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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开辟新路的斗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四一二政变和七一五政变,国共合作领导革命建国的模式因国民党的背叛而夭折,全国革命形势陡转。中国共产党面对血腥镇压被迫另辟新路,走上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探索重建国家的艰难征程。中共的探索,以反抗国民党的镇压和否定国民党建立的国家政权形式及一党独裁统治,开展土地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为基本内容。作为实践新战略的中心区域,在江西这块土地上,中共领导举行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等一系列起义和暴动,先后建立有井冈山、中央、赣东北(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等全国最早、最大和最多的革命根据地,直至建立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全省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曾为根据地地域,被人们称为人民军队诞生的摇篮、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摇篮,打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中国革命前进的伟大基地”。中共在江西等地的奋斗,试验了现代中国发展的另一条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华民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民国的历史内容。

  一、中共应对危局的重地

  1927年7月15日,武汉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之后宣布“分共”,国共合作领导国民革命的生气勃勃的局面至此完全破裂。早在4月18日,蒋介石等已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同时实行流血“清党”反共的政策。汪精卫集团继之加入了捕杀共产党人的行列,并与南京实现了“合流”。中国革命形势陡转,事实上再次提出探索重建国家的艰难课题。

  在突遭国民党的武力排斥与通过国民革命合作建国的模式夭折后,中共“面对着被敌人瓦解和消灭的危险”,为了生存和理想,决心整顿队伍,另辟新路,联合工农继续奋斗。1927年7月中下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将中共所掌握或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起义;在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组织农民秋收暴动,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宣告:“我们党的责任只有坚决的与这种新的反革命奋斗,积聚一切革命势力,开展这一革命的新阶段--土地革命。”在随后召开的著名的八七会议中,进一步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明确提出在国民革命失败的严重环境下,中国共产党要整顿自己的队伍,纠正过去严重的错误,寻找着“新的道路”,通过武装工农民众,创造革命军队,建立工农政权,“创造我们自己的自由世界--工农平民的独立的中华共和国!”在这里,中共提出了武装起义、土地革命和中华共和国的应对政策,表明了要通过土地革命另辟建国新路的决心,并立即将其付诸实践。民国历史,由此进入国共两党及两种思路、两种政权针锋相对斗争的时期。

  鉴于当时江西具有的独特条件和环境,中国共产党人将实践新战略的目光和重心,集聚于此。江西成为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应对危局、探索新路的重要地区。

  二、南昌起义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郾八一南昌起义

  1927年7月19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的李立三,与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奉派到达九江,准备组织中共掌握的一部分军队,联合统领第二方面军的张发奎重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当时,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已陆续集中九江,拟经南昌南下广东,受中共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主要在该方面军中,其中第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第二十军也到了九江;张发奎紧跟汪精卫,这时在庐山已经表露要在军中实行分共的意向;江西驻军为朱培德部,朱培德虽在6月初“礼送”共产党人出境,但朱德等已经返回南昌,革命力量经短期受挫后又有发展。李立三等与在九江的叶挺、聂荣臻等分析当面形势,感觉情况紧迫,遂向中共中央提出了放弃依靠张发奎的设想,“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和“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的建议。

  李立三等人的意见,得到在庐山的瞿秋白、鲍罗廷和在武汉的中共中央的同意。二十军军长贺龙在谭平山征求其意见时,也表示“热烈”支持。24日,中共中央正式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组织前敌委员会,派常委周恩来任前委书记(委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赴南昌领导起义事宜。起义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作为集中政权党权的最高机关,打继承国民党正统的旗号,以反对南京、武汉的国民党政权。中央还确定了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震惊一时的南昌起义决策,至此正式制定。

