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城市精神

第一章 代表吉安人精神的形象与气质

　　吉安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更是一块古老文明的土地。黄金水道千里赣江纵贯吉安全境，润泽出千年的生机与活力。两岸土地肥沃，水资源丰沛，物产富饶，民风淳朴，孕育了璀璨的庐陵文化。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有着崇文重教的风气，成为庐陵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动力。

　　早在唐代，虽然吉安远离繁华的京城，但这块古老的土地曾得到历史的垂青，有几位贤侯来到吉安，对吉安的风气产生了很大影响。唐神功元年（697），杜审言（645-708）坐事受连，被朝廷贬官，贬为吉州司户参军。杜审言是当时著名的诗人，25岁中进士，很有才学，与李峤、苏味道、崔融号称“文章四友”。杜审言来到吉州城，听不到读书声，作为读书人出身的他，感到有一种责任在刺激自己，杜审言便在城西的龙冈西原山（今高峰坡）构筑草庐，利用工余时间，请城内愿学少年来此读书学诗。杜审言亲自教学，他的人品和学问深得吉州城民众欢喜。从此，吉州读书学诗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吉安好学之风自杜审言倡导以后，经二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北宋以后的千古文章的局面。南宋周必大为纪念这位为吉安学风诗风作出了贡献的寓贤杜审言，于淳熙三年（1176）在诗社的旧址上建了司户祠，祭祀杜审言，也祭祀吉州产生的文学先贤。白鹭洲书院山长欧阳守道看到两宋时期吉州诗风之盛，改司户祠为“诗人堂”，约定文士定期在此研习诗文，成为吉安以诗会友，以诗促学的场所。为了使诗社能持续发展，购置田产数十亩助学。明代，庐陵乡贤陈嘉谟改“诗人堂”为西原会馆，为讲学之所，虽然这与明代吉安的理学盛行有关系，却是吉安倡导理学、办学传道的重要馆舍。在当时，西原会馆办得与白鹭洲书院齐名。这与名人旧居的缘故有直接关系。一位唐初的诗人，因贬官来到吉州，仅呆了三两年，而作草庐结诗社，开创了一方人习文学诗的风气，使得一个小小的庐陵郡，在后来的一千多年里，这里的人与诗文结下了不解之缘。清代《庐陵诗存》序言说：“自杜司户创诗社而诗学兴，自宋建诗人堂而诗学盛。”

　　颜真卿（708-784），字清臣，今陕西西安人，进士出身，曾任殿中侍御史。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因受宰相元载的排斥，以莫须有之罪从刑部尚书的位置被贬为吉州司马，这对颜真卿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政治打击。但是，颜真卿心胸宽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来到吉州后，大力提倡办学，普及教育，鼓励百姓开垦耕种，积极发展农业生产。颜真卿后来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

　　颜真卿的耿直和做人的精神影响了吉安一千多年，南宋咸淳四年（1268），吉安人在吉州城螺子山古驿馆的东侧建了一座高大的“颜鲁公祠”？熏以纪念这位开风气者。南宋欧阳守道在《鲁公祠记》中说：“此州人士，自欧公以下，皆有颜鲁公之遗风流俗也。”颜真卿在吉州不过两年，但他为吉安播下了崇文尚德的种子，是庐陵文化发展的重要开拓者。《吉州人文纪略》说：“自颜真卿从事吉州，铿訇大节，诵慕无穷。至欧阳修一代大儒，开宋三百年文章之盛，士相继起者必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言敢谏为忠。”

　　到了唐末，吉安各地开始兴建私学。皇寮书院，旧址在今永丰境内，为渝州人刘庆霖所创建。刘庆霖曾为吉州官吏，因北方战乱而不得归，流寓永丰，遂建书院，讲学授徒。皇寮书院是史志记载中吉州第一个私办书院，据目前的史料查考，它是我市历史上创办最早的一所书院，是江西北宋以前的少数几个书院之一，也是我国最早由私人创办并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之一。它对吉州私人办学影响深远。乾符六年（879），解世隆在吉水城郊创办登东书院；泰和罗韬，于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在泰和县苑前匡山创办匡山书院；官至国子监祭酒的庐陵人士刘玉于唐开宝二年（969）在富田创办光禄书院。私学兴办，使文教发展相对滞后的吉州在精神面貌上得到极大的改变，文教的力量，推动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改变了一个地方的精神状态。

　　唐末五代时，北方战火连年，烽烟四起，士民不堪其苦，携家产、扶家眷，纷纷南逃。有的渡长江，过鄱阳湖，逆赣江而上，选择居所，吉安因优越的地理环境而成为北民南来后聚居的家园。当时江南的局势，与北方形成鲜明对比，自937年至975年近40年里，没有大规模的战争，政治相对安稳，民众开垦大量荒地，加上北方士民迁入，使人口急剧增加，他们带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又促进了各地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达到空前繁荣。丰衣足食为弟子读书求学提供了基本保障，士大夫积极办书院，吉安的崇文之风逐渐形成。

　　从历史上看，吉安历代贤士对文教的大力倡导助推，使吉安崇文精神不断走向新阶段。唐代的杜审言、颜真卿起到了开风气作用，毕竟那个时代吉州还是太封闭、太落后。

　　北宋建立后，吉安的办学风气渐盛，除了兴建民间书院外，官学置办得到政府重视，州县都有了官学机构和教育实体。宋庆历三年（1043），朝廷诏告天下，官办学校。吉州知事李宽闻风而动，建州学，并请欧阳修作学记，这就是著名的《吉州学记》。记中说州县官员虽然现在无法看到教化在以后产生的效果，但是立学兴教是民心所望。提出对人的勉励要靠勤奋，深入人心要靠逐渐积累。善于教学的人，是用诲人不倦的意志来等待积年累月的功效。记中最后用饱含深情的文字憧憬家乡立学有成、风俗淳美、社会和乐的景况：“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为公卿。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然后乐学之道成，而得时从先生耆老，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饮献酬之酒，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这些是欧阳修崇文重教思想中的理想境界。李宽将这位乡贤的寄愿美文刊于碑石，立于州学庑廊下，让吉州学子和百姓读了有所思，有所为，有所传。

　　欧阳修在《与李吉州宽启》中说：“乡郡多幸，得贤侯为立学舍。”所幸的是，乡郡后学不负前贤所望，多有建树。从此，吉州官学不断得到贤侯支持和倡导。兴办官学，对推动民间书院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宋明时期几位大师，对吉安的崇文风气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

