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杨文翰、沈宗文领导的游击队在上饶的斗争活动
一、杨文翰领导的游击队在上饶的斗争活动
1938年冬,中共上(饶)横(峰)弋(阳)德(兴)中心县委书记兼赣东北红军游击大队政委杨文翰,率领100多人的游击队转战到上饶县北乡叶家一带。
游击队到了叶家后,在大岭山萝卜棚,与陈新森、濯德三(九都濯家人)、李国宝(大岭山人)等人取得联系,得到了他们提供的粮食、油盐、蔬菜和军事情报。
当时叶家一带,常有上饶、德兴两县的国民党保安队来骚扰群众,“清剿”革命武装。群众对这些嗜杀成性的国民党保安队,早已恨之入骨。为了歼灭国民党保安队,游击队采取“敌来我隐,敌退我击”的作战方法,把游击队分成五个班,分别开往小东坞、望仙、茗洋、德兴等地,零星分散活动,相机消灭敌人。1939年初,游击队在陈井湾袭击了国民党德兴保安队的一个碉堡,缴枪10余支。1939年5月,有一个班的游击队来到小东坞,巧妙地消灭了坚持反共立场的联保主任姜清朗,并缴长、短枪各1支及粮食用品等。随后去袭击驻沙洲的德兴保安队。一天,游击队员化装成挖冬笋的农民,绕到山上的碉堡附近,活捉了两个哨兵,经审问,得知敌人碉堡内只有13人枪,就埋伏下来。等到半夜碉堡内的两个哨兵出来解手时,冲进碉堡,缴了敌人的武器,击毙敌排长、班长各一名。杨文翰率领游击队在沙洲、原盘、杨山等地活动一年多时间。
1940年春,德兴、上饶两县保安队对大岭山、沙洲等地疯狂“围剿”,放火烧山,乱捕滥杀,迫于形势恶化,杨文翰率领游击队转往婺源、开化等地活动。
1942年11月,杨文翰率领一支16人的游击队,又转到叶家一带。杨文翰来到叶家后,先与陈新森取得联系。后来陈新森就联络叶家村的群众经常上山为游击队送粮、盐和蔬菜。1943年清明节前两天,裴月山司令带几个人去广丰侦察前往闽北的路,打算去同闽北游击队会师。杨文翰带领刘福喜、王荣贞(杨文翰的爱人)、陈莲凤、周爱花留宿营地。途中因敌封锁了去路,便又回大东坞。裴司令返回就住在小东坞,其余的人由游击队的陈队长和杨文翰的通讯员邵汉菊(绰号板子)带领去捉劣绅王秋岭。就在王秋岭家对面山坳里埋伏时,邵汉菊蓄意离队叛逃,枪杀了游击队陈队长之后,便连夜逃往德兴绕二,向国民党德兴保安队自首投降,并向他们交待了游击队的情况。
第二天天还未亮时,邵汉菊带着国民党德兴保安队100多人,30多支枪向大岭山萝卜棚实施包围。杨文翰和刘福喜发现敌情,立即还击。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游击队被打散,有的同志壮烈牺牲。杨文翰、刘福喜为了掩护王荣贞、陈莲凤等同志,一面还击,一面往后退。相持半个小时后,刘福喜负重伤,杨文翰子弹打完了,就只好带上刘福喜溜下半山腰,藏入一个岩洞里。敌人在山上疯狂地扫射,并把王荣贞、陈莲凤、周爱花、管宗丕4人带下山。游击队被劫去了两支长枪,一支驳壳枪和许多财物、金器等。
同日晚,杨文翰、刘福喜见敌人撤离大岭山后,从岩洞中爬出,包扎伤口,乘着夜色,匆匆地向弋阳走去。被打散的游击队,由裴月山司令重新组织起来后,又转战到弋阳去了。
二、沈宗文领导的游击队在上饶的斗争活动
1942年春,由沈宗文领导的一支10多人枪的游击队,在上(饶)、铅(山)、崇(安)边区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1942年4月,沈宗文率领游击队9人转战到了上饶县南部山区禹溪。当时游击队没有粮食,没有钱。为解决钱粮问题,一到禹溪,就把国民党禹溪村保长和国民党保安队副队长抓了起来,关在吊林关的一个麻坊厂里。游击队向他们俩提出三个条件。1、严守秘密,不准走漏消息;2、供给情报,随时把情况报告游击队;3、保证供应游击队粮食。以上三个条件如果全答应,就保证他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结果,他们全答应了。游击队得到钱粮后,就在禹溪驻扎下来。不久,毛楼丰山村有3个农民参加了游击队,队伍发展到12人。
同年5月,日本侵略者沿浙赣铁路进攻,驻扎在上饶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向福建方向退却,上饶因此而沦陷。正在此时,禹溪的姚元生从上饶集中营的茅家岭监狱逃了出来。他向游击队介绍了新四军的情况,报告了有关敌情。当游击队得知赤石暴动的消息和暴动出来的革命同志到了游击区,就立刻派了人下山寻找。第一天在禹溪找到了8人,彼此交换了情况后,又一同继续寻找其它暴动出来的同志。经过两天两夜,共找到暴动出来的革命同志64人。为防不测,游击队把他们安置在两个棚子里住,一方面杀猪宰牛招待他们,另一方面派人到各饭店收购国民党散兵的军衣,解决那些同志穿衣问题。经过半个月的观察了解,肯定了他们全是革命同志,游击队才和他们真诚合作,共同到村子里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由于队伍扩大,力量增加了,活动范围便向外扩展到船坑、范家坳、封禁山等地。同年7月,沈宗文到范家坳住了一段时间,并在那里恢复了党组织,建立了党支部,姚元生任支部书记。
7月,游击队在禹溪江金良、翁金祥、方志甫等十多人的配合下,袭击了铅山里洋关的国民党100军的枪械修理所,缴获机枪8挺,步枪70多支,弹药无数。游击队在返回甘溪途中,抓了个土豪,没收许多财物,分给沿路的穷苦群众。第二天,游击队把缴来的胜利品,在禹溪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进行展览。通过展览活动,大大地激发了游击队和当地群众的斗争热情。
国民党100军在同年7月15日调遣一个师的兵力围攻五府岗,当时中共福建省委驻扎于此,为了粉碎敌人的围攻,沈宗文率领的游击队牵制了敌一个团的兵力。8月底,游击队奉命转战到闽北方面去了。
