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说话

第十三章 大字

　　水灵第一次看见写在堤坝上的那几个大字是嫁给振林的头一天早上。

　　天色刚亮透，水灵就从床上爬起来，小心翼翼地端着尿桶去房屋后面的茅厕。水灵脚上穿一双黑色板绒布鞋，下身穿一条蓝色的咔叽布裤子，蒙着一条同样是蓝色的棉布棉裤，上身穿一件大红色的高领毛线衣。这件大红色的毛线衣映照得水灵的脸色是红色的，映照得清早的晨光是红色的，甚至连水灵手上端着的尿桶都被映照得一片红彤彤的。这是水灵嫁到大河湾村的头一个早上，她端着尿桶只是一个幌子，只是一种掩饰，她真实的目的是想趁着村人睡着没醒，好好地把这个已经与自己相关、但还很陌生的村子仔细地打量一番。

　　大河湾村的人家都这样，近临淮河，害怕涨水，家家户户把房屋盖在庄台上。庄台是堤坝的一部分，却比堤坝宽，却比堤坝高。振林把结婚的三间新房盖在村子的最西端，水灵端着尿桶走出房门，大河湾村的前前后后就能够一览无余了。不用说，东边是整个大河湾村子。一处房屋，一个院落，男人、女人，老人、孩子，鸡鸭鹅，猪猫狗，整个村里就是这么一家一户为单位生活着。往北是大河湾村的土地，南北走向，一溜一块，地里种着庄稼，地边挖出沟渠，栽上树木，再往北是另一条堤坝，大河湾村就是一个四周被水围困着，被堤坝围困着的小村子。南边几丈远就是一条淮河，早晨的淮河被水雾笼罩着，像大河湾村子一样，甜甜地安睡着，静静地呼吸着。不用说，西边依旧是堤坝，朝着西北方向慢慢地弯曲着，与那里的堤坝连接着。要候太阳升起，地气散尽，堤坝往西的弯曲程度才能够看清晰。现在水灵只能去想象，去判断，去弥合。

　　一下子，水灵就看见西边不远处的堤坝上写着一溜大字，一笔一画，顶天立地，每个字都占着堤坝的整整一个坡面。水灵不认字，没上过学，可这几个字却能够念出来：农--业--学--大--寨！一共五个字，外加一个大大的惊叹号。水灵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字，更是不知道这么大的字是怎么写在堤坝坡面上的。水灵的一颗心当即被镇住，眼睛看见的仿佛是奇字，是怪文，是天书。水灵要去看个究竟，丢下手里的尿桶，朝着大字那边疯狂地跑过去。水灵接近大字有两条路径，一条是从堤坝上端跑过去，一条是从堤坝底端跑过去。水灵先从堤坝顶端跑一段路，又下到堤坝底端跑起来。堤坝上长着一层笆根草，笆根草的枯叶上顶着一层苦霜。水灵脚下一滑，“哧溜”一声，就从堤坝顶滑倒，带着一股惯性摔到堤坝底。好在是一处斜坡上，好在斜坡上长着一层笆根草，好在水灵身上穿得厚。这一跤没摔个怎么样，却把水灵的一副头脑摔醒了。昨天水灵还是许家岗村的一名铁姑娘战斗队队员，前天水灵还跟着其他队员一起战斗在兴修水利第一线，一夜醒来，水灵就变成振林的老婆，就变成大河湾村的一名普通社员了。水灵这么一思想，接近大字的脚步就渐渐地迟缓下来，一副激动的心情就渐渐地平息下来。

　　站在大字跟前，水灵显得太小、太小，或者说大字显得太大、太大。水灵的腰身没有大字的一个笔画粗，水灵的个头没有大字的一个笔画长。这种大字就是远距离观望的，三里五里的能看清，大河湾村的土地空旷，无遮无拦，在任何一块庄稼地里干活都能看得见。现在水灵站在大字跟前反倒只识局部，不辨整体了。水灵有一种迷乱的感觉，有一种被大字缠裹的感觉。