  26日,周恩来到达九江,当即与在九江的同志最后确定了南昌起义的行动计划。随后,与李立三赶赴南昌,与在南昌的朱德等及中共江西省委会合,叶挺、贺龙也率部抵达南昌。到达南昌的还有恽代英、彭湃、刘伯承、谭平山、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郭亮、周逸群、方维夏、彭泽民、张曙时等。这一大批重要领导人的年龄,当时多在30岁左右。27日,周恩来在南昌正式成立前敌委员会,并主持前委会议决定,30日举行起义(后因等待受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中央常委张国焘的到来及说服其同意立即起义,起义改在8月1日凌晨举行);参加起义的部队,为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十师,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在九江马回岭),第二十军及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共约20500人。当时驻守南昌的敌军,主要为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所部约6个团5000人左右,在兵力对比上,起义军占有较大的优势。

  8月1日凌晨2时,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领导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的指挥下,南昌起义爆发。各部队按照原定部署,向各守敌目标进攻,经4个小时的激战全歼敌军,占领南昌,起义取得完全胜利。起义之前朱德以请客和打麻将为名滞留敌军的几个团长、团副,为起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按照中共中央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旗号的决定,起义胜利后,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宋庆龄等数人当时不在南昌)。这是一个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实即“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不公开打出中共的旗号,源于团结国民党中一些左翼进步人士和继承孙中山革命精神的考虑。2日,革命委员会举行就职典礼,发表了坚持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和建设农工领导的民主政权、保护中小商民阶级的政纲宣言;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为参谋长,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叶挺代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还组设了财政、宣传、农工、党务委员会等机构。同日,聂荣臻、周士第率在马回岭起义成功的第四军二十五师部队3000人赶到南昌。南昌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盛大集会,庆祝起义的成功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革命委员会对江西省政府也进行了重新任命,免去原省政府主席朱培德、财政厅长黄实的职务,任命姜济寰代理江西省政府主席、沈寿桢代理江西省财政厅厅长。姜济寰等即于2日宣誓就职,并启用新的“江西省政府”木质印信。姜济寰以江西省政府代理主席身份发出布告,简要说明南昌起义的原因及新政府的政策。其中说到:改造始自江西,原以攘除党贼。实行三民主义,遵行三大政策。武汉之与南京,背叛已同一辙。仗我中央委员,以及革命贤哲,并得二方面军,将士同心同德。毅然决然改图,守我总理遗则。赣省首承其庥,人民欣有喜色。这段话,说明了起义原因、与江西的关系以及江西人民对起义的反应。布告还表明了新政府“力谋民众利益”、“不与民众相隔”的态度。

  8月3日至7日,起义军按照中共中央先前的决定,分批撤出南昌,经进贤、临川(抚州)、瑞金、长汀南下广东,以期实现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国际援助,然后再进行第二次北伐的战略意图。南下途中,部队历经艰难与挫折,天气酷热,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士兵极多,但仍在瑞金、会昌取得对敌军钱大钧部激战的胜利。9月下旬,部队进入广东潮汕地区,遭到广东敌军的重兵包围,在连续艰苦作战后被打散,起义领导人大多转到香港,余部一部分进入海陆丰地区,后改编为红二师;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粤赣湘边区,后上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师,创建了红四军。

  南昌起义虽然最终未实现原定的战略意图,但它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起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不但在革命潮流低落、“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振奋了革命精神,挽救了革命的消亡,而且在全国树立了新的革命旗帜,开辟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新的土地革命时期。八一南昌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创建人民军队和以武装斗争开辟建国新路的开端,南昌也成为人民军队“军旗升起的地方”,并被誉为英雄城。

  2?郾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3日发出《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部署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四省举行秋收暴动,一面策应南昌起义,牵制压迫南昌之敌;一面在广大农村发动土地革命。中共八七会议进一步肯定了秋收暴动的计划,会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回湖南改组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毛泽东着重考虑了起义的旗帜和计划等重大问题。8月18日,他在讨论秋收起义的湖南省委会议上率先提出,起义要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并致信中央,认为再打国民党的旗帜“必会失败”。30日,毛泽东与以彭公达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开会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领导秋收暴动;改变湖南全省暴动的计划,以进攻长沙为目标,将起义地点集中在湘东和赣西。作出这个决定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当时在湘赣边界驻有中共掌握的武装力量,即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边界各县的一些工农武装。由中共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警卫团,因未赶上南昌起义而转移到江西修水,此时为掩饰身份而与江西当局商定暂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它们与邻近几县的工农武装成为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基本力量。