　　南宋理宗时，吉州来了一个贤侯江万里（1198-1275），字子远，号古心，江西都昌人。进士出身，官至宰相。

　　江万里一来到吉州，首先提倡办教育，创办了白鹭洲书院。以他个人的真知灼见，聘请吉安淳儒欧阳守道做山长，帮助自己实现办学育人的宏大愿望。江万里的愿望实现了，白鹭洲书院不仅培养了会读书的人，更培养了既会读书又会做人的人才，办学才十多年，就使白鹭洲书院名闻天下，产生了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江万里至吉州，开创一代新风气，使“文章节义之邦”走向鼎盛。因为这一点，吉州士民便把江万里比之为欧阳修，刘辰翁在《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中说：“自斯文一变而至欧公，再变而至（江古心）先生，而先生又以身殉宇宙，与之终始，虽康之山，番之水，同光而共洁，而其道隐然增鹭洲之重，与欧公而并。”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人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王守仁是明代中期及其后对吉安教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儒。

　　正德五年（1510），王阳明任庐陵县知县。来任不足一个月，几乎天天有人击鼓告状。有一天，庐陵县因大旱，老百姓歉收，但粮税没有减少，上千乡民冲进庐陵县衙讨说法。王阳明平息此事后，感到吉安的风气不够好，好打官司好告状，是一种陋习，他想扭转改变这种不好的风气，便亲自开坛讲学，对吉安的官员、士人开讲，讲“致良知”，“识行合一”，还教人“静坐”。王阳明的讲学，刚好符合当时学者的思想潮流，一批庐陵学者及学子，追随王阳明。即便王阳明转任南赣，他还来吉安讲学。因此，王阳明对吉安的文化思想影响极大，成为“江右王学”。《明儒学案》中记载江右王门30多人，吉安籍的20多人，单一个安福县就有12人。后人为纪念这位思想家对吉安所作的贡献，吉州城以“阳明书院”、“阳明路”来纪念他。人称吉安“家孔孟而人阳明”，可见王阳明对吉安崇文的影响之大。

　　明代汪可受，字以虚，湖北黄梅人。万历十九年（1591）出任吉安知府。在吉安以振学为己任，重建白鹭洲书院，建理学、忠节、名臣三坊，以先贤业绩激励后进。白鹭洲书院能保留至今，与汪可受是密不可分的。

　　清代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安徽宣州人。顺治年间进士。官至侍读。曾任江西布政司参议，分道湖西道，行部吉安。倡修景贤书院和白鹭洲书院，聘请许多名士讲学其中，对清代初期吉安的学风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康熙五年（1666），施闰章把明代祀祭王阳明的景贤祠中的景贤堂改为景贤书院，聘请当时庐陵大儒张贞生在此讲学，施闰章也亲自授课，名动一时。还主持了自明以后中断多年的白鹭洲书院讲会“庐陵辩论”。当时湖南名士杨洪才率徒数人前来讲姚江之学，退居崇仁的原白鹭洲书院山长毛奇龄与杨氏辩论三天，施氏将辩论内容做了记录。施闰章把吉安的学风再次带到新境界。

　　吉安历代先贤数以千计，是他们的榜样作用，为吉安崇文重教奠定了坚实基础，是他们践行崇文精神，才使得庐陵文化内涵丰富，创造的人文财富如此厚重。

　　庐陵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依赖吉安淳厚的民风代代相传，名臣志士代不乏人，家庭的影响，乡贤的影响，先贤的影响，使这块有着良好教育环境的土地，能承载成千上万的先贤典范，成为庐陵文化发展的不竭源泉。

　　永丰人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是庐陵后学的光辉典范。他的典范不仅表现在领导古文运动，写出千古文章，更重要的是他的做官为人，正直坦荡，一派古君子气度。欧阳修功成名就的背后是一生的坎坷，不懈的奋斗。欧阳修24岁中进士，做了监御史。因为官正直，谴责了左司谏高若讷而得罪了皇帝，被贬到湖北夷陵做县令。欧阳修在那僻野之地一待就是10年。被诏回京师后，参与庆历新政改革运动。欧阳修勇于与守旧势力斗争，结果被人暗算，遭诬陷，被贬到安徽滁州，在乡野又辗转了近10年。当他再次回到朝廷时，已是发白老人。在朝廷，欧阳修立朝端正，从不为邪恶势力所屈服，而终就大业。欧阳修一生以“道德文章”为吉安后学典范，使得吉安后来的文化格调显得特别的积极向上。

　　吉水杨万里（1127-1206），学者称诚斋先生。在南宋诗坛，杨万里独创“诚斋体”，笔调幽默风趣，语言通俗活泼，风格爽朗轻快，与尤袤、范成大、陆游号称南宋“中兴四大家”。

　　杨万里家境清贫，世代没有做官的，农家子弟，十分好学，中进士才有机会外出做官。因受当时主战派将领张浚影响，认真进行内心道德修养，研究正心诚意的学问，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诚斋”。他一生勤奋，创作极富，据说写过两万多首诗，留存下来的诗作有4200多首。杨万里是一个骨子里透着勇气和毅力的人，他开始学“江西诗派”风格，后来觉得路径不对，于是将写的一千多首诗全部焚毁，大胆地自创“诚斋体”。诚斋体中的名诗名句很多，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清新灵动，别具一格。

　　杨万里学问渊博，又谦虚好学。有一天，他在学馆与同事聊天，谈到《搜神记》，有人问不知是何人所作，杨万里回答是晋人于宝。旁边管图书的小官吏纠正道：“是干宝，不是于宝。”杨万里正在疑问时，小官吏找来一部韵书，在“干”字条中注：晋干宝，撰《搜神记》。杨万里对小官吏说：“你是我一字之师啊！”

　　南宋白鹭洲书院开创之初，江万里就在这里推崇一种舍生取义的精神节操，用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周必大、杨万里等四忠一节的精神激励学生，使文天祥、刘辰翁和邓光荐成为后学的典范。

　　刘辰翁（1232-1294），受恩师江万里、欧阳守道的厚爱，他一生勤苦，成为一位爱国词人，他“以词存史”，将自己所经历的和目睹的生活状态与思想情怀诉于纸上，饱含着对国家和人民关爱之情，悲情与愤慨一同注入笔端，他用心使庐陵的崇文尚德在诗词中得到记录和弘扬。

