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总能让人感动：那些震撼心灵的名人情事

第十七章 徐悲鸿：相遇在姜花凉艳时

　　他在等待，等待秋天的到来，等待一场生命际遇的轮回。

　　姜花一般的爱情，要遇上专注的季节，才会放香。淡淡的终将是无味的过往，仿佛述说着时序的流转，再多的水也留不住，留不住它们匆匆的脚步。

　　一朵朵记号，一声声讯息，待到清秋时节，凉艳惊人。

　　廖静文曾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悲鸿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他爱国家爱人民，爱艺术如生命，爱朋友爱自己的学生，爱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历史告诉我们，徐悲鸿在教育事业上，艺术创作上，交友为人上都是卓有成就的。惟独情路坎坷，徐悲鸿不同于郭沫若，不同于徐志摩、郁达夫的情感纠葛，他的情感充满了真爱和现实交织的悲喜。

　　初爱无香

　　1916年徐悲鸿考入震旦大学攻读法文，课余时间勤奋作画，得到康有为赏识，广闻博见，画艺精进。康有为曾赠徐悲鸿一横幅，言：“写生入神，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

　　同年在上海经同乡朱子洲介绍，徐悲鸿认识了一位年长的宜兴同乡蒋梅笙。蒋家在当地是个颇有声望的大户人家，蒋梅笙当时在上海大同学院教国文，蒋家次女蒋碧微十三岁，便许配给苏州查家，尚未过门。蒋碧微身材修长、皮肤白皙、眉目清秀、性情开朗、举止大方，处处流露出身在书香门第之家的教养，她懂诗词通音乐，是典型的大家闺秀。

　　十九岁的蒋碧微自从认识徐悲鸿以后，常常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将未婚夫，一个家境衰微了的宦家子弟，与徐悲鸿比较，觉得有天壤之别。她渐渐被徐悲鸿吸引，偷偷地爱上了他，对他念念不忘。开始，徐悲鸿并末察觉。直到有一天，蒋碧微听到母亲说，查家明年就要来迎娶了，她便失声痛哭起来，徐悲鸿才好像了解她的心情似地拍拍她的肩膀说：“不要难过。”说完，便匆匆走了。

　　当时徐悲鸿正处在丧父的悲痛中，他专致于绘画，无暇顾及其他。以至到徐悲鸿准备东渡日本时，还未曾与蒋碧微有过单独的接触。但蒋碧微那多情的顾盼，有时也牵引着他的心。

　　蒋碧微听到徐悲鸿即将东渡日本，她是多么想跟他同去，但是，出于少女的羞涩和已经订婚的顾虑，她只能将这个愿望痛苦地埋在心里。但是，谙于人情世故的朱子洲早已洞察一切，自告奋勇地做了穿针引线的工作。

　　蒋碧微私奔前，留下“遗书”一封，其父已知内情，特意买了一口棺材，内装石头，并在《申报》上登了爱女病逝“讣告”，借以掩人耳目。

　　蒋碧薇为了追求爱情，抛弃富家小姐的生活，跟着一个穷书生离家私奔，这在60多年前封建思想弥漫的旧社会，也算是一桩“大事件”了。

　　在日本徐悲鸿流连于书店、画店，对艺术的追求如醉如痴，蒋碧微觉得徐悲鸿只爱艺术，并不爱她。一对情侣刚刚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就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1919年，徐悲鸿回国投身“五四”前夕的新文化运动。后赴法国公费留学8年，徐悲鸿决定带蒋碧微一同去巴黎，他希望蒋碧微到世界艺术中心巴黎后，能爱上艺术，和自己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徐悲鸿攻美术，蒋碧微学音乐。二人彼此尊敬，互相鼓励，当时在留法同学中不知引得多少人羡慕。二人也展开了一段甜蜜的生活。

