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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杨勇:每逢大战必受伤(1)

  杨勇(1913-1983),湖南浏阳文家市人。1927年春,当选儿童团长,参加农民运动。4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6月,参加浏阳工农义勇队打长沙,失败后返回浏阳。1930年5月,参加红五军随营学校政治大队,并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改名杨勇。6月,红八军成立,被分配到红八军政治部,任宣传队分队长、副大队长、大队长等职,后调任红三军团四师一团一连副政委、连政委、营长兼政委、政治处主任,后任红二师政治部政务处长。1936年1月,任红一军团一师政委,师党委书记,参加东征、西征。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党委书记。参加平型关战斗,在战斗中负伤。1941年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1947年,任第一纵队司令员。1950年1月,任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兼贵州军区司令员,西南中央局常委,贵州省委常委。1953年4月,入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1954年2月,任志愿军第三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员。1958年10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59年10月,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1977年8月,被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1982年9月,被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1983年1月6日,病故于北京。

  1913年旧历9月29日,杨勇出生在浏阳县南乡文家市。

  杨勇的父亲叫杨贵蟾。他在1906年参加过“洪江会”发动的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为逃避官府追捕,他和妻子刘氏带着3个不成年的孩子躲到妻子的娘家清江村。

  杨勇排行老三,大名叫杨世峻,小名叫统伢子。他在清江一直生活到9岁,父亲杨贵蟾才带着全家迁回了文家市。

  1926年7月,北伐军占领长沙。盘踞湖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军队望风披靡,湖南军阀赵恒惕也带着残兵败将逃往湖北。长沙首先成立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协会。接着,全省各县农会迅猛发展,平民救国团、农民武装队等革命群众组织纷纷成立。这些组织除了直接参战、狙击溃兵、肃清反革命残余外,还为北伐军带路、送信、运输、救护、扫雷、送饭、慰劳。一时之间,土豪劣绅东躲西藏,工人、农民扬眉吐气。

  文家市也像换了一个天地。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区、乡、村农会,工人成立了工会,学生们组织起儿童团,各界妇女成立了妇女联合会。不久,杨世峻也在乡里被选为了儿童团的队长。

  1927年春,文家市农会在牌楼前村召开群众大会,镇压了头号劣绅肖绍荣,斗争了大地主彭伯堂。会后不久,有人向儿童团报告说,彭伯堂要把使唤丫头卖给别人。杨世峻心里犯疑:那天在群众斗争大会上,彭伯堂虽然没被镇压,但在陪斩时早已吓得魂不附体,没过几天,他敢卖人?杨世峻有点不相信。后来一了解,要卖人的不是彭伯堂,而是彭伯堂的叔叔彭笙篁。

  彭笙篁排行第五,人称彭老五。因为长得又矮又瘦,人们背地里都喊他“五猴子”。

  “五猴子”是个见了女人走不动路的老色鬼。他讨了四房老婆,还使唤着不少丫头。其中有个丫头名叫李朝珍,小名叫小宝,年仅16岁,是个穷人家的孩子。“五猴子”要卖的就是她。这个“五猴子”精明得很。他料定农会和妇联迟早要把这些丫头“解放”走,与其这样,不如趁早把她们卖掉换成钱,于是他便与孙家段的一个“县议员”谈妥了这笔生意。谁知小宝得知后,大吵大闹,死活不肯去当姨太太。因此,人还没有卖出去,消息已经被儿童团得知了。

  这天傍晚,儿童团派出的“侦察员”发现孙家段的那个“县议员”带着两个人鬼鬼祟祟钻进“五猴子”的家门,便把情况报告给杨世峻。杨世峻立刻带着队员们连夜埋伏在通往孙家段的一条小路上。

  半夜时分,月光映照的夜路尽头影影绰绰出现一团人影。人影越来越近,可以看出是3个人,其中一个还推着辆独轮车。杨世峻带着白天负责侦察的那个队员迎面走上去,认出正是从孙家段来的3个人。被绑在车上的小宝,嘴里塞着一条白毛巾。杨世峻一声呼哨,隐蔽在路旁树丛中的队员们呼拉一下跳出来,把这几个人围了个水泄不通。

  “你们到底是做么子的?”杨世峻厉声问。

  “哦……我们是……是走亲戚的。”“县议员”支支吾吾。

  “走亲戚的?哼!”杨世峻一把将小宝嘴里的毛巾拽出来,小宝“哇”的一声哭了。

  儿童团员们一齐喊起来:

  “买卖人是犯法的,晓得不?”

  “走,跟我们去农会!”

  “县议员”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钱塞给杨世峻,打躬作揖地说:“小兄弟,有事好商量,有事好商量……”

  “谁要你的臭钱!”杨世峻气愤地把手一挥,说,“留着你的钱买棺材去吧。”

  “县议员”听杨世峻这一吼,吓了一跳,以为这回不光要丢面子,恐怕连脑袋也难保,连声说:“是是是,买棺材……”

  儿童团把“县议员”一伙带到妇联,又连夜把“五猴子”从被窝里抓来。

  “五猴子”起初还想耍赖,后来一看人证物证俱在,只好低头认罪。他怕儿童团把他拉出去示众,赶紧把儿子叫来为自己求情。最后,妇联决定罚他拿出能收两担稻子的水田作为对小宝的赔偿,这件事才算了结。

  小宝分了田,生活有了保障,但一时还找不到个落脚的地方,让她自由结婚吧,马上又找不到个合适的主。妇联的干部正为这事伤脑筋,一个儿童团员插嘴说:“把小宝说给我们学校的工友张功寿吧。”

  “一边凉快去,”一个妇联干部不以为然地说,“小伢子家,保他娘的哪份媒!”

  “别瞧不起人!”杨世峻很为自己的队员抱不平,“我们学校的张功寿扫地、敲钟、干杂活,可勤快呢,待人也和气,小宝跟了他保险不吃亏。”

  “这倒是个主意,”另一个妇联干部说,“我去试试看。”

  谁知她从中一说合,双方都挺满意,喜事很快就办妥了。

  当人们得知小宝出嫁是儿童团保的媒,都连夸奖带取笑地说:“统伢子带的这支儿童团可是了不起,么子事都会干呀!”

  (一)

  1931年5月,杨勇参加第二次反“围剿”,负伤一次。

  (二)

  1933年10月,红三军团四十师十四团在中央苏区的绚口与敌遭遇,双方都措手不及。狭路相逢勇者胜,团政治处主任杨勇冒着弹雨,带头冲入敌群,一场短兵相接的拼杀展开了。突然,一发子弹从他的头顶中央穿破了头皮,血很快流到面颊、颈部,他全然不顾,继续冲杀,敌人落荒而逃。战后,杨勇受到军团长彭德怀的称赞,胸前挂上一枚三等红星奖章。同时,头顶也留下一块永久的纪念——两公分长,不再生发的弹痕。

  (三)

  1934年10月16日,已经担任团政委的杨勇奉命率红三军团四师十团全体人员离开了雩都,走上了一条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征途。

  1934年11月,长征中最激烈、最残酷的湘江战役揭开了帷幕。

  原来,蒋介石为围追堵截红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湘江是最后一道。由何键统领的40万大军利用湘江屏障,阻拦8万红军。红军在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下,误入了蒋介石精心设计的铁三角合围圈。红军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11月25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分别发出了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和政治训令。这就意味着红军要与敌人进行一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搏斗。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向杨勇传达了这一指令,并要求十团作为先头部队过江后修筑工事,坚守阵地,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红五军团渡江,没有命令不准撤退。28日,杨勇和团长沈述清率部挺进到湘江岸边,并同三营营长张震一起在界首、兴安之间侦察渡河点后,首先渡过了湘江。正当他们匆匆构筑工事的时候,桂敌七军独立团和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就向他们扑来。敌人占领进攻出发阵地后并没有马上发起冲击。

