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通史 11——民国卷

第七章 教育与文化的更新

　　一、新式教育的推广

　　江西向为科举教育的发达之区。自清末废科举、兴学校，仿行欧美新式教育制度后，开始实行教育体制和教学形式、内容的转变，到1911年的10年间，全省办有新式中学23校，小学80多校（每县一校）。“民国成立，气象一新，各县人士均感兴学之重要”，江西新式教育在清末的基础上，出现一个较大的发展。

　　发展最快的是小学教育。1912年，主持江西教育行政的符鼎升得到李烈钧的支持，取全省串票附税的十分之七为办学之用，各县小学遂骤然增加，全省计达三千余校，出现一个办学高潮。到1914年7月，全省兴办的公立、私立初等、高等小学，共有4262所，学生达148565人。其中，私立学校及学生均超过半数，男校及男生更远远超过女校及女生。具体数字为：

　　这些小学，“以省立模范小学校较为优良，他若省立初等小学校八处，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八各校尚为得法，惟校舍均系迁就，设备太不完全，是其缺点耳”。在私立小学中，蔡敬襄独立创办女子小学，义务办学，苦心经营，以至于以典物、募捐及兼职薪水来捐助教学，“形式精神均有可观，为赣垣私立女学之最优良者”。各地办学情况也很不平衡，从1916年9月实有学校数目看，全省这时办有高小437所，国民学校（即初小）3266所，其中省会南昌有高小5所，国民学校13所。全省81个县中，则以萍乡县小学校为最多，有高小20所，国民学校235所。万载县次之，有高小17所，国民学校134所。小学校设立最少的是南城（高小1所，国民学校2所）、宁冈（高小1所，国民学校6所）、德兴（高小1所，国民学校7所）等县。宜春、吉安和赣县的小学兴办，这时也有一个较大的增长。

　　全省小学当时实行壬子癸丑学制的四三制，即初小四年，高小三年。1923年改行壬戌新学制，实行四二制，此后长期未变。按照教育部1915年公布、次年10月修正的《国民学校令》和《高等小学校令》的规定，国民学校即初小设置课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缝纫课；高小课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男子加农业课，女子加家事课；教科书由教育部编写或审定。这些课程设置，与清末相比较又有了改进，体现了民国教育的新的要求。改行新学制后，还在小学中附设幼稚园，连带开办幼儿教育。在兴办小学的同时，全省对私塾教育也进行了整理和改良。由于处在新旧教育制度的转换时期，也有一些小学在教学质量上与新制尚有较大距离。1922年，即有新文化人士批评兴国的小学教育说：城乡小学合计有72个，但多数小学还是私塾的变相，也有形式上好一点的，并实行了男女同校。至于小学教职员，简直不知道教育是什么一回事，所以社会上一般人多不信任学校，说学校不好的极多，顽固不化的八股先生们，更拼命地摧残，叫人家的子弟送到私塾里去读三字经百家姓，弄得虽有学校却少人进。

　　中学教育经过清末的草创期后，这时有一个缓慢的进展。1912年，曾统一将清末的中学堂改称中学校。其教学情况，据教育部视察报告称，江西“公立中学校在省城者仅有一处，原在高等学校校内办理，近因该校舍为军队借用，遂与师范学校在百花洲陈列所内开办。视察时已停课温习，未及实查管教各法，然校址为游览之地，改为校舍，殊有未宜。私立中学校以心远中学、章江中学二校开办较早，成效颇著。唯私人创立学校，筹划容有未周，或职员多系义务，管理失之稍松，或中学人数太少，教授诸多不便，幸创办人苦心毅力，得以维持，未至停罢。至洪都中学，校舍太小，积习颇深；吉安中学，学期试验漫无规则，设备缺乏，管理废弛，皆亟待整理者也”。这一情况，反映了中学教育初创时的艰难。1914年，省教育厅将原由省及各府主办的中学校，统一改为省立中学，并按序号排列。1915年，全省有中学16所，学生2342人，毕业学生246人。16所中学办学经费106347元，所均仅6000余元。到1926年，公立中学增设9所，其中3所为师范学校、1所为女子中学。私立中学较公立中学发展更快一些，增设20余所。此外，南昌的葆灵女学、九江的儒励女学、南伟烈学校等教会学校，仍继续办学。中学课程设置，教育部要求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博物、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女子中学加家事、园艺、缝纫课；外国语以英语为主。这些课程设置，已比较完全地与传统教育区别开来，学生接触到的已经是新的世界、新的科学知识。因此，中学校及学生虽然不多，却是全省最具活力之所在，各地中学成为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主要场所，中学生不但是当时出国留学深造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当时全省最富有思想活力和组织活力的群体，不少人成为江西五四运动的中坚，江西最早的国、共两党党员和青年团员，也主要出自中学生中。