　　徐悲鸿潜心学习西方艺术技能，遇上经济来源的短缺，所有这些现实困难，都不是只靠爱情所能补偿的。蒋碧微是要找一个使她美满如意，才财两全的得意郎君，日夜陪着她，陪着她购物，陪着她玩。她在巴黎学会了排场，学会了跳舞，学会了晚会应酬，更懂得了身处摩登世界所需要的一切。

　　可蒋碧微却没有学好法语，也没有学好音乐和小提琴。她需要玩乐，需要身心的强烈爱欲。她开始感到不满足，感到空虚，她开始埋怨，埋怨日子无钱艰苦，埋怨徐悲鸿不善于交际，不会跳舞打牌，不会温情脉脉，只会画画，她从心中向徐悲鸿喊出了：“你不是与我蒋碧微结婚，你是与艺术结婚！”巴黎对徐悲鸿是艺术的吸引，是能为中华民族美术引入新生的西方写实主义造型和色彩规律。而巴黎对蒋碧微的吸引，则是另外一面：香水、服饰、表演，酒吧、咖啡馆，还有社交等等。两人的人生观念开始背道而驰。

　　在巴黎求学期间，徐悲鸿好不容易积蓄了一笔钱，两人商量好，要为蒋碧微买一把好一些的小提琴。他俩来到一家专卖店，徐悲鸿盯着那把可慕已久的小提琴，而蒋碧微眼睛一转，却落在了旁边一件皮大衣上，她指着皮大衣辩白说：“我作为一个中国妇女在国外不能太寒酸，否则有失国格，也对你徐悲鸿这位做丈夫的失体面呀！……”徐悲鸿只有无奈。

　　在柏林，张道藩特地拜访了徐悲鸿，对徐悲鸿表示钦慕不已。不久，他也去巴黎学画。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这位来自贵州的贫家子弟能留洋求学是很不简单的。张道藩举止阔绰，无心学习，他仰慕的只是欧洲的物质文明，留学不过是为了镀金。因此，他在绘画上一无所成。回国后，却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最后做到“立法院院长”。张道藩第一次见到蒋碧微，就对她很有好感。后来，徐悲鸿先行回到中国后，蒋碧微还留在巴黎，和张道藩等人经常在一起聊天、看电影、跳舞，张道藩对她殷勤、细致，使她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是多么契合，他们亲密的关系已成为巴黎一些朋友们暗中议论的话题。

　　风言风语很快传到了徐悲鸿这里，徐悲鸿留法同学邵洵美就曾说过，在留法同学中谁不知道张道藩与蒋碧微的感情，只有徐悲鸿天天跑去画画不知道。其实徐悲鸿最清楚，他的心被伤透了，只是他没必要也没精力说罢了。

　　徐悲鸿买金石文物，第二天蒋碧微就以同等价钱买衣料化妆品予以报复。

　　徐悲鸿给孩子买了三等火车票，蒋碧微也要吵徐悲鸿做事小气。

　　徐悲鸿和蒋碧微当初的恋爱，本是一见钟情。在法国相处一段时间后，彼此性格间的差距日渐突出。加上张道藩从中作梗，以及后来徐悲鸿与学生孙多慈之间发生所谓热恋，他们夫妻感情渐渐恶化了。

　　刹那美景

　　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在一次暑期入学考试中，他发现了孙多慈不凡的才华，孙多慈先到艺术系做旁听生，得到徐悲鸿的特别指导。孙多慈19岁那年，徐悲鸿给她的绘画作业打了100分而被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录取。

　　孙多慈的文坛好友，著名女作家苏雪林，对她贴切地形容过：“温厚和婉。事亲孝、待友诚。与之相对，如沐春风，如饮醇醪，无人不觉其可爱。”