  杨勇和沈述清伏在山坡上密切注视着敌情。

  “敌人可能在调整部署,等待炮火支援,来者不善嘛!”沈述清分析说。

  “是呀,看来是一场恶战。”杨勇赞同道:“告诉大家,无论如何也要顶住,掩护大部队顺利过江。”

  “政委,请你负责这面,我到一营去。”沈述清说罢,一溜烟似的奔向前沿阵地。

  沈述清也是一位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团指挥员,他英勇善战,作风顽强,每遇战斗他总是挺身一线,坐阵指挥。这一次,他仍然没有例外。

  望着沈述清离去的身影,杨勇心想,多好的战友,多难得的搭档啊,有他在前面,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轰,轰!”敌人开始炮击。炮火密集猛烈,大有炸平山头之势。不一会儿,像蚂蚁似的敌人朝十团涌来,红军奋起还击。枪炮声和手榴弹爆炸声顿时震耳欲聋,敌人纷纷倒地。但是,打倒了一批,便另有一批上来,再打退一批,又有一批仍在向上冲。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和精良装备,突入了十团前沿阵地。这时,团长沈述清毫不犹豫地率领一营迅速反击,不幸壮烈牺牲。接替其指挥的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当日下午在与敌反复争夺阵地中又不幸以身殉职。还不到一天的工夫,十团相继失去了两位主要指挥员,可见其战斗多么激烈。

  望着倒在血泊中的患难与共的战友,杨勇悲愤填膺。这时,敌人再次潮水般涌现来,杨勇杀红了眼,一跃而起,组织指挥部队与敌展开了白刃战。突然一块弹片飞来,钻入他的右大腿,他咬牙一把将弹片拔出,大声呐喊:“为团长报仇!”冲出堑壕,战士们随其而上,疯狂的敌人“退了潮”。两昼夜的血战。十团400余名官兵血染湘江,使中央纵队顺利过江,从此,杨勇的腿部也留下了一块“湘江战役纪念章”。

  (四)

  1935年1月,在长征路上的土城战斗,给杨勇打上了第3块战争的烙印,也是他负伤最重的一次。

  遵义会议结束前后,薛岳部之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8个师的敌军,已尾追红军进入了贵州。红军为摆脱敌人而于1月19日凌晨撤离遵义,向上城、赤水地域进发,以便迅速渡过长江。

  杨勇带领部队随红二军团作为左路纵队,于25日赶到土城附近。

  土城是赤水河东岸的重要渡口,也是黔北大道的要冲。当他们进至这一地区时,川军刘湘的主力部队郭勋祺师已南渡长江,抢占了土城周围的有利地形以阻击红军。

  军委为打开渡口通道,决定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红三军团、五军团和一军团第二师,集中力量迎击川军。

  战前,朱德总司令亲临红四师进行了动员,这使指战员的斗志更加昂扬。

  1月28日拂晓,红军发起了进攻,激战3小时之后,才将敌阵突破。中午,敌人预备队投入战斗,赶来增援的川敌廖泽旅先头团也加入了正面作战。红军虽然英勇,但川军也很善战,所以战斗越来越激烈。直到这时红军才判明,敌人兵力不是原来估计的4个团,而是8个旅9个团之多,并且装备较好,火力凶猛。红军胜败未卜,形势十分危急。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亲临前线指挥战斗,甚至动用了精心保存下来的仅有的两门山炮,仍然无济于事。下午3时,战斗仍在激烈进行,部队的伤亡越来越大。

  10团政委杨勇又一次带队冲锋,一发子弹从他的右腮穿入,从唇部钻出,一进一出,杨勇失去了6颗牙。当时,血似喷泉,用嘴指挥不了战斗,他用笔下达命令,脸上是血,手上是血,笔上是血,纸上也是血,最后杨勇昏倒在血泊中。

  土城战斗,原以为敌人4个团,实为8个旅9个团,我军伤亡惨重。后来,军委命令停止攻击,避实就虚,西渡赤水。这次伤愈后,杨勇脸上留下的弹窝,30多年后,才由北京医院院长吴尉然用手术刀填平。

  (五)

  平型关大战,是我军首次与日军交锋,却是杨勇第5次负伤。1937年8月,红一军团四师被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因国民党军队编制中没有政治委员之职,杨勇改任为六八六团副团长。

  9月24日傍晚,师部命令各团于25日零时向预定设伏地区开进,开始打响了平型关伏击战。午夜时分,队伍疾奔预设阵地,进入了埋伏地点。

  这次对手是日军的精锐板垣师团的二十一旅团。二十一旅团的日本兵个个不可一世,宁死不降。上午7时,山沟里传来马达声,百余辆汽车载着日本兵和军用物资在前面开路,两百多辆大车和骡马炮队随后跟进,接着过来的是骑兵。车鸣马嘶,声势浩荡。那些日本士兵,脚穿皮鞋,头戴钢盔,身披大衣,斜背钢枪,叽哩哇啦,十分骄横。

  周围很平静。战士们握紧手榴弹,睁大眼睛,看着日军那得意洋洋的样子,气得咬牙切齿。位于石灰沟南山头的师指挥所终于发出了冲击信号。

  山岗上顿时吼声四起,杀声震天,机枪、步枪、手榴弹、迫击炮一齐开火,指战员们一跃而起冲向敌人。

  鬼子被打晕了,东奔西窜,战马惊鸣。他们万万没想到,在“所向披靡”的进军途中,竟会遇到如此凶猛的袭击。但是坂垣师团毕竟训练有素,清醒过来后,立即组织反击。他们一面利用汽车和沟坎顽抗,一面抢占公路北侧的制高点——老爷庙。不能有片刻的贻误,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果断命令三营:“不要怕伤亡!猛冲下去,一定要拿下老爷庙!”

  “是!保证完成任务!”三营长周海宾坚定地回答。

  “老李,指挥所里的事交给你,我跟三营一起上去。”杨勇说罢,带上三营向老爷庙方向冲去。

  山沟里烟雾弥漫,三营的指战员们穿行在硝烟之中,一个个斗志昂扬。他们冲上公路,在老爷庙附近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战士们与凶恶的敌人扭在一起,只见枪托飞舞,马刀闪亮,杀声震耳,大地轰鸣。战士们面对强敌,毫不畏缩,无不以一当十,奋勇拼杀,刀、枪、拳、牙,都成了武器。

  三营冲向敌群的同时,李天佑又命令十二连副连长王根培带领一个排抢占东面公路拐弯处的小土地庙,掌握有利地置,打击后面跟进的大车队。

  王根培带着十二连三排冲了过去,一下子就占领了那个小土地庙,截住了老爷庙至兴庄的80多辆大车。

  老爷庙终于被三营抢到手了。

  突然,杨勇感到左肩一股热流,左臂肘一阵疼痛。接着鲜血浸透了军装……左臂怎么也不听使唤了。身后的通信员惊叫道:“政委,你挂花了!”