　　几所公、私立专门学校的创办，首开江西高等教育的滥觞。这些学校，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有江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胡薰，设南昌市德胜门；江西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校长熊世绩，设南昌市进贤门外关口；江西公立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胡飞，设南昌市书院街；江西公立医学专门学校，校长何焕奎，设南昌市贡院前；私立心远大学，校长熊育钖，设南昌市三道桥；私立江西豫章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邱玺，设南昌县城；私立江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龙钦海，设南昌市高升巷。它们均是在1921年前创办，其中公立学校在数量上占1921年时全国地方12所省立专科学校总数的1/3，“这种情况表明，江西在依靠本身力量创办新式高校方面，走在全国最前列”。此外，在九江尚有美国教会办的南伟烈学校，也曾称南伟烈大学，实介于中学与高专之间。

　　以官费为主的留学教育在这个时期成绩明显。1912年，赣督李烈钧认为造就人才至为要着，一上任即在全省招考并宽筹经费，选拔优秀青年20人，以官费派遣前往日本和欧美求学。江西的留学高潮，出现在1914-1915年。据统计，这两年间，江西留学美国者有14人，留学欧洲（主要为法国）者7人，而留学日本者为80人。江西留学生大部分东渡日本，与这时出现的继清末后中国人留日运动的第二次高潮正相同步。在全部留学生中，除12人学习法科、1人学习文科外，其余88人均选择了理科、工科、农医商科和师范。这次高潮之后，江西的留学教育，持续进行，陆续派遣了官费留学生出国留学。留学教育的发展，为江西乃至全国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人才，如陈寅恪、饶毓泰、胡先骕、程孝刚、吴有训、傅烈等（其中有的从清末即已留学，如陈寅恪），后来都为我国的科学、教育和政治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北洋中央政府、议会和江西省的军政官员中，有一批江西籍留学生出身者。

　　专门性教育也有所发展，尤以农业职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为好。在清末开办有江西农业专科学校和工业专科学校的基础上，这个时期的职业教育继续向南昌以外地区延伸。在1912-1926年间，先后开办了省立陶业学校、省立女子职业学校、省立商业学校以及赣县、临川、九江、吉安农业学校等13所职业学校。职业教育因其专门性而显出较高的办学质量，如省立陶业学校，“以五年为卒业期限，以养成陶瓷业学生。现有学生六十名，校长及教务长皆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卒业生。校中设备甚为完全，试验室中设有汽机，多方研究。其制造品，比前所有之生地甚为洁白。其绘画则以写生画为多。又其制造品，在圣路易万国博览会受奖牌者不少。以前中国无铜版画，现该校亦能完全制成”。师范教育则呈现分布较为合理的特点。到1919年教育部公布全国师范教育情况时，江西全省开办的师范学校一共有9所，其中，省立第一至第七师范学校分别设立于南昌、赣县、临川、铅山、清江、九江、吉安，另有省立女师在南昌，萍乡则创办了县立女师。

　　这个时期兴办教育的最大困难，还是经费不足的问题。1912年全省教育经费银20万两，1913年增至银元40万元，到1916年也仅45万元。而“其中留学费已去其半，故甚拮据”。各县经费主要来源于丁漕附加税，尤其短缺，最多的吉安县仅2.9万元，最少的虔南县（今龙南县）竟只有400元。此后，全省教育经费略有增加，但数量不大，1922年前，每年为60余万元；1923年为76.4万元，1924年81.4万元，1925年突破了百万元，为125万元，1926年为133.2万元。由于经费的不足，既影响到办学的规模和质量，也使一大批家境贫苦的学生难以入学。1918年2月，江西教育界人士便曾反映，“赣省人民生计困难异常，故一般青年之志望入学者，卒以学费难筹，不克入校”，故要求减免职业教育的学费。

　　二、文化领域的新气象

　　进入民国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后，江西的文化领域产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变化，既表现为许多新的文化形式的出现，更反映在文化内容的改变上。尽管北洋政府对言论的压制相当严厉，这个时期仍不失为文化的新兴与活跃期。

　　首先是大量报纸杂志的创办。据《南昌市志》记载，民国成立，南京临时政府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南昌“一时报刊似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大江报》、《豫章日报》、《晨钟报》、《商务日报》、《新闻迅报》、《天佣报》、《共和公报》、《章贡潮》、《民治日报》、《民权日报》、《社会日报》、《和平日报》、《女界旬报》、《神州日报》、《正义报》、《江声报》、《新世界》、《学务周报》、《通俗周报》、《匡报》、《中庸报》、《工商报》等20种报纸相继在南昌创办（大都已佚）”。“江西的报纸大多为党派所操纵”，因而其政治倾向不一，但大多致力于新文化知识和时事新闻的传播。其中，《大江报》“运动新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在江西报业中“是很好的”；《新民报》的前身为《江西民报》，民报是吴宗慈等主办、江西发行最早的报纸，被号称为“江西之申报”，这时则以其副刊《作新民》而著名，副刊编辑李立侯、孙师毅注重科学知识、新诗等，刊载自由恋爱的小说、新诗以及宣传文学革命、言论独立、社会改造、社交公开等主张，传播新文化新知识，别开生面，一期比一期进步；《中庸报》在五四运动后一度也很有改革的精神，其“文化运动”专栏在袁玉冰看来“很有精彩”；《正义报》则自称特聘了“新文化的巨子”为其编辑专栏“到光明之路”。但这时的报纸也存在缺乏新知识和肤浅的问题，有的对社会问题不能有精确的判断，有的甚至因不懂新知识而闹出笑话（如《南昌新报》报道1921年江亢虎来南昌演讲时，便把“唯心唯物”写成“维新维旧”）。另外，在上述南昌的报纸中，据袁玉冰当时所言，《新世界》和《章贡潮》开办时原为南昌花界的报纸，后来才改版，“内容当然是不堪问的”。

