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落在中国的心

第六十八章 生于沸水的金色花——泰戈尔的诗意，苦难与想象力

　　胡佳依

　　今夜，我重读《金色花》。

　　假如我变成了一朵金色花，为了好玩，长在树的高枝上，笑嘻嘻地在空中摇摆，又在新叶上跳舞，妈妈，你会认识我吗？

　　你要是叫道：“孩子，你在哪里呀？”我暗暗地在那里匿笑，却一声儿不响。我要悄悄地开放花瓣儿，看着你工作。当你沐浴后，湿发披在两肩，穿过金色花的林荫，走到做祷告的小庭院时，你会嗅到这花香，却不知道这香气是从我身上来的。当你吃过午饭，坐在床前读《罗摩衍那》，那棵树的阴影落在你的头发与膝上时，我便要将我小小的影子投在你的书页上，正投在你所读的地方。但你会猜得出这就是你孩子的小小影子吗？当你黄昏时拿了灯到牛棚里去，我便要突然地再落到地上来，又成了你的孩子，求你讲故事给我听。“你到哪里去了，你这坏孩子？”

　　“我不告诉你，妈妈。”这就是你同我那时所要说的话了。

　　有谁读完此诗嘴角不浮现笑容的吗？这蜜似的爱意、丝样的柔情，好像叫人穿越迷雾，拂去肩上婆娑的树影和透过曼陀罗馥郁的花香而见到一对母子。那对母子，他们亲亲热热地依偎在一起，母亲的手环绕在孩子的颈脖前，一同阅读《金色花》。那孩子，或许很小呢，或许还不识字呢，母亲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他听，他领悟了，便手舞足蹈起来，要当诗里的“坏孩子”。

　　“我不告诉你，妈妈。”他拉长了细小的声带，抬头去找妈妈满含笑意的眼睛。五月的空气甜嫩似笋尖，小小的骨骼因为寄托着神的爱，也在努力地拔节。

　　他的妈妈看着他的脸，一定是不会落泪的。因为一切都发生在最好的时候，不是吗？可谁知道泰戈尔写下此诗时，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小儿子，而就在前一年，他刚刚失去了妻子。那对彼此寻找的母子相聚在天国，而非人间。喜马拉雅山脚下爽飒的风与光明的晨曦让诗人的笔呈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一切都必须发生在最好的时候，不是吗？妈妈是美丽的妈妈，孩子是纯真的孩子，所有多舛的命运还在观望，而久经人世的沧桑尚未降临。

　　金色花震颤着细软的花瓣，它的娇小与可爱显而易见，孕养它的无尽的哀思却未必能得到了解。天真而飘逸的想象竟是以最深沉的感情为底色的。泰戈尔，民国时期的文人习惯译他为太戈耳（或太戈儿），这个有些怪异的异国名字伴随着他在斑驳旧照上雪白的大胡子，给人以神之使者般肃穆而神秘的印象。我们知晓他与徐志摩夫妇交好，他启发与影响了一代从事新诗创作的中国文人，他的佚句和他的名言那般耳熟能详，然而我们确乎难以将他视作一个亲近的人。这或许是由于泰戈尔的作品翻译素来以英语作为媒介，他本人中晚年也以英语替代孟加拉语进行创作，强有力的西方视点的聚光灯让他成为了一名比地理意义上更遥远一些的“他者”。

　　也许在这般英语语境中，我们忽视了他所处的时空并不如他表现出的气质那般沉静而庄严，恰恰相反，那是以战争为名的20世纪，是殖民主义铁骑下悾愡流离、各邦异治的印度半岛：

　　早在16世纪初，欧洲列强的长矛刺向了恒河流域的文明古国；1757年，英国殖民者终于凭借武力和强权取得了对印度的绝对统治；百年后的1849年，印度全境沦陷，彻底成为宗主国的廉价原材料供应地和倾销市场；20世纪初，东印度公司的设立无疑让巧取豪夺的殖民压榨越演越烈。

　　在种族灭亡的空前压力下，反对英国殖民统治、追求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已是共识，然而知识阶层对以何种方式展开民族解放运动却各执一词，分道于和平派和激进派两大派别。顾名思义，前者主张和平改良，希冀在吸取英国资产阶级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改良印度落后文明，在不超出英国殖民体系的圈子内谋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这一派后来分裂为“元始梵社”和“印度梵社”，泰戈尔的父亲即是前一团体的领袖人物。后者则在主张以暴力推翻殖民政府的同时，提倡完全的复古主义，要求遵守印度教的所有传统。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新印度教即归属于这一派别。

　　泰戈尔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注定他不可能全然认同于激进派的主张，但相对于父亲的保守立场，他更具反抗精神。对于民族的苦难，泰戈尔有独属自身的表达方式：以清新代替血腥，以神迹代替人意。

　　即使只以《新月集》为例，我们也不难发现泰戈尔在讴歌儿童天性的同时，隐秘而巧妙地敲打着成人的弊病：贪婪，言而无信，价值混乱。他大量的戏剧、小说作品都脱胎于现实，字里行间却流露着一种似与残酷的现实格格不入的诗意的表达。《邮政局长》中，孤女的爱情不被领悟，邮政局长病愈后不告而别；《河边的台阶》中的古苏姆，因为爱上酷似亡夫的苦行僧而被拒绝，最终举身赴清池；《摩诃摩耶》中摩诃摩耶因情人违背誓言而出走他乡……读者甚少被强烈的悲剧情绪击中，弥漫心头的则是一种淡淡的、仿若与生俱来的哀愁，然而剧中人物的经历却又是实实在在的悲剧，他们有的付出了生命，有的付出了一生的爱情。

