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靖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新疆一个农场的生产连队里当会计。连队里当时有一个上海支边青年排,排长是一个身材挺拔、相貌堂堂的年轻人,名叫陆大为。那时候上海支边青年中很少有结婚成家的,只有他不但已成家,还有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儿,已经一岁半了,名字叫娜娜。他的妻子名叫杨惠,也是上海支边青年。一家人就住在我们家的隔壁。我和陆大为是很要好的朋友,我岳母又一直在帮他们带小娜娜,所以我们两家的关系也就非同一般。
这夫妻俩有一段曲折浪漫的恋爱史,在附近的上海支边青年中曾经广为传颂。原来他俩在上海时就已深深相爱,但由于两家的条件相差悬殊,遭到了杨惠父母的坚决反对。杨惠是家中的独生女儿,原不在支边的名单上,可是为陆大为她毅然抛弃了一切,万里相随跟他到了新疆,在连队里当了名普通的农工。她的这一勇敢行动深受支边青年们的敬重,大家都把她看做是大姐姐,有困难有委屈都找她来倾诉,有麻烦有矛盾时也常请她来调解。
总之,这是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夫妻恩爱,女儿聪明、漂亮、健康。那时候农场里的条件还很艰苦,但他们的小日子仍然过得幸福而又甜蜜。
后来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这件事不但无情地毁掉了这个幸福的家庭,也在许多人的心中留下了永久的伤痛。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天,那天早晨,夫妻俩早早地起来,将娜娜送到我们家后,就带上干粮、水、绳索等工具,拉着一辆手拉车进了沙漠。他们是利用这个休息天到沙漠里去打梭梭柴。那时候农工们的生活都不富裕,大家平日里烧的柴特别是冬季取暖,全靠到沙漠里去打梭梭柴来解决。我们连队紧靠沙漠,大家每年都要进出沙漠十来次,早已经是熟门熟路了,所以谁也不把进沙漠当做什么大事,他们自己更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
打梭梭柴一般要进入沙漠八九公里,因为近处的梭梭林早已经被采伐一空。他们那天大约是在进入沙漠八公里处找到了一小片适合采伐的梭梭林,但此时却发现手拉车的车胎没有气了,而且糟糕的是,他们忘了带气筒。夫妻俩商议后,决定大为留下来伐梭梭柴,杨惠回家去取气筒并顺便照看一下小娜娜。
杨惠走前大为还歉疚地对她说:“都怪我,一时疏忽,连累你来回要走这么远的路。”杨惠笑着回答:“没关系,我不是也忘了吗?今天阴天,路上凉快,多走点路累不着。你抓紧时间,等我回来咱们就装车,天黑前误不了回家。”
这是他们夫妻俩最后一次对话,杨惠这一走,陆大为就再也没有见到她。
杨惠是拿了气筒再进入沙漠的途中迷路的。可是陆大为当时不知道,他一直等到天快黑了才丢下车子往回赶。一路上他还以为是娜娜又病了,杨惠顾不上拿气筒抱着女儿看病去了。当他回来得知杨惠拿了气筒早在中午又进了沙漠时,顿时急出了一身冷汗,他知道问题严重了,杨惠一定是在沙漠中迷了路!