　　上天造就了这样一个秀外慧中的才女，被徐悲鸿发现，好像是一种幸运。她被徐悲鸿邀请到画室参观，必然抓住一切机会为她画像。这是职业习惯，也是一个画家的本能。

　　此时的蒋碧薇醉心于应酬享受，徐悲鸿则潜心于授课与绘画艺术。由于事业上没有共同语言，生活上得不到爱抚，徐悲鸿常处于一种郁郁苦闷之中。在他精心任教时，对女弟子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常常课外点拨，十分爱惜人才的徐悲鸿有时按捺不住心中的满意，说几句称赞和鼓励的话，谁知道，这些话马上就传到蒋碧微那里。

　　在新居落成时，孙多慈特地购得枫树苗百株作为点缀庭院之用，也为祝贺老师新画室的建成。蒋碧微得知后，怒不可遏，马上吩咐佣人将树苗全都折断了。

　　徐悲鸿异常气恼，但慑于蒋碧微之怒，忍气吞声，悲痛之余，乃颜其室为“无枫堂”，并刻“无枫堂”印章以抒郁愤，不忘孙多慈。那一时期他的画也常以画枫树为景，每画必颜上“无枫堂”印章，以示怀念这一隐痛。后来又刻一“大慈大悲”印章，以暗合二人之名，这是徐悲鸿与蒋碧微不合的逆反心态，是与孙多慈“弄假成真”的导火线。

　　事后为蒋碧微大肆吵闹，孙父得知此事，对女儿行为也极力反对，不许徐悲鸿与其女来往，弄得满城风雨。

　　蒋碧微借此“师生恋”传闻，大泄心中不能满足的欲火，因为她与张道藩那时只是处在互送秋波传递情书阶段，何况张道藩刚与法籍妻子素珊完婚。蒋碧微抓到徐悲鸿“师生恋”的把柄，随时随地闹得鸡犬不宁。

　　徐悲鸿不能看着一个单薄无助的女学生自己受委屈、受讥讽和打击，以及不怀好意者的兴风作浪。徐悲鸿加深了对孙多慈的护卫与爱怜。徐悲鸿越如此，蒋碧微就越有权指责徐悲鸿，同时也促使她与张道藩更快地发展关系。

　　事实证明，徐悲鸿没有看错孙多慈的艺术才华，他期待她能是自己真正的入门弟子，而孙多慈也并未辜负徐悲鸿的精心培养。

　　1935年，孙多慈二十二岁，终于以高居榜首的成绩荣誉毕业了。

　　张道藩确是真情实意千方百计追求蒋碧薇的，也赢得了蒋碧微对他的爱情。徐悲鸿与蒋碧微离婚后，他们就同居了。

　　1938年7月13日，徐悲鸿单方面在《广西日报》上刊登了一则与蒋碧微“脱离同居关系”的启事。

　　紧接着由旅法留学时的沈宜先生出面，拿了报纸去见孙多慈的父亲，希望能成全徐悲鸿和孙多慈两人的婚事，却被孙父严辞拒绝，并一气之下携全家离开此地去了浙江丽水，以避是非。

　　此时，徐悲鸿正准备赴印度之约，经香港时收到孙多慈的信和诗一首。徐悲鸿回信劝她不要消沉，要努力振作，但谈何容易！孙多慈当时方龄和人品极为醒目，追慕者众多，其中以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最为殷切。

　　孙多慈心急如焚，发电报要求徐悲鸿到浙江去，这等于呼救，可是徐悲鸿国外行程不定，不久到了新加坡。这时又接到孙多慈信和诗一首，并得知她常去教堂向神祷告，借以得到精神上的安慰。

　　徐悲鸿鞭长莫及，也不能解救于她，极其无奈。之后两个多月没有孙多慈的消息，又听说她在中学教书时与另一个人结合了。此时身在海外的徐悲鸿，担心兵荒马乱天隔一方耽误了她的青春时光，便写了一封绝交信：“你怎么可以是每天为我祷告的人而两个月不来信？你不能拿上帝来欺骗我……”

