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麻辣烫

第七节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局限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华民族难以抹去的屈辱记忆，正是在那场战争中，号称“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被前来叩关的英国打得落花流水，被迫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一步步坠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有的人被列强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认为中国今后只能对外妥协，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以求“中外相安无事”。

　　作为当时比较先进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代表人物，魏源通过对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认真反省，既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承认西方列强有其“长技”，同时又没有丧失反抗列强侵略的勇气，认为中国只要把列强的“长技”学到手，就一定能打败侵略者。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他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一思想后来便成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历史事实也证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在近代中国确实起到了开榛辟莽、启蒙发轫的作用，因此，我们往往都特别注重其积极意义，而往往忽略其局限性。殊不知，在特定历史背景、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表现出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在此，不想人云亦云，谈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进步意义，而是想剑出偏锋，就其观点的局限性弄几下爷头。

　　首先，“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观点无论它怎样提都摆脱、突破不了传统夷夏观的藩篱。翻开史书查阅一下，“夷夏”（华夷）观念在中历史上源远流长。早在上古时代，“夏”和“夷”只是两个表示地域和民族的观念，约至春秋时期，“夷夏”开始走样，逐渐被赋予文化的意义，“夏”代表正宗、高贵、文明“夷”则代表偏庶、卑下、野蛮。自明朝开始，随着日本和西方列强的入侵，“夷”的含义由专指少数民族逐渐变成了蔑称西方侵略者的一个概念。

　　也正由于这种夷夏观的影响，封建统治者往往盲目地固守中国中心论思想，朝野上下怀抱“四海之内，天朝为大”的观点，执行闭关主义政策，数千年来，“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也正由于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夜郎自大，惟我独尊，而把西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乃“大清子民”。

　　很明显，“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新思想并未能挣脱传统夷夏观的束缚，并未能冲破“中国中心论”的网罗，并未能突破传统夷夏观的藩篱，并没有走出祖先为他划定的圈子，传统夷夏观的烙印在他身上清晰可见，在他文章中也显露无遗。

　　其次，“师夷”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制夷”，打“洋鬼子”，但追究其根本目的乃是“保君”“保皇”。魏源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因此，魏源“强国”的思想只是单纯强调国家与外来侵略者的矛盾，并没有把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他也上升不到一定的高度，不可能把“师夷”、“制夷”作为与国内的腐朽封建统治相联系的政治问题处理，而只是作为纯粹的“边事”来看待。

　　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尽管在当时中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确实乃抵御外侮的上上之策，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反抗侵略的作用，但它过于单纯地强调国家与侵略者的矛盾，把它定位于纯粹的“边事”看待，从而导致简单的“师夷”即为“制夷”，加上骨髓里不变之“道”，从而完全可以肯定，“师夷长技”不可能真正达到“制夷”的目的，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当时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而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有些文章夸大其辞把其说成是近代第一个现代化方案，其实，它的提出，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由此可知，他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主要是要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造船造炮，装备水师，以便抵抗侵略。

　　更深层次地看，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保君”、“保皇”，“其不变者，道而已”。当然，二者并不矛盾，“师夷”是为了“制夷”，“制夷”是为了“保君”。鸦片战争爆发后，道光帝最大的心患是担心洋人侵华后有无取代皇帝的异谋，而非外敌的入侵。同样，面对外敌的入侵，统治阶级，无论是妥协派还是主战派，都有一条共同的纲纪，即保皇保君，而不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大计。作为主战派的魏源同样不出其外，其爱国御侮思想，也只能是与忠君救主观念紧密相连。

　　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果也只会与闭关锁国殊途同归而已，稍不同的是，闭关锁国是关上国门“夜郎自大”，而“以夷制夷”顶多是闭关锁国之后在清王朝的国门外增设“师夷”得来的几艘洋船洋舰、几门洋枪洋炮以镇守国门、安享太平而已。

　　再次、“师夷长技”难避“东施效颦”之嫌，表现出急功近利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观点的提出，这在当时应是很有创意、很有积极意义的，现学现用、现炒现卖，不失为应急之计、权谊之策，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顾当时清王朝“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倒，内囊却已尽上来了”的具体情况，在一付积贫积弱，“但有死气无生气”的烂摊子上“尽学西方之长技”，自然无异于“东施效颦”，就像那“麻袋绣花，底子太差”，是“绣”不出什么好东西的。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的世界意识尚处于萌发期。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是在战争的剧痛过程中，从“制夷”的需要去关注时势、寻求新知、“师夷长技”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性。