后来分析,那天天阴,下午沙漠里刮起了风,致使地面上的各种脚印、车印变得模糊不清。杨惠大概赶路心急,又想不到自己会迷路,就被路上这些模糊的印迹引错了方向。如果她意识不到这点继续往错的方向走,最后就会有迷路的危险。
我们连长是一个有丰富沙漠经验的人,接到报告后立刻带着一支精干的搜寻队伍,骑着马连夜进沙漠去寻找。我们在那片梭梭林附近的几个沙包上燃起六堆熊熊大火,杨惠如果在距离火堆五公里的范围内,就有可能在黑夜中发现这些火光。接着我们又分散开来,大家都以火堆为中心,在能够看得见火光的距离之内,从各个方向分头寻找,但是整整找了一夜,就像是大海里捞针一样,没有一点点踪迹。
第二天,我们扩大搜寻范围继续寻找,场部和附近连队闻讯后也组织人员参加搜寻。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搜寻范围一圈一圈扩大,参加寻找的人员不断增加,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寻找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到第六天傍晚,其他的搜寻人员都不得不撤离了,只有我们几个人还在沙漠里坚持寻找。其实我们也知道没有希望了,可是陆大为坚决不回来,我们不能将他一个人留在那里。
第七天上午,我们在偏离火堆西北约十一公里的一个沙包上发现了那把气筒。气筒斜插着,木把上密密麻麻刻着许多字,估计是杨惠用自己的发卡刻上去的。凡读过木把上这些字的人无不伤心落泪。这是杨惠在饥渴难忍中用自己的心血刻的,是她留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几句话:
大为,我迷路了,今天是第三天。我已经坚持不住,决定朝木头指的方向走,你要是能看见,就快来找我。
大为,娜娜,我的亲人们,我真想你们。
“大为,我要是死了,来世我们还做夫妻,说定了,我等你。”
气筒的钢管上也有字,但不明显,仔细辨认,却都是同一个字:“水,水,水,水……”
陆大为看到这些后,手捧气筒“扑通”一声跪在沙包上放声痛哭。他发疯似的用头撞地,恨自己没有早几天找到这里来。我们将他劝起来后,他立刻就要到西南方向去寻找,谁劝他他都不听。他身材高大力气也大,我们四五个人都拉不住他。后来我急了,一巴掌打过去,冲着他喊:“陆大为,你冷静点!要去也得先回连里,带上足够的水和食物。你要是这样就去,还想不想回来?”
他这才清醒过来,于是我们立刻纷纷上马,将他围在中间,一路扬鞭飞奔跑回连里。连长听完我的报告后仰天长叹,说:“晚了,这样的热天,她没有水没有食物,很难坚持到第五天。多么好的一个同志啊,自愿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新疆,就这样走了,真让人难过……陆大为呢?他现在有什么情况?”
我说:“连长,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拉回来,他现在正在做出发的准备,不让他去恐怕拦不住。”
连长想了想,说:“陆大为是个重感情的人,他们夫妻间的情义非同寻常,不让他去不合情理。还是让他去尽一下心吧,否则这一辈子他都会不安的。走,我们都去帮他一下,再送他起程,好让他早去早回。”
于是连里给他调拨了一匹马,马背上驮着足够人、畜十天所需的水、食物、草料,以及一条毯子、一把铁锹、一支大号手电筒、两只指南针、一张场部签发的通行证、一张详细的新疆地图等等,进沙漠去的必需物品。连长对他说:“陆排长,杨惠不但是你的妻子,也是连队的职工,现在我批准你代表连里去找她。”
接着他打开地图,指着图说:“从那个沙包往西南方向约二百公里就能走出这个沙漠。你每天边搜寻边前进三十公里左右,要确保七天内走完全部路程。无论找到与否,都不能从原路回来,因为那样太危险。走出大沙漠后就是独克公路,你可以骑马或乘车往南到奎屯,再绕道石河子回家。在沙漠里晚上要找避风处歇下,最好能燃一堆篝火。马匹要拴牢靠,铁锹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用水要小心,切不可让水白白流失。记住,一直朝着西南方别转向,不要想着再到各处去找一找,这样你自己也会迷失在沙漠之中。陆排长,你是一个勇敢坚强的人,沙漠中的困难很多,我相信你会克服这些困难平安归来。”
连长走后陆大为将我叫到他家中,交给我一封寄给杨惠父母的信和他家中的全部钥匙,对我说:“陶会计,你我朋友一场,我拜托你三件事:第一,这段时间娜娜就请你们多多关照了。第二,如果十天内我回不来,请你将这封信寄出去,杨惠父母收到信会来接娜娜的。她是他们家唯一的外孙女,为了娜娜的将来,她应该回到外婆的身边去,这是她最好的选择。第三,如果我回不来,我和杨惠最后一次工资加上抽屉里的一点存款就赔连里的这匹马,剩下的钱和家中全部物品都分送给连里生活有困难的人。杨惠父亲来后只交给他那把气筒的木把就行了,这是给娜娜留下的一个纪念……”
我一听,他这好像是在交代后事,就劝他说:“大为,你别胡思乱想了。你带有足够的装备,方向又明确,一定能够平安回来的。你可别忘了你还有小娜娜,她不能够再失去父亲了!”