  9月初,毛泽东赶赴安源。在安源张家湾召开部署起义的军事会议上,决定将起义部队定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下辖3个团(约5000人,其中第一团驻修水,由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军、湖北崇阳、通城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钟文璋兼;第二团驻安源,由安源路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江西安福、永新、莲花、萍乡,湖南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组成,团长王兴亚;第三团驻铜鼓,由浏阳县工农义勇队和警卫团一个营组成,团长苏先俊。起义前夕还收编黔军邱国轩团编为第四团);在修水、安源、铜鼓三地同时起义,以第一团进攻平江,第二团进攻萍乡、醴陵,第三团进攻浏阳,各路然后会攻长沙;毛泽东到铜鼓直接指挥第三团(中路)行动,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江西方面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兼安福县农军负责人王兴亚、中共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等。

  9月9日,以中共湖南省委组织的破坏长沙到岳阳和长沙到株洲的铁路为标志,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式爆发。三个团随即在各地先后起义,并分三路分别攻向平江、醴陵、浏阳,还曾先后占领过醴陵、浏阳县城。长沙近郊也有一些农民起来响应暴动。初起时起义气势颇为壮观,“湘东各处敌军皆纷纷退却”。毛泽东当时写下《西江月秋收起义》一词,记录了当时的盛况。

  但是,起义军很快遭到国民党正规军优势兵力的阻击和反攻,原先收编的邱国轩第四团也在作战中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第一团,起义军各路队伍遭受严重挫折。14日,毛泽东率第三团退到浏阳上坪,主持召开紧急干部会议,决定放弃原定攻打长沙的计划,第一、二团余部速来与三团会合。19日,三个团在浏阳文家市会合,总人数已锐减到1500人。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会议发生激烈争论,最终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决定退往湘南,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生存和发展。文家市会议体现了毛泽东的“上山”思想,挽救了起义军的命运,特别是在武装斗争的战略思想上实现了重要转折,成为“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

  起义军当即在毛泽东等率领下,由湘东转入赣西。在历经艰难、混乱及在萍乡芦溪遭袭牺牲了总指挥卢德铭后,于9月29日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前委在三湾村领导已不足千人的部队进行改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在各级建立党的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班排设小组,连设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三湾改编重振了部队的意志与精神,特别是从组织上确立了中共对军队的领导,成为建设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这时,毛泽东根据宋任穷送来的中共江西省委密信,已经与宁冈党组织负责人龙超清和驻在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联系。部队即于10月3日抵达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古城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研究在罗霄山脉中段“安家”即建立根据地和团结改造井冈山地区袁文才、王佐农民武装的问题,初步作出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决定。其后,毛泽东率领这支队伍转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秋收起义是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三大起义之一,它与南昌起义、八七会议一起,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毛泽东在起义后期率领部队向农村和山区的进军,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发展方向,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指导思想上,由以城市为中心向农村、农民为中心转变的先声与典范。

  三、江西地方武装暴动的爆发与延伸

  1?郾秋收暴动的组织

  南昌八一起义以后,江西政治形势加速恶化。8月10日,朱培德发出进一步严厉镇压共产党人的通告。随后,江西相继组织清党委员会、“惩治共匪委员会”,“无时不以绝共为职志”,以军警力量对中共党员及进步青年进行残酷的杀戮。其时,“白色恐怖严重的笼罩着全省,许多英勇善战的革命同志都牺牲于新军阀枪刀之下,在顺德门外,每日平均至少有一两个共产党员枪毙”。袁玉冰等共产党重要领导人被杀害。据不完全统计,在全省清党运动中,1927年被逮捕者435人,被杀害者513人;1928年被逮捕者278人,被杀害者82人。据学者的研究,在清党中被捕被杀的人,不完全是中共党员,也包括一部分思想激进的国民党中下层青年党员。这个比例在江西有多大,尚无准确的数据。经此清党,全省中共党员1927年秋冬由5000多人减为1000多人,其中南昌由500多人减至50余人,“九江、吉安为较有基础的地方,也差不多解体了,其他各地差不多没有关系了”。全省工会、农会概遭清洗,中等以上学校为防止共产党人活动奉令一律停办。