　　江西词派在历史上有两个，一是以北宋晏殊、欧阳修为主体，另一个就是宋元之际的庐陵词人以文天祥、刘辰翁、赵文为主体。当时凤林书院无名氏编辑《名儒草堂诗余》，入选者多为江西词人，主要以庐陵人为多，且多是宋末爱国志士和遗民。清人厉鄂在《论词绝句》中评论说：“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

　　南宋时期，庐陵人士声名鹊起，民风淳厚，为了使后世之人学有型，行有则，乡绅对先贤的事迹有所感，因有“庐陵四忠”和“庐陵五贤”之称。庐陵四忠是指欧阳修，谥文忠；杨邦乂，谥忠襄；胡铨，谥忠简；周必大，谥文忠。庐陵五贤，在四忠中加了杨万里，谥文节。这些人在吉安城、县城及其故里等地有祭祀他们的祠宇，也有合在一起的祭祀场所。比如庐陵县学中有庐陵五贤画像，年少的文天祥见到画像后就立下大志：“日后不像他们那样做人，我就算不得大丈夫！”乡贤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文天祥以他的宏怀大志、坚贞的民族气节、英勇的战斗精神实践了他的誓言，成就了他一生的伟业。

　　后来，“四忠五贤”加上文天祥，便称为“五忠一节”。

　　文天祥间世而出，是乡贤典范的影响使他的英名永垂，而他的浩然之气又成为后世学习的不竭源泉。文天祥去世120年后的明初，今天吉州区兴桥镇的朱口村出了一个叫曾凤韶（1374-1402）的人，23岁中进士，建文帝时为监察史官。当时燕王朱棣在宫殿中对建文帝不行君臣之礼，大臣们不敢吭声，唯独官位低微的曾凤韶站出来对燕王说：“象简朝天，殿下展君之礼；龙颜立地，宫中叙叔侄之情。”后来燕王把建文帝赶出皇宫，仍以御史召见曾凤韶。曾凤韶不拜见朱棣，认为朱棣有篡位之罪，不想做僭帝之臣。不久，成祖朱棣皇帝升曾凤韶为侍郎官，曾凤韶知道自己的麻烦来了，唯有一死，于是他刺破手指，在衣襟上写诗，表明心迹，说：“我出生于庐陵忠节之邦，素负刚毅之强。读书登进士之第，当官至绣衣之郎。今之死得其所，我可以含笑于地下，而见我先贤文天祥。”明清两代，曾凤韶在吉安城府学乡贤祠中列位享祀。而这种以先贤为典范的名人志士很多，一代一代人的相传影响，不断地涌现新秀俊才。

　　历代书院、私塾的兴建，是崇文重教的基础，是培育人才的重要场所，三千进士万余举人皆从书院中出来。

　　《吉州人文纪略》说：“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这是古代吉安地区文教发达的纪实。清道光《吉水县志学校》载：“自宋以来，老成名宿，多掇巍科，立志通显，老而退林下，率后进讲学于里，是以为序塾相望，弦诵相闻；故士多兴起。”一言中的，道出了吉安古代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办书院，提供了学习的场所，没有场所，谈崇文重教只是空话。当然，富商可以办书院，但办书院只是一个形式，重要的是谁在书院中教授。宋以来，吉安几乎形成了一个常态，即进士、举人做官告老还乡后，自己创建书院，亲临教学。这种办学方式意义非同一般，一是教学效果，一是受教育者的情操影响。

　　据清代宣统年间《谷村仰承集》记载，吉水谷村李氏在唐末时开村立寨，北宋建起了湛源书院，从此后陆续建经训书院、义方书院、文蔚书院、树人书院、东湖书院、有斐书院、三益书院、复礼书院、六行书院等，宋至清共建十多所书院。这与基祖李唐重视教育有关，是他在晚年时创建湛源书院，子辈受益，通过读书而外出做官。七世孙李迁之、李存之兄弟首开中举记录，于元丰四年（1081）同榜中举人，八世孙李彦修于次年中进士。至清代乾隆四十年（1775）李象井，谷村共有68人中进士。这个数字在全国都是罕见的，不能不说得益于书院的发达。

　　南宋永丰人刘禹锡（772-842），绍兴进士，官至荆湖北提刑，致仕归乡，在秋江建清风书院。

　　南宋永丰人陈应沐，咸淳进士，曾为福州教授，宋亡，在永丰县城北药师院后建阳丰书院，并讲学其中。

　　明代永丰人罗伦，字彝正，号一峰，成化二年（1466）状元。辞官还乡，在金牛洞结茅屋讲学，创办书院，从者以千计。

　　南宋永新人曾若川，绍兴年间以书领江西乡荐。后隐居乡里，聘五经名儒开义学，延四方学者，前后来学者千人，所成名士甚众。

　　明代永新人尹台，字崇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致仕归乡，建崇正书院，置学田百石，亲自讲学其中。

　　明代庐陵县值夏人曾皋，字直卿，进士出身，官太仆寺卿，致仕家居30年，建明学书院，亲自讲学。

　　明代宁冈县人江志昴，字梅溪，永乐进士。致仕归乡，建梅塘书院，以励后学。

　　明代宁冈县人龙遇奇，字才卿，万历进士。辞官归乡，建郑溪书院，吉水邹元标为之作《郑溪书院记》，并来此讲学。

　　明代安福人邹守益，进士出身，因爱山庄乡连山山水，建连山书院，读书讲学其中，书院建堂，颜曰自强，楼曰玩易。又建东廓山房于山庄乡澈源讲学，后人称之东廓书院。邹守益晚年告归乡里，建了四五座书院，专致于讲学。

　　明代安福人张鳌山，字汝立，正德进士。罢官归里，建兼山书屋讲学，后称文明书院。

　　明代泰和人胡直，字正甫，嘉靖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致仕后在故里建求仁书院。

　　明代泰和人郭应奎，字致祥，嘉靖进士，官至嘉兴知府，乞归，家居二十多年，建萃和书院讲学，日夕乐在其中。

　　明代泰和人陈凤梧，字文鸣，弘治进士，官至副都御吏，历官38年。致仕归里，建静斋书院讲学。

　　明代庐陵人旷鸣銮，万历进士，官至刑部侍郎，归乡后，建积秀书院授徒。

　　明末吉水人李邦华，字孟訚，万历进士，官至兵部尚书，遭劾照明里，建依仁馆讲学。

　　明代吉水人曾同享，字于野，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致仕回乡，建同江书院，讲学其中。

