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三峡水路交通与瓷器贸易（1）
长江三峡是贯穿长江上下游经济文化交往的咽喉，是连接南北文化融汇的要地。因此，三峡是万里长江的黄金河段。
三峡正处在重庆、湖北、贵州交界地带，北与大巴山分界，南以大娄山与贵州相邻，巫山山脉南北横贯，长江自西向东穿切而过，形成众多的峡谷。三峡地区西起重庆，东至湖北宜昌，全长653公里。
三峡地区的地理状况十分复杂，大致可以重庆奉节为界分东西两段。东段即奉节至宜昌，经巫山、巴东、秭归，全长204公里，其地质结构是石灰岩背斜地。这一带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两岸多是悬崖峭壁，山峦起伏环绕，奇峰插云天。水势落差特大，河流狭窄，甚而不足100米。峡谷内暗礁险滩接踵，江流奔腾湍急，故有“三峡天险”之称。西段自奉节上游至云阳、开县、万州、石柱、丰都、涪陵、武隆、长寿至江津，全长449公里。地质结构是砂岩、泥岩、石灰岩所构成的丘陵地带，海拔在410—500米之间参见郑敬东主编：《长江三峡交通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一）巴人造船三峡通，原始青瓷初入中
三峡的交通，由于自然条件复杂，环境恶劣，受到很大限制。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代，巴人的祖先廪君率先造船操舟，行驶于三峡境内。参见郑敬东主编：《长江三峡交通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根据上世纪末新世纪初三峡考古在巫山双堰塘遗址新出土的中原商代青铜双羊尊。徐光冀主编：《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彩版3.巫山江东嘴商代遗址出土的浙江原始青瓷残片为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队长白九江于巫山江东嘴商代遗址所亲见。可能到商代三峡这条水上交通已与长江中、下游通航交往。至于是商贸还是战争交往，还待研究。
西周时，据《史记·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据《通俗文》说，周昭王攻楚时，有人向楚王献策，令船匠打造王舟，用胶粘合船板，停泊在汉水渡口，待昭王到时，楚王假意相迎，请昭王登上胶合板船使其溺于中流。以上记载虽不尽相同，但昭王死于汉江一事则是相同的。这不仅反映了楚国具有高超的造船技术水平，以及会用榫卯结构，而且还会用胶来捻缝，从而说明了峡江而居的楚人，具有善于水运的传统。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阶段，三峡地区成为民族征战、贸易交往必经的通道。它的交通有陆路与水路，而以水路为绝对优势。
“三峡地区在春秋时，因征战频繁，巴楚民族时常交错居于峡中上下，但此后三峡以西更多的是巴蜀人居住之地，以东为楚人所居，以南为黔、滇、桂的苗族所居，以北是西北各民族分布区。这时巴楚及秦楚战争进一步开拓了三峡水运航道。巴与楚为了控制峡路水道，相继在峡路上设捍关隘，楚人设捍关在清江湖北的长阳西。巴人设江关于奉节，设阳关于长寿。据《舆地纪胜》载，阳关距东温县五里，江狭窄处有栈道遗迹。俗传以为张王战地，其上屯驻旧基存焉”《舆地纪胜》卷174《夔州路》。据此可知峡路行很早就有栈道的存在。
战国时，张仪为秦破合纵而“连横”，对楚国游说：“秦西有巴蜀，方舟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二千余里航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捍关。”《战国策》卷14《楚军一》。苏代游说燕国也称：“蜀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乘下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战国策》卷30《燕策》。后来司马错、田真黄也认识到：“（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华阳国志》卷3《蜀志》。可见其峡路水运之重要，以及通往之行程已为世人所熟知，充分说明了在当时航运之频繁。
考古发掘出土物也可以为证，巫峡的秭归官庄坪遗址，即有最丰富的楚文化遗存。徐光冀主编：《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载周国平《三峡库区面积最大的楚文化遗存》。在三峡西陵峡的兵书宝剑峡、瞿塘峡徐光冀主编：《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郝国胜、任风：《不寻常的葬俗——古峡迷雾话悬棺》。涪陵小田溪、重庆冬笋坝、嘉陵江上游昭化宝轮院等处均出土有巴人船棺葬等，均有巴式铜矛、巴人柳叶形剑、巴式烟荷包铜钺、成都白花潭出土有巴蜀青铜水舰攻战图壶。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十号墓发掘记》，载《文物》1976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巴人铜兵器上常有船形图像而且还有在“王”字之下。徐光冀主编：《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方刚《迷失的王朝——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散记》。充分显示了巴人善于操剑、习于操舟尚武的水上民族特色。
综上所述，楚、巴先民远古时共同开发了三峡水运。
（二）吴船挂帆取蜀锦，青瓷如玉闪入峡
秦末汉初，据《汉书·扬雄传》记，扬雄祖先从楚巫山溯江到江州（今重庆），元鼎年间又溯江上郫县。汉武帝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残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下巴蜀粟以赈焉”《汉书·食货志》。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又下诏：“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汉书·武帝纪》。