  “别喊了,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杨勇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坚持在他的指挥位置上。这是他第五次负伤了。

  下午1时,六八七团攻过来了。在一一五师的两面夹击下,兴庄至老爷庙之间的日军很快被歼灭了,十几里长的山沟里留下了1000多具鬼子尸体。

  1938年9月,华南方向的日军大举进逼武汉、广州;华北方面的日军也向山西增兵1万余人,并且兵分两路,南路侵永济、风陵渡,直奔西安,从侧翼配合其正面战场作战;西路则犯离石、柳林,企图威胁陕甘宁,蹂躏吕梁山抗日根据地。日军来势汹汹,妄想一举消灭华北方面的抵抗力量,解除其后顾之忧。

  西路日军的先头部队已侵占了军渡——碛口一线,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日军一〇八旅团长山口少将。此时他已亲率指挥机关进驻离石,并且在汾阳城内集中了大批弹药、粮秣以及渡河器材等物资,随时准备起运,作为后援。

  活跃在吕梁山区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抗日健儿,纷纷行动起来,向日军出击。

  9月14日,杨勇带领六八六团的指战员们像出山的猛虎,冲上王家池附近的公路,炸毁日军运货汽车,与残余的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不到一个小时,战斗就结束了,200多个日本官兵除3名投降,全部就歼。

  第二天,驻在汾阳的日军出动一个联队,外加几千伪军赶来,从西公岭拉走了5车他们同伙的尸体。

  汾离公路上,一连几天不见日军的汽车。这下可苦了在黄河边上的鬼子兵。因为他们一得不到后方的支援,粮秣和弹药就发生短缺;出来抢粮,又经常遭到游击队的袭击,粮食抢不到反而闹个损兵折将、丢盔卸甲。结果,在黄河岸边的日军一〇八旅团长山口少将出于无奈只得让部下杀马充饥,固守待援。

  为了挽救其在黄河边上的部队,日军又开始了运输。不过,这回也学乖了,他们先派一个中队分乘几辆汽车,押送一车粮食试探前进。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杨勇决定先给敌人一个甜头,把这一车粮食送了“人情”。

  第二天,日军的胆子果然大了起来,香月军团司令部无线电队的20辆汽车,满载着通信、渡河器材和粮食从汾阳出来。这时,天下着瓢泼大雨,200多押车的鬼子,个个浇得像落汤鸡。汽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整整颠簸了一天,好不容易通过王家池,爬过西公岭,眼看走过了三分之二的路程,不料却在油房坪一带较平坦的地方遭到了三四三旅补充团的伏击,经过激烈的战斗,除先头的11辆汽车逃窜外,后面的9辆全被击毁,车上的100多鬼子又做了“泉台客”。此外,八路军还缴获了许多通信器材。

  日军在汾离公路上连续被歼400余名,一〇八旅团原有的50辆运输车也被搞掉了近五分之四。在这不断的打击下,鬼子损失惨重,坐卧不安,特别是后方补给线被切断,更使侵占离石的一〇八旅团心惊胆战,动摇了西渡黄河的决心,出于无奈,山口旅团长只得带着他的部队顺着公路向汾阳撤退。

  杨勇考虑到日军戒备性很强,一定不易伏击。思考再三,他决定先钻到王家池据点附近,然后再寻机打击敌人。

  王家池一带山大路窄。因为敌人在那儿吃过亏,特意安了一个据点。这次要到敌人据点跟前设伏,困难当然很多,但杨勇认为,攻击时刻都在警觉中的日军,只能采取这种让其意想不到的办法。经过分析研究,杨勇决心去冒一冒“风险”!

  9月20日拂晓前,六八六团及配属部队分头悄悄地摸到了王家池附近,迅速进入指定位置,隐蔽起来。六八六团二营及兄弟部队埋伏在公路北侧的薛科里一带,六八六团一、三营埋伏在公路南侧的铁剪沟附近。

  凌晨,日军垂头丧气地由离石县出发向汾阳撤退,沿途虽然不断地受到游击队的袭扰。但山口少将严令部属“不得恋战,快速前进”,因此,一〇八旅团只顾招架,并不还手,一路仓仓皇皇地败退下来。

  埋伏在王家池周围的六八六团的战士们强忍着饥饿、风吹和日晒,在“恭候”着山口的到来。

  太阳当头的时候,日军的骑兵出现在公路上。紧接着,辎重、炮兵、步兵,前拥后挤,吵吵嚷嚷地来到了王家池山谷。六八六团二营首先对其发起了攻击。紧接着其他各营也冲了出来。霎时,冲锋号声、呐喊声震荡着山谷。

  伏击部队一下子把日军切成了几段,并拦腰抓住了山口的指挥机关死死不放。头尾两段日军拼命反扑,想为他们的指挥机关解围,双方胶着,厮杀激烈。在这紧要关头,杨勇把六八五团二营投了进去。这支主力军一投入战斗,很快帮助各营把敌人一段一段地吃掉了。这第三次大捷歼灭日军近千人,不久前还在叫嚣要一举渡过黄河的山口少将也做了战死鬼。

  胜利轰动了整个吕梁山区,大大激励了吕梁人们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决心,也打击了日寇企图一举消灭一切抗日力量的狂妄嚣张的气焰,粉碎了他们西进的企图。

  侵华日军前线指挥官冈村宁次大为恼怒,破口责骂山口旅团无用。

  紧接着,汾阳城烟雾弥漫,臭气冲天,接连几天日军都在焚烧战死鬼的尸体,最后还开了个“慰悼大会”。那些“武士道”们兔死狐悲地在灵前痛哭流涕。

  差不多在日军开“慰悼”会的同时,吕梁山区也召开了一个盛大的祝捷大会。就在开会那天,杨勇收到了鬼子驻汾阳联队司令官写来的一份挑战书。“挑战书”是汾阳日军在慰悼大会上由全体与会军官通过的。

  鬼子把送信人全家扣押起来,作为人质,逼他必须把挑战书送到杨勇手里。

  “挑战书”的大意是:

  地区队长兼政委杨勇麾下:

  前与贵军交战,遗憾万千……惟敝军不愿山地作战,愿约贵军到兑九峪平原一带决一雌雄……

  杨勇看完挑战书,微微一笑,对周围的同志们说:“打仗嘛,就是要‘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这真是一封愚蠢的‘挑战书’。”大家听了都哈哈笑了起来。

  没过几天,鬼子当真调集许多人马进驻了兑九峪,等着与杨勇“决一雌雄”,还用大炮冲着吕梁山区轰了两天两夜。但日寇哪里会知道,等着他们的不是什么兑九峪的决战,而是在整个吕梁山区更为广泛炽烈的游击战争!

  1939年3月1日,杨勇和东进支队到了达鲁西郓城以北地区。

  盘踞在樊坝及其附近的伪军,共有一个团的兵力,樊坝周围地势平坦,村西有黄河大堤为屏障,村庄有土围子作依托,警戒严密,易守难攻。杨勇决定消灭樊坝伪军,作为进入山东后的第一个献礼。

  3月3日下午,部队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军,到达樊坝附近。按照战前的部署,由三营营长周海宾、教导员刘西元带领全营,从北、东、南三面对樊坝进行攻击,二营打援,一营作预备队。天刚蒙蒙亮,三营发起攻击,重机枪连和迫击炮连也开始射击。顿时枪声、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樊坝被笼罩在烟雾之中。

  杨勇趴在坝顶上,用望远镜进行观察,15分钟过去了,还未见到攻击奏效的信号。杨勇心里着急,他回过头来看到宣传队的晋拱辰就在自己身后不远,便大声说:“小晋,你过来!”

  晋拱辰立即跑了过来。杨勇命令他,“你从这儿下去,通过开阔地,进入东北树林,然后绕到村东南,告诉三营长,命令他15分钟内一定要攻进去!”