这时候我岳母将娜娜抱了过来,她一看见大为就扑在他的怀里,委屈万分地喊:“爸爸,爸爸,妈妈呢?妈妈呢?奶奶不带我去找妈妈,我要妈妈,我要妈妈啊!”
她挥舞着小手指向门外,在她父亲的怀里又哭又喊。陆大为泪如雨下,紧抱着女儿亲了又亲,然后将娜娜交回给我岳母,转过身就向门口走去。
“走!”他在门外大吼一声,跳上马就向大沙漠方向走。根据连里的指示,我带着5个人骑马送他到那个沙包,又和他一起往西南方向搜寻了约二十公里。接下去他要一个人走了,我们和他一一道别后,目送着他独自向大漠的深处走去。
陆大为走后第九天,我在办公室里突然接到他的电话,原来他已经走出了沙漠,正在独克公路附近的一个镇子上。他打电话的目的是了解这几天有没有杨惠的消息。原来他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期盼会有奇迹发生。显然,他这一路上也没有找到她。我告诉他实情并安慰他说你已经尽力了,找不到是没有办法的事,还是按计划早点回来吧,小娜娜每天都在哭着找你呢。
我在电话里听到他哽咽了几下,接着他说:“陶会计,我不能这样让杨惠独自留在沙漠里,我决定还是再回去找她……”
我一听对着话筒大喊:“什么?陆大为你疯了?再回去必死无疑,你不能这样做!”
他说:“我知道,但是杨惠以前为了我能够抛弃一切,我现在为了她也准备抛弃一切。我要一直找下去,找到她我就背她回来,找不到她我也许就回不来了……”
“不!”我急得伸手去抓,想把他拉回来,却抓了个空。我用尽力气喊:“陆大为,你等等,你不能这样!你女儿在等你,朋友们和连队的人也都在等你,你千万不要再回去!”
但是电话已经断了。我拿着话筒发了一会儿呆,放下电话就去找连长,对他说:“连长,陆排长刚才来电话,他已经走出沙漠了,可是他说他决定还要再回去找。”
连长吃了一惊,问:“为什么?你说详细一些,他为什么还要回去?”
我将陆大为的话都告诉了他。连长听后沉默良久,才感慨万千地说道:
“陆排长,陆大为,你这哪里是人回到沙漠去,简直就是魂归大漠啊!杨惠呀杨惠,你有这样的丈夫,我看天下的女人都不如你,你可以瞑目了。”
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了陆大为的音讯。
三个月后,杨惠的父母亲一起来接小娜娜,她走的时候全连的人都出来相送。小娜娜紧紧抱着我不松手,又哭又喊不肯去,在场的人无不伤心流泪。但是我知道,对她来说,回上海是最好的选择,但愿她在外公外婆身边能够幸福地成长。
小娜娜终于走了,可怜的孩子,祝你一路平安!长大了你可千万要回来一趟,到大漠里去看望一下你的父母亲啊!
大难来时,我要拽住你的手窦挺大难来时,我要拽住你的手他和她都是知青子女,结了婚,生了女儿,后来离婚了。离婚的原因很偶然,发生了一点儿矛盾,吵着吵着就当了真,偏偏他又是个极内向的人,不会哄也不会骗,就这样一直别扭,直到办了离婚手续。离婚后她带着女儿住在父母留给她的一套一居室里。这期间,她在一家超市做营业员,他开出租车。每个周末,他都来看一次女儿,捎带着帮她做点粗重活。离婚3年,他和她都没有再找另一半,亲戚朋友都说,好好的离什么婚呢?
