梁山（军）、忠（州）、万（州）等，远际瞿塘、夔府、巫山之界”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98年版；周勇主编：《重庆通史》，《宋元战与元代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
达州窑产品，在长江三峡库区的宋元遗址及淮河流域多有出土，说明南宋时期达州窑瓷器商品，不仅满足达州人民使用，也外销其他地方，且市场亦为广阔。
达州市古属巴地，自东汉和帝二年（公元90年）设县置所，名宣汉县，至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置通州，到隋、唐均称通州，至北宋乾德初（约公元964年）改名达州，清名达县，1976年更名为达州市。达州地处襄渝铁路上，是长江上游渠江流域最大的滨江城市。从出土文物的特点来看属宋时之物，故名“达州窑”。
窑场地带位于铁山梁子的缓坡上，前为山沟，左右山峦环抱，分布面积宽50—80米，长约400米，散存的瓷片与窑具煤渣较多，从堆积叠压情况看，一层瓷片、窑具，一层煤渣。瓷片的造型有碗、盘、碟、盏、奁、罐、盖、壶、瓶等。釉色有青黄、青褐、酱黄、黑褐、黑色、柿色等，主要为青褐、黄褐。胎多黄白色与灰白色，断面致密，少许有小气孔。纹饰有印花纹、五出或六出绘画的筋线纹，在黑釉中有兔毫纹、油滴纹、窑变纹等。大多釉色光润，纹饰清晰，造型端庄。其工艺特点为：碗、盘、碟多下足不施釉，内底有涩圈，器底皆圈足。碗之造型多敞口，斜直壁，少数为弧壁。盘的特点，敛口为浅圆弧壁，平底；侈口与敞口为斜弧壁，圈足。盏，有侈口、弇口，圈足，玉璧底，以玉璧底为主。装烧工艺，从粘连的涩圈碗、盘、盅形垫托与小型漏斗匣钵分析，是以明火叠烧为主，匣钵装烧为辅，明火叠烧是用细砂粒作介质，最底用耐火土烧成碗形，盅形垫托支撑。无涩圈之满釉器，以盏为主，采用匣钵单件装烧，匣与器之介质仍以细砂粒垫隔，以一匣一器垒烧。
为较具体地介绍此窑址出土物，兹将采选标本中能复原之器形、窑具择其要，从造型、质地、釉色、纹饰分述如下：
（一）器形
主要有碗、盘、罐、盏、奁、瓶、罐等。
1.碗有小碗、大碗
（1）小碗有敞口、侈口。碗壁有斜直壁与斜弧壁，以斜直壁为主，器底皆圈足。胎体较薄，多黄白色，少数为灰白色。釉色有青黄、酱黄、黑褐、黑釉等，内满釉有涩圈，外半釉色泽光润较多。以素面为主，少数有以釉绘制的六根筋纹或在口沿饰一褐色边。高3.5—4.5厘米，口径10.5—12.5厘米，足径4.5—5.5厘米。
（2）大碗有敞口、侈口、弇口。敞口与侈口为主，多斜直壁，口沿为圆唇，均圈足，内足壁外撇，外底有平底与下凸鸡心底两种。胎多黄白，灰白次之，质地坚硬，釉色光丽，有青黄、青褐、酱黄、黑褐、黑等色。纹饰以釉中装饰与胚胎装饰为主。釉中装饰上两次不同釉色，如褐色、黑色、柿色等，入窑烧造中，由于火焰变换关系产生窑变纹。如弇口大碗，外壁呈深柿色，内壁为酱黑色，挥洒不规则的深柿色，其窑变纹即呈云朵星点斑块纹，色彩交融，浓淡有别，瑰丽自然，别有奇趣又或在器之外壁的黑釉上挥洒玳瑁状的柿色，简雅幻丽。坯胎装饰，主要是在碗的内壁，模印缠枝与折枝花的牡丹、菊纹、莲花，或游鱼戏莲纹。纹样组合，无论是缠枝还是折枝花，多是三朵绽放的花朵，配以三枝疏密有致的茎叶，交叉对称排列，距口沿的边栏多饰一或二周线圈或卷草纹、连泉纹，在器的中心部位饰以单个的团花菊纹、牡丹纹、月纹、泉纹、三叶纹、海水纹、铭纹等。目前发现之纹样，主要是牡丹与枝叶组合纹，好似较为单一，但因花朵大小有别，单层多层有异，花姿多形，如圆形、扁形、宝塔形、自然形、配饰茎叶茂密不等，伸展曲直，俯仰婀娜。中心部位衬以各式团花，全图饱满，既严谨又灵动，生趣盎然。坯胎与釉中组合装饰：主要是在印花纹的口沿上加饰0.4—0.7厘米宽的黑色或黑褐色边一圈，俗称“黑覆轮”，在青黄釉上挥洒米色乳浊釉斑块，内外相互辉映，艺术形象更加完美，这种装饰在目前考古发掘中尚无记载，当是达州窑的新创造。口径16—19厘米，高12—15厘米，足径5—6.5厘米。
2.盘有小盘、中盘
（1）小盘有直口、侈口，平底与圈足。胎黄白，质地坚硬。皆素面，釉色有黑、青二色，青釉内底涩圈，黑釉内满釉，均外半釉。口径12—13厘米，高2.5—3厘米，足径5—7.6厘米。
