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总能让人感动：那些震撼心灵的名人情事

第三章 巴金：守望心底那株玉兰

　　与你的偶然相遇，让我相信一见钟情。

　　于是，你的身影成了我今生的追寻，你的目光似是我前生的记忆。

　　却好似早已烙在我心底深处。

　　这一切，犹如昨日那般清晰。

　　今生，我愿随着你的身影，守望爱你的信念。

　　他，著作等身；他，爱织一生；他，斐然成就后，不尽的哀伤情泪。

　　“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着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

　　玉兰花，缤纷如风，在雨的琴弦上，弹奏出一首首相思曲。纯情的她，在迷蒙中浅浅一笑，便在他的心中绽开剪影清波。他们感情的专一，是钟爱一生的粲然，美丽的希冀，从心底生出花来。

　　一见倾心

　　巴金极具近步性的思想和带有煽动性的笔触，吸引了大批青年人，被他作品感染的读者，纷纷给他写信，一时间，巴金收到的信件如雪片般纷至沓来。

　　此时，在大上海。年仅32岁的巴金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两方面已声誉卓著，尤其是他的长篇小说《家》，深深唤醒了年轻一代对幸福爱情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他已成为拥有千千万万读者的“文坛巨子”。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忙于创办《文季月刊》，剩下的所有时间，都用来一心一意地回复读者寄来的信件。

　　1936年，对巴金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他发表和译著了许多撼动人心的作品。也正是在这一年，他遇到了萧珊。

　　萧珊是巴金忠实的读者，原名陈蕴珍，1917年生于浙江宁波，当时是上海爱国女中的学生，是一个勇敢而热情的姑娘。

　　萧珊同当时所有男生女生一样，喜欢读巴金的书，并从中受到鼓舞，巴金是她心目中同旧家庭、旧礼教斗争的英雄。1935年，萧珊给巴金写信，希望他能帮助自己解决一些思想上的问题。

　　在众多的读者来信中，巴金收到她的最多，她的笔迹娟秀，言词不多，落款总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给巴金留下了特别的印象，他们通信大半年之久，却从未见过面。

　　最后，还是萧珊在信中写到：“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希望李先生能答应我的请求……”巴金深感这是位开朗、细心的女孩。因为，信中不仅约了时间、地点，还夹着一张她的照片。显然，她是怕巴金认错人而闹出笑话。

　　巴金有些犹豫，但还是按时赴约了。

　　按信中的约定，巴金来到新亚饭店。他在楼上选了间靠近楼梯的包厢，要了杯茶慢慢品着。

　　不一会儿，一位梳着学生头、身着校服的女生出现了，还没等巴金回过神来，她就像熟人一样欢快地叫起来：“哎呀，李先生，您早来啦！”

　　巴金谦逊地一笑：“唉，你也早啊！”说着，请萧珊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萧珊望着巴金，欢快地笑道：“李先生，您比我想象的可年轻多了。”

　　不善言辞的巴金一下子少了许多拘束，开心地说道：“你比我想象的还像个娃娃呢。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了吗？”

　　萧珊笑着说：“我叫陈蕴珍，小名叫长春。我可不愿李先生也把我当小孩看哟！”

　　“萧珊”这个名字是1941年读西南联大时取的。当时她和两个要好的女友住在一起，她们都亲热的叫她“小三”，后来她发表作品时就以“萧珊”的谐音作笔名了。

　　看着萧珊稚气的样子，巴金觉得很有趣，便追问她：“哦，还有人和我看法相同？”

　　巴金这么一问，萧珊一股脑儿和盘托出这次找巴金的真正缘由。“我恨我爸爸，他老说我小，一直不允许我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其实，我在爱国女生中是有名的干将。我不但经常演进步话剧，如《雷雨》中的四凤，还因此结识了上海许多从事话剧运动的进步人士，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

　　巴金说：“我相信。你爸爸是干什么的？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萧珊叹了口气：“我爸爸是上海泰康食品厂的股东，在南市城隍庙开了一家咖啡馆。他总是处处限制我，虽然妈妈有知识，懂文学艺术，倾向‘五四’新潮，弟弟也与我志同道合，但还是抗不过爸爸。李先生，我真想离开这个古板的家庭，去闯荡江湖。”

