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叶剑英：关键时刻显身手
叶剑英，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省梅县人。17年入云南讲武堂。参与筹建黄埔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后任四军参谋长。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赴莫斯科学习。回国后，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和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红一方面军参谋长、福建军区司令员、军委四局局长、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红一方面军和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参谋长，后在南京、汉口、长沙、桂林、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任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北平市市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于广东省梅县偏僻山村雁洋堡一个叶姓人家。
叶剑英的父亲叫叶钻祥，他虽然考中过武秀才，练得一身不错的武功，但一直没有用武之地，结果，武秀才只得做酿酒、磨豆腐的小本生意，每逢圩日去镇上摆摊叫卖。叶剑英的母亲陈秀云是贫农之女，没有读过书，嫁到叶家后，操持家务外，还常给人打短工，赚些收入贴补家用。叶剑英是他们的长子，起初名叫叶宜伟，父母称之为阿伟。
15岁时，叶宜伟就读于东山中学，不久，东山中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叶宜伟被选为会长。
1915年东山中学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时，省教育司通知梅县各中学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任学生自治会长的叶宜伟和许多教师、学生都主张大张旗鼓地办展览，但校长却不同意，他说：“办展览用太多人力，会影响毕业考试。”
其实，他心里是怕在展览会上私办学校超过官办学校会惹来麻烦。
叶宜伟和丘宏铨等人没有理解校长的苦衷，他们代表学生自治会去拜见校长，说：“我们东山中学在梅城一向受压，校长先生，这次为何不把成绩拿出来，叫他们看一看呢？”
校长：“你们年轻不懂事，我们的成绩压倒别人，人家就会借口找岔子，说这个不符合章程，那个违反了制度，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年轻气盛的学生仍不示弱。叶宜伟说：“校长如果觉得不便，就由我们学生自治会出面好了。”
这些话刺痛了校长的自尊心，他不高兴地说：“这个学校是你们当家，还是我当家？”
叶宜伟立即说：“现在民主共和了，办好学校，大家都有份！”
“放肆！”校长说，“赶快回去，规规矩矩上课，谁再闹事，就以开除论处，休想拿到毕业文凭！”
校长的用意，终于未被学生们接受，叶宜伟、丘宏铨等学生还是热热闹闹地搞起了展览。结果，校长大发雷霆，作出了开除叶宜伟的决定。
叶宜伟只好怏怏地回到了雁洋堡老家。
叶宜伟的祖父叶福智以挑担叫卖糊口，共有5个儿子，依次为铭祥、钦祥、鉴祥、锡祥、钻祥。他们先是挑担叫卖，后来前4人相继出走南洋谋生。叶钻祥虽然留在家乡经营小本生意，也时时往返雁洋和南洋之间，为华侨和眷属传信带物。
叶宜伟被学校开除后，决定到南洋去。既然父兄们能走南洋，我为什么不能？他决定去南洋闯一闯，找一条谋生的路。
然而，当叶宜伟来到马来西亚，找到几个伯父后，才知道他们自己都生活不下去。找工作无门，结果这位19岁的青年陷入了苦闷和彷徨之中。
正是这时，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人到达南洋，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叶宜伟打听清楚后毅然报名，被录取了。
经过香港，绕道越南海防、河内，叶宜伟来到昆明，跨进了云南讲武堂的大门，在登记学生的花名册上，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宜伟”改为“剑英”，意为“剑胆英武”。
叶剑英进入了云南讲武堂第12期学习。
云南讲武堂是清朝末年设立的，光绪年间叫过武备学堂、新操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小学堂等名字，宣统元年正式叫云南讲武堂。清廷创办讲武堂的初衷是出于编练新军，对付民族民主革命，培养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但从这里走出的人，都成了推翻清廷的中坚力量。
叶剑英进入讲武堂时，校长蔡锷已经去世，独揽云南省军政大权的是唐继尧。
袁世凯称帝不久就一命呜呼，继任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争夺权利，赶跑复辟的张勋，毁弃孙中山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想以武力建立独裁统治。于是孙中山又掀起护法运动，进行护法战争。唐继尧表面上响应护法运动，暗地里向段祺瑞政府妥协，支持桂系军阀陆荣廷剥夺孙中山的职权。
唐继尧的这一切，都依靠在云南讲武堂培植的亲信和骨干。为了更严密地控制讲武堂，他让亲弟弟唐继虞当校长，打击拥护孙中山的军官和师生，亲手制订校规不许学生阅读其他书籍和报刊，封锁外界消息，禁止谈论政治问题……对这些，叶剑英从心里不赞成，并慢慢产生了反感。
唐继尧自称是王阳明的信徒，常到讲武堂讲王阳明的学说，什么“万事之理不外乎心”，什么“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陈词滥调，一套一套的，并要学生读习王阳明的著作。
叶剑英知道王阳明这个人，也读过王阳明的文章，但不熟悉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为此，他特意到图书馆借了一套王阳明的《王文成公全书》，在课余时间认真地进行了阅读。
一天，唐继尧又到讲武堂来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讲着讲着，突然问学生：“阳明先生的学说深如瀚海，敝人略说一二，不知诸君领会没有？如有不明者，可以发问。”
学生们相互看着，谁也不吭声。
突然，叶剑英站起来说：“报告，学生有不明之处，想请教都督。”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叶剑英的身上。
唐继尧看了看，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一科的？”
叶剑英：“报告都督，我叫叶剑英，是炮科的。”
唐继尧点点头：“好，好，你说吧。”
叶剑英：“知和行的关系，是哲学的一大问题，自古以来中国的学问家们争论不休。孔夫子说：‘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孟夫子说：‘人之所不学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墨经上说：‘知，材也，接也。知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吾路知。’诸子百家对这个问题各持所见，不尽相同。请问，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要者何在？是知先于行，还是行先于知？”
唐继尧抬头看看叶剑英，又低头翻了一会儿讲稿，但是，他大讲阳明学说，又自称为阳明信徒，这个问题却弄不清楚，心想知与行就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般，回答不好反而会出洋相，急出了一身汗，但是，众目睽睽之下他又不好不回答，突然他灵机一动，反问道：“你认为呢？”
叶剑英：“谨遵都督教诲，学生以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是以知为行，以知代行，知源于行。”
“何以见得？”唐继尧问。
叶剑英：“因为王老夫子说过：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可见，凡是思念之萌，情感之动，意志之决，在他看来都是行。”
唐继尧轻轻点点头，说：“阳明学说后继有人了。你还有什么不明之处？”
叶剑英：“还有一事请教都督大人。”
唐继尧：“说吧。”
叶剑英：“请都督大人示教，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有何异同？”
这时已背离了孙中山学说的唐继尧，对叶剑英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但又不好明显地表示出来，就挥挥手说：“孙中山不能和王阳明比，他们的主张也不尽相同，敝人所说的是阳明学说，诸君要细心领会。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唐继尧的不高兴，学生们看出来了，都为叶剑英捏一把汗。
但是，因为第一个问题回答得好，唐继尧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学生那样给叶剑英过不去，事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因而叶剑英得以继续在讲武堂学习。
云南陆军讲武堂位于昆明市翠湖西岸的承华圃，由于蔡锷、唐继尧以及该校大部分教官都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因此，学校的教学方针、规章制度、课程设置、训练方式等，几乎全部采用日本士官学校的一套办法。校方为培养学生们的尚武精神，还仿效日本士官学校开设剑术课程。讲武堂的学生们无不把练就一手出色的劈刺术视为无上荣耀。叶剑英在中学时期就爱好剑术，非常喜欢这门课，课余时间，他常常独自一人寻个僻静之处，按照课堂上教官教的一招一式，挥剑苦练。
在学校重金聘请的众多日本教官之中，有一位长得矮矮墩墩的年轻中尉，出身武士世家，平素好勇斗狠，加上精擅劈刺术，经常与人比试功夫。但是，他与人比武并不是用竹剑劈刺，而要求用真刀比试。几位中国教官曾接连败在他的刀下，为此，他得意洋洋地自称“全校无敌”。
日本教官不可一世的神气，激怒了血气方刚的叶剑英，他下定决心，杀杀这位骄横武士的傲气！叶剑英把自己的想法悄悄地对同宿舍的一位名叫金至顺的朝鲜族同学讲了，金至顺早就盼着有机会能教训教训这位狂妄的日本人，没等叶剑英说完，便连声叫道：“好！好！剑英，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从此，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每天天不亮就来到操场，摆开阵势，你来我往地对劈对刺起来，一练就是数百个回合。
半年之后，二人的剑术水平日臻精纯，叶剑英胸有成竹了。
于是，他找到那位日本教官，不卑不亢地提出了比武要求。
早已四处寻衅惯了的日本教官，压根儿没料到会有人主动上门挑战，他大为惊讶，使劲地睁大眼睛，盯着眼前这位器宇不凡、英气勃勃的年轻人，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的，哪里的干活？”
“炮科12期学生叶剑英。”
“噢！”日本教官重重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早就听教官们议论过，炮科有位文武兼备、苦练剑术的中国学生叶剑英。只是他一向盛气凌人，根本不屑于同中国学生们来往。所以，对叶剑英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
“叶君，你的，要试试的，我的，厉害吗？”
叶剑英只是平静地说：“教官，明天就比，怎么样？”
“明天？哟西！哟西！”
叶剑英正想告辞离开，那日本教官追在后面喊道：“叶君，你是真的比试，还是假的比试？”
“当然是真的！”
“那好，你的，勇敢大大的！我们比试劈刀吧！”
劈刀！叶剑英思想上没有准备。这可是要真刀真枪地对劈啊！要说其后果，轻则骨断筋折，重则有性命之虞。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叶剑英于是斩钉截铁地答道：“好！劈刀就劈刀，一言为定。”
第二天清晨，日本教官践诺而至，叶剑英早已等候多时了。比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操场上密密匝匝地围满了前来观战的教官和学生。
双方穿戴好了规定的防护服。在一位教官的裁判下，比武开始了。
这位日本教官的功夫果然好，只见他一边“呀、呀”地大叫，一边双手舞刀，寒光闪闪，气势汹汹地猛扑过来，对准叶剑英的头、胸、腰三处要害猛劈，凶狠无比。叶剑英不敢怠慢，闪转腾挪，左格右挡，两人走马灯似的战在一起。围观的人鸦雀无声，场子里只听得俩人的钢刀丁当作响的撞击声。
20分钟过去，两人已经斗了数十回合。日本教官使出浑身解数，想速战速决，但是久战不决，心中不免焦躁起来，暗暗后悔不该小瞧了对手。他这一分神儿，脚步先乱了，攻势也弱了下来。叶剑英见状大喜，迅速地转守为攻，连劈带刺，一招猛似一招，直逼教官，结果把对方逼得连连后退，只有招架之功，却无回手之力。正待对方虚晃一刀，企图脱身之际，叶剑英一个箭步，疾跃上前，大喝一声，举刀凌空劈下，对方慌忙举刀抵挡。叶剑英顺势将对方的刀按在下面，狠劲向下压去，对方则拼命向上顶着。两人对峙了足足两分钟，这时，日本教官的脸早已涨成了猪肝色。接着，他双脚一软，“咕咚”一声，一P股坐在地上，口中连声说道：“轻一点，轻一点，我的，认输！”
“好哇！”人群中齐声喝彩。
这场酣斗，使日本教官对叶剑英的劈刀术心悦诚服。按照武士道的习惯，他从地上慢慢爬起来，立正，向前走几步，向叶剑英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将自己亮锃锃的战刀赠给了叶剑英，以示钦佩。
这把战刀，叶剑英一直珍藏在身边，从来没舍得丢掉。
1920年，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他拒绝了云南督军署授予他的炮兵少尉军衔，投奔粤军参谋长邓铿，被邓铿留在司令部做了上士参谋。
1922年，陈炯明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叶剑英作为大本营参谋，兼管海军陆战队，护卫转移到永丰舰的孙中山。10月，许崇智指挥的北伐军打败军阀李厚基，攻克福州，孙中山将北伐军改为讨贼军，许崇智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下辖3个军12个旅。叶剑英离开香港投奔讨贼军，被委任为总部参谋，第8旅旅长张民达向许崇智要叶剑英去当他的参谋长。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孙中山下令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因地点在黄埔岛上，故称黄埔军校，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时任第八旅参谋长的叶剑英被调到军校工作，担任教授部副主任。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软禁了北京大总统曹锟，由此造成了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三巨头又联合又争夺的北方局面。应冯玉祥之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于11月13日乘永丰舰经上海取道日本，12月31日到达北京。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自任救粤军总司令，指挥叶举、洪兆麟、刘志陆、尹骥、李易标、熊略、杨坤如等部，号称7个军10余万人，于1925年1月7日下令反攻广州。