  晋拱辰复诵了一遍,翻身跃下了大坝。村里的伪军看到从大坝上跑下来一个人,立即集中火力阻击。晋拱辰机警地利用火力间隙,三次卧倒、跃进,便进入了东北树林。此时,三营正在向樊坝发起猛烈地进攻,手榴弹不断在围子内爆炸,登围子的梯子靠在墙上,有20余名战士已经登上了围墙。小晋见三营突击成功,也随后进入了围子。

  经过大约七八个小时的战斗,樊坝里的枪炮声渐渐地稀疏下来,只有樊坝东边那个小庄里的枪声还比较激烈。几个战士押着一个头上负了伤的俘虏,来到杨勇面前。经过审问,原来他就是伪军团长刘玉胜。

  杨勇让卫生员给他包扎好伤口,问他:“哪边小庄里是谁的部队?”

  刘玉胜有气无力地说:“是我的一个营。”

  杨勇说:“那好,你马上写封信,让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

  刘玉胜见大势已去,随即写了一封信,派人送去。

  不大工夫,这个营的官兵就左肩扛着枪,右手举着枪栓,走了过来。对于接受投降,八路军是有经验的,他们把准备好的箩筐放在路边,伪军们一个接着一个地把枪栓扔到箩筐里,然后站队集合。团政治处派人向他们讲话,宣传八路军的抗日政策。

  至此,樊坝战斗结束,缴获很多。这次战斗的胜利打击了日伪军的气焰,鼓舞了鲁西人民的信心。

  樊坝战斗是东进支队进入鲁西后与伪军打的第一仗。为了争取和瓦解伪军,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杨勇对刘玉胜采取了宽大政策。刘玉胜在鲁西曾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杀了他也不冤,是罪有应得,但是宽大他对于开辟这里的工作更为有利。为此,杨勇不但派医生给他和他岳父治疗战伤,还亲自找刘玉胜谈话,向他晓以抗日救国大义,希望他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但是,刘玉胜还押在东进支队里,没有放走。

  鲁西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极大地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也使驻扎在济宁、兖州、菏泽的日军坐卧不安,日军头目气急败坏地叫嚷:要派一支精锐部队扫荡鲁西抗日根据地。

  5月间,日军搞了个突然袭击,这时杨勇身边只有一个连队,双方兵力十分悬殊,再加之日军施放了毒气,杨勇只得率队撤出战斗。

  在樊坝战斗中被杨勇所俘的刘玉胜本可以乘机逃奔敌伪,但他没有那样做,因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刘玉胜耳闻目睹了八路军抗日杀敌、救国救民的行为,对八路军有了新的认识,他决心留下来。在突围中,他曾一度与部队失散,但又很快地赶了上来。

  刘玉胜始终没有逃离八路军的表现,说明他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转变。于是,杨勇决定释放刘玉胜,还特意还给他原来所带的手枪和骑的马。这一切都使刘玉胜非常感动,他声泪俱下地表示今后一定要洗心革面,戴罪立功,以报答共产党八路军的不杀之恩。临走前,刘玉胜向在这几个月中一直与他朝夕相处负责对其进行教育工作的吕儒琦说出了自己的感受:“我感谢杨勇团长的再造之恩,刘某有幸得以生还,实出意外,今后定要多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再不做昧心之事。”

  吕儒琦对他的表现给予了肯定,这使刘玉胜非常兴奋。为了表示和自己的过去决裂,刘玉胜郑重地发表了一个“告同胞书”,大致内容是:“玉胜不才,身为中华民国之军人,乃受敌伪之迷诱,沦为卖国求荣之汉奸……樊坝之役,幸被生俘,得蒙不死,倍享优待,并晓以救国救民之大义,教诲良深……玉胜扪心自问,愧悔交集,今日获释,恩同再生……誓当重整旗鼓,投效抗战,将功折罪,以雪吾耻,以谢国人……”

  杨勇放走刘玉胜后,不久,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段小唱:

  正月里来正月正,

  东进支队到山东。

  罗荣桓、陈光领兵马,

  杨勇将军是先行。

  二月里来杏花红,

  奔袭樊坝是杨勇。

  活捉伪军五百七,

  义释团长刘玉胜。

  1940年2月,结束讨伐石友三的卫东战役后,杨勇风尘仆仆地从前线赶回刚刚解放的濮县。今天,他就要结婚了。

  杨勇投身革命已经十几个年头,快要迈入而立之年却仍独身一人。就在他30岁时,一个勇敢、开朗、朴实、直爽的姑娘闯入了他的生活。

  这位姑娘就是林彬。

  林彬祖籍山东冠县,这是冀鲁交界的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县城。城西一里多路,有条百来里长十来里宽,布满沙岗、飘砾、碎石的黄河故道,老乡管它叫西沙河。

  林彬的家就在这里。她从懂事时起,一年到头吃的就是红薯秧,遇上灾荒,只好把花生皮烙干磨成面和榆树皮加水沾到一块当饭吃。妈妈苦熬苦挣,拉扯着幼小的弟弟给人家缝衣、做鞋、补袜底,硬是供林彬读完了师范。

  “七·七”事变后,不满16岁的林彬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1938年4月,林彬参加了党举办的第一期冠县军政干部训练班,结业后,到县妇救会工作,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日本鬼子进了城后,林彬和洪林几个人从冠县八里庄跑到柳神门,住在一个破庙里。她们几个小女孩没吃没喝,只有西北风。好不容易从老乡那儿搞到点米和柴,又不会做,只好照着葫芦画个瓢,先在地上挖个坑,再把柴禾放下去烧,几人个轮番吹着火,呛得大家直流泪。总算是把饭做熟了,可揭锅一看全糊了,几个人你瞧瞧我,我瞧瞧你,一个劲地傻笑,可这顿饭吃得还挺香。

  她们住在柳神门,一面等组织的命令,一面与当地的党员和爱国青年一起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政策。不久,林彬离开了家乡,转战在黄河南北,参加了创建和保卫鲁西根据地的斗争。

  梁山战斗后,鬼子扫荡,林彬随着地委转移,冒着大雨一气跑了几十里,等到了郓城红船集时全身上下早已淋透了。稍喘口气,找了个人家换衣服,还没等换完,鬼子已经从北门进来了。林彬赶忙往外跑,这时,他们和鬼子相距只有200来米,一个劲地打枪,幸亏青纱帐长起来了,他们一头钻进高粱地。有一次在李楼又被敌人围住了,林彬把头发剃光装男人跑出来,等到县委开会时,摘下帽子是个溜青的光头,大家见了哈哈大笑。

  杨勇与林彬第一次见面时,出现在杨勇面前的林彬简直是一个年轻后生,留着短短的头发,穿着男人的衣裤,腰带上还别着个小烟袋,一开始,杨勇还真的认为她是一个“小伙子”呢。

  1939年底,运西专署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干部的培养,运西党校正式开学。在寿集、王芝茂村、杨楼、肖庄一带开展党的工作的林彬带领着部分党员参加了党校学习,并听了兼任运西专署专员杨勇讲的第一课。学习结束后,杨勇和林彬已经很熟悉了。随后,他们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结婚这一天,新娘子林彬是由运西专署宣传部长申云浦送来的。林彬参加革命工作后即在申云浦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平时,黄河支队支队长彭雄总喜欢与杨勇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因为这样有利于两人一起商量组织战斗和抓部队建设的事情。可这一天,政治部主任欧阳文却要把刚从前线回来的彭雄安排在另外的房间里住。彭雄老大的不高兴,找到欧阳文劈头就问:“你这个政治部主任是怎么搞的,你不知道应该把我和旅长安排在一个房间里吗?”

