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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
一、临时国家政权在瑞金的建立
1？郾代表大会的准备
在各地创建根据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时，中共中央也在加紧筹建苏维埃国家政权。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有各地代表参加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开始计划建立统一的全国苏维埃政权。会后成立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负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筹建工作，“苏准会”开始着手进行实际事务的准备工作。同年9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全会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要求在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同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革命已经到了从零星散乱的各地方革命政权的树立，到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权以集中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战争、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时期，因此，“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的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是“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临时中央政府要建立在最有保障的根据地内。11月，《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进一步确定，依据土地革命的发展、群众基础和便于向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发展等3个条件，将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划定为中央区（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边、鄂东北、闽粤赣、广西左右江等6个，“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在中央根据地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月在江西宁都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随即领导起在中央区筹建国家政权的工作。
成立新型的国家政权是中共改造和发展中国的既定目标，这个目标在中共成立时即已确定。到国民革命分裂，国民党以武力分共并建立其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权时，中共进一步明确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提出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主张，走上了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重建国家政权的历程。因此可以说，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是中共与国民党在中国发展道路、政治制度之争中的必然行为和结果，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建，则是将这一政略付诸实践。另外，从中共当时的意图上看，也有“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革命根据地政府来对抗国民政府”，以及建立中央政府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指导者与组织者”，并“极大限度地激发推进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争斗”等方面的策略考虑。因此，对为什么要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的问题，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中去认识和总结。
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做了大量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主要是起草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等许多法律文件，酝酿和确定政府成员名单，推选代表人选，确定会议日期及地点等。在经过4次延期之后，苏区中央局在1931年10月最终决定，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2？郾一苏大的召开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黎明时，在会场背后的广场上，举行阅兵典礼，毛泽东、朱德、项英等检阅了红军部队。上午，瑞金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下午举行开幕式，项英致开幕词。晚上，与会代表同驻地红军、附近群众一起举行提灯庆祝晚会。大会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到会群众，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大会于万众欢呼之中，正式开幕。”
选择瑞金作为一苏大会召开地和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该地具有较好的条件。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部，东与闽西接壤，到长汀仅40公里，北、西、南与石城、宁都、于都、会昌等县相邻，尽管“县城狭小，直径二里，环城约七里”，却居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直接辐射闽粤赣三省边境20多个县，便于领导机关的“居中指挥”。瑞金本身的条件也很好，此时已是“全县赤化”，又在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领导下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全县土地革命顺利展开，政治局势相当稳定。距瑞金县城6公里的叶坪村，则是一个傍依锦江、地势平坦开阔，交通较为便利的大村庄。全村环境优美，既为樟、枫等参天古树和青翠竹林所掩映，又有青砖青瓦、古色古香的明清砖木结构建筑，村旁可容纳数万人的绿荫草坪则恰似一个宽阔的大广场。这里便于隐蔽和容纳临时中央政府各机构。在这里召开一苏大会和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使瑞金和叶坪瞬间举世闻名。国民党人说，中共以瑞金“地理位置适中，乃定为伪都，并开伪全国代表大会于此，建伪‘中华苏维埃政府’，瑞金遂成为中共伪政权之发号司令台。其伪中央党部政府，伪军事委员会，伪红军学校，伪兵工厂等机关，应有尽有；遂有‘小莫斯科’之号”。又说瑞金“自赤匪据为首都，此弹丸小邑，遂成匪号施令、糜烂东南数省之乱源，消息所传，世人无不瞩目”。