第二节 中共上饶临时县委遭破坏和赣东工委的成立
一、中共上饶临时县委遭破坏
1938年春后,碧霞一带的革命组织已迅速地发展起来。由于革命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国民党上饶县政府惶恐不安,便于同年10月派特务彭彰打入碧霞党组织,刺探情报,侍机破坏党的秘密组织和各级机关。
彭彰原是闽浙赣红十军军部的一个号兵。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他被俘而变节投降,成了国民党的特务。当时中共上饶临时县委书记余炳慧对他失去革命警惕性,没有审查考核,便把他作为革命者介绍到县委工作。由于彭彰伪装极好,处处献殷勤,骗取了党组织的信任,在县委机关工作不久,被组织上推荐送往新四军驻贵溪办事处受训。受训后,他仍回中共上饶临时县委工作。由于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他因此掌握了许多机密,并将机密报告给国民党上饶县政府。
1939年春,国民党上饶县政府获悉碧霞党组织快速发展,便勒令彭彰回到上饶城,指派谢华国、涂石君等特务,带上国民党上饶县自卫队10多人,杀气腾腾赶到碧霞,逮捕了邱云山、吴成绍等人,余炳慧闻讯后,逃离了险境。1941年余炳慧在福建被捕,送往上饶集中营关押,后牺牲在集中营。中共上饶临时县委被敌彻底破坏。
二、赣东工委的成立
1939的同乐会被国民党特务破坏后,抗宣二队、妇女指导处,宣慰工作团等抗日救亡团体,也受到牵涉,由于这些团体及时疏散了部分党员到皖南前线工作,只被国民党没收了一些进步书籍刊物,损失不大,但是上饶抗日救亡运动从此冷却了下来。
为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继续开展城市工作,中共福建省委任命李泳桂为书记,贡献等人为委员,成立赣东工委,继续领导上饶城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
赣东工委成立后,对城区党组织进行了调查,发现了上饶城区党组织已遭到破坏,许多同志奔赴皖南抗日前线工作,也有部分同志到福建找党组织。针对这种情况,赣东工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秘密发展党员、恢复各级党组织上。
1939年冬,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国民党特务活动更猖獗,此时的上饶白色恐怖气氛更浓。为了便于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又将赣东工委改为中共上饶特委,以李泳桂为特派员,领导上饶、玉山、广丰、铅山、横峰、弋阳、贵溪、余干、南城等县党的秘密工作,特委机关由上饶城区迁往铅山河口。
第三节 上饶县南乡人民挫败国民党反共高潮
1940年秋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当时,中国共产党在上饶县的党组织活动,主要是在南乡。国民党上饶县政府为了效忠它的党国,唆使特务破坏南乡革命组织,派出反动武装“围剿”南乡游击根据地。
国民党上饶县政府派出的行动队到南乡后,与甘溪反动保甲长、地痞流氓相勾结,肆意进行破坏活动。不久,铁山、四十八、徐潭等地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由于斗争环境恶化,中共上饶中心县委机关迁往更隐蔽的禹溪。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在上饶县南乡发动了疯狂的“围剿”。在“围剿”毛楼、禹溪游击根据地时,敌人看到人就杀,见着房屋就烧。敌人残暴“围剿”,使斗争环境更加恶化复杂。一些立场不坚定者,便投敌叛变。1941年2月,上饶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黄春芽,县委委员邱美凤经不住考验,下山投敌叛变。两人叛变后,竟把区委书记廖燮、龚桂堂等20多名革命干部出卖了,致使毛楼、禹溪等地党组织遭到破坏。
国民党上饶县政府捕捉了革命同志后,企图进一步瓦解革命力量。国民党江西省行动队和上饶行动队等特务组织,派特务混入游击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国民党军队又从闽北方面向中共福建省委驻地五府岗进行“围剿”。敌人来势凶猛,形势十分危急,中共福建省委机关便撤至金竹排,并指示上饶中心县委:“为保存根据地,保全省委机关,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必须恢复和继续开展毛楼、禹溪的秘密活动,开展群众工作。”上饶中心县委书记周云金请假回家便不再回来,省委立即调黄国樟担任中共上饶中心县委书记,恢复中心县委工作。
黄国樟恢复了中共上饶中心县委工作之后,重新建立了禹溪、范家坳、平溪、金钟山等区委,各区委领导群众进行“坚壁清野”,使敌人每次进犯,既找不到食物,还屡遭游击队和群众打击。1942年3月,由龙队长率领一支游击队,在东山地方袭击了有百人枪的李华远靖卫团,毙敌数十人,缴枪数支,残敌狼狈地向船坑逃窜。
1942年4月底,初步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同年5月底,组织上调黄国樟到闽南工作,中共上饶中心县委撤销。但在金钟山、毛楼、禹溪、范家坳一带,仍有党组织坚持秘密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