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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五章 何当共剪西窗烛

　　王晓玉

　　案头两本书，一本是《简爱》，他翻译的；一本是《紫藤花园》，我创作的。

　　完成这两本书是我们多年的心愿。我们早已作了许多准备，可是我们一直缺少整段的操作时间。我们的主职在学校，他是外国语言文学方面的教授，我承担中文专业的好几门课程。我们的大半个身子都陷在论述性的文字之中，当作家和翻译家都是业余的。

　　眼看都快过了后中年时期了，我们终于痛下决心--一方面毅然搁置下手头的好几件大事要事，另一方面则很不情愿却又很主动积极地抑制和消淡去了老来相伴的依恋亲情，冷酷地实行了协议式的分居：先是租了一间小小过街楼，把我放逐了进去，一关半年，直至基本完成了我那长篇的初稿方罢；再是他挟了早已完成了一半的译稿出走，加入了作家协会组织的“冬令营”，在一座山庙旁的诵经声和击钟声里为译文画下了最后一个句号。一年之中，我们分开了七八个月。

　　各自捧了自己的作品，相对凝望着又松了一圈的眼睑，又添了几道的皱纹，又染白了数茎的枯发，我俩禁不住又想起了那句诗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我俩第一次合吟这两句名诗，是在二十五年前。

　　新婚不过一二十天，我们就要分离了。

　　他在上海工作，我却被分配到了黑龙江。我必须马上去报到。我已经因为这婚事而延宕了“毕业分配介绍信”上所规定的准备期了。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那时候管分配的人是出于怎样的一种心态，依据的又是哪一条路数的政策，很存心地很不亏心地很以正义和道德的化身自居地，专干拆散姻缘和造成两地分居的事儿。且不论我--因为当年留上海的名额毕竟少，就说我们班的一名男生吧，跟一位低我们两届的女生恋上了，大家都知道的。到分配时，他给分到了四川，而她却偏让塞进了贵州省--那一年去四川的名额，其实并不紧俏。这分飞的劳燕后来很忠贞地结了婚，后来又并非自觉地生了双胞胎。分居给他们一家四口造成的艰难，是任谁都想象得出来的！

　　我临走前的那个夜晚，下着雨，我俩说着话，几乎说了一个通宵，并不是如今小说和电影里常见的难舍难分缠绵悲切--那时候无论是社会大环境还是具体的个人，好像都不像现在这般多情细腻--更多的话题倒是互相的安慰、勉励和对日后前景的展望。天快亮时，我们切实地意识到迫近了的分离以及国定一年十二天探亲假的遥远，于是便与那位擅写离别之情的诗人以及他老先生的佳句产生了真正的共鸣：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八年后我们相聚时，已是两个孩子的父母。屈指一算，老夫老妻八年中见面的日子，只不过几个月。

　　我们格外地珍爱自己的小家。学校给我们的栖身之处是一间不足七平方米的小房，原先是学生练琴用的。我们很满足。太小的面积容不下除了一床一桌之外的家具，我们就盘腿坐在床上读和写，像东北炕上的老大娘似的。吃饭的餐桌用两张方凳组接而成，尽管儿子几次让热汤烫了肚皮，但我们每顿都吃得有滋有味。小小的暖巢，补偿着分离日子里损失的亲情。

　　可是我们又不甘于永远蜗居于这一小方温馨的天地。我们在共同的空间里向各自的领域探寻和冲刺。他一往情深地推敲着英美语言文学，我开始眼睛发直地用笔描绘我正在日渐往深处理解的人生。没多久，他考上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去澳洲读硕士，当四十岁的老童生，为期两载。我们又分开了。

　　这回的分离已不再是一种无奈。他满怀豪情地走，我欢欣鼓舞地送，“巴山夜雨”时的话语有了实实在在的奋斗内容和前景目标。两年后他回国，捧着戴了硕士帽傻笑的毕业照见我，我则递给他两册现在看来简直是少儿习作的小书给他，以示我的成就和得意。我们为又一次的团聚而欢笑，只在对方的细细的皱纹中，读出了两年中他在异域他乡的孤独和我一人拖着一双幼小儿女的艰难。我们毕竟都已在“不惑”的门槛上了。

