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一节 榜样论

　　《论语子路》记载，一次子路向孔子请教为政的道理，孔子说：“先之，劳之。”自己要先做出榜样，然后百姓才会勤劳地工作。虽然仅是四个字，但是由此开启的君子为政的榜样论这一特殊意义却是不可小议的。当然，这里的榜样，孔子有三重意义设定：

　　1.对在上有位者的规范。《孔子家语王言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国君是百姓的榜样，榜样端正了，还有什么不能端正呢？《论语子路》里有两段话：“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如果端正了自身，那么当官从政有什么困难呢？如果自身做不到端正，又怎能端正别人呢？这就叫“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有勇力才艺，以政书著名。为人果烈而刚直，性鄙而不达于变通”。或许子路个性上的缺陷，引起了孔子的这一番教诲，希望子路之仕能先端正自己。在此孔子意识到先端正自身是从政的先决条件。

　　2.对风化意义的规范。《论语颜渊》：“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风必偃。”当官的自身行善，天下百姓也就会向善。君子有良好的道德风尚，百姓就会受到鼓舞，向良好的道德风尚看齐。这里透露出孔子对官员榜样的重视倾注在广泛的教育感化的社会性意义上。扩展地说，这里的“君子”可谓官；这里的“小人”可谓民。官民性情相致，可以相互感应。但是孔子讲的“君子之德风”会引起“小人之德草”，有一层重要的意思，即当官的用好手中的权力，处理好德与位的关系，才能够有此德风引导德草的动向，因为孔子注意到了这种动向根本地起因于官员的权位与德性的共同作用。这一点理由，王船山的《四书训义》训出这段话的要义：“盖子，君子也；而民，小人也。其性情相为感应，而功效之自然而然者，德也。君子者，位尊足以行远，而权力可以动众，殆犹风也。”在“德”的效应里，“位尊”可以使官员远行，“权力”可以使官员动员人民。也就是意味着，社会的移风易俗，需要当官的榜样和随之而来的德风与草尚之风，这是来自于权、德、位的共同作用。“以行其移风易俗之化，在子所欲之志向而已。”一个在先（“在子所欲之志向”），一个在后（“行其移风易俗之化”），秩序不能颠倒。

　　3.对榜样论的道义论确定。官员自身的端正，德风引导德草的动向，这本身就是一种官员的义务职责，属于道义论立场里的规范；更为重要的是，何以获得榜样？因为这榜样的内容就是儒家的道义，这是其存在的根据。《论语微子》：“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孔子经常从先在的、无可否定的、绝对服从的道德律，来确立君子从政的充要条件。从价值理性看，孔子强调君子有志于道的义务心敬重。孔子一再申辩：“士志于道”，“苟志于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仁以为己任”，可以看作是古汉语对责任、义务的现代意义表达），“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从工具理性看，孔子强调君子从政的技术策略受制于道义的调整和控制。孔子经常这样地来叙述。《论语八佾》：“人而不仁如礼何？”君子为人，难道可以不讲仁义道德？不讲仁义道德的人，又如何能以礼治国呢？《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人不能不讲诚信，不知道这个道理，是决不可从政的。《论语里仁》：“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不以其道，得之不去。”处理得失，必须以道义规范，使得到或失去有个道义取舍。“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先有个道义在身，后以道义行动。由此来指引和规范自身的言行。《论语为政》：“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公冶长》：“听其言而观其行”，“三思而后行”。行动之前先要思考道义的规范，先要实践你的承诺才有后人的跟从，做人也好，做官也好，必须言行一致。按道义行动的人，就是仁的榜样，这样的榜样也会有收获的，《论语雍也》：“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可以说，孔子的榜样论基本上构成了儒家官德理论的基本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