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官德论

第二节 “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这段话很有名气，是出自孔子弟子子夏。有一点值得提出，这段话的重心在“仕”，由仕到学、由学到仕，儒家力图为做官、在仕途上获得比较顺利的发展而提供思路、途径和方法。

　　《说文解字》说：“仕，学也。从人，从士。”仕者，就要学，做人如此，做士如此，士到仕，也如此。这叫仕学相济。本来，儒家就把仕学相济作为读书人步入仕途的充要条件。因此，仕而学，学而仕，在儒家的政治道德里，始终是经久不衰的官德命题，它也无疑成为儒家官德理论的基础性部分。我们已从孔、孟“仕”观的背景里看出儒家对此的基本态度。这里将继续讨论仕学相济的具体方面。对于这个问题，儒家是极为关注的，因为在儒家看来，仕学相济是居官之道，又是仕途的必由之路。

　　儒家是在义务论意义下去框架仕学相济的结构。儒家十分关注官员从政的绩效。在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路径里，外王的仕，内圣的学，先有学后有仕，出于为官执政的关切，儒家认为读书学习对于做官、仕途来讲，就是一种责任要求和义务使然。这本身就是与道义在一起的，明人杨昱《牧鉴》以“达大体”讲明学的内容本身，就是学“道”知“道义”：“为政须通政有学术；不学无术，虽有小能，不达大体。”“不达大体”，就是失去政道，就是没有义务心。其中透露出敬位守职、敬义知耻、知行合一、学政通达、修德与才、事功治道等意识，都包含了一种义务性质的内圣外王。所以仕学相济，儒家十分看重，原因就是出于实现当官之道的道义论规范。

　　有意思的是，反映仕学相济这类特定含意的儒家作品，最集中地以一种居官警诫（官箴）一类文献出现，如家训、日记、官箴、格言、劝告、语录等。虽然儒家很少有以仕学相济为主题的长篇大作，但是可想而知，儒家把仕学问题与居官之德紧密联系起来，并以官箴格言劝诫来加强它的特殊意义。用心良苦，也意味深沉。现在不妨来透视一下这类文献中的话语，来领观出儒家仕学观作为居官之德的基本要义。这里，我们将以“相济”的视域，对学于仕、仕于学，作互补性分析。为了叙述得明了和简洁，这里以观点切入：

　　1.读书学问，守职无侵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白，利于行耳。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腝，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从书中可以学到为官之道，可以给人们树立道德榜样。颜之推是以自身仕途经验劝告学者和仕者：人之所以要读书学习，就是为了开发心智，提高认识能力，利于自己的行动。那些不知道如何奉养父母者，在书本里会看到古人是如何体察父母心意、按父母意愿办事的，又如何轻声细语、和颜悦色地与父母谈话，如何不怕劳累为父母提供鲜美柔软的食物，使这些不孝者看后直感惭愧，并起而效法着做；那些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为君效劳者，在书本里会看到古人如何忠于职责、不侵凌犯上，如何在危急紧要关头不惜牺牲性命，如何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忘自己诚心进谏的职责，使他们看了之后痛心疾首地去改造自己，并努力去效法古人。勉学，在读书里与古人交流，不仅有益于官吏行政，而且有利于正确做人。

　　2.读书激发，为官知耻

　　唐人吕岩《劝读书文》列举读书十大益处，对为官者的提示极为重要。其中一益是为官知耻乃为君子小人之别：“知耻。君子小人之别，在耻不耻之分耳。小人不知书，敢怀无耻之心；君子知书，能行有耻之事，四益也。”为官知耻的道理，可从读书中来。此为君子小人之别，为官显达，是富，知耻为荣，此也为君子小人之别。如朱熹《劝学文》指出：“富而勤学，可以光荣。惟见学者显达，不见学者无成。是以学者为君子，不学则为小人。”知耻乃是为官之大要，明儒袁黄《了凡训子书》说得明朗：“第一要发耻心。思古之圣贤，与我同为丈夫，彼何以百世可师，我何以一身瓦裂。耽染尘情，私行不义，谓人不知，傲然无愧，将日沦于禽兽而不自知矣。世之可羞可耻者，莫大乎此。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以其得之则圣贤，失之则禽兽耳。”读书做官，学文知耻，是为官显达之至要。远离禽兽，是为人知；可羞可耻，是为“大丈夫”。知耻为荣，书中自有理矣。读书激发，为官知耻，书中自有益也。