  “你别嚷嚷嘛!今天有特殊情况。”

  “什么特殊情况也不行。”

  “真的不行。”

  “不行!”

  “你看见屋里那个女同志了吗?”

  “看见了。”

  “你猜她是谁?”

  “谁?我猜不着。”

  “她就是林彬同志,今天就跟旅长结婚了。你还能跟旅长住在一个房间里吗?”

  “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呢!”彭雄一听,原来的火气一下子全消了,并且语言里还有些责怪欧阳文呢。

  “你还没等我说明白就嚷嚷起来了,我有什么办法。”欧阳文没好声气地回答。

  “嗳,欧阳,今晚有什么仪式,咱们可得好好闹闹洞房。”彭雄却不管欧阳文生气,兴奋地说。

  “那就看你的本事了。”欧阳文仍没好声气。

  当天,杨勇与林彬的婚事办得简朴、大方。晚上,彭雄、欧阳文大闹了一晚洞房。

  新婚不久,两位新人就要分手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杨勇无论是在战火纷飞的疆场上,还是在紧张繁忙的公务中,他总是对林彬“报喜不报忧”,为的是让林彬少为他操心。在日常生活中,杨勇也很体贴和尊重林彬,两人相敬如宾,情深意浓。

  根据杨勇的部署,1946年1月5日,第七纵队与配属行动的部队展开了济宁城外围拔点的战斗。

  9日下午3时,战斗结束。全歼城内刘本功部及郓城、巨野、嘉祥等县城逃来的杂顽武装共计1?郾1万余人,济宁市解放了。

  部队进城后,第七纵队的司令部就设在了济宁城西马道街刘本功的家里。

  刘本功是土匪出身,抗战前系韩复榘手下的一个特务队长,抗战一开始就投靠了日寇,当上了伪县长兼警备大队长。日本投降后,刘本功如丧家之犬,整日惶惶不安,后来又被国民党委任为保安师长兼济宁城防司令。结果,他开始为非做歹。其部队多系土匪、流氓和封建帮会分子,内部控制严密,政治上顽固反动,战斗力较强。这股敌人为了抵抗我军进攻,正在抓紧时间整修工事,还经常窜出据点抢粮抢物,是钉在解放区内的一颗钉子,杨勇这次拔掉了它。

  进驻刘本功家后,杨勇的勤务员林保安为了首长的安全,先对这所宅子进行了检查。当林保安来到楼上时,一下子被眼前的情况惊呆了,他万万没有想到,刘本功的私产竟装了300多个大箱子,都摆在小楼上。林保安信手打开了其中的一个箱子,里面装有许多高级衣料及床上用品。小林刚想关上箱子,可他转念一想:“首长结婚已经好几年了,连一床像样的床单都没有,也太寒酸了。干脆拿它两床给首长用用。”

  林保安想到这儿,便拿了两床。晚上,杨勇发现自己的床上铺着一床崭新的床单,当即叫来林保安问道:“小林,这床单是哪里来的?”

  “楼上的箱子里有的是,我觉得首长的床单太旧了,就拿了两床。”林保安不无得意地说。

  “这怎么可以!”杨勇的态度一下子严肃起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是怎么学的?不搜俘虏腰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些东西是属于人民的,要全部交给人民政府,军队一点也不准拿。赶快送到楼上去,放在原来的箱子里!”

  林保安感到很委屈,虽然规规矩矩地将那两床床单放回了原处,可他心里却抱怨:“一条旧床单,都用了好几年了,连洗它一下都不敢用劲,现在换条新的,有什么了不起。对,等林彬来了,经她同意后再拿来使用。”

  林保安暗暗地等待着。一天,他带着杨小平到街上玩回来,正看见林彬一个人在家,他立刻走过去说:“林大姐,你们结婚这么多年了,连一条像样床单都没有,楼上的箱子里多得很,我给首长拿下来过一次,可叫首长把我批评了一顿又送回去了。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拿两条来用用吧?”

  “小林,这件事是你的不对,咱们怎么可以随便拿公家的东西呢?如果大家都这样,你拿一件,我拿一件,那将是个什么样子?不跟国民党的军队一样了吗!”

  “那……那……”

  “不要说了,我知道你的心意。现在的条件虽然艰苦,可我们过得不也挺好吗?我们不能一进了城,就丢了部队的光荣传统!你说对嘛?”

  “对!林大姐是我错了。”

  1946年5月上旬,为了有效地制止中央军和伪军的挑衅。杨勇和冀鲁豫区党委决定拔除东明县城这一伪军据点。

  东明县城位于陇海铁路以北,黄河以南,平汉铁路以东。原为日伪新六军,后被国民党杜淑部所盘踞。杜淑,早年曾在保定士官学校就读,学习成绩总是名列该校全体学员之首,此人内有城府,外表圆滑;心狠手辣,用兵刁钻。该部辖4个团、一个独立营,共约5000余人。因其经常四出骚扰,对边区群众的危害较大,所以杨勇决定拔除它。

  东明城地势较高,周围皆流沙松土。日军占据时,修筑了较强的防御工事,四个城关据点密布,并设有外壕、鹿砦等副防御各两道;所有面向城墙的围墙、院墙、屋墙全部被拆除,只留向外的垣墙,并设有射击孔。城墙向外的地面皆被削成斜坡,由城上或城外各据点向外射击均无射击死角。

  战斗打响了。

  五十八团负责进攻南门,一开始还算顺利,时间不大就拿下了城门外的生活区,但仅剩一个紧靠南门城墙的小土围子没有占领了。吴忠团长命令部队继续向前攻击。部队很快就在小土围子的南墙上炸出了一个大口子。三营七连冲了进去,紧接着八连、九连也跟了进去。枪声一下子密了起来,震耳的重机枪啸叫着。冲进小土围子的三营没有动静,吴团长又准备让一营跟进。

  这时,从小土围子里冲出一个浑身是血的人,吴忠命人救回来一看,原来是七连的副连长。奄奄一息的副连长艰难地向吴忠说:“团……长,不要攻了,我们……我们上当了,土围子里没有房子,也没有任何遮蔽物,里面与城内也是通着的,杜淑在城墙边上架了好几挺重机枪,我们冲进去的人都完了……”

  “这狗娘养的!”吴忠的眼里喷出怒火。

  诡诈的杜淑一看他的阴谋得逞,更加猖獗。他突然打开了南门,一下子从里面放出来7个整连。这7个连队是杜淑起家的老本,较有战斗力。这批部队一出城,杜淑便下令关闭了城门。他要让他的士兵们“置于死地而后生”。果然,出城的部队一看没有了退路,发狠地向前冲来,一下子就把吴忠的部队给赶到南门外生活区的边缘上。

  五十八团的处境太危险了,前面是如狼似虎的7个整连,后面是一片开阔地。自己的三营也损失掉了,剩下的只有一营二营。怎么办?吴忠找到一营营长,说:“你立刻带一营把这股敌人反回去!”一营长点了点头,带上一营冲入扑面而来的敌群。

  这时,正在指挥作战的杨勇,看到南门枪声大作,狼烟四起,知情况不好,他命令第二梯队立即增援。东明城南关的厮杀正酣,双方十几个连队绞在一起,枪弹声,搏击声,喊杀声,参差交杂,鼎沸升腾。一阵白刃格斗,杜淑的部队败了。五十八团又重新稳住了阵脚。

  吴忠环顾了一眼立下汗马功劳的一营,发现每个人都是赤着左臂。吴忠好奇地问一营长:“你们怎么都光着一条膀子?”