  中共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的八七会议精神传达到江西后,中共江西省委着手准备全省总暴动。中共中央曾指示江西暴动的方式和目标是:“1?郾马上夺取乡县政权;2?郾实行中央土地革命政纲;3?郾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4?郾积极参加革命军对反革命派的军事战争。”但在1927年9月5日给江西省委的信中,中央改变了江西全省总暴动的计划,认为江西农民虽有强烈的革命情绪,但党的力量还较薄弱,实现全省整个暴动没有希望,强求整个暴动势必失败。因此指示江西省委放弃整个暴动计划,改为发动局部的零碎的暴动,然后逐步汇合成大的暴动。同时,指示江西的“同志要立刻大批的跑到农民中去”,坚决斗争,决不能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存在任何犹豫、等待和幻想。这一改变,极大地保护了江西的革命力量。

  江西省委“完全接受中央的决议”,并在9月制定出秋收暴动计划和暴动大纲。暴动计划指出:“秋暴的意义不是毫无目的的骚动,而是要由此更实际的进行土地革命,并深入而且扩大农村的阶级斗争,建立乡村农民政权,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肃清乡村的反动势力,并借此揭破反动的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省政府压迫民众的罪恶,进而推翻他们的统治。”该计划决定,农民是秋暴的主要力量,同时要团结会匪使其与农民一样成为暴动的主体,动员小商人参加暴动使之成为暴动的助手,争取“有不小的力量的”乡村知识分子“诚恳来致力于暴动工作”;以“政治经济地位较重要而农运较有基础或已有农军势力”为条件,确定“暴动的起点”,即赣北以修水、赣西以永新、赣东以临川为起点,影响及联络邻县;派遣得力干部前往各起点县,领导暴动并指挥邻县。计划还对农运基础不同的地方的暴动政策,作出了规定。后来,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暴动起点县有所更改。

  从9月到11月,秋收暴动在一些地方陆续发动,主要有修水暴动、德安暴动、万安暴动、吉安东固暴动、星子暴动、鄱阳珠湖暴动、泰和三十都暴动、余干暴动等。其中,以万安、东固暴动和受到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带动的赣西农军斗争影响较大,“赣西农民与农军,已割据了莲花、宁冈、泰和三县城,并作占领万安、永新、安福等县城之准备,以为向南发展土地革命之根据地”。多数地方的暴动,则因为10月间江西省委一度被敌破坏、组织工作受到影响,而未能发动或发动后很快溃散。

  2?郾全省总暴动的爆发

  1927年12月到次年春,江西由秋暴开始的武装暴动,进入一个大规模展延的阶段。

  鉴于此前未能向各地完整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也受到广州起义的巨大鼓舞和中央逐步产生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中共江西省委12月在工作部署上连续出现很大的动作。一是下达《什么是机会主义与怎样铲除机会主义》的长篇文件,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指出和批判国民革命后期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提出铲除机会主义、训练党员思想、正确发展革命的策略和办法。同时,先于中央制定《苏维埃临时组织法》、《江西苏维埃临时政纲》,印发《政治通讯》,宣传土地革命和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政策,号召人民群众奋起抗争,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命运。这些工作效果良好。《布尔什维克》记载说:江西“自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宣传深入乡村后,一般农民莫不热烈欢迎此一政策,其革命情绪风起云涌,实有一触即发之势。”