　　3.当官读书，知行合一

　　读书，对当官者而言究竟学什么？清儒盘峤野人《居官寡过录》感慨时下当官读书风气不正，只想位子，不思进取，脱离实际，知行不一：“世风之坏，莫患乎士之不立。束发受书，即从富贵起见。终日皇皇，但知以科第为荣，不知以圣贤自励……圣贤千言万语，皆是要人笃行，知而不行，虽读尽天下书何益？”士者从仕，靠读书起家，但读书只为捞一官半职，又不见化书本知识于实际行动中，即便读尽天下书又有啥意思？如此，在面对一系列重大原则是非问题上，就会失误；甚至在一些生活小事里就会见利忘义；同时对自身的发展也会更加不利。当官者要“寡过”呀：“每见今人视书，自书身，自身如不相关，正谊明道之言不离于口，见微利辄动色，惩忿窒欲之训日寓于目，遇细事辄矜张威仪，不能自检手足，不能自主。箕踞而谈《太极》，跛倚而读《西铭》，程子所谓‘只作一场话说’，岂不可惜？是宜刻刻检点身心，以不能变化气质为深耻，以负所学为大惧，内省无疚，才可谓之真读书人。”读书就要认认真真，不能以一种轻慢态度对待（即谓“箕踞”和“跛依”），更要视读书为一种“变化气质”的“检点身心”之内省工夫，这乃是当官读书必须学会的“行”之工夫。

　　4.政有学术，为官须通

　　如何通，在于学。明儒杨昱《牧鉴》引河东派儒者薛宣证明：“为政须通政有学术；不学无术，虽有小能，不达大体。”又引元儒张养浩《牧民忠告》学术“求进于己”的观点：“士当求进于己，而不可求进于人，所谓求进于己者，道术学业之精是已；所谓求进于人者，富贵利达之荣是已。”又引：“吏人于法律为师也，魏相所以望隆当世者，汉家典故无不悉也，凡学仕者，经史之余，若国朝以来典章文物，亦须备考详观，一旦入官，庶不为俗吏所迁也。”这三引强调的就是为官必须通达政治，这也是儒家设计的一种学术规定。然而这类“学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国朝文物、历代制度，学习起来是要花很大工夫的。《牧鉴》有此例举：“周官》曰：‘学古入官，议事以制，乃不迷。’又曰：‘不学墙面，莅事惟烦。’”入官做事，先要学习制度规则，就不会迷失政务；不学会政术，整理政务就会有麻烦。历史上也不乏勤学之人，《牧鉴》举大官小吏之典型例子：“于定国（汉代人，官至丞相，封西平侯）为廷尉，乃迎师学《春秋》，备弟子礼。”“柳仲郢（唐代人，为官谙熟宽严之道，曾作谏议大夫、天平节度使）三为大镇公，退必读书，手不释卷。”“吴奎（宋代人，曾为枢密副使、知政事，因议王安石新法遭贬）初为小吏，昼则治公事，夜辄读书不寐者二十余年。”“李初平（宋代人，曾为彬郡令，师从周敦颐）守彬，濂溪（即周敦颐）为彬令，初平知先生之贤，与之叹曰：‘吾欲读书，何如？’先生曰：‘公老无及矣，某请为公言之。’于是日听先生语，二年果有得。”李向周求学，学为政学做人，受益匪浅。“马伸（宋代人，在汴京陷落时，曾坚持迎康王赵构即位）在官，晨兴必整衣冠，端正坐读《中庸》一过，然后出视事。”“李方子（宋代人，朱熹高弟）为泉州观察推官，适真德秀来为郡，以师友礼之，郡政皆咨焉，暇则辩论经训，至夜分不倦。”

　　5.居官读书，修德与才

　　儒家推崇居官读书，着眼点放在德与才上：居官首先靠自律，修身是自律的必要前提，而读书是立德、成才、修身最主要的途径和方法。元儒张养浩以“自律”为题立《风宪忠告自律》，感慨：“自律不严，何以服众！”又指出：“士而律身固不可不严也，然有官守者当严于士焉。”读书人（士）要严于律己，出来做官（仕）就更要严于自律。自律乃治身，治身乃养德，养德乃有才。《牧鉴》言：“治本，君子之身是也。身，一也，有化所资以立者，有政所由以成者。化所资立曰德，政所由成曰才……稽经订传，得若干条，列为八目，以备治本之鉴，曰学问克励，采纳所以兼资乎二者。”德才兼备，离不开读书学问，这就叫“学问克励”。因而居官读书学问，不为人而为己。故儒家常有个读书是为己为人之辨。王阳明说：“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读书乃体验身心之端，锻炼自身德才，即谓“为己之学”，曾国藩说：“凡读书有为己为人之分。为人者，纵有心得，亦已的然日亡。”为他人读书，或谓执一己私利之心读书，哪怕有千言万语之心得，也枉费心机，学得快忘得快，白费了努力。要立志于圣人之学，方有为己之学的恒久效果。所以居官者、出仕者读书学问，先在为己心身上考虑，德才上衡量，也属儒家为当官者自律读书提供了一套活脱脱的“为己之学”。