  一营长说:“这是我们山东人拼命的信号,只要义这样,那就是义无返顾地拼到底了。”

  杨勇带着第二梯队上来了。杨勇一见到吴忠,松了一口气。他对吴忠说:“刚才我真为你们捏了一把汗,看来担心是多余的了,你们打得很好。”

  杜淑赖以生存的7个主力连被他置于死地却没有生,全被消灭了。他再也没有与我军相抗衡的老本,只得举起了白旗。

  冀鲁豫区党委认为让其战场起义比投降更具有瓦解其他伪军势力的力量,因此,命令杜淑改投降为战场起义。杨勇从全局考虑也同意了这一决定。

  杜淑起义了,对敌人内部震动很大,较果也好。可五十八团却有了意见,觉得费了这么大劲,还被打掉了一个营的兵力,最后连一枝枪,一个人都没缴到,真窝火。

  杨勇了解部属的情绪,但执行区党委决定不能走样。最后他决定把纵队警卫营的两个连调给五十八团,以弥补其在这次战斗中的损失。

  调给吴忠的这两个连,都是具有光荣传统的老红军连队。思想作风好,战斗意志坚。这下子可把吴忠给高兴坏了。同时,吴忠也深深地体会到了杨勇司令员关怀部属的一片心意。

  后来,杜淑部又叛变逃跑。杨勇命令纵队骑兵团追歼了该敌。

  1946年刘邓大军自出击陇海线以来,历时23天,歼灭国民党正规部队两个旅,连同保安团队共1.6万余人,这迫使蒋介石从围追中原突围部队的战场上调出三个整编师,从华东战场上调出其王牌部队新五军和整编十一师,投入到冀鲁豫战场。

  为了打击这两支全副美械装备的“王牌军”的嚣张气焰,摸摸它的实力,刘邓首长决心组织巨野战役,在龙固集、张凤集与其较量一下。

  这次出击整编十一师的第一仗由杨勇任司令员的第七纵队担负。

  整编十一师的师长叫胡琏。这个胡琏很有特点。他出身寒门,资质聪慧,自幼发愤读书,立志要出人头地,是黄埔四期的高材生。他在指挥作战中,一是警惕性强,作战企图心强;二是非常重视侦察;三是注意研究对方战斗的情况及指挥特点,根据对方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遇强手,就选择有利地形,负隅顽抗,若遇弱手,就集中优势兵力,实施猛烈攻击。再有他用人惟能,不讲情面,有一套笼络部下,收买人心的办法。另外,整编十一师装备精良,战斗作风顽强,善于攻坚。

  整编第十一师自气势汹汹地开进冀鲁豫战场后,虽然整日在寻找刘邓主力决战,但用兵刁钻的师长胡琏却也深知刘邓用兵如神。为了避免失误,他步步小心,采取了堡垒战术,每进一步,总要下大力整修工事,一步一个据点,步步都有支撑。到达张凤集地区后,他还是老办法,命令部队大兴土木,都以村中心为防御核心,沿街道构筑无数明碉暗堡,村外只放少数部队负责游动警戒。胡琏把防御重点放在村内,对方攻得猛时,他全部收缩回来,当对方攻击无效,力量将尽时,他就一下子弹回去,给你来个平行追击,胡琏此举可谓是老谋深算。

  果然,10月3、4两日夜,三、六、七纵队连续两次攻势都没有碰到他的核心阵地。

  两次攻击无效,气得一些指挥员直骂娘。两次攻击不利,也使杨勇十分头痛,他在屋里转着、想着办法。

  5日夜,七纵在一阵猛烈的攻击中占领了紧靠张凤集西北角的一座小围子。杨勇立即命部队暂停攻击,只派少数部队进行骚扰,其他主攻部队原地休息,拂晓前乘敌疲劳之机再行攻击。并调整了部署:十九旅五十五团由村东面进攻,另派一个团向南警戒;二十旅五十八团从村东北角攻击,五十九团从正北方实施攻击;二十一旅六十一团负责打援,六十二团为纵队预备队。

  凌晨4时许,第七纵队对张凤集的总攻击开始了,一阵阵凶猛的冲击波向张凤集滚去,一排排炽烈的炮火从张凤集飞出,黎明前的黑暗被腾腾火光映照得红通通的。

  枪炮声、喊杀声笼罩着张凤集,也敲击着杨勇的心。他在指挥所里实在呆不住,带着几个人来到前沿观察,那一双圆睁的大眼,眨都不眨一下,紧张的面部肌肉使他的面容显得分外冷峻。

  一颗信号弹拖着耀眼的尾光升空了,它向杨勇报告:部队打进去了!这使杨勇那颗紧张的心略微放松了一点,他回到了指挥所。

  五十九团从正北面撕开了三十二团的防线,团长晋士林和政委刘权带领五十九团二营、三营插了进去。一同冲进村的,有吴忠团长带领的五十八团八连和特务连,还有六十二团参谋长张兴臣率领的本团一营。这些部队抢占了张凤集村里的五座院落。

  突破口马上又被封上了。晋士林、刘权、吴忠、张兴臣及七纵突入的部队被堵在了村内。

  张凤集内,地形平坦,唯一的制高点是村中央的水塔。进村后的五十九团,在晋士林、刘权的率领下发起了对水塔的攻击。一攻受挫,二攻也没有成功,晋士林眼红了,还要组织第三次攻击。吴忠跑了过来:“老晋,这样攻击不行啊!不能把我们带进来的部队消耗在这里。我们还是组织部队巩固所获的五座院落,牵制敌人,搅和敌人,等待大部队的增援。”

  “不行,制高点不到咱们手里,躲在那几座小院子里,还不成敌人的活靶子了!”

  两位指挥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

  七纵指挥所内,杨勇心中万分焦急,攻进张凤集里的部队的情况怎样?他无法得知。他走到宣传部长康健面前,神态严肃地说:“康健同志,你设法找一个制高点,观察一下张凤集里的动静,从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喊杀声中判断我军的情况。”

  康健爬上了屋外的一颗大树,黑洞洞的,眼睛虽然看不到什么,耳朵却能倾听到声音。他认真地听了一会,回来向杨勇报告:“村里我军还在与敌厮杀。在清脆的美械枪弹声中,能听到我军的枪声,而且还比较密集。”

  听了康健的报告,杨勇略微放了一点心,立刻与其他指挥员讨论下一步的作战方案。

  晋士林、刘权带队连续对水塔攻击了三次,均未奏效,可突击部队却明显地摆在三十二团的面前,情势危险。无可奈何的晋士林、刘权只得带着损失严重的五十九团突入部队突围。

  但是吴忠、张兴臣却没有突围,他俩带领部属乘敌反扑的间隙,抓紧抢修工事,据守待援。

  身上挂了彩的晋士林和刘权刚出现被叫到了纵队指挥所,杨勇迫不及待地上前询问前后经过。

  晋士林扼要地谈了一下里面的情况,沉痛地说:“里面的部队恐怕损失得差不多了,吴忠、张兴臣他们抢占的那几座小院是经不住敌人凶猛的炮火的。”

  听到这里,杨勇犹如万箭钻心,他把牙咬得咯咯作响,狠不得一拳砸烂张凤集。

  一位参谋来到杨勇身边:“司令员,野战军首长的电话。”

  杨勇拿起听筒,里面传来刘伯承司令员的声音:“杨勇吗?你听了敌电台的广播了吗?”

