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上饶县地方史·第一卷（1925-1949）

第六章 苏区的建设

　　第一节 党的建设

　　一、党组织的建立

　　自弋阳窖头会议以后，弋横德中心县委便派了汪其昌、刘和尚等同志来上饶领导高山人民起义。1928年7月，又派黄南山、黄开湘等同志来到湖村茶园领导革命。11月，闽北党组织派张瑞兴同志来到禹溪等地开展秘密活动。由于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上饶的革命活动日渐走向高潮。

　　弋横德中心县委和闽北党组织开辟上饶苏区时，首先在广大穷苦群众中发展“兄弟会”、“农协会”、“民众会”等组织，启发和组织群众起来革命。1928年秋后，上饶西北乡和南乡部分地方，普遍掀起了“上名字”运动。在此基础上，通过个别帮助，对经过革命斗争考验、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出身和社会关系良好的积极分子吸收入党。在入党时，每个党员都要喝鸡血酒宣誓，誓言是“遵守纪律，服从领导，坚持斗争，牺牲个人，永不叛党，如若叛党，刀斩弹穿。”有三个人以上，就建立党支部。

　　1928年7月23日，在湖村茶园成立了上饶县第一个中共党支部，江立山任书记，共有刘道奇、李财标、宁春生、朱兴邦、陈兴源、江立山、何启泉七名党员。在沙洲方面，最早于1928年8月在刘家蓬建立了党支部，程华明任书记，程明发、程明相、周裕堂等七名党员。在禹溪方面最早于1930年11月在禹溪建立党支部，赵春华任书记。吴德文、姚元富、吴志兴、童启松等五名党员。这些同志是上饶最早的积极分子和革命骨干，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分头到各地秘密组织和发展“兄弟会”、“农协会”、“民众会”等革命组织。自第一个党支部建立以后，在党的领导下，革命力量蓬勃发展，各地迅速建立了革命组织。1929年10月，潭头大捷为我县的土地革命拉开了序幕。至同年冬，在湖村、茶园、茗洋、高山、沙洲、王家坝、坑口、禹溪、毛楼、范家坳等地建立了140多个党支部，发展党员580多人。

　　1929年冬，以湖村为中心，整个西北乡和南乡的农民暴动如火如荼，各地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起红色政权，革命斗争成星火燎原之势。至1930年5月，上饶县先后建立了湖村、茗洋、库前、左溪、董团、沙洲、旺青坂、王家坝共八个区的红色政权。同年冬上述八个区调整为五个区：一区以湖村为中心，区委书记陈绍平（后叛党），下有40多个支部，120余名党员；二区以茗洋为中心，区委书记苏笃洲，下有25个支部，80余名党员；三区以常阜为中心，区委书记叶凡，下有30多个党支部，100余名党员；四区以王家坝为中心，区委书记张贵清，下有20多个党支部，70余名党员；五区以董团为中心，区委书记陈道兴，下有17个支部，119名党员。随着苏区向信江南岸发展，同年秋，在童家桥建立了第六区，区委书记张耀庭，下有9个支部，150多名党员。

　　为了打通与闽北苏区的联系，贯通中央苏区，1931年春，成立了河南特区，并在画马石、宋村、应家、尊桥、曾家、周田、公果庙等地建立了特支。1931年8月，在旺青坂成立了上广特区，程义水任特区书记。到1934年9月，上广特区在壶桥、大南桥、信丰、廿八都、洋口、六十六都及高山等地建立特支，党员有130多名。以禹溪和铅山的大横等地为中心，成立了中共上（饶）铅（山）县委，下设五个区。上饶境内有禹溪、西山两个区，到1933年冬这两个区共有11个支部，680多名党员。1932年1月，县委派王礼西在瓦窑头组织建立了上饶城东区委，下有10多个支部，63名党员。

　　1933年，接闽浙赣省委指示：上饶苏区向玉山方向扩展。同年8月，在彭宅成立了玉山县委，何天福任县委书记，下设丁宅、汪村两个区，有14个支部，200多名党员。之后，玉山县委派党员祝金玉、黄春标、林炳瑞、王金山等同志到许家一带开展白区工作，在许家成立了特支，王金山任特委书记，又派“老钱”、杨功仁等同志到济头、方头、必姆等地开展白区工作，在必姆建立特支；派朱少良等同志到沿坂、沙溪等地开展白区工作，在沿坂建立了特支，朱少良任特委书记。

　　1933年冬，以沙洲、高山为中心，建立了怀玉县，下辖姜村、郑坊、西山、茗洋（由上饶县苏拨来）、荷叶等五个区，共有53个支部，680多名党员。1934年春，红军先后在花大门、王街等地袭击了国民党第十二师，红军把缴获的一些财物，分给了白区的穷苦群众，革命影响迅速扩大。这时，省委指示：怀玉县必须向花大门、樟村等地扩大苏区，打通化婺德苏区。之后，怀玉县立即派党员刘炎太、王尔水、黄显达、黄家富等同志到花大门、樟村、童坊等地开展白区工作。同年冬，在花大门成立了花大门中心区，刘炎太任书记；在樟村成立了樟村区，王正证任书记；在童坊成立了童坊区，蔡水松任书记。

　　这一时期，上饶县党组织从无到有，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全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苏区不断扩大，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苏区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提高，苏区各项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到1934年，上饶苏区共建立了317个党支部，发展党员2480名。

　　二、党组织的建设

　　上饶县从建立党组织（上饶县第一个党支部--湖村党支部）开始，就建立了严格的制度，以保证党组织的纯洁性，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的革命事业迎来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党的组织在革命斗争中得到锤炼，不断发展壮大。

　　在吸收党员时，党组织采取了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在注重考察培养对象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同时，特别重视进行斗争的实际表现。当时，广大的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受劣绅、地主的剥削最深、压迫最重，他们是最可靠的力量，党组织格外注重培养工农积极分子入党，他们也是最早被吸收入党的。

　　在入党时，每个同志必须严格履行入党手续。要填写入党志愿书，必须找一个或两个正式党员为介绍人，进行入党宣誓，再经县委批准。为严格考查每个党员，新党员根据其不同情况，分别有三个月、六个月、一年或两年的“后补期”。

　　每次武装斗争，是党考验每个党员最有效的手段。那些斗争不坚决、思想动摇的党员，党组织都要给予教育和适当的处分，严重的要清除出党。黄文甫是上饶县苏维埃政府机关的油印主任，1930年红军第一次攻打上饶时，他无意间走漏了消息，结果党组织给了他应有的处分。

　　为保证党员与党员之间、党员个人与党组织之间的团结一致，每个支部，一般每七天要召开一次党员生活会议，各级党委领导都要亲自参加，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互相帮助，统一思想，团结一致的目的。