东汉初，刘秀遣岑彭、臧官等率水陆攻四川，灭公孙述。从公元30年开始，岑彭等与公孙述部将田戎在川江和岷江一直战了十几年。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据蓝勇先生考证，在荆门、秭归至江州（今重庆）间必有陆路可通蓝勇著：《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三国时，据《汉书·刘焉传》，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与赵云万人自江道入蜀，经涪陵城屯葭萌”。《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赵云传》载：诸葛亮循岷江北上成都，张飞溯嘉陵江夺得阆中。这时魏与吴都买蜀汉之锦，锦并为蜀汉的“决战之资”。据《丹阳记》，“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妙，故魏则市于锦，吴亦资西蜀。”这时，吴当用船运锦，魏有可能陆运。又据《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19年），东吴吕蒙率舟师袭荆州，船至寻阳（今湖北黄梅），让水卒伏于大船中，“使白衣摇橹，作商人服，昼夜兼行，至羽（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从这一侧面反映出，除战争外，尚有商贸往来，因而一时蒙蔽了关羽。
以上文献记载说明了两汉时，长江三峡河段的水运，或因征战，或因汉政府赈灾所需，输巴蜀粮食与蜀锦东下，关于其他物品记载极少。通过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动工以来的出土文物看，在西汉不仅有蜀锦粮食东下，还有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流域的蜀郡、广汉郡漆器在湖南、江苏等地的西汉墓葬中出土：比如江苏邗江县出土漆壶有朱书铭文“中官”二字，外壁针刻54字“元康四年（前62年），广汉护工卒史……”周世荣：《长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扬州博物馆、邗江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扬寿乡宝女墩新葬墓》，载《文物》1991年第10期。湖南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物上有四川“成市”和“市府”铭文，长沙杨家山西汉墓出土的漆器有铭文：“元延三年（前10年），广汉郡工官造……建平五年（前9年），广汉郡工官造……”周世荣：《长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杨家山304号西汉墓》，《考古学系列》1981年第1期。等。三国时，有安徽东吴朱然墓出土的漆器，朱书有“蜀郡造作牢”五字，另一出土器皿上有四字朱书“蜀郡作牢”周世荣：《长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报告》，载《文物》1986年第3期。尤以“蜀郡作牢”漆盘，绘制有极形象逼真的山水人物鱼莲戏水图。两汉到三国时期，四川蜀郡、广汉郡的漆器是全国著名的产品。其不少产品曾作为高级商品或高级礼品传到偏远的贵州清镇和边远的黄海之滨、乐浪（今朝鲜平壤以西）等地周世荣：《长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那么，长江下游、中游是否有溯江而上的商贸产品呢？四川绵阳西汉墓出土的原始青罐、壶，就是最具西汉特点的浙江原始青瓷，其特点是器形大，下腹不上青釉，为酱红色露胎。从目前考古出土物判定，这种类型的原始青瓷，仅在浙江绍兴、德清、萧山等地所产。至于是溯江而上，还是从中原再经川陕金牛道入蜀，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至少从东汉起，长江三峡这条水运上下通航，商品互往是很正常的事。我们又以瓷器为例，在三峡河段湖北的巴东，重庆的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涪陵、重庆市区等的东汉与三国蜀汉的砖墓、崖墓中多有出土有浙江越窑、湖南湘阴青竹寺窑的碗、钵、碟等器物，另外还有文房用器的蛙形水注，陈设器或盛器的盘口壶，卫生用器的洗（即洗面盆）等出土。充分表明长江中下游瓷器已从一种新兴的商品进入商贸贸易，或溯江而上，或绕道流转入三峡广销至长江三峡与长江上游地区。
以上三峡库区出土的瓷器，均是地处长江下游海滨之地，中游洞庭之域所产，距三峡与长江上游道路遥远，尤其是长江三峡河段，山高谷深，河道迂回曲折，水势汹涌，险滩密布，暗礁丛生，没有超强的驾船绝技，谙熟了解三峡水性的舵手，是无任何企望把易碎的瓷器运入峡到长江上游进行商贸活动。
《中国水运史》记载：在西汉时，首都长安已是“大船万艘，转漕相过”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1页。“位于长江中游的江陵，南临大江，是汉代物资转运的中心港，其‘地利西通蜀，舟楫控吴人’”。东汉建都洛阳，内河水运，更以长江流域为中心，联结南北江河从事商品运输。所需的漕粮与物资，在长江下游是经汴渠转运，长江中游靠汉水运抵。汉水“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坂，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汉津赋》），为重要的水上通道。在三国鼎立之前（公元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军约五万，在赤壁（今湖北浦圻西北，长江南岸），与曹操交战，吴用斗舰战与火攻，战胜曹操，这是我国以少胜多的一次著名战役。入三国时，为便于水军活动与商业的繁荣，公元211年孙权从京口（今镇江）迁都建业（今南京），组建密集的水运网，在建业东面挖娄湖，西南凿横塘，右连长江口，左通城内秦淮河，致使这一带呈现一片“楼台之盛，天下莫比”的繁华景象，当时不少富豪之家，“商贩千艘”进行水上贸易，成为“势倾于邦郡，储积富于公室”之巨商。足见水运之发达，故世人称东吴是一个以“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的国家。
