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饶县地方史·第一卷（1925-1949）

第四章 革命活动的兴起、发展和壮大

　　1927年冬，方志敏等同志领导的弋横农民暴动，强烈地震撼着赣东北大地，揭开了赣东北土地革命的序幕。

　　在弋横农民暴动影响下，上饶县的积极分子纷纷与横峰方面取得革命联系，随后横峰党组织派出了革命同志到上饶县组织领导革命。在党的领导下，上饶县的革命活动首先在高山、湖村等地穷苦群众中发展了第一批党员，并成立了上饶县第一个党支部--湖村党支部。从此，上饶县有了领导革命的核心力量，有了一批坚强的革命骨干。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上饶县的革命形势蓬勃发展，革命队伍迅速壮大。

　　这一时期，上饶县创建了许多红色苏区，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苏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苏区的经济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苏区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得到显著提高，文化和卫生事业得到极大改善。建立了各种革命群众团体，并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地方武装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在与反动武装及数次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由于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占统治地位，苏区在肃反运动中，犯了肃反运动扩大化的错误，致使许多优秀的革命同志含怨而死，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在军事斗争中，犯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最终使得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全面失利，苏区根据地完全失陷，革命斗争便转入游击战争。

　　第一节 革命活动的兴起

　　一、高山人民寻找革命联系

　　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独裁统治。上饶县人民在军阀、官僚、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下，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他们向往着前些日子的农民运动，迫切希望改变现状，再来一次彻底的革命。

　　1927年冬，横峰葛源、楼底等地的农民暴动，强烈震撼着赣东北的城乡人民。

　　1927年12月17日晚，高山村的贫苦知识分子程华明和贫农程铭生，在获悉程伯谦领导的葛源农民暴动的消息后，暗暗召集全村62户（两户游民在外）贫苦农民开会，会上由程华明起草“公事”，大家在“公事”上签名或打指模以示决心。第二天一早，程铭生、程启祥、程绍发三人便带着全村人民要求革命的“公事”，到横峰去找程伯谦同志了。

　　程铭生等三人未经太多周折便在葛源黄溪找到了程伯谦和方志敏等同志。方志敏同志对他们说：“活不下去了，应该起来革命！共产党主张打倒土豪劣绅，平债分田，领导穷人翻身。但是要革命，先要把贫苦农民组织起来，还应有武装，你们回去赶快把穷人组织起，我们随后派人来。”

　　程铭生等人回村后，详细传达了方志敏同志的指示。19日晚，全村80多名贫苦群众，秘密召开会议，共同吃了鸡血酒宣了誓，并开始购置鸟铳、花枪，积极准备暴动。

　　二、刘道奇从横峰带来革命“火种”

　　1928年2月，湖村石匠工人刘道奇以“拜年”为名，到横峰港边姐夫徐旺财家了解革命情况。通过外甥徐炎林，认识了在当地领导革命的黄南山同志，取得了革命联系，回村后积极活动。湖村及其附近地区，在大革命时期曾搞过农民协会，群众对共产党有较深的认识。经过刘道奇宣传“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平债分田”的革命道理后，群众的革命热情更高了。刘道奇以“拜兄弟”的方式，首先联系了江立山、朱兴邦、李财标、何启泉等人。不久，党（横峰方面）派黄南山同志来茗洋、湖村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活动。从此，上饶县人民革命活动便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三、各地革命活动的兴起

　　茗洋方面。1928年3月，茗洋徐任田、郑三东二人，在横峰农民大暴动的影响下，到横峰石桥去寻找革命联系，结果与程伯谦、汪其昌、刘和尚等同志接了头。回来后，他们便在茗洋关内各村积极开展革命活动。

　　田墩方面。1928年3月6日，横峰李长孝、曾洪显（过去曾在田墩做过煤矿工人）二人，来田墩沈世洲家，向沈介绍横峰农民革命情况，动员沈参加革命。接着，李、曾二人带沈世洲到横峰，在霞坊会见了方志敏、吴先民等同志，方志敏同志向他宣传了革命道理，并指示他们以“亲串亲，邻帮邻”的办法秘密组织“兄弟会”。沈、李等回田墩后，分别以做煤山、做木匠作掩护，开始进行秘密活动。

　　禹溪方面。受闽北革命活动的影响，我县禹溪农民安少良到福建崇安县上梅寻找革命联系，闽北党组织即派张瑞兴同志来到禹溪，组织领导民众会。

　　四、土地革命的摇篮--湖村

　　我县的革命火种，除禹溪方面外，均系由横峰传播过来。以时间为序，高山最早，其次是湖村，再次是茗洋、田墩、禹溪（禹溪方面的革命活动归闽北党组织领导）。高山、茗洋两地，在革命基础尚未巩固之际，过早地举行了暴动而遭挫折，田墩方面，因偏于一偶且处于白色恐怖包围之中，革命活动始终未曾公开，湖村方面。以火烧楼、湖村为中心，稳步地成波浪式的发展，终于成为我县土地革命的摇篮。它不仅在上饶县境内，建立了上饶县苏维埃政府，而且发展了玉山县、怀玉县两个苏区和上广、河南等特区，并在县境内建立了玉山、怀玉县苏维埃政府。

　　第二节 高山、茗洋农民武装斗争

　　一、高山起义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顺利地开辟上饶苏区，横峰县农民暴动的领导者方志纯等，在1928年春两次领兵攻打了上饶县的十六都（望仙乡）。上饶县人民的首次农民暴动--高山起义，就是受它的影响而发生的。

　　高山位于上饶县西北边境，是十六都的一个小村庄，这里有76户人家，均姓程，除四户地主和八户中农外，其余64户都是贫苦农民。自1927年底，程铭生等人到葛源“接头”后，他们天天盼望着党派人来领导起义。

　　1928年3月11日，方志纯、程伯谦、汪其昌等同志率领横峰农民自卫军，打进了十六都。正待起义的高山人民闻讯后，即刻揭竿而起，赶来与横峰农民自卫军会师。尔后，便在望仙捕捉了土豪地主，烧毁了有名的地主商号--“桂家行”纸号，人心大快，军威大振。接着来到沙洲，各村贫苦农民欣喜若狂，纷纷赶来沙洲开会欢迎。会上，方志纯向群众宣传了高山群众的革命觉悟。