　　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各级党组织充分利用“五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卅惨案”等纪念日，向党员讲解国内国外形势；举办党员训练班，对党员进行党的纪律教育，组织党员学习马列主义、党的知识、党的方针政策等。经常召开“党员活动分子会”，1930年和1931年秋，分别在姜家源、熊家召开了全县“党员活动分子会”，都是由县委主持的，县委书记亲自到会作了当前形势和革命任务的报告，号召党员要涌跃参加红军，到白区去工作。

　　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组织自上而下建立了严密的组织系统。县委由委员组成，从委员中选出执委，一般由9至11人组成，再从执委中选出常委，常委一般是由县委书记、县苏主席、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妇女部长、团县委书记、县工会委员长等人组成的。历任上饶县委书记的有：黄南山、黄开湘、吴先喜、黄富武、花春山、洪坤元、吴先民、邹秀峰、黎三友、张庭炎等人。县委下辖各区委、区委组织情况大致与县委相同，委员一般7至9人。区委下辖各乡支部，乡支部由支委组织，设支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三人。支部下面分设小组，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党小组由党员公推一位小组长。

　　三、党的群众路线和干部政策

　　兵民是胜利之本，正如毛泽东说的“革命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苏区的革命斗争，从“上名字”运动开始到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无论是武装斗争，还是苏区建设，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这些胜利的取得都与党坚持走群众路线密不可分。

　　第一、在苏区政权建立后，党确定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的斗争路线。在土地改革中，实行了“雇贫中农分好田，富农分差田，地主不分田”的政策。这项政策虽然在“打击富农和地主不分田”方面存在一些片面性的错误，给我党的统战工作带来负面影响，但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无田和少田的穷苦群众都分得了土地，基本反映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在扩大红军、苏区建设等各项工作中，党首先要召开各种群众会，组织各个革命群众团体，经过反复讨论，再把群众意见集中起来，作出决议，然后交给群众去执行。因此，党的各项政策，都是群众智慧的集中体现，反映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群众自然十分拥护，执行也十分坚决。

　　第二、在群众中建立健全各种革命组织。苏区的革命运动首先是通过“兄弟会”、“农协会”、“民众会”等形式，宣传、组织群众起来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以后，为了把苏区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群众中建立了“工会”、“贫农团”、“妇女会”、“赤少队”等革命组织，通过这些组织去发动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投身革命斗争。在几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明了许多土枪、土炮、自煎硝盐、火药，支援红军打击敌人。在战斗中，群众主动配合红军作战，运送弹药、粮食，抢救伤员。

　　第三、深入群众，关心群众。党的干部不是站在群众之上，而是站在群众的前列，冲在斗争的最前哨，处处带头做群众的楷模。经常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与群众同吃、同住、同战斗，与群众同甘共苦。

　　党的干部是国家的栋梁，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和贯彻者。从“上名字”运动开始，苏区党组织就积极从广大穷苦群众中培养了立场坚定、工作积极、有高度阶级觉悟、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充实到革命队伍中来。使无产阶级政权真正牢固地掌握在劳动人民手里。虽然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由于“左”倾路线在上饶苏区的贯彻，在“保证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的借口下，对干部不顾斗争历史、工作表现如何，凡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大都无条件地撤销了他们的职务，把他们开除出党，甚至男婚女嫁，凡是成分不好的，都要退去婚约。严重影响了党内团结，许多干部出现情绪低落，给革命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是上饶苏区的党组织与“左”倾路线作了一系列斗争，在教育培养干部中，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

　　（1）为了适应苏区迅速发展的需要，1933年上饶苏区怀玉县和玉山县分别举办过短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为区一级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此外，各县委还经常选送优秀干部到省里学习。

　　（2）在党员思想教育方面，县委和区委经常召开党员活动分子会，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党的知识和当前时事等内容。

　　（3）上级党委领导人经常深入基层，巡视和检查工作。并帮助基层干部解决具体困难，总结经验，指导工作。

　　（4）对于犯了错误的干部，一般采取说服教育，帮助改正错误，严重的而又不接受教育的采取斗争的方法，顽固不改的清除出党。

　　（5）党员要经常参加学习。对不识字的党员，组织学习班，帮助他们识字学文化。同时还要带动群众学习文化。

　　（6）关心和照顾干部生活。对生活有困难的干部，苏维埃政府帮助解决，给他补助，缺少劳动力的，政府组织群众代耕代种，使其安心工作。

　　由于党组织重视对党员干部的培养，上饶县先后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的干部。李财标、江立山、黎三友等同志，都是贫农家庭出身的子弟，在党的教育领导下，成为了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先后提任过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的重要职务。

　　第二节 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

　　一、共青团

　　共青团是党的得力助手，在革命斗争中起到先锋模范作用。

　　1928年11月，黄道同志派徐马岳、姜起尚（均系团员）两人，在湖村姜家源一带，以起“路会”名义组织“青年兄弟会”。章坞的李春生、汪坞的汪兆林、火烧楼的熊春狗、茶园的祝兴茂等人都参加了这一组织。这是上饶县苏区共青团的前身。1929年1月，在摇篮坑成立“中共上饶县临时县委”的同时，设立了“共青团上饶县临时委员会”，以“向新发”为机关代号进行工作。1930年1月，在湖村正式成立了“共青团上饶县委”，邵长河任书记。1933年冬，上饶苏区的怀玉县正式成立了“共青团怀玉县委”，祝有德任书记。从此，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发展壮大。到1934年，上饶苏区共建立了团支部450个，发展团员2630余名。

　　凡是18岁至24岁的青年，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立场坚定，通过本人申请，团县委考察，具备了入团条件的，就被批准加入共青团。

　　共青团的主要任务是团结所有青年，做好党的中心工作，搞宣传鼓动，组织慰劳队，动员青年积极参加红军。

　　共青团的组织机构：团县委下辖各团区委，乡有支部，村有小组。团县委由七人组成，内设组织部、宣传部、青妇部、青工部、少队部、儿童团、反帝青年部等部门。

　　二、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

　　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是青年群众的武装组织。凡是16-24岁的男女青年，由本人申请经团支部审查，然后找党员作介绍人方可加入少先队。参加少先队的队员，处处都要起先锋作用，因此，它是当时征召红军和培养苏区干部的主要对象。少先队的组织形式是：县、区设大队，乡设中队，村设小队，小队下分班。小队有正、副小队长，大队和中队有正、副队长和指导员。少先队的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出击，晚上在各村巡逻检查，平时要学习文化知识，进行严格的军事技能训练，为补充红军作准备。有时少先队整个小队报名参加红军。

　　儿童团是教育培养广大儿童的一种组织形式。8-15岁家庭成份好的儿童，不分性别均可参加。儿童团的团员每人佩戴红领巾、手持木枪，每天早上由少先队队长和儿童团团长领队教操、赛跑，白天除上学念书外，还要和女同志一起站岗放哨，检查来往行人的介绍信，做些砍柴、放牛、挑水等工作，晚上有时要去查户口，监视坏分子的活动，并将情况及时报告苏维埃政府。

