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总能让人感动：那些震撼心灵的名人情事

第十章 钱钟书：永不凋零的常春藤

　　在千万人之中，在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他遇见了她，相视一笑，莫逆于心，成了一世知己。

　　“城里面的想出去，城外面的想进来。”在他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却从不曾想出去过。

　　他们一起幸福地慢慢变老，借用夏衍的话：“这是一对特殊的人物。”

　　他们出身于无锡的两个“江南才子”世家，他们在清华校园邂逅相识、一见钟情。他们的自由恋爱格外引人注目。婚后不久，他们双双去往牛津、巴黎读书，抗战时双双回国。从此开始了和中国所有知识分子一样的大起大落的命运。

　　他们的完美婚姻是中国知识分子理想爱情的现实模本。

　　相遇清华

　　1932年春，杨绛从苏州东吴大学毕业，未来有两条路摆在她的面前：杨绛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时，她的母校振华女中校长为她争取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打算送她到美深造。还有就是参加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入学考试读外国文学专业。杨绛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清华是她向往以久的学校，早在高中毕业时就由于清华不在江苏省招文科生而改报东吴大学。现在大学毕业了，她立志一定要考到清华研究院来，对未来，她满怀信心和憧憬。

　　其实在那个时代，很少人有机会和资格出国留学，这成为了一件非常风光的事，对于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杨绛却毅然放弃了。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先生，早年就读北洋大学堂和南洋公学。1899年由南洋公学保送日本，于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后鼓吹革命，遭清廷通缉。于是，筹借了一笔款子，他再度出国赴美留学，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当律师，也在申报馆当主笔。杨绛以前常听父亲说起留学的事，说穷人家的孩子留学等于送出去做“人质”，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给外国的强盗捉了去。杨绛告诉父亲她自己不想到美国留学，想报考清华研究院读文学。

　　此时的她，就如同一只翘首以盼的候鸟，即将振翅翱翔了。

　　后来通过一年的努力，她果然考上了清华，还因此认识了与她相伴一生的大名鼎鼎的才子钱钟书。她的父母便开玩笑说：“阿季（杨绛）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

　　那时，清华大学女生很少，研究院里的女高材生更是寥寥无几。女生要在大学里找个男朋友，是非常容易的，可谓众星捧月一般。

　　在同学们眼里，杨绛非常独特，她不像一般女大学生那样爱打扮，她衣着朴素，甚至显得有些土气。可她毕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名门闺秀，又是美国教会大学毕业，比起国内一般私立大学来，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气质上更突出，很神气。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了解当时清华的人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可她仍芳心未许，或许是天意，她在等待着一个人，等待着她心目中永恒的那棵树，他便是钱钟书。

　　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知道已是三年级本科生的钱钟书的赫赫大名了。钱钟书名气真大，新生一入校便都会知道他。但他的架子很大，一般低年级的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访他，所以许多新生都觉得他神秘莫测，进而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1932年春天，清华园丁香绽放，紫藤盛开，幽香袭人。和杨绛同来清华借读的一位同学是钱钟书的亲戚，带钱钟书来到古月堂门外。清华校规规定，男生不许进女生宿舍。杨绛刚从古月堂钻出来，便见到了钱钟书。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钱钟书的个头不高，面容清癯，虽然不算风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在目光中闪烁着机智和自负的神气。而站在钱钟书面前的杨绛虽然已是研究生，却显得娇小玲珑，温婉聪慧而又活泼可爱。钱钟书回忆初见杨绛时，他对杨绛的印象颇好：

　　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钱钟书侃侃而谈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谐幽默的谈吐，也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个人的身影都在彼此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两人谈起家乡，谈起文学，兴致大增，真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到过钱钟书家，虽然没有见到钱钟书，但现在却又这么巧合地续上“前缘”，这不能不令人相信缘份！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又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都被前辈大教育家张謇誉为“江南才子”，都是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真所谓“门当户对，珠连璧合”。当然最大的缘份还在于他们两人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

　　正是“当时年少青衫薄”的时候，这位清华才子与这位“清水芙蓉”的南国佳人相爱了。他们没有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心灵上沟通理解，文学成了他们爱的桥梁。钱钟书的名士风度，才子气质，使他们的恋爱独具风采。他隔三差五便约杨绛写诗，有一首竟融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入诗，他自己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二人。”其中一联：“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他把自己的刻骨相思之情比作蛇入深草，蜿蜓动荡却捉摸不着；心底的城堡被爱的神箭攻破，无法把守。宋明理学家最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钱钟书却化腐朽为神奇，把这些理学家道貌岸然的语录“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变成了自己的爱情宣言，这种特殊的恋爱方式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他们都陶醉在互相的欣赏中。

　　南国佳人很快就被钱钟书这支独一无二的爱情神箭给“俘虏”了。

　　1933年夏，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清华校方早有意让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约在三四年级时，罗家伦校长特地将他叫去，把破格录取他的经过告诉他，言下之意希望他留下来，但他却一概谢绝了。