　　大字是石灰粉写上去的。怎么写？先是拿铁锨一笔一画地把大字“铲”出来，而后再拿石灰粉一笔一画地把大字“撒”出来，“刻”出来。大字不像新写的，至少有两年、甚至更多的年份。这一点从大字笔画近旁的巴根长势就可以看出来。笆根草是一种攀爬植物，有些笆根草不只是把头伸进笔画里，连着胳膊腿一起长进来。石灰碱性大，笆根草长进大字的笔画里绝没有好下场，不是枝叶枯黄，就是根须腐烂。现在是冬天，笆根草停止攀爬，雨水停止冲刷，水灵很容易察觉出，大字的笔画经过石灰粉重新修饰过。水灵面朝大字，一步步后退，直到眼前的一个大字完全映进眼睛里。水灵正好站在“大”字的下面，像个不和谐的点，与“大”字组成一个怪模怪样的“太”字。真是天造地设的一个“太”字。水灵现在就是振林的太太。

　　“哗啦”一声，水灵的两眼流下两行喜悦的热泪。

　　水灵从心里喜欢字。

　　水灵第一次见着振林是在公社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交流大会上。水灵是许家岗村的代表，振林是大河湾村的代表。在大会上交流什么样的学习经验呢？就是比赛背毛主席语录。谁背得多，谁赢。谁背得少，谁输。在那么一种年代里，许多人都把背诵毛主席语录当做一项硬功夫，比吃饭睡觉还重要，是另外一种生命，这叫着政治生命。那年月一个人要是缺少政治生命，就跟个行尸走肉差不多。不要说公社、大队干部，就是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哪怕一个大字不识的普通社员，背起毛主席语录来，“哇哩哇啦”都能一口气背出好多条。水灵、振林就是两位大字不识一个的青年社员，不过他俩现在多出一样特殊的身份，一个是许家岗村的铁姑娘战斗队队员，一个是大河湾村的虎头山突击队队员。铁姑娘战斗队与虎头山突击队--这么两个名称是从山西大寨直接移植过来的，一个属于大姑娘参加的组织，一个属于小伙子参加的组织。要是铁姑娘战斗队与虎头山突击队同在一个生产队，干起活来就有比头了，三天三夜拼下来，吃饭在地里，睡觉在地里，最后不定谁输谁赢呢。现在是在公社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交流大会上，不是在田地里，不是拼干活，是拼政治生命，是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你们村选拔一个不识字的社员做选手，我们村照样选拔一个不识字的社员做选手。村村都选拔不识字的社员做选手，成为一种时尚，变为一种风气。

　　谁英雄，谁好汉，比赛场上试试看。

　　先是分小组预赛。两人一个小组，一字一句背语录，谁背得多，谁胜出，参加下一轮比赛，谁背得少，谁淘汰，一旁里歇着吧。少字、漏句，不算数，别人背出来的，你不许再背。预赛的时候，水灵、振林正好分一组。男让女，女的抽签选男的。水灵抽出一张写着振林名字的字条，头脑就蒙掉了。为个什么呢？振林是公社背毛主席语录有名的一个人物，曾经代表公社去县里参加过比赛。水灵跟振林分一组，还有赢的道理吗？水灵在心里打起退堂鼓，想退出这场比赛。领队的铁姑娘战斗队的队长不同意，其他队员也不同意，一齐说水灵没上战场，没放一枪，就缴械，就投降，我们铁姑娘战斗队丢不起这个人。队长积极地给水灵重新制定比赛方案，就是要以弱制强，反败为胜。先前有过一个比赛方案，无非是先易后难，先短后长。比如，“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等等，这样的语录就属于容易的，简短的，比较好背的。又比如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势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这样的语录相对水灵来说，就比较拗口，就比较难背。现在水灵跟振林分一组，显然这种从易到难、先短后长的方案行不通，必输无疑。队长就帮着水灵想歪点子，想怪点子，想奇点子。