  “没有。”

  “你马上打开收音机。”

  杨勇立刻示意身旁的作战参谋打开收音机。

  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女播音员嗲声嗲气的腔调:“国军整编第11师昨夜在张凤集重创共军刘邓所部,歼敌万余人,国防部致电祝贺。”

  “呸!不要脸!”不知是谁骂了一句。

  整个屋子里的人都差点气炸了肺。杨勇马上对刘司令员说:“司令员,我纵于今晨4时突入张凤集内,因村内情况复杂,现晋士林、刘权率五十九团的突入部队撤出,吴忠与张兴臣还在村内坚守。进攻不顺是真,但说被其歼灭纯属造谣。”

  “我了解自己的部队,我和邓政委都不会相信这些鬼话。你们一定要挺住,坚决把这股敌人吃掉,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好,我派三纵队去增援你们。”

  张凤集内的吴忠、张兴臣及其部队,此时已被团团围住,经验告诉两位指挥员,现在只有坚守阵地,等待后续部队的增援。

  三十二团开始反扑了。他们凭借着优势火器发起了冲击。突入部队的勇士们,不惧强敌,沉着地把冲过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击退,顽强地固守着那五座小院。

  飞机来了,嚣张的三十二团在飞机的掩护下,接二连三地发起强攻。

  黄昏来到了,坚守在村里的180名勇士在吴忠、张兴臣的率领下,连续击退三十二团多次冲锋,阵地还在手里。焦急的杨勇总算是盼到了他下达出击命令的时刻。六十二团七连按照白天的安排,以异常迅速、勇猛的动作扑向了张凤集,与守敌展开了白刃格斗。这时,三纵队七旅也向张凤集发起了攻击。被封住的老突破口终于被撕开了,六十七团七连突进村里,十九旅、二十旅随后跟进。吴忠、张兴臣看见主力部队冲了进来,立即率领那180名勇士配合行动,战斗顺利发展。

  整编十一师三十二团在七纵队的强攻下,开始收缩部队,企图负隅顽抗。胡琏见情况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他派出增援的部队又被阻于途中,无法靠近张凤集,万般无奈,只得命三十二团团长率部突围。

  是役,整编十一师主力三十二团,除随团长突围的百余人外,其余均被第七纵队歼灭于张凤集。

  战斗结束后,杨勇率部主动撤出战场,转入休整。晋冀鲁豫军区刘邓首长发出通报,嘉奖以吴忠、张兴臣为首的180名同志。

  激战张凤集后,蒋介石认为抓住了晋冀鲁豫野战军的主力部队,严令其部队继续前进,一时阴云密布,大军压境。

  28日,国民党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率领该旅及二十九旅一部,附两个炮兵营,由菏泽经白衣集向鄄城冒进,位置突出。刘邓首长当机立断,决定掉头向东,组织鄄城战役,杀他一个回马枪,消灭这路敌人。

  刘邓令杨勇率第七纵队出小保集、红船口迄皇姑庵之线牵制国民党新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不使其增援鄄城。杨勇领受任务,立即带队进入指定战场,突击赶修阻击工事,严阵以待。

  鄄城战斗打响后,整编第十一师前来增援,与杨勇纵队在皇姑庵相会。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双方都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进行这第二次的较量,所不同的是攻防的位置正好调换了一下。

  第七纵队二十一旅六十一团接受了张凤集战斗中的经验,深知十一师的火力凶猛,在战前突击构筑了比较理想的防御工事,团长命令全团将士要与阵地共存亡,不惜任何代价,也要守住阵地。

  整编十一师也深知杨勇纵队的顽强,组织了最强烈的火力向第七纵队的阵地轰来,步兵的冲击也由营的建制上升团的建制,一次比一次更凶狠,一次比一次更猛烈,他们要与第七纵队决一雌雄,要报张凤集损兵折将之仇。红了眼的整编十一师像潮水一般地涌上来,又被击了回去,就这样涌来——退却,退却——涌来,始终未能前进一步。第七纵队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任凭火力的猛烈,任凭人数的增加,都不曾有半点的胆怯,在一天多的时间里,打退了整编十一师10多次进攻,坚守住了阵地,保障了晋冀鲁豫主力部队在苏屯、崔屯、高魁庄、迈庄地区歼灭刘广信的一一九旅、二十九旅八十六团全部及由菏泽出援的八十一旅二四一团一部。

  在这次大战中,刘邓大军同时与蒋介石的两大精锐部队开战:陈再道的二纵队阻击新五军于龙固集,消灭他2000余人;杨勇的七纵队攻击整编十一师于张凤集,干掉他一个主力团3000余人。昏天黑地的一场撕杀,双方都亮了底牌,有了数,从此各自心中攒劲,都想一口吞掉对方。

  1947年3月,根据刘邓首长的安排,成立新的第一纵队。合编后,杨勇任司令员,赵基梅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政委。

  1948年11月,杨勇率领第一纵队大战张公店时,陈赓率四纵队沿陇海路东进,解放砀山,逼进徐州。

  蒋介石心急如焚,生怕把自己苦苦经营起来的这些老本一下子全输光,急令黄维的十二兵团火速集结于衡山地区,随时准备增援徐州。

  黄维的十二兵团是蒋介石的一等劲旅,下辖四个军加一个快速反应纵队,约12万人。该兵团的精锐是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十八军,该军的前身是胡琏的第十一师。

  当初,这个兵团让谁来领衔挂帅,着实让蒋介石很费了一番脑筋。蒋介石拿着各位元老推荐上来的人员名单:黄维,胡琏……左思又想,反复掂量。

  黄维,黄埔一期学生,资格较老,在8.13淞沪抗战中仗打得很漂亮,有勇有谋,老成恃重,不过性情孤僻,不会溜须,学究气太浓,为同僚所恶。并且他脱离了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很久,正在筹建新制军官学校,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体制建校,培养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军官。蒋介石找他谈话时,他说:“校长,我已经多年不同共军打交道了,恐怕不能胜任。”蒋介石心存不悦,说:“现在再不齐心协力消灭共产党,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看来黄维不是最佳人选。

  胡琏,不仅仅是黄埔四期学生,生性彪悍,而且十一师让他带得不错,战斗中能攻善守,勇猛泼辣。这个兵团的骨干力量是十八军和十军。胡琏现任十八军军长,长期同解放军交战,经验丰富,本应是最佳人选。可是,这个兵团隶属华中剿总序列受白崇禧管辖。而胡琏在以往的作战中,多次不听白崇禧指挥,为白所忌。因此,白崇禧坚决不准胡琏任十二兵团主官。

  蒋介石反复权衡,征求了在上海养病的陈诚的意见,最后还是决定让黄维出马挂帅。为此,胡琏心怀不满,一气之下,借故老父在武汉病重,离队省亲去了。

  黄百韬兵团被华东野战军歼灭之后,杜聿明集团之邱清泉、李弥、李元良3个兵团,猬集徐州待援。而增援徐州的李延年的六、八兵团,进至任桥、花庄集后迟迟不前;黄维兵团在蒙城、板桥集地区被杨勇所阻,费了3天的时间才算是越过了淝河,可是又被陈赓挡在了南坪集。孤军深入的十二兵团位置突出,两怀空虚。最后十二兵团被压缩在双堆集周围纵横仅7公里的地域内。

  十二兵团被围双堆集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党上下大为震惊,蒋介石更是急火攻心。在武汉省亲的十二兵团副司令长官胡琏再也坐不住了,他急急忙忙赶到南京谒见蒋介石。蒋介石对胡琏的赶来深感欣慰,他向胡琏介绍了十二兵团在双堆集的处境。

  胡琏站在蒋介石的面前,态度坚决地说:“校长,我要求立即赶赴淮海前线,用自己的最大力量挽救十二兵团的命运。”

  “好!好!”蒋介石十分赞赏胡琏的决心,他定目注视着这个少壮派军官,说:“伯玉,在这关键时刻,你有此决心真是难能可贵。你进入前线后,要立刻查明共军的意图,采取攻势防御,制止共军的扩张。”

  “决不辜负校长的期望!”