（2）中盘有侈口与敞口，斜弧壁，坦底，圈足，内足壁外撇，外底多平直，亦有下凸似鸡心。胎黄白，釉色以青黄、青色为主，不见黑色釉，内满釉有涩圈，外半釉。花纹以印花纹为主，并常于口沿加饰“黑覆轮”，这种装饰在耀州窑金代青釉印花盘中亦有耀州窑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立地坡·上店耀州窑址》图版71·3、4，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高3.8—4厘米，口径15.5—16.5厘米，足径5.8—6.4厘米。为较全面地反映达州窑印花纹之面貌，我们对瓷片进行了拼接，并绘出图样。
3.盏形体大小相差不大，其造型主要有侈口、弇口
（1）侈口斜弧壁，圈足或玉璧底。胎多黄白，灰白次之，内满釉无涩圈，外满釉与半釉，以半釉为主。釉仅为黑色，釉中纹饰有兔毫纹、油滴纹、窑变纹等。其中有色彩斑斓幻丽的侈口残件，内满釉，外下足无釉，釉面光泽照人，内外壁呈现不规则的星点油滴纹，口沿为柿色，沿下为黑、柿两色交融，迎光正视为银色星点，仰视即显现柿色星点纹，具有变幻莫测之美。高7.8厘米，口径12.4厘米，足径3.6厘米。
（2）弇口斜弧壁，有圈足与玉璧底两种，以圈足为主。胎黄白、灰白。釉色光洁，有黑、柿色，以柿色为主。有一弇口盏，斜弧壁，圈足，口沿柿色釉。沿下一圈黑色垂流于柿色的盏上壁，下壁黑、柿色交融为兔毫纹，中心部为漆黑色，光亮照人。高4—6厘米，口径10.3—13厘米，足径3.2—4.4厘米。
4.奁
大小不等，直口，直壁，圈足。胎以黄白为主。口与内壁无釉，外满釉，釉色以黑褐二色为主，不见有纹饰。高4.7—6厘米，口径4—6厘米，足径3—4厘米。
5.瓶
喇叭口，厚圆唇，束颈，颈上饰三凸弦纹一组，颈下外张呈吊胆式深腹，圈足。全形略似玉壶春瓶。胎灰白，釉色黑褐、均匀明润，上腹部分有兔毫纹及红褐色的星点纹，做工精细，造型端庄，是此窑的上乘之作。高32.5厘米，口径9.5厘米，足径11.8厘米。
6.罐
有敛口、直口。敛口，直颈，斜肩，圆鼓腹，圈足，肩上双系，胎黄白，釉色主要是黑色、柿色，圈足无釉。高11.4厘米，口径15厘米，足径8厘米；直口，短颈，圆鼓腹，圈足，胎黄白色，柿色釉，下足无釉。高7.8厘米，口径6.5厘米，足径4.5厘米。这些造型多与重庆涂山窑宋代黑釉罐相同。
（二）窑具
主要有匣钵、垫托。
这些窑具均用耐火土烧成。其匣钵比较单一，多是带孔厚直壁锅底形匣钵或平底匣。从匣内粘连件看，匣内多装弇口、侈口茶盏，是一匣一器叠烧。垫托之形式大小不等，有碗形、杯形、盅形及圈形等。根据涩圈碗盘的粘连器及垫托粘连情况看，有的一次粘连八件之多，其装烧法，除茶盏入匣单件外，大多数是明火叠烧。这种明火叠烧是先将垫托紧贴窑床，碗、盘扣于垫托上，碗与碗的涩圈扣圈足垒烧。匣钵高5—7厘米，口径10—12厘米，底径3—5厘米。垫托高3—10厘米，口径4—5厘米，足径6—10厘米。
此外，还有测温器，是用耐火土做成弯头锥形，锥端上釉。长7—10厘米。这种测火锥与重庆涂山窑完全相同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市涂山窑宋代瓷窑试掘报告》，载《考古》1986年第10期。
（三）达州窑与其他窑和耀州窑的关系
通过对以上达州窑采选标本的叙述，充分说明达州窑是以生产生活实用器为主，且以碗、盘、盏为大宗。胎多黄白色，釉色以烧青釉、青褐、黑褐为主，同时也兼烧黑釉、酱釉、柿色釉色器，纹饰有印花纹、油滴纹、兔毫纹、窑变纹等。其青釉碗、盘不仅多为涩圈，敞口、侈口，厚唇沿，而且圈足内壁多外斜。