　　队长说水灵，你就拿两眼直直地盯着振林的两眼看，不躲闪，不打弯，把他的一颗心盯乱掉。

　　其他队员补充说，你的两眼一边盯着振林看，一边还要冲着他笑，装着很喜欢他的样子，这样他的一颗心才能彻底地慌乱开。

　　水灵毕竟是一个姑娘家，脸皮子红起来。

　　水灵说，这样我成一个什么人啦？

　　队长开导水灵说，你没看好多电影上的女英雄都是利用自己的美色麻痹敌人拿到情报的吗？再说刘胡兰十六岁就为了革命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明明是一件不正大光明的事情，只要披上一件革命的外衣，就成为革命的、光荣的、正确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普遍思维与惯常作法。

　　水灵问，要是我这么做，他的心不乱呢？

　　队长说，怎么会呢？你说你一边盯着他一边冲他笑，他的心不乱，那他是个什么人？

　　水灵说，他的脸皮比城墙拐弯还要厚一寸。

　　队长说，那我们就自认倒霉好了。

　　实践证明，振林的脸皮没有城墙拐弯那么厚，反倒比一张薄纸还要薄。比赛场上，水灵盯着振林看了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振林的一双眼睛就躲闪开，一颗心就乱掉了。其实水灵这么做也是强撑着的，脸红心跳，面部僵硬，心里想冲振林笑一笑，脸上根本不可能笑出来。要是振林坚持多背一条语录，水灵怕都赢不了。振林的眼睛一躲闪，腰身一弯勾，从比赛场上退出来。水灵赢了，顺利进入下一场比赛。

　　说起来，水灵喜欢背语录，跟喜欢字有关联。一个个方块字怎么就把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话记下来，传遍全中国，传遍全世界。足见字是多么神奇的一样东西。水灵不认识字，所谓背诵只是别人一遍遍读给水灵听，而后去记忆，再去记忆。其实振林背语录也是这样背。除此还有什么好方法呢？水灵背会语录，就可以照着语录本挨个去认上面的字。这样做虽说有点本末倒置，可水灵也因此认识不少笔画简单的字。小时候水灵插班上过一年小学，那时候对认字一点兴趣都没有；长大后水灵上过一个月扫盲班，还是对认字一点兴趣都没有；现在水灵一边背语录一边认识字，倒是兴趣盎然的，情趣多样的。

　　除此，水灵还喜欢读房前屋后的大标语。那时候每个村子都一样，房前屋后到处刷的都是大标语。生产队的牛屋墙上有：“普及大寨县，领导是关键！”，猪圈上有：“科学养猪好！”，大队的院墙上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学校的墙上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社员家的房屋后面有：“打倒孔家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等等。水灵喜欢大标语的字个头大--小的有盆口大、大的有人把高。水灵喜欢大标语的字变化大--不同的人写出不同的字体，不像语录本上的字，密密麻麻这么小，一个个都是规规矩矩的印刷体。另外水灵还注意到，刷大标语字的材料是多种多样的。石灰水刷墙上是白的。墨汁刷墙上是黑的。有时候缺少石灰、墨汁，挖一锨草木灰在水桶里搅拌搅拌，刷在墙上跟墨汁差别不算大。草木灰刷出来的大标语怕雨水，一场暴雨淋下来，字迹就褪个差不多。说起刷大标语字的毛笔，更是五花八门了。供销社卖的秫秫苗扫帚、布条拖把，是两样现成的毛笔。更多则是自制的，布条能扎制毛笔，麻丝能扎制毛笔，一把乱草、一把树枝同样能扎制出一支不错的毛笔。

　　一连好多年大标语念下来，水灵知道有一条大标语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农业学大寨”，其他好像都是来一场运动，刮一阵风雨，更换不同的内容。可惜的是水灵自己从来没有刷过大标语，从来没有扎制过一支刷大标语的毛笔。

