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落在中国的心

第五十六章 泰戈尔在我心中——读《一个女人的信》有感

　　吴映丹

　　全世界都知道泰戈尔是个诗人。但全世界不一定都知道的是，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他从头到脚的每一寸肌肤，从内而外的每一个呼吸，以及穿透过肌肤，伴随着呼吸而错落于纸上的每一个字符，都是证明。泰戈尔曾经说过：“文学为了弥补表现力的不足，借助两个主要手段，一是图画，二是音乐。”而这种糅合了图画和音乐的文字，不仅成就了他的诗歌，也成就了他的小说。他的小说，语言凝练，句式整齐，韵律和美；环境描写与情节发展相得益彰，意味隽永深刻，富有现实主义精神。总而言之，行文如歌如画，极有“诗味儿”。

　　在这些如诗的小说中，《一个女人的信》是我的最爱。每读一遍，都忍不住要随着弥娜和姆丽纳尔一起唱：

　　爸爸也罢，

　　妈妈也罢，

　　周围一切听其便，

　　坚定不移啊，弥娜！

　　命中注定要发生的事，

　　天神啊，就让它发生吧！

　　是的，这信来自名为姆丽纳尔的女人，她在结婚15年后毅然决定离家出走——走出痛苦之渊，走向自由之途。

　　她的痛苦来源于妇女之身。印度社会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下，封建制度极为严酷，妇女们自诞生之日起，便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种种压迫外，还有更加残酷的种姓制度和婚姻制度，其中包括童婚制、陪嫁制和殉葬制。自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后，殖民主义者为了巩固殖民统治，大力扶持封建制度，致使妇女们遭逢更加悲惨的境遇。从《一个女人的信》中，长嫂和宾杜的身世便可窥斑见豹。

　　说回姆丽纳尔。小时候，她和兄弟都发了高烧。结果，阎罗王攫取了兄弟的生命，却也攫取了她逃离这不自由的人世的第一个“机会”——多年以后，她才明白，这世间，唯有自己能够争取自由。

　　12岁那年，这个羞涩的农村姑娘被推到两个陌生男人的跟前，接受“考察”——“那天，我父亲忐忑不安，母亲则不断地默念着杜尔伽女神的名字……全家，乃至整个村庄的人，都提心吊胆。这种情绪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上。那天，整个空间的阳光，世上的一切，仿佛都在强行把我这个12岁的农村姑娘，推到两位监考官的眼前，当时，我真是羞怯得无地自容”。这场从提心吊胆与无地自容开始的婚恋把姆丽纳尔从孟加拉乡下带到了加尔各答，但她并没有因此而脱离痛苦之渊。

　　她因为美貌而来到这一家，与丈夫之间感情淡薄。虽说他给了她不愁吃穿的生活，并且脾气和善，没什么坏毛病，但这并不能够满足姆丽纳尔，她那得天独厚的智慧，以及爱好自由的气质。

　　作为次媳，姆丽纳尔的行为受到种种限制，然而她自有她的自由。她悄悄地写诗，在诗歌里自由翱翔，用文字符号呐喊着“我是女诗人，不是次媳”；她无友无伴，牛犊是她“整个城市里最亲近的生物”，即便因此受到种姓的质疑，她也毫不在乎；女儿夭折之后，她愈发受人忽视——这可并不是什么坏事儿，姆丽纳尔以为：“一个女人在家里受到忽视，那是她的福气。如果受到尊重，反倒会增加苦恼。”她在家中的生活静如死水，直至宾杜到来。这是这家中唯一与她相亲爱的人，激发了姆丽纳尔全部的智慧与勇气。她收留宾杜，给予她极大的关心和爱护，尽管家人对此表示不满，但他们不得不敬畏姆丽纳尔的智慧。后来，他们只能“求助神明”，给宾杜找了一个未婚夫。这看似完美的安排，实为最残酷的迫害——男方是一个疯子。宾杜几度尝试逃离，结果都被送回。最后，这个可怜的女人用衣服烧死了自己。