广州留守政府当即发布命令，举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即第一次东征。
这次东征的部队由许崇智的粤军、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谭延闿的湘军以及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组成。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随军出征。黄埔军校开课不久，叶剑英又被任命为第二师参谋长。二师师长为叶剑英的好友张民达。叶剑英作为第二师参谋长也参加了这次东征。
东征军分为左、中、右3路。左路、中路为滇军和桂军，右路总指挥是张民达，叶剑英为参谋长，所指挥的部队，除他们的第二师以外，还有许济的第四师和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即何应钦任团长的教导第一团和王柏龄任团长的教导第二团。
在左、中路按兵不动的情况下，右路军的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的率领下走在最前面，首先扫清了石滩、石龙一带的敌人，乘胜攻克广九铁路线上的常平，在这里与蒋介石指挥的黄埔学生军会师，然后包围了敌人龟缩固守的淡水城。
淡水城泥土修筑的城墙又高又厚，有上中下3层射击阵地，高处并装有照明设备，城的四周为洼地，稍远有土山。整体看防御坚固，不论白天黑夜，都易守难攻。
叶剑英亲自勘察过地形，连夜与张民达一起拟定作战方案，并于第二天带着方案到龙岗去向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报告，研究确定：黄埔军由平湖、龙岗突然袭击城南，粤军进攻城的东北和西北，形成黄埔军两个教导团和粤军从三面包围攻打之势，以图淡水城。
第二师在城西北方向。张民达、叶剑英率部从新围向淡水攻击前进。城内的敌人猛烈射击，嗖嗖的子弹如蝗虫般密集飞来。张民达、叶剑英冲在前面，勇猛攻打。入城后，叶剑英看到，在纷飞的弹雨中，周恩来正和学生军一起边战斗边鼓舞士气。
由于粤军与学生军协同作战，毙敌百余人，俘获熊略部旅长、团长等军官和士兵千余人，进占了淡水城。
可洪兆麟部又从沙坑方向潮水般反扑过来，王柏龄的教导二团顶不住向后退缩，教导一团三营长王俊指挥不力，蒋介石见势不好，下达了撤退命令。
这时，张民达、叶剑英仍率警卫部队经过激烈反击，坚守在城内。何应钦因没接到撤退命令，仍率部抵抗。这两支部队终于打退敌人，守住了淡水。
下午，敌人又反扑了过来。
叶剑英飞马跑到北门教导一团，对何应钦说：“何团长，左翼敌人已退去20里，我师正以一部迎击右翼敌人，请贵团火速前去接应。”
何应钦对叶剑英很客气，但却不愿派兵接应：“我团的守备任务已经完成，不便出击。”
叶剑英：“右翼敌人进攻很猛，如果右翼不支，这里也恐难挡得住，请何团长三思！”
何应钦：“即使出击，也得有蒋校长的命令。”
叶剑英：“眼下情况危机，团长可以机断处置。”
这时，传令兵前来报告：“团长，前边吃紧，请速派援兵！”
刚才还在犹豫不决的何应钦，此刻感到情况严重，便和叶剑英一起商定歼敌计划。随后两军协力作战，终于打退右翼之敌，其余敌人向平山一带溃去。东征军乘胜追击，占领了惠东的平山。
出师1个多月来，攻克淡水，夺取平山，受到重创的洪兆麟和叶举部溃退而去，但海丰、汕头、河源、惠州仍在敌人手里。敌人随时都会反扑过来，不彻底消灭他们，就不会得到安宁。可是先打哪里呢？东征军司令部在平山西十几里的小墟镇白茫花召开军事会议，许崇智、蒋介石、张民达、许济、叶剑英、何应钦、莫雄等人以及苏联顾问加伦、罗加觉夫参加了会议。
会上，以何应钦为代表的黄埔军校的军官们主张先打惠州。他们认为，惠州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北端，与淡水、平山成犄角之势，枕东江，凭西湖，三面环水，素称天险。惠州是东江的支撑点，只要打下惠州，东江就不攻自破了。从军事上看，这种观点不能说毫无道理。
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第四师师长许济以及旅长莫雄等人，则力主对惠州围而不打，先以主力东进攻取潮汕，再回军取惠州。
两种观点争论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介石，坐在许崇智的身边，先是一直静静地听着，什么态度也不表示。
快到中午时，蒋介石才说：“攻克潮汕，这个意见好。不过要攻克潮汕，必须先攻克惠州。若先打潮汕，惠州之敌必倾巢而出，陷我于首尾应敌的处境。我军先打下惠州，就可以免去东征的后顾之忧。这是浅显的用兵之道，你们该是懂得的！”
“校长高论！”何应钦忙附和说。
叶剑英仍然反对，他说：“惠州城有‘铁链锁孤舟，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之说，从来易守难攻，现在又有杨坤如的三四千人凭险防守。我军力量单薄，再加上连续战斗，官兵疲惫，后方的联络、供应均有困难，一时难以攻下。洪兆麟、叶举部尚有两万余人，也离我们不远。我若先打惠州，他们就会来援，我军就会更被动。要争取主动就得先追歼洪、叶部，直捣潮汕，然后回师，惠州自破。”
一个黄埔军校的军官说：“惠州固然难攻，但以攻克淡水的精神，可一鼓破之。如果孤军深入潮汕，则难免有后顾之忧。”
叶剑英针锋相对地说：“潮汕是陈炯明军队的根据地，我们集中兵力打下那里，他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不能算是孤军深入，也不会有后顾之忧！”
第三旅旅长莫雄说：“叶参谋长说得有理，我军应当先打潮汕。”
蒋介石看了莫雄一眼，完全是不屑一顾的神色。
张民达、叶剑英等人已猜到了蒋介石的心思，他是想让第二师等部队打惠州，黄埔军校的学生军靠兵船运输方便，先打海陆丰，占领汕头，夺得功劳。
张民达看到蒋介石的神色和目光，顿时火了，拍着桌子对蒋介石说：“你也知道惠州是天险，肯定久攻不下，不但要付出大的牺牲，还会坐失良机。请许总司令让友军围困惠州，我军东出海陆丰！”
会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加伦将军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学生军攻惠州，粤军打潮汕，这是两全之策。”
最后的决心，是由许崇智下的：右翼军举兵东下，进攻当面之敌。张民达、叶剑英率二、四师先攻打三多祝的洪兆麟部，得手后向潮汕进军；蒋介石率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的学生军，绕过三多祝迂回海丰，袭击叶举部。
两路军迅速行动，二、四师一路在三多祝取胜，进到海丰城，又和学生军配合，收复惠来、揭阳、潮阳、潮安、汕头，占领兴宁、梅县。结果，困守在惠州的杨坤如部，见大势已去，便自动献城，不攻自破。
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又在广州东校场举行10万军民参加的誓师大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表就职宣言。随后，13万国民革命军分为西、中、东3路，浩浩荡荡地向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出发进行北伐。参加北伐的8个军，分别由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担任军长。
叶剑英原在第一军的第二十师，王柏龄任总预备队指挥官后，又把叶剑英要到总预备队指挥部当了参谋长。他协助王柏龄指挥第一、第二两个师，经过郴州、衡阳、长沙，到达岳州驻守。
由于官兵们的英勇作战，由于共产党人的积极参战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北伐军激战贺胜桥、夺取汀泗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攻克汉阳、汉口，开始了对武昌的围攻。
这时，在南昌的孙传芳集中5个省的联军10万余人到江西，准备与北伐军作战。担负攻打南昌的，是程潜第六军第十九师，王柏龄、叶剑英奉命率总预备队的第一师，经浏阳、铜鼓，前往南昌增援。
第一次打南昌很顺利。工人、学生及省署警备队作为内应，北伐军经过激战进入城内。但孙传芳凭借优势兵力和军舰，并坐镇指挥，又很快将南昌夺了回去。北伐军在牛行车站附近与孙部争夺，伤亡惨重。
总司令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到达前线。加伦将军听取情况介绍，提议休整两周时间，调整部署后再战。叶剑英也同意加伦的意见，力劝王柏龄暂时休整再战。但王柏龄为了挽回坐失南昌的面子，也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现自己，急忙下令部队反攻，以至造成孤军突进，失利败回。后来蒋介石虽然直接指挥，也没有把南昌攻下来。
第三次打南昌是10月上旬开始的。第一师代师长王俊没听协助他指挥的叶剑英的建议，先打了一个消耗战。直到10月下旬，战局仍然进展不大。蒋介石制订了《肃清江西计划》，又调李宗仁第七军与李济深第四军、程潜第六军协同作战，并出动飞机大炮，才于11月上旬占领了南昌。
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移住南昌后，先把王柏龄、王俊等人痛骂了一顿，接着召见叶剑英。
叶剑英连饭也没吃，并做好了挨骂的思想准备，一大早就赶到蒋介石总司令部官邸。
谁知叶剑英一去，蒋介石却很客气，不仅特别允许他佩剑晋见，脸上还流出少见的笑容，亲热地说：“我们是老交情了。”
对蒋介石的反常举动，叶剑英一时摸不着头脑，因此没有说话。
蒋介石：“两次东征，你在军事上很有见地，由于你的参谋，张民达师多有战绩。”
叶剑英：“还是张师长指挥有方。”
蒋介石：“张民达故去后，我调你去教导师，这次又到总预备队指挥部。这一路来茂如（王柏龄）不争气，你辛苦了！”
这话并不完全是虚伪，叶剑英劝说王柏龄和王俊的事，蒋介石已经知道了。他欣赏叶剑英的才干，因而这般器重他了。
叶剑英：“我只尽了一点参谋之责，不足挂齿！”
蒋介石：“你是个很有用的参谋人才。现在第一师没人指挥，你去当师长吧。”
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那里的师长是只有亲信才能当的。蒋介石让叶去当师长，一是确实想利用叶的才干，二是王柏龄是他的亲信，早在黄埔军校筹建时，王就对蒋说叶是他的得意门生。王很重视叶，因而蒋也就把叶视作亲信了。
叶剑英自然看到了这些，但他仍然不愿去第一师当师长。他知道那里的部下不好管束，与王柏龄、王俊的关系不好处，因而婉言谢绝说：“谢谢校长的栽培，可我的身体不大好，还愿继续当参谋长。”
可是没几天，蒋介石把俘虏孙传芳的万余士兵和数百名军官组成新编军，又下令叶剑英为新编二师的代理师长。这一次，叶剑英不好再拒绝了，走马上任了。
随后，叶剑英奉命率二师部队开赴吉安。
中山舰事件爆发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已经日趋激烈。吉安是一个远离南昌的幽静古城。在这里，叶剑英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注视南昌和武汉的动向，做着自己的人生抉择。
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对抗国民党中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准备另立中央，公开反共。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屠杀中国共产党人。
4月16日，周恩来等人建议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
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开除蒋介石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所任职务，委任冯玉祥为军队总司令。在南京的蒋介石也公开反对武汉政府。因此，出现了“宁汉分裂”的政治局面。
是归向南京还是归向武汉？两条路摆在叶剑英的面前。1927年4月，叶剑英毅然做出了他的选择：倒向武汉方面。
选择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通电反对蒋介石。
叶剑英召集全师军官会议，当众宣读了他的反蒋电文，慷慨激昂地说：“兄弟们，以前我拥护蒋介石，他是我们的校长和总司令，主张联合民众，所以我们跟着他革命。可是现在他不革命了，背叛了中山先生的遗嘱，公开反对主张北伐的武汉国民政府，在上海、南京和其他地方屠杀工农民众。他叛变革命，我们就要反对他！我想了又想，几夜没有睡好觉，如今想好了，决定与老蒋分道扬镳！诸位如何打算，人各有志，我不勉强，愿意革命的，留下；拥护蒋介石的，也请自便！”
通电发出之后，叶剑英带着几个人，化了装秘密赶往武汉。
蒋介石刚刚才任命叶剑英做了师长，哪相信叶剑英会反对他？但是反蒋电文却是千真万确的。他得到证实叶剑英反他后，立即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永远开除了叶剑英的国民党党籍。
由于蒋介石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了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星星之火，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1927年7月上旬，叶剑英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反抗蒋介石之流的血腥屠杀，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同志准备发动南昌起义。
7月下旬，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突然下令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他手下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动声色，继续当好张发奎、黄琪翔的“参座”，随四军南下进驻九江。这时，九江城内外驻满了军队，除了第四军外，还有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24师，以及朱培德等人的部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四军军部就驻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一带。
一天，汪精卫偷偷上到了庐山。他到来之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培德等开会。然后，他们秘密策划，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命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阴谋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将革命队伍中已燃起的革命火焰一举扑灭。
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阴谋被叶剑英识破了。这时，叶剑英与叶挺本来有密码联系，但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便连夜下山找到叶挺，然后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告诉他。两人当即商定立刻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情：
第一，贺、叶不上庐山。
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而开往牛行车站前往南昌。
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第三天行动，先将火车皮让给叶挺。
会议后，部队立即按计划行动，贺、叶从此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汪精卫的反动阴谋顿成泡影。