　　少先队和儿童团均由共青团领导指挥。

　　三、赤卫队

　　赤卫队（1931年后改为赤卫军）是地方群众武装组织。凡25岁至45岁的贫雇中农均可申请参加。参加赤卫队之前，先要本人写好申请，找好介绍人（干部和团员均可），再经当地苏维埃政府审查历史，确认无问题者即批准吸收入队。1928年春，从程华明、程铭生等人首先在高山组织了赤卫队，手持大刀、花枪，出击了望仙等地，进行武装暴动，到1929年，上饶苏区各地普遍建立了这一组织，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赤卫队正式成为地方群众武装组织。赤卫队在团结、教育群众，打土豪抓劣绅等斗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其组织形式为：最基层组织是村成立小队，乡成立大队，小队有正、副队长各一人，大队有正、副队长各一人和指导员一人。大队指导员一般由区、乡党委指定或委派的党团员担任，专门负责大队政治思想工作。队长由区乡党委指定或队员民主推选，也必须由党团员担任，主要是负责地方武装斗争。小队长则由队员民主选举而产生。1931年，为了全面实现军事化，赤卫队改为赤卫军，小队改为排，大队改为连。

　　赤卫军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生产，支援前线；守哨站岗，打土豪、抓劣绅；制造武器，组织丝炮队，就地阻击敌人进犯；配合红军作战，组织运输队、担架队；到白区贴宣传标语，破坏敌人交通。平时还经常学习文化知识和军事技术，随时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参加红军。

　　四、贫农团、农协会、民众会

　　这三个组织最早出现于“上名字”运动，都是联系和团结广大穷苦人民的群众组织。参加这些组织的人员，除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外，不分男女老幼均可参加（中农不能参加贫农团）。

　　由于这些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革命活动首先在这些组织中宣传发动起来。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这些组织在各条战线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苏区的土地改革就是依靠贫农团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在苏区的经济建设中起着巨大作用，为苏区的农业生产和红军的粮食供给作出很大贡献；在频繁的战争中，党依靠这些组织实施“坚壁清野”工作，组织群众抢收抢种，在敌人进攻苏区之前，组织群众及时转移财务和粮食，避免群众遭受更大损失，最终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五、工会

　　1930年5月，在湖村碧霞桥成立了上饶县总工会，先后由余光寿、王忠庆等同志担任工会委员长。县总工会成立后，各区先后成立了工会。

　　总工会包括手工业工会和雇农工会。

　　工会组织是用来团结和教育工人的群众组织，是教育工人的一个学校，是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为工人阶级谋福利的组织。经常以工人运动的历史（如“二七”大罢工、“五卅”惨案、“五一”劳动节）教育工人，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革命信心。

　　为了总结工人斗争的经验，迎接新的斗争任务，1932年9月，在牌楼前刘家召开了上饶县第二次工人代表大会，大会由洪麒麟主持，到会代表90余人。县委书记吴先民在大会上作了政治形势的报告，省总工会李杰三莅会指导。大会总结了成立以来工会的工作成绩，存在的问题，布置了新的任务，并提出“工人要做群众的先锋”，“打倒国民匪党”，“消灭反动军阀”等斗争口号。大会还选出了五个常委：徐日成任上饶县总工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严良金任宣传部部长，朱石辉（朱辉）任青工部部长，何天福任组织部长兼雇农苦力部部长。这次大会的召开，推动了苏区的工会工作，工人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斗争，如发动群众踊跃参军，拥军优属、站岗放哨、保卫苏区等。大会还决定在河南成立船工工会，便于红军出击河南白区，苏区还经常通过船工工会运送食盐、布匹等物资。这次大会以后，在苏区普遍实行了童工4小时，青工6小时，成工8小时的劳动制度。

　　1933年11月，在双溪口的董家大厅里召开了上饶县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有各区、乡工会的同志，还有白区工人代表，会议开了三天。县委书记邹秀峰在大会上作了政治报告，省工联派洪麒麟到会指导。大会总结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各项工作，通过了“在苏区内开设各种工厂、县总工会改名为县工联”等项决议。大会选出了裴水旺、何天福等17人为县工联执委，并从执委选举产生了5个常委。

　　会后不久，分别在李家滩、沙洲、湖村、尖石等地建立了地雷厂、土纸厂、纺织厂、雨伞厂等工厂。厂内工人间和各厂之间都开展了生产竞赛活动。

　　六、互济会

　　互济会是苏区救济外地穷人及受灾人们的一种组织，它的救济来源是会员自愿交纳的会费及向地主、富农罚款所得。1932年间，上饶县成立了“互济会”，由李培均同志任主任。1933年冬，怀玉县成立了“互济会”，严炳旺同志任主任，区一级都成立了小组。

　　通过互济会的工作，使人民群众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扩大了革命影响，培养了苏区人民的阶级友爱精神。

　　七、反帝大同盟

　　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大敌，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之一。为了团结各阶层人士，反对共同的敌人，上饶县委遵照上级党委的指示，于1931年在全县各区、乡成立了“反帝大同盟”。

　　反帝大同盟内设组织部和宣传部。参加反帝大同盟的成员不分阶级、阶层、年龄、性别，但会员每月要缴纳会费。因此，它是当时最广泛的群众组织。

　　反帝大同盟成立以后，积极开展反帝拥苏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后，苏区每个角落都响起了愤怒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歌声。每当“二七”、“五卅”、“五一”等纪念日，苏区人民纷纷集会，游行示威，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很多群众以踊跃捐款、向红军送慰劳品等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方志敏同志在率领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时，苏区人民争先恐后地把亲人送去当红军，并叮嘱他们“要狠狠打击日本强盗，不胜利不要回家”。

　　通过各种活动，极大地激发了苏区人民的爱国热情，无情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丑恶嘴脸。

　　八、妇女会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苏区的妇女从几千年的封建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下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得到解放的妇女，活动十分活跃。平常除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外，还积极参加眺高、放哨，给红军做鞋，编草帽，给军烈属砍柴、挑水。仅1933年，上饶县苏区的妇女就编织了919双草鞋，做了514双布鞋，100顶列宁帽送去慰劳红军。红军每到一处，各地就组织妇女慰劳队敲锣打鼓，杀猪宰鸡去慰劳自己的队伍。红军驻下后，妇女们就帮红军洗衣做饭，表演节目。

　　1930年2月，党和苏维埃政府发出了妇女剪发、放脚的号召，立即在苏区掀起了“放脚”、“剪发”的运动高潮，村村响起“剪发”，“放脚”歌。获得解放的妇女，积极主动地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宣传婚姻法，动员群众参加“互济会”、“反帝大同盟”，积极参加红军。农忙时，全体妇女积极参加劳动。1933年上半年，仅双溪口乡妇女就积肥7000多石。湖村的李大婶，虽然已是61岁的人了，但还积极参加劳动，并独自开垦了一块荒地。