参加一苏大会的代表共610名，来自赣西、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湘鄂西、豫东北（鄂豫皖）、琼崖（海南岛）各革命根据地及各红军部队、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还有韩国的代表。大会听取了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所作的政治报告，项英的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的土地问题报告，朱德的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的经济问题报告，王稼祥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邓发）的工农检察处报告以及宪法问题报告等。讨论并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以及其他各项问题的决议案。会议决定以瑞金为首都，改名“瑞京”。
19日，大会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区中央局提名的63名候选人全部当选：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徐锡根、范乐春、陈绍禹、彭德怀、关向应、孔荷宠、方志敏、任弼时、贺龙、沈泽民、谭震林、黄平、曾山、林彪、陈郁、罗登贤、夏曦、邓子恢、刘少奇、刘大朝、陈正人、袁德生、崔祺、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轨、陈福元、古大存、韦拔群、张华先、何叔衡、黄苏、胡海、滕代远、萧恒太、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周以栗、卢德光、胡均鹤、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刘光万、余汉朝、吴致民、刘建中、李宗白、刘生元、王永盛、阮啸仙。名单基本上包括了各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及部分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他们无疑是当时苏维埃运动的杰出人物。中执委的产生，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20日，一苏大会闭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全苏大会为国家的最高政权，大会闭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执会之下，设人民委员会为中央行政机关，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时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副主席。同时，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政府组成人员：毛泽东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兼任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内设9部1局，由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项英兼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任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任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任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兼司法人民委员（实由副委员梁柏台主持），何叔衡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人民委员的称呼，是苏联做法的移植，实际即是部长。会后，还设立了以董必武为院长的最高法院，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组成，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表明土地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江西。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无法再驻上海，也转移到瑞金。江西成为中共领导土地革命的大本营和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区，这是江西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法律体系与社会结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特别是成立后，制定颁布的各类法律法规约120余部。这些法律法规，大致包括6类内容：一是国家法，包括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国家政权机构组织法（或条例）及选举法令等；二是行政法规，包括行政、红军建设、公安、民政、民族政策、文教、卫生、科技等方面的法令及其有关解释；三是刑法，包括惩治贪污浪费和惩治反革命条例等；四是民法，包括婚姻、借贷、产权等方面的法令条例；五是经济法，包括财政经济、税收、金融、工商业政策、劳动、土地等方面的法令条例；六是司法制度，包括司法行政、审判制度、检察行政等法令条例。它们从多个方面，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社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与运转、革命根据地各项基本政策等等，共同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与理念，具有鲜明的阶级特点、时代特点、民主特点和社会进步性。但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影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一些法令条文及其具体政策，也有不少内容严重地脱离实际，“左”倾错误的内容也不鲜见。
新的政权的建立和大量法律法令的颁布，导致了革命根据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全面重建。土地革命发生后，在革命根据地地域，旧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和建立其上的社会关系被完全瓦解，继而建立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这主要表现在：
在政治上，确立了工农群众当家作主、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制度，这一制度的主体形式，是中华苏维埃的国家政权和地方政权。国家政权由作为政权机关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的中央人民委员会和作为司法、监察机关的最高法院三个部分组织而成。地方政权则为由省、县、区一直到乡村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级政权均由选民的民主选举产生，并受到选民的有效批评和监督。这就突出了人民群众在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选择，新政权也由此具有了较高的合法合理性和行政效率。围绕着政权这个核心，依次形成政权--群团（工会、贫农团和妇代会等）--工农大众--全体居民的社会体系，将分散的个人组织成整体，使之互相依存、密切联系，意志行动统一。国家权力由此有效地进入乡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也相继成立，中共作为革命根据地唯一合法的政党，履行执政党的职能，与苏维埃政权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则一直存在党政不分乃至以党代政的问题。