　　巴金一听，忙说：“千万不要这样，我前段时间还写信劝过一个17岁的女孩子不要逃离家庭。像你这样的少年还是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很难远走高飞的。现在社会纷繁复杂，决不可冲动行事。你现在应该多读书，多思考，再行动啊。”

　　巴金语重心长的话语，打消了萧珊离家的念头。一位大作家和一位中学女生的心渐渐拉近了距离。

　　这么近距离的面对面交谈是和谐、愉悦和理智的，不曾间断的笑声更让彼此一见如故。

　　巴金平时不善言辞，在比他小13岁的萧珊面前，突然变得言辞流利，还不乏幽默，在巴金的鼓励下，萧珊得到了启迪，思想也变得明朗了。

　　天涯爱旅

　　“新亚”见面之后，萧珊常给巴金去信，她坦率、热情地在信中说：“我永远忘不了从你那里得来的勇气。”巴金每次复信都称萧珊为小友。萧珊常到出版社找巴金，以求思想上得到更大的启蒙。

　　萧珊来到文化生活出版社，除了帮巴金收拾房间，还把自己在学校中、社会上碰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绘声绘色地讲给巴金听。她一来，巴金的屋子就多了几分热闹的气息。

　　大部分时间，萧珊都托着腮静静地听，头微微俯下来轻轻摇摆，有时抬起头不经意地看巴金一眼。

　　碰到学校里有活动，萧珊这个积极分子，便和爱国女中学生会主席陶肃琼一起邀请巴金和靳以去作专题报告、演讲。巴金欣然前往，还拉上李健吾同去帮忙。

　　活动完了，他们便一起去公园玩。萧珊很少穿旗袍，而是穿着她喜欢的工装裤，趴在草地上，支起胳膊，额前垂下几缕整齐的刘海，头发上还扎着一只蝴蝶结，一脸孩子气。另一边是穿着西服远远躺着的巴金，用礼貌遮住脸，有点儿害羞。

　　“一个人性格最完全最坦白的表现，应该是他的恋爱生活。”

　　有一天，萧珊来了，她默默地坐在椅子上，不说一句话，两眼茫然地望着前方。

　　“你怎么了？”巴金关心地问。

　　“爸爸想让我回家定亲，和一个家境很富裕的人，可我……”

　　巴金先是一愣，但马上又平静地说：“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首先是要好好学习。”

　　“但是现在……”萧珊欲言又止。

　　“你自己考虑决定吧。”巴金定定地望着萧珊。

　　听完这话，萧珊委屈地哭了。

　　巴金有他自己的想法，萧珊毕竟还小，她应该把学业放在首位，等长大了，方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他说完这话，看见萧珊难过的样子，心里也有点隐隐地痛。

　　他们的感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加深，后来，巴金在通信中，在对萧珊的称谓上已经直呼其名了。萧珊对巴金的关心也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读者。

　　爱意萌生，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了共同为爱漂泊的旅程。

　　到了1936年底，巴金的朋友马宗融要到桂林去半年，家里无人照料，巴金被请到襄阳路敦和里帮助照看居所，于是萧珊常常去看巴金，并开始关心巴金的起居生活。

　　萧珊的来访和关心，使从成都出走十几年很少与女性接触的巴金，感觉到了生活丰富多彩、充满诗情画意的另一面。

　　当时的巴金，要赶写文章，要看资料，要给许许多多的读者复信，还要看校样，读稿、改稿，他太忙了。

　　1937年初夏，苏州青阳港碧草青青，微波荡漾。巴金邀请了萧珊和几个朋友一起在湖中泛舟。

　　萧珊不会划船，但对挥浆击水的游戏却兴致勃勃，巴金也是刚学会划船，当萧珊看见朋友的船快靠近时便大叫起来：“快，快，别让他们赶上来。”朋友故意逗她，更有力地往前赶来，巴金也受到感染，拼命往前划，累得满头大汗。