　　泰戈尔绝非不明苦难之人。他13岁丧母，中年丧偶，几度丧子；为印度自立四处奔波，几经磨难；他虽为高贵的婆罗门种姓，但在青年时期就熟悉农民生活。泰戈尔是虔诚的，却也是超前的。他虔诚是因为触及到了本心，直抵信仰的根基，为此世俗中的繁文缛节可能成为他理想的阻碍，也使得他的宗教哲学五味杂陈，不为时人理解。他一生或多或少受到这种理想与现实落差的影响，例如尽管他本人反对童婚，却不得不在22岁那年接受家庭安排，迎娶11岁的小新娘；他反对种姓制度，却不得不接受自己身为婆罗门种姓中一员且享受其种种权利的事实。这种矛盾的生活赋予了他作品超脱于现实的诗意，却也羁绊了人们理解他作品中对民族苦难、宗教悲剧的描摹。

　　印度著名的泰戈尔评论家纳拉万教授曾经说：“正如持久性与变迁、宁静与骚动在罗宾的哲学里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力量，正如死亡不是生命的否定，而只是生活交响曲的另一个乐章一样，宽厚与严厉，欢乐与痛苦也不应被看作单纯的对立面，而应该看作是在这一汪洋大海里的不同的波涛。”不同于基督教的二元对立，印度教给出了关乎人性的更多元的可能性，而泰戈尔的作品无疑是以诗意对这种可能性作出了探索。

　　我们见惯了声泪俱下、用血写就的控诉书，忘却了清新纯美的诗歌未必不是对苦难深切的描摹，一往情深的想象实则在着力挣脱苦难的束缚，而与神对话的祷告千丝万缕于人间实际的苦难。

　　历史的步伐并不孤单，它如雾气弥散，又如光线凝聚。同样的时代迁徙到东亚大陆，晚清初民，军阀混战与颠沛不堪为这个时代蒙上浓重的阴影，启蒙与救亡的协奏曲却依然固执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五四之后，中国有了“人”。如果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或沿用左翼“妇女文学”的概念）在明朝话本小说中已有了复杂而独特的体现，女性的苦难得以以更温柔与平等的目光加诸审视，那么儿童文学的创造与发挥几乎滥觞于那个时代。那不再是童区寄传、李寄斩蛇中的猎奇色彩与假托少年英雄的教化功用，而是描摹儿童的常情常态，借儿童承受的损失寄寓民族兴亡的悲哀。当我们穿越时代的迷雾，在扁平的历史地表中重新构画出三维的纵深，再度阅读那些饱含着天真之态与纯洁之心的儿童文学，我们会发现叶圣陶、冰心、徐志摩、郑振铎等人的创作与翻译营造的不仅是一个清新、柔和、活泼的小世界，更点染皴描出那个小世界之外风雨飘摇、凄凄如晦的大时代。

　　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们有一千种方法描写苦难，极尽一切惨烈、凄哀、悲恸之能事，却只有一种方法逆溯苦难，写的尽是花与儿童，动物与游戏。先秦时代山崩地裂，人在自然面前如蝼蚁举身无力，却诞生了《山海经》那般雄壮的神话，有了精卫那弱小而倔强地去衔枝填海的形象。明朝封建礼教严苛万分，青春少女为守闺阁只能任凭黄昏雨中胭脂泪，却有汤显祖写出了杜丽娘那般“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至美故事。他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是否也寄托了对早夭的两个女儿无尽的思念，以至于在他的笔下，生死的界限如此混沌，而真情如此清明。

　　那后一种方法或许能被概括为想象：一个只有春天或冬天转瞬即过的世界，一群不会成长、永远天真的儿童，一个善解人意、不曾体尝悲哀的母亲，一只只飞往宇宙的彩色气球，一颗颗从不失望、笼罩寰宇的星辰。最让人心动的想象其实都出于最深沉的感情，深情反哺的想象有最灿烂的外表和最哀戚的核心。

　　正如沈从文先生感慨的：“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假如《金色花》只是一朵绽发着细小光彩、美丽得无足轻重的花朵，而《新月集》不过一尾横架天宇的、载满诗歌的弯舟，这天真到让人心疼的伤感是从哪里来的？假如妈妈不曾留意孩童的增岁、视他们的隐现如四季的变迁，而幼子不过暂居人间的过客、身上背着相忘的18个前世姓名，这让人在蜉蝣短暂的人生中无时不在的因离散的悲哀、为团聚的欢欣是从哪里来的？

　　郑振铎在译序中说：“很多人以为《新月集》是一部写给儿童看的书……实际上，《新月集》虽然未尝没有几首儿童可以看得懂的诗歌，而泰戈尔之写这些诗，却决非为儿童而作的。它并不是一部写给儿童读的诗歌集，乃是一部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最好的诗歌集。”而我以为，这不仅是一部叙述儿童心理、儿童生活的诗歌集，也是一部告慰挣扎于苦难中的人们，以静美纯真反衬苦难而寓托向往光明的希冀的作品。

　　金色花，是生在沸水中的花。苦难没有灭亡它，便反之孕育它璀璨而完整的光辉。那母亲怀抱着她的孩子，在这世界中独独占据一隅。吟诵者与殉道者途经他们身侧，片叶不曾流动，唯有婆娑的树影静静落他们满身。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