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麻辣烫

第四节 刀笔吏的厉害不过如此

　　现代人很市侩，都会看菜吃饭，看人说话。一听是领导，立马低头哈腰，一副谄媚相；一听是大款，马上迎将上去，老板老总的，似乎能分一杯羹一样；一看是农民伯伯，唯恐躲之而不及，免得秽气沾上身；一看是文人，必然是副鄙夷之色，总会想到文人相轻、闷骚迂腐。

　　就像“小姐”的美称一般，这原本是非常高雅之词，竟然被市井之人给生生糟蹋掉了。试看当今楼堂馆所，谁还敢叫“小姐”的？老早就是美女长、美女短的了。不过，这“美女”迟早也会被糟蹋掉的。

　　文人，从学问上讲，就是有识之士；从道德上讲，就是有德之士。有识有德者谓之文人也。“文人”以德服人，是道德教化的象征。

　　而这些文人的唯一武器，那就是那支笔了。远的不说，只看看鲁迅即知，他的笔是投枪，是匕首，它杀人不见血，够厉害了吧，况且还不要劳民伤财、兴师动众的，决策于帷幄之内，制胜于千里之外，不亦乐乎？

　　但是，话虽说得如此玄乎，但自古至今，文人似乎一直并没有什么地位，从来就是政治的婢女，权谋的附庸。试想，一个永远跟在领导后面屁颠屁颠的小小书生，如何讲得地位、如何谈得成功？

　　也就是说，所谓文人的身价，不是决定于文人本身的素质和能力，而是取决于所跟的圈子。跟对了，那就是一荣俱荣；跟错了，那就是一损俱损了，这叫做入错行、嫁错郎，由不得自身，怨不得他人。

　　所以说，文人身价的提高，并不是中国文人地位的真正提高，而是中国文人进入的圈子是否正确的证明！

　　托尔斯泰说过：“幸福家庭的幸福大致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其实，世间官人、商人的幸福各有各的特色，文人的下场大致是相同的。

　　君不见，屈原沉于汩罗江，贾谊屈于长沙，史马迁囚于狱中，李白流放到夜郎，苏轼贬于海南岛，如此等等。或贬、或关、或押、或放、或抄、或杀，时空虽不同，判词虽有别，其实质相同。

　　古往今来，那些个玩弄权术的政治家，最最忌讳的就是别人识破其技法。而文人则往往偏不信邪，不知是书读多了，脑子不太顺溜；还是所谓治国平天下的那股子正气使然，偏偏能够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看出其道道来，一旦找到突破口，便肆无忌惮地大喊大叫：什么祸国殃民，什么挟天子以令诸侯，什么“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似乎都是直肠子，有什么话，就怎么说。你说谁能容得下如此胆大妄为之人？自然就是该关的就关，该杀的就杀了。

　　悲哀乎？悲哀！谁说文人厉害？不就一张寡嘴，二壶老酒，三篇文章，四句歪诗，虽然这些个东西能一时呛你几口，压压你的气焰，但与刀枪、兵马、刽子手相比，是何其的弱小？是何等的微不足道？所以说，虽然这些刀笔之吏如此厉害，但在涉及政治权谋之时，可就要惧让三分了。

　　就拿“文字狱”这个事关文人的历史大事来说吧--

　　文字狱好像是中国的专利，而其始作俑者似乎就是最最著名的秦始皇了。不过，虽然他坑了460位高级知识分子，倒觉得他还情有可原，无非就是剁了一些搬弄是非者而已，并没有上升到屠杀文人的高度。

　　文字狱的真正全面展开，乃是始于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明太祖本是个文盲兼流氓，大字都不识一个。这种人作了皇帝，必然终生要为内心深处那种自卑情结所煎熬，生怕人家看不起他，就算需要利用文人，也是背后捅刀，过河拆桥。

　　有人曾跟他说--张士诚那名字是起事后一名儒生给他取的。张士诚很是喜欢，却不知道那其实源自《孟子》，原文是“士，诚小人也”，其意是骂他是小人--“士诚，小人也”。这与《连升三级》中那个张好古给魏忠贤写的骂人对联差不多，还要升一级官阶。