从以上特点看，它与四川著名的邛窑相比：邛窑创烧于南朝或更早，到南宋衰退之时，其釉色仍沿袭唐代盛行的绿色乳浊釉，胎多缸胎，碗、盘的装烧多为叠烧，器内无涩圈，而是以二至五个支烧疤痕，与达州窑毫无相似之处，但是否为达州窑本地所创？经查阅历史，达州在唐时名通州，在晚唐时，著名诗人元稹曾因弹劾惩治不法官吏失败，于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贬至通州任司马，历时四年，与白居易交往最为友善，长达30年，世称“元白”。在他们笔下的通州：“居才二百室”、“虫蛇白昼栏官道”、“江馆无人虎印泥”、“人稀地僻巫医少，夏旱秋霖瘴疟多”等达川市元稹诗文研究会：《元稹与通州》，中国达川市元稹诗文研究会1998年编印。俨然是满目疮痍、财狼出没荒凉之地，哪会有陶瓷手工业的发展呢？当然也许是经过元稹在通州时，励精图治，劝民农耕，兴修水利，发展农桑；兴利除害，大兴文风，使通州在此基础上，经五代，北宋的继续发展，创烧了陶瓷手工业，可至目前的考古调查与文献记载，均未得其蛛丝马迹。为追根求源，便与长江流域的浙江婺州窑、龙泉窑、江西吉州窑相比，皆无主要共同点与渊源关系。再与中原的临汝窑青瓷比较，从临汝严和店窑场出土物看，仍与达州窑有极大差异，临汝窑青釉多绿豆青，胎灰白或浅灰色，纹饰富丽多姿，虽亦有涩圈的黑釉碗、青釉涩圈碗、盘，但青釉涩圈图不是印花，而是刻画花盘，且在临汝窑中只是昙花一现赵青云主编：《宋代汝窑》，河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故仍不是一个窑系。于是又与西北地区之青瓷比，让人吃惊的是与陕西耀州窑金代瓷共同点较多，禚振西在《耀州窑瓷器鉴定与鉴赏》中写道：“金代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段……后以烧姜黄釉为主（即青黄釉），同时也兼烧黑釉、酱釉以及兔毫、油滴结晶釉瓷。器物多实用器，以碗、盘为大宗。器壁比晚宋明显加厚，口唇尤厚，器足由窄变宽，圈足内墙外斜……器胎多是土灰色和淡土黄色，瓷釉多是姜黄色或黄绿色。在碗、盘圆器类的内心，多件刮削出无釉圈（即涩圈）”。这些主要特点与达州窑多么相似，耀州窑历史悠久，因此我认为达州窑应属耀州窑系。达州窑的黑釉瓷、酱釉瓷及印花纹与涂山窑酷似，这又作何解释？关于涂山窑的窑系，笔者在《试谈耀州窑黑瓷与重庆、四川黑釉瓷的渊源关系》中，早已提出了：耀州窑黑釉瓷与重庆（指重庆涂山窑）、四川黑釉瓷中的碗、盘、碟、盏、托、瓶、钵、罐等的发展，均有一脉相承的明显关系，重庆、四川之黑釉瓷是传承了耀州窑黑瓷，并又有所发展陈丽琼：《古陶瓷研究》，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所以它们的共似之处是必然的。
通过以上阐述，足证耀州窑对四川、重庆地区的陶瓷发展，特别是对四川的东北地区，起了重要的文化与技术传播的推动作用，而这传播是为什么，原因何在，我认为有如下重要因素：
1.政治经济的南移
自中唐到北宋南渡，是我国经济中心南移的过渡时期。自唐中叶的安史之乱起，战争辗转在黄河流域，由于战争的破坏与掠夺，经济萧条，南方未直接受战争之害，农业手工业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扬州与成都空前繁荣，有“扬一益二”之美称。到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与黄河流域又继续遭军阀的破坏，北方边境契丹统治者的侵略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等，致使北方人民颠沛流离。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在相对安宁环境下，统治者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和安定社会的政策，经济继续向前发展，进一步超越北方的优势地位。当然在北宋政权建立后，曾致力于全国经济的恢复，如号召人民开垦荒田，实行给田免租办法，部分地满足了北方农民的土地要求。随着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应地进一步发展起来。如定、汝诸窑和耀州窑的陶瓷，定州的缣，单州缂丝，鄢陵绢，亳州纱之类，在国内都极负盛名。其次如西北地区的毛织品，如毡、毯等，河北、山东的丝织，北京的花绸，定州罗、青、淄州绫等，以至邠州火筋、剪刀、太原铜镜，也都是北方著名的手工业。