　　明代吉水人罗大绂，字公廓，万历进士，官礼部给事中，因弹劾申时行，忤旨，削职为民。回乡后建曲江书院，专致讲学。

　　明代吉水人罗洪先，字达夫，嘉靖状元。因上疏获罪，削职为民。归田六年，辟石莲洞读书，于洞左建石莲洞书院，四方学子来此求学者甚众。

　　明代吉水人李昌祺，永乐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正统四年（1439）致仕，在家建念一书院，讲学其中，家居十余年间不入公府。

　　明代初期，永丰县瑶田梁氏家族办书院是一个典型例子。有一个叫梁幼洪的人，因祖上家业丰厚，自己博学通经，为了培养家族弟子，放弃做官，在自己居住的房子左边建了一个书院，叫桂林书院，延请当时吉水名儒何伯益来做先生，专门教授孙子梁伯兴。在住宅的右边建一个更大的书院，叫清风书院，聘请本县一位姓董的先生来执教，教授梁氏家族能读书的弟子。经过若干年的培养，梁伯兴以明经中举，初授河北真定府同知。为朝官后，很得朱元璋器重，御笔“老实纯善”匾牌送给梁伯兴，官至河南右布政使。家族中前后出了不少彦俊，都与桂林书院、清风书院的办学有直接关系。

　　明代中期，吉州区兴桥镇藤桥人刘教，字见川，中举后为官多年，官至梧州知府。在嘉靖后期，刘教卸任后回乡兴建芝园山房，即刘教创办的书院。族中子弟入学，据谱载：“刘教）日与同学讲学其中，城市当途罕识其面。”在芝园山房讲学19年，精心调教两个儿子孟雷、孟雨。长子孟雷不负众望，于万历二年（1574）高中进士。此书院两三百年来，一直是藤桥村培养族中子弟的一所主要书院。该书院旧迹至今残存，坐北朝南，正屋大门及两边由8扇雕花门扇组成，放下门扇背的8块插板，则正厅光线充足，即使阴雨天也可以读书教学。大门正前方5米处，靠南边围墙下培育有2盘兰花，相传是当初见川公建造书屋时所栽。百年的兰花伴随古老的书院，四季常青，满院芬芳，也可算是藤桥一景。崇纪堂长房39世刘镜藻，出生于1860年前后，20多岁参加县试考中秀才，是藤桥人在科举时代的最后一名秀才。他利用祖传下来的书屋开办私塾，取名养正书屋。养正书屋的前身就是刘教建造的芝园山房。刘氏家族用祖辈先贤的事迹激励鞭策学生，延续了藤桥人诗书传家、耕读立身的传统。

　　书院不仅是教学之地，还是祭祀先贤的场所。以白鹭洲书院为例，据《白鹭洲书院志》载：“上祀至圣，次及六君子。”“文忠以六君子遗风末艾，故并祀之，以为士的。”本书院除祭祀孔子、六君子外，还祭祀府内大儒、名儒、贤侯、理学、忠烈、名臣、先生、义士，使祭祀者皆为生员之师，“每岁春秋次丁日，郡侯致奠，或委教授行礼至祀”。一般的书院都设圣人、先贤、先师祭位，让后学传承先贤之德学。

　　一个地方的崇文重教的成效如何，建书院办学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评判标准是科考状况如何，人才的产生如何。吉安自五代有考取进士的记录以来，直至清末废除科举考试，在这一千多年历史长河中，涌现了一批又一批国家栋梁，社会精英，行业俊杰。文献记载，吉安考取进士是从五代南唐开始，至清末，共产生举人12000多人，进士近3000人，占了江西的30%。这个数字，放在全国相类的地区比较，排在前列。在近3000进士中，名人辈出，出了17名状元，16名榜眼，14名探花，占江西的近一半，庐陵人士官至宰相者达20人，对一个州府而言是全国之最，比文化发达的苏州还多。最出名的事是在明代初期，建文二年（1400）、永乐二年（1404）两科，前三名的状元、榜眼、探花都是吉安人，建文二年是胡广、王艮、李贯，永乐二年是曾棨、周述和周孟简。这在中国科举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庐陵故郡科举成名、作家成宗、学家成派、仕宦成群、志者成仁，得庐陵文化千年之昌盛，写下了“一门三进士、隔河两宰相、五里三状元、九子十知州”的人文奇观，是名副其实的才子之乡和文章节义之邦。

　　吉安的读书人敏于思考，勤于著述，留下了无数的科学研究和文学创作的文献，可惜的是还有许多未能流传，只是在家谱中保留了书名。即便是名人，也有散佚的情况，比如南宋刘辰翁，是今天吉安县梅塘人，是两宋时代著名的词人，元代时，他的儿子刘将孙为他编辑诗八十卷，文集若干卷。明代杨慎说，他见到的《须溪集》为一百卷。到乾隆年间修编《四库全书》时，刘辰翁的作品散失不多见，今天流传保留的数量约为最初的十分之一左右。吉安古人的著述、传世的文献涵盖了科学文化的所有领域，据汪泰荣先生《庐陵古文献考略》统计，收入作者2574人，著述5691种。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国古籍从上古至清末，保存下来的著述大约在九万至十万种之间，而吉安人的著述占了全国的将近5%。这个比例是非常惊人的。可以说古代吉安读书人为我国政治、经济、科学、文学、教育等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这种贡献是来自吉安从北宋以来一直保持着的良好读书风气。

　　吉安传统意义的“耕读传家”，其表现至今仍在影响和引领百姓生活习惯，是对吉安崇文重教的现实诠释，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吉安民间仍然保留大量的关于教育子弟、读书求学、做人处世等方面的谚语、家训格言和楹联，它们本质地反映了农耕思想观念和耕读传家的生活状态。谚语在口中流传，家训、格言、楹联仍然保留在古民居中，是吉安古代崇文尚德的真实写照。

　　“团箕晒谷，教儿读书”。农民主要是靠水稻生产来维持家庭生活，而水稻收入只有用团箕来晒谷，其收入之低可想而见。即便如此，还要让孩儿读书。它从侧面解释了古代传统的书面语言“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观念。“卖铁砸锅，让儿上学”、“锅铲有响，先生开讲。”也是这种生活观念的集中反映。

　　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

　　歌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

　　文移北斗成天象，日捧南山作寿杯。

　　吉州区钓源渭溪村“文忠公祠”的木雕构件，是钓源村中最大最精美的建筑艺术品之一，其大门两侧的偏门上方椽头上，镌刻“文行忠信”四个大字，“文”字当头，既是对欧阳修“文忠”的纪念，更是激励子孙的教诲。