　　在扩军运动中，处处可见妻劝夫、母送子、姐助弟参加红军的生动场面，湖村官田的李秋香，反复多次地做丈夫工作，最后说服丈夫参加红军，并且不要政府的优待。在战斗中，苏区妇女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年轻的组织担架队、看护队、地雷队上前线，年长的在家制竹钉、毒药等武器。大地王家源有一个名叫叶春花的妇女，当一个匪连长要奸污她时，母女俩机智勇敢地用菜刀将他劈死，还缴获一支短枪，事后得到县苏维埃政府50块白洋的奖励。这个故事至今还在群众中流传着。

　　苏区各级党委十分重视妇女干部的培养，规定乡一级要举办支部流动培训班，区一级要经常举办妇女干部讲习班，组织妇女学习政治、文化和党的方针政策。县委不定期召开党员活动分子会，都吸收妇女干部参加。

　　苏区自上而下都设立了妇女组织机构。县设妇女部和青年部，区设妇女部和青年部，乡设妇女主任一人，村为妇女代表。

　　第三节 党的审判和肃反工作

　　一、党的审判工作

　　为了对苏维埃干部在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所犯的错误和违犯革命纪律作出检查和处理，使他们认识错误、改正缺点、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同时教育广大的革命同志，苏区的审判机构主要由检查部和裁判部，是苏维埃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1930年2月以后，苏区各级政府（乡一级以下除外）均设立了这一机构。检查部、裁判部是苏维埃政府的司法机关，它根据党的审判原则负责审判工作，制定了完善的法律条例，具有完善的法律手续。

　　在裁判案件时，根据案件的性质，有不同的审判形式，对于贪污腐化，消极怠工、婚姻纠纷、浪费等民事案件，裁判部组织“同志审判会”、“群众审判会”来判决案件；对于反革命分子，则通过公审或巡回审判来判决，使反革命分子公开向群众承认其罪恶，充分揭露他们的罪行。

　　苏维埃各级审判部，由于坚决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使许多潜伏在苏区的反动分子，得到了人民的制裁，贪污、腐化、堕落分子，受到应有的处理，从而巩固和稳定苏区政权，苏区社会秩序安定团结，各级审判工作为党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惨痛的肃反工作

　　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镇压和破坏，除了在军事上的疯狂进攻“围剿”，经济上的严密封锁，还利用“AB团”、“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等反革命组织，对苏区进行破坏和颠覆，大批反动分子混入苏区和红军队伍中。组织“大刀会”、“八仙会”、“好吃会”、“剖共会”等反动团体，利用“做鬼叫”、“打石子”、“打谣风”等卑鄙手段，企图涣散革命力量，破坏苏维埃政府。

　　为了保卫党，保卫苏维埃政权，保卫人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在“不允许有一个反革命分子留在革命队伍里”的方针指导下，1932年5月，在苏区全面开展了自上而下的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苏维埃政府检查部、裁判部、政治保卫局紧密配合，对于镇压苏区的反动分子，做了不少工作，在打击敌人，保卫苏维埃政权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夜间坚持检查、防卫工作，白天有口令，进出边境有通行证，听到谣言就追查根源，把隐藏在苏维埃党团及群众组织中的反革命分子给挖出来，在组织机构上还专门设立了肃反委员会和检查委员会以负责肃反的各项具体工作。

　　但是，由于“左”倾路线在党内居统治地位，给肃反工作带来无限制的扩大化。不论在党内还是在党外，部队还是机关，上级还是下级，都大举肃反，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采用严刑逼供，乱捕乱杀，以至不少党的优秀干部在这场肃反运动中含冤而死。如上饶县委书记吴先民、财政部部长柯年则等优秀干部都被错杀。

　　由肃反的盲目扩大化，使得干部、群众人人自危，终日惶惶，严重影响了干部的工作情绪和红军部队的士气，破坏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和干部的团结，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严重损失。

　　眼看着一个个革命同志在肃反运动中失去，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人感到非常痛心，尽可能设法营救一些革命同志，同时深入苏区调查研究，并向中央报告。通过与“左”倾路线一系列的斗争，肃反中的错误才得到逐步纠正，肃反运动开始稳重起来，到1933年2月，接闽浙赣省委指示，上饶苏区在湖村、墩底、库前、姜村等地设立了劳动感化院，使真正受委屈的同志有申诉的机会。

　　第四节 党的白区工作

　　白区工作的根本任务是为了巩固和扩大苏区。具体地说有如下几点：

　　1、发展革命群众组织，建立地下党支部，扩大革命力量。

　　2、打土豪，罚没款，支援苏区的革命和建设。白区工作者常常带领红军，把土豪劣绅抓到苏区来，通过缴罚款或以食盐、布匹等实物来赎身。这样既给反动分子以惩罚，又给苏区增加了财政收入，从而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3、侦查敌情，向红军送情报。红军三次攻克上饶城，就是白区工作同志，预先侦查敌情，然后带领红军一举歼灭敌人。当敌人进犯苏区时，白区工作者和地下党员及时把情报送苏区，苏区人民及时做好准备，因此，敌人的进犯屡屡失败，有时还被红军抓住时机给以沉重打击。

　　4、扩大红军、瓦解白军。通过白区工作者的教育和宣传，白区经常有青年到苏区来参加红军。驻在苏区边境的白军士兵，也常常投诚到红军队伍中来。1933年，通过地下工作者的有效工作，驻在宋村的30多名白军士兵和驻罗桥的一班白军集体到苏区投诚。

　　5、沟通交通联络。当时，上饶苏区和闽北苏区相距九十里，通过白区工作，建立了许多交通站把两大苏区联络起来。

　　在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白区的革命斗争非常艰苦和残酷。当时，河南地区（信江南岸）、上饶城区、沙溪、八都、临江湖等地，敌人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像一条白带子把苏区包围住，但我白区工作者仍然机警地越过敌人封锁线，插入敌人心脏，进行革命宣传、组织群众等秘密活动。

　　白区工作同志，都以公开职业作掩护，通过亲戚、朋友在群众中做秘密工作。从闲谈家庭情况、生活状况到土豪劣绅的剥削、国民党欺压百姓的黑暗统治，向他们介绍苏区的“平债分田”、“婚姻自由”等幸福情景，逐渐启发群众的革命理想。穷苦的劳动人民成年累日的劳作，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举步维艰，他们早就盼望着改变现状，希望共产党领导他们起来革命，摆脱土豪劣绅的压迫和剥削，推翻反动政府的黑暗统治。因此他们对共产党的革命主张极为欢迎。