据记载，越窑与青竹寺窑之人，亦是善于操舟、习于水运的民族。越窑主产地在浙江绍兴一带，古属越国故地，故名“越窑”。越窑的先民们善操舟楫。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出土操舟的木桨，又据《艺文类聚》引《周书》记，“周成王时，扵越献舟”，此即指居住在今浙江绍兴地区的扵越族人，建造了最好的木板船献给周成王。当时江淮之间尚无通航水运，越人献船须绕道海上，入济水转黄河，再到渭水，这是当时海河通航的一条路线。春秋晚期，百越在浙江境内建立的第一个政权——“越国”，其境内江河纵横，“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是一个以水运立国的国家，无论是经济或军事均靠水运。再以湖南湘阴青竹寺而论，青竹寺窑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领地，楚国的始祖鬻熊，西周时立国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三峡秭归东南），春秋时楚庄王曾为霸主，疆域西北到武关（今安徽含山北），北到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8页。在战国时，楚与巴常交战于峡区及长江上游，同时又曾建都于峡区的秭归，因此，楚人善于行水操舟，熟悉三峡水性。
交通的发展依赖于经济交流的需要，越窑青瓷烧造历史悠久，浙江考古资料表明，在商代，越窑人就能烧造原始青瓷，其原始青瓷主要广销长江中下游及黄河流域与中原地带。自西汉末东汉初烧制成功具有现代标准瓷后，为扩大瓷器贸易，才逐渐将销路延伸扩展到长江上游。湖南湘阴青竹寺窑一经创烧成功，就抓住商机，直销或转销至峡区与长江上游一带。据文献记载与出土瓷器的相互印证，商品运输路线主要有两条：
（1）为避三峡天险，采用水陆兼程，越窑溯江而上至汴渠到洛阳，青竹寺窑出洞庭顺水而下到汉水达洛阳，而后经川陕金牛道到成都，寻岷江顺流入长江东下达三峡。这条路上的东汉京都洛阳、西蜀的成都、重庆至三峡巴东的沿江城市，多汉代瓷器出土。又或从中下游直达夷陵（今宜昌）、秭归，经陆路至鱼复（今奉节）。如三国时著名的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刘备就是走此路。《三国志·蜀先主传》卷三十三记：
章武二年（222年），陆议（逊）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奉节）。
（2）皆从中下游溯江而上，至中游的江陵，江陵是东汉物资转运的中心，再由江陵溯江而入三峡。这条路线为长江上下游商贸通道，至迟在西汉时已有之，汉《乐府诗》：
巫山高。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9页。
巫山高，高之大；淮水深，难以逝。
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梁）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此诗是写一位居江南入川经商之游子，临巫山峡江山峻水湍思归不得之作。诗中突出“我欲东归”、“远道之人心思归”。以巫山之高而大，联想家乡淮水之深。据《汉书·地理志》记，淮水在安徽南陵县南，北注大江（即长江），当为作者家乡所在。据此可知，西汉时三峡与长江中下游商贸交往极为频繁。到三国时，《三国志·孙休传》卷四十八记：孙休于永年元年即位，二年（259年）即欲偃武修文，提倡男耕，指责弃农经商：“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从这指责中即显示出，三国时东吴官吏庶民百姓、士兵皆商贸于长江上下游。以此为据，足证三峡与长江上游出土的东吴拥有的浙江越窑、湖南青竹寺窑瓷器，就是孙休所言，“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的船舶所载货物之一。
综上所述，在汉至三国时期，长江上游与峡路，同长江中下游的交通往返，或因战争或为下游输粮赈灾，峡路已与长江中下游有商贸往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新发现，及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动工时在下游出土有长江上游成都广汉郡的漆器，上游出土有下游的浙江越窑瓷器、中游的湖南青竹寺窑瓷器，结合文献记载，说明长江三峡这条黄金水道是畅通繁荣兴盛的。交易的货物，不仅有吴地的象牙、犀角、翡翠、香料、蛤蚧、珍珠、孔雀等，还有东吴瓷器。上游有蜀地的牛、马、药材、漆器、织锦、青麻布、茶叶等土特产品与珍奇货物。
（三）巴蜀船只泊建业，瓷业商贸涌峡来
两晋南北朝时，三峡水路更有新的发展。据载，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吴天纪三年十二月，晋武帝发兵20万，分六路伐吴。晋王浚率楼船水师沿长江而下，至建平郡与吴太守吾彦遭遇。吾彦于夔门一线的险要处用铁锁横断江路，凡险要处亦设铁锁拦江，更施铁锥藏于江中，拟锥晋船。王浚见此，急制大型木筏开道，然后用火炬熔化铁锁以破。二月王浚水师军克西陵（今湖北宜昌），并乘胜东下攻克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直逼吴郡建业（今南京）吴主孙皓虽率舟师两万人迎战，见王浚楼船庞大，即望风而降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晋书·顾荣传》记：“顾荣被任命为侍中，乘单舸赴任，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又据《晋书》记述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成汉李寿在四川涪陵制造了大批战船溯江攻成都。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率水军征蜀，溯长江、岷江而上，抵成都城下，李势降，成汉亡。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东晋义熙三年（公元407）晋军刘裕使刘敬宣伐谯纵，刘敬宣率舟师在忠县、涪陵、重庆一带败谯纵。