　　这样一来，萧珊倒不好意思了，她掏出手绢，为巴金擦去额头上的汗：“李先生，太累了，划慢点，别跟他们比了。”巴金一阵心颤，感动得无言以对。

　　在巴金看来，萧珊主动热情，是她纯洁心灵的流露。

　　而萧珊对巴金的爱，是为他作品中真诚、激情和高尚的人格力量所感动而产生的。

　　巴金到广州后，萧珊去广州看望他。两人同住出版社里，各有各的房间。他们一道上街，一起吃饭，巴金工作时，萧珊料理杂事，互相尊重，十分和谐，像朋友一样生活在一起。不久，巴金应邀去武汉，萧珊随同前往。

　　1938年10月18日，日军进攻广州，巴金带着萧珊和文化出版社广州分社的同行，一起急忙包木船去桂林。十多个小时后，广州陷入日寇手中。去桂林途中，换船等船，躲警报，历经9天。后来，巴金根据这段颠簸流离的生活，写了《从广州出来》等一系列文章。这些通迅记录了他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一点修饰。

　　1938年7月萧珊高中毕业了。抗日烽火爆发后，许多爱国青年学生都投入到战地医院工作，萧珊也参加了。她常把战地医院的见闻和感受告诉巴金，巴金则鼓励她写文章。萧珊写的第一篇作品《在复兴医院》，发表在茅盾主编的《烽火》上。巴金表扬她文笔美，萧珊受到鼓励，又写了许多篇，《宇宙风》等报刊都先后刊登了她的作品。

　　萧珊的行动，鼓舞了巴金，他以萧珊的爱国热情为素材，创作了宣传抗战的小说。

　　从此，两人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

　　1939年初，他们经金华、温州回到上海。这年暑假，年轻的萧珊决定到昆明上大学。到那里得到沈从文的关照，顺利地考进了中山大学外语系，后来转学到西南联大，改读历史。

　　萧珊赴昆明读书时，正逢上海的战事吃紧，巴金留居于此，在颠沛流离中，巴金完成了“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并继续长篇小说《火》的创作。

　　爱的箴言

　　幸好有萧珊的信，不断关怀着他，这些信写得优美动人，常常让巴金的心一阵战栗，使巴金感到了爱的温暖。

　　从通信到相识、相恋，他们的心越来越近。而今，两人分别整整一年了，巴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萧珊。他担心法国战败以后滇越铁路会被切断，便搁下手头的工作，专程去看望久别的萧珊。

　　一路上，他的心被萧珊的影子占据着。

　　萧珊早早在月台上等候，火车一到站，萧珊就情不自禁地跳起来。

　　她把巴金手中的行李接过来，带他到旅馆休息。

　　这时学校正放暑假，萧珊完成学业之余，每天都来看巴金，他们一起游山玩水，足迹踏遍了西门龙山等地。

　　巴金在昆明停留了三个月，每天埋头写作，昆明的见闻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先后写下了《先死者》、《轰炸中》、《大荒沟》、《十月十七日》等散文。

　　10月末，巴金从昆明飞到重庆。

　　萧珊的妈妈不止一次听女儿说起巴金，很想见见这个未来的女婿。萧珊到西南联大读书时，巴金打算跟她一道离开上海，萧珊的妈妈请巴金在外面的餐馆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她细细打量着面前的巴金：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对女儿呵护备至，她心里暗暗赞赏女儿的眼光。

　　“我把女儿交给你了。”萧珊妈妈说，这实际上是同意巴金和萧珊结婚了。

　　“既然结婚，就要给自己的妻子一个安定、宽松的生活环境……可这些自己暂时都不具备。”

　　巴金想着，忽然觉得肩头的担子重了起来。

　　次年7月，巴金从重庆再次来到昆明看望萧珊，这时她已经搬出西南联大学生宿舍，和几个同学在外面租房住，这是楼上并排的三间屋子，窗外还有平台，中间是客厅，两边是住房。萧珊和3个女同学住在里面一间，3个男同学住外面一间。巴金来了，住在男生的屋里，他们用旧木箱为他搭了一个床铺。这群大学生有一个绕滇池徒步旅行的计划，萧珊留下来等巴金，希望他能同去。