　　……

　　一年后水灵才知道背语录并没有赢振林，反倒输得很惨，整个人都搭进去。

　　那时候虽说什么都砸烂、什么都破除，“求得妇女翻身得解放”。可在现实生活中，大姑娘自个找对象还是很少见的，一般都是由中间人牵过来一条红线，红线的一端系着一个小伙子。这一天，一个邻家的多嘴嫂子就把这么样的一条红线牵过来。多嘴嫂子这一次不多嘴，绕着弯子说半句话：这是大河湾村的一户人家……水灵心里想急切地知道小伙子是谁，却不好问话。水灵娘看出水灵的心事，问多嘴嫂子，你说是大河湾村的哪一个？多嘴嫂子还是不直接说小伙子的名字，继续绕弯子说，是曹传龙家的二孩子。水灵娘知道曹传龙这个人，“嗷”一声说，这倒是一户实在人家。多嘴嫂子说，人家的二孩子可活泛呢，是生产队突击队队员不说，还是大队基干民兵。多嘴嫂子这么说话不算多嘴，突击队队员、基干民兵--这两样子足以说明曹传龙家的二孩子根正苗红。不根正，不苗红，这两样子一样子都当不上。可惜的是，水灵娘只认识曹传龙，人家的二孩子她不认识。水灵呢连个曹传龙都不认识，也就不知道人家的二孩子就是振林。

　　几天后，水灵与振林见上面。水灵吃惊地问，怎么会是你呀。这时候振林两眼紧紧地盯住水灵不但不躲闪了，脸上还呈现出一层浅浅的坏笑。要说一年前在公社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经验交流大会上，水灵使用的是“攻心数，美人计”，那么振林使用的就是“将计就计，欲擒故纵”。振林早看上水灵，才托邻家的多嘴嫂子去说合。水灵的一颗心瞬间就“稀里哗啦”地乱掉了，这才知道自己在一年前输得有多惨。

　　又一年，水灵嫁给振林。

　　没等水灵问振林“西边堤坝上的几个大字是谁写的”？早饭后写大字的这个人已经出现在水灵家门前。

　　这个人名叫大锯，是来水灵家搪语录墙。水灵在屋里，振林出门招呼大锯。

　　振林说，大锯兄弟你进屋坐一坐？

　　这里人家喊弟弟为兄弟。说明振林比大锯大。

　　大锯说，我哪里有空闲坐，我搪好你家的语录墙，还要去大队忙宣传栏。

　　水灵在屋里听两人说话，不知道什么叫语录墙，宣传栏倒是听得懂。

　　振林说，我们家不急着搪语录墙，你要是忙就先去大队好了。

　　振林说这话显然有撵大锯走的意思。刚结婚一天，振林想单独跟水灵呆一呆。

　　大锯说，你不急我急，我先把你家的语录墙搪上，去大队不迟。

　　或许大锯原本就是想借故来看一看水灵的，却不好意思进屋里。振林搬板凳出门让大锯坐，端茶出门让大锯喝。大锯坐下身，喝上茶，眼珠上下“骨碌”两下，问振林，你家嫂子该不会睡觉没起床吧？振林“嘿嘿嘿”地干笑几声说，她在屋里忙着呢，哪能这么晚不起床？