清同治重修《涪陵志·武备志》卷30.通过以上史料记载可知，两晋时峡路交通因征战而通达。在商贸经济交往中，由于东晋建都建业（今南京）改称建康，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中原人口南迁，带来了一些先进技术，使南方土地得到开发利用，水利得以兴修，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都城建康成为商业中心。“来自富春江、浦阳江、洞庭湖和四川的大小船只，出现在秦淮河上，来来往往的千艘万艘船只，临江沿河的建康成了一个港市，使得作为一个国家中心的京都的政治经济合为一体。东吴时，万艘大船从建康出海，到了梁代则有两万艘巨船了”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据《晋书·刘胤传》卷八十一记，刘胤任江州刺史时，就贪用各郡漕船和经费“大殖货财，商贩百万”，《晋书·陶侃传》卷六十六记：陶侃为军事所需，“将运船为战舰”。足见商业之繁荣，商船之多。至南朝刘宋时，建康已是“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其水路西通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东出海至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南经破冈渎到太湖，或经运河与钱塘江相连，经运河达淮、泗。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宋书·吴喜传》卷八十三记“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四川大小船只停泊在京都的秦淮河上，可见水运业的发达，商品种类之丰富，三峡水运之繁忙。
商贸的发展依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品类繁多，现仅就瓷器商业生产而论，在两晋南北朝时，瓷业的发展，在长江流域呈现遍地开花的繁荣局面。从长江下游东南沿海的江、浙、闵，到长江中上游的赣、鄂、湘、川等地皆有各成体系的生产基地。有了足够的商品，就必须纳入商贸谋求利润。这时瓷器贸易在长江三峡与长江上游，可谓达到了一个高峰时代。瓷器的窑口有浙江越窑、瓯窑、婺州窑、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湘阴窑、四川成都青羊宫窑，此外还有些瓷器难以辨识其窑口。论其瓷器的名目，有食用器的碗、杯、盘、钵；茶酒器的鸡首壶、盘口壶；专事茶具的带柄煮茶壶、五盅茶盘、带托高足盖碗等；文房用器的蛙形水注、烛台、奁等；卫生用器的虎子（便壶）、唾壶、熏炉；陈设用器的摩羯纹瓶、莲花纹瓶；盛器的四系罐、四系盖罐；冥器的五联罐谷仓、鬼灶、瓯等等。西陵峡的秭归，巫峡的巴东、巫山，瞿塘峡的奉节，及上游的万州、云阳、忠县、丰都、涪陵、重庆等地的墓葬、遗址中均有出土，有的一个墓葬就达五六十件。当时瓷器商品门类之多，几乎占据了人们整个生活日用器。销售范围之广，占据了长江三峡库区的所有城市。
商品的流通，依赖于交通的发展。两晋南北朝时，长江中下游水运自然条件优越：水域宽阔、平缓，来往如履平地。而三峡河段，自然条件险恶：山峻水湍，礁滩密布，尤以逆水而上，更是十分困难险阻，但也不是如诗仙李白所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三峡船工与三峡人，世世代代依山傍水生于三峡长于三峡，为了生存与发展，在与水较量搏斗中，经过千百次的失败与成功，集世代人的智慧，至迟于晋时已探索出了一些行船的规律，掌握规律，就能克害为利，掌握三峡水运通航的“金钥匙”。
晋·无名氏《淫预》诗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7页。
淫预大如马，瞿塘不可下；
淫预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淫预，又称滟滪滩，滟滪滩为屹立于白帝城下，紧靠瞿塘口西的一水中巨礁，高约40米，宽约20米，长约30米。江水泛涨淹其石，水湍涛涌，旋涡翻滚，行船不慎，即船被水摧，触石而沉，其深无底，为峡中最险之礁石，故有“瞿塘天险”之称。为降伏天险之患，无名氏《淫预》诗用最通俗、最简约、最好记的诗句警示行船者：当水涨季节，滟滪堆变小，即大如马，江水湍急，行船如离弦之箭，若有不慎，会触于礁上，船破人亡，故瞿塘不可下。在滟滪堆露出水面大如象，舟船可顺水而下，上水船只由于屹水浅，瞿塘不可上。
滟滪堆与行船的关系，又经过不断总结，到南朝时还有：
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
滟滪大如幞，瞿塘不可触；
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
滟滪大如龞，瞿塘舟行绝。
以上诗句中的如牛、如幞、如龟、如龞是指瞿塘水位上涨时滟滪堆露出水面之大小，越小说明水势上涨越猛，行船就更加危险，到大如龞时，就绝对不能通航了。
滟滪堆已于1959年整治川江航道时被炸毁，天下之至险，从此变成坦途。
晋·无名氏《三峡谣》诗。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8页。
朝见黄牛，暮见黄牛；
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水经注》曰：“峡中有滩，名曰黄牛，岩石既高，江湍迂回，虽途经信宿，犹望见之，故行者谣云。”
黄牛滩位于西陵峡南岸，有一高山远望似一黑人牵着一条牛，神态逼真，而山下多迂回曲折的乱石，水浅滩险，故名黄牛滩。谣中的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即说明溯江而上行船之缓慢与艰辛，同时也警示行船者应格外谨慎，这说明虽然三峡行舟难，但仍是不断而频繁地在通航。
南朝时“三峡七百里……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郦道元：《水经注》，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523页。有以上行船之经验或警示，不可否认它对东晋建康都城秦淮河上停泊的四川大小船只的航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以上诗篇，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两晋南北朝时，目前虽未发现改造水患的记载，但三峡人适应自然、驯服自然的能力是超强的，即使是万分的困危险阻，仍是前仆后继，频繁地航行于峡中。