　　6.为官治学，益于职业

　　儒家不仅有“学而优则仕”，而且有“仕而优则学”之命题。清儒陈宏谋《学仕遗规》卷上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颇有意味：“问‘居官言学，得无妨职业否？’先生曰：‘言学正所以修职业也，提醒其忠君爱国之本心。然后肯修职业，考究其宏纲细目之所在，然后能修职业。不然，终日奔忙，不过了故套以俟迁擢而已。故居官职业不修，正坐不知学之过，而反日妨职业乎哉！’”仕之于学，陈宏谋站在儒家立场上评价道：“子夏有‘仕而优则学’之论，以居官则资于学者正多也。所言提醒其忠君爱国之心，然后肯修职业，则仕之于学更不可缓矣。”也就意味着，学到了有一颗“忠君爱国之本心”，学到了炼就德政宏纲细目的职业本领，就极为有利于仕途职业；反之，仕途中一路走来的，无非要伴随读书学问一辈子。居官读书学问，益于职业之处，莫过于知晓这样一个大道理，即君子就仕，只为道义不为势利。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这里得到充分地体现。《学仕遗规》说得明了：“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原不是教丈人出仕，只是要他晓得君子之仕……若曰君子之仕也，行其势也，行其利也，哪里行什么义，所以把仕字看得不好了，恰似仕途全行不得义。故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非行其势也，非行其利也。”如何晓得君子之仕的正确道理？这就是“仕之于学更不可缓”的问题了。如果说“学而优则仕”，学为“仕”之先在条件，那么“仕而优则学”，学就贯穿在整个仕途里了。学对于仕，在先在后，一概无妨碍于职业。

　　7.官道学术，尧舜事功

　　儒者言：尧舜事功，孔子学术。吕坤《呻吟语》感慨：“尧舜事功，孔子学术。此八字，是君子终身急务。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此是孔孟学术；使天下万物各得其所，此是尧舜事功。”而孔孟之道，乃是为官之道，也是为官之术。何谓“尧舜事功”？吕坤《呻吟语》界定为：“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此是士君子四大责任。这里都有经略，都能张主，此是士君子四大功业。”“孔子学术”，乃为一形象比喻，意味的是古代圣贤经邦济世安民的实学传统，至孔子一以贯之，并以此上升到责任意识成为为官之道的基本义务。“千古一条大路，尧、舜、禹、汤、文、武、孔、孟由之。此是官路古路。”古代圣贤、孔孟之道，治国治民，重在事功，这一路走来成为中国古代官德的传统，也成为实学理论的传统来源。儒家特别关注这一传统并成为这一传统主要的基础性理论。这里的“事功”之学，内容广泛，世道、人心、民生、国计，即谓“实政”之学，也谓官吏之责任。儒家确立这一“事功”为官道学术，“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只是认得人字真，将此身心性命只是为天下国家”。各级官吏必须把事功问题放在职业范围内去考虑，解决人民的基本生计、改善地方风化、提高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这一切都应验了儒家一以贯之的精神。同时也成为儒家官道学问的基本趋向。一大批历代官箴似乎凝聚了这方面的努力，似乎成为官道学问的学术结晶。