　　这天，正式成立了沙洲乡农民协会（高山在内）。建立了沙洲、高山两支农民自卫军。

　　随后，横峰区委派汪其昌、刘和尚等同志到沙洲，组织领导革命活动。

　　3月底，高山村的革命群众，在汪其昌等同志的领导下，以程华明、王云松等人为骨干，举行了武装暴动。群众打开了地主程福耿的谷仓，杀了地主符长奎的大肥猪，公开起伙食开翻身大会，把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会议期间还成立了贫农团。

　　高山人民自分到土地后，革命干劲高涨。同年4月12日，方志纯再次率领农民自卫军攻打十六都，这次出击的主要任务是到大山底捉地主，沙洲和高山的农民自卫军均参加了战斗。正当高山自卫军攻打大山底时，万恶的地主程德明引来了姜村靖卫团及挨户团700余人，打进了高山村，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烧毁了革命积极分子程铭生、程以其等人房屋数间，抢走耕牛36头，毛猪24只，群众遭此浩劫，个个义愤填膺，他们强烈要求自卫军再打到姜村去。

　　4月16日，我高山自卫军50余人在横峰农民自卫军的帮助下，再次打到姜村，当场杀死杀伤了土豪劣绅和靖卫团团丁30余人，烧毁了地主房屋数幢，捣毁了姜村靖卫团的巢穴--青龙庙，为高山的群众报了仇，雪了恨。

　　二、茗洋暴动

　　自徐任田等人到横峰进行革命联系后，他们便在下苏山、金井坵一带秘密组织“兄弟会”。随后，横峰区委派汪其昌同志到茗洋领导革命。

　　1928年4月12日，方志纯领兵攻打十六都并取得了胜利。此时，徐任田等人认为暴动时机已到，便以“禁米谷”（禁止米谷出境）为号召，召集关内各村贫苦群众1000余人聚集到茗洋仁孝殿召开大会，并在仁孝殿上挂起象征革命的缀有斧头镰刀的大红旗。会议主要内容是：宣传革命道理，放手发动群众，组织乡农协会，举行大暴动等。会议开到第三天，地主宋福臣便领着上饶的国民党军一个连的兵力进攻茗洋仁孝殿，会议被迫休止。两天后，汪其昌、刘和尚等同志率领横峰农民自卫军500余人，在群众的配合下，包围了仁孝殿，在我军猛烈的火力攻击下，敌军被打得抱头鼠窜，溃不成军，狼狈逃回上饶城。刚刚拉起来的靖卫团被我军打死打伤各一人，于是便一哄而散了。

　　三、高山、茗洋的早期革命受挫

　　自高山、茗洋农民暴动后，地主劣绅寝食不安，丧魂落魄。但反动势力是不甘心其灭亡的。待横峰农民军撤出后，上饶县整个西北乡的反动势力迅速联合起来，以乡为单位成立靖卫团，并在各地募捐派丁，到处买枪，大肆扩充反动势力。其中十一、十二、十三、十四都组成“四都联合靖卫团”，分驻郑坊、石人两地；被击溃的十五都靖卫团经补充仍驻守姜村；十六都靖卫团经扩充驻守沙洲；罗桥至茗洋一线的八个都组成联合靖卫团迁驻茗洋街，宿营仁孝殿。国民党上饶县政府成立保安队（队长苏锐），作为机动兵力，在西北各乡游动。土豪劣绅乘机大肆造谣“红军杀人放火，比洪水猛兽还可怕”，籍以吓唬群众。

　　1928年5月，由匪保安队苏锐纠集十五、十六都和“四都”联合靖卫团共约500余匪众，武装步枪100余支，气势汹汹地向高山、茗洋进攻。靖卫团的气焰十分嚣张，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农民自卫军没有枪，敌不过靖卫团而作避让态势。这时，茗洋的徐任田出走德兴，高山的农民自卫军骨干程华明、王云松、程铭生等逃避他乡。部分参加过暴动的农民有的退缩，有的甚至“反水”投敌。茗洋的郑三东、徐柱子原来就是村中流氓，素质较差，这时便叛变投敌。

　　5月15日以后，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各地反动地主武装在国民党的指使下，或分兵把守交通要道，或联合围攻，不断搜捕和迫害革命同志，并向弋横暴动中心区域进行骚扰，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从此，高山、茗洋等地的革命活动转入低潮。

　　第三节 党组织的建立和革命

　　力量的发展

　　一、中共上饶县第一个党支部和中共上饶

　　特区委的建立

　　1928年7月15日，横峰的革命领导者黄道、吴先民、邹秀峰、花春山等同志，受中共横峰区委委派来上饶县发展党组织。黄道等同志到湖村召集最早发展的积极分子刘道奇、何启泉、朱兴邦、宁春生、江立山、李财标、陈兴源等7人，在茶园背后的仙山岭开了一个秘密会议。会上，黄道等同志与他们共同吃了鸡血酒盟誓，结成革命兄弟，分析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并就革命策略，建立党组织等问题作了讨论。

　　接着弋横中心县委决定迅速在上饶开辟革命苏区，派黄南山到湖村组织群众。黄南山以贩牛为名住在江立山、朱兴邦两同志家里，进行秘密活动。7月23日，黄南山召集以刘道奇为首的“兄弟会”开会，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我县的革命活动情况，向大家讲述了“组织是什么”，“革命一定要有组织”和“共产党是什么样的组织”等问题。会上，刘道奇、江立山、何启泉、朱兴邦、宁春生、李财标、陈兴源等7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上饶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湖村党支部，江立山任书记。

　　有了党的组织，革命力量发展迅速。8月，在湖村摇篮坑何启泉家召开党员会议，宣布成立“中共上饶特区委员会”，黄南山任书记，刘道奇、何启泉、宁春生、江立山、李财标、朱兴邦、陈兴源等7人为委员。

　　为了大力开展革命活动，在9月份的一次支部工作会议上，专门讨论了如何发展革命组织和如何进行秘密革命活动的问题。最后决定，划分地区，分片负责，大力发展兄弟会组织。具体分工情况：江立山去碧霞桥，刘道奇去茗洋，刘财标去大坂，何启泉去济腰，宁春生去李家滩，朱兴邦去库前，陈兴源去庙湾。他们的工作是极其秘密的，或以探亲访友为名，以亲串亲；或以某种公开职业作掩护，逐户进行宣传。发展的对象，以穷苦雇农、贫农、手工业者为主，也吸收一些可靠的中农参加。参加兄弟会，一般不举行仪式，只要上个名字就行。到同年11月，各地先后吸收了200余人参加兄弟会组织。