  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亲自派飞机把这个死硬分子送到了淮海前线。胡琏到达十二兵团部后,立即向黄维传达了蒋介石的作战意图。十二兵团开始集中兵力、兵器,采取攻势防御,四面出击,妄图扭转不利态势。

  29日下午,杨勇与各旅主官研究破敌方案。大家认为纵队当面之十八军是十二兵团主力,强攻难以置其死地,宜先扼守阵地,在积极防御中做好总攻准备。杨勇命令一旅在周围子、丁胡庄、芦沟集地域,二十旅在小郭庄、杨庵、马庄、马王庄地域,组成三线防御体系,依托村落及有利地形,构成环状工事,以利攻守之需。二旅集结于忠阳集以西地区,为第二梯队。纵队指挥所设在肖庄。

  黄维戎马半生,曾参加过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东征、北伐,对中央苏区的第四、五次围剿和抗击日军的淞沪抗战和武汉、长沙会战,是深受蒋介石信赖的战将。当初,蒋介石为了培植黄维对自己的忠心,曾将自己披戎挂勋的像片,题字“培我惠存,蒋中正”送给黄维。然而,可惜蒋介石却将黄维的字号“悟我”错写为“培我”。但黄维却深为激动,把一字之误,理解为蒋介石意在将他作为培养重点。故尔,黄维也就此改字“培我”,以表忠心。

  可现在,他怎么也报答不了蒋介石对他“重点培养”的苦心,陷入重围之中不得自拔。胡琏一来,他既怕这支“精锐之师”一旦丧失在自己的手中,将来不好向老头子交代;又不甘自己一世的荣光毁于一旦,无颜再见“江东父老”。于是,又把胡琏派回南京,建议蒋介石派兵增援。

  结果,胡琏来到战场又被黄维派回南京,向蒋介石面陈了十二兵团的处境。

  蒋介石听完,用手在额上轻轻地拍了几下,声音不无沉重地说:“我之精锐之师,陷此窘地,惜哉!痛哉!伯玉啊,你对今后的战局有何打算呢?”

  “静听校长示下,学生不敢妄言。”

  “但说无妨,但说无妨。”

  “以学生之愚见,淮海我军,如战,可紧缩战线,诸兵团靠在一起,一致抗击共军之进攻,量共军纵有钢牙利爪,也难动我之秋毫;如不战,愚职以为可急速撤过长江,全力固守长江防线,共军插翅也别想飞过来。”

  “你有所不知!徐州地处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的交界,陇海、津浦两条铁路在这里交叉,贯通东西南北,南下京沪,北通冀鲁,是华东、中原、华北三大区的交通枢纽,它的得失能够决定整个江淮河汉间的胜负全局,因此,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次我在徐州地区布下重兵,正是以堵防的办法与共军决战。固守中原,防御江北,胜负在此一举。”

  “校长高见,学生待校长明示之后,愿立即返回淮海前线,以效犬马之劳。”

  “好,难得你有此决心。你回去之后,首先要稳定住军心,固守待援,等援军一到,立刻内外夹击,消灭淮海共军。”

  胡琏第二次又乘小飞机回到淮海前线,并带来了大批签有“蒋中正”三个大字的“总统嘉慰令”,上面写着:“你们长途跋涉,不远千里,投入徐蚌会战……浴血奋战之精神,实足嘉慰……现在杜聿明副总司令率领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兵团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沿津浦路南下……三路大军会师之期,指日可待矣……”

  但是,蒋介石的嘉慰令丝毫无助于解除十二兵团的实际困境。

  12日,刘伯承、陈毅两人最后一次敦促黄维投降的信被其拒绝之后,杨勇的一纵队开始了对小马庄的第四次攻击。他们首先集中炮火支援五十八团攻击敌人驻过的独立家屋。16时30分开始炮火准备,五十八团突击队的战士们迅速排除敌设置的障碍。45分钟后,当炮火一延伸,五十八团三营从正面,一营从西北角,同时向独立家屋之敌扑去,迅速突破前沿。团二梯队随即跟进投入战斗,打退了敌人组织的数次反冲击。18时40分攻占独立家屋,全歼守敌。23时30分,又开始对小马庄实施攻击,在炮火和抛射炸药包的轰击中,守敌大部被炸死或震晕。一旅七团于13日零时从村西北角突入村内,1时30分,全歼守敌。

  一周的进攻战,黄维兵团的十四军大部分被歼,八十五军只剩二一六师残部,十军也仅剩下三分之一兵力了,只有十八军还留有较完整的两个师。剩下的敌军被围在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3公里的扁状地带,已濒临弹尽粮绝的困境,伤兵遍野,饥寒交迫,不得不杀马充饥。死神随时随刻伴随着的国民党军官兵,士气直线下降,军心趋于彻底瓦解。

  双堆集地形平坦开阔,接近敌人很困难,于是杨勇指示部队进行土工作业,用“层层剥皮”的方法向敌逼近。黄昏以后,部队用机枪封锁住敌人的火力点后,战士们每人相隔五步,卧倒在敌人的工事前,迅速挖成卧式散兵工事,再往深挖成跪式工事,最后挖成齐胸深的立式,然后向前推进,两人互相打通。战士们不怕天寒地冻,不怕千难万险,顽强地挖掘着。每个战士每晚能挖1米多深,1米宽,4米长,进度极快。几天之内,无数道交通壕像条条长龙蜿蜿蜒蜒地向敌人阵地伸去。骄横惯了的敌军哪见过这种阵式?他们派部队打,用坦克冲,随后大炮轰,飞机炸,毒气熏,都无济于事。

  14日夜,友邻第六纵队和华东野战军第七、十三纵队,向双堆集附近阵地发起猛攻,逼近了双堆集十二兵团部的核心阵地。

  杨勇凭直觉感到:机会到了!他找来参谋长潘焱,说:“我军全线出击之后,敌人日趋衰弱,目前友邻部队已向双堆集出击,战局对我极为有利,命令一旅马上做好向大王庄攻击的准备。”

  15日16时20分,杨勇接到前沿阵地的报告:胡琏对李围子、瓦八里庙、丁庄、丁胡庄阵地狂轰滥炸之后,以密集队形由大王庄、葛庄以南向平谷堆靠近。同时,前、后刘庄有大量敌人经平谷堆向西北方向运动,并有一部向西运动,队形中有坦克和马匹。多年作战的实践经验,使杨勇感到这是敌人要突围的迹象,他接通了野司的直线电话,直接向刘伯承报告了敌人的动向。刘司令员当即指示杨勇密切注视动态发展。

  这时,解放军合击黄维兵团的纵队已由8个增加到11个,现在已是南问北答,东呼西应了。

  胡琏提了个“四面开弓,全线出击,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策略,黄维部署了突围方案,决定黄昏后行动。

  蒋介石闻报后大惊,他认为夜晚突围,地面部队将会失去他的空中掩护,突围成功的希望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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