　　清华大学留不住钱钟书，伦敦大学再次请他去英国，他没有应允。钱钟书另有选择。他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便召他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这大概是钱钟书南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钱钟书已有足够的治学能力，他的知识大都缘于自学，他不愿再听课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华北也岌岌可危。到了1933年，学生屡屡请愿、游行，清华大学的秩序几乎不能正常维持。此时的大学生忧心国事，已无心安坐于教室。东北局势不安定，这是钱钟书南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这样，钱钟书暂别仍在清华读书的心上人杨绛，来到了光华大学。可他们的书信不断，钱钟书的情书仍一封接着一封，纷至沓来。

　　缔结良缘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毕业后在家度假，这时，他还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亲，只是与杨绛书信往来，谈情说爱。

　　不料有一天杨绛的信恰巧被钱基博看到了，只见上面几行娟秀的字迹：“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钱基博看过信后，露出了会心的笑容，大加赞赏：“此真聪明人语！”认为杨绛既懂事又大方，能体贴父母，顾及家庭，乃如意媳妇也。

　　钱基博高兴之余，也不征求儿子钱钟书的意见了，直接给杨绛写了一封信，郑重其事地将儿子“托付”给了杨绛。对此，杨绛以为，钱基博的做法，颇似《围城》中方鸿渐父亲的作风。杨绛也把已与钱钟书恋爱的事，告诉了自己的父母。杨荫杭对钱钟书的印象极佳，非常赏识他的才华，视如“乘龙快婿”。钱、杨两人的结合，在杨荫杭看来，门当户对，天作之合。于是，双方父母，喜形于色，一拍即合。

　　但结婚前“订婚”礼不可少。本来，两人完全是自由恋爱的，但还得颠颠倒倒地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钱钟书由父亲领着，羞羞答答地来到杨家，见杨绛的父母亲，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然后是订婚。当时杨绛的父亲正值生病，诸事从简，但还是在苏州一家饭馆举办宴席，请了双方的族人至亲好友，订婚礼仪相当隆重，宾朋满座，觥筹交错，热闹了整整一天。

　　订过婚后，杨绛正式成为钱钟书的“未婚妻”，不过她还在大学，仍要回清华读书，钱基博介绍钱钟书的兄弟钱穆与她同行，一路照顾她。钱钟书仍在光华大学教书，孜孜不倦。不觉秋天的脚步走进了。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钱钟书第一次感受到离别的滋味，与恋人天各一方的滋味，他想起了远在北京的杨绛，他知道杨绛想家想得很厉害，要是自己在清华，在杨绛的身边，她或许能减少些思乡之情。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1934年初春，钱钟书急不可待地来到北京，见到了心上人。空间的距离拉近了两人心灵的距离，半年多别离，该有多少知心话要向心上人倾吐！两人紧紧地拥着对方，今夜良辰美景，淡黄色的月亮挂在枝头暧昧地笑。一向口若悬河的钱钟书竟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行热泪从两人的脸上悄悄滑落。

　　钱钟书在光华大学教书一年有余，到了1935年春，他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的英国文学只有一个名额。他报了名，他自信以他的英文水平不需要什么功夫。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也去参加考试，都吓得不敢去报考了。成绩下来，他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没有人不为之叹服，钱钟书果然名不虚传，得到录取通知书的当天，钱钟书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杨绛，希望她能与自己一道赴英留学。杨绛心里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正好那时杨绛即将研究生毕业，清华大学每年都准许送学生出国留学，唯独外国文学专业不能出国。杨绛最后做出决定，与钱钟书结婚，打算不等毕业就随钱钟书一同出国。此时杨绛还有一门课大考，于是她同任课教师商量，采用论文形式代替，终于提前一个月毕业。

　　时间仓促，杨绛来不及写信通知家里，打点行李，乘火车回到苏州。想家的心情异常迫切。下午一到家，一把将行李仍在家门口，便飞快地跑进父亲屋里。

　　杨绛把自己提前毕业以及和钱钟书一同出国的打算告诉了父母，她的父母很赞成女儿的决定，立即为她置办嫁妆，准备与钱钟书完婚。

　　1935年夏天，艳阳高照，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像过大年一样，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两家按照旧时结婚的规定为他们选定了“黄道吉日”。不巧这一天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两家都是江南声望显著的名门之家，钱钟书又是长房长孙，因此，婚礼披红挂绿，人群熙攘，办得极为隆重。