　　在组建党组织、发展兄弟会的同时，黄道同志又派徐马岳、姜志尚（均系团员）二人，在湖村姜家源一带，以起“路会”为名，组织了青年兄弟会。当时章坞的李春生、汪坞的汪兆林、火烧楼的熊春狗、茶园的祝兴茂等人都参加了这一革命组织，这是上饶县共青团最早的组织形式。

　　二、中共上饶临时县委的建立

　　1929年1月，黄开湘来上饶县领导革命活动，接替黄南山的上饶特区委书记（黄南山已于1928年冬调往横峰）。他以箍桶的公开职业作掩护进行秘密活动，经常住在摇篮坑何启泉家里。4月份，黄开湘同志在湖村摇篮坑庙里组织召开了一次党员会议。到会的党员有刘道奇、江立山、何启泉、宁春生、陈正兴、刘必名、李财标、张德华、何昆生、宁炳生、朱兴邦、林端庭、舒善德等20余人。会议主要内容有三项：（1）成立中共上饶临时县委；（2）建立三个秘密活动区；（3）进行工作分工。

　　中共上饶临时县委书记由黄开湘担任，江立山任文书，何启泉任交通员。

　　秘密区及分工情况是：一区包括湖村、茶园等地，由何昆生、张德华等人负责；二区为茗洋关以内各地，由刘道奇、朱兴邦、刘必名、林端庭等人负责；三区包括双溪、左溪、东汪、杨家坂一带，由李财标、舒善德、陈正兴等人负责。为保密起见，临时县委与信江特委及各秘密区联系工作，都以代号联系。一区代号为李耀兴，二区代号为王立松，三区代号为杨志群，临时县委代号为熊坚强。

　　5月份，在茗洋、茶园、碧霞、双溪、大坂、东汪等地建立了党的组织，革命活动发展迅速。7、8月间，整个上饶县西北乡的革命活动呈三条线路发展：一线由湖村、茗洋循灵山向东北延伸，包括湖村、茗洋、杨家坂、双溪、东汪等地；一线环披云山发展，包括库前、碧霞、枫岭头、王家店、罗桥等地；一线沿峙溪向西南方向发展，包括坑口、纸坊、大地、董团、礁石等地。到11月，又建立了两个新的秘密区--四区和五区。四区包括库前、廿八都、碧霞等地，由朱兴邦负责，驻地库前；五区包括枫岭头、坑口、王家店等地，由陈兴源负责，驻地枫岭头。

　　三、打土豪、抓地主，瓦解靖卫团

　　从1928年夏开始，以湖村为中心的革命力量蓬勃发展。群众对土豪劣绅的罪恶行径，地主恶霸的欺压剥削，特别是靖卫团镇压革命的血腥罪行，再也无法忍受了。根据这种情况，各地革命组织鼓动群众起来打土豪、抓地主，开始公开打击敌人。在5-8月的四个月中，先后在姜家源、冷水坑、济腰、横坑、徐家渭，源里山等地，抓了土豪劣绅彭裕隆、曾道春、王青登、李季冬、王新旺、宁志茂等二十余人，把这些人全部押往弋阳九区，根据具体情况，分别给予镇压或罚款。

　　在打土豪、抓地主的斗争中，为了削弱敌对势力，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敌人，各地革命组织就向被打击对象散发了一种未注面额的“济南票”。凡持有“济南票”的人，根据情况缴纳一定罚款就可保全其生命财产。这样做避免了暴动前造成过分紧张的局面，控制住了敌对分子的活动，同时也筹集到革命所需的银元现款。

　　在与敌靖卫团的斗争中，采取了打击与瓦解相结合的办法。驻在茗洋的八都联合靖卫团，自1928年4月被横峰农民自卫军痛击一场后，本已溃不成军，作鸟兽散了。但当横峰农民自卫军撤回横峰后，熊子瑞、徐月良、张守诚（以后都当过匪团总）等反动头子，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又把八都联合靖卫团纠集起来，并将靖卫团由40名团丁、2支枪扩充到80名团丁、40支枪，向茗洋卷土重来。这支反动的地主武装，严重地阻碍和破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

　　在这支反动靖卫团中，有几个团丁是本地的穷苦农民，他们迫于生活到靖卫团扛枪混口饭吃，他们内心还是同情穷人的，有的早就有心带枪到农民军来投诚。根据这种情况，刘道奇提出了从敌内部瓦解靖卫团的工作方法。他们首先与本地团丁王梦君（后叛变）、汪三如（均系石匠）二人联系，经过教育感化，他们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干。通过他们俩的内线活动，不久又发展了团丁张松林、王锡荣为革命兄弟。刘道奇将这一情况向上饶特区委作了汇报，特区委非常支持这项工作，当即筹集了现款银元，让刘道奇带回茗洋，给贫苦农民出身的靖卫团团丁发放生活补贴（每月3-5元），动员他们投身革命或弃枪逃跑。

　　到1928年8月初，被动员带着枪加入革命队伍的靖卫团团丁就有王梦君、汪三如、张松林、王锡荣、王礼西、王尔汉、杨茂普、李培君等八人，还有十几人弃枪逃跑了。团总谢申见势不妙，于9月初匆忙带领剩余的50多名团丁退居到湖村潭头舒家祠堂整顿。

　　第四节 革命高潮的到来

　　一、潭头大捷

　　“八都联合靖卫团”自茗洋溃逃到潭头以后，犹如惊弓之鸟，军心涣散，经常有人逃跑，原来80名团丁，此时只剩50来人了。匪军势力的削弱和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注定了该靖卫团的灭亡。但这群作恶多端的匪徒尚不知末日来临，仍在潭头附近村庄胡作非为，欺压百姓。党的地下工作者舒善德等同志，在充分了解敌情后，亲自向上级汇报，请求发兵除害。1929年10月，信江特委同意派兵攻打潭头，要求上饶临时县委作好充分准备。11月1日晚，红军独立团80余人枪和革命群众（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兄弟会成员）400余人，在中共上饶临时县委领导下，兵分三路（分别由舒善德、李财标、郭正河三人率领）从碧霞、新源、螃蟹箝包围攻打潭头。当天晚上，红军隐蔽埋伏在潭头村周围的山沟里。三更时分，一声冲锋号响，红军四面出击，待敌人从梦中惊醒时已成瓮中之鳖，匪军顿时惊慌乱窜，红军猛烈射击，仅半小时就胜利结束战斗。此役击毙敌人26名，俘敌13名，缴枪33支，匪团总张学林被当场击毙。“八都联合靖卫团”从此彻底垮台。

