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二次赴日
1902年9月,陈独秀再次东渡日本,进入成城学校陆军科学习军事。此时,日本留学生中的政治分野日益分明。是年冬,一些退出励志社的留日志士秦毓鎏、张继等发起成立青年会,以“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为会旨。青年会成立的那天,陈独秀(署名陈由己)和秦力山、张继、苏曼殊等9人加入了青年会,这是留学生界团体中接触民族主义最早的团体。陈独秀在青年会中结识了邹容、章太炎、汤尔和等人。
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让陈独秀如沐春风。他除了广泛阅读西方近代各种政治文化学说、文艺创作与社会理论书刊外。还进一步反思维新改良,比照着西方思想家对民主自由权力的阐述,开始由“改良”转向“革命”,实现了思想上的一次飞跃。
由于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在东京集会,清朝政府十分惶恐不安。为约束留日学生,清政府特派遣学监到日本。当时,负责管理中国湖北留日学生的学监姚煜,奴颜媚骨,协助驻日使馆官员阻碍中国留日学生的正当利益和要求。大伙瞧不起姚煜的奴婢相,打算找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个奴才。
1903年3月的一个夜晚,在昏暗的月光下,有几个黑影轻手轻脚地闯进了姚煜的住室。只见抱腰的抱腰,捧头的捧头,捉手的捉手,惊慌失措的姚煜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得咯嚓一响,姚煜的辫子被连根齐刷刷地剪去。大家发一声喊,顷刻间“人去辫空”。当夜,姚煜的辫子就被挂到了留学生会馆门前。
第二天,姚煜向清廷驻日本使节诉苦。不久,日本警方查出了此事是陈独秀、张继、邹容等人的杰作,于是将三人驱逐出境。4月上旬,被日本驱逐的陈独秀、邹容、张继乘船到上海,一起去《苏报》编辑部看章士钊。
知道了三人被逐的经过后,章士钊哈哈大笑,并让他们留下来共同协办《苏报》。结果,邹容要写《革命军》,陈独秀急着要回家,只有张继答应留在《苏报》编辑部。
二、藏书阁演讲
1903年4月,正是拒俄运动蓬勃兴起之时,陈独秀与潘赞化等人热血沸腾,迅速赶回安庆筹组安徽爱国会,呼应上海拒俄运动。为了动员更多的青年学生投入拒俄运动,陈独秀等人商定,于5月17日在藏书楼举行一次拒俄演说会,并写了“知启”张贴在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桐城学堂、怀宁学堂门前及街头。尽管演说会当日下午下着雨,但是仍有300余人来听演讲,一时间人声鼎沸。陈独秀疾步登台,开始了激奋的拒俄演说,痛斥了沙俄企图独霸东北的侵略条款,介绍了沙俄在东北的暴行。顿时,喧闹的人群静寂下来。陈独秀的演说词情慷慨,爱国心殷切,反帝意志坚决,室内外掌声雷动,淹没了室外的倾盆大雨声。接着,各学堂魁杰王国桢、柏文蔚、潘赞化等二十余人相继登台演说。会场里高潮迭起,群情激昂。众人演说完毕,陈独秀“趁热打铁”,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者一致赞成,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七人为安徽爱国会的负责人,负责起草社章。
第二天,大学堂的总办、提督、总教的办公桌上,学生请假条越来越多。有的学生甚至公开号召停止上课,公开要求校方专门操练学生、组织学生军到东北与俄军作战。这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两江总督闻讯大惊失色,密令安徽巡抚密察为首者,迅速平息安徽风波。安庆知府桂英接到两江总督电令,立即查封了藏书楼,并发布公告,污蔑陈独秀等人聚众闹事,并要求学堂的总办、提督将闹事的为首分子开除学籍。于是,安徽大学堂总办开除了柏文蔚、郑赞丞等十几个请假的学生。由于有人事先将逮捕陈独秀的命令透露给了陈独秀,所以,在6月27日夜里,陈独秀草草收拾行李,避往上海,逃过了一次牢狱之灾。
藏书楼演说会虽然被查禁镇压,但它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安庆大地上发育、成长起来了,安徽的革命形势也一天天地高涨起来,而陈独秀也由信奉康梁改良派转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