　　泰和蜀口村，姓欧阳，其祖先为勉励子孙读书做人，立下许多诫训，比如一座古宅的门壁上写着两句话：“士大夫为子孙造福谨家规崇俭朴教耕读积阴德此造福也；士大夫为我生惜名敦诗书尚气节慎取与谨威仪此惜名也。”更使人感动的是宋淳祐年间，欧阳廷直父子叔侄三人同登进士，流传他们的读书楼歌，歌云：

　　春读书，春风吹入余阳庐，石渡全添新水上，矶头流去桃花浪；燕初来，梁上猜，若个书楼若个才。

　　夏读书，夏日炎炎孔孟居，踈帘卷叠远山翠，熏风风人人如醉；荷花香，竹簟凉，元龙高卧侣羲皇。

　　秋读书，秋月皎洁吐蟾蜍，玉绳横亘牛郎渚，琼楼交舞霓裳羽；竹篱东，梧下风，尧夫吟咏栗里同。

　　冬读书，冬暖檐前梅已舒，孙氏案头卷不释，程公门首雪盈尺；月穷编，星回天，岁寒始知松柏坚。

　　朝读书，朝阳冉冉上东榆，旦气初来觉荡漾，频翻卷帙渐明亮；凤凰鸣，梧桐生，世际唐虞思拜赓。

　　昼读书，昼长昼短总无拘，日丽窗明晴可爱，雨飞檐溜阴无碍；叹如梭，莫蹉跎，禹惜寸阴意若何。

　　夕读书，夕照斜窥西岭隅，云霞偏助文思起，星斗更含胸境里；心日休，自优游，经纶直向古人求。

　　夜读书，夜静更深好踌躇，日来所事作何状，志气凌云当自抗；待旦明，要心清，无忘差错误生平。

　　正因为这种良好的读书风气，使得该家族在宋明时代产生了21个进士，名闻遐迩。

　　明清民居中的雕板故事很多，其中不少以祈望子孙读书入仕的画面，比如：“鲤鱼跳龙门”、“望重龙门”、“鳌鱼回首图”、“孔子拄杖图”等。

　　设义仓助学，是吉安古代各家族崇文重教的重要经济资助的有效方式。

　　为鼓励族人好学上进，取得功名，吉州区樟山镇文石村清代同治六年（1867）制定的族规中规定：“本族有人应试者为一族之光。每覆一场，奖钱贰佰文；正案取列前十名，奖钱八百文；取入首者，奖钱四吊文；入学者，公设下马宴。有下省观光者，公送程仪钱四吊文；进京会试者，送程仪钱拾六吊文；高中荣归，公设下马宴。将来有出仕者，量力赡祭，以酬祖宗德泽。捐职捐监者，向来治酒会族，公送礼钱八吊文。”

　　在旧时族谱中，族人为鼓励子弟读好书，立族规以勉勖，或奖粮谷，或奖银两，或以恤以抚，像文石村一样，规定得很仔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旧时，吉安的一般家庭中，在大厅的神案上，或神案下，往往有一块木牌，牌上有“天地君亲师”竖行镀金字，家人把它当做神位，恭敬地供奉在家中的重要位子。把“师”与天、地、君、亲相提并论，可见吉安民间普遍尊师重教，对老师极为敬重。

　　吉安人一直对老师尊敬有加，比如“恩师如父”、“再生父母”的尊称，甚至民间为了抬高老师的地位称“先生半只天”，先生说了算，这是对先生地位的肯定。

　　直到今天，吉安许多地方还是尊称老师为“斯老”。斯老，是斯文老成的简称。旧时代，一坊或一族，凡决议、主持重大人事，皆由斯文老成董持。斯文是指有学问有品德的读书人，秀才以上的读书人；老成是指德高望重，年高通事理，甚至是告老还乡的官员。斯老是民间最受尊重的人。后来，人们直接把老师尊称为斯老，是对老师的最高礼遇的称谓。

　　旧时代，吉安迎亲有对对子的习俗，喜欢在迎亲时题诗做对，以显文才，以扬文风，这一习俗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是乡村婚礼中的一个重要场面。结婚的那天，新郎迎亲的花轿上，只贴一副上联，下联由新娘家答对。这种习俗有点像传说中的苏小妹出联难新郎的味道，用来试探一下对方文化水平如何。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看看女方家庭和亲朋的文化水平与知识结构如何。

　　为了维护家族荣誉，答对不能出现任何闪失。新娘家办喜事前须请一位学识饱满的先生来为婚礼主持仪式，书写喜帖喜联，这位先生被尊为“老成斯文”。出嫁的前一天，先生召集家族中的“文人”，共议答对策略。

　　1946年，吉安县富田乡竹园有一位姓傅的私塾先生，很得村民心意。傅先生是文陂乡人氏。这年，白竹园村有个闺女要嫁到吉水县水南乡主宾桥村。主宾桥村的蒙馆先生了解到了傅先生的底细之后，想试一试傅先生的才学。迎亲那天，男方的花轿一到门，轿上面立即贴出了一幅上联，联语云：“登荣庐，过丘陵，直到白杨青竹桃园迎淑女”。这联中巧妙地将庐陵白竹园的名字嵌在其中，答对有一定难度。傅先生思索了一番，答出了下联，联语云：“来贵吉，渡溪水，会集主人嘉宾鹊桥接才郎。”答联很妙，也将吉水主宾桥的地名恰如其分地镶嵌在内，对仗工整，还用上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典故，堪称巧妙之对。

　　还有一年，傅先生在文陂西竺村小学教书，那年九月，值夏的樟溪刘氏来西竺迎亲。迎亲花轿在西竺村一停，马上张贴一副出联，云：“三星在户，三星在天，三星在隅，恰逢三三正九月”，出联人对《诗经》很熟悉，妙就妙在末句，切题又合时，答对难度相当大。傅先生看后，顿生忧虑，对轿对应付了几十年，很少遇到麻烦。如果不对或请人对，几十年的名誉将毁于一旦。没办法，一个人关在书房里忙翻古书，希望得到一点启示。终于，答联出来了，联云：“百禄是荷，百禄是遒，百禄是总，同是百百成万年。”前三句也出自《诗经》，后一句为祝福语，对得十分工整，赢得了新郎新娘双方的喝彩，为婚礼锦上添花。