　　潭头一战大获全胜，它给全县五个秘密区的革命群众送去了一剂“兴奋剂”，在全县人民面前展示了人民武装的威力，也给反动地主阶级一次沉重的打击。它是上饶县革命大暴动的春雷，不久，各地纷纷举行暴动。

　　二、湖村大暴动

　　潭头大捷后的第三天（11月4日晚上，湖村的革命积极分子30余人，在郑金山、张德华等人的领导下，以“禁米谷”（禁止米谷出境）为号召，在湖村回龙庙召开了以兄弟会成员为主的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革命武装力量。会上，与会人员同吃了鸡血酒并宣誓：“自今晚起，参加革命者，如若变心，刀斩弹穿！”接着，将到会的30余人，组编成暴动排，分为三个班，并推选宁志松为排长。

　　之后，暴动排秘密出击，打土豪、捉地主，为暴动清除障碍。同时到处张贴标语扩大革命宣传，大造革命声势。反动分子见势不妙，纷纷仓皇而逃。

　　12月12日，在党组织领导下，湖村人民在回龙庙门上竖起两面大红旗，公开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乡苏维埃政府，湖村及附近村庄有五六百手持花枪、大刀的贫苦群众来参加庆祝大会。会上，黄开湘、胡翠芳等同志公开与群众见面，祝贺湖村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并带领群众高呼：“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反动派！平债分田！消灭债租剥削！苏维埃万岁！”口号震山撼岳，革命群众欢欣鼓舞。

　　会后，赤卫军公开打土豪、捉地主，并开始站岗放哨，保卫红色苏维埃政权。湖村人民在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第二、三天，火烧楼、济腰、官殿、清水塘等地纷纷举行暴动，成立苏维埃政府。三天当中，红旗插遍了第一区17个乡。

　　三、茗洋、高山再次竖红旗

　　“八都联合靖卫团”被逐出茗洋后，茗洋关内各村的革命活动渐渐活跃起来。王礼西、汪三如、王锡荣、章松林、王梦君等人，在刘道奇同志的帮助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党支部，王梦君（后叛变）任支书。在党支部领导下，他们深入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到处张贴标语，组织群众把守茗洋关口，防止反动分子袭击和地主豪绅逃跑。

　　1929年11月28日晚，党领导革命群众在东汪祠堂建立了赤卫军。当晚出发抓捕了叛徒郑三冬，并押往摇篮坑处决，搬掉了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接着关内各村纷纷派人来接头，王锡荣、章松林、王梦君等人便带着赤卫队员，分头下到各村开会，组织革命暴动。此时革命活动近乎公开。

　　12月14日，数以千计的群众来到茗洋仁孝殿集合。信江特委派代表邹奇、王燮二同志到会指导。会上焚烧了所有的封建契约，进行平债分田，宣布成立乡苏维埃政府。

　　接着，又在东汪王怀金家，成立了第二区苏维埃政府。徐任田任区苏主席，王梦君、章松林、张启太、徐忠贵等任执行委员。

　　二区成立后，党就派王财进等往沙洲、望仙一带领导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12月20日，沙洲和高山人民在沙洲举行了乡苏维埃成立大会。早期高山暴动的领导者程华明、王云松、程铭生、程文香等人担任乡苏执行委员。至此，上饶县首次举行暴动的高山、茗洋，重新竖起革命的红旗。

　　四、石城暴动和第三区的建立

　　早在1928年9至10月间，党就派李财标到左溪、东汪、下坂一带开展秘密工作。李财标初到下坂时，以亲戚名义住在舒善德家，并以此作为进行秘密活动的据点。通过舒善德等人的积极活动，很快在下坂一带建立起革命组织--兄弟会。1929年11月，双溪、下坂各地在弋阳漆工镇做纸的工人赖玉轩、方福堂等20余人回家过年，这些工人过去在漆工镇参加过方志敏领导的农协会，对党认识较深，积极要求暴动。舒善德根据这一个情况立即与在双溪领导革命的陈长生取得联系，把这些造纸工人召集起来开会。会上，造纸工人一致主张立刻采取行动，组织群众暴动。不到一个月，他们便在源里山、铜坝、东汪、左溪、双溪一带，组织发动了2000余人参加农协会，领导群众封仓、抓地主，革命形势发展很快。

　　鉴于这种情况，舒善德等人研究决定于12月7日到石城寺（在双溪附近，位于灵山半腰，地势险要，仅一小道通行）去组织赤卫军，准备“年关”暴动。

　　计划如期进行。12月7日，60余人带着鸟铳、花枪、大刀等武器上山开会，当天成立了赤卫连（分五个排，十四个班），舒善德、陈长生分别任正、副指导员。会上，赤卫连全体战士照例吃鸡血酒盟誓，并制定了5条纪律：（1）遇到敌人，宁可牺牲个人，至死不招口供；（2）背叛革命，子弹穿心；（3）坚决打倒土豪劣绅，打破亲朋及宗族观念，不受贿，不贪污；（4）服从领导，遵守革命纪律；（5）巩固、健全组织，严防敌人破坏，要按时到会，不得缺席。他们白天整训队伍，晚上出去抓地主，并准备以游击战形式打击白区敌人。

　　意外的事情在第三天晚上发生了，叛徒周火生（一排三班班长）与地主周林仔，偷偷地把起义情况密报到上饶。当晚，伪县府派一连匪军，由他们俩领路，荷枪实弹向石城寺扑来。匪军到达石城寺，先将守哨的舒老葛等二人暗害，然后冲进寺内一阵疯狂扫射，当时赤卫连战士已入睡，惊闻枪声，匆忙奋起迎战。由于猝不及防，赤卫连战士边打边撤，向灵山深处撤退隐蔽，这次敌人偷袭，赤卫连战士牺牲13人。