但是，汪精卫并不就此罢休，又突然下令要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又事先得知这一阴谋，便秘密通知廖乾吾、高语罕等人迅速离开了九江。随后，“八一”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黑暗的夜空。起义成功后，起义队伍很快就撤离了南昌。
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召集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气氛紧张，许多人都主张派兵尾追，捉拿贺、叶。会上，张发奎大发雷霆：
“贺龙、叶挺完全不顾私情，我非追着他们的P股打不可！”
他正要下令，一旁沉默多时的叶剑英说话了：“向华公，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开往广州不追贺、叶为好。”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瞄准了他，想从参座的脸上找出答案。
叶剑英不慌不忙地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篇“力主不追”的道理来：
“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义旗，目前正是时机。广东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他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贺、叶的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要请我们回广东相助，这时我们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P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如果现在尾追贺、叶，消耗兵力不说，别说不一定能追上，即使捉获他们，而我们在广东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大事！”
张发奎一听，觉得有道理。他原来奉命“东征讨蒋”也不是出于本心，实则是想南下重返广东，扩充实力，以图大事。现在，叶剑英这么一说，马上放弃了尾追贺叶的企图。但是，他怕人误解有通共之嫌，仍虚张声势派小股兵力摇旗呐喊，追了上去。
后来，张发奎看到二方面军基本瓦解，大势已去，就让黄琪翔代理总指挥，干脆率领剩下的部队朝着广东南雄前进，而自己则意态索然地乘船去了香港。
正是叶剑英的机智，方使贺龙、叶挺免遭暗害，从而保障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现。而南昌起义后又是由于叶剑英的妙计打动了张发奎，才使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打开了南进的道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后来正是依靠这些革命火种，在全国形成了熊熊的燎原之势。
南昌起义后，叶剑英随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不久，叶剑英又参加了张太雷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他来到了苏联莫斯科学习。1931年4月回国，进入中央苏区。
回国后，叶剑英被周恩来安排到苏区中央局军委参谋部工作。
叶剑英到达军委总参谋部时，第一次反“围剿”已经结束3个多月了，军民们还在为胜利而欢欣鼓舞。叶剑英在参谋部担任编辑委员会的总编辑，负责收集红军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军事著述。
1933年，蒋介石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面对压境而来的敌人，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会上，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支持一些人“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或者退出苏区摆脱敌人的主张，毛泽东、朱德等人坚决反对，主张仍然用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因为两种意见不能统一，不得不又召开各军军长、政委的会议，经过讨论，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方针。
但在如何打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有人建议先打弱的，有人提出先打强的，毛泽东却主张先打中的。他说：“中等敌人一打，那些虾兵蟹将就会逃之夭夭。先在赣江西边打兵力虽多但战斗力弱的第五路军，打垮他们之后，我军就可以向东发展，在建宁、黎川、泰宁扩大和建立根据地。”
最后，毛泽东坚持的打法取得了胜利。红军以3万兵力，在15天内，由西向东横扫700里，连续打了1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又一次打败了国民党20万军队的“围剿”。
参与了这次战役指挥的叶剑英，欢欣鼓舞。
这一年，红军第三次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11月15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任主席。随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委员兼总参谋部长。
1933年5月，以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在瑞金组建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同设在前方的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分开，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在前方指挥作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同时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任命叶剑英为军委总司令部参谋长。
这是江西苏区的全盛时期，连续打破国民党的3次军事“围剿”，军民士气更加高涨，虽然已经进入冬季，但根据地里仍是热火朝天，特别在红军部队和各机关里，更是沉浸在欢乐之中。
作为参谋部长的叶剑英，并没有被胜利陶醉。敌人还会来“围剿”的，他的任务是协助朱德等人指挥红军作战，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司令部机关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此必须加强它的建设。为此，叶剑英开始筹建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的工作。
这是人民军队的初创时期，各方面都处在摸索和发展之中，有不少东西是从旧军队中沿袭下来的，司令部的建设也不例外。
叶剑英虽然到达苏区的时间很短，但已从实践中看出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参谋工作制度不那么适应战争的需要，组织分工不够完善，和部队的联系不那么畅通。随着部队的不断成长发展，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这样的司令部机关在战争的指挥上会造成失误，甚至导致失败。作为参谋部长，他决定解决这些问题，使司令部机关更好地为毛泽东、朱德指挥作战服务。
怎样加强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呢？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苏联红军的那一套，都只能参考，不能照搬照用，必须从红军自己的实际出发。叶剑英开始深入调查部队情况，然后又反复认真地进行思考，不久大概的盘子有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把握，即应该建多大的机关，是精干一点还是庞大一点？这是全军的领导机关，要短小精干，办事效率高。在干部的选配上要任人惟贤，不分亲疏厚薄。于是，他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一个“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些具体设想。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很赞赏叶剑英的建议，给予了热情大力的支持。
根据朱德的建议，叶剑英在总司令部组建了4个职能局：即第一局（作战）、第二局（情报）、第三局（通信）、第四局（供给），并分别委任左权、钱壮飞、翁瑛、杨至诚为局长。左权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到苏联深造过，曾任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事学识渊博；钱壮飞、翁瑛是从白区来的，有丰富的地下和情报工作经验；杨至诚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是红四军的副官，擅长军队的后勤供给工作。
局长确定之后，叶剑英就和他们一起总结3次反“围剿”中参谋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吸收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和苏联军队有益的参谋业务。这样做，不但开创了司令部工作的新局面，而且有着红军自己的鲜明特点，更适合作战指挥的需要。比如，作战局除作战科以外，还增设了机要译电科、教育训练科、地面侦察科、生活管理科。这时行军主要靠向导，有人不识地图也就不注意利用它，缴获敌人的地图就随便扔掉。鉴于这种情况，叶剑英建议新成立了一个测绘地图科，专门收集地图，组织参谋人员学习利用地图指挥行军作战。
此时毛泽东是有什么样的条件打什么样的仗，叶剑英也是有什么样的需要就搞什么样的司令部建设。他组织电台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信号，从中获取敌军情报；他统一全军的军号号谱，主持召开司号员会议，使全军在统一的号音下行军、作息、战斗。他多次召集师以上参谋长开会，讲苏联红军的经验，讲《孙子兵法》，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他还带领参谋们研究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等，结合实际编写红军自己的条令、条例，从而提高了参谋人员的业务水平。
叶剑英所做的这些在人民军队的司令部建设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不但提高了司令部的工作效率，迅速沟通了与其他战区的指挥、联系关系，更好地为朱德等领导指挥作战服务，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参谋事业建设打下了基础。后来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部，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和发展起来的。
军委总司令部在沙洲坝的乌石龙村筹建总部机关。
总司令部机关组成以后，迅速建立了各项参谋业务工作，与全国各主要战区的红军领导机关沟通了指挥、联络关系，卓有成效。
叶剑英的参谋工作，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等的高度赞扬，所以，后来红军——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都尊敬地称叶剑英为“叶参座”。
1935年6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总兵力达到10万人。
主力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这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开始闹独立，他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要向川康方向发展。为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会上并没反对，但会议一结束，回到住地后立即致电中央，要求南下，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方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这时，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于月底赶到了毛儿盖。
叶剑英一到毛儿盖，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
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其他原因，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在此同时，敌人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8月14日，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向东出墨德，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其中，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军和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8月18日，叶剑英带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左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部队跟进。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后，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8月29日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斗，消灭了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这时，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如能按计划北上，能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迅速南下。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是积极追随张国焘的，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开会，说服他支持北上方针，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对张国焘仍惟命是从。