　　这一天，两家的亲朋好友来了许多人，连无锡国专的校长唐文治、陈衍老先生都来祝贺，还有钱钟书和杨绛的同学陈梦家、赵罗蕤等，众宾客济济一堂，喜气盈门。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从苏州赶来吃喜洒，这位从来不会打扮的姑母，自己特地精心打扮一番，穿一身簇新的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非常神气地进来，让宾客大吃一惊，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闹了不少笑话。结婚仪式上，钱钟书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衣，脚蹬皮鞋；杨绛身着拖长裙婚纱，一对新人郎才女貌打扮得分外漂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可惜天气太热，新郎白衬衣的硬领给汗水浸得又软又黄，新郎新娘全都汗流满面，正如后来杨绛“淘气”的说法：“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婚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抓的扒手。”钱基博老先生对这门亲事大为满意，因为杨绛猪年出生，老先生特地把自己珍藏的汉代古董铜猪符送给儿媳，作为祥物，祝他们两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吉祥如意。

　　专情一生

　　婚后不久，钱钟书与杨绛便于父母朋友挥手告别，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取得学位后双双入法国巴黎大学进修。

　　在异国他乡，两人相依相伴，潜心学问，杨绛常常自己做些中国饭菜，钱钟书常常带她去牛津图书馆，去小河边散步。两人的小日子过得非常甜蜜。

　　后来杨绛怀孕了。钱钟书谆谆嘱咐杨绛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而且只要一个像你的。”而杨绛心里对于“像我”并不满意，她想要一个像钱钟书一样的女儿。岁月得出答案，他们的女儿确实很像钱钟书。

　　起初，杨绛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那年末，钱钟书在日记上形容夫人：“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并笑说她：“以才援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玩笑归玩笑，钱钟书还是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杨绛到产院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钱钟书回答说：“要最好的。”

　　杨绛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孩子出世。大夫为她用了药，让她安然睡去，等她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痛，动都不能动。

　　钱钟书当天来看了夫人4次。她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钱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夫人见面。第二次来，知道夫人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他的夫人，这时杨绛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她已清醒。护士特地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钱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女儿长大后，母亲把爸爸的“欢迎词”告诉她，她很感激。他们的女儿钱瑗，初名健汝，小名阿圆。

　　杨绛夫妇对女儿十分疼爱，据说在钱瑗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家人收到这个出生不久的婴儿的照片，发现她睡的“摇篮”竟是一个书桌的抽屉，可见当时他们生活的忙碌程度。杨绛夫妇一生只生育了一个女儿，当时并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据说事出有因。杨绛告诉我们：“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那么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听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的。”

　　两人的生活尽管很忙，然而钱钟书的“痴气”时而“发作”，为生活平添了几分欢乐。据杨绛回忆：“钱钟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不久，钱钟书顺利地通过了论文口试，获得了文学学士文凭。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不幸得消息传来，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对孝顺的杨绛来说，不啻于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这以后，钱钟书与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

　　1944到1946年间，钱钟书创作出经典名著《围城》。

　　直到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园。

　　晚年春色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承担了起来，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此时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每天陪她的是那只可爱的小郎猫“花花儿”。杨绛课务并不繁重，业余时间她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文革”席卷全国。钱钟书夫妇俩也在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学部的人在背后说：“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临走那天，杨绛和女儿、女婿王得一拿着大包小包哭着为他送行。钱钟书不等车开就催他们回去，免得看见他们难过的样子。车子开走了，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下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默默地送行，女婿王得一在文革中含冤自杀，车子启动了，母女二人欲哭无泪地挥手作别。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

　　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文革”结束后，钱钟书、杨绛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

　　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浸在自己的学问事业上，在学术界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97年，钱钟书和杨绛的爱女阿瑗去世。1998年岁未，钱钟书先生也永远地离开了热爱他的人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如今，杨绛已走过了人生九十个年头。杨绛将钱钟书和她积累的72万元稿酬及今后接受他们作品稿酬的权利赠予了母校清华大学，用以设立“清华大学好读书奖”。老人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活着，总要活得有点意思，对国家对社会有所补益，给后人给世界留下一点东西。她希望正在求学的青年首先要好好读书，多读书，读好书，求得扎实知识，学有专长，报效祖国。”

　　家里书房最明显的位置，一直摆放着钱钟书的照片和他们翻译出版的书籍。回首往事，岁月峥嵘。

　　“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杨绛常常深切地说。

　　每听到这里，相信没有人会不为之动容。因为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撼动人心的力量：真爱是不老松，真爱是常春藤，真爱可以永恒……

　　[人物存档]

　　钱钟书，1910年生于江苏无锡，字默存，号槐聚。1933年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1935年赴牛津大学攻读，获B。Litt。（Oxon）学位。后又至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归国后，曾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国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上海暨南大学外语系教授，中央图书馆外文部总编纂等。

　　解放后，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53年转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新时期又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还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钱钟书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方面均做出卓越成绩。解放前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用英文撰写的《十六、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文论及诗文评论《谈艺录》。其中《围城》成就独特，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谈艺录》融中西学于一体，见解精辟独到。解放后，出版有《宋诗选》、《管锥篇》五卷、《七缀集》、《槐聚诗存》等。参与《毛泽东选集》的外文翻译工作等。

　　1998年于北京病逝，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