　　石城寺事件损失不小，主要是舒善德组织领导不严和疏于防范（他因此而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后又恢复）。但石城寺事件并没有使革命者丧失信心，反而深刻教育了他们，要提高革命警惕性，加强组织纪律性。此后，他们在李财标（二区区委书记）的领导下，又重新组织起来了，与敌斗争更加坚决了。

　　半个多月后的12月28日，信江特委派来三连红军，与石城赤卫连合力消灭了十都的挨户团。不仅在石城寺重新竖起了红旗，并且在双溪、左溪、高街等地建立了乡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第三区苏维埃政府，周春生任区苏主席。

　　五、上饶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和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潭头一声炮响，上饶县西北乡的农民暴动风起云涌，红色区域日益扩大，苏维埃政权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来。因此，加强苏区行政领导，统一指挥土地改革，已成为当时刻不容缓的任务。此时，建立县苏维埃政府条件已经成熟。

　　1930年1月，中共上饶临时县委决定，准备召开全县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上饶县苏维埃政府。为此成立了上饶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由胡翠芳任主任，着手筹备工作。到2月中旬，全县已正式成立了四个区苏政府，57个乡苏政府。

　　1930年2月26日，上饶县首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一区松树坂（现属横峰）隆重开幕。出席大会代表共计130余人，分别从各乡苏维埃推选产生，每乡2-3人，白区工作者也有代表参加。信江特委派唐在刚、胡仁辉代表上级党团出席指导。会议选举宁春生为县苏主席，刘道奇、何启泉、王礼西、罗孝松、方金监、王尔汉、徐玉成7人为主席团成员。

　　大会听取了信江特委书记唐在刚作的《关于当前革命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当前赣东北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广大农村大部分被我暴动区的革命群众所控制。但敌人是不死心的，上饶的反动派已随着全国的反动浪潮蠢蠢欲动。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在敌人统治地区，农村经济全面崩溃，贫苦农民已活不下去了，抗租、抗债、抗税的斗争，在强烈地催促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和灭亡”。

　　吴先喜向大会作了《建设苏维埃政权和土地革命》的报告。他说：“我们必须在2、3月之前，在苏区内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全面实行土地改革，以便更快地满足劳动人民对政权和土地的要求”。会上，他还宣布了信江苏维埃政府制定的土地法和婚姻法。提出“妇女剪头发、放脚，积极参加革命和社会活动”的意见，并要求各区迅速建立妇女会、赤卫军、工会、反帝大同盟等群众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会议最后决定以大会主席团的成员为上饶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各执委轮流值日，负责领导和处理全县的日常行政事务。县苏维埃政府设有总务处、内务部、军事部、财政部、教育部、土地部、劳动部、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行政机构。各部门工作进行了分工，安排专人负责，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正规化。党的领导者亦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使党的工作和白区工作有了更大的发展。

　　第五节 苏区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一、上饶县游击队初期斗争的胜利

　　1930年3月6日至3月底，上饶县游击队凭信江特委发的10条枪和从敌人手中夺取的20条枪，在王礼西率领下，与苏区武装群众配合，采取“打埋伏、扎口子”的游击战术，取得了一次次斗争胜利。

　　3月，上饶县游击队配合红十军，攻打傍罗的挨户团，活捉了挨户团副团总、劣绅丁志老和团丁170余人；打河口“元吉栈”，缴获稻谷3000余石；祝狮之战，缴获十六都靖卫团步枪5支，马刀2把，毙敌10余名；攻打驻守在石人乡的“四都联合靖卫团”，击溃了以唐祖尧（团总）为首的100余人的靖卫团和挨户团主力，毙敌30余名，缴枪10余支，活捉了劣绅童秋、夏马，烧毁了劣绅籍以盘剥百姓的“石人殿”和“李老真君”神像。

　　这些斗争的胜利，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解救了劳苦群众、扩大了革命影响，更重要的是在广大贫苦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为建立红色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中共上饶县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9年底至1930年春，上饶县革命活动异常活跃，苏区范围迅速扩大，革命斗争迎来一个高潮。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进一步扩大苏区，全面系统地总结前一时期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是摆在党组织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为此中共上饶县临时县委于1930年3月底在火烧楼王家组织召开了中共上饶县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历时3天，代表80余人。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共上饶县委，吴先喜任中共上饶县委书记。信江特委组织部长黄道同志莅会指导。

　　会上，县委书记吴先喜作了工作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党在上饶县领导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黄道同志就“当前的革命斗争形势”作了报告，他指出：目前蒋、冯、阎军阀正忙于激烈的混战，放松了对苏区的进攻和“围剿”。这种形势有利于革命的发展，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迅速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力量。创建更多的新苏区。

　　大会就今后的工作方针作了热烈的讨论，最后作出如下决议：（1）动员组织青年积极参加红军；（2）党员带头，组织群众制造土枪土炮，充实地方武装；（3）运用“串连”的办法，积极开展白区工作，进一步扩大苏区；（4）提高警惕，防止敌人的破坏活动。

　　这次大会正确地估计了当前上饶县革命斗争的有利形势。同时也认识到斗争的困难：敌我力量对比仍然悬殊，国民党对苏区的“围剿”只是暂时停止，并没有也不会完全放弃，因此，大会一方面号召上饶县苏区人民，要勇敢地与敌进行武装斗争，争取更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又要提高警惕，克服盲目乐观的思想，作好长期斗争的准备。

　　这次大会正确地解决了当前革命斗争的重大问题，为上饶县的革命斗争指明了前进方向，对上饶县革命斗争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国民党发动第一次“清乡”

　　1930年2月，赣东北红军与敌在弋阳团林一战，一举歼灭弋阳县靖卫团，结束了敌人的局部进攻，信江根据地面积迅速扩大，苏区人口由10万增加到40万。接着蒋、冯、阎战争爆发，国民党军队纷纷调往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暂时放松了对苏区的进攻。赣东党组织审时度势，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向外线出击，扩大苏区范围。为此，赣东北红军乘机集中兵力隐蔽在万年，扬言进攻乐平秧畈，实际上却奔袭鸣山等地方去了。