　　自找的分离从此成了我们生活中常有的节目。

　　分离非心所愿，却又不得不时而为之。我俩都不是安分的守成者。我们总觉得上苍生我必用我，生活的路在面前如同两行永无止境的铁轨一般，远远地伸将出去，更加秀丽的风光不是在身后，也不是在面前，而是在经过又一程的行进之后的下一站。我们不肯如一对老雀般蜷于小窠，不屑滞留于由几茎衰草垫出的温暖，也不甘心因为岁月的无情流逝而将自身的价值转向下一代，仅只得意于两枚共同造就的雀蛋。于是我们总是马不停蹄，年年月月日日地寻觅和奋斗，而将宁静安逸的家庭乐趣作为一种不得不牺牲掉的代价，做着减法支付出去。

　　他又出国过几次，作短期访问或是学术交流。在国内的日子里，南来北往的会议是常事。偶有他忙中偷闲可以小守营盘的时候，他便放我出去，大多是让我去参加生产文稿的笔会，一走半个月几个星期，他在家包揽了养儿育女的一应业务，等我带了成品和半成品回来。

　　为了避开各种各样的干扰，我们常常自我放逐自我禁闭，拒绝在中心计划之外的家庭的亲情。为完成我的《紫藤花园》，我在那间过街楼里孤零零地啃了半年之久的面包；他为了重译《简爱》，也不得不扔下刚装修了一半的新居出走，待他返回时，我这代理总统已经把工程治理得一团糟而且成就了大局。

　　书橱中专列我俩著作的那一排日渐充盈了起来，我们俩的白发也随之逐日增添。时光如轻掠而过的风，我们在“巴山夜雨”和“西窗剪烛”的聚聚散散中，从青年步入中年，从初秋走向晚秋，作品与年轮同增，一晃就都过了半百之岁了。

　　一九九三年的下半年，把那两本一中一西一著一译的《紫藤花园》和《简爱》立上我们的书案不久，他又接下了与澳大利亚一所大学作校际交流的任务，为期一年，其间须去美国一次。我们在双双走向“知天命”之年时又得分离。

　　临行他跟我说，这一年里，他将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澳大利亚当代文学的最新资料，以充实他那本即将杀青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我一面帮他收拾着行李，一面告诉他，如果没有变化，在他返国时，我的一本随笔集、一本小说集、一本主编的教材，大概也是可以面世的了。

　　我们又一次进入了“巴山夜雨”的境界。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在聚聚散散中。

　　很累，很辛苦，可是充实--或许，这就是我们的宿命。

　　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殷夫写给一个哥哥的回信亲爱的哥哥：你给我最后的一封信，我接到了，我平静地含着微笑的把它读了之后，我没有再用些多余的时间来想一想它的内容，我立刻把它揉了塞在袋里，关于这些态度，或许是出于你意料之外的吧？我从你这封信的口气中，我看见你写的时候是暴怒着，或许你在上火线时那么的紧张着，也说不定，每一个都表现出和拳头一般地有一种威吓的意味，从头至尾都暗示出：“这是一封哀的美顿书！”

　　或许你预期着我在读时会有一种忏悔会扼住我吧？或许你想我读了立即会“觉悟”过来，而重新走进我久已鄙弃的路途上来吧？或许你希望我读了立刻会离开我目前的火线，而降到你们的那一方去，到你们的脚下去求乞吧？