　　随后，徐悲鸿将他们所有的信件和物品都烧掉了，从此结束了这段纯真却遗恨无穷的恋情。

　　从此徐悲鸿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这件事对不起她--孙多慈。

　　不能说孙多慈软弱，也不能说徐悲鸿无勇气。是环境和条件的阻碍，上天再慈悲也难结良缘。可怜的才美绝伦的孙多慈，遗憾终生的徐悲鸿，注定是一场悲剧告终。

　　孙多慈在无望的情形下，在父母的规劝下，于1940年底，极端违心地嫁给丧妻并留下两女的许绍棣。

　　婚后十分后悔，二人间从来没有感情，年龄也悬殊二三十岁，经常口战。许绍棣是坚决呈请国民党中央通辑“堕落文人鲁迅”的党棍文人，在其妻生病期间，他又看上了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答应王映霞和郁达夫离婚后娶她。但王映霞与郁达夫离婚后许绍棣又看上了更年轻貌美的孙多慈。在许绍棣的追求下，孙多慈嫁给了他。在战乱中与父亲、丈夫、儿女去了台湾。

　　孙多慈难与徐悲鸿相守一生，但是在美术事业上却没有辜负他们的宗旨，她以自己的行动，在台湾出色得实践着。

　　她在台湾师范大学任教，曾应美国国务院邀请两次赴美讲学，一度赴伊朗举办画展，倍受国王赞赏，同时赴法国国立美术学院从事研究。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系成立，她是首任系主任。1951年在台北举办个人画展，1957年获教育部颁给的美术系金像奖。有多幅作品收藏入台湾历史博物馆、华冈博物馆和大成馆正门内。

　　1953年9月，孙多慈去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正在画友们见面高兴之时，突然传来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孙多慈听后就昏厥过去，待清醒时痛苦不止，面色惨白。她一生只爱徐悲鸿，当时表示要为徐悲鸿戴孝三年。后来果然当着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了三年孝。由于长期郁悒，孙多慈不久患病，后在美国病逝。

　　因无法弥补与日俱增的裂痕，已与徐悲鸿离婚的蒋碧微。带着一儿一女走出了徐家。1948年，蒋碧薇随张道藩去了台湾，徐悲鸿和孩子们都留在大陆。

　　可是蒋碧微从不以张太太的名义作任何活动，二人始终没有办结婚手续，原因是张道藩还有个法国妻子在巴黎。蒋碧薇就这样委屈求全地过着，从无半句怨言，一直默默地过了30来个寒暑，直到张道藩逝去前一年才分开。那一年，张道藩名分上的法国妻子忽然来到台湾找他，夫妻相见之下，吵得很厉害。张道藩提议签字离婚，法国夫人却说得好：“你不爱我，是你的事。我爱你，难道犯法吗？如今我老了，你使我痛苦多年，我也不让你好受，这一生休想我签字离婚。”法国太太似乎得了高人指点，她直接找蒋介石告状，请“总统”主持公道。不然的话，她就向新闻界特别是西方记者陈说一切。张道藩无话可说，只好屈服下来，回到法国太太的怀抱。

　　蒋碧薇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度的损害。30年来的烦恼、痛苦夹杂着甜蜜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回忆，这时候就像是一场梦醒过来了！

　　她将那多么年来徐悲鸿、张道藩给她的每一件东西都留起来了，即使一张小纸条，她都保存着，作为传记的材料。于是，她写了《我与悲鸿》、《我与道藩》两部回忆录。轰动一时，成为台湾的畅销书。

　　蒋碧薇前几年也去世了，遗下了徐悲鸿的多幅名画和张道藩的一些著作及书籍，全都捐给了台湾的历史博物馆。

　　情缘绽放

　　1942年底，抗战进入了十分艰苦的持久战阶段。廖静文离开故乡湖南，千里迢迢，只身来到广西桂林考大学。可是她坐的火车因遭到敌人轰炸停开了，被耽搁在路上，等她赶到桂林，大学报名日期已经过了。廖静文只得想办法在桂林找工作安身。