　　我白区工作者在穷苦群众中组织“兄弟会”、“互济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对他们进行革命教育，组织他们参加革命活动。对生活有困难的，以“互济会”的名义，给他们以钱物上的帮助，用事实教育他们，共产党是为穷苦人民谋幸福的政党。1933年冬，在祠堂镇曾家有户姓曾的穷苦农民，多次得到苏区的帮助，解决了他家生活上的困难，他很感动，很快就觉悟过来，常常主动向苏区报告敌情，并带红军袭击祠堂镇靖卫团。同时，白区工作者还常常组织一些先进的白区群众到苏区参观，亲身感受苏区的幸福生活。通过白区工作者的努力，革命的影响越来越大，群众的觉悟越来越高，很快就有许多群众加入革命队伍。1931年和1932年间，在上沿边区和上广边区，普遍建立了地下党组织。在白区建立了“河南特区”，在画马石村建立了“铅山特区”，在山门岭建立了“上广特区”，革命力量迅速扩大。

　　白区建立党组织后，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与土豪劣绅，反动地主武装展开了半公开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还经常配合红军作战。1933年3月，皂头的革命群众，配合苏区游击队，抓到从甘肃回家为父亲奔丧的伪县长潘显斌，对其罚款并没收许多财物。不久，白区工作者李友霖等同志带领游击队到小玉山抓到大地主巫文奎，罚缴白洋3000余元。这种斗争尤其在秋收、年关最为活跃。河南的白区工作同志，时常扮成砍柴的农民，把宣传标语装在竹棍里，然后到白区散发和张贴。

　　为了更加有力地打击敌人，河南特区和上广特区，均建立了一支12人枪的驳壳队。他们时而乔装成农民，时而改扮成小贩，神出鬼没出其不意地袭击零星的敌人和匪商贩，常常缴获敌人枪支和苏区缺少的食盐、布匹、药材等物品。利用晚上，破坏敌人的交通和工事。

　　白区工作的开展，不仅有力地打击和牵制了敌人，而且还大大地支援了苏区建设。当时敌人对苏区实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尤其是苏区缺少而又急需的枪支弹药、食盐药材等物品，一旦发现偷运的人，格杀勿论，但我苏区的采购员，依靠白区工作者和革命群众利用各种办法，每次都顺利地将所需物品偷运过敌警戒线运到苏区。为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起到重大作用。

　　第五节 地方武装建设

　　一、地方武装的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由此可见，革命斗争要取得最后胜利，仅仅有一个好的党是不够的，党必须和地方武装结合起来，要把建党和建军联系起来。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才能反抗和消灭反革命的武装，以保障我们的政权，保卫胜利果实。

　　1、上饶县地方武装

　　1928年春高山人民的起义和1929年冬湖村、茗洋等地的农民暴动，以大刀、花枪、乌铳等武器击败了反动地主武装，赶走了豪绅地主。

　　穷苦的劳动人民初偿武装暴动的胜利果实。不甘心失败和灭亡的国民党顽固派，面对新生的革命力量，显得惊恐万状，遂调集大军进行武装镇压。为反击和消灭反动派的武装进攻，保卫胜利果实，就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武装队伍。

　　1930年1月，信江特委发了十支枪，在湖村、茗洋等地，挑选了陈双仔、熊金山、王尔水、刘玉清、刘吉寿等12个出身好、社会关系好、表现突出、身强力壮的赤卫队员，在湖村姜家源村成立了“上饶县游击队”，陈双仔任队长。

　　游击队成立后，在县苏军事部的直接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1930年，先后出击了祝狮、石人、八都、傍罗等地，袭击了地主武装靖卫团，每次战绩辉煌。同年6月上旬，配合红军，攻克了上饶城，乘胜攻打了河口的李坤匪部，取得重大胜利。游击队在这些战斗中得到发展壮大。到8月，游击队发展到70多人枪，遂成立了上饶县游击大队，熊太浩任大队长。

　　10月以后，赣东北红军到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一带作战。八都、郑坊和上饶城区的地主武装，乘我苏区兵力空虚，集中力量“围剿”苏区。敌人一时疯狂烧杀抢掠，苏区人民遭受很大损失。得到这次教训以后，上饶县立即加强了地方武装建设。除了加强赤卫军、赤少队的训练工作，并于1931年春，在茗洋、双溪、王家坝、董团等边区建立了均有十余人枪的游击队。同时将县游击队扩大到三个排，200余人枪，成立了县独立连。熊太浩任连长。

　　1931年1月，为了进一步开展河南白区工作，成立了一支80余人枪的河南游击队，活跃在河南一带打击敌人。

　　1931年春到1932年秋，敌人连续发动二、三、四次“围剿”均被粉碎。游击队配合赣东北红军历经旺青坂、临湖、罗桥、湖村等大战役，歼灭了敌人主力，壮大了革命队伍。1931年冬，县独立连发展到400余人枪，并成立了县独立营，瞿金水任营长。同时，各区游击队也有较大发展。

　　敌人的连续“围剿”被粉碎后，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因此，省委指示：必须要向玉山方向扩大苏区。1931年冬末，将上饶县独立营的二个连，拨给玉山特区领导，组建玉山特区独立营。剩下的部队和各区游击队重新组编成“上饶县独立营”，计有300余人枪，瞿金水任营长。组建后的上饶县独立营继续活跃在上饶苏区境内。这时，为了进一步加强地方武装装备，在李家滩等地建立了地雷厂。

　　1933年5月，经蛤蟆卡战役后，县独立营发展到500多人枪，又改编成县独立团，杨森任团长，张贵清任政委。同年12月，独立团奉闽浙赣省委之命，赴贵溪编入红十军挺进师。

　　1933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更残酷的第五次“围剿”，对苏区实行了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进攻。国民党调集了匪12师、21师和4师等兵力，“围剿”整个赣东北苏区，这时，闽浙赣省委指令，各县游击队集结在贵溪统编成挺进师，以便突破敌人的“围剿”。从此，上饶县的游击队大部离开上饶苏区。

　　2、怀玉县地方武装

　　1933年冬，怀玉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断向玉山方面扩大革命领域，以打通化婺德苏区。不久，红十军抽调了150余人枪，成立了怀玉县独立营。经过一年多时间，与敌战斗过数十次，次次都获得胜利。其中台坞、余宅桥、王街、祠堂镇、大桥头、五星桥等战斗规模较大，共毙敌千余人，缴获各种枪250余支，弹药无数。这时，独立营发展到480余人枪，改编为三个连。

　　1934年冬，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独立营大部分与闽浙赣红军北上抗日，少部分同志留在革坂、桐西等地坚持游击战争。

　　3、上沿县地方武装

　　1930年2月，从闽北发展过来的毛楼、禹溪一带的革命活动迅速发展起来。这时，闽北党组织派张瑞兴同志带领了20余人枪（大部分是鸟铳、花枪）来到禹溪。到4月，扩充到80余人，成立了一个补充连，张瑞兴任连长。之后，在禹溪群众配合下，活捉了吴元生等土豪，把罚来的款，用以购买武器、硝药。到4月下旬，发展到3个排9个班；6月份发展到100余人枪，大部分是土枪、土炮。