　　可是这，你是失望了，我不但不会“觉悟”过来，不但不会有痛苦扼住我的心胸，不但不会投降到你们的阵营中来，却正正相反，我读了之后，觉到比读一篇滑稽小说还要轻松，觉到好像有一担不重不轻的担子也终于从我肩头移开了，觉到把我生命苦苦地束缚于旧世界的一条带儿，使我的理想与现实不能完全一致地溶化的压力，终于是断了，终于是消灭了！我还有什么不快乐呢？所以我微微地笑了，所以我闭了闭眼睛，向天嘘口痛快的气。好哟，我从一个阶级冲进另一个阶级的过程，是在这一刹那完成了：我仿佛能幻见我眼前，失去了最后的云幕，青绿色的原野，无限地伸张着柔和的胸膛，远地的廊门，明耀地放着纯洁的光芒，呵，我将为它拥抱，我将为它拥抱，我要无辜地磕睡于这和平的温风中了！哥哥，我真是无穷地快乐，无穷快乐呢！

　　不过，你这封信中说：“弟，你对于我已完全没有信用了。”这我觉你真说得太迟了。难道我对于你没有信用，还只有在现在你才觉着吗？还是你一向念着兄弟的谊分，而没有勇敢地，或忍心地说出呢？假如是后者的对，那我不怪你，并且也相当地佩服你，因为这是你们的道德，这是你们的仁义；如果是前者的对，我一定要说你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了。

　　为什么呢？你静静气，我得告诉你：我对你抽去了信用的梯子，并不是最近才开始，而是在很早，当我的身子，已从你们阶级的船埠离开一寸的时候，我就开始欺骗你，或甚至鄙弃你了；只可惜你一直都没有察觉而已！

　　在一九二七年春季！你记得吗？那时你真是显赫的很，C总司令部的总参谋处长，谁有你那么阔绰呢？可是你却有一次给我利用了，这是你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吧？自然，这时我实在太小，太幼稚，这个利用，仍然是一种心底的企图，大部分都没有实现，尤其是因为胆怯和动摇，阻碍了我计划的布置，这至今想起来有些遗憾，因为如果我勇敢地“利用”你了，我或许在这时可以很细小的帮助一下我们的阶级事业呢！

　　“你这小孩子，快不要再胡闹，好好地读书吧！”你在C总司令部参谋处里，曾这样地对我说。

　　“这些，为什么你要那末说呢？我不是在信中给你说过了吗？”我回答。

　　“但是，”你低声地说，“我告诉你，将来时局一下变了，你是一定会吃苦的。”

　　“时局要变，你怎末知道呢？”

　　“我……怎末不知道？”

　　“那末，告诉我吧！”我颤抖了，那时我就在眼前描出一幅流血的惨图。

　　“你不要管，小孩子，我要警告你的是：不要再胡闹，你将来一定要悔恨……”

　　那时，一位著名的刽子手，姓杨的特务处长进来了：他那高身材，横肉和大眼眶，真仿佛是应着他的名字，真是好一副杀人的魔君相，我悸栗着，和后来在法庭中见他一眼时一样的悸栗。

　　你站起了说：

　　“回学校去吧？知道了吗？多用脑子，多看看世面！”

　　我颤战着，动摇着走回去，一路上有两个情感交战着：我们的劫难是不可免的了，退后呢？前进呢？这老实说，真是不可赦免的罪恶。我旧的阶级根性，完全支配了我，把我整个的思维，感觉系统，都搅得像瀑下的溪流似的紊乱，纠缠，莫衷一是。

　　一直到三天后，我会见了C同志，他才搭救了我，他说：

　　“你应该立即再去，非把详情探出来不可！”

　　“是的，”我勇敢地答应了。

　　可是这天早晨再去见你，据说C总司令部全部都于前一夜九点钟离开上海了！我还有什么话呢；就在这巍峨的大厦前面，我狠命的敲我自己的头。

　　过了一夜，上海便布满了白色的迷雾，你的警告，变成事实来威吓我了。

　　到后来，你的预言，不仅威吓我，而已真的抓住我了：铁的环儿紧扣着我的手脚，手枪的圆口对准着我的胸口，把我从光明的世界迫进了黑暗的地狱。到这时候，在死的威吓之下，在笞楚皮鞭的燃烧之下，我才觉悟了大半：我得前进，我得更往前进！