　　可一到昆明，巴金就发烧了，头昏、四肢无力，“要不先养病，等病好了再说吧！”萧珊温柔地说。

　　巴金因为病重不得不躺着，一连睡了好几天，萧珊一直陪伴在他身边，而巴金也很为萧珊担心，紧急空袭报警时时呼啸而来。“你别管我，还是和别人先去防空洞躲避一下吧！”

　　“我不走，我要一直陪着你。”萧珊坚持说。

　　巴金抬眼看着穿矮领子花布旗袍、梳着两条短辫的萧珊在床边忙来忙去，心里有一种幸福甜美的感动。

　　两个月里，昆明阴雨绵绵，淅淅沥沥的雨为他们的相聚平添了几分浪漫。他们每天踏着泥水到附近的小铺吃“过桥米线”，在雨中相依相偎。偶尔他们也到繁华的金碧路一带看电影。这是他们难得享有的一段安适的日子。

　　清晨的空气格外新鲜，沐浴在爱河里的巴金，思绪格外活跃。这次在昆明他写了《风》、《云》、《雷》、《雨》等19篇散文，加上以前写得几篇，编著成了一组散文集。

　　巴金和萧珊订婚后，爱情又得到了新的升华。

　　1942年9月，巴金和萧珊由昆明经贵阳到桂林，筹建文化生活出版社分社，一路上他们躲避飞机的轰炸，一起挤在十几个人的大房间里住宿，有时还要到处找吃的充饥。

　　虽然条件艰苦，但两个人互相体贴，互相支持，精神上一直非常愉快。萧珊留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帮忙并自学英语，后来就没有再回昆明。

　　体贴入微的萧珊深深惦念着巴金，不等大学毕业，就来到巴金身边，并意味深长地说：“你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永远在你身边。”

　　不需要再多的言语，千金万两也抵不上一位纯真姑娘矢志不渝的爱，巴金的眼睛湿润了，他颤抖地说：“萧珊，我不知怎么感激你，再等我一年，好吗？”

　　萧珊没有提出过任何异议，因为她清楚地知道，巴金的大哥自杀后，留下一大家子人，由于战火阻隔，原由三哥承担的生活费用，就只能靠巴金一人了。一年多时间里，巴金拼命写书、译书、编书，他不能被经济问题困扰，更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心境与创作质量。他写出了《火》第三卷，翻译完了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侄儿、侄女的学费有了，结婚成家的费用也没问题了。

　　萧珊认为，只要两人好，年龄、家庭是无所谓的。两人相爱，心的联结才是最重要的。这时巴金的思想观念已发生了变化，爱情不再如他过去所想的，只是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点缀，萧珊也不再只是他的一个朋友了。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萧珊已成为他心目中挥之不去的风景。

　　1944年5月1日，巴金在桂林漓江东岸借了朋友一间房子做新房。没有添置一桌一凳，一丝一棉，只有巴金4岁时与母亲的合影作为“珍贵家产”，也没有什么可安排的，只委托弟弟李济生以双方家长名义，向亲友印发了一张旅行结婚的“通知”。

　　相恋8年，相知已深的一对情侣，终于正式结合在一起了。

　　一个星期后，他们旅行抵达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当天晚上，他俩在镇上小饭馆里买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要了一瓶葡萄酒。小天地虽然俭朴幽寂，但有温馨的晚风和清新的红花绿草，更有悦耳的溪水声做伴，他俩沉浸在微弱的灯光下。各自望着对方的眼睛，仿佛深情地诉说：我们多么需要爱得天长地久啊！

　　第二年，他们生下了女儿李小林。5年后，又添了儿子李小棠。

　　永生难忘

　　不久，8年抗战结束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巴金兴奋地拉着萧珊走在重庆的大街上，一同感受胜利的喜悦。

　　婚后生活非常安详，愉快。巴金将精力投入到新的创作中，萧珊任劳任怨，操持家务，抚育儿女，间或写些译著。慢慢地，孩子从襁褓中的婴儿长成聪明伶俐的小女孩了，萧珊也已经从青年学生型的女孩子，锻炼成能烧菜做饭的主妇了。