　　1930年12月1日，由张瑞兴率领补充连赶到崇安（福建）坑口改编，并入闽北独立团。19日，闽北独立团又派20余人，12支枪，组成一支游击队，由赵春华任队长，活动在禹溪、毛楼一带。1931年8月，这支游击队发展到30多支枪，50多人，朱吉生调任游击队长。1933年春，发展到50多支枪，70多人，并改编成赤警连。7月，大部编入上沿县独立团，只留下9条枪，另外成立一支游击队，王应春任队长，活动在禹溪一带。10月，这支游击队发展到30余人，20多支枪，李金林调任队长。1934年，又调陈义仔任队长，此后一直坚持在禹溪、毛楼一带打游击。

　　上饶各地的游击队，自诞生时起，就一直在党的领导下战斗，并在各种战斗中发展壮大。由于党的正确领导，使游击队有了明确的斗争方向和正确的斗争方法，使我军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不但没被敌人消灭，反而屡战屡胜，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在各次战斗中，充分运用了“避敌锋芒、剪敌尾巴；争取主动、诱敌深入、出其不意、攻敌不备、避实击虚、不打硬仗；集中主力、攻敌要害；声东击西、量力而行”的战术，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苏区游击队，不但是一支战斗队，而且是一支宣传队，工作队、生产队。它除了各种武装斗争外，还担负了组织群众，宣传革命，帮助苏区生产劳动等各项工作。这支队伍既有严格的纪律，又有民主的作风。在部队中建立了正确的官兵关系，实行官兵平等，战斗中英勇顽强，奋勇杀敌，与群众鱼水相依，亲如家人，部队驻在哪里，就给群众挑水、劈柴，深受群众爱戴。这些都是我军之所以能战胜强敌的原因。

　　二、苏区的扩军运动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实行了“平债分田”和一系列苏区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苏区人民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极大地激发了苏区人民的革命热情。每当我党提出扩大红军的号召，苏区群众都积极响应，每年都有大批的青壮年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组织，几年中仅碧霞就有400多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参加红军的就有220多人。

　　扩军运动是壮大红军力量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手段，既是一项政治运动，又是一项群众运动，苏区党组织为了更好的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每次扩军前都要召开重要会议，研究决定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首先，是广泛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党发出号召后，地方干部和部队战士，都要到各地向群众宣传“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是保卫苏区政权和革命胜利果实的主要力量，参加红军无尚光荣”。宣传的形式有：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标语、出版画刊、演戏和军民联欢等。

　　其次，是充分运用各种革命组织的力量。当上级党委下达指示后，县委将全县扩军任务具体分配到各区、乡。各党、团支部召开党、团员会议，组织、动员党、团员带头参加红军，干部要做扩军的模范，党团员之间进行串连登记。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赤卫军、赤少队等各种革命团体，都要动员组织群众参军，各团体之间还要开展竞赛活动，妇女会亦要开会，号召大家动员丈夫、子弟参军。这样利用各种组织力量，层层发动，结果整排整队（赤卫军、赤少队）整个支部（党团）报名参军的都有，母劝子、妻送夫、兄弟争参军的生动场面处处皆有。

　　再次，是苏区实行了一系列的拥军优属政策。参加红军的军烈属可分好田；没有劳动力的军烈属，苏区政府发动群众给予代耕、代种、砍柴、挑水；每逢节日还敲锣打鼓送慰问品去慰问军烈属，使军烈属感到苏区政府对他们的关怀，认识到参加红军是无尚光荣的事情。同时，苏区妇女还组织了专门的慰劳队，平时做鞋、编草帽送去慰劳红军。红军来到哪个村，哪个村的慰劳队就要敲锣打鼓。杀猪宰牛送去慰劳红军。这样红军和家属都感到非常光荣，并且密切了军民鱼水情，为下一次扩军运动奠定了基础。

　　另外，不断加强群众武装（游击队、赤卫军、赤少队）的军事训练。为红军部队培养更多有素质的人才，以备红军的选拔。当上级党委发出扩军号召时，以便快速地转为红军，尽快地投入战斗。

　　第六节 苏区的经济建设

　　一、苏区的土地改革

　　土地改革是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基本内容和政策纲领。

　　中国社会几千年来贫穷落后的根源，在于封建的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它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占人口总数90%以上的农民占有的土地不到30%，而占人口总数10%的地主和富农，却占有70%以上的土地。这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地主阶级的剥削，使得农民虽然终年辛勤劳作，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牛马不如的奴役生活。这在客观上给土地改革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在党的领导下，上饶苏区的各县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和其它带有剥削性质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

　　1、上饶县的土地改革

　　1929年12月中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废债运动。收缴了地主、富农手里所有的土地契约、借据和当押字据，集中在乡苏维埃烧掉，公开宣布废除农民所欠地主、富民的全部债务。

　　1930年春，广大的农民群众发动起来了。这时，党又领导人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县苏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王雪先任主任，张德华、徐贤芳等同志为委员，领导上饶县土地分配。

　　鉴于第一次分配土地有些地方存在富农把田地以多报少，抽给贫农的田以少计多，以劣充好等不合理现象，贫富农之间的土地仍然相差很多。因此，在1931年1月进行了第二次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土地。

　　2、怀玉县的土地改革

　　1928年4月，高山起义后，在沙洲建立了乡农协会，进行了土地改革。将祀产、庙田和逃亡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的农民耕种，收获全部归农民所有。到1933年10月怀玉县建立后，除原属上饶县二区管辖的大济、沙洲、望仙、祝狮等地早在1930年春已分配土地外，新苏区姜村、石人、郑坊、车边、周村、彭家坞、台坞、樟涧、上枫岭、下枫岭、上余村、下余村、汪宅、苏桥、西山、郑坞、荷叶、前丁、新田等地，在1933年2月实行了平债分田。

　　3、玉山县的土地改革

　　自1933年8月建县后，除原属上饶县三区管辖的丁宅、彭宅、东山、早田等地在1930年春已进行了土地改革外，扩展的新苏区汪村、岭下、渡头、贵溪湾、王皮、新塘、池塘镇等地，在1933年9月实行了平债分田。

　　4、上铅县的土地改革

　　该县的上饶境内部分地区毛楼、禹溪、船坑、柴岭、西洋排、范家坳、九进坑、横溪、姚家上村等地，在1932年2月进行土地改革，并将地主、富农的田地契约、借据、债票和租约全部缴来，全部当众烧毁。

　　为了切实领导好土地改革，当时提出了“土地还家”的口号，在指导原则上，党作了明确的规定，其主要内容为：

　　1、凡带有剥削性质的田地，一律没收，归苏维埃政府处理，分配给贫农使用。土豪房子、洋人房屋、教堂、祠堂、庙宇及其它公共建筑物等，由政府没收，其房屋田地由政府分配给无房者居住，免收租税。土豪、地主的农具，没收分配给贫农使用；富农多余及闲置的农具，由政府借出，借给无农具者使用。