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徐向前、陈昌浩等7人联名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正处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然而，张国焘此时的篡权野心已恶性发展，根本听不进中央的耐心说服。就在接到毛泽东等7人联名的电报后，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竟然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当张国焘的密电发到右路军驻地巴西时，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话。译电员就把这份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事关重大，觉得应该马上告诉毛泽东主席。于是，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起来，然后佯装上厕所，出门后飞跑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马上把电文抄了下来。这时，毛泽东镇定地对叶剑英说：“你赶快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
叶剑英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秦邦宪插话说：“老叶，你呢？一起走吧。”
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啦。”
叶剑英赶快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叶剑英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
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开会研究，果断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
中央负责同志走后，叶剑英决定把军委直属队带走。但是，究竟怎样能把直属队带走呢？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得到陈昌浩同意后，他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告了紧急情况，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吕继熙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出发“打粮”了。叶剑英与杨尚昆在前敌指挥部附近的水磨房会面，追赶已出发的部队。当他走到军委直属队行军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叶参谋长来了，高兴地说：“参谋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叶剑英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着急地说：
“老叶！你要快走啊！”
“我现在不是和你们在一样走吗！”叶剑英诙谐地答道。
“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出来了，人家对你恨死了。”
“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直属队从潘州到阿西，由于夜黑路不熟，20多里路足足摸索了6个小时，赶上三军团又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地等他。
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剑英同志你可出来了。好！好！”
10日，党中央公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并命令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团立即向拉界、俄界开进。
9月11日，叶剑英等继续行军，又走了60里路，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就大声喊：
“老叶，好在你走了，好危险啊！”
叶剑英忙问：“怎么啦？”
秦邦宪说：“你昨天前脚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哪里？我问他们找你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先把他打死再说！”
叶剑英听后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昨天提醒我，不然今天都不知到哪国去了！”
第二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当司令员、毛泽东当政治委员，叶剑英当参谋长。然后，又继续北上。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揭露了其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以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其中有句著名的话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39年春，叶剑英是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奉派到南岳，帮助国民党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
（一）
这个班由蒋介石兼主任，周恩来兼总教官，教育长是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叶剑英元帅身材高大，体魄魁梧，潇洒温雅，本是武将，却又有儒将之风。在游干班，他主讲《游击原理》，不用讲义，在南岳游干班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和尊敬。他上下山乘坐一辆南洋华侨胡文虎与胡文豹兄弟赠送给十八集团军的汽车，车上有“永安堂”药店的商标。当学生们在途中遇到这辆车时，一律立正向叶剑英致敬。
叶剑英在南岳时还注意做统战工作。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之下，汤恩伯的合作态度比较不错。他对全体学生讲话时，曾引用毛泽东《论新阶段》的一些话。有一次，在谈到军民关系时，汤恩伯指着身旁的叶剑英说：“过去我们和他们打仗，他们屡屡获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与民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
话音刚落，全场气氛顿时活跃。
（二）
南岳镇里有一座佛教大庙叫祝圣寺，叶剑英下山时，常到寺里小憩，与众僧谈天。
一次，周恩来到南岳参观祝圣寺，寺内住持暮笳，请周恩来在纪念册上题字，周恩来挥毫写道：“上马杀贼，下马念佛”。暮笳等僧人受到启发，着手筹备“南岳佛教救国协会”。不久，叶剑英到祝圣寺，从众僧口中得知此事，当场建议改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这样和尚、尼姑、道士都可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众僧连声称妙，接受了这个建议。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于1939年4月下旬成立，叶剑英应邀前往，即席发表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话。叶剑英的讲话，唤醒了南岳宗教界人士。6月份，青年僧侣30多人组成“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开赴长沙、湘潭等地宣传抗日救亡。
以后，祝圣寺暮笳和尚等逢人便讲叶剑英改“佛教”为“佛道”，改“救国”为“救难”的故事，念念不忘叶帅对佛门事的关心。
1940年初，蒋介石不甘心他发动的反共高潮失败，决定召开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在会上攻击十八集团军，以发动反共高潮。作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也在应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中。这时，周恩来已去苏联治伤，董必武、博古负责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叶剑英摔伤了胳膊正在治疗，为了团结抗日，毅然决定赴会，并作发言准备。
参谋长会议一开，蒋介石一身整齐军装走到他的位置前，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一遍会场，坐下后就宣布开会，接着说：“去年的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本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检查作战经过，整顿军纪、军令。”
蒋介石的声音不大也不高，但声色俱厉，充满腾腾杀气。会场上顿时严肃紧张起来，一双双眼睛朝向蒋介石。叶剑英的目光也聚焦在蒋介石的身上，心里捉摸着：他又会搞什么名堂呢？
“本委员长接到很多报告，”蒋介石说着加重了语气，“这次冬季攻势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第18集团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等等行为所造成的。为严肃军纪，要彻查此事！现在就请诸位发言，每人不得超过30分钟。”
蒋介石的这些话，不啻是一个动员会。各有关战区的参谋长们立即发言，一个个都是用具体材料为蒋介石的话提供证据。
其中，第十战区副参谋长周学海说：“共产党的军队不打敌人打我们。”然后，他巧嘴簧舌历数捏造的十八集团军的种种“罪状”。最后还加上一句：“忍耐是有限的。”
紧接着，其余发言的人纷纷攻击十八集团军，更加放肆地诬蔑，甚至说延安解放区乱印钞票乱发钞票……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这时，19集团军参谋长曾粤海，曾与叶剑英为云南讲武堂同学，坐在叶剑英旁边，也忍不住对叶剑英说：“我看你怎么得了啊，都攻击得你体无完肤了。”
叶剑英镇静自若地回答：“谎言掩盖不了事实。”
当其他人都搜肠刮肚地攻击过了，才轮到叶剑英发言。他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有条不紊地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去年冬季作战实况，言之凿凿，有事实有数据，然后，他才得出结论说：“有人说我们十八集团军不打敌人打国军，这真是海外奇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接着，他针对一些人给十八集团军编造的种种“罪名”，一一列举真实情况进行驳斥。到会众人，大多听得频频点头，觉得叶剑英讲得有据有理。
“至于解放区乱发钞票么，那是没有根据的。”叶剑英从裤袋里摸出一张角票，举起来接着说，“你们看，这张角票，这角票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两面都贴上了纸，票面不清，已经不能再使用了。我们不发一点就地使用的，怎么办？大家都知道，角票是辅币，这怎么叫破坏币制呢！”
会场中有人冲口而出：“角票是辅币，大后方有的县也在自印角票。”
会场上发出赞叹声。蒋介石听了叶剑英有凭有据的辩驳，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好默然。
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作长篇发言，澄清了事实，揭露了蒋介石及其顽固派反共的丑恶嘴脸，赢得了与会许多人士的同情、支持。
后来，董必武高兴地说：“这叫‘叶公（黄山）舌战群儒’。”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在山城活动了28天，部署“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保卫战。11月14日，又自台北飞抵重庆。29日，蒋介石在住所附近听见枪声，他匆忙于第二天逃到成都。12月10日，成都市内也时有枪声，蒋介石的住所中央军官学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于是他在恐慌中登机升空。
这时，解放军15兵团已经解放广州，并且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问：“是谁的飞机呀？”
成都方面说：“是蒋总裁的，下午2时从成都起飞，大约3时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白云机场问：“坐什么飞机？”
成都方面说：“3架运输机，总裁在第2架上。”
白云机场得到这个情况，立即就报告到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广州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责人意见，一是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二是干脆打下来。洪学智把他们找来，问他们把握性如何。
他们说：“机场现有战斗机，而且有好飞行员。飞行员中有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空军中的‘四大金刚’之一，飞行技术很好。已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说不成问题，积极要求执行这次特殊任务，争取立功。如果拦截不成，我们就用高射机关炮将它打下来。”
洪学智问：“你们觉得把握大吗？”
他们说：“没问题。”
“军中无戏言，你们把准备工作做扎实，我去请示叶参座。”于是，洪学智到了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住的小楼。
叶剑英正在找人谈话，洪学智把他叫出来，报告了情况。
叶剑英沉吟了一会儿，他问：“我们有这个能力吗？”
洪学智说：“有一个解放过来的飞行员，原来是国民党空军的‘四大金刚’之一，飞行技术不错，他愿意执行这个任务。”
叶剑英说：“这是大事。”
洪学智说：“有点像西安事变。”
叶剑英说：“倒是应该让他下来看看。”
洪学智说：“那就这样办吧。”
叶剑英说：“得请示中央。这样，你把此事报告中央。我们意见用战斗机迫降，或者打下来。”
洪学智说了一声“好”，立刻用电报报告北京。
可是中央的指示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眼看飞机要飞过来了，机场不断打电话催问。洪学智也很着急，就去同叶剑英商量。
叶剑英先问洪学智：“北京有回音了吗？”
洪学智说：“没有呀。”
“没有，就不能干。”
“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
“那样也不能干。”
“让头号战犯跑掉，太可惜。”
“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我们只是拦截下来，不伤害他。”
叶剑英还是摇头说：“这也不能干。”
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叶剑英司令员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洪学智只好放弃了打蒋座机的方案。蒋介石终于逃了一命。