　　振林只好喊水灵出门。

　　振林喊，水灵，你拿上纸烟（香烟）出来见一见大锯兄弟。

　　水灵夫唱妇随似的“哎”一声，走出来。

　　水灵走出家门的时候，一手拿着纸烟，一手拿着洋火（火柴）。水灵这是敬喜烟。俗话说，新婚三天无大小。三天内，来人向新娘讨要喜烟，新娘替来人点火都在礼数上。水灵身上依旧是清早去西边堤坝上的一套衣服：脚上穿一双黑色板绒布鞋，下身穿一条蓝色的咔叽布裤子，蒙着一条同样是蓝色的棉布棉裤，上身穿一件大红色的高领毛线衣。要是仔细瞅的话，隐隐约约地能看见水灵的一条棉裤腿上有清早滑倒后留下来的一片污迹。振林粗心大意没见着，大锯也不会注意水灵的棉裤腿。大锯的注意点放在水灵的脸上、眼上、胸脯上。毕竟有振林在跟前，毕竟不是晚上闹洞房，大锯看水灵的眼神有点躲躲闪闪的，鬼鬼祟祟的，还有点虚无缥缈的，不怀好意的。大锯坐着，水灵站着。大锯仰视，水灵俯视。一夜过来，水灵已经知道什么是男人，不再惧怕男人了。水灵有办法对付这种讨要喜烟、侵占便宜的男人。水灵抽出一根纸烟，毕恭毕敬地递过去。大锯人模人样地把纸烟叼嘴上，等候水灵点着火。水灵捏出一根火柴，“嚓啦”点燃着。水灵不急着把火柴伸过去，候着火柴杆上的火苗一点一点大起来。大锯倒是很着急，噘着下嘴巴，上扬着纸烟，迎着火柴，往前倾探着。水灵一直笑眯眯地举着手上的火柴，火柴杆上的火苗一点一点缩小，熄灭了水灵也没把手伸过去。

　　振林站在一旁看得心惊胆战，想制止又不知道该怎么去说话。

　　大锯尴尬地笑起来说，我自己点火，哪能没大没小地让嫂子点呢。

　　水灵说，你知道我是你的嫂子就好。

　　水灵把手里的火柴扔给大锯，一扭脸进屋里。

　　所谓语录墙，就是在每户人家的门前面，门左边（那是一个唯左为上的年代），用石灰泥辟出一块专门写语录的地方，长方形，三尺长，二尺宽。灰土土的墙上装饰着这么一块白石灰，显得十分夺目而耀眼。其上再抄写上语录，村人识字不识字走过来、走过去都要瞅几眼。白石灰面吸光，风吹日晒，隔些时日，毛笔写上去的字迹就会渐渐淡褪下。语录忌讳瘸胳膊断腿的，紧紧密密的点、横、竖、撇、捺一出现松动就要白石灰涂抹掉，重新书写。这些天大锯的工作就是挨家挨户去做这种重复工作。水灵家跟旁人家不一样，她家是新房屋，门前左边的墙上空空荡荡的没有语录墙。大锯担着一副粪桶走过来，先要作出语录墙，而后才能把语录写上去。粪桶里当然不是大粪水，一头是石灰水，一头是石灰泥。石灰泥搪语录墙，石灰水涂语录墙。

　　水灵娘家的村子里没有语录墙，当然就不可能知道什么叫语录墙。

　　大锯没有顾得上抽烟，慌忙地搪上语录墙，就离开水灵家。

　　实际上，大锯就是本村人，家庭成分富农，却读过不少书，肚子里装着不少墨水。那年月运动多，抄一抄大字报，刷一刷大标语，很需要大锯这种有文化的人。因而大锯就一直被大队干部团结着、利用着，属于家庭成分不好却能够教育好的一类人。那年月常说的一句话叫着，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话说是这么说，可真要选择起来，大锯各方面还是被动的。别人有权利能选择他，他却没权利选择别人。大锯整天只能认认真真地做着别人为他选择的事。大队干部说，你今天去把大队宣传栏换一下。大锯就甩开手里的活，乐颠颠地跑过去，一忙忙过好多天。大锯要把原先宣传栏里的旧东西撤下来。大锯要把宣传栏里里外外打扫干净。大锯还要准备报纸文章。大锯还要准备笔墨纸张。大锯还要抄抄写写。做这些个事再麻烦再罗嗦，大锯也不愿别人插手，别人万一插手插乱了，出了事就不是小事情。错一个字，乃至错一个标点符号都可能惹出杀身大祸。大锯独自一个人精心静气，不急不躁，一做能做好多天。