　　2、分配以乡为单位，按照该乡贫农人数及所没收田地面积，结合自有田地面积按比例平均分配的原则，以劳动力为单位（有劳动力者多分田），田地肥瘦远近相结合平均分配。

　　3、红军本人分好田（田地多的地方也分双份），手工业者和非劳动力分人口田（比劳动力少分半分田）。旅外不在本乡者不分田（红军、赤卫军例外），反革命及其家属不分田，但已觉悟过来，有事实表现，经代表会认可者可分田。

　　从这一原则来看，封建土地关系和剥削关系，在苏区彻底被消灭了，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从而发展了生产力。

　　土地改革在具体做法上，由土地委员会先进行调查田地、人口总数，预算每户分田多少及每户应抽应补的数额，交代表会讨论分配。在分配上尽可能照顾原耕者基础，分田后造有清册，发给农民土地凭证。土改时，划分了阶级成分，基本分为：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富农、地主六种。

　　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当时上饶苏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更加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所以当国民党顽固派向苏区进行“围剿”时，翻身了的农民立即掀起了参加红军和参战的高潮，一批批走上了前线。像一个有400多名青壮年的碧霞乡，参军的就有220多人。各地涌现出许多父送子、妻送夫、姐送弟、兄弟争参军的动人场面。碧霞村的王源林有三个儿子，一次就送去二个当红军；程文香送二弟程枝生参加了红军，作战牺牲了，她又将长弟程荣生送去参加了红军。翻身农民就是这样前赴后继、英勇壮烈保卫自己的政权和胜利果实。当时流行的两首歌谣可充分反映这一壮举。

　　第一首是：“赤卫军和少年先锋队员，青年紧急动员起来呀，武装保护苏维埃，武装上前线去呀，为了保卫土地革命利益，整连整营整团整师参加红军去。”

　　第二首是：“我们都是工农的武装，爬高山、履平地，奋勇向前进，苏维埃给了我们自由和土地，为阶级为自己奋斗到底。”

　　但在土地改革中，由于执行了“左”倾路线的政策，富农分坏田和消灭富家经济。对富农的打击过重，侵犯了中农经济，结果把中间阶级推向了敌对的位置。

　　二、苏区的经济发展

　　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建立起了新的生产关系，因此，虽然处在战争的环境里，苏区经济仍然迅速的发展。

　　在财政和贸易方面，党和苏维埃政府，根据经济严格服从战争需要的原则，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措施。不仅粉碎了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保障了战争经费的需要，财政收支平衡促进了贸易的发展，提高了苏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1、苏区的农业

　　上饶苏区是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党和苏维埃政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在苏区普遍实行了土地改革，同时领导苏区人民为发展农业生产而奋斗。

　　为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苏维埃政府在必要时发放了农贷款，帮助群众解决缺乏生产资金的困难。

　　为了消灭旱灾水涝，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群众大力开展兴修农田水利运动。1931年2月，上饶县委动员了女劳力2000多名兴修水利，同时成立了兴修水利指挥部，具体领导群众兴修水利。湖村的排山底水坝，由何启泉同志负责领导修建；罗桥大坝由李鸿裕同志负责领导修建。这两座水利工程修好后，保证了上饶县苏区6000多亩水田免受旱灾威胁。水车等抗旱工具也同样得到及时修理和添置。

　　为了管理好水利，各乡成立了水利委员会，管理一切水利事宜；各村都有一名水利委员专管放水，从而做到了合理用水，保证了水田的灌溉。

　　为了激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开展了经常性的生产竞赛活动，表扬与奖励先进生产单位和个人。发动反懒惰的斗争，对游手好闲分子，给予批评教育。

　　充分使用土地。党和苏维埃政府特别重视和提倡群众开垦荒地，政策规定雇、贫、中农开垦的荒地，三年免征地税。还组织垦荒队和劳动感化院犯人开垦荒田荒地。

　　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仅重视粮食生产的发展，同样重视棉花、烟叶、油料作物和蔬菜等经济作物生产，号召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作物。

　　土地改革后，大部分青壮年参加了红军，劳动力严重缺乏。这时，摆脱了封建束缚的妇女，便成了农业生产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她们与男子同样参加生产劳动，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由于各乡、村参加红军的青壮年劳力分布不均，因此在生产紧张的季节里，开展大协作，调剂劳动力，解决农业生产劳动力不平衡的困难。

　　对靠近白区的农业生产，组织“抢工队”，突击抢种抢收，并派出武装保护，以防敌人的突然袭击。

　　农业生产，是全党、全军、全民的生产，因此当时红军和机关干部，除了打仗、训练和正常工作外，都必须参加生产劳动，帮助农民耕、种、收，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劳力不足的困难。

　　耕牛是农家之宝。党和苏维埃政府特别重视保护耕牛，禁止屠杀耕牛，规定耕牛耕田的田亩数，不得过量使用；禁止牛主养牛怠工；大力提倡牛的繁殖，做好兽医工作和防止疫情的发生。并奖励繁殖耕牛、保护耕牛有成绩的农民。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对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视，上饶苏区农业生产连年丰收。1930年稻谷平均亩产300斤，1931年为每亩350斤，增产16.67%；1932年则达到420斤，比1931年增产20%。油菜籽一般亩产60斤，棉花烟叶的产量也逐年增长。

　　上饶苏区农业生产的丰收，不但保护苏区军民的粮食自给，并且有大量的输出，换取了大量苏区所需的生活用品。

　　2、苏区的工业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上饶苏区兴办了许多工厂。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苏区创办了军火工业，上饶县的李家滩和怀玉县的沙洲，都建立了红色化工厂，依靠群众的智慧，制造了“过山龙”（一种土炮名称）、松树炮、竹筒炮、土枪、土子弹、土地雷、黑色炸药等许多自制武器。红军使用这些自制的武器，大量杀伤了敌人，取得战争胜利，巩固和扩大了苏区。

　　敌人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禁止食盐、药品、布匹进入苏区。为了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苏区兴办了纺织厂和几乎村村都有的熬硝盐厂，自己生产土布和食盐，克服穿衣、吃盐的困难。

　　此外，还兴办了农具厂、石灰厂、造纸厂、煤炭厂、木炭厂、榨油厂、雨伞厂、钉鞋厂、家具厂、香烟厂和寿材厂等50多个工厂。由于工人成了工厂的主人，因此生产积极性很高。生产效率大增，产量也相当高。上饶县尖石的土纸厂，只有70多名工人，土纸产量每天就达60多万张。

　　上饶苏区的工业，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工业的发展，满足了苏区群众生活上的需要，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为苏区的经济建设和土地革命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苏区的财政