经济上，在平分土地并逐步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三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异质经济结构。国营事业是由政府经营的国营经济，主要是一小部分必要的工业和商业，如军火工业、对外贸易等，比重不高，但又因其性质和经济地位，在发展根据地经济和支持革命战争方面，作用重大。合作社事业，是由群众出资或入股经营的集体经济，主要有消费、粮食、生产和信用四类合作社。这类经济规模不大，平均每个合作社的资本不超过300元，但因其体现出经济上的组织性和民众参与上的广泛性，所经营者又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因此被认为是在生产、供给和分配方面“战斗地团结工农，动员群众的经济组织”。私人经济在革命根据地经济结构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主要包括农民的个体土地经营、中小商人的商业经营和农民的自由贸易，采取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形式进行活动。总之，革命根据地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又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和“左”倾政策的影响，导致其所体现的经济形态和政策并不完善，但从本质上说，它以瓦解封建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和保护人民切身利益为出发点，是新的政权重建生产关系的产物。这一经济形式，在当时激发了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整合和提高了根据地的经济力量，如1933年中央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比1932年增加一成半，闽浙赣根据地则增加了两成，因而有效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
在文化教育上，以变革农村文化教育水平落后现状、实现工农群众及其子女普遍受教育的权利，“提高乡村文化”和工农的“普通文化程度”，培育新的社会力量为宗旨，厉行全部免费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在战争环境和物资匮乏的艰难条件下，建立了富有特点的文化教育制度，形成了干部教育、社会教育（成人教育和扫盲）和义务教育（小学教育）三个部分组成的教育体系。革命根据地兴办教育的成效，相当惊人。闽浙赣根据地各村各乡广泛举办列宁小学，到1934年1月共有280所，使7-15岁的儿童普遍得到入学教育。中央根据地更是如此，其办学成绩连国民党人也大为肯定。据一份国民党军攻占宁都县后的调查称，红色区域对于教育，比革命前更为积极，到1933年夏，宁都一县即办有列宁小学184所，夜校368所，识字班5861个，因此认为中共对教育的“办理精神足资仿效”。同样，革命根据地也形成了新闻出版、红色报刊、戏剧、歌谣和俱乐部等多种形式互相配合的新式文化，仅中央革命根据地即办有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少共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等在内的130余种大小报刊。许多民间文艺形式被注入了新鲜、活泼和进步的新内容，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新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促成了根据地内社会关系的转化，进而构成了一种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与当时的国统区社会形成鲜明的区别。
三、行政区域的设置与扩展
按照有关苏维埃政府组织法规的规定，革命根据地行政层级，为临时中央政府、省、县、区、乡五级架构（1931年11月之前在乡之下还有村级行政机构。另外还有少数特区、道一级党政机构，介于省县之间，统辖数县，但非常制）。适应当时的条件和需要，各级辖地范围都相应缩小，每省辖县未做具体规定，每县辖12～15个区；每个山地区辖9个乡、每个乡约3000人，平地区辖12个乡、每个乡约5000人。在省级政府设置上，除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设有5个省和4个中央直属县外，其他各革命根据地即各为一省，具体设置为：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一苏大会后，先后发生著名的宁都起义和消灭“土围子”、攻打赣州等重要事件，根据地范围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临时中央政府1932年春分别在原江西省和闽粤赣区基础上，设立江西省和闽粤赣省。其中，5月在兴国县分别召开江西省党、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陈正人为书记、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委和省苏政府，成立了以陈毅为司令员的省军区，省委、省苏政府先后驻兴国、宁都，辖27县（次年改辖22个县）；3月在长汀分别召开的闽粤赣省党、政代表大会，成立了以罗明任代理书记、张鼎丞为主席的闽粤赣（后改称福建）省委、省苏政府，初辖10个县（次年扩大为15县）。1933年初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范围迅速扩展，进入鼎盛时期，面积达到8.4万平方公里，人口453万（时称500万），较长时间占领的县城有24座。临时中央政府遂对辖区行政进行调整，在江西、福建两省之外，先后再增设3个省：5月设闽赣省，驻黎川（后移建宁），省委书记顾作霖（后钟循仁），省苏政府主席邵式平（后杨道明），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辖16县；8月设粤赣省，驻会昌，省委书记刘晓，省苏政府主席钟世斌，省军区司令员张云逸，辖7县；1934年5月设赣南军区，由项英兼司令员和政委，8月增设赣南省，驻于都，辖4县。该省设立，主要是为红军长征作准备。
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的主力红军仍是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总政委毛泽东（后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后杨尚昆），总参谋长叶剑英（后刘伯承）。下辖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兼、政委滕代远）、五军团（1931年12月组建，总指挥先后为季振同、董振堂，政委先后为萧劲光、朱瑞、李卓然）、七军团（1933年6月组建，军团长兼政委萧劲光，后来，军团长为寻淮洲、政委则先后为萧劲光、乐少华）、八军团（1934年9月组建，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九军团（1933年10月组建，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1933年夏，红一方面军及中央革命根据地地方部队兵力总数为121044人。
在江西境内的其他几个革命根据地，各成立一个省，与临时中央政府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
闽浙赣省：原为赣东北省，1932年12月改称闽浙赣省，省苏政府主席仍为方志敏。该省1933年一度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打通，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扩大，涉及到包括江西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玉山、广丰、乐平、浮梁、婺源、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余干、东乡、金溪、资溪等21县和闽北12县、浙西南12县、皖南7县的广大区域，有100多万人口、1.5万平方公里面积、3万多红军部队（先后为红十、红十一军）。该省由于在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方面表现突出，在1934年1月的二苏大会上，被毛泽东称誉为革命根据地的“模范省”。