　　朱元璋便牢牢记住了这一课，生怕舞文弄墨的儒生绕着弯骂他，而自己蒙在鼓里还不知道。于是，当了皇帝后他便大兴文字狱，甚至连“为民作则”这种好话都能闯祸：在他听来，那是骂他“为民作贼”，你说奇不奇，你说这文人还敢不敢当。

　　至于清朝的“雍正去头”（维民所止）和“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之类的冤案，更是让读书人噤若寒蝉。

　　客观地说，文人非常聪明，也非常厉害，能吟诗作赋，能透过花花世界的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正是聪明的文人好自以为是。掌权的王侯将相要以上天的名义忽悠老百姓，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些个脑筋会转弯的、想拍拍马屁者便指鹿为马、大献殷勤，为所谓的真龙天子大唱赞歌，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唯有执拗的文人不吃这一套，大唱反调不说，还兴风作浪，想要把百姓从沉睡中唤醒就好。唐代诗人刘禹锡因写诗得罪权贵被贬朗州，十年后回到长安还是老毛病不改，又写什么“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朗今又来。”仗着肚子里有几滴墨水而一意孤行。宋朝文豪苏轼，作诗“谤讪朝廷”而一贬黄州、二贬惠州、再贬儋州。杜甫老儿写什么“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头来连自家儿子都饿死在奉先……

　　这些才高八斗、满腹经纶的文人，对于人情世故看样子就是个白痴。李白客死在当涂，杜甫死在漂泊的小船上等，这些凄惨的文人人生结局就印证了文人必然结局。

　　虽然期间也有不少文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苏东坡的“世人到晓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等等。殊不知，纵使你如何意识到必然的命运，如何意识到可悲的下场，但永远也无法走出你文人的圈子，圈子之内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而圈子之外却是“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俗话说，道不同而不相为谋，走的道都不同，你如何能走出悲哀的必然，顶多耍耍小聪明而已。毕竟，这个世界，懂得世事、人情的官人、商人才是聪明人；能脸不红、心不跳、娴熟自然地跟着别人指鹿为马的人才是大智者，才是大有希望者，才叫真才实学。

　　于是，我们大概知道了作为刀笔之吏的悲哀结局了。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即使文人们认识到了悲哀的必然，但似乎其骨髓里也就存在这种劣根性了，叫积踵难返、积习难改。

　　常言道，前车之覆，后车不鉴，按理那么多文人死于非命，应该能给他们提个醒了。你看，秦始皇一怒坑了460个诽谤朝政的儒生，清蛮子兴文字狱剁了那么多文人柔弱的头，应该说起到了杀鸡儆猴、杀一儆百的作用。但这些暴君压根就没有想到，杀了460个，又站起了4600个，46000个，文弱的文人越杀越旺，越杀越多，颇有“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气势。

　　其中，方孝儒就是个“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令人扼腕的文人。

　　朱棣在攻下南京后，篡得大明皇位。迫令方孝儒为他起草即位昭书。方孝儒反对朱棣篡权，宁死不从，掷笔于地说：“死即死耳，诏书不草！”燕王大声说：“诏不草，灭汝九族！”方孝儒针锋相对的说：“莫说九族，十族何妨！”

　　朱棣大怒，下令灭他十族。方孝孺的九族加上他的朋友、门生也算作一族，共873人，全部处死，行刑就达7日之久。

　　对于方孝儒这类把自己的生命连同十族的生命都不在乎的文人，天地间还有什么能让他们放弃良知，放弃文人的气节呢？方孝儒的十族被灭了，明成祖胜利了，方孝儒可能也没输，不过，方孝儒“赢”得太悲哀，令人扼腕。

　　不过，这种牺牲代价太大，以至影响了中国历史几千年。纵观中国历史，文人的影响力愈来愈弱，文章的影响越来越小，人才也越来越稀缺，“大家”的“物以稀为贵”，无疑就是最好的例证。为何？因为文人的才华被封建专制阉割了，被扼杀了，被窒息了！毕竟，刀笔之吏的这种所谓厉害，在王权面前无非就是草芥一个。

　　所以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刀笔吏的厉害不过尔尔，别太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