　　大锯走后水灵从振林嘴里知道上述这些情况。

　　水灵惊奇地问，这么说西边堤坝上的那几个大字是大锯写的了。

　　振林点点头。

　　水灵说，早知道我就帮他点着喜烟了。

　　振林听个半明半白的。

　　隔天一大早，水灵就跟着振林一起下地干活了。

　　结婚三天假，是那时的规定。婚前休一天，当天休一天，婚后休一天，三天婚假都是这样分配的。那些年，冬闲天不闲着，社员要学习山西的大寨县，还要学习天津的小靳庄，地里没有庄稼活，就兴修水利，在田间地头横横竖竖地插上一面面彩旗，挖深的水渠，挖浅的水沟。要是下雪天，人们照样不歇闲。以生产队为单位，社员一齐聚在牛屋里，念报纸，学文件。俗话说，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口粮是社员的亲娘。生产队分配“亲娘”是以“命根”为依据的。没有工分，哪来的口粮，哪来的“亲娘”。所以在那么一种年份里，不止是“阶级斗争”这根弦牵制着社员的头脑，迫使他们在冬闲天出工，实际上出一天工，给一天工分，这才是制约社员的根本手段。挖一天水渠水沟，记上一天工分；念一天报纸文件，记上一天工分。与农忙天相比，冬闲天才是社员挣工分的好时候，一般情况下没人冒傻气，愿意旷工歇在家里。

　　眼下是清理地墒沟。社员一人一把铁锨，紧一下慢一下，可有可无地挖掘着，清理着。水灵紧挨着振林，落在后面，与其他社员相隔着一段距离。男人女人说笑着，打闹着，像是与他俩一点不相干。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结婚组成一家子，怎么的就与村人拉开了距离，怎么的就变成另外一类人。这种变化是突然的，要想弥合却是漫长的。要说水灵是个新媳妇，跟村人不熟悉，跟村人陌生还好说，振林原本就是村里人，跟村人陌生是从哪里生发出来的呢？振林为人实在、木讷、不爱说话。振林不说话，水灵说。

　　水灵问，你说大锯会在我们家的语录墙上写些什么？

　　振林说，这我怎么会知道，你想知道问大锯去。

　　大锯半晌午肩上扛着一把铁锨也下地清理地墒沟。水灵心里奇怪：大锯不是忙着大队的宣传栏，怎么会有时间下地干活呢？大锯下地干活，跟村人更生分，像一只落孤的大雁，不说行动上与村人不一致，神情上更与村人差异开。精神委顿，满脸愁容，一副挨批挨斗富农羔子的样子。水灵望着远处堤坝上的几个大字，再望着近处地里干活的大锯，两者一样地苍白，两者一样地乏力。

　　水灵问，大锯该不是犯什么错误了吧？

　　振林说，这我怎么会知道，你想知道问大队去。

　　实际上这些天振林心里也是高兴不起来。生产队的虎头山突击队瘫痪掉，他这个副队长紧跟着名存实亡了。虎头山突击队瘫痪的直接原因，是知青点里的知青一个接着一个都返回城里去了。个别没返城的知青也离开村子，暂时地回城里。虎头山突击队与铁姑娘战斗队一样，大部分成员都是知青点的知青。水灵娘家知青点里的知青同样跑光了，可干活地里的彩旗还是照插不误的。大河湾村人干活，地里连个彩旗都懒得去插了。看样子像是刮过一阵病毒风，前后不足一个月，南南北北刮遍了。

　　水灵问，你说该不是要来什么新运动吧？

　　振林说，这我怎么会知道，你想知道去问公社去。

　　振林说话的风格，就是这么短而冲。

　　天空阴沉沉的，暖呼呼的，焐着雪。水灵心里正想着可能要下雪了，就有雪花一片一片从天空飘落下来了。雪花落在手上、脸上、脖子里凉瓦瓦的，痒舒舒的。村人停下干活，把头抬起来望着天空。雪从哪里来，天空雾茫茫的看不清楚。一阵阵西北风紧着吹过来，“呜呜呀呀”的，雪花跟着稠起来。水灵再看远处的堤坝，堤坝上的大字像是活起来，一点一点往远处退，一点一点模糊起来。最后堤坝上的几个大字消失去，或者说根本不存在。