那个星期六,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来看女儿,她有点奇怪,女儿吵着要爸爸,她便往他家打了个电话,结果却是晴天霹雳,他肝坏死,已经昏迷住院。她一下懵了,深一脚浅一脚往医院赶。医生的话简单得像一根冰条直戳人心:必须进行肝移植,否则就没救了。手术费要20万元。他和她的父母都是返城的上海知青,家底很薄,当初他们结婚的时候就因为经济条件的原因一切从简。20万,无疑是天文数字。她眼看着他父母含着泪在医院的通知单上签下了“放弃”的字样。
她睁了一夜的眼,第二天一早就跑到医院,找到医生说,她卖房子筹手术费,赶紧帮他联系肝源。接着到房产中介所将房子挂牌出售。消息一传出去,大家都呆了,要好的小姐妹纷纷来劝她:“卖了房子你住哪里?”“他要是救不过来,你岂不是人财两空?”“他父母都放弃了,你还出什么头?”房子卖了。因为卖得急,比市价低了好几万,她唯一的要求是要现金,一次付清。拿到钱她就往医院赶。他躺在病床上,看着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轻轻拍着他的手:“我们复婚。”有人说,女人真傻,都快死的人了,能出钱救他,已经是仁至义尽,还复什么婚呢?
婚也复了。因为情况特殊,民政局的人来医院帮他们现场办理了复婚手续。没有鲜花也没有仪式,他还是躺在病床上,唯一有点喜气的,是床头柜上几包婚礼奶糖。肝源在最后期限前找到了,一切都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做完手术医生说,再晚两天,即使有肝源也救不活他了。为了多挣钱,除了他动手术那天她请了一次假,其余时间都照常上班,一天也不曾落下。好在上海的商场都是做一天歇一天,她也没耽误去医院照顾他。
手术一个星期后,他脱离了危险。得知这个消息,她松了口气,腿一软就坐到了地上。医院的病友们捐了点款,派了代表送到她家去。她正在收拾东西,因为家境本来就不太好,再加上他的病,小小的房子里简直四壁空空,地上摆着几只装电器的大纸箱,她就往箱子里一一放被褥、衣物、日用品。大家问她:“这是干什么?”她说:“这几天光顾着忙他的事,都忘记新房主快要来收拾房子了,这不,收拾收拾准备搬家呢。”有人问她:“没了房子,以后怎么办呢?”她笑笑:“先租房子,只要人好了,总会有办法的。”有人试探着:“你想过没有,万一他救不过来,怎么办呢?”她沉默了半天,才答:“看到他父母都放弃他了,我心疼得受不了,我再不管他,谁来管?他才35岁啊!”
有人在门边发现了一个鞋架,原木的颜色,四层高,还有个放雨伞的托子,既实用又拙朴有趣,就问她:“是在哪儿买的?蛮合用。”她说着指点着家里的东西,女儿的小自行车是他买的,钉在墙上的杂物架也是他做的,桌子上漆成彩色的储蓄罐,也是他亲手做的。鞋架上放着三双拖鞋,一双男式的,一大一小两双女式的。他们明明是离了婚的,然而他的影子在她家里却无处不在。
挺过复杂的排异反应,他慢慢好起来了。住院的时间久了,病房里的几个病友熟悉得像好朋友一样。趁她不在,大家开他的玩笑:“你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福气,有这样的老婆。”有人问他:“她带着个孩子,找对象不容易,你却不一样,离婚三年多,你怎么就没想到再找一个?”他不善言辞,好久才憨笑着挤出一句话来:“我当时就想,等她找了,我再找。”有个外地病友感叹:“都说上海女人精明,会算计,我看不全是。这样实心眼的女人,打着灯笼都难找呢。”
她来的时候,总是捧着一个大号的保温桶,母鸡汤是补身体的,黑鱼汤是收刀口的,汤里漂几粒红艳艳的枸杞,煞是好看。她舀一匙送到他嘴边:“快,趁热喝。”他抚着她的手:“你也喝,看你,瘦了多少了。”她拗不过他,便喝了一口。每到这时,满病房的人都放轻了动作,那些琐碎的隅隅细语,像月光泻地,把整个病房都照得温馨起来。每个人对爱都有不同的诠释,她的最简单,因为她心疼他。她和他是同林鸟,所以,大难来的时候,她拽住了他的手,没有独自飞。
朋友住院,我去看望她,这个故事,是在上海华山医院里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