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尚未与我们建交。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就是有名的关闸。
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即1574年。关闸高和宽均有一丈余，像内地许多古迹城楼一样，楼前悬一匾额，上书“孚感镇德”四个字样。城楼正中处开一大门，上有“关闸门”碑石一方。关闸两边，分别建有兵营，立有围杆。古关闸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关闸每月只开放6次，为的仅是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却用6张封条封闭着。1849年3月13日，葡萄牙人头目亚马勤逐走了管理海关的中国官员，并砍倒围杆，毁了关闸。这次事件是中国在近代史上的一次屈辱。100年后，新中国成立了，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仍然归属葡萄牙殖民者管理，在关闸中澳双方都设有哨兵；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各有四五个哨兵。
1952年7月15日，一宗鸡毛蒜皮的小事几乎酿成中葡大战。
这就是有名的关闸事件。
这时，进驻拱北的解放军属于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的部下，出事前刚刚换防不久，站岗的哨兵不少是北方人，从来没见过外国人。
驻守关闸的葡兵之中，有些是非洲兵团的黑人，他们与解放军哨兵的岗位只有几十米。
一天，一名黑人葡兵突然内急，在炮楼外拉开裤子就随地撒起尿来，两位解放军哨兵没见过黑人小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谁知黑人大兵一见解放军战士大笑，以为他们有意取笑他，不由分说便端枪发起怒来。
黑人士兵怒骂连连，解放军战士也黑起脸，双方语言不通，却都能从对方的脸上读出愤怒和不友好。结果，黑人哨兵恼羞成怒，拿起步枪“啪”的一枪就打过去。两名解放军士兵急忙还击。并且，还投了个手榴弹，以示警告。
随后，双方各自向上司报称受到突然袭击，要求增援。最后，双方竟然动用了野战炮和重机枪开战，葡军哪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死伤累累。
冲突爆发之后，解放军部队封锁了边界，澳门每天依赖内地供应的粮油副食很快就出现了短缺情形，陆路交通也马上中断。一闭了关，澳门即刻变成死城，粮食、水和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大问题。
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了。澳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情的严重了，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马上给与中共有着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回复说，公司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
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于广东省梅县偏僻山村雁洋堡一个叶姓人家。
叶剑英的父亲叫叶钻祥，他虽然考中过武秀才，练得一身不错的武功，但一直没有用武之地，结果，武秀才只得做酿酒、磨豆腐的小本生意，每逢圩日去镇上摆摊叫卖。叶剑英的母亲陈秀云是贫农之女，没有读过书，嫁到叶家后，操持家务外，还常给人打短工，赚些收入贴补家用。叶剑英是他们的长子，起初名叫叶宜伟，父母称之为阿伟。
15岁时，叶宜伟就读于东山中学，不久，东山中学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叶宜伟被选为会长。
1915年东山中学第一届学生就要毕业时，省教育司通知梅县各中学举办学生成绩展览会。任学生自治会长的叶宜伟和许多教师、学生都主张大张旗鼓地办展览，但校长却不同意，他说：“办展览用太多人力，会影响毕业考试。”
其实，他心里是怕在展览会上私办学校超过官办学校会惹来麻烦。
叶宜伟和丘宏铨等人没有理解校长的苦衷，他们代表学生自治会去拜见校长，说：“我们东山中学在梅城一向受压，校长先生，这次为何不把成绩拿出来，叫他们看一看呢？”
校长：“你们年轻不懂事，我们的成绩压倒别人，人家就会借口找岔子，说这个不符合章程，那个违反了制度，学校就办不下去了。”
年轻气盛的学生仍不示弱。叶宜伟说：“校长如果觉得不便，就由我们学生自治会出面好了。”
这些话刺痛了校长的自尊心，他不高兴地说：“这个学校是你们当家，还是我当家？”
叶宜伟立即说：“现在民主共和了，办好学校，大家都有份！”
“放肆！”校长说，“赶快回去，规规矩矩上课，谁再闹事，就以开除论处，休想拿到毕业文凭！”
校长的用意，终于未被学生们接受，叶宜伟、丘宏铨等学生还是热热闹闹地搞起了展览。结果，校长大发雷霆，作出了开除叶宜伟的决定。
叶宜伟只好怏怏地回到了雁洋堡老家。
叶宜伟的祖父叶福智以挑担叫卖糊口，共有5个儿子，依次为铭祥、钦祥、鉴祥、锡祥、钻祥。他们先是挑担叫卖，后来前4人相继出走南洋谋生。叶钻祥虽然留在家乡经营小本生意，也时时往返雁洋和南洋之间，为华侨和眷属传信带物。
叶宜伟被学校开除后，决定到南洋去。既然父兄们能走南洋，我为什么不能？他决定去南洋闯一闯，找一条谋生的路。
然而，当叶宜伟来到马来西亚，找到几个伯父后，才知道他们自己都生活不下去。找工作无门，结果这位19岁的青年陷入了苦闷和彷徨之中。
正是这时，云南督军唐继尧派人到达南洋，招收华侨子弟入云南讲武堂学习，叶宜伟打听清楚后毅然报名，被录取了。
经过香港，绕道越南海防、河内，叶宜伟来到昆明，跨进了云南讲武堂的大门，在登记学生的花名册上，他把自己的名字由“宜伟”改为“剑英”，意为“剑胆英武”。
叶剑英进入了云南讲武堂第12期学习。
云南讲武堂是清朝末年设立的，光绪年间叫过武备学堂、新操学堂、陆军速成学堂、陆军小学堂等名字，宣统元年正式叫云南讲武堂。清廷创办讲武堂的初衷是出于编练新军，对付民族民主革命，培养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但从这里走出的人，都成了推翻清廷的中坚力量。
叶剑英进入讲武堂时，校长蔡锷已经去世，独揽云南省军政大权的是唐继尧。
袁世凯称帝不久就一命呜呼，继任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争夺权利，赶跑复辟的张勋，毁弃孙中山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想以武力建立独裁统治。于是孙中山又掀起护法运动，进行护法战争。唐继尧表面上响应护法运动，暗地里向段祺瑞政府妥协，支持桂系军阀陆荣廷剥夺孙中山的职权。
唐继尧的这一切，都依靠在云南讲武堂培植的亲信和骨干。为了更严密地控制讲武堂，他让亲弟弟唐继虞当校长，打击拥护孙中山的军官和师生，亲手制订校规不许学生阅读其他书籍和报刊，封锁外界消息，禁止谈论政治问题……对这些，叶剑英从心里不赞成，并慢慢产生了反感。
唐继尧自称是王阳明的信徒，常到讲武堂讲王阳明的学说，什么“万事之理不外乎心”，什么“心即理也”、“心外无理”、“心外无物”，陈词滥调，一套一套的，并要学生读习王阳明的著作。
叶剑英知道王阳明这个人，也读过王阳明的文章，但不熟悉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为此，他特意到图书馆借了一套王阳明的《王文成公全书》，在课余时间认真地进行了阅读。
一天，唐继尧又到讲武堂来讲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讲着讲着，突然问学生：“阳明先生的学说深如瀚海，敝人略说一二，不知诸君领会没有？如有不明者，可以发问。”
学生们相互看着，谁也不吭声。
突然，叶剑英站起来说：“报告，学生有不明之处，想请教都督。”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都集中到了叶剑英的身上。
唐继尧看了看，问：“你叫什么名字？是哪一科的？”
叶剑英：“报告都督，我叫叶剑英，是炮科的。”
唐继尧点点头：“好，好，你说吧。”
叶剑英：“知和行的关系，是哲学的一大问题，自古以来中国的学问家们争论不休。孔夫子说：‘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孟夫子说：‘人之所不学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墨经上说：‘知，材也，接也。知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吾路知。’诸子百家对这个问题各持所见，不尽相同。请问，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的要者何在？是知先于行，还是行先于知？”
唐继尧抬头看看叶剑英，又低头翻了一会儿讲稿，但是，他大讲阳明学说，又自称为阳明信徒，这个问题却弄不清楚，心想知与行就如鸡生蛋还是蛋生鸡般，回答不好反而会出洋相，急出了一身汗，但是，众目睽睽之下他又不好不回答，突然他灵机一动，反问道：“你认为呢？”
叶剑英：“谨遵都督教诲，学生以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是以知为行，以知代行，知源于行。”
“何以见得？”唐继尧问。
叶剑英：“因为王老夫子说过：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可见，凡是思念之萌，情感之动，意志之决，在他看来都是行。”
唐继尧轻轻点点头，说：“阳明学说后继有人了。你还有什么不明之处？”
叶剑英：“还有一事请教都督大人。”
唐继尧：“说吧。”
叶剑英：“请都督大人示教，王阳明先生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有何异同？”
这时已背离了孙中山学说的唐继尧，对叶剑英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但又不好明显地表示出来，就挥挥手说：“孙中山不能和王阳明比，他们的主张也不尽相同，敝人所说的是阳明学说，诸君要细心领会。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唐继尧的不高兴，学生们看出来了，都为叶剑英捏一把汗。
但是，因为第一个问题回答得好，唐继尧并没有像对待其他学生那样给叶剑英过不去，事后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因而叶剑英得以继续在讲武堂学习。
云南陆军讲武堂位于昆明市翠湖西岸的承华圃，由于蔡锷、唐继尧以及该校大部分教官都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因此，学校的教学方针、规章制度、课程设置、训练方式等，几乎全部采用日本士官学校的一套办法。校方为培养学生们的尚武精神，还仿效日本士官学校开设剑术课程。讲武堂的学生们无不把练就一手出色的劈刺术视为无上荣耀。叶剑英在中学时期就爱好剑术，非常喜欢这门课，课余时间，他常常独自一人寻个僻静之处，按照课堂上教官教的一招一式，挥剑苦练。
在学校重金聘请的众多日本教官之中，有一位长得矮矮墩墩的年轻中尉，出身武士世家，平素好勇斗狠，加上精擅劈刺术，经常与人比试功夫。但是，他与人比武并不是用竹剑劈刺，而要求用真刀比试。几位中国教官曾接连败在他的刀下，为此，他得意洋洋地自称“全校无敌”。
日本教官不可一世的神气，激怒了血气方刚的叶剑英，他下定决心，杀杀这位骄横武士的傲气！叶剑英把自己的想法悄悄地对同宿舍的一位名叫金至顺的朝鲜族同学讲了，金至顺早就盼着有机会能教训教训这位狂妄的日本人，没等叶剑英说完，便连声叫道：“好！好！剑英，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从此，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每天天不亮就来到操场，摆开阵势，你来我往地对劈对刺起来，一练就是数百个回合。
半年之后，二人的剑术水平日臻精纯，叶剑英胸有成竹了。
于是，他找到那位日本教官，不卑不亢地提出了比武要求。
早已四处寻衅惯了的日本教官，压根儿没料到会有人主动上门挑战，他大为惊讶，使劲地睁大眼睛，盯着眼前这位器宇不凡、英气勃勃的年轻人，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道：“你的，哪里的干活？”
“炮科12期学生叶剑英。”
“噢！”日本教官重重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早就听教官们议论过，炮科有位文武兼备、苦练剑术的中国学生叶剑英。只是他一向盛气凌人，根本不屑于同中国学生们来往。所以，对叶剑英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
“叶君，你的，要试试的，我的，厉害吗？”
叶剑英只是平静地说：“教官，明天就比，怎么样？”
“明天？哟西！哟西！”
叶剑英正想告辞离开，那日本教官追在后面喊道：“叶君，你是真的比试，还是假的比试？”
“当然是真的！”
“那好，你的，勇敢大大的！我们比试劈刀吧！”
劈刀！叶剑英思想上没有准备。这可是要真刀真枪地对劈啊！要说其后果，轻则骨断筋折，重则有性命之虞。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叶剑英于是斩钉截铁地答道：“好！劈刀就劈刀，一言为定。”
第二天清晨，日本教官践诺而至，叶剑英早已等候多时了。比武的消息传遍了全校，操场上密密匝匝地围满了前来观战的教官和学生。
双方穿戴好了规定的防护服。在一位教官的裁判下，比武开始了。
这位日本教官的功夫果然好，只见他一边“呀、呀”地大叫，一边双手舞刀，寒光闪闪，气势汹汹地猛扑过来，对准叶剑英的头、胸、腰三处要害猛劈，凶狠无比。叶剑英不敢怠慢，闪转腾挪，左格右挡，两人走马灯似的战在一起。围观的人鸦雀无声，场子里只听得俩人的钢刀丁当作响的撞击声。
20分钟过去，两人已经斗了数十回合。日本教官使出浑身解数，想速战速决，但是久战不决，心中不免焦躁起来，暗暗后悔不该小瞧了对手。他这一分神儿，脚步先乱了，攻势也弱了下来。叶剑英见状大喜，迅速地转守为攻，连劈带刺，一招猛似一招，直逼教官，结果把对方逼得连连后退，只有招架之功，却无回手之力。正待对方虚晃一刀，企图脱身之际，叶剑英一个箭步，疾跃上前，大喝一声，举刀凌空劈下，对方慌忙举刀抵挡。叶剑英顺势将对方的刀按在下面，狠劲向下压去，对方则拼命向上顶着。两人对峙了足足两分钟，这时，日本教官的脸早已涨成了猪肝色。接着，他双脚一软，“咕咚”一声，一P股坐在地上，口中连声说道：“轻一点，轻一点，我的，认输！”
“好哇！”人群中齐声喝彩。
这场酣斗，使日本教官对叶剑英的劈刀术心悦诚服。按照武士道的习惯，他从地上慢慢爬起来，立正，向前走几步，向叶剑英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将自己亮锃锃的战刀赠给了叶剑英，以示钦佩。
这把战刀，叶剑英一直珍藏在身边，从来没舍得丢掉。
1920年，叶剑英从云南讲武堂毕业，他拒绝了云南督军署授予他的炮兵少尉军衔，投奔粤军参谋长邓铿，被邓铿留在司令部做了上士参谋。
1922年，陈炯明炮击孙中山总统府，叶剑英作为大本营参谋，兼管海军陆战队，护卫转移到永丰舰的孙中山。10月，许崇智指挥的北伐军打败军阀李厚基，攻克福州，孙中山将北伐军改为讨贼军，许崇智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下辖3个军12个旅。叶剑英离开香港投奔讨贼军，被委任为总部参谋，第8旅旅长张民达向许崇智要叶剑英去当他的参谋长。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召开改组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孙中山下令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因地点在黄埔岛上，故称黄埔军校，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时任第八旅参谋长的叶剑英被调到军校工作，担任教授部副主任。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软禁了北京大总统曹锟，由此造成了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三巨头又联合又争夺的北方局面。应冯玉祥之邀，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于11月13日乘永丰舰经上海取道日本，12月31日到达北京。盘踞在惠州的陈炯明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自任救粤军总司令，指挥叶举、洪兆麟、刘志陆、尹骥、李易标、熊略、杨坤如等部，号称7个军10余万人，于1925年1月7日下令反攻广州。