湘赣省：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湘赣省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发展，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面积亦有扩大，范围涉及江西的永新、宁冈、莲花、安福、遂川、吉安、萍乡、新余、宜春、峡江、分宜、崇义、万安、大余和湘东南9县，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20万。省委、省苏政府驻永新。主力红军为红八军（后与湘鄂赣红军合编为红六军团）。
湘鄂赣省：省委、省苏政府驻万载。辖区涉及江西的万载、修水、铜鼓、武宁、宜丰、宜春、奉新、高安、萍乡、瑞昌，以及湘东4县、鄂南8县，面积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多万（其中基本区域人口100多万）。主力红军为红十六、十八军（后与湘赣红八军合编为红六军团）。
1933年最盛之时，上述中央、闽浙赣、湘赣、湘鄂赣各革命根据地，地跨江西等7省150余县，在江西省内涉及将近70个县，约占全省83县的3/4.
除此之外，临时中央政府还管辖鄂豫皖省、湘鄂西省、川陕省等，但这些根据地因与赣南隔离较远，在战争环境下，与临时中央政府的联系并不密切。
四、民众的组织与变化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但组织程度较高。它通过各级政权和各种民众组织，将分散的农民群众组织成一个相当严密的整体。
革命根据地的民众组织，主要有工会、贫农团、共青团、妇代会、少先队、儿童团以及赤卫队、士兵会、互济会、反帝同盟等等。这些群团组织，既是革命根据地社会设置的实体组织，同时又是革命根据地广大民众的活动平台。它们的运作关系是：（1）是政权的外围组织，紧密围绕在政权周围，烘托政权并与之互动，也是政权与个人的中介组织，承担着诸如接受政权领导，贯彻政权意志与法令，监督政权工作与经济收支，向政权输送干部和信息，组织社会力量等多重任务。据崇义县坪峰寨贫农团1932年4次会议议题的记载，他们先后议决了宣传、选举妇女代表、选举乡苏代表、扩红、优属、慰劳红军、戒严、赤卫军、担架队、贫农团活动等15件事，范围相当广泛。1932年7月《湘赣全省三个月工作竞赛各县群众团体组织工作比较表》所载，永新、莲花等县的贫农团，所做工作也有监视苏维埃经济、开荒、讨论农民利益、参加分配土地、修路、督促春耕、选举、改造合作社、带路、捉反动分子等14件事。这些说明，群团承担了乡村的大量工作，是乡级政权的重要助手。（2）各群团之间关系互补，成员大多可以交叉穿插，如工会中的雇农可以加入贫农团并可组成小组参与团内领导，工人和贫农中的妇女可以分别加入工会和贫农团，同时又是妇代会的成员等等。这些群团自身又有垂直领导系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依存、密切联系的社会网络，上下左右贯通，意志行动统一，这是国家政权深入乡村、苏区社会之所以有力量的奥秘之一。
苏区社会的建立，促成了区域内民众社会地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俗的变化。首先，以整个阶级解放和新社会建设为背景，居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整体变化，那种以传统的家庭背景或个人利益追求为因素所造成的个人地位的升降机制被破除，形成过去处于社会下层的工农群众和上层的地主阶级，在社会地位上的整体性跃升和下移。它改变了工农大众与政权无缘的历史，工农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并且促使他们走出以往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圈，扩大了视野和社会交往，拥有了其前辈所不敢企及的社会地位和眼光。与此同时，地主阶级被迫从权力中心跌落，发生分化，出现外逃、反抗、投身革命、俯为革命根据地百姓等流向。
其次，民众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有了更新。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和新思想的教育灌输，农民开始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往昔的窘困、现实的生活和未来的目标，对为什么而活、怎么样活、信仰追求什么、鄙视反对什么、什么是好的值得的、什么是不好的不值得的等问题，产生了新认识新判断。许多记载说明，“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解释”。“一般妇女讲话非常漂亮，如‘找对象’、‘参加生产’、‘无产阶级’、‘土豪劣绅’、‘资本家’、‘不接受’等名词在谈话中时常流露。十一岁的女子都知‘封建’两字是骂人的表示”。这说明，政治意识和社会文明观念融入了民众的思想中，以至于在日常言谈中常常会不经意地表露出来。这种情况，在群众大会上、民主选举中、各种运动和竞赛时，表露得尤其明显。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带来了行为规则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大量的工农尤其是农民踊跃参军（以红一方面军为例，农民占总数的2/3，仅赣南13县参加红军的农民即达33万多人），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是农民行为方式变化的表现之一。
再次是社会习俗有所改变。在“改良社会生活”的号召下，革命根据地积极地查禁吸食、栽种、贩运鸦片，禁止赌博和偷盗，反对封建迷信，禁止童养媳和裹小脚，提倡卫生文明建设。据民国《瑞金县志》记载，苏区时期瑞金全县婚丧喜乐、风化习俗都发生了变化，喜宴俭办，丧事不厚殓，“极力破除迷信”，“烟赌两项，可谓全被禁绝”，“民事诉讼无有也”。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僧尼道士、算命瞎子等……现在是都改业了”。1933年3月安远县龙布区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也说明，该地过去的流氓、斋公、烟鬼、仙姑等游民70多人，均已“安居其乡，自食其力”。这类情况，除个别牵涉宗教政策者外，可以说成绩显著并富有进步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旧的社会习俗形成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熏经千百年的积淀，绝非一时之力所能变更。
五、二苏大会及其对中央政府工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一苏大会闭幕词中指出，临时中央政府要担负起组织战争、创造根据地、创造红军三大任务，战争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此后，以这三大任务为重心，临时中央政府以很高的行政效率，领导起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全部工作。
1934年1月21日，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举行。毛泽东在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对两年来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和“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实施”，从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苏维埃的民主制度、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与镇压反革命、劳动政策、土地革命、财政政策、经济政策、文化建设、婚姻制度、民族政策等10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总结。