　　水灵心里一揪，眼泪从眼里流出来。

　　队长说一声：收工！村人开始往回走。大雪不是大雨，大部分村人往回走的脚步不着急。着急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大锯，一个是振林。大锯原本就远离干活的村人，一眨眼往回走的都不见人影子。水灵撵不上振林。水灵喊，振林，你走这么快干什么？振林回话说，你没看雪下大了吗？水灵说，我没看见。振林说，那你就把眼睛睁大点。水灵就把眼睛往大里睁，泪水蒙住眼睛，连一片雪花也看不清楚了。

　　从这天下午起，社员就聚集在牛屋里学文件、念报纸。

　　报纸什么时间都不会停印，文件什么时候都不会停发。生产队长吃过晌午饭去一趟大队部，就把需要学习的报纸、文件拿过来。队长不识字，以往里都是会计正田念。这一次，队长直接把报纸、文件交给大锯。大锯重新受到重用，浑身精神气一下子冒出来，学着广播里的样子，一字字、一句句、一段段、一篇篇，字正腔圆地念起来。牛屋没有桌子，没有板凳，社员一个个紧靠牛屋里的墙根，或蹲着，或坐着，有些干脆歪斜在牛草上“呼呼呼”地睡起来。水灵依旧紧挨着振林，振林塌蒙着眼皮，不知睡着还是醒着，水灵却精精神神的，一双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耳朵醒得开开的。别人不喜欢听大锯念报纸、念文件，水灵喜欢听。报纸、文件上说，北京最近召开一个大会，国家今后的工作重点就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面来。相对水灵来说，经济建设是个新名词，稀里糊涂地不明白。水灵稀里糊涂地不明白不要紧，却预感到大锯搪在家门前的语录墙怕是真的不会写字了。

　　散过学习，水灵去一趟大锯家，借毛笔，借墨汁。大锯惊奇地问，嫂子你会写字呀？水灵点点头。水灵没说借笔、借墨写什么，大锯也没多问话。水灵说，笔墨用过我还你。大锯说，这支笔、这瓶墨就留在你家吧，反正我也用不着了。笔是一支秃笔，用的没剩下几根毛。墨汁是小瓶子装的，用的只剩下小半瓶。水灵当做宝贝一样拿回家，一路上，拿毛笔、端墨汁的两只手颤抖着。

　　水灵准备往语录墙上写字。

　　水灵先是学着别人的样子，在一只瓷碗里加几滴水，加几滴墨，又把干涩的毛笔在稀释的墨汁里湿润开，这才饱蘸墨汁一笔一画地往语录墙上写毛笔字。语录墙没干，笔墨写上去快速地洇染开来。水灵把字写上去，像是画出一幅水墨画。水灵写好字，振林从外面回来家，奇怪地问，你在干什么呀？水灵说，我在写大字。此地人把写毛笔字，叫着写大字。振林问，你这鬼画符一样，写的是什么大字呀？水灵骄傲地说，就怕你认不得？一共三个大字，振林能认得，一字一顿地念出声：大--字--家--！振林更加奇怪地问，我们家怎么成了大字家，哪个是大字？水灵不回答。暮晚的雪光映着水灵的脸庞，上面布满幸福的笑容。

　　这是水灵第一次提毛笔写大字。

　　作者附言：水灵是我母亲。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她能够感受到这种转变，却模模糊糊地不明白，更是说不清楚其中的所以然。我想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与那个时代的一种真实而微妙的关系吧？两年后我母亲生出我，给我起名叫大字。我父亲先是愣一愣，继而恍然大悟，“嘿嘿嘿”地笑起来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你为什么给孩子起名叫大字了。我父亲慌忙地跑出家门，门左边的那块语录墙已经脱落得只剩下一块斑驳的印记，很像关于那个年代的一片模糊记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