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20岁生下我,以前的20年,妈妈每天都能看到我。
现在我20岁了,已经半年没有回家看妈妈。
而妈妈40岁了。妈妈如果可以活100岁的话,那么,妈妈还可以再活60年。
如果我再这样半年回家看她一次。60×2=?
我这一生,妈妈这一世,就只有120次机会见面了。”
当永哲看到这则小小的算术题的时候,他不可抑制心里的酸楚,很少流泪的他,终于泪湿眼眶——“20岁?半年?40岁?100岁?这算什么!我的妈妈28岁生下我,如今快60岁了,妈妈身体总不好,能活到100岁吗?”
永哲已经有两年没回老家过年了。不是他不想回老家过年,而是一到年关的时候,他心里就发堵。自己的状况着实差强人意,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这个两室一厅的房子,是他与同事炎一起合租的,房租三千六一月,他与炎一人一半。房东刚来收走三个月房租,五千四,属于他交的那一半。房东走后,他就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上那盏吸顶灯出神。
已经快30挂零的人了,至今似乎还一无所有。大学毕业快5年了,讲起来也还算个外企白领,每天西装笔挺地出入写字楼,在上司面前精神饱满地工作着,在客户面前绅士洒脱地微笑着,只有当加班深夜回到出租屋卸下厚厚的伪装之时,才显出自己心灵的脆弱与虚无。
他竭力想每个月多存几个钱起来,可是他也不知为何,自己收入也不能算低了,就是存不起来多少钱。房租该交吧?水电费要付吧?饭要吃吧?交通费要吧?电话费要吧?衣服要添置吧?基本人情、基本交际免不了吧?等等等等,月初还显得鼓鼓的荷包,还不到下次发薪就差不多告急了,那钞票似乎长了腿似的自己会开溜。永哲没法,干脆一发薪,先不管三七二十一存两千起来再说。然而永哲拿着薄薄的两千元,再环视公司四周耸立的高楼时,立刻有种要窒息的感觉,这两千块,怕连一个老鼠洞大的地方也买不到吧。
永哲想打电话回家,也怕打电话回家。父亲已经年过六十了,母亲也快六十了,两个姐姐嫁到邻村去了,不算远,但都勉力应付着自己的那份日子,没有多少余力照顾父母。身子已经佝偻的父母还种着田地,每次想到苍颜白发的父母顶着烈日在田地间劳作,永哲都感觉腔子里一股酸酸的热流冲上来,他拼命压着才将它逼回去。
母亲就揪心着永哲的终生大事。说实话,永哲长得也还算挺拔,工作嘛看上去也还体面,然而他的“无保户”(没有保障)身份让他几次刚萌芽的恋情都无疾而终。他终于灰心了,遇到自己心仪的姑娘也退避三舍。
有一阵他特爱听崔健,“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听着那沧桑而嘶哑的歌声,他觉得崔健这哥们儿特率真,“追求?自由?呵呵,别逗了。”他以前也这样追问过,现在,他不问了。他知道他这样的“无保户”无权谈爱情。其实,永哲觉得哪怕一辈子都是“11月11日”光棍节又何妨。只是辛劳一辈子的双亲那眼神,他无法面对……
眼看着又要过年了,说实话,每年一到这时候永哲就头大,那一年他排了一天一夜的队,半夜都不敢离开火车站,到最后都没买到票。可是不回去这一年到头父母都看不到自己,母亲一打电话声音就哽咽。永哲想过把父母接过来住几天,但又否定了。假期行路难,父母年纪大了又没什么文化,路上万一有个子丑寅卯的可怎么好?再说看到儿子孑然一身的境况恐怕二老心里不是味道;还有假期里什么都涨价,那路费肯定也得大涨,这一来一回花的钱估计父母得牙疼好一阵子。
有时工作不顺心的时候,永哲想过“逃离”。有几句话怎么说来着:外地人在“北上广深”漂着,基本有四类人:好体力加好脑力,好体力加差脑力,坏体力加好脑力,坏体力加坏脑力。第一类可能混出个人样来,第二类是民工,第三、第四类基本可以考虑自行放弃。
可永哲又不甘心,他觉得他属于第一类。他就不信,从小学到大学一直拔尖儿的自己,混不出个人样儿来?再说“逃离”,逃到哪儿去?老家县城吗?你去县城里不算多的机关以及稍好的单位瞧瞧,里面混着的,哪个背后没有这样那样的“背景”。他这样一个抠土老汉的儿子也想去混?连窗户缝儿都没有!再说他学的专业,那里也没有用武之地啊。
现在虽然艰难点,但他对这座城市的用人制度还是满意的,他所在的这家外企,虽然免不了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倾轧,但总体还是较公平公正的。在这里,不会出现开着拖拉机撵兔子,有本事使不上这现象发生。只要你有真本事,抠土老汉的儿子也照样上!
他想起那首小诗来了。“如果你爱一个人,就送他到北上广,因为北上广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也送他到北上广,因为北上广是地狱。”天堂与地狱之间,隔着那道忘川河,永哲坚信,他在这座繁华都市的每一次努力和打拼,都是他用力从地狱向天堂的方向一寸寸泅渡。
但是,永哲想,忘川河水深且急,我会泅渡得很艰难,那样与妈妈相见的机会就更少了。妈妈快60岁了,这一生,还能与妈妈再见面多少次呢?
不能见面,就多听听妈妈的声音吧。永哲拿起手机,摁下那串熟悉的号码——妈妈,您身体好吗?妈您年纪大了,别不舍得买点好的吃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