广州留守政府当即发布命令，举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即第一次东征。
这次东征的部队由许崇智的粤军、杨希闵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谭延闿的湘军以及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组成。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随军出征。黄埔军校开课不久，叶剑英又被任命为第二师参谋长。二师师长为叶剑英的好友张民达。叶剑英作为第二师参谋长也参加了这次东征。
东征军分为左、中、右3路。左路、中路为滇军和桂军，右路总指挥是张民达，叶剑英为参谋长，所指挥的部队，除他们的第二师以外，还有许济的第四师和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即何应钦任团长的教导第一团和王柏龄任团长的教导第二团。
在左、中路按兵不动的情况下，右路军的第二师在张民达、叶剑英的率领下走在最前面，首先扫清了石滩、石龙一带的敌人，乘胜攻克广九铁路线上的常平，在这里与蒋介石指挥的黄埔学生军会师，然后包围了敌人龟缩固守的淡水城。
淡水城泥土修筑的城墙又高又厚，有上中下3层射击阵地，高处并装有照明设备，城的四周为洼地，稍远有土山。整体看防御坚固，不论白天黑夜，都易守难攻。
叶剑英亲自勘察过地形，连夜与张民达一起拟定作战方案，并于第二天带着方案到龙岗去向蒋介石、周恩来和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报告，研究确定：黄埔军由平湖、龙岗突然袭击城南，粤军进攻城的东北和西北，形成黄埔军两个教导团和粤军从三面包围攻打之势，以图淡水城。
第二师在城西北方向。张民达、叶剑英率部从新围向淡水攻击前进。城内的敌人猛烈射击，嗖嗖的子弹如蝗虫般密集飞来。张民达、叶剑英冲在前面，勇猛攻打。入城后，叶剑英看到，在纷飞的弹雨中，周恩来正和学生军一起边战斗边鼓舞士气。
由于粤军与学生军协同作战，毙敌百余人，俘获熊略部旅长、团长等军官和士兵千余人，进占了淡水城。
可洪兆麟部又从沙坑方向潮水般反扑过来，王柏龄的教导二团顶不住向后退缩，教导一团三营长王俊指挥不力，蒋介石见势不好，下达了撤退命令。
这时，张民达、叶剑英仍率警卫部队经过激烈反击，坚守在城内。何应钦因没接到撤退命令，仍率部抵抗。这两支部队终于打退敌人，守住了淡水。
下午，敌人又反扑了过来。
叶剑英飞马跑到北门教导一团，对何应钦说：“何团长，左翼敌人已退去20里，我师正以一部迎击右翼敌人，请贵团火速前去接应。”
何应钦对叶剑英很客气，但却不愿派兵接应：“我团的守备任务已经完成，不便出击。”
叶剑英：“右翼敌人进攻很猛，如果右翼不支，这里也恐难挡得住，请何团长三思！”
何应钦：“即使出击，也得有蒋校长的命令。”
叶剑英：“眼下情况危机，团长可以机断处置。”
这时，传令兵前来报告：“团长，前边吃紧，请速派援兵！”
刚才还在犹豫不决的何应钦，此刻感到情况严重，便和叶剑英一起商定歼敌计划。随后两军协力作战，终于打退右翼之敌，其余敌人向平山一带溃去。东征军乘胜追击，占领了惠东的平山。
出师1个多月来，攻克淡水，夺取平山，受到重创的洪兆麟和叶举部溃退而去，但海丰、汕头、河源、惠州仍在敌人手里。敌人随时都会反扑过来，不彻底消灭他们，就不会得到安宁。可是先打哪里呢？东征军司令部在平山西十几里的小墟镇白茫花召开军事会议，许崇智、蒋介石、张民达、许济、叶剑英、何应钦、莫雄等人以及苏联顾问加伦、罗加觉夫参加了会议。
会上，以何应钦为代表的黄埔军校的军官们主张先打惠州。他们认为，惠州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东北端，与淡水、平山成犄角之势，枕东江，凭西湖，三面环水，素称天险。惠州是东江的支撑点，只要打下惠州，东江就不攻自破了。从军事上看，这种观点不能说毫无道理。
第二师师长张民达、参谋长叶剑英、第四师师长许济以及旅长莫雄等人，则力主对惠州围而不打，先以主力东进攻取潮汕，再回军取惠州。
两种观点争论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蒋介石，坐在许崇智的身边，先是一直静静地听着，什么态度也不表示。
快到中午时，蒋介石才说：“攻克潮汕，这个意见好。不过要攻克潮汕，必须先攻克惠州。若先打潮汕，惠州之敌必倾巢而出，陷我于首尾应敌的处境。我军先打下惠州，就可以免去东征的后顾之忧。这是浅显的用兵之道，你们该是懂得的！”
“校长高论！”何应钦忙附和说。
叶剑英仍然反对，他说：“惠州城有‘铁链锁孤舟，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之说，从来易守难攻，现在又有杨坤如的三四千人凭险防守。我军力量单薄，再加上连续战斗，官兵疲惫，后方的联络、供应均有困难，一时难以攻下。洪兆麟、叶举部尚有两万余人，也离我们不远。我若先打惠州，他们就会来援，我军就会更被动。要争取主动就得先追歼洪、叶部，直捣潮汕，然后回师，惠州自破。”
一个黄埔军校的军官说：“惠州固然难攻，但以攻克淡水的精神，可一鼓破之。如果孤军深入潮汕，则难免有后顾之忧。”
叶剑英针锋相对地说：“潮汕是陈炯明军队的根据地，我们集中兵力打下那里，他就没有了立足之地，这不能算是孤军深入，也不会有后顾之忧！”
第三旅旅长莫雄说：“叶参谋长说得有理，我军应当先打潮汕。”
蒋介石看了莫雄一眼，完全是不屑一顾的神色。
张民达、叶剑英等人已猜到了蒋介石的心思，他是想让第二师等部队打惠州，黄埔军校的学生军靠兵船运输方便，先打海陆丰，占领汕头，夺得功劳。
张民达看到蒋介石的神色和目光，顿时火了，拍着桌子对蒋介石说：“你也知道惠州是天险，肯定久攻不下，不但要付出大的牺牲，还会坐失良机。请许总司令让友军围困惠州，我军东出海陆丰！”
会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加伦将军提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学生军攻惠州，粤军打潮汕，这是两全之策。”
最后的决心，是由许崇智下的：右翼军举兵东下，进攻当面之敌。张民达、叶剑英率二、四师先攻打三多祝的洪兆麟部，得手后向潮汕进军；蒋介石率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的学生军，绕过三多祝迂回海丰，袭击叶举部。
两路军迅速行动，二、四师一路在三多祝取胜，进到海丰城，又和学生军配合，收复惠来、揭阳、潮阳、潮安、汕头，占领兴宁、梅县。结果，困守在惠州的杨坤如部，见大势已去，便自动献城，不攻自破。
1926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又在广州东校场举行10万军民参加的誓师大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发表就职宣言。随后，13万国民革命军分为西、中、东3路，浩浩荡荡地向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出发进行北伐。参加北伐的8个军，分别由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担任军长。
叶剑英原在第一军的第二十师，王柏龄任总预备队指挥官后，又把叶剑英要到总预备队指挥部当了参谋长。他协助王柏龄指挥第一、第二两个师，经过郴州、衡阳、长沙，到达岳州驻守。
由于官兵们的英勇作战，由于共产党人的积极参战和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援，北伐军激战贺胜桥、夺取汀泗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攻克汉阳、汉口，开始了对武昌的围攻。
这时，在南昌的孙传芳集中5个省的联军10万余人到江西，准备与北伐军作战。担负攻打南昌的，是程潜第六军第十九师，王柏龄、叶剑英奉命率总预备队的第一师，经浏阳、铜鼓，前往南昌增援。
第一次打南昌很顺利。工人、学生及省署警备队作为内应，北伐军经过激战进入城内。但孙传芳凭借优势兵力和军舰，并坐镇指挥，又很快将南昌夺了回去。北伐军在牛行车站附近与孙部争夺，伤亡惨重。
总司令蒋介石和苏联顾问加伦将军到达前线。加伦将军听取情况介绍，提议休整两周时间，调整部署后再战。叶剑英也同意加伦的意见，力劝王柏龄暂时休整再战。但王柏龄为了挽回坐失南昌的面子，也为了在蒋介石面前表现自己，急忙下令部队反攻，以至造成孤军突进，失利败回。后来蒋介石虽然直接指挥，也没有把南昌攻下来。
第三次打南昌是10月上旬开始的。第一师代师长王俊没听协助他指挥的叶剑英的建议，先打了一个消耗战。直到10月下旬，战局仍然进展不大。蒋介石制订了《肃清江西计划》，又调李宗仁第七军与李济深第四军、程潜第六军协同作战，并出动飞机大炮，才于11月上旬占领了南昌。
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移住南昌后，先把王柏龄、王俊等人痛骂了一顿，接着召见叶剑英。
叶剑英连饭也没吃，并做好了挨骂的思想准备，一大早就赶到蒋介石总司令部官邸。
谁知叶剑英一去，蒋介石却很客气，不仅特别允许他佩剑晋见，脸上还流出少见的笑容，亲热地说：“我们是老交情了。”
对蒋介石的反常举动，叶剑英一时摸不着头脑，因此没有说话。
蒋介石：“两次东征，你在军事上很有见地，由于你的参谋，张民达师多有战绩。”
叶剑英：“还是张师长指挥有方。”
蒋介石：“张民达故去后，我调你去教导师，这次又到总预备队指挥部。这一路来茂如（王柏龄）不争气，你辛苦了！”
这话并不完全是虚伪，叶剑英劝说王柏龄和王俊的事，蒋介石已经知道了。他欣赏叶剑英的才干，因而这般器重他了。
叶剑英：“我只尽了一点参谋之责，不足挂齿！”
蒋介石：“你是个很有用的参谋人才。现在第一师没人指挥，你去当师长吧。”
一师是蒋介石的嫡系，那里的师长是只有亲信才能当的。蒋介石让叶去当师长，一是确实想利用叶的才干，二是王柏龄是他的亲信，早在黄埔军校筹建时，王就对蒋说叶是他的得意门生。王很重视叶，因而蒋也就把叶视作亲信了。
叶剑英自然看到了这些，但他仍然不愿去第一师当师长。他知道那里的部下不好管束，与王柏龄、王俊的关系不好处，因而婉言谢绝说：“谢谢校长的栽培，可我的身体不大好，还愿继续当参谋长。”
可是没几天，蒋介石把俘虏孙传芳的万余士兵和数百名军官组成新编军，又下令叶剑英为新编二师的代理师长。这一次，叶剑英不好再拒绝了，走马上任了。
随后，叶剑英奉命率二师部队开赴吉安。
中山舰事件爆发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已经日趋激烈。吉安是一个远离南昌的幽静古城。在这里，叶剑英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发展，注视南昌和武汉的动向，做着自己的人生抉择。
1927年1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军务善后会议，对抗国民党中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住南昌，准备另立中央，公开反共。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屠杀中国共产党人。
4月16日，周恩来等人建议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
4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发表声明，开除蒋介石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所任职务，委任冯玉祥为军队总司令。在南京的蒋介石也公开反对武汉政府。因此，出现了“宁汉分裂”的政治局面。
是归向南京还是归向武汉？两条路摆在叶剑英的面前。1927年4月，叶剑英毅然做出了他的选择：倒向武汉方面。
选择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通电反对蒋介石。
叶剑英召集全师军官会议，当众宣读了他的反蒋电文，慷慨激昂地说：“兄弟们，以前我拥护蒋介石，他是我们的校长和总司令，主张联合民众，所以我们跟着他革命。可是现在他不革命了，背叛了中山先生的遗嘱，公开反对主张北伐的武汉国民政府，在上海、南京和其他地方屠杀工农民众。他叛变革命，我们就要反对他！我想了又想，几夜没有睡好觉，如今想好了，决定与老蒋分道扬镳！诸位如何打算，人各有志，我不勉强，愿意革命的，留下；拥护蒋介石的，也请自便！”
通电发出之后，叶剑英带着几个人，化了装秘密赶往武汉。
蒋介石刚刚才任命叶剑英做了师长，哪相信叶剑英会反对他？但是反蒋电文却是千真万确的。他得到证实叶剑英反他后，立即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永远开除了叶剑英的国民党党籍。
由于蒋介石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陷入了低潮。但革命的火种并未熄灭，犹如星星之火，在中国的大地上燃烧。1927年7月上旬，叶剑英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反抗蒋介石之流的血腥屠杀，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等同志准备发动南昌起义。
7月下旬，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突然下令第二方面军“东征讨蒋”。他手下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动声色，继续当好张发奎、黄琪翔的“参座”，随四军南下进驻九江。这时，九江城内外驻满了军队，除了第四军外，还有贺龙的二十军，叶挺的24师，以及朱培德等人的部队。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四军军部就驻在甘棠湖的烟水亭一带。
一天，汪精卫偷偷上到了庐山。他到来之后，立即召集黄琪翔、朱培德等开会。然后，他们秘密策划，决定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命令贺、叶部队到九江南昌之间的德安一带集结，阴谋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将革命队伍中已燃起的革命火焰一举扑灭。
但是，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阴谋被叶剑英识破了。这时，叶剑英与叶挺本来有密码联系，但他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便连夜下山找到叶挺，然后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悄悄告诉他。两人当即商定立刻通知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廖乾吾以及高语罕，到甘棠湖烟水亭附近碰头。
经过短时间的磋商，他们决定了三件事情：
第一，贺、叶不上庐山。
第二，贺叶部队不按张发奎命令，而开往牛行车站前往南昌。
第三，叶挺的部队第二天即开拔，贺龙第三天行动，先将火车皮让给叶挺。
会议后，部队立即按计划行动，贺、叶从此与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决裂，汪精卫的反动阴谋顿成泡影。
但是，汪精卫并不就此罢休，又突然下令要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又事先得知这一阴谋，便秘密通知廖乾吾、高语罕等人迅速离开了九江。随后，“八一”起义的枪声，划破了黑暗的夜空。起义成功后，起义队伍很快就撤离了南昌。