　　民国时期，吉安县一个刘氏小村，仅十余户人家，没有一个读书人。一年冬天，刘氏嫁女，新郎是本乡罗氏，罗氏村中有不少读书人，还有老秀才在世，欺负女方的村子无读书人，便借娶亲出对来侮辱刘氏。新郎迎亲的花轿早就把出联贴出来，意思是说，即便你知道了上联，也对不出下联。上联是：“诗歌关雎，易占咸亨，六九娶女，君子好逑。”

　　旧时代，对轿对很有讲究，事关一个家族的面子问题。但罗氏带有一种挑衅的蔑视，刘氏村小人少，为了争口气，便向本乡同姓的读书人求援。由于在嫁女之前已料定罗氏有这一招，刘氏早已安排了同姓的先生进了村。新郎家抬来的花轿停下后，不过半个时辰，女方的答联便贴了上去。答联是：“书称釐降，礼成奠雁，二四粲者，宜其室家。”这让罗氏始料不及。事情虽然就这样过去了，但刘氏家族由此感到读书很重要，从此开始培养子弟读书。至今这件事还在村中流传。凡子弟中不好好读书，老一辈人就用这一件事告诫后代。

　　家庭贫穷而读不了书，这对读书人是致命的打击。吉安民间流传许多年少有志的穷苦少年，因为受崇文风气感染，想尽办法，克服困难，为了读书，费尽心思，终得回报，成了一帧帧动人的崇文速写。

　　文天祥少年时，家境比较贫寒，父亲文仪只是一个乡儒。文天祥很想读书，父亲给他提了一个要求，每天大清早外出拾牛狗粪便，每天需拾满一粪箕，方可上学。明初泰和陈循也是如此，父亲早故，家庭极贫寒，无钱进入学校读书，少年陈循每天清早拾牛狗粪便，再跑到村中书院的窗下听先生点课。这是民间著名的有志少年捡狗屎为读书的故事。文天祥、陈循后来高中状元，故事才流传久远。吉安民间有一名谚语“捡狗屎要起早，起床晚，狗屎也捡不到。”这种故事是典型的耕读生活的写照，是家庭对年少子弟的要求，能吃苦，才有出息。

　　明代泰和寺下有一个少年叫萧璁，祖父辈务农，家庭穷苦，无钱上学，白天帮父母下田劳作，晚上想读书，却没有油灯。寺下村有一座古寺叫石台寺，寺中有一盏微弱的油灯，供奉在菩萨前。菩萨香案高，油灯也就高高在上。萧璁为了读书，来到寺庙中借光，爬到楼梯的扶栏边。和尚见了劝告他：“小伙子，你趴在扶栏上很危险。”萧璁说：“不读书就不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那才危险呢。”后来，萧璁凭自己的求学毅力，考中了进士。他这种想办法读书的精神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

　　明代永新尹襄（1484-1527），字舜弼，是一个非常有志气、有毅力的人。父亲是一位私塾先生，尹襄不到十五岁，父亲已病逝，家庭生活十分困难。父亲曾与其友人苏氏指腹为媒，成年后，尹襄娶了苏氏女。尹襄一边劳作，一边苦读，从未上学，靠自学打下基础，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秀才、考举人、登进士第。尹襄的登第，靠的是毅力，不受贫困所折挠，不因上不了学而放弃读书。

　　清代道光年间，今天的吉安县油田鹤洲也出了个人物，叫王赠芳（1761-1849）。王家很有钱，是个大户人家，王赠芳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大家庭里，从来不把心思放在读书上。想的是吃喝玩乐，消遣时光。王赠光有个哥哥叫王锦芳，举人出身，在外县做知县。见弟弟已是三十大几的人，还整天醉于玩乐。为了改变弟弟这种做法，王锦芳想了一个办法，经常请一些年轻的但有身份的人来喝酒。每次喝酒，叫上王赠芳陪喝，令这位年长但无功名的弟弟来筛酒。次数多了，王赠芳不想干，哥哥说：“你是一个白身，白身不筛酒还让有功名的人来筛酒？”王赠芳无言以对。从此，王赠芳发奋，年过四十才开始认真读书。工夫不负有心人，王赠芳49岁那年一举中了举人，50岁那年考得进士，还考得了二甲第五名的好成绩，选入庶吉士，入翰林院，成为皇帝近臣。

　　大家知道，读好书，一定要有志气，能刻苦，还要善于独立思考，虚心好学，这些都是读书成为风气的重要表现。这一类的佳话在民间太多太多。

　　吉安境内目前还保留着几十座惜字塔，最早的有明代时期的，晚的为清后期建筑。惜字塔是吉安旧时代崇文重教的历史见证。

　　我国古代普遍有敬惜字纸的美德，它是敬祀孔夫子延伸出来的产物。民间认为孔子是文明教化的化身，是主宰断文识字、知书达理的神明，特别是各地设建孔庙后，人们对敬祀孔子、对习文通经等方面膜拜有加。民间在尊孔敬孔时，不只是停留在这么一种仪式上，而是注入了比较实在、贴近生活的内容，其中敬惜字纸是其内容之一。民间认为文字是神圣的，仓颉创文字，泣鬼魂，惊风雨，而文字是读书人化解愚昧的钥匙，文字一旦书写或印刷在纸上，字纸就贵重起来，神圣起来，不能随意用于包扎裹物，不能随意扔弃，更不能用来做手纸，这些都是亵渎神明的行为，是对孔子的大不敬。凡随意对待字纸，家族要受到惩罚，弟子从此以后读不好书，永远做睁眼瞎。

　　为了使字纸不遭到亵渎，家长们十分谨慎，教诫家人把字纸积聚起来，每月逢朔日或望日，长辈把积聚的字纸送到惜字塔去焚烧，像敬神一样，谨慎而虔诚。在旧时代每个村落都有惜字塔，敬惜字纸的风气就这样自然形成，妇孺皆知理，老少皆遵行。