这时瓷器的商贸路线大约有三条主线：
一是长江中下游瓷器从汴渠、汉水到渭水而后经川陕的金牛道至成都寻岷江而下入长江至三峡，但这条路线仅在两晋时使用，至南北朝时则因南北对峙，交通梗阻而间断。
二是从中下游至江陵再由宜昌直入三峡达长江上游，从三峡出土瓷器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来看，这条线路当是主要贸易线。
三是从成都沿岷江而下出长江到三峡及长江中下游。
三峡正处在重庆、湖北、贵州交界地带，北与大巴山分界，南以大娄山与贵州相邻，巫山山脉南北横贯，长江自西向东穿切而过，形成众多的峡谷。三峡地区西起重庆，东至湖北宜昌，全长653公里。
三峡地区的地理状况十分复杂，大致可以重庆奉节为界分东西两段。东段即奉节至宜昌，经巫山、巴东、秭归，全长204公里，其地质结构是石灰岩背斜地。这一带平均海拔在1000米以上。两岸多是悬崖峭壁，山峦起伏环绕，奇峰插云天。水势落差特大，河流狭窄，甚而不足100米。峡谷内暗礁险滩接踵，江流奔腾湍急，故有“三峡天险”之称。西段自奉节上游至云阳、开县、万州、石柱、丰都、涪陵、武隆、长寿至江津，全长449公里。地质结构是砂岩、泥岩、石灰岩所构成的丘陵地带，海拔在410—500米之间参见郑敬东主编：《长江三峡交通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页。
（一）巴人造船三峡通，原始青瓷初入中
三峡的交通，由于自然条件复杂，环境恶劣，受到很大限制。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夏代，巴人的祖先廪君率先造船操舟，行驶于三峡境内。参见郑敬东主编：《长江三峡交通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根据上世纪末新世纪初三峡考古在巫山双堰塘遗址新出土的中原商代青铜双羊尊。徐光冀主编：《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彩版3.巫山江东嘴商代遗址出土的浙江原始青瓷残片为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队长白九江于巫山江东嘴商代遗址所亲见。可能到商代三峡这条水上交通已与长江中、下游通航交往。至于是商贸还是战争交往，还待研究。
西周时，据《史记·周本纪》，“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据《通俗文》说，周昭王攻楚时，有人向楚王献策，令船匠打造王舟，用胶粘合船板，停泊在汉水渡口，待昭王到时，楚王假意相迎，请昭王登上胶合板船使其溺于中流。以上记载虽不尽相同，但昭王死于汉江一事则是相同的。这不仅反映了楚国具有高超的造船技术水平，以及会用榫卯结构，而且还会用胶来捻缝，从而说明了峡江而居的楚人，具有善于水运的传统。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民族大融合阶段，三峡地区成为民族征战、贸易交往必经的通道。它的交通有陆路与水路，而以水路为绝对优势。
“三峡地区在春秋时，因征战频繁，巴楚民族时常交错居于峡中上下，但此后三峡以西更多的是巴蜀人居住之地，以东为楚人所居，以南为黔、滇、桂的苗族所居，以北是西北各民族分布区。这时巴楚及秦楚战争进一步开拓了三峡水运航道。巴与楚为了控制峡路水道，相继在峡路上设捍关隘，楚人设捍关在清江湖北的长阳西。巴人设江关于奉节，设阳关于长寿。据《舆地纪胜》载，阳关距东温县五里，江狭窄处有栈道遗迹。俗传以为张王战地，其上屯驻旧基存焉”《舆地纪胜》卷174《夔州路》。据此可知峡路行很早就有栈道的存在。
战国时，张仪为秦破合纵而“连横”，对楚国游说：“秦西有巴蜀，方舟积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二千余里航船载卒，一舫载五十人与三月之粮，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数虽多，不费马汗之劳，不至十日而距捍关。”《战国策》卷14《楚军一》。苏代游说燕国也称：“蜀之甲，轻舟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轻舟出于巴，乘下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战国策》卷30《燕策》。后来司马错、田真黄也认识到：“（蜀）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华阳国志》卷3《蜀志》。可见其峡路水运之重要，以及通往之行程已为世人所熟知，充分说明了在当时航运之频繁。
考古发掘出土物也可以为证，巫峡的秭归官庄坪遗址，即有最丰富的楚文化遗存。徐光冀主编：《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载周国平《三峡库区面积最大的楚文化遗存》。在三峡西陵峡的兵书宝剑峡、瞿塘峡徐光冀主编：《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93页，郝国胜、任风：《不寻常的葬俗——古峡迷雾话悬棺》。涪陵小田溪、重庆冬笋坝、嘉陵江上游昭化宝轮院等处均出土有巴人船棺葬等，均有巴式铜矛、巴人柳叶形剑、巴式烟荷包铜钺、成都白花潭出土有巴蜀青铜水舰攻战图壶。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十号墓发掘记》，载《文物》1976年第3期。值得一提的是巴人铜兵器上常有船形图像而且还有在“王”字之下。徐光冀主编：《永不消逝的文明·三峡文物抢救纪实》，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方刚《迷失的王朝——涪陵小田溪墓群发掘散记》。充分显示了巴人善于操剑、习于操舟尚武的水上民族特色。
综上所述，楚、巴先民远古时共同开发了三峡水运。
（二）吴船挂帆取蜀锦，青瓷如玉闪入峡