指出苏维埃的根本任务和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一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并且要使这个革命在将来能够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去”；“两年以来坚持这种政策的总方向，收到了非常伟大的成绩”，证实了“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会议重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通过了宪法大纲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的决定》等多项决议，选举博古等17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子恢等36人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执委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决定设立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粮食、司法、内务、教育、工农监察等11个人民委员部，分别以王稼祥、朱德、邓振询、高自立、林伯渠、吴亮平、陈潭秋、梁柏台、曾山、瞿秋白、项英为部长；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新组成的第二届中央政府，没有再加“临时”二字。
二苏大会召开时，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这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于1月在瑞金召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在根据地内达到极点；国民政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以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规模和形式，已经进行了几个月，闽赣省已被占领。因此，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也有不少过“左”和偏激的内容。
会后，革命根据地进入日益严酷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央政府的工作，全面转向组织战争和后方服务，直至离开江西进行战略转移。
1？郾代表大会的准备
在各地创建根据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之时，中共中央也在加紧筹建苏维埃国家政权。
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开了有各地代表参加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开始计划建立统一的全国苏维埃政权。会后成立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负责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筹建工作，“苏准会”开始着手进行实际事务的准备工作。同年9月下旬，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全会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要求在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同时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指出革命已经到了从零星散乱的各地方革命政权的树立，到建立苏维埃的临时中央政权以集中革命势力、组织革命战争、领导全国革命运动的时期，因此，“建立集中统一的真正的和工农群众密切联系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是“当前第一等重要的任务”，临时中央政府要建立在最有保障的根据地内。11月，《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进一步确定，依据土地革命的发展、群众基础和便于向一个或几个中心城市发展等3个条件，将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划定为中央区（赣西南、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边、鄂东北、闽粤赣、广西左右江等6个，“确定湘鄂赣联接到赣西南为一大区域，要巩固和发展它成为苏区的中央根据地”；在中央根据地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1年1月在江西宁都成立的中共苏区中央局，随即领导起在中央区筹建国家政权的工作。
成立新型的国家政权是中共改造和发展中国的既定目标，这个目标在中共成立时即已确定。到国民革命分裂，国民党以武力分共并建立其一党专制的国家政权时，中共进一步明确了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目标，提出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主张，走上了以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重建国家政权的历程。因此可以说，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是中共与国民党在中国发展道路、政治制度之争中的必然行为和结果，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建，则是将这一政略付诸实践。另外，从中共当时的意图上看，也有“建立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与各革命根据地政府来对抗国民政府”，以及建立中央政府作为“全国革命运动的指导者与组织者”，并“极大限度地激发推进全国工农群众的革命争斗”等方面的策略考虑。因此，对为什么要建立苏维埃国家政权的问题，应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中去认识和总结。
中共中央和苏区中央局为召开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做了大量的、充分的准备工作。这主要是起草宪法、劳动法、土地法等许多法律文件，酝酿和确定政府成员名单，推选代表人选，确定会议日期及地点等。在经过4次延期之后，苏区中央局在1931年10月最终决定，11月7日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2？郾一苏大的召开和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黎明时，在会场背后的广场上，举行阅兵典礼，毛泽东、朱德、项英等检阅了红军部队。上午，瑞金遭到国民党军飞机轰炸。下午举行开幕式，项英致开幕词。晚上，与会代表同驻地红军、附近群众一起举行提灯庆祝晚会。大会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到会群众，人山人海。红光满天，庄严热烈空前未有。大会于万众欢呼之中，正式开幕。”
选择瑞金作为一苏大会召开地和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该地具有较好的条件。瑞金位于江西省东南部，东与闽西接壤，到长汀仅40公里，北、西、南与石城、宁都、于都、会昌等县相邻，尽管“县城狭小，直径二里，环城约七里”，却居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直接辐射闽粤赣三省边境20多个县，便于领导机关的“居中指挥”。瑞金本身的条件也很好，此时已是“全县赤化”，又在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领导下纠正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全县土地革命顺利展开，政治局势相当稳定。距瑞金县城6公里的叶坪村，则是一个傍依锦江、地势平坦开阔，交通较为便利的大村庄。全村环境优美，既为樟、枫等参天古树和青翠竹林所掩映，又有青砖青瓦、古色古香的明清砖木结构建筑，村旁可容纳数万人的绿荫草坪则恰似一个宽阔的大广场。这里便于隐蔽和容纳临时中央政府各机构。在这里召开一苏大会和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使瑞金和叶坪瞬间举世闻名。国民党人说，中共以瑞金“地理位置适中，乃定为伪都，并开伪全国代表大会于此，建伪‘中华苏维埃政府’，瑞金遂成为中共伪政权之发号司令台。其伪中央党部政府，伪军事委员会，伪红军学校，伪兵工厂等机关，应有尽有；遂有‘小莫斯科’之号”。又说瑞金“自赤匪据为首都，此弹丸小邑，遂成匪号施令、糜烂东南数省之乱源，消息所传，世人无不瞩目”。