　　我在这种彻悟的境地中，死绝对不能使我战栗，我在皮鞭扭扼我皮肉的当儿，我心中才第一次开始倔强地骂人了：“他妈妈的，打吧！”

　　我说第一次骂人，这意义你是懂得的，我从小就是羞怯的，从来没骂过人呢！

　　同时我说：“我还得活哟，我为什么应该乱丢我的生命，我不要做英雄，我的生命不是我自己可支配的。”所以我立刻掏出四元钱，收买了一个兵士，给我寄一封快信给你；这效力是非常的迅速，那个杀人不眨眼的人虎，终于也对我狠狠地狞视一会，无声地摆头示意叫他的狗儿们在我案卷上写着两字：“开释。”

　　这是我第二次利用你哟。出狱后，你把我软禁在你的脚下，你看我大概是够驯服的了吧，但你却并没知道我在预备些什么功课呢？

　　当然，你对待我，确没有我对你那样凶，因为你对我是兄弟，我对你是敌对的阶级。我站在个人的地位，我应该感谢你，佩服你，你是一个超等的“哥哥”。譬如你要离国的时候，你送我进D大学，用信，用话，都是鼓励我的，都是劝慰我的，我们的父亲早死了，你是的确做得和我父亲一般地周到的，你是和一片薄云似的柔软，那末熨帖，但是试想，我一站在阶级的立场上来说呢？你叫我预备做剥削阶级的工具，你叫我将来参加这个剥削机器的一部门，我不禁要愤怒，我不禁要反叛了！

　　D大学的贵族生涯，我知道足以消灭我理想的前途，足成为我事业的威吓，我要以集团的属望来支配我自己的意志，所以我脱离了，所以我毅然决然的脱离了，也可说是我退一步对你们阶级的摆脱。

　　但我不是英雄，我要利用社会的剩余来为我们阶级维持我的生命，所以我一，再，三的欺骗你的钱，来养活我为这我企图消灭的社会所吞噬的生命。

　　我承认欺骗你，你千万别要以为我是忏悔了，不，我丝毫也想不到这讨厌的字眼！我觉得从你们欺骗来一些钱，那是和一颗柳絮给春风吹上云层一般地不值注意的。你们的钱是那儿来的？是不是从我们阶级的身上搜括去的？你们的社会是建筑在什么花岗石，大理石上的？是不是建筑在我们阶级的血肉上的？虽然我明白，欺骗不是正当的方法，我们应该用的是斗争，是明明白白的向你们宣言，我们要夺回你们手中的一切！但是，即使是欺骗，只不过是一个不好的方法，绝不是罪恶！

　　我说了这一大篇，做什么呢？我不过想证明给你，你到现在才说对我失去了信用，是已经迟到最最迟了。

　　最后，我要说正面的话了：

　　哥哥，这是我们告别的时候了，我和你相互间的系带已完全割断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的任何妥协，任何调和，是万万不可能的了，你是忠实的，慈爱的，诚恳的，不差；但你却永远是属于你的阶级的，我在你看来，或许是狡诈的，奸险的，也不差；但并不是为了什么，只因为我和你是两个阶级的成员了。我们的阶级和你们的阶级已没有协调、混合的可能，我和你也只有在兄弟地位上愈离愈远，在敌人地位上愈接愈近的了。

　　你说你关心我的前途，我谢谢你的好意，但这用不着你的关心，我自己已被我所隶属的集团决定了我的前途，这前途不是我个人的，而是我们全个阶级的，而且这前途也正和你们的前途正相反。对，我们不会没落，不会沉沦到坟墓中去，我们有历史保障着！要握有全世界！

　　完了，我请你想到我时，常常不要当我还是以前那末羞怯、驯服的孩子，而应该记住，我现在是列在全世界空前未有的大队伍中，以我的瘦臂搂挽着钢铁般的筋肉呢！我应该在你面前觉得骄傲的，也就是这个：我的兄弟已不是什么总司令、参谋长，而是多到无穷数的世界的创造者！

　　别了，再见在火线中吧，我的“哥哥”！你最后的弟弟在向你告别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