秦末汉初，据《汉书·扬雄传》记，扬雄祖先从楚巫山溯江到江州（今重庆），元鼎年间又溯江上郫县。汉武帝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残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下巴蜀粟以赈焉”《汉书·食货志》。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又下诏：“水潦移于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汉书·武帝纪》。
东汉初，刘秀遣岑彭、臧官等率水陆攻四川，灭公孙述。从公元30年开始，岑彭等与公孙述部将田戎在川江和岷江一直战了十几年。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据蓝勇先生考证，在荆门、秭归至江州（今重庆）间必有陆路可通蓝勇著：《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9页。
三国时，据《汉书·刘焉传》，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刘备与赵云万人自江道入蜀，经涪陵城屯葭萌”。《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赵云传》载：诸葛亮循岷江北上成都，张飞溯嘉陵江夺得阆中。这时魏与吴都买蜀汉之锦，锦并为蜀汉的“决战之资”。据《丹阳记》，“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妙，故魏则市于锦，吴亦资西蜀。”这时，吴当用船运锦，魏有可能陆运。又据《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载，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19年），东吴吕蒙率舟师袭荆州，船至寻阳（今湖北黄梅），让水卒伏于大船中，“使白衣摇橹，作商人服，昼夜兼行，至羽（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从这一侧面反映出，除战争外，尚有商贸往来，因而一时蒙蔽了关羽。
以上文献记载说明了两汉时，长江三峡河段的水运，或因征战，或因汉政府赈灾所需，输巴蜀粮食与蜀锦东下，关于其他物品记载极少。通过近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动工以来的出土文物看，在西汉不仅有蜀锦粮食东下，还有长江上游支流岷江流域的蜀郡、广汉郡漆器在湖南、江苏等地的西汉墓葬中出土：比如江苏邗江县出土漆壶有朱书铭文“中官”二字，外壁针刻54字“元康四年（前62年），广汉护工卒史……”周世荣：《长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扬州博物馆、邗江图书馆：《江苏邗江县扬寿乡宝女墩新葬墓》，载《文物》1991年第10期。湖南长沙马王堆墓出土物上有四川“成市”和“市府”铭文，长沙杨家山西汉墓出土的漆器有铭文：“元延三年（前10年），广汉郡工官造……建平五年（前9年），广汉郡工官造……”周世荣：《长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70页。湖南省博物馆《长沙杨家山304号西汉墓》，《考古学系列》1981年第1期。等。三国时，有安徽东吴朱然墓出土的漆器，朱书有“蜀郡造作牢”五字，另一出土器皿上有四字朱书“蜀郡作牢”周世荣：《长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页。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报告》，载《文物》1986年第3期。尤以“蜀郡作牢”漆盘，绘制有极形象逼真的山水人物鱼莲戏水图。两汉到三国时期，四川蜀郡、广汉郡的漆器是全国著名的产品。其不少产品曾作为高级商品或高级礼品传到偏远的贵州清镇和边远的黄海之滨、乐浪（今朝鲜平壤以西）等地周世荣：《长江漆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33页。
那么，长江下游、中游是否有溯江而上的商贸产品呢？四川绵阳西汉墓出土的原始青罐、壶，就是最具西汉特点的浙江原始青瓷，其特点是器形大，下腹不上青釉，为酱红色露胎。从目前考古出土物判定，这种类型的原始青瓷，仅在浙江绍兴、德清、萧山等地所产。至于是溯江而上，还是从中原再经川陕金牛道入蜀，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至少从东汉起，长江三峡这条水运上下通航，商品互往是很正常的事。我们又以瓷器为例，在三峡河段湖北的巴东，重庆的巫山、奉节、云阳、万县、忠县、涪陵、重庆市区等的东汉与三国蜀汉的砖墓、崖墓中多有出土有浙江越窑、湖南湘阴青竹寺窑的碗、钵、碟等器物，另外还有文房用器的蛙形水注，陈设器或盛器的盘口壶，卫生用器的洗（即洗面盆）等出土。充分表明长江中下游瓷器已从一种新兴的商品进入商贸贸易，或溯江而上，或绕道流转入三峡广销至长江三峡与长江上游地区。
以上三峡库区出土的瓷器，均是地处长江下游海滨之地，中游洞庭之域所产，距三峡与长江上游道路遥远，尤其是长江三峡河段，山高谷深，河道迂回曲折，水势汹涌，险滩密布，暗礁丛生，没有超强的驾船绝技，谙熟了解三峡水性的舵手，是无任何企望把易碎的瓷器运入峡到长江上游进行商贸活动。
《中国水运史》记载：在西汉时，首都长安已是“大船万艘，转漕相过”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80—81页。“位于长江中游的江陵，南临大江，是汉代物资转运的中心港，其‘地利西通蜀，舟楫控吴人’”。东汉建都洛阳，内河水运，更以长江流域为中心，联结南北江河从事商品运输。所需的漕粮与物资，在长江下游是经汴渠转运，长江中游靠汉水运抵。汉水“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陇坂，下接江湖，导财运货，懋迁有无”（《汉津赋》），为重要的水上通道。在三国鼎立之前（公元208年），孙权与刘备联军约五万，在赤壁（今湖北浦圻西北，长江南岸），与曹操交战，吴用斗舰战与火攻，战胜曹操，这是我国以少胜多的一次著名战役。入三国时，为便于水军活动与商业的繁荣，公元211年孙权从京口（今镇江）迁都建业（今南京），组建密集的水运网，在建业东面挖娄湖，西南凿横塘，右连长江口，左通城内秦淮河，致使这一带呈现一片“楼台之盛，天下莫比”的繁华景象，当时不少富豪之家，“商贩千艘”进行水上贸易，成为“势倾于邦郡，储积富于公室”之巨商。足见水运之发达，故世人称东吴是一个以“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的国家。