参加一苏大会的代表共610名，来自赣西、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湘鄂西、豫东北（鄂豫皖）、琼崖（海南岛）各革命根据地及各红军部队、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还有韩国的代表。大会听取了毛泽东代表苏区中央局所作的政治报告，项英的劳动法草案报告，张鼎丞的土地问题报告，朱德的红军问题报告，周以栗的经济问题报告，王稼祥的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邓发）的工农检察处报告以及宪法问题报告等。讨论并通过了苏维埃宪法大纲、劳动法、土地法以及其他各项问题的决议案。会议决定以瑞金为首都，改名“瑞京”。
19日，大会选举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苏区中央局提名的63名候选人全部当选：毛泽东、项英、张国焘、周恩来、卢福坦、朱德、瞿秋白、张鼎丞、邓发、王稼祥、徐锡根、范乐春、陈绍禹、彭德怀、关向应、孔荷宠、方志敏、任弼时、贺龙、沈泽民、谭震林、黄平、曾山、林彪、陈郁、罗登贤、夏曦、邓子恢、刘少奇、刘大朝、陈正人、袁德生、崔祺、屈登高、段德昌、葛耀山、彭轨、陈福元、古大存、韦拔群、张华先、何叔衡、黄苏、胡海、滕代远、萧恒太、罗炳辉、陈毅、张云逸、周以栗、卢德光、胡均鹤、徐特立、邵式平、洪紫清、刘光万、余汉朝、吴致民、刘建中、李宗白、刘生元、王永盛、阮啸仙。名单基本上包括了各革命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及部分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他们无疑是当时苏维埃运动的杰出人物。中执委的产生，宣告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20日，一苏大会闭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全部政权属于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全苏大会为国家的最高政权，大会闭会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中执会之下，设人民委员会为中央行政机关，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发布一切法令和决议案。
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时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副主席。同时，选举产生了临时中央政府组成人员：毛泽东兼任人民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兼任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内设9部1局，由王稼祥任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任军事人民委员，项英兼劳动人民委员，邓子恢任财政人民委员，张鼎丞任土地人民委员，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任内务人民委员，张国焘兼司法人民委员（实由副委员梁柏台主持），何叔衡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人民委员的称呼，是苏联做法的移植，实际即是部长。会后，还设立了以董必武为院长的最高法院，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委员会的组成，表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表明土地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江西。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无法再驻上海，也转移到瑞金。江西成为中共领导土地革命的大本营和中国革命的中心地区，这是江西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
二、法律体系与社会结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前后特别是成立后，制定颁布的各类法律法规约120余部。这些法律法规，大致包括6类内容：一是国家法，包括国家根本法宪法大纲、国家政权机构组织法（或条例）及选举法令等；二是行政法规，包括行政、红军建设、公安、民政、民族政策、文教、卫生、科技等方面的法令及其有关解释；三是刑法，包括惩治贪污浪费和惩治反革命条例等；四是民法，包括婚姻、借贷、产权等方面的法令条例；五是经济法，包括财政经济、税收、金融、工商业政策、劳动、土地等方面的法令条例；六是司法制度，包括司法行政、审判制度、检察行政等法令条例。它们从多个方面，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社会制度、政权组织形式与运转、革命根据地各项基本政策等等，共同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宗旨与理念，具有鲜明的阶级特点、时代特点、民主特点和社会进步性。但由于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影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一些法令条文及其具体政策，也有不少内容严重地脱离实际，“左”倾错误的内容也不鲜见。
新的政权的建立和大量法律法令的颁布，导致了革命根据地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全面重建。土地革命发生后，在革命根据地地域，旧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和建立其上的社会关系被完全瓦解，继而建立了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这主要表现在：
在政治上，确立了工农群众当家作主、自己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制度，这一制度的主体形式，是中华苏维埃的国家政权和地方政权。国家政权由作为政权机关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行政机关的中央人民委员会和作为司法、监察机关的最高法院三个部分组织而成。地方政权则为由省、县、区一直到乡村的各级苏维埃政府。各级政权均由选民的民主选举产生，并受到选民的有效批评和监督。这就突出了人民群众在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和选择，新政权也由此具有了较高的合法合理性和行政效率。围绕着政权这个核心，依次形成政权--群团（工会、贫农团和妇代会等）--工农大众--全体居民的社会体系，将分散的个人组织成整体，使之互相依存、密切联系，意志行动统一。国家权力由此有效地进入乡村。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也相继成立，中共作为革命根据地唯一合法的政党，履行执政党的职能，与苏维埃政权形成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则一直存在党政不分乃至以党代政的问题。