南昌起义后，张发奎召集二方面军的高级军官开会，研究对策。会议气氛紧张，许多人都主张派兵尾追，捉拿贺、叶。会上，张发奎大发雷霆：
“贺龙、叶挺完全不顾私情，我非追着他们的P股打不可！”
他正要下令，一旁沉默多时的叶剑英说话了：“向华公，依我之见，我们还是开往广州不追贺、叶为好。”
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瞄准了他，想从参座的脸上找出答案。
叶剑英不慌不忙地从分析面临的战局说起，讲出一篇“力主不追”的道理来：
“总指挥早就想南下广东，重举总理义旗，目前正是时机。广东是李济深的天下，我们原想去，他是反对的。现在我们放贺、叶的部队到广东去，李济深招架不住，必然要请我们回广东相助，这时我们便可打起援师的旗号，直趋广州。这样比跟着贺、叶P股打，两败俱伤，要胜一筹。如果现在尾追贺、叶，消耗兵力不说，别说不一定能追上，即使捉获他们，而我们在广东仍无立足之地，何谈北伐统一大事！”
张发奎一听，觉得有道理。他原来奉命“东征讨蒋”也不是出于本心，实则是想南下重返广东，扩充实力，以图大事。现在，叶剑英这么一说，马上放弃了尾追贺叶的企图。但是，他怕人误解有通共之嫌，仍虚张声势派小股兵力摇旗呐喊，追了上去。
后来，张发奎看到二方面军基本瓦解，大势已去，就让黄琪翔代理总指挥，干脆率领剩下的部队朝着广东南雄前进，而自己则意态索然地乘船去了香港。
正是叶剑英的机智，方使贺龙、叶挺免遭暗害，从而保障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得以顺利实现。而南昌起义后又是由于叶剑英的妙计打动了张发奎，才使起义军在没有追兵的情况下，打开了南进的道路，直下潮梅，与彭湃的农民军汇合。后来正是依靠这些革命火种，在全国形成了熊熊的燎原之势。
南昌起义后，叶剑英随二方面军南下广东，不久，叶剑英又参加了张太雷等人领导的广州起义。1928年，他来到了苏联莫斯科学习。1931年4月回国，进入中央苏区。
回国后，叶剑英被周恩来安排到苏区中央局军委参谋部工作。
叶剑英到达军委总参谋部时，第一次反“围剿”已经结束3个多月了，军民们还在为胜利而欢欣鼓舞。叶剑英在参谋部担任编辑委员会的总编辑，负责收集红军斗争的历史材料、介绍苏联及其他国家的军事著述。
1933年，蒋介石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面对压境而来的敌人，苏区中央局召集紧急会议。会上，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支持一些人“分兵退敌”、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或者退出苏区摆脱敌人的主张，毛泽东、朱德等人坚决反对，主张仍然用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因为两种意见不能统一，不得不又召开各军军长、政委的会议，经过讨论，肯定了毛泽东、朱德的战略方针。
但在如何打的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有人建议先打弱的，有人提出先打强的，毛泽东却主张先打中的。他说：“中等敌人一打，那些虾兵蟹将就会逃之夭夭。先在赣江西边打兵力虽多但战斗力弱的第五路军，打垮他们之后，我军就可以向东发展，在建宁、黎川、泰宁扩大和建立根据地。”
最后，毛泽东坚持的打法取得了胜利。红军以3万兵力，在15天内，由西向东横扫700里，连续打了15个胜仗，歼敌3万余人，又一次打败了国民党20万军队的“围剿”。
参与了这次战役指挥的叶剑英，欢欣鼓舞。
这一年，红军第三次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11月15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举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任主席。随后，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叶剑英任委员兼总参谋部长。
1933年5月，以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决定：在瑞金组建中央军委总司令部，同设在前方的红一方面军指挥机关分开，朱德任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红军总政委兼红一方面军政委，在前方指挥作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仍由朱德担任，同时增加博古、项英为军委委员，任命叶剑英为军委总司令部参谋长。
这是江西苏区的全盛时期，连续打破国民党的3次军事“围剿”，军民士气更加高涨，虽然已经进入冬季，但根据地里仍是热火朝天，特别在红军部队和各机关里，更是沉浸在欢乐之中。
作为参谋部长的叶剑英，并没有被胜利陶醉。敌人还会来“围剿”的，他的任务是协助朱德等人指挥红军作战，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司令部机关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为此必须加强它的建设。为此，叶剑英开始筹建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的工作。
这是人民军队的初创时期，各方面都处在摸索和发展之中，有不少东西是从旧军队中沿袭下来的，司令部的建设也不例外。
叶剑英虽然到达苏区的时间很短，但已从实践中看出了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参谋工作制度不那么适应战争的需要，组织分工不够完善，和部队的联系不那么畅通。随着部队的不断成长发展，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这样的司令部机关在战争的指挥上会造成失误，甚至导致失败。作为参谋部长，他决定解决这些问题，使司令部机关更好地为毛泽东、朱德指挥作战服务。
怎样加强司令部机关的建设呢？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苏联红军的那一套，都只能参考，不能照搬照用，必须从红军自己的实际出发。叶剑英开始深入调查部队情况，然后又反复认真地进行思考，不久大概的盘子有了。但是，他还是有一个问题没有把握，即应该建多大的机关，是精干一点还是庞大一点？这是全军的领导机关，要短小精干，办事效率高。在干部的选配上要任人惟贤，不分亲疏厚薄。于是，他向中革军委提出了一个“建设精干的统帅机关”的建议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些具体设想。
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很赞赏叶剑英的建议，给予了热情大力的支持。
根据朱德的建议，叶剑英在总司令部组建了4个职能局：即第一局（作战）、第二局（情报）、第三局（通信）、第四局（供给），并分别委任左权、钱壮飞、翁瑛、杨至诚为局长。左权是大革命时期的干部，到苏联深造过，曾任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军事学识渊博；钱壮飞、翁瑛是从白区来的，有丰富的地下和情报工作经验；杨至诚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井冈山时是红四军的副官，擅长军队的后勤供给工作。
局长确定之后，叶剑英就和他们一起总结3次反“围剿”中参谋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吸收大革命时期北伐战争和苏联军队有益的参谋业务。这样做，不但开创了司令部工作的新局面，而且有着红军自己的鲜明特点，更适合作战指挥的需要。比如，作战局除作战科以外，还增设了机要译电科、教育训练科、地面侦察科、生活管理科。这时行军主要靠向导，有人不识地图也就不注意利用它，缴获敌人的地图就随便扔掉。鉴于这种情况，叶剑英建议新成立了一个测绘地图科，专门收集地图，组织参谋人员学习利用地图指挥行军作战。
此时毛泽东是有什么样的条件打什么样的仗，叶剑英也是有什么样的需要就搞什么样的司令部建设。他组织电台侦听、破译敌人的无线电信号，从中获取敌军情报；他统一全军的军号号谱，主持召开司号员会议，使全军在统一的号音下行军、作息、战斗。他多次召集师以上参谋长开会，讲苏联红军的经验，讲《孙子兵法》，研究反“围剿”的战略战术；他还带领参谋们研究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等，结合实际编写红军自己的条令、条例，从而提高了参谋人员的业务水平。
叶剑英所做的这些在人民军队的司令部建设上是具有开创性的，它不但提高了司令部的工作效率，迅速沟通了与其他战区的指挥、联系关系，更好地为朱德等领导指挥作战服务，而且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参谋事业建设打下了基础。后来人民解放军的总参谋部，基本上是在这个基础上充实和发展起来的。
军委总司令部在沙洲坝的乌石龙村筹建总部机关。
总司令部机关组成以后，迅速建立了各项参谋业务工作，与全国各主要战区的红军领导机关沟通了指挥、联络关系，卓有成效。
叶剑英的参谋工作，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政委等的高度赞扬，所以，后来红军——解放军的高级干部都尊敬地称叶剑英为“叶参座”。
1935年6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地区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红军总兵力达到10万人。
主力红军会师后，党中央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以促进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这时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依仗人多枪多，开始闹独立，他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要向川康方向发展。为统一思想，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要“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张国焘会上并没反对，但会议一结束，回到住地后立即致电中央，要求南下，改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共中央一方面对他进行耐心说服和严肃斗争；另一方面，为了顾全大局和团结四方面军北上抗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在此情况下，张国焘方勉强同意四方面军向松潘西部的毛儿盖前进。
这时，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看到一方面军兵力消耗大，老干部保存多，就建议从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到四方面军工作，同时从四方面军抽调几个团补充一方面军。7月21日，中共中央在黑水附近的则格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以原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为参谋长，李富春为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接到命令后，带领一些同志立即从黑水出发，于月底赶到了毛儿盖。
叶剑英一到毛儿盖，即着手加强前指司令部的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同时，准备攻打松潘。
然而，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其他原因，红军在这一地区耽误了一个多月，失去了占领松潘、东出四川的机会。在此同时，敌人完成了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部署。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8月14日，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同时并进。左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九、三十一、三十三军，于卓克基集中，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率领下，经草地到阿坝，然后向东出墨德，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师；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其中，右路军包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四军和三十军，在党中央、毛泽东直接率领下，由前敌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指挥，在毛儿盖集中，经草地到班佑，与左路军会师。
8月18日，叶剑英带两个团出发，作为先遣部队，为左路军开路。程世才、李先念率部队跟进。右路军到达班佑之后，为了打开通往陕甘的门户，8月29日发动了著名的包座战斗，消灭了胡宗南守敌一个团和援敌一个师，给胡宗南以沉重打击。这时，已占领阿坝的左路军如能按计划北上，能顺利进行夏洮战役，迅速占领甘南。可是，张国焘却在阿坝按兵不动。他把自己凌驾于党中央之上，拒不执行中央要左路军全力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指示，借口“噶曲河水涨大，不能徒涉”，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要求已过草地的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之敌，迅速南下。这时，随右路军行动的陈昌浩是积极追随张国焘的，一切等待张国焘的电示。他暗中进行南下的准备。为了争取陈昌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多次开会，说服他支持北上方针，但陈昌浩不为所动，对张国焘仍惟命是从。
9月8日，张国焘背着中央，命令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和徐向前、陈昌浩等7人联名复电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正处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然而，张国焘此时的篡权野心已恶性发展，根本听不进中央的耐心说服。就在接到毛泽东等7人联名的电报后，他不但不听劝告，反而恼羞成怒，竟然向陈昌浩发出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并阴谋用武力危害中央。
当张国焘的密电发到右路军驻地巴西时，适逢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正在开会，陈昌浩正讲话。译电员就把这份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一看电报内容，大吃一惊，事关重大，觉得应该马上告诉毛泽东主席。于是，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把电报装起来，然后佯装上厕所，出门后飞跑到中央驻地，将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一看，马上把电文抄了下来。这时，毛泽东镇定地对叶剑英说：“你赶快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