　　大户人家为避免炎寒风雨之苦，在庭院中设一个惜字炉，体量不大，比较实用，每天见到有废弃的字纸，长辈就将它扔进惜字炉，晚上焚烧。

　　吉安多山水，叠峰峦，往往造成许多气象，比如山似笔架，就成了民间崇文的一种美好的意愿和追求。吉安境内有多少笔架山，无法统计，大的小的，不计其数。人们在建造住宅时，就喜欢选择厅门对笔架山，希望子孙能读书，有出息。在庐陵与吉水交界的芗城山后，有一座三尖峰，《庐陵县志疆域》云：“周回百余里，南北麓界永丰、吉水，尖锐耸峙，约数百仞，三峰卓立，以文笔名。”明代诗人晏璧称誉：“郁郁香城地最灵，山如文笔插空青。”也就是这座三尖峰，它给庐陵东南面一带的乡民带来无限的遐思，因为三尖峰处于东南面，这对民宅门的朝向非常有利。今天青原区国家级历史文化古村渼陂村，姓梁氏，有二百多户人家，大门大部分朝南开，凡建有庭院的人家，其门一定开向东面，村人说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习惯，庭院门朝东就是对着三尖峰，就是想得到三尖峰的保佑，降来文运，子孙能读书。明代泰和县上模出了一个神童叫刘鸿，景泰年间朝廷授予刘鸿“天下奇才”的牌匾，一直挂在老居坳上村的刘氏祠堂上。据传上模的三顾山是笔架形，流传下来的诗称“三顾山天赋笔架，七星坳地育文魁”，民间总会把名人与笔架山联系起来。

　　民间的阳宅是如此，对阴宅的要求也如此，坟墓总喜欢朝向山峦叠加的地方，希望祖坟朝向笔架山，后代文运昌隆。

　　吉安各地保留下来的文塔，也是民间一种崇文尊教的情怀流露。

　　古代常见的塔有三种，一是佛塔；一是压胜塔；一是文塔。文塔最多，散落在吉安各山下水边。旧时，一个村落或一个家族，在经历了许多年月后，不见读书人，不见出类拔萃者，族人认为文运有问题，请风水先生在村落的关键口建文塔，以祁文运。有的县建文塔，为一县文风；有的乡坊建文塔，为一乡坊文风；有的一村一姓建文塔，为一村一姓文风。今天保留下来的著名的文塔有安福县的东山文塔、万安的崇文塔，它们都是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明代万历年间，邹元标罢官居家时，倡建一郡之文塔，建在庐陵县学临赣江边上，并作《文塔记》，直到1958年因城市改造修路被拆除。

　　建文塔是我国传统的一种表达天开文运、风调雨顺、保一方平安的理想愿望，从哪个角度理解，都是崇文尚德的表现，也是建筑风景的建设。今天，吉安城的螺子山上建文星塔，它坐落在省级风景园区庐陵文化生态园中，它是吉安城四百多年后将文塔移建于螺子山，表达秉承传统的文化思想，文脉相承，正如《文星塔记》中说：“庐陵先辈，耕读为本。家有诗书，人多儒雅，序塾相望，弦诵相闻。才俊儿郎，书剑安帮。祟道德而尚礼仪，师孔孟而昌文明，领两宋文坛之翘楚，拜文武魁星于庙堂。贤哲美才，福荫桑梓；文章节义，德蔽家邦。文脉历岁月不竭，正气经风雨弥坚。井冈精神筑国魂，旗帜引领启新航。古城新姿，百业兴旺。大道如虹，新村如画。教育辟新域，艺术聚殿堂。城郊筑湖景，后河造绿廊。成盛世新塔，览古今辉煌。冀新吉安：祟文正气，开放图强，文运续兴，百姓安康。”

　　文脉相承，薪火相传，吉安的崇文之风，如同滔滔赣水，川流不息地流淌到今天。崇文的表现面拓宽了，它不仅仅是“家孔孟人阳明”的尊师重教，新时代的文明文化呈现千姿百态，如春天的百花，争奇斗艳，崇文的精神不断推陈出新，展示出一代一代吉安人的精神面貌，高昂奋进的时代风尚。

　　民国时期，吉安文化基础设施非常普及。吉安各县都建有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

　　吉安县图书馆于1923年，在吉安城县衙遗址上，由富商康文卿投资银圆5000元兴建，取名“吉安县通俗图书馆”。藏古今图书300多种，陈列省内外报纸10余种。1939年元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等12个机关组成战地文化服务处吉安分处，内设“军民图书阅览室”，征募书报千余种。1939年，恢复吉安县民众教育馆，内设图书阅览室，藏书516册。1940年9月，馆内设图书股，藏书3000多册，报刊20多种，举办了轰动赣中、影响全省的《全国报刊一日展》。新中国成立前，藏书达1200余册。

　　泰和县一度成为江西省立图书馆所在地。1938年7月，日军逼近南昌，江西省立图书馆迁至泰和，同时在安福、遂川、永新县设立3个分馆，总藏书达20000余册。1939年春，南昌弃守后，泰和成了江西省政治、文化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吉安文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夯实。建国初期，各县市在原民众教育馆的基础上改为县级文化馆。在“文革”期间，所有县级文化馆都并入各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1970年以后，吉安逐渐恢复了地级和县级群众文化机构。1956年，吉安县图书馆率先恢复，到1993年泰和县图书馆恢复，各县市都建成图书馆。文化站进一步加强，到1983年，各乡、镇基本建立了文化站，一些条件较好的乡镇还建立了文化中心。其中，遂川县大汾乡文化中心1981年被授予全国“先进文化站”，永丰县潭城乡文化站1990年被授予全国“先进文化站”。

　　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高度重视文化基础设施，不断加大建设力度，文化设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崇文的阵地进一步牢固。庐陵文化生态公园、吉安文化艺术中心、井冈山大学附属艺术学校、吉安市图书馆、吉安市博物馆、吉安市文广传媒中心相继动工竣工，总投资10亿余元。其中庐陵文化生态公园成为4A级景区和全省首届十佳旅游新景区之一，吉安文化艺术中心成为全省首届十佳建筑之一。吉安人民广场、城南市民广场、文山广场、正气公园等文化广场相继建成。出手的都是大气魄、大手笔、大精品；品读的都是“山、水、城、人、文”的和谐相融；回味的都是“文化庐陵、山水吉安”的传世之作。

　　崇文的时代记忆还具体表现在吉安一批文化新名片的打造。在城建规划中，吉安人用酣畅淋漓的大写意来传承庐陵古韵。旧城改造，不搞简单的大拆大建，而是“修旧如旧”、“建新如旧”？熏注重把历史的东西、有文化价值的遗迹保留下来；城乡规划建设，注重历史风貌和特色文化的保存与再现，传承“青砖黛瓦马头墙、飞檐翘角坡屋顶”的庐陵风格。