经济上，在平分土地并逐步建立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三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异质经济结构。国营事业是由政府经营的国营经济，主要是一小部分必要的工业和商业，如军火工业、对外贸易等，比重不高，但又因其性质和经济地位，在发展根据地经济和支持革命战争方面，作用重大。合作社事业，是由群众出资或入股经营的集体经济，主要有消费、粮食、生产和信用四类合作社。这类经济规模不大，平均每个合作社的资本不超过300元，但因其体现出经济上的组织性和民众参与上的广泛性，所经营者又与人民的生产生活直接相关，因此被认为是在生产、供给和分配方面“战斗地团结工农，动员群众的经济组织”。私人经济在革命根据地经济结构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主要包括农民的个体土地经营、中小商人的商业经营和农民的自由贸易，采取小规模、分散经营的形式进行活动。总之，革命根据地经济结构比较简单，又受到当时条件的限制和“左”倾政策的影响，导致其所体现的经济形态和政策并不完善，但从本质上说，它以瓦解封建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和保护人民切身利益为出发点，是新的政权重建生产关系的产物。这一经济形式，在当时激发了根据地民众的生产积极性，整合和提高了根据地的经济力量，如1933年中央根据地的农业生产，比1932年增加一成半，闽浙赣根据地则增加了两成，因而有效地支持了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
在文化教育上，以变革农村文化教育水平落后现状、实现工农群众及其子女普遍受教育的权利，“提高乡村文化”和工农的“普通文化程度”，培育新的社会力量为宗旨，厉行全部免费的义务教育，发展广泛的社会教育，在战争环境和物资匮乏的艰难条件下，建立了富有特点的文化教育制度，形成了干部教育、社会教育（成人教育和扫盲）和义务教育（小学教育）三个部分组成的教育体系。革命根据地兴办教育的成效，相当惊人。闽浙赣根据地各村各乡广泛举办列宁小学，到1934年1月共有280所，使7-15岁的儿童普遍得到入学教育。中央根据地更是如此，其办学成绩连国民党人也大为肯定。据一份国民党军攻占宁都县后的调查称，红色区域对于教育，比革命前更为积极，到1933年夏，宁都一县即办有列宁小学184所，夜校368所，识字班5861个，因此认为中共对教育的“办理精神足资仿效”。同样，革命根据地也形成了新闻出版、红色报刊、戏剧、歌谣和俱乐部等多种形式互相配合的新式文化，仅中央革命根据地即办有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少共中央机关报《青年实话》等在内的130余种大小报刊。许多民间文艺形式被注入了新鲜、活泼和进步的新内容，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新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促成了根据地内社会关系的转化，进而构成了一种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社会形态。这种新的社会形态，与当时的国统区社会形成鲜明的区别。
三、行政区域的设置与扩展
按照有关苏维埃政府组织法规的规定，革命根据地行政层级，为临时中央政府、省、县、区、乡五级架构（1931年11月之前在乡之下还有村级行政机构。另外还有少数特区、道一级党政机构，介于省县之间，统辖数县，但非常制）。适应当时的条件和需要，各级辖地范围都相应缩小，每省辖县未做具体规定，每县辖12～15个区；每个山地区辖9个乡、每个乡约3000人，平地区辖12个乡、每个乡约5000人。在省级政府设置上，除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设有5个省和4个中央直属县外，其他各革命根据地即各为一省，具体设置为：
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一苏大会后，先后发生著名的宁都起义和消灭“土围子”、攻打赣州等重要事件，根据地范围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临时中央政府1932年春分别在原江西省和闽粤赣区基础上，设立江西省和闽粤赣省。其中，5月在兴国县分别召开江西省党、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陈正人为书记、曾山为主席的江西省委和省苏政府，成立了以陈毅为司令员的省军区，省委、省苏政府先后驻兴国、宁都，辖27县（次年改辖22个县）；3月在长汀分别召开的闽粤赣省党、政代表大会，成立了以罗明任代理书记、张鼎丞为主席的闽粤赣（后改称福建）省委、省苏政府，初辖10个县（次年扩大为15县）。1933年初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范围迅速扩展，进入鼎盛时期，面积达到8.4万平方公里，人口453万（时称500万），较长时间占领的县城有24座。临时中央政府遂对辖区行政进行调整，在江西、福建两省之外，先后再增设3个省：5月设闽赣省，驻黎川（后移建宁），省委书记顾作霖（后钟循仁），省苏政府主席邵式平（后杨道明），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辖16县；8月设粤赣省，驻会昌，省委书记刘晓，省苏政府主席钟世斌，省军区司令员张云逸，辖7县；1934年5月设赣南军区，由项英兼司令员和政委，8月增设赣南省，驻于都，辖4县。该省设立，主要是为红军长征作准备。
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的主力红军仍是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总政委毛泽东（后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后杨尚昆），总参谋长叶剑英（后刘伯承）。下辖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兼、政委滕代远）、五军团（1931年12月组建，总指挥先后为季振同、董振堂，政委先后为萧劲光、朱瑞、李卓然）、七军团（1933年6月组建，军团长兼政委萧劲光，后来，军团长为寻淮洲、政委则先后为萧劲光、乐少华）、八军团（1934年9月组建，军团长周昆、政委黄苏）、九军团（1933年10月组建，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1933年夏，红一方面军及中央革命根据地地方部队兵力总数为121044人。
在江西境内的其他几个革命根据地，各成立一个省，与临时中央政府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这主要是：
闽浙赣省：原为赣东北省，1932年12月改称闽浙赣省，省苏政府主席仍为方志敏。该省1933年一度与中央革命根据地打通，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扩大，涉及到包括江西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玉山、广丰、乐平、浮梁、婺源、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余干、东乡、金溪、资溪等21县和闽北12县、浙西南12县、皖南7县的广大区域，有100多万人口、1.5万平方公里面积、3万多红军部队（先后为红十、红十一军）。该省由于在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等方面表现突出，在1934年1月的二苏大会上，被毛泽东称誉为革命根据地的“模范省”。
湘赣省：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湘赣省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发展，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革命根据地面积亦有扩大，范围涉及江西的永新、宁冈、莲花、安福、遂川、吉安、萍乡、新余、宜春、峡江、分宜、崇义、万安、大余和湘东南9县，面积1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20万。省委、省苏政府驻永新。主力红军为红八军（后与湘鄂赣红军合编为红六军团）。
湘鄂赣省：省委、省苏政府驻万载。辖区涉及江西的万载、修水、铜鼓、武宁、宜丰、宜春、奉新、高安、萍乡、瑞昌，以及湘东4县、鄂南8县，面积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00多万（其中基本区域人口100多万）。主力红军为红十六、十八军（后与湘赣红八军合编为红六军团）。
1933年最盛之时，上述中央、闽浙赣、湘赣、湘鄂赣各革命根据地，地跨江西等7省150余县，在江西省内涉及将近70个县，约占全省83县的3/4.