　　1930年3月底至4月初，王家店、罗桥等地秘密建立了党的组织，革命活动有了很大发展。这时国民党余部企图利用赣东北红军主力向北集中之机，扑灭我王家店、罗桥等地的革命烈火，以恢复其反动统治，发动了第一次“清乡”。

　　国民党调集了葛源靖卫团和上饶保安队100余人枪，从上饶城来到罗桥，驻扎在罗桥头的民房大屋里，他们与当地劣绅徐老八纠集的一批地痞流氓，为非作歹，欺压群众，为害一方。国民党匪军全副武装，五人一队，一天出动好几次，从罗桥开始，威风凛凛地进行逐户调查，登记人口，实行“清乡”，凡有嫌疑的劳苦群众，立即以“土匪头”的罪名进行逮捕，罗桥有付细崽、汪老五等70余人被抓走，被捕者受尽敌人酷刑。匪徒们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贫苦群众受尽其害，更为惨绝人寰的是劣绅徐老八引路带领葛源靖卫团到处抓捕革命群众，一次在泉塘大岩，把革命群众何奀水、何牛仔、汪善标等36人用烟活活薰死，其景惨不忍睹。深仇血恨，不共戴天！面对敌人残暴行径，泉塘等地群众并未被吓倒，在党的教育领导下，他们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地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

　　四、第七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1930年4月中旬，上饶县军事部长王礼西等率领游击队40余人枪，攻打八都靖卫团获胜后，白茅坂等地的革命活动迅速开展起来，接着横山、墩底一带农民武装开始打土豪、抓劣绅。

　　1930年4月19日，中共上饶县委书记吴先喜、军事部长王礼西等同志，在横山召开了1000余人的群众大会，正式宣布建立上饶县第七区（包括横山，白茅坂、缪源、墩底、旺青坂、清水塘、常阜等地）苏维埃政府。区委书记刘必名，区苏主席何耀庭。此后，墩底、白茅坂等地实行了土地改革。为巩固红色政权，从赤卫军中吸收了一批积极分子加入革命组织，壮大了党的力量。为使苏区进一步扩大，党派王普福等同志深入到大骆村、杨坞、姚家桥等地开展白区工作。

　　五、袭击金钟山

　　1930年4月底，毛楼、船坑、上高洲等地先后扩展为苏区。土豪劣绅十分惊恐，为维护其反动统治，金钟山周家的土豪周金汉、周金屏网罗了一批地痞流氓，组织大刀会、九仙会，成立地主保卫团，又到上饶城里请来国民党军40多人枪，企图“围剿”苏区，镇压革命。

　　为了扩大苏区，鼓舞群众的革命斗志，针对敌人的军事行动，赤卫队决定针锋相对，攻打金钟山周家。闽北分区派了14条枪前来助战，通过详细周密的准备。在4月底的一天晚上，红军在群众配合下，采取“分兵合击”的战术，兵分二路，一路走周家屋背山，一路走正面大路，向金钟山周家发动袭击，不料周金汉、周金屏早已闻风而逃。我军进到村中，缴获了一门用松树制造的土炮和30多条花枪。攻打周家后，迅速在西山、姚家、郑家埠等地展开革命活动，建立苏区政权，苏区范围不断向白区扩展。

　　5月初，县赤卫队100余人，又在鬼子窝山上捉了地主保卫团4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

　　通过这些战斗，不仅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壮大了地方武装，为进一步巩固红色政权创造了组织、武装、物资等方面的良好条件。

　　六、中共上饶县第二次代表大会

　　1930年3月中共上饶县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苏区的国民党军、地主豪绅和金钟山周家的反动武装，均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苏区社会秩序日渐安定，人民生活日益改善。苏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着手进行根据地建设，掀起了春耕生产的高潮。

　　这一时期，蒋、冯、阎军阀混战正酣，敌人在赣东北的兵力只是分驻城市要地，战争形成了前强后弱，前紧后松的特点。赣东北红军根据这一形势，采取了避实就虚的战略战术，袭击了鸣山、河口、秧畈等地。1930年5月，陆续解放了乐平、都昌、湖口、彭泽、波阳、马当等城镇和要塞，赣东北根据地迅速扩大。

　　这个时期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苏区政权日趋巩固，各区相继建立起赤卫军、赤少队等群众武装。然而，驻守在上饶城的国民党军，却经常勾结地方靖卫团、挨户团向苏区进行“围剿”。

　　为巩固红色政权，发展苏区，有力地打击敌人，中共上饶县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30年5月在湖村廿八都召开，会期两天，参加会议的有江立山、王礼西、何水生、刘永乐、柴维生等50余人，会议由县委书记吴先喜主持。

　　会上，代表们听取了县委书记吴先喜关于《扩大苏区，进一步发展地方武装》的报告。他指出：“建立政权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扩大苏区是当前革命的首要任务。发展地方武装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它不但是红色政权的有力保障，而且是消灭敌人，扩大苏区的军事基础”。

　　代表们就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大会最后形成如下决议：（1）积极动员青年参加红军，做好拥军优属工作；（2）向王家店、姜村、白沙等地展开白区工作；（3）发展党团员，扩大党团组织；（4）加强赤卫军、赤少队的训练工作，发展地方武装；（5）提高警惕，防止地主豪绅的破坏活动，准备出击敌人。

　　这次会议的决议，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执行，苏区的政权组织、武装建设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区范围得到进一步扩大。

　　七、第八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

　　国民党军队在第一次“清乡”中，疯狂地进行了一番烧杀抢掠之后，便迅速逃回上饶城。这时王家店、樟村等地的革命活动进展异常迅速。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于1930年5月，在下坂、王家店、樟村、塘溪、月桥、罗桥等地，分别建立了乡苏维埃政权，创建了上饶县第八区，余光寿任区委书记。

　　八、樟涧人民首次举义旗

　　1930年5月17日，赣东北红军500多人枪，由茗洋经姜村去攻打玉山，沿途群众欢欣鼓舞，纷纷要求在自己家乡建立起人民政权。当天，樟涧人民在上饶二区苏维埃主席王财进同志领导下，组织召开了700余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乡苏维埃政府，选举周忠林、周金星、周金柱、周善才、姜子云等5人为代表，第二天上午，又在姜村召开了1000余人的群众大会，选举姜正南、姜子正、姜预章、姜喜梅等9人为代表，成立了乡苏维埃政府。第三天，在车边召开700余人的群众大会。正当大家高唱国际歌时，包山底（离车边2华里）传来了郑坊靖卫团的枪声。靖卫团窜进车边、姜村后，烧杀抢掠，四处扰民……樟涧村的预备连16人（乌枪队），奋起迎战，击毙匪团丁30余人，后因洲村靖卫团增援，预备连寡不敌众而撤离，樟涧村逐被敌侵占。靖卫团到处抓人，当天27名革命群众被杀害，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苏维埃革命的旗帜。