　　这一烧，也把姆丽纳尔彻底烧醒了。

　　当死亡之笛抚慰着这个姑娘破碎的心灵，在我生活的朱木纳河畔吹响的时候，我的胸口仿佛中了一箭。我问苍天：为什么世界上最卑微的人，所受的灾难也最深重呢？为什么那巷子里，四面高墙围着的可悲的小房子，是那么可怕呢？为什么无论我怎样伸手呼叫，也得不到你们生活中的一滴琼浆玉液，一时一刻也迈不出深宅大院的门坎呢？为什么在你们的世界里，我必须幽禁在那卑鄙龌龊的砖墙之内，过那种苟延残喘的生活呢？我这样日复一日地生活是多么渺小！生活中被约束的传统、习俗、流言蜚语、诽谤中伤——这一切又是多么渺小！难道你们的极乐世界毁灭之后，那种贫困的情况还会永久存在吗？

　　如今，宾杜已经借着死亡的机会，永远地摆脱了不幸的人生。那么她呢？

　　她要走！

　　她必须走！

　　她不能再忍受这种只有生存而没有生活的状态了，她必须尽快逃离这痛苦之渊，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

　　借着到圣地进香的机会，她逃出来了。她终于可以义正言辞地对那淡漠的丈夫以及他的家人说一声：“我再也不会回到你们那个马肯博拉尔巷27号的家里去了……我再也不需要这样的生活了。”

　　放弃了次媳的身份，放弃了不愁吃穿的生活，她活过来了。

　　我亲爱的姆丽纳尔，她终于活过来了，真真正正地活过来了！正如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所说的：“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

　　我爱姆丽纳尔，爱这女人对自由的热爱，对人格的维护，爱着她的自由思想和精神追求，尤其是那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奋力反抗黑暗现实的精神——敢于反抗的女人总是极具魅力。

　　泰戈尔曾作《论妇女》，在文中极力称赞女性。他说，“妇女在人类创造中是很久远的，妇女的力量是一种原始的力量。”在他的眼中，女性就是一首和谐的诗，代表着韵律、完善、联合与均衡的发展。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这种原始力量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凡读过他的作品的人们都会情不自禁地感慨：“泰戈尔是一个偏爱女性的诗人”。

　　这种偏爱，不仅在诗，亦在小说。

　　除了姆丽纳尔，他的长篇小说《戈拉》中的苏查丽妲和拉丽妲也是新女性的典型形象。她们勇敢地冲破了家庭束缚，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开办女子学校，投入爱国斗争，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同时，她们也打破了印度社会中的陈规，跳出种姓制度与教派的圈子，为自己争取婚姻自主权，嫁得如意郎君。

　　这类独立自主、坚强反抗的女性形象与传统的东方女性形象大相径庭。单就泰戈尔笔下的女性形象来看，姆丽纳尔与其长嫂已是鲜明对比；苏查丽妲和拉丽妲也绝不可能如同摩诃摩耶那样，听从兄长的安排，离开情人，与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成亲后，随即殉葬。这类女性身上放射着女性自我觉醒意识的光芒，也表现了泰戈尔对于女性的进步性认识——他主张让妇女走出家庭，走出社会，发挥作用；他认为妇女解放能够促进国家繁荣昌盛。除了在作品中表现女性解放的主题，泰戈尔在生活中也身体力行。他让自己的妻子接受教育，鼓励她学会孟加拉文、梵文和英文等，并且指导妻子完成《罗摩衍那》的改写。可见，他不仅是一个偏爱女性的诗人，更是一个偏爱女性的印度诗人。他一面深切地同情印度妇女背负的苦难，一面真诚地赞美她们在苦难之中所展现的美与力量。而对母爱的追寻，对妻子的深情，以及自己女儿在童婚制度下的惨痛经历等，使他的这种同情更加深刻，也使这种赞美更加诚挚。

　　爱的路总是越走越宽的，泰戈尔对于妇女的偏爱逐渐发展为对于人的普遍关注与价值肯定。他的每一首诗歌都是浪漫的歌颂，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现实的揭露，诗歌与小说如同经纬般交织成一片星月夜。就像文森特·梵高在圣雷米创作的那幅著名油画作品，交互运用两种线条风格，通过歪曲的长线与破碎的短线，呈现出炫目的奇幻景象。唯一不同的是，泰戈尔的这片璀璨星空充满着人性与人道，充满着一个诗人对这世间的终极关怀。

　　泰戈尔是个真正的诗人，这是全世界都应该知道的事。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