叶剑英说：“此地有危险，不能留，请主席立即到三军团去。”
秦邦宪插话说：“老叶，你呢？一起走吧。”
叶剑英说：“我不能走，我一动，恐怕你们都走不了啦。”
叶剑英赶快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叶剑英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漏子。
送走叶剑英后，毛泽东立即同张闻天、秦邦宪赶到三军团部驻地，同周恩来、王稼祥等开会研究，果断决定迅速离开巴西，脱离险境，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和三军团部队离开巴西北上。
中央负责同志走后，叶剑英决定把军委直属队带走。但是，究竟怎样能把直属队带走呢？叶剑英急中生智，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为名，设法带走部队。得到陈昌浩同意后，他立即召集直属队的领导干部开会，到会的有林伯渠、杨尚昆、李克农、萧向荣等。他通告了紧急情况，确定10日凌晨2时出发，以“打粮”为名撤回三军团。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到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找到吕继熙要了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
9月10日凌晨两点，军委直属队出发“打粮”了。叶剑英与杨尚昆在前敌指挥部附近的水磨房会面，追赶已出发的部队。当他走到军委直属队行军休息的地方，同志们看到叶参谋长来了，高兴地说：“参谋长，我们开小差跑出来了。”
叶剑英风趣地说：“不！我们不是开小差，而是开大差，是执行中央北上方针。”
在一个交叉路口，叶剑英碰到了正在等待他的彭德怀、张闻天、秦邦宪等。他们着急地说：
“老叶！你要快走啊！”
“我现在不是和你们在一样走吗！”叶剑英诙谐地答道。
“老叶，你和我们不一样，你把密电送给毛主席，又把军委直属队带出来了，人家对你恨死了。”
“好！我就走。”
叶剑英和直属队从潘州到阿西，由于夜黑路不熟，20多里路足足摸索了6个小时，赶上三军团又是拂晓时分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正在焦急地等他。
见了面，毛泽东高兴地说：
“哎呀！剑英同志你可出来了。好！好！”
10日，党中央公布《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向全军提出，应继续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并命令军委直属队和三军团立即向拉界、俄界开进。
9月11日，叶剑英等继续行军，又走了60里路，到达俄界。彭德怀、秦邦宪等见到他，老远就大声喊：
“老叶，好在你走了，好危险啊！”
叶剑英忙问：“怎么啦？”
秦邦宪说：“你昨天前脚刚走，后脚就跟来‘四支驳壳枪’到处找你。他们问，参谋长在哪里？我问他们找你干什么？他们杀气腾腾地说，先把他打死再说！”
叶剑英听后感激地说：“谢谢你们昨天提醒我，不然今天都不知到哪国去了！”
第二日，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还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革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当司令员、毛泽东当政治委员，叶剑英当参谋长。然后，又继续北上。
叶剑英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及时揭露了其妄图危害中央和分裂红军的阴谋，巧妙地率领军委直属队北上，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脱离险境，使红军日后有了北上胜利和抗日战争的发动。以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这件事，高度赞扬叶剑英，其中有句著名的话是：“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1939年春，叶剑英是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奉派到南岳，帮助国民党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任副教育长。
（一）
这个班由蒋介石兼主任，周恩来兼总教官，教育长是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
叶剑英元帅身材高大，体魄魁梧，潇洒温雅，本是武将，却又有儒将之风。在游干班，他主讲《游击原理》，不用讲义，在南岳游干班很受学生们的欢迎和尊敬。他上下山乘坐一辆南洋华侨胡文虎与胡文豹兄弟赠送给十八集团军的汽车，车上有“永安堂”药店的商标。当学生们在途中遇到这辆车时，一律立正向叶剑英致敬。
叶剑英在南岳时还注意做统战工作。在他的帮助和影响之下，汤恩伯的合作态度比较不错。他对全体学生讲话时，曾引用毛泽东《论新阶段》的一些话。有一次，在谈到军民关系时，汤恩伯指着身旁的叶剑英说：“过去我们和他们打仗，他们屡屡获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们与民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
话音刚落，全场气氛顿时活跃。
（二）
南岳镇里有一座佛教大庙叫祝圣寺，叶剑英下山时，常到寺里小憩，与众僧谈天。
一次，周恩来到南岳参观祝圣寺，寺内住持暮笳，请周恩来在纪念册上题字，周恩来挥毫写道：“上马杀贼，下马念佛”。暮笳等僧人受到启发，着手筹备“南岳佛教救国协会”。不久，叶剑英到祝圣寺，从众僧口中得知此事，当场建议改为“南岳佛道救难协会”，这样和尚、尼姑、道士都可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众僧连声称妙，接受了这个建议。
南岳佛道救难协会于1939年4月下旬成立，叶剑英应邀前往，即席发表了“普度众生，要向艰难的现实敲门”的讲话。叶剑英的讲话，唤醒了南岳宗教界人士。6月份，青年僧侣30多人组成“南岳佛教青年服务团”，开赴长沙、湘潭等地宣传抗日救亡。
以后，祝圣寺暮笳和尚等逢人便讲叶剑英改“佛教”为“佛道”，改“救国”为“救难”的故事，念念不忘叶帅对佛门事的关心。
1940年初，蒋介石不甘心他发动的反共高潮失败，决定召开全国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在会上攻击十八集团军，以发动反共高潮。作为十八集团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也在应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中。这时，周恩来已去苏联治伤，董必武、博古负责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叶剑英摔伤了胳膊正在治疗，为了团结抗日，毅然决定赴会，并作发言准备。
参谋长会议一开，蒋介石一身整齐军装走到他的位置前，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一遍会场，坐下后就宣布开会，接着说：“去年的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本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检查作战经过，整顿军纪、军令。”
蒋介石的声音不大也不高，但声色俱厉，充满腾腾杀气。会场上顿时严肃紧张起来，一双双眼睛朝向蒋介石。叶剑英的目光也聚焦在蒋介石的身上，心里捉摸着：他又会搞什么名堂呢？
“本委员长接到很多报告，”蒋介石说着加重了语气，“这次冬季攻势之所以失败，完全是因为第18集团军游而不击、袭击友军、包庇叛军、破坏抗战、制造磨擦等等行为所造成的。为严肃军纪，要彻查此事！现在就请诸位发言，每人不得超过30分钟。”
蒋介石的这些话，不啻是一个动员会。各有关战区的参谋长们立即发言，一个个都是用具体材料为蒋介石的话提供证据。
其中，第十战区副参谋长周学海说：“共产党的军队不打敌人打我们。”然后，他巧嘴簧舌历数捏造的十八集团军的种种“罪状”。最后还加上一句：“忍耐是有限的。”
紧接着，其余发言的人纷纷攻击十八集团军，更加放肆地诬蔑，甚至说延安解放区乱印钞票乱发钞票……会场气氛十分紧张。
这时，19集团军参谋长曾粤海，曾与叶剑英为云南讲武堂同学，坐在叶剑英旁边，也忍不住对叶剑英说：“我看你怎么得了啊，都攻击得你体无完肤了。”
叶剑英镇静自若地回答：“谎言掩盖不了事实。”
当其他人都搜肠刮肚地攻击过了，才轮到叶剑英发言。他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有条不紊地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去年冬季作战实况，言之凿凿，有事实有数据，然后，他才得出结论说：“有人说我们十八集团军不打敌人打国军，这真是海外奇谈，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接着，他针对一些人给十八集团军编造的种种“罪名”，一一列举真实情况进行驳斥。到会众人，大多听得频频点头，觉得叶剑英讲得有据有理。
“至于解放区乱发钞票么，那是没有根据的。”叶剑英从裤袋里摸出一张角票，举起来接着说，“你们看，这张角票，这角票已经烂成这个样子，两面都贴上了纸，票面不清，已经不能再使用了。我们不发一点就地使用的，怎么办？大家都知道，角票是辅币，这怎么叫破坏币制呢！”
会场中有人冲口而出：“角票是辅币，大后方有的县也在自印角票。”
会场上发出赞叹声。蒋介石听了叶剑英有凭有据的辩驳，气也不是，笑也不是，只好默然。
在这次会议上，叶剑英作长篇发言，澄清了事实，揭露了蒋介石及其顽固派反共的丑恶嘴脸，赢得了与会许多人士的同情、支持。
后来，董必武高兴地说：“这叫‘叶公（黄山）舌战群儒’。”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在山城活动了28天，部署“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保卫战。11月14日，又自台北飞抵重庆。29日，蒋介石在住所附近听见枪声，他匆忙于第二天逃到成都。12月10日，成都市内也时有枪声，蒋介石的住所中央军官学校附近出现“可疑人物”，于是他在恐慌中登机升空。
这时，解放军15兵团已经解放广州，并且接管了广州飞机场，但飞机场仍留有国民党人员。蒋介石从成都凤凰山机场起飞前，成都机场人员与广州机场联系，了解广州方向的天气情况，由于他们过去在一个系统，都非常熟悉，广州的机场问：“是谁的飞机呀？”
成都方面说：“是蒋总裁的，下午2时从成都起飞，大约3时左右到广州上空，直接飞往台北。”
白云机场问：“坐什么飞机？”
成都方面说：“3架运输机，总裁在第2架上。”
白云机场得到这个情况，立即就报告到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广州白云机场解放军接管负责人意见，一是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二是干脆打下来。洪学智把他们找来，问他们把握性如何。
他们说：“机场现有战斗机，而且有好飞行员。飞行员中有一个原来是国民党空军中的‘四大金刚’之一，飞行技术很好。已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说不成问题，积极要求执行这次特殊任务，争取立功。如果拦截不成，我们就用高射机关炮将它打下来。”
洪学智问：“你们觉得把握大吗？”
他们说：“没问题。”
“军中无戏言，你们把准备工作做扎实，我去请示叶参座。”于是，洪学智到了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叶剑英住的小楼。
叶剑英正在找人谈话，洪学智把他叫出来，报告了情况。
叶剑英沉吟了一会儿，他问：“我们有这个能力吗？”
洪学智说：“有一个解放过来的飞行员，原来是国民党空军的‘四大金刚’之一，飞行技术不错，他愿意执行这个任务。”
叶剑英说：“这是大事。”
洪学智说：“有点像西安事变。”
叶剑英说：“倒是应该让他下来看看。”
洪学智说：“那就这样办吧。”
叶剑英说：“得请示中央。这样，你把此事报告中央。我们意见用战斗机迫降，或者打下来。”
洪学智说了一声“好”，立刻用电报报告北京。
可是中央的指示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眼看飞机要飞过来了，机场不断打电话催问。洪学智也很着急，就去同叶剑英商量。
叶剑英先问洪学智：“北京有回音了吗？”
洪学智说：“没有呀。”
“没有，就不能干。”
“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
“那样也不能干。”
“让头号战犯跑掉，太可惜。”
“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中央没有回音就不能干。”
“我们只是拦截下来，不伤害他。”
叶剑英还是摇头说：“这也不能干。”
没有得到中央批准，叶剑英司令员不同意打蒋介石的座机，于是，洪学智只好放弃了打蒋座机的方案。蒋介石终于逃了一命。
新中国成立后，葡萄牙政府尚未与我们建交。从内地去澳门，经过拱北海关，迎面是一座牌坊式的建筑，这就是有名的关闸。
关闸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即1574年。关闸高和宽均有一丈余，像内地许多古迹城楼一样，楼前悬一匾额，上书“孚感镇德”四个字样。城楼正中处开一大门，上有“关闸门”碑石一方。关闸两边，分别建有兵营，立有围杆。古关闸是当时的中国政府修建的，目的是为了限制澳葡再向北扩张，关闸每月只开放6次，为的仅是从内地向澳门输出粮食，而平日却用6张封条封闭着。1849年3月13日，葡萄牙人头目亚马勤逐走了管理海关的中国官员，并砍倒围杆，毁了关闸。这次事件是中国在近代史上的一次屈辱。100年后，新中国成立了，由于历史的缘故，澳门仍然归属葡萄牙殖民者管理，在关闸中澳双方都设有哨兵；这边是澳门，那边是华界，各有四五个哨兵。
1952年7月15日，一宗鸡毛蒜皮的小事几乎酿成中葡大战。
这就是有名的关闸事件。
这时，进驻拱北的解放军属于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的部下，出事前刚刚换防不久，站岗的哨兵不少是北方人，从来没见过外国人。
驻守关闸的葡兵之中，有些是非洲兵团的黑人，他们与解放军哨兵的岗位只有几十米。
一天，一名黑人葡兵突然内急，在炮楼外拉开裤子就随地撒起尿来，两位解放军哨兵没见过黑人小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谁知黑人大兵一见解放军战士大笑，以为他们有意取笑他，不由分说便端枪发起怒来。
黑人士兵怒骂连连，解放军战士也黑起脸，双方语言不通，却都能从对方的脸上读出愤怒和不友好。结果，黑人哨兵恼羞成怒，拿起步枪“啪”的一枪就打过去。两名解放军士兵急忙还击。并且，还投了个手榴弹，以示警告。
随后，双方各自向上司报称受到突然袭击，要求增援。最后，双方竟然动用了野战炮和重机枪开战，葡军哪是身经百战的解放军的对手，几个回合下来就死伤累累。
冲突爆发之后，解放军部队封锁了边界，澳门每天依赖内地供应的粮油副食很快就出现了短缺情形，陆路交通也马上中断。一闭了关，澳门即刻变成死城，粮食、水和菜等民需物资都成了大问题。
一时间，澳门居民惊恐万分，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中共已调来一个师的兵力，在关闸北面架起了大炮；有的说中共要将澳门封锁起来，以后连水也没得喝了。澳督史伯泰感觉到事情的严重了，赶忙叫经济局长罗保马上给与中共有着联系的南光公司打电话。谁知对方回复说，公司的负责人都上广州开会去了，无法与之联系。
澳督想了一下对罗保说：“你即刻跟商会的人联系一下，让他们给中共传个口信，说澳门政府无意将事态扩大，希望中共方面也加以克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