　　九、罗桥之战

　　1930年6月30日上午，上饶县苏维埃政府发出一封“鸡毛信”（紧急信件，以插鸡毛为号），送到第四区苏维埃政府，决定当晚攻打驻守罗桥的匪军--广丰、葛源靖卫团。四区苏立即派人到罗桥与刘永乐、余奀泉等同志联系，要他们探好路线，以便将敌一网打尽。

　　刘永乐、余奀泉接到通知后，心里就盘算起来。吃过午饭，几个人悄悄聚到一起商量办法，最后决定发动群众晚上到罗桥溪里去毒鱼，在群众捡鱼时，红军便混入人群，乘机包围敌军。计策想好了，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广丰、葛源靖卫团就驻守在罗桥头上，照例晚上不准有人在溪边走动，否则匪军就会开枪射击。刘永乐、余奀泉两同志便设法找到两个连家塘底人（白区地下工作者），由他俩去找匪首汪景星、徐老八（挨户团团长，连家塘底人）故意讨好说：“晚上村里人要到罗桥溪里去毒鱼，明天可送几十斤鲜鱼给你们吃。请你们通知一下靖卫团的兄弟们：‘晚上要到溪里毒鱼，有人在溪边走动，不要乱开枪’”。汪景星、徐老八一听明天有人送鱼来，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便满口答应了。俩人立刻将情况告诉刘永乐、余奀泉等人，并向区里和县里报告。

　　吃过早黄昏，十几个群众（其中有几个地下工作者），挑着茶籽饼，端着火把到罗桥溪里去毒鱼，许多群众都纷纷到罗桥溪里去捡鱼。狡猾异常的靖卫团，生怕晚上人多会出意外，他们便在驻地附近，密密麻麻地设立了许多岗哨，以监视群众的动向。

　　晚上夜深人静，野外一片漆黑。但在罗桥溪里，却是人声鼎沸，来来往往的人群手持火把，将周围照的一片通红。在靖卫团驻地周围，只有轮到站岗的匪徒在岗哨附近徘徊。

　　半夜里，刘永乐和姜源水（白区地下工作者）引导700多名红军战士，600多支步枪，三挺机枪；还有几百名赤卫队员，他们手持梭标、大刀，以脱开左袖为号，从驻地出发向罗桥挺进。到王家店时兵分三路：一路通过文家，绕过上饶城东门，插入敌后方，切断敌人退路；二路绕过龙潭插入敌左侧，以便截杀；三路为主力部队，由渡头通过罗桥，直捣匪巢。

　　一路上，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士气高昂，进到罗桥地段，只见罗桥溪里火光闪闪，好似一条火龙，这就是我们的暗号。见到暗号。红军迅速插入敌人心脏地带。红军主攻部队派出一个尖刀连，埋伏在溪边，其余主力直接从渡头向罗桥桥头猛冲。刚到桥头，敌哨兵就紧张地喊了一身“口令”，见我方没人应答，敌哨兵就开枪报警。接着，桥那边的敌人架起两挺机枪，向我军猛烈开火，封锁我军去路。红军无法继续前进，立即埋伏在桥头，待敌后红军打响时再冲。正在此时，围攻部队即时赶到，向敌营发起猛烈攻击，无数带着仇恨怒火的子弹一齐射向敌人。红军从四面八方杀来，枪声、喊杀声响彻整个罗桥坂。此时敌人才知已被红军团团包围，无路可逃。土匪们被打得鬼哭狼嚎，个个抱头鼠窜。不多时，这群作恶多端的匪军随着红军枪声渐渐消逝在夜幕中，只有一小撮漏网之鱼跌跌爬爬地从罗桥桥洞溜走，拼命向塘溪方向逃命。

　　罗桥之战大获全胜。敌人的尸体遍布罗桥坂，恰似溪里翻着白肚的小鱼。此战我军缴获步枪100余支，机枪两挺，弹药无数。此后，罗桥的革命活动就由秘密转为公开。

　　6月底，上饶等地游击队、赤卫军配合赣东北红军，采取“出敌不意，攻敌无备”的游击战术，攻打了驻守河口的兽团（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当地的保安团，缴获步枪600余支。

　　7月初，上饶县游击队在五区区委书记陈道兴的率领下，在白沙袭击了国民党商船，缴获各种布匹140余担，满载而归。

　　十、晨战东山岭

　　1930年6月间，罗桥一带举行了革命暴动。当地土豪劣绅，逃的逃了，该捉的捉了，就此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划分了阶级，分了土地。当时穷人无不热烈拥护苏维埃政府。同年红军三打上饶城，取得辉煌成果，但由于敌强我弱，反动势力没有得到彻底消灭，县城仍在反动势力的统治下。罗桥与上饶县城是唇齿相依的，上饶县城的反动势力威胁着罗桥苏区。1932年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发动了进攻，匪军第五、第六师开到罗桥后，劳苦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热的灾难中。但在敌人血腥统治下的罗桥、毛头山、文家、连家塘底、上渡头等地的人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与敌人斗争着，把敌人的工事破坏了，电线杆拆掉、电线剪断、匪军杀死……，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员林河清、张景旺、刘永乐、张裕贵（后来叛变）、张树真等10余人的地下革命活动。他们就这样在党和第四区苏维埃政府（当时扎在王家坝等地）的直接领导下。针对敌人的弱点，抓住时机，狠狠地痛揍着敌人。有时他们扮成一个普通农民，往来于田野间探听着敌人情况；有时拉着牛在山边观察敌人行动；有时扮成一个小商人与敌人打起交道来……时时刻刻凭着勇敢机智和敌人进行各种斗争。