据记载，越窑与青竹寺窑之人，亦是善于操舟、习于水运的民族。越窑主产地在浙江绍兴一带，古属越国故地，故名“越窑”。越窑的先民们善操舟楫。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余姚河姆渡遗址，就出土操舟的木桨，又据《艺文类聚》引《周书》记，“周成王时，扵越献舟”，此即指居住在今浙江绍兴地区的扵越族人，建造了最好的木板船献给周成王。当时江淮之间尚无通航水运，越人献船须绕道海上，入济水转黄河，再到渭水，这是当时海河通航的一条路线。春秋晚期，百越在浙江境内建立的第一个政权——“越国”，其境内江河纵横，“以舟为车，以楫为马”，是一个以水运立国的国家，无论是经济或军事均靠水运。再以湖南湘阴青竹寺而论，青竹寺窑在春秋战国时属楚国领地，楚国的始祖鬻熊，西周时立国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三峡秭归东南），春秋时楚庄王曾为霸主，疆域西北到武关（今安徽含山北），北到河南南阳，南到洞庭湖以南《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08页。在战国时，楚与巴常交战于峡区及长江上游，同时又曾建都于峡区的秭归，因此，楚人善于行水操舟，熟悉三峡水性。
交通的发展依赖于经济交流的需要，越窑青瓷烧造历史悠久，浙江考古资料表明，在商代，越窑人就能烧造原始青瓷，其原始青瓷主要广销长江中下游及黄河流域与中原地带。自西汉末东汉初烧制成功具有现代标准瓷后，为扩大瓷器贸易，才逐渐将销路延伸扩展到长江上游。湖南湘阴青竹寺窑一经创烧成功，就抓住商机，直销或转销至峡区与长江上游一带。据文献记载与出土瓷器的相互印证，商品运输路线主要有两条：
（1）为避三峡天险，采用水陆兼程，越窑溯江而上至汴渠到洛阳，青竹寺窑出洞庭顺水而下到汉水达洛阳，而后经川陕金牛道到成都，寻岷江顺流入长江东下达三峡。这条路上的东汉京都洛阳、西蜀的成都、重庆至三峡巴东的沿江城市，多汉代瓷器出土。又或从中下游直达夷陵（今宜昌）、秭归，经陆路至鱼复（今奉节）。如三国时著名的夷陵之战（又称猇亭之战），刘备就是走此路。《三国志·蜀先主传》卷三十三记：
章武二年（222年），陆议（逊）大破先主军于猇亭，将军冯习、张南等皆没，先主自猇亭还秭归，收合离散兵，遂弃船舫，由步道还鱼复（奉节）。
（2）皆从中下游溯江而上，至中游的江陵，江陵是东汉物资转运的中心，再由江陵溯江而入三峡。这条路线为长江上下游商贸通道，至迟在西汉时已有之，汉《乐府诗》：
巫山高。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9页。
巫山高，高之大；淮水深，难以逝。
我欲东归，害（梁）不为？我集无高曳，水何（梁）汤汤回回。临水远望，泣下沾衣，远道之人心思归，谓之何！
此诗是写一位居江南入川经商之游子，临巫山峡江山峻水湍思归不得之作。诗中突出“我欲东归”、“远道之人心思归”。以巫山之高而大，联想家乡淮水之深。据《汉书·地理志》记，淮水在安徽南陵县南，北注大江（即长江），当为作者家乡所在。据此可知，西汉时三峡与长江中下游商贸交往极为频繁。到三国时，《三国志·孙休传》卷四十八记：孙休于永年元年即位，二年（259年）即欲偃武修文，提倡男耕，指责弃农经商：“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从这指责中即显示出，三国时东吴官吏庶民百姓、士兵皆商贸于长江上下游。以此为据，足证三峡与长江上游出土的东吴拥有的浙江越窑、湖南青竹寺窑瓷器，就是孙休所言，“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的船舶所载货物之一。
综上所述，在汉至三国时期，长江上游与峡路，同长江中下游的交通往返，或因战争或为下游输粮赈灾，峡路已与长江中下游有商贸往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新发现，及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动工时在下游出土有长江上游成都广汉郡的漆器，上游出土有下游的浙江越窑瓷器、中游的湖南青竹寺窑瓷器，结合文献记载，说明长江三峡这条黄金水道是畅通繁荣兴盛的。交易的货物，不仅有吴地的象牙、犀角、翡翠、香料、蛤蚧、珍珠、孔雀等，还有东吴瓷器。上游有蜀地的牛、马、药材、漆器、织锦、青麻布、茶叶等土特产品与珍奇货物。
（三）巴蜀船只泊建业，瓷业商贸涌峡来
两晋南北朝时，三峡水路更有新的发展。据载，西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吴天纪三年十二月，晋武帝发兵20万，分六路伐吴。晋王浚率楼船水师沿长江而下，至建平郡与吴太守吾彦遭遇。吾彦于夔门一线的险要处用铁锁横断江路，凡险要处亦设铁锁拦江，更施铁锥藏于江中，拟锥晋船。王浚见此，急制大型木筏开道，然后用火炬熔化铁锁以破。二月王浚水师军克西陵（今湖北宜昌），并乘胜东下攻克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直逼吴郡建业（今南京）吴主孙皓虽率舟师两万人迎战，见王浚楼船庞大，即望风而降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晋书·顾荣传》记：“顾荣被任命为侍中，乘单舸赴任，一日一夜行五六百里”。又据《晋书》记述东晋咸和四年（公元329年），成汉李寿在四川涪陵制造了大批战船溯江攻成都。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桓温率水军征蜀，溯长江、岷江而上，抵成都城下，李势降，成汉亡。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东晋义熙三年（公元407）晋军刘裕使刘敬宣伐谯纵，刘敬宣率舟师在忠县、涪陵、重庆一带败谯纵。清同治重修《涪陵志·武备志》卷30.通过以上史料记载可知，两晋时峡路交通因征战而通达。