　　巴金平时工作繁忙，除了创作，还经常参加会议、活动，每次出去，他们都不忘书信联络，为彼此送去一份关切和浪漫。

　　建国以后，巴金两次赴朝，先后给萧珊写了60多封信，在信中巴金称萧珊为“珍”、“蕴珍”、或“亲爱的”。家里的一切，事无巨细，都由夫人萧珊操持，成了家里真正的“顶梁柱”。

　　相亲相爱那么多年，他们从未吵过一次架，红过一次脸。始终相濡以沫。

　　10年“文革”中，巴金不知向萧珊隐瞒了多少次自己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萧珊也替巴金承受了很多次铜头皮带的毒打，还被罚扫大街。被贴大字报称为是“巴金的臭婆娘”，走在大街上，被小学生指着鼻子骂。

　　每次巴金被批斗回来，萧珊都坐好一桌饭菜等着他，面露笑容给他安慰。而晚饭后，巴金不经意间走进卧室，却发现萧珊躺在床上，小声哭泣，泪流满面。

　　巴金默默无语，面对这样的年代，面对这样的打击，他既不能维护自己的尊严，也无法安慰妻子，痛苦和歉疚像一锅煮沸的水，在巴金心中翻腾。

　　疲惫的萧珊很珍惜这苦难中短暂的相聚，她做了巴金最喜欢吃的菜，耐心听着巴金诉说他的委屈、牢骚，温柔的笑容一如从前。

　　巴金诉苦般地说：“日记难过啊！”

　　萧珊用同样的声音说：“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又加了一句：“要坚持下去。”

　　虽然萧珊几次被揪到机关，受批斗，做苦力，但她仍用温柔而充满力量的声音和巴金说：“坚持就是胜利。”

　　一切仿佛已是意料之中，一切仿佛皆在意料之外，那一天的到来，让巴金猝不及防、痛不欲生。

　　1972年7月底，备受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必须开刀。费尽千辛，好不容易萧珊住进了医院。

　　此时，所有担心、不安、痛苦、悲伤都集中在巴金一个人身上。

　　他深夜回到家中，环顾四壁，空落落的感觉袭击过来。他真想抱头痛哭，多么寂寞的世界！多么深不可测的社会！

　　手术前，萧珊对巴金说：“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巴金用手轻轻地盖住了萧珊的嘴巴，低下了头，两人泪水交融，肝胆欲碎……

　　手术后，巴金默默的守在萧珊的病榻前，悲愤之极几乎想高声大喊：“一切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萧珊努力克制住自己的疼痛，不叫不喊，除了迷糊中几次要求拿开床边的氧气筒担心输血太多付不起医药费外，从不抱怨。

　　1972年8月13日中午，就在巴金回家吃饭的时候，萧珊离开了她一生挚爱的“李先生”。当时，只有萧珊的表妹一人守护在旁。萧珊临终前一直念叨着“叫医生来！”，又像是说：“叫李先生来！”当时医生过来，以为她是睡着了，直到护士来打针，才发现她已悄悄地与世决别。

　　萧珊的骨灰一直安放在巴金的卧室里，萧珊的译作放在巴金的床头。巴金时常对着这些物件出神，犹如置身于往昔的美好岁月。巴金对萧珊一往情深，“每日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小声哭泣……她没有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后来，巴金写下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著作。

　　巴金晚年思念最多的是萧珊，他与萧珊一次次在梦中相见，醒来是漫漫长夜。思念之苦使他恨不得立即到另一个世界和萧珊见面。巴金在《病中集》中记：“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要是真有一个鬼的世界多好，我在那里可以和我的爱人相会。”巴金还曾说过这样的话：“在我丧失工作能力时，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掺和在一起。”

　　巴金与萧珊的一生，让我们相信爱情的存在和美好，光润如玉，闪烁动人，这至真至纯的爱，将永远定格在飘逝的动荡年代，定格在世代人敬仰的心目中。

　　[人物存档]

　　巴金，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现当代文坛巨匠。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1927年赴法国留学。

　　主要作品有《灭亡》、《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憩园》等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曾当选文联常委，先后担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他的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