除此之外，临时中央政府还管辖鄂豫皖省、湘鄂西省、川陕省等，但这些根据地因与赣南隔离较远，在战争环境下，与临时中央政府的联系并不密切。
四、民众的组织与变化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但组织程度较高。它通过各级政权和各种民众组织，将分散的农民群众组织成一个相当严密的整体。
革命根据地的民众组织，主要有工会、贫农团、共青团、妇代会、少先队、儿童团以及赤卫队、士兵会、互济会、反帝同盟等等。这些群团组织，既是革命根据地社会设置的实体组织，同时又是革命根据地广大民众的活动平台。它们的运作关系是：（1）是政权的外围组织，紧密围绕在政权周围，烘托政权并与之互动，也是政权与个人的中介组织，承担着诸如接受政权领导，贯彻政权意志与法令，监督政权工作与经济收支，向政权输送干部和信息，组织社会力量等多重任务。据崇义县坪峰寨贫农团1932年4次会议议题的记载，他们先后议决了宣传、选举妇女代表、选举乡苏代表、扩红、优属、慰劳红军、戒严、赤卫军、担架队、贫农团活动等15件事，范围相当广泛。1932年7月《湘赣全省三个月工作竞赛各县群众团体组织工作比较表》所载，永新、莲花等县的贫农团，所做工作也有监视苏维埃经济、开荒、讨论农民利益、参加分配土地、修路、督促春耕、选举、改造合作社、带路、捉反动分子等14件事。这些说明，群团承担了乡村的大量工作，是乡级政权的重要助手。（2）各群团之间关系互补，成员大多可以交叉穿插，如工会中的雇农可以加入贫农团并可组成小组参与团内领导，工人和贫农中的妇女可以分别加入工会和贫农团，同时又是妇代会的成员等等。这些群团自身又有垂直领导系统。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互相依存、密切联系的社会网络，上下左右贯通，意志行动统一，这是国家政权深入乡村、苏区社会之所以有力量的奥秘之一。
苏区社会的建立，促成了区域内民众社会地位、思想观念和行为习俗的变化。首先，以整个阶级解放和新社会建设为背景，居民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整体变化，那种以传统的家庭背景或个人利益追求为因素所造成的个人地位的升降机制被破除，形成过去处于社会下层的工农群众和上层的地主阶级，在社会地位上的整体性跃升和下移。它改变了工农大众与政权无缘的历史，工农大众成为社会的主人，并且促使他们走出以往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圈，扩大了视野和社会交往，拥有了其前辈所不敢企及的社会地位和眼光。与此同时，地主阶级被迫从权力中心跌落，发生分化，出现外逃、反抗、投身革命、俯为革命根据地百姓等流向。
其次，民众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有了更新。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改变和新思想的教育灌输，农民开始从更广阔的角度，思考往昔的窘困、现实的生活和未来的目标，对为什么而活、怎么样活、信仰追求什么、鄙视反对什么、什么是好的值得的、什么是不好的不值得的等问题，产生了新认识新判断。许多记载说明，“苏府范围内的农民，无论男女老幼……都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及共产党的主张，几乎成了每个群众的口头禅。最显著的是许多不认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作很长的演说，国民党与共产党，刮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每个人都能分别解释”。“一般妇女讲话非常漂亮，如‘找对象’、‘参加生产’、‘无产阶级’、‘土豪劣绅’、‘资本家’、‘不接受’等名词在谈话中时常流露。十一岁的女子都知‘封建’两字是骂人的表示”。这说明，政治意识和社会文明观念融入了民众的思想中，以至于在日常言谈中常常会不经意地表露出来。这种情况，在群众大会上、民主选举中、各种运动和竞赛时，表露得尤其明显。思想观念的变化，也带来了行为规则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大量的工农尤其是农民踊跃参军（以红一方面军为例，农民占总数的2/3，仅赣南13县参加红军的农民即达33万多人），妇女积极参加生产，是农民行为方式变化的表现之一。
再次是社会习俗有所改变。在“改良社会生活”的号召下，革命根据地积极地查禁吸食、栽种、贩运鸦片，禁止赌博和偷盗，反对封建迷信，禁止童养媳和裹小脚，提倡卫生文明建设。据民国《瑞金县志》记载，苏区时期瑞金全县婚丧喜乐、风化习俗都发生了变化，喜宴俭办，丧事不厚殓，“极力破除迷信”，“烟赌两项，可谓全被禁绝”，“民事诉讼无有也”。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僧尼道士、算命瞎子等……现在是都改业了”。1933年3月安远县龙布区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记录也说明，该地过去的流氓、斋公、烟鬼、仙姑等游民70多人，均已“安居其乡，自食其力”。这类情况，除个别牵涉宗教政策者外，可以说成绩显著并富有进步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旧的社会习俗形成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熏经千百年的积淀，绝非一时之力所能变更。
五、二苏大会及其对中央政府工作的总结
毛泽东在一苏大会闭幕词中指出，临时中央政府要担负起组织战争、创造根据地、创造红军三大任务，战争是我们生活的中心。此后，以这三大任务为重心，临时中央政府以很高的行政效率，领导起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全部工作。
1934年1月21日，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举行。毛泽东在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中，对两年来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和“苏维埃各种基本政策的实施”，从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苏维埃的民主制度、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态度与镇压反革命、劳动政策、土地革命、财政政策、经济政策、文化建设、婚姻制度、民族政策等10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总结。指出苏维埃的根本任务和一切政策的出发点，是要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统一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并且要使这个革命在将来能够转变到社会主义的革命去”；“两年以来坚持这种政策的总方向，收到了非常伟大的成绩”，证实了“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会议重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国苏维埃运动的大本营”，通过了宪法大纲和《关于国旗、国徽、军旗的决定》等多项决议，选举博古等175人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子恢等36人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中执委第一次会议上，选举毛泽东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张闻天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决定设立外交、军事、劳动、土地、财政、国民经济、粮食、司法、内务、教育、工农监察等11个人民委员部，分别以王稼祥、朱德、邓振询、高自立、林伯渠、吴亮平、陈潭秋、梁柏台、曾山、瞿秋白、项英为部长；选举朱德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阮啸仙为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董必武为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新组成的第二届中央政府，没有再加“临时”二字。
二苏大会召开时，面临的形势比较严峻。这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已于1月在瑞金召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在根据地内达到极点；国民政府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以不同于以往任何一次的规模和形式，已经进行了几个月，闽赣省已被占领。因此，这次会议形成的决议，也有不少过“左”和偏激的内容。
会后，革命根据地进入日益严酷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央政府的工作，全面转向组织战争和后方服务，直至离开江西进行战略转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