　　8.当官处事，须务着实

　　官吏处事，务实不务虚。宋儒吕本中《官箴》告诫：“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万一败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养诚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种奸伪，不如一实。”在此将“实”界定为：官吏处理政事，必须落到实处，哪怕做一件小事，如“涂擦文书”、“追改日月”、“重易押字”，也不要去空谈一件件不着边际的“大事”，这也看得出官吏的真诚与虚伪。学会这个小道理，即谓求得“为政即是实学问”的大道理。譬如“簿书讼狱”，小事大事都在其中，须学着去做，这也为“着实”，实学要求不务空虚。陈宏谋在《从政遗规》（卷上）引王阳明判案心得，似为“但务着实”做了很贴切的注解：“有一属官，听讲日久，曰：‘此学甚好，只是簿树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先生曰：‘我何尝教尔离却簿书讼狱，悬空去讲学。尔既有官司之事，便从官司之事上为学，才是真格物。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起个怒心，不可因其言语圆转，生个喜心；不可恶其嘱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请求，屈意从之；不可因自己事务烦冗，随意苟且断之；不可因旁人谮毁罗织，随人意思处之。此许多意思皆私，须精细省察克治，惟恐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此便是格物致知，簿书讼狱之间，无非实学，若离却事物为学，都是著空。’”讼狱事实，必须学会细心理讼，客观判案，不得夹杂个人私意，这就是实学的要求。这里虽为讼狱而言，但是还十分贴切地强调着“当官处事，但务着实”和“百种奸伪，不如一实”的实政取向。

　　9.学术治术，为官有术

　　儒家把为官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它既是学术又是治术，学术为治术提供理论基础，治术是学术的具体实现，儒家看出此中之理。儒家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使为官者在学术与治术上达到一种“同步”，即为为官找到一个基本立足点。清儒于成龙《书牍送李中丞序》言出一番道理：“学术治术之要，明与诚而已。不明，则不足以达事理之要；不诚，则不足以立万事之本。而表里始终，不能符贯，古有读书谈道，而因循媕婀者多矣。又或英气过胜，视事太易，动而得碍，则蹜踖仅甚于前。此皆明诚不足，学术微而治术浅也。”此谓“学术”，意指学到“明与诚”，这个学不到，治术难有成效。“明与诚”是儒家一以贯之的德性主张。儒家经典《中庸》道出明诚关系的至理名言：“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圣贤因至诚而明白事理，这是出于圣贤的天性；圣贤凭明白事理而使自身至诚，这是出于圣贤的教化。至诚会明理，明理会至诚。明诚互动，出于明诚之行动，就是德行。对于为官之道，为官有术，就是要把这个术放在学术与治术的结合里去考究、去思索、去行动，这就是一种“官术”。这里的思路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是一致的。

　　10.做官读书，治道治身

　　大儒吕坤《治道》道出儒家论读书做官的大道理：“观《书》之诰誓，而知王道之衰矣。”“君子观于《诗》，而知为政之道矣。”《尚书》《诗经》是儒家的经典文献，儒家十分推崇这两本书是因为《书》《诗》中充满着儒家对政治道德的期望和要求，有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有为官之道的规范和准则，有儒家治道观念的基础性理论。所以从此二书中官员可以学到很多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治道如此，治身也如此。读书做官，还得有治身的作用。读书可以治生理病，也可治心理病。古人云：“读得意文字，可以却病。”儒者相信：“治之之法，无过于读书。读书而后知过：此从染习中来，此从先天杂气中来，皆能历历自详其故；久之义理深，筋骨鍊，双眼明，病根自然拔去。”徐栋《牧令书》从居官之道上看出读书对于治道治身的重要性：“古人学优而仕，然当既仕之后，稍有余力犹须从事于学，况以素未尝学之人，一旦策名在籍，顾不稍稍留心典籍，其何以知居官服物之道耶！凡读书需要切己……细细观玩，自有一番触发处。学得一分便有一分受用，而民亦受一分之赐。《资治通鉴》及《循吏传》置在案头，不时翻阅，受益多矣。盖升堂视事，退堂观书，二者循环，所谓仕学相资也。”凡读书需要切己，感悟其中治国之道，治官之道，治民之道，治身之道。“当官有二要：一曰读书，不但开卷有益增人智识，且一对书史与圣贤晤接，心境清明，得自悟其过，自坚其守，是内省之资也。一曰寡欲，嗜欲既寡，精神自生，是检身之要，儒修之宽也。”当官读书，与圣贤交流，对治身有益，修身养性，对治国有益，说到底，都是对当官者本人最有利。一部集至宋以前政治得失的《资治通鉴》和道德官吏的《循吏传》，每每读之，对一个愿意有所作为的官吏来讲，肯定是十分有益的。

　　当官要读书，还有什么比得上这样的责任要求来具体限定“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儒家视之为义务的规定性，是在分辨了“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非行其势也，非行其利也”的义务标的里，具有了仕学相济的辩证法认识。清人陈宏谋的《学仕遗规》可以成为这方面的生动教材！也大有包容做人做官一致性方面的儒家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