　　1914年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与《出版法》以控制舆论后，报纸蜂起的势头大为抑减，一些报纸还被封闭或被迫停办（《报纸条例》于1916年7月被废止）。但在新文化运动中，杂志蜂起成为新的特殊现象。1922年夏，袁玉冰曾对全省出版的杂志做过一个粗略的检视，所提及的即达20多种。最主要的是两大类：一类是学校、学生及学生社团主办的杂志，这类杂志以政论性、思想启蒙性和传播新文化为主，如南昌二中改造社的《新江西》、吉安青年学会的《青年》、吉安旅京学生会的《吉州》、南昌觉社的《时代之花》、女师的《江西女子师范周刊》、北大赣籍学生的《赣治周报》、高安籍学生的《锦江新潮》、《高安曙光》、丰城旅省学生的《丰城周刊》、万安学生的《周刊》、武宁的《武宁平民》、少年江西学会的《赣声》，以及江西《第二师范月刊》、第三师范的《教育镜》（原名《学生周刊》）、《第四师范杂志》、省立《二中周刊》、私立心远中学的《心远周刊》、《清江旅省学友会期刊》，等等。它们大多及时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变化、思想潮流、社会主张、文化新潮等，给江西文化领域带来一种蓬勃的生气。另一类为专业性的社会团体刊物，如江西小学教育研究会主办的《新铎》月刊，教育界人士主办的《学殖》、《万安社会教育促进会会刊》，江西通俗教育会主办的《通俗周报》，江西学术研究会主办的《学潮》，江西文艺通信社主办的《消夏》周刊，等等。这类刊物除个别为娱乐性质外，大多也比较注意反映各自领域内的新主张、新形式，如《通俗周报》刊发风俗谈、谚语、歌谣、中外要讯、本省记事等栏目，而且“攻击一切坏风俗”，“能供给读者新知识”。客观地说，大量报纸杂志的创办发行，本身就是文化事业的新内容新现象，而通过它们的传播，在更大的程度上推动了江西的新文化运动，促进了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更新。因此，在北洋时期的江西，报刊可以说是文化事业和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

　　随着报刊的创办，现代文学创作相伴而生。在报纸的副刊及杂志上，不时有新式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发表；有的江西籍作者还在上海、长沙等地出版作品。如徐先兆1921在《新江西》上发表小说《这也应该承认她做母亲吗》，白采先后在中华书局自费出版小说集《白采的小说》和长诗《羸疾者的爱》，罗黑芷1926年在长沙出版散文集《牵牛花》等。但从数量上说，这时的现代文学作品尚不多，有影响的作家更少，且多在省外生活、创作，他们的作品在省内反倒流传有限。

　　继1898年九江首先放映电影之后，南昌1914年在洗马池的福音堂放映无声电影（隶属省教育司的宣导所，在1913年夏秋也曾拟更名为江西模范讲演团，添置活动电影，往外县巡行讲演社会知识。但此事因二次革命失败而未办成）。此后，电影放映逐步向萍乡、修水、赣州、抚州、吉安、泰和等全省其他地方传开。这时的电影，主要是卫生科教片和风光纪录片，其放映活动，均为非营业性质。比较而言，最为活跃的仍为传统戏剧。久负盛名的弋阳腔（1950年定名为赣剧）在民国初年吸收传入江西的安徽梆子后，进一步丰富了其三大声腔之一的乱弹腔，成为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多声腔的剧种。弋阳腔、采茶剧、宜黄戏、京剧等多剧种、多支派、多形式的戏剧艺术，在社会文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江西近代文化中的另一新事物，是图书馆的设立。1912年，著名藏书家、宜丰人胡思敬捐书10万余卷，在南昌百花洲旁设立私立“江西全省图书馆”。此为江西创办图书馆之始。“惟藏书均系经史子集各部图书，无科学及通俗书籍”。次年，开始筹办通俗图书馆，以为中小学生及一般国民阅览。到1916年，全省已设立通俗图书馆5个，全部为公立性质。1918年，江西省立通俗图书馆开办，内设藏书、公众阅览、儿童阅览、新闻阅览、巡回阅览及办公、招待各室，是江西省“历史上第一所初具综合性图书馆规模的省级公共图书馆”。1922年，又成立了江西省公立图书馆，该馆藏书近9000册，设有汉文、日文、英文和日报杂志等四个部。到1926年底，江西省立图书馆藏书增至1.35万册；全省公、私立图书馆这时已有15所（一说民国初期全省县以上图书馆有20余座），其中大多数为私立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