　　在这里，廖静文遇到了正在招募图书管理员的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徐悲鸿。如今50多年过去了，她依旧记得对主考官徐悲鸿的第一印象，“他当时有一点未老先衰的情况，40多岁的人，就白了头发。但是他的眼睛，是闪亮闪亮的。”

　　廖静文一开始很害怕，不知道怎么和这位大名鼎鼎的院长交流。谈着谈着，她发现眼前的徐悲鸿其实很亲切，没有一点儿架子。她把心底真挚的想法都透露给徐悲鸿：她想一边干活一边读书。

　　于是，廖静文得到了这份留在徐悲鸿身边工作的机会。工作之余，廖静文总愿意帮助徐院长处理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琐事。这时，徐悲鸿已和妻子分居8年，过着寂寞孤独的生活。在朝夕相处之间，廖静文的心里渐渐萌发了一种很特别的感情，直到那么一天，她突然意识到，这，便是爱慕之情。一天晚上，她听见徐悲鸿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也披件大衣下去了。

　　她关心地说：“我觉得您好像有很多痛苦。”被说中心事，徐悲鸿沉重地说：“小鬼，你不要管我的事情了。我已经告诉过你，我8年无家可归了。”廖静文心疼地说：“你一定会冷的。”随手把大衣披在了他的身上。

　　第二天，廖静文病了，感冒发烧，只有徐悲鸿一个人知道病因：她把大衣给他，自己反倒着凉了。所以，每天徐悲鸿都要到廖静文床前探望她，摸摸她的头，给她量体温。而每天，廖静文都在盼望着他的到来中度过。

　　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情在两人之间蔓延开来。

　　有一次，天快黑了，徐悲鸿还没有来，她等了又等，想到他大概把自己忘了，便再也忍不住，伤心地哭起来。正好这时，徐悲鸿来了，廖静文不知哪来的勇气，直直地说：“我哭是因为你今天没有来。”

　　简单的表白深深地感染了徐悲鸿，两个心灵相通的人走到了一起。

　　由于工作在徐悲鸿身旁，加深了对徐悲鸿的同情、怜悯和尊敬，徐悲鸿也爱上了她。当时徐悲鸿四十八岁，廖静文二十岁，但是感情这东西却往往出人意料，廖静文的出现，重新燃起了徐悲鸿渴求爱情和家庭的欲望，他终干向廖静文表白了自己的爱恋。他们跨越年龄的障碍，最终走到了一起，在贵阳正式举行订婚礼，按当时的习惯，之前三天，徐悲鸿还正式在报上刊登一则声明：

　　徐悲鸿廖静文在筑订婚、敬告亲友。

　　同时徐悲鸿还正式在报上刊登了一则声明：

　　悲鸿与蒋碧微女士因意志不合，断绝同居关系，已历八年。中经亲友调解。蒋女士坚持己见，破镜已难重圆。此后悲鸿一切。与蒋女士毫不相涉。兹恐社会末尽深知。特此声明。

　　蒋碧微得知徐悲鸿将与廖静文结婚的消息，忽然提出要办理离婚手续的要求，并向悲鸿索取现款100万元，古画40幅，悲鸿的作品100幅，作为她今后的生活费，此外，还须将每月收入的一半交给她，作为儿女抚养费。

　　徐悲鸿和蒋碧微没有办结婚手续，不存在要办理离婚手续的问题。因此律师一再说，除了负担儿女抚养以外，对她那些要求都可不予置理。但悲鸿对待蒋碧微的态度，从来是忍让的，他永远未能忘怀和蒋碧微最初的爱情和在巴黎那段艰苦的生活，所以决定竭尽所能来满足她的愿望。