　　1932年2月5日，林河清和张景旺探得白军每天早上6点钟左右，总有一排人从罗桥出发经由罗桥一里半路的东山岭，顺着弯弯曲曲的大路去上饶买菜。这是消灭敌人的好机会。吃过早饭，他们两人就匆匆地跑到区里与区委书记张贵清同志详细研究了地形和行动计划。正好这天（1932年2月5日）晚上没有月亮，天上布着薄云。林河清、张景旺领着区里的游击队（二、三十人）带了11支枪，五、六颗手榴弹，五、六把大刀，在次日早上五点钟以前埋伏在东山岭大路边的一条山沟里。带枪的在后面，准备做掩护，带手榴弹和大刀的就埋伏在前头，还有一个人在前面半里路的地方，以放牛为名，担任放哨，发现白军来了牵着牛走一个圈作为暗号。队员们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前方和放牛的人。不久，吱吱喳喳地走来了30余个白军，有几个走在前面，有几个却掉在最后，中间有20几个紧凑在一起，自然地分成了三个组。此时，队员们的心头燃烧起仇恨的烈火，敌人刚到跟前，“轰隆”一声，两颗手榴弹在白军跟前同时炸开，四、五个白军的脑袋也随着开了花。紧接着，我10余个游击队员像猛虎一样冲下山，前面几个匪军吓跑了，后面几个慌忙逃回去，中间一伙来不及抵挡，我们游击队员的大刀、枪口早就对准了他们的喉咙和胸口，迫使匪军乖乖地举起手来。这次战斗，缴枪19支，活擒敌军10多个。

　　战斗结束后，游击队员押着俘虏，扛着战利品，凯旋回到塘溪（乡苏所在地）。从此以后，白军不敢每天上街买菜，改为一星期买菜一次，自然更不敢在早上出门上街了。

　　十一、国民党发动第二次“清乡”

　　蒋、冯、阎新军阀中原大战爆发后，赣东北党组织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向外线出击，扩大苏区范围。1930年5月，方志敏、周建屏指挥红军独立团连克秧畈、鸣山、乐平、河口、鄱阳等地，7月初又攻克了工业重镇--景德镇，红军和根据地迅速发展。根据红军独立团发展壮大的情况，7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将红军独立团扩编成红十军，周建屏任军长。就在赣东北红军在景德镇停留期间，唐在刚从上海带回中央决定，将信江特委和设在景德镇的赣东北特委合并，组成新的赣东北特委，唐在刚任书记，直属中央领导。同时还带来了“立三”路线的指示：要赣东北红军去攻打九江。

　　赣东北党组织负责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对这一指示进行了强烈的抵制。方志敏认为：在敌众我寡、敌弱我强的形势下去攻打中心城市是危险的，红军应当利用军阀混战的难得机会，发展地方武装，巩固并稳妥地发展根据地。但是，新组建的赣东北特委决定：为贯彻中央指示，红十军立即向湖口、九江方向出发。临行前，方志敏嘱咐军长周建屏率部行动时要相机行事，同时派邵式平带上详细的书面报告去上海，希望中央能改变“左”的错误决定。

　　8月上旬，周建屏率领红军开赴景德镇、鄱阳、湖口等边界地区打游击，连续攻克了乐平、鄱阳等县城，取得了重大胜利。此时，周建屏没有忘记方志敏的嘱咐，没有急于去攻打九江，中央就认为赣东北党组织“尚未很好的接受中央的路线”，便派丘伴林以中央巡视员身份赴赣东北，督促红军执行中央决定。8月下旬，丘伴林抵达赣东北，此时邵式平也从上海回来，带回了中央的决定和有关命令。

　　9月9日至15日，在中央巡视员丘伴林的参与下，在万年富林召开赣东北特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党、团特委合并，成立赣东北行动委员会，唐在刚任书记。同时将赣东北党、团、工会取消，将红十军调回扩编，继续执行“夺取九江、切断长江”的命令。

　　红十军奉命调回根据地，在乐平众埠街进行了扩编。其主力三个团加上各地方武装集中组建的补充师和从闽北调来的红军，总人数达到3万人。扩编后的红十军在军长周建屏率领下，沿都昌、湖口、鄱阳、彭泽、秋浦等地向九江进军。

　　由于地方武装力量的削弱和红军远离根据地。敌人便乘根据地武装力量空虚之机，集中了上饶、铅山、广丰、玉山、横峰五县靖卫团，向信江根据地进攻，发动了第二次“清乡”。

　　1930年9月，被红军击溃退守在上饶城里的广丰、葛源靖卫团，逃离在外的劣绅汪太清、吴刚伯、徐老八等地主武装和陈维生的大刀会便随国民党军队卷土重来，企图一举消灭共产党。他们兵分三路：第一路走八都、彭宅；第二路由横山入清水坂；第三路从太平桥，经庙湾而入罗桥，杀气腾腾地向赣东北根据地猛扑。地主劣绅此时则狐假虎威，不可一世，向苏区人民反攻倒算。他们先后在罗桥、王家店、王家坝、泉塘、左溪、太平桥等地设立了“清乡局”。在王家坝、王家店、泉塘等苏区抓走革命群众八、九十人，革命群众何家治被以“土匪头”的罪名惨遭杀害，其余被抓群众，被加以“土匪”罪名，对他们施以吊打，上老虎凳等各种酷刑，强行逼供。他们有的被打得遍体鳞伤，体无完肤；有的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手折脚断。任凭敌人如何拷打，久经考验、宁死不屈的革命群众也没向敌人透露一点消息。过了几日，狼心狗肺的匪徒们，双手血迹未干，又窜到王家店、塘溪等地捕捉革命群众。土匪们窜到王家店时，警觉的群众早就走光了，只有几个上了年纪的妇女留守看家，那些丧尽人性的野兽们，竟连她们也不放过而加以奸污，并抢走了群众的锁箩（装衣物的用具）、耕牛、生猪、鸡鸭鹅等物无数，临走时还烧掉了许多房子，弄得王家店、塘溪等苏区群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国民党的第二次“清乡”给苏区人民带来重大损失。我们从中吸取了血的教训：苏区的建设、巩固和发展，需要强大的武装力量作保障。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在根据地尚待建设巩固时期，把红军调出根据地，削弱地方武装力量，盲目冒险地采取打大城市的战略，必然给苏区带来损失。

　　在党的教育领导下，人民群众深深懂得：敌人存在一天，人民就要遭殃一天，只有消灭敌人才有好日子过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