　　“师夷长技”虽不失为当时一种应急权宜之计，但明显地它表明了当时国人的急于求成心理，“我有铸造之局，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这很符合当时国人之急功近利之心理，不过，想像只要用上一二年的时间，就可大干快上，“赶超英美”，很天真，很愚昧，很无知。

　　魏源仅仅是一位开明的思想家，由于自身的局限而导致他只关注到对手的表象，只在器物层面上趑趄不前，妄想一口吃成胖子，以为造几艘船舰，造几把火器，便能击退洋人的侵略，便能强国富民，诚如梁启超所言：“鸦片战役后，则有魏默深《海国图志》百卷，……中多自述其对外政策，所谓‘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之三大主义，由今观之，诚幼稚可笑。”

　　从一定的角度看，也正是由于急功近利，仅仅学习所谓“长技”，使它并没有收到预期的“制夷”效果。如果要说其直接的现实效果的话，倒有两个值得注意：一是为清王朝的垂死挣扎拖延了时间，可算是起了苟延残喘之功效；二是“师夷长技以制民”，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后来的仁人志士中，倒是发挥了“制夷”不曾发挥的作用，成批的国人倒在所谓“长技”的洋枪洋炮之下，这不能不说是对“师夷长技”果的一种绝妙讽刺。

　　不可否认，“师夷长技”确实“师”了些“长技”诸如制造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等。但除此之外且看还“师”了些什么？且来看看--

　　“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则奇技淫巧受之，继则邪教烟毒受之；独于行军利器则不一师其长技”。一些官僚士大夫将西洋精工艺器，如钟、表等视为“奇技淫巧”，但又暗中以之为宝。就是杨芳这样的武将也不免俗，趁赴广东参赞军务之便也欲收购之。真可谓国门未开，苍蝇蚊子早已飞将进来。更值得一提的是，李鸿章将“师夷长技以制夷”付诸实践，大办洋务运动，结果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这个事实足可说明“东施效颦”在当时千疮百孔的中国是不可能成功救国于危难，解民于倒悬的。谭嗣同言，轮船、火车、枪炮等，都不过是“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他讥笑洋务派对西方的“法度政令之美备，曾未梦见”，其言一针见血一语道出了其“东施效颦”的弊病之所在。

　　此外、“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带有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特征。作为一个开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魏源并非职业军人，也非军事家，因此，这局限性自然决定了他只能以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身份提出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设想，从而难免有闭门造车之嫌，难免带上略显粗糙的空想特征。比如说，在虎门外的沙角造火器局，“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之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这就很明显，没有军事常规的知识角度去考虑其安全性、隐蔽性等问题，而犯了兵家之大忌，这就是他缺乏军事常识而凭空设想的体现。

　　另外，魏源还满怀自信地憧憬未来：“尽收外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这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不顾历史现实，难道不是一种善意的值得称道的主观空想吗？更为甚者，魏源的“师夷”基本上不依赖外国。他说引进外国先进技术，重在学习自造，“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中国智慧，无所不有”，“一二年后，不必仰赖于夷”，真是闭门造车，夜郎自大得有点离谱了。

　　当然，魏源是那个特殊时代之人，对他求全责备，是不符合历史现实的。但是，要想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想变“东海之民”为“西海之民”，其想法虽好，无乃空想乎？也由此可知，我们不能简单地在这片有着几千年传统思想和文化积淀的特殊土壤中，简单地“师夷长技以制夷”，简单地移栽资本主义之花是结不出好果实的。

　　事实上，“师夷长技以制夷”一直被认为是一条可行的历史主线，但令人可笑的是，国人总带着“夷夏”的有色眼镜来看待西方，总以为“儿子”打“老子”，而事实上是我们一直在“师夷”所谓“长技”，也一贯是“先生”打“学生”，正如余杰所言，我们想“以夷制夷”，却总是“为夷所制”，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深的反思。

　　§§第三章 成大事者的小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