　　于是，他又开始日夜不停地作画。他不仅要画100幅国画给蒋碧微，而且要画一批画出卖，以筹足100万元。徐悲鸿画的第一批国画50幅完成后，送交蒋碧微。另外，还有40幅徐悲鸿收藏的古画。后来蒋碧微又重提办理离婚的事，并且说原先付给她的20万元，她已花光了，要悲鸿再付给她100万元，和100幅画，原已付的50幅画也不算数了。此外，还提出每月付给儿女抚养费每人2万元。

　　当时，悲鸿虽是最高一级的教授，但每月薪金也不到2万元。于是，廖静文进城去找郭沫若夫妇商量。郭老介绍她去找沈钩儒律师，沈钧儒律师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很同情徐悲鸿，十分热情地答应承办此事。他说，本来同居关系不必办理什么手续，但为了避免蒋碧微纠缠不休，还是立一个正式字据了结为好。

　　沈钧儒律师为此事奔走、磋商，但蒋碧微对她所提的苛刻条件毫不让步。最后，徐悲鸿又只好完全按照蒋碧微的条件达成协议。除已付的20万元、40幅画和50幅徐悲鸿的作品外，徐悲鸿再一次付给蒋碧微国币100万元，国画100幅，儿女跟随蒋碧微生活，每月由悲鸿付给每人抚养费2万元。

　　那天，由沈钧儒律师到场作证，双方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徐悲鸿还将一幅油画《琴课》也带去送给她。那是描绘蒋碧微在巴黎时练习小提琴的油画，他知道蒋碧微很喜爱这幅画像。在最后分手的一刻，徐悲鸿还顾念着旧情。这个不幸的家庭悲剧，终于拉上了最后的帏幕。

　　当天，蒋碧微就带着钱和画，去了张道藩主管下的“中国文艺社”，在那里打了一通宵麻将。

　　挚爱永存

　　当时，徐悲鸿在重庆图书馆举行了一个画展，用文人的方式寄托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悲愤情感。廖静文去看了。她读懂了徐悲鸿，她知道，从那以后，便再也放不下对他的爱了。

　　徐悲鸿必须先和前妻蒋碧薇离婚。为了结束这段名存实亡的婚姻，他被迫答应补偿蒋碧薇，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加之工作的辛劳，他染上了重病，一度病危。

　　这时廖静文不顾家人反对，忍痛放弃了金陵女子大学的学业，全心全意照顾徐悲鸿。廖静文默默地给自己加油，她知道爱一个人就应该奉献自己的一切。徐悲鸿即使第二天就死掉，她也会守着他，永远不会离开他。

　　在廖静文的细心呵护下，徐悲鸿的病情奇迹般地好转，恢复了工作。1946年1月14日，廖静文和徐悲鸿正式举行婚礼，结为夫妻。由郭沫若先生和沈钧儒先生证婚。徐悲鸿的许多朋友和学生都来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半年后，徐悲鸿担任北平艺专院长一职，廖静文和他一起到了北平，随后生下两子。一家四口的生活慢慢步入正轨。

　　婚后，廖静文一直很辛苦，她每天不仅要料理家务，还要照顾徐悲鸿的生活，并且在他工作遇到困难的时，给予他强大的支持。两人从来没吵过架、红过脸，生活过得非常愉快而满足。

　　在家里，徐悲鸿把自己的衬衫全拿了出来，硬让学生挑了两件最好的。学生说徐院长的关爱我一辈子记在心里。

　　而徐悲鸿新家异常简陋，没有为结婚购置任何一件用品，全部家具依旧是那张未曾油漆过的木床，一张未曾油漆的写字台和一个木柜，两把藤椅和一张帆布躺椅，依旧和大家一起吃着粗糙的伙食，点煤油灯……徐悲鸿不止一次对廖静文说：“我真正找到了我所爱的人！除了你，没有人能对我有这样真诚、坚定、纯洁、无私的爱情，我用什么来报答你呢？”“我欠着你的情分，我要把我最珍爱的东西都送给你。”徐悲鸿决定，把他十分珍爱的满意的作品，全部送给廖静文，写上她的名字。后来人们看到徐悲鸿在许多画上题写了“静文爱妻保存”的字迹。