又因政治中心建立在北方，汴京仍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也是官僚、地主、商人最大的据点。王旦曾说：“京师的有钱人，资产达百万者很多，十万左右比比皆是”《续通鉴长编》，第85页。但是另一方面仍是凭借削东西来供应南北，对北方生产措施抱消极态度，使北方农村经济仍日渐衰退，而南方经济发展很快。史载：“东南诸郡，饶实繁盛”《宋史·范正辞传》，第304页。“今之沃壤，莫如吴、楚、越、闽、蜀”王应麟：《玉海·秦观语》。特别是成都平原和长江下游平原最为发达，当时的川、淮、江、浙都是粮食的大产地，同时也是手工业发达之地，人口稠密，都市繁荣，是一个财富富足的地域。在四川以成都而言：“每年自上元至四月十八，游赏几无虚日，浣花节，自城去僧寺凡十八里，太守乘彩舟泛江而下，两岸皆民家绞洛水阁，饰以锦绣。每彩舟到，有歌舞者则钩帘以观，贵以锦。以大舰作公库酒，应游人之家，计口给酒……有骑兵善于驰射，每守上城必奔骤于前，爽道作棚为五七层，人主其上以观，但见其首，谓之人头山”庄季裕：《鸡肋编（上）》。成都元夕每夜用油五千斤，可见其经济实力雄厚之惊人，故说“东南和四川是当时流亡者的‘乐土’”。
2.战争的破坏、人口的迁徙
西夏极盛时，从陕西甘肃一带至河西走廊，即对北宋进行掠夺。自982年西夏李继迁开始与北宋对抗，至1031年李元昊继位更加大肆进攻北宋政权，使北方许多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尤以陕西为最：“陕西自元昊寇边以来，骨肉离散，田园荡尽，陕西之民，比屋凋残，今二十年不复旧”《宋史·纪事本末》，第35页。1126年，金兵进攻汴京（今开封），围攻四十日而城陷，金兵纵火焚烧三日不熄。败军乘机劫掠，所有官僚、商贾、富户住宅，无一幸免；人民奔逃，尸横漫路。使这个全国最繁荣的首都呈现破败不堪的局面。“二百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需之物，无不毕取以去”《系年要录·卷四》。金人南侵，践踏的区域很广，从黄河流域的河北、山东、陕西广大地区至长江流域，凡所过之地莫不遭受极大的损失，即城市经济残败，劳力毁灭，农业生产凋敝，人口锐减，流亡迁徙，使繁华的关中地区，此时在八州十二县内，兵火之余，不满万户。同时，自金人南侵北方以来，灾害多达40次，1142年陕西连年不雨的结果，泾、渭、沪、灞等河全部干涸，五谷焦枯，人民乏食，争逃入四川，人口大减，就以陕西耀州为例：北宋时户102667户，金代50211户，共减52456户，即一半有余《金史·地理志》。耀州人的锐减，必以迁徙占大多数，而四川达州的地理位置又与陕西较邻近，绝对是他们迁徙首选之地，当有一部分耀州窑工匠入蜀，工匠要继续生存，达州人需要发展建立陶瓷手工业，两者结合，自然就将耀州窑金代制瓷技术传播于达州。关于入蜀的路线，根据文献记载有两条：一是可能从铜川经西安到宝鸡达凤县至略阳，沿嘉陵江南下去广元，再顺江而下至重庆。这条路线在1230—1231年的蒙金战争中，蒙军曾借宋境从陕西宝鸡南下入宋境，兵至凤州（今陕西凤县）、洋州（今陕西洋县）、兴元（今四川剑阁东），丐州（今陕西略阳）、深入利州（今四川广元），渡嘉陵江到葭萌（今四川剑阁东）、阆州（今四川阆中）的西水和南部；二是从陕西汉中至安康，翻越大巴山至开县到达州。这条路线也是后来元军攻宋的路线。元嘉熙元年（1237年），蒙军攻蜀，“蒙古都元帅塔海复率军自金州（今陕西安康地区），越大巴山，剽掠至开（州）、达（州）、梁山（军）、忠（州）、万（州）等，远际瞿塘、夔府、巫山之界”陈世松等：《宋元战争史》，四川社科院出版社1998年版；周勇主编：《重庆通史》，《宋元战与元代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
达州窑产品，在长江三峡库区的宋元遗址及淮河流域多有出土，说明南宋时期达州窑瓷器商品，不仅满足达州人民使用，也外销其他地方，且市场亦为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