  二是紧急发布全省暴动总发动动员令。该动员令指出广州起义后中国革命进展到一个新的局面,证明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军阀末日之将至,无产阶级、农民的力量可以解决一切。根据这一对形势的错误判断,江西省委认为“目前有实行全省总发动的可能与必要”,决定“立即实行大规模的暴动”,命令赣西南特委“以万安为爆发点,领导广大的农民群众及城市中小部分的工人店员,汇合各乡的工农军联合武装暴动,夺取城市,占领乡村,马上形成西南总暴动的割据局面,为江西土地革命的发祥地”;赣北、赣东及其他各地都要实行工农暴动或城市工人罢工。江西省委的这一总暴动计划,直接源于中共实行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决定,也与江西省委过高估计江西革命力量有关--省委还几次埋怨中央对江西形势和力量估计不足。但动员令中对赣西南的部署,其后产生了重要的成果。

  总动员令下达后,各地开始爆发武装暴动,但规模与省委设想大有不合。1928年2月上旬,省委根据中央关于湘鄂赣三省总暴动的决定,再次发出全省总暴动的指令。省委将全省分为西南、西北、东北、赣东、南浔路5个暴动区(含近50个县),计划以赣西南区为全省总暴动的爆发点,赣东北、赣西北、赣东区继而响应,然后联合向南昌、南浔路及九江进展,“推翻江西反动统治的巢穴,完成全省总暴动”。这个总暴动计划是前一动员令的继续,既有可行的内容,也有脱离实际和冒险的成分。在暴动建立工农政权的目标下,各地党组织带领工农群众奋勇斗争,于1927年底尤其是1928年春掀起一个武装暴动高潮。

  武装暴动重点在赣东、赣西和赣南展开。主要有: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等领导的弋阳、横峰暴动,曾天宇、汪群、张世熙等领导的万安、泰和暴动,赖经邦、李文林、郭延禄、胡海等领导的东固、延福暴动,罗贵波、蓝广孚等领导的南康潭口暴动,邓贞谦等领导的萍乡上栗市暴动,黄世秦、赖传珠、钟正泉等领导的赣县大埠暴动,丛允中、萧风鸣、郭一清等领导的信丰暴动,萧韶、丘倜等领导的于都暴动,刘维炉、古柏等领导的寻乌暴动,曾山、周冕等领导的吉安官田暴动,陈奇涵、钟循仁等领导的兴国暴动,陈金泉、刘国兴等领导的瑞金武阳暴动,吴江、严玉如、詹天龙等领导的永丰暴动,等等。这些暴动的共同特点是:暴动是中共各级负责人员深入农村,经过比较认真的准备有组织地发动的;暴动以土地革命和工农民主政权为旗帜,目标十分明确;在暴动过程中一般建立了革命武装,有的随后成为工农革命军、红军,如赣东北的红十军、赣西南的红二、四团等;暴动失败后,都转入农村游击战争,以井冈山为榜样进行武装割据,建立了政权和根据地,其中突出者如赣东北和赣西东固,后来分别被毛泽东称之为“方志敏式”和“李文林式”的革命根据地。万安也因建立了江西第一个县工农政权,而在共产国际备受赞誉。

  暴动造成了“江西的农村起义比哪一省都要普遍,红军游击队比哪一省都要多”的形势。这一形势出现的原因,除了江西省委的组织以及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江西经济主要是封建经济、地主武装较弱,没有本省的军队和距离帝国主义的影响较远一点等外,还须看到国民革命时期江西农民运动打下的扎实的基础,汪精卫集团叛变前几天,在毛泽东主办的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150名江西籍学生返赣,被分配到全省28个县,方志敏主办的江西全省农运短训班的学员同时返回各县,他们成为各地农运和武装斗争的组织领导者。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井冈山斗争,也直接带动了赣西的农民暴动,并给赣南乃至全省以极大的影响、推动和支援。全省农村武装暴动的组织与发动,为其后江西成为中共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大本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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