　　直到现在，对于徐悲鸿的离世，廖静文仍然千万次地责备自己，她后悔为什么没有阻拦早已积劳成疾的丈夫整天开会，以致过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那天，从早晨到下午，徐悲鸿都拖着虚弱的身体开会，会后，又马不停蹄地去国际俱乐部陪外宾。就在吃饭时，他突发脑溢血倒下了。徐悲鸿的口袋里还放着3颗糖，那是他的习惯，只要在外面开会，他总会拿3颗糖带回家，分给廖静文和他们的孩子。惟独这次，糖果没有拿回家……

　　噩耗传来，廖静文几乎昏厥。那时她只有三十岁，还带着两个不满七岁的孩子。

　　把悲哀深深地埋藏在心间，为了嗷嗷待哺的孩子，为了已经撒手人寰的徐悲鸿，外表柔弱的廖静文坚强地站起来了。在徐悲鸿去世当天，她就把徐悲鸿全部的字画、藏品交给了国家。之后，她奔波于筹建徐悲鸿纪念馆。

　　在最困难的“文革”时期，徐悲鸿的作品要被销毁，廖静文说：“那时我也不想活了，若真那样，我对不起悲鸿。后来我找到周总理，总理想办法把馆里所有的收藏送到故宫太和殿旁的一个大殿里锁起来，一放就是13年。因为那里面太潮湿了，等再拿出来的时候几乎都发霉了，一些油画上的色块也掉了下来。”至今，廖静文还在为修复那些珍贵的油画而努力。

　　如今，已经80多高龄的廖静文每天都会到徐悲鸿纪念馆上班，默默地在徐悲鸿的画像前守望。有时，她会坐在家中，静静聆听儿子弹奏的钢琴，在琴声中追忆徐悲鸿往日的温情话语。

　　她说：“看着穿戴一新的悲鸿，多少甜密的往事痛苦地从我心中掠过，泪流满面的我最后一次紧紧地靠近悲鸿的肩膀，我真想永远这样依傍着他。我时常想起他曾说过的那句话：‘若人死后有魂魄，我一定会来看你的！’是的，悲鸿，你听到了吗？你离开我们已有49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依然没有改变我对你的爱，每到清明节及忌日里我总要坚持到八宝山你的墓前与你倾心交谈，就像当初我们相恋时一样，如果有来生，我仍要与你相伴到永远！”

　　廖静文和徐悲鸿的爱是真挚的、纯洁的，她为这份深深的爱默默地守候了一生。

　　“如果真的有黄泉，百年之后我和悲鸿能再见面，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向他诉说这50年来我对他的思念。”

　　长歌当哭，徐悲鸿一定没有走远，没有走远，他已经变成了夜空中最为闪亮的一颗星，默默地凝望着爱妻廖静文，默默地为中国美术史抒写着最为浓墨重彩的辉煌一页。

　　[人物存档]

　　徐悲鸿，1895年生，江苏宜兴人。美术家，教育家。自幼随父学习诗文书画，1916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半工半读，并自修素描。1917年留学日本学习美术。不久回国，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赴法国留学，1923年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后转往柏林、比利时研习素描和油画。1927年回国，先后任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起，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及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及个人画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新加坡及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后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今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在绘画上，徐悲鸿主张现实主义美术，强调写实，提倡师法造化。擅长素描、油画、中国画。

　　代表作有：油画《田横五百士》、《九方皋》、《漓江春雨》、《晨曲》、《泰戈尔像》、《奔马》等。有多种画集、研究文集出版。著有《徐悲鸿艺术文集》等。1953年9月26日卒于北京。逝世后，北京建有徐悲鸿纪念馆，集中保存展出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