　　1930年，上饶县苏区在湖村成立了县苏财经委员会，主任为方金鉴。到1931年5月，根据首届省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将财经委员会改为财经部的决议，上饶县苏财经委员会改为财经部，部长是李鸿裕。同时在县属各区普遍设立了区苏财经机构，管理一切财经事务。怀玉县、上铅县也设立了县苏财经部。

　　县苏财经部的主要任务是：

　　（1）、负责收缴土豪劣绅的罚没款。

　　（2）、接管红军没收土豪、官吏资本家的一切财帛物资。

　　（3）、制订征收土地税实施方案和收缴土地税。

　　（4）、接收各区上交各种款项和检查财经开支情况。

　　（5）、领导苏区人民积极生产，自力更生，广开财源，完成上缴款项任务。

　　（6）、制订红军过境时供应办法及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的待遇标准和实施条例。

　　苏区财政收入来源，从1928年土地革命开始，到1930年，这个时期的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打土豪没收财产所得；从1931年到1934年土地革命失败时，由于实行了土地改革，苏区土豪又被打光了，这个时期上饶县苏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转为征收土地税了。

　　土地税的征收，凡是种有土地者，均应缴纳土地税。并采用累进计征方法征收土地税：全年收谷五石以下，免收税；全年收谷五石至十石的，每石收土地税谷五升；全年收谷十石至二十石，每石收土地税谷七升……以此类推。

　　同是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可以减免税收：

　　（1）、红军游击队的指挥员、战斗员及红军中其他各工作人员，均免其家属纳税。其家属指红军本人、妻子、儿女、父母，其它亲戚应纳税。如果他自己与父母儿女分家、则父母儿女应缴税；如红军有几个兄弟，其父母应缴税，只免红军本人一份。

　　（2）、工人、雇农免其本人纳税，但以有工会及雇农工会的会籍为标准，如脱离会籍则不能免税。工人雇农家属跟贫农一样减税。

　　（3）、赤卫队的积极分子免其本人的纳税。但须经赣东北赤少队总部审定，报省委核准方可免税。

　　（4）、凡属贫农，减收应纳税的百分之五。

　　（5）、凡属中农，减收应纳税的百分之二。

　　（6）、凡属红军医院驻扎地附近各村组织的救护队员，免其本人纳税。但须是固定的救护队员。

　　（7）、新开垦的荒田免税。

　　（8）、凡被白军扰乱，以致田地荒废或庄稼受损害的，经县苏财委会调查确实，报告省苏财委会核准，酌情准予免税或减税。

　　（9）、凡因水涝旱灾，以致收成减少或完全无收者，经县财委会调查核实报省苏财委会核准，可减税或免税。

　　从以上土地税的征收方法可看出，苏区的税收政策非常科学合理，具有强烈的阶级性，代表了广大苏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受到苏区人民的积极拥护。促进了苏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财政税收收入。

　　另外，在红白交界的沿河地区成立了船舶检查局，受物资检查处领导。对过往的白区客商货运船只进行征税，也是苏区财政来源之一。1930年5月，在上饶县苏区王家源设立了船舶检查局，下设界石、岭底、叶青洲三个检查队。税收一般每天有五、六百银元，最多时一天有三千余银元。因而大大地增加了苏区的财政收入，对支援苏区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需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931年，闽浙赣省苏银行在上饶苏区发行了一种纸币（俗称红票），面额分为十元、五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十枚等七种。“红票”以金银和粮食为基本金，在使用上与银元等价。因而在苏区得到广泛流通。“红票”的发行，沟通了物资交流，便利了群众，促进了苏区经济的发展，繁荣了苏区经济。

　　为了粉碎敌人进攻，支援经济建设，上饶苏区人民从1932年到1934年，年年积极认购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发行的决战公债，超额完成了任务。公债的80%为决战经费，20%为苏区建设资金和救济群众开支。由此可见，公债的使用性质，是为了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为了苏区人民的幸福生活。决战公债的发行，缓解了苏维埃政府财政困难，为反“围剿”斗争奠定了物质基础。

　　4、苏区的贸易

　　为了满足苏区人民生活的需要，苏区贸易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而繁荣起来。1931年，上饶苏区普遍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商店、工农药店。消费合作社是群众集资组织起来的经济机构，每股股金一元，地主、富农不准入社，会员购买消费品有优先权。消费合作社和商店经营的商品，主要是苏区的产品，也有来自白区的食盐、布匹等物品。

　　为了沟通苏区和白区之间的物资交流，繁荣苏区的商品市场。在上饶县的太平桥、清水、大路口；怀玉县的叶家、石人和上铅县的船坑等地都设立了对外贸易处，属物资检查处领导。对外贸易处向白区出口苏区盛产的粮食、纸张和其它农村土特产，换取苏区所需而又缺少的食盐、布匹、药材等商品。

　　对外贸易处除了促进商品流通外，更重要的是向白区群众宣传我党的税收政策，鼓励白区的商贩同苏区进行贸易。苏区的税率较低，一般日用品税率为5%，有的只有3%，粮食交易则不需纳税，而白区的税率却远远高于苏区。因此，白区的商贩都很乐意同苏区进行贸易。从而繁荣了苏区的商品市场，扩大了革命影响，有利于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

　　三、苏区的文教事业

　　在数千年封建制度的统治下，文化教育事业均为统治阶级和权贵们所独占，劳动人民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在广大农村，由于遭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农民生活异常困苦，自然也就无力上学，因此，广大农村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提高。当时，苏区的文化工作非常活跃：各县成立了工农剧团，有演员三、四十人，每逢节日或开大会就要演出节目；乡、村有俱乐部，业余时间，男女老少欢歌燕舞，到处呈现一片欢乐景象。

　　苏区群众的文艺创作也非常丰富。有的歌颂起义斗争，有的歌颂红军的胜利，有的歌颂苏维埃的幸福生活，有的号召人民斗争……几年时间，群众创作并流行的歌谣就有三百多首。这些健康向上的文艺活动，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向前发展。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苏区的教育事业发展很快。县区设立了文化部，乡苏设有文化委员，具体领导教育工作，绝大部分乡、村都办有列宁小学，适龄儿童都有入学受教育的机会。据统计，上饶县、怀玉县和上铅县的上饶境内苏区设有列宁小学107所，入学儿童2769人。当时苏区的教育方针是：打倒封建奴化教育，破除迷信思想，向工农群众开门，进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积极培养革命干部。

　　苏区政府除了大力创办正规学校外，还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各乡、村设立工农夜校、识字班，教育群众识字和写文章；在路口、凉亭设有识字站，挂有认字牌，逢人过路总要认三个字，也有的利用随身所带的通行证认读。同时各村还设立了读报组，晚上组织群众读报，学习时事和党的政策。

　　学校的创办，扫盲运动的开展，使上饶苏区人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