在商贸经济交往中，由于东晋建都建业（今南京）改称建康，政治经济中心南移，中原人口南迁，带来了一些先进技术，使南方土地得到开发利用，水利得以兴修，从而使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都城建康成为商业中心。“来自富春江、浦阳江、洞庭湖和四川的大小船只，出现在秦淮河上，来来往往的千艘万艘船只，临江沿河的建康成了一个港市，使得作为一个国家中心的京都的政治经济合为一体。东吴时，万艘大船从建康出海，到了梁代则有两万艘巨船了”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3页。据《晋书·刘胤传》卷八十一记，刘胤任江州刺史时，就贪用各郡漕船和经费“大殖货财，商贩百万”，《晋书·陶侃传》卷六十六记：陶侃为军事所需，“将运船为战舰”。足见商业之繁荣，商船之多。至南朝刘宋时，建康已是“贡使商旅，方舟万计”，其水路西通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四川；东出海至浙江、福建、广东、台湾；南经破冈渎到太湖，或经运河与钱塘江相连，经运河达淮、泗。房仲甫：《中国水运史》，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页。《宋书·吴喜传》卷八十三记“自喜以下，迨至小将，人人重载，莫不兼资”、“大艑小艒，爰及草舫，钱米布绢，无船不满”。四川大小船只停泊在京都的秦淮河上，可见水运业的发达，商品种类之丰富，三峡水运之繁忙。
商贸的发展依赖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品类繁多，现仅就瓷器商业生产而论，在两晋南北朝时，瓷业的发展，在长江流域呈现遍地开花的繁荣局面。从长江下游东南沿海的江、浙、闵，到长江中上游的赣、鄂、湘、川等地皆有各成体系的生产基地。有了足够的商品，就必须纳入商贸谋求利润。这时瓷器贸易在长江三峡与长江上游，可谓达到了一个高峰时代。瓷器的窑口有浙江越窑、瓯窑、婺州窑、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湘阴窑、四川成都青羊宫窑，此外还有些瓷器难以辨识其窑口。论其瓷器的名目，有食用器的碗、杯、盘、钵；茶酒器的鸡首壶、盘口壶；专事茶具的带柄煮茶壶、五盅茶盘、带托高足盖碗等；文房用器的蛙形水注、烛台、奁等；卫生用器的虎子（便壶）、唾壶、熏炉；陈设用器的摩羯纹瓶、莲花纹瓶；盛器的四系罐、四系盖罐；冥器的五联罐谷仓、鬼灶、瓯等等。西陵峡的秭归，巫峡的巴东、巫山，瞿塘峡的奉节，及上游的万州、云阳、忠县、丰都、涪陵、重庆等地的墓葬、遗址中均有出土，有的一个墓葬就达五六十件。当时瓷器商品门类之多，几乎占据了人们整个生活日用器。销售范围之广，占据了长江三峡库区的所有城市。
商品的流通，依赖于交通的发展。两晋南北朝时，长江中下游水运自然条件优越：水域宽阔、平缓，来往如履平地。而三峡河段，自然条件险恶：山峻水湍，礁滩密布，尤以逆水而上，更是十分困难险阻，但也不是如诗仙李白所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三峡船工与三峡人，世世代代依山傍水生于三峡长于三峡，为了生存与发展，在与水较量搏斗中，经过千百次的失败与成功，集世代人的智慧，至迟于晋时已探索出了一些行船的规律，掌握规律，就能克害为利，掌握三峡水运通航的“金钥匙”。
晋·无名氏《淫预》诗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7页。
淫预大如马，瞿塘不可下；
淫预大如象，瞿塘不可上。
淫预，又称滟滪滩，滟滪滩为屹立于白帝城下，紧靠瞿塘口西的一水中巨礁，高约40米，宽约20米，长约30米。江水泛涨淹其石，水湍涛涌，旋涡翻滚，行船不慎，即船被水摧，触石而沉，其深无底，为峡中最险之礁石，故有“瞿塘天险”之称。为降伏天险之患，无名氏《淫预》诗用最通俗、最简约、最好记的诗句警示行船者：当水涨季节，滟滪堆变小，即大如马，江水湍急，行船如离弦之箭，若有不慎，会触于礁上，船破人亡，故瞿塘不可下。在滟滪堆露出水面大如象，舟船可顺水而下，上水船只由于屹水浅，瞿塘不可上。
滟滪堆与行船的关系，又经过不断总结，到南朝时还有：
滟滪大如牛，瞿塘不可留；
滟滪大如幞，瞿塘不可触；
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窥；
滟滪大如龞，瞿塘舟行绝。
以上诗句中的如牛、如幞、如龟、如龞是指瞿塘水位上涨时滟滪堆露出水面之大小，越小说明水势上涨越猛，行船就更加危险，到大如龞时，就绝对不能通航了。
滟滪堆已于1959年整治川江航道时被炸毁，天下之至险，从此变成坦途。
晋·无名氏《三峡谣》诗。清·沈德潜选：《古诗源》卷9，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8页。
朝见黄牛，暮见黄牛；
三朝三暮，黄牛如故。
《水经注》曰：“峡中有滩，名曰黄牛，岩石既高，江湍迂回，虽途经信宿，犹望见之，故行者谣云。”
黄牛滩位于西陵峡南岸，有一高山远望似一黑人牵着一条牛，神态逼真，而山下多迂回曲折的乱石，水浅滩险，故名黄牛滩。谣中的三朝三暮，黄牛如故，即说明溯江而上行船之缓慢与艰辛，同时也警示行船者应格外谨慎，这说明虽然三峡行舟难，但仍是不断而频繁地在通航。
南朝时“三峡七百里……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郦道元：《水经注》，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523页。有以上行船之经验或警示，不可否认它对东晋建康都城秦淮河上停泊的四川大小船只的航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通过以上诗篇，带给我们的信息是：两晋南北朝时，目前虽未发现改造水患的记载，但三峡人适应自然、驯服自然的能力是超强的，即使是万分的困危险阻，仍是前仆后继，频繁地航行于峡中。
这时瓷器的商贸路线大约有三条主线：
一是长江中下游瓷器从汴渠、汉水到渭水而后经川陕的金牛道至成都寻岷江而下入长江至三峡，但这条路线仅在两晋时使用，至南北朝时则因南北对峙，交通梗阻而间断。
二是从中下游至江陵再由宜昌直入三峡达长江上游，从三峡出土瓷器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来看，这条线路当是主要贸易线。
三是从成都沿岷江而下出长江到三峡及长江中下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