　　白鹭洲书院改造工程，一方面启动修缮保护，恢复清代建制，另一方面新建校园的同时保留旧址教学，保持琅琅书声，延续千年文脉；吉州窑古遗址工程，建吉州窑博物馆、吉州窑遗址公园，修建考古研究中心、陶艺展示中心，再现历史上烧制陶瓷盛况；仓口棚户区，吉安城的危房区、陈旧的棚户区、市民最有记忆的老街区，经过改造，将成为吉安老字号品牌店集聚的庐陵特色古街区；庐陵文化美食城建设项目中，引入泛旅游的概念，“休闲体验板块、主题餐饮板块、综合服务板块、滨河餐饮板块”四大板块，现代元素中融入庐陵风格，成为浏览庐陵文化“活态的博物馆”；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以“山水校园、庐陵书院”为建设理念，将庐陵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学校的规划布局和每一个单体建筑之中，力求传承庐陵建筑文化，凸显庐陵书院建筑风格，使学校不仅成为人才培养基地、产业孵化基地，还要成为庐陵文化的示范和传承基地；庐陵商业街项目，市里摒弃原有一边建高层、一边建庐陵商业街的旧有思想，改为将项目在道路两旁对称布局，形成“城市之门”，尽管眼前的部分利益损失了，但这是可续的财富，守住了城市，不仅是商业名片，而且还是文化名片。

　　崇文的痕迹更多在农村、在基层。近年来，各县（市、区）高擎文化兴市的旗帜，持续合力推进基层文化设施建设，陆续投入20亿多元，初步构建起了市、县、乡、村四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设施。吉安14个文化馆总面积2.69万平方米，13个图书馆总面积3.83万平方米，17个博物馆（纪念馆）总面积3.31万平方米，214个乡镇综合文化站总面积7.76万平方米，296个城乡社区文化活动室总面积3.72万平方米，1479个村文化活动室总面积8.48万平方米。吉州区、泰和县被命名为全国文化先进县（区），永新、永丰、吉安三县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吉州区、吉安县、峡江县文化馆被文化部评为国家一级馆，6个县区文化馆和4个县区图书馆被文化部评为国家二级馆。30多个大型市民文化广场和1500多个由旧祠堂改造的农村文化活动室，成为基层文化活动的主阵地，其中不乏亮点凸显，新干县中洲村文化活动室荣获第十四届“群星奖”。建成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县级中心（电子阅览室）13个、总面积3307平方米、覆盖率100%；村级服务点1972个、总面积35812平方米、覆盖率63%。广播和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94.8%和97.5%；有线电视用户数达到54万户，覆盖率达到41.5%，数字电视用户36万户；农家书屋覆盖率100%，井冈山厦坪镇菖蒲村农家书屋被授予“2012年全国示范农家书屋”，尹厚根、梁必港获全国优秀农家书屋管理员称号。

　　崇文的印记、镌刻于延绵不绝的文化与艺术中，明代诗人李东阳在《吉安》诗中写道“山势西来断，江流北去平。万家深树里，闻是吉安城。”描绘的是吉安古城民风淳厚、文风蕴藉的历史记忆，传承的是氤氲弥温的千古文化。

　　“一曲能止万人喧”，赞美的是唐代永新女子许和子音色极富感染力。一次唐玄宗在勤政楼宴待百官，观者数千，喧哗聚音，无法听百戏之音，玄宗恼怒欲罢宴，还是高力士献策让永新（许和子）高歌一曲，全场立即寂然。宋代，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由北方逐渐南移，吉安地区的戏曲逐渐形成。明朝中叶，戏剧得到了很大发展。清朝中叶以后，江西中部地区以赣江为界，东有“宜黄戏”（二黄），西有湖北楚腔（西皮）的流入，吉安出现了“诸腔鼎盛”的局面。经过长期的交流和相互影响，吉安戏便汇集各类各腔，在江西、湖南等地广泛地流传开来。

　　吉安地区戏剧主要有以唱高腔、昆腔、乱弹为主的大剧种，明代中叶前后又兴起了一种活泼、明快，与生活十分贴近的小剧种“花鼓班”，继名“三角班”，后来又被统称为“采茶戏”。吉安采茶戏一经形成，便迅速发展，很快流布吉安城乡的每个角落。在吉安的大戏班因为连年战争而解体之后，许多大班艺人纷纷转移到偏远乡村，融入三角班，使三角班这朵民间盛开的小花更加鲜艳。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红色革命根据地相继成立了苏维埃剧团，创作演出了《打土豪分田地》《劝郎当红军》等具有革命色彩的戏剧。1931年，正宗的京剧戏班首次到吉安演出。抗日战争期间，大批京剧演员涌进吉安，为抗日将士征募寒衣，捐献飞机举行多次义演活动，对吉安戏产生了很大影响。

　　新中国成立之后，吉安的戏剧艺术事业也获得新的繁荣，整理出了大小采茶戏剧目149个和许多唱腔及曲牌，举办了规模宏大的现代戏汇演，出现了一批有一定艺术质量的现代戏剧目。1985年地区文化局以迎接江西省首届玉茗花戏剧节的召开为契机，举办了全区专业剧团创作剧目观摩。此后，各类大型文艺会演不断，戏剧创作成果丰硕。大型现代采茶戏《远山》、《乡里法官》先后获中宣部第八、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泰和县采茶小戏《井台》荣获全国第八届“群星奖”金奖，戏剧小品《小主人》荣获全国少儿戏剧小品比赛一等奖，《远山》、《狂犬》、《角色》、《小墟》等剧本先后荣获田汉戏剧奖剧本奖、中国曹禺戏剧奖剧本奖、中国戏剧文学奖等。

　　在专业戏剧的引领下，吉安的舞蹈、音乐、美术、文学也郁郁葱葱、传承不断。《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江西卷吉安分卷》的编辑出版，为吉安舞蹈创作奠定扎实基础，先后涌现了一大批艺术作品，舞蹈艺术教育专家梁萍茹毕其一生，先后创作了舞蹈《映山红》《女人磨》《井冈杜鹃红》《枯与荣》《春锣》《歌声飘过山那头》等一大批优秀舞蹈艺术作品，2008年1月，隆重举办了“红土女儿红土情--梁萍茹舞蹈作品晚会”暨作品研讨会，在全省首开先河。井冈山大学附属艺术学校，成为北京舞蹈学院后备生基地和毕业生实习基地。

　　号子、山歌、小调、歌舞曲和风俗歌等吉安民间歌曲，在山乡村落中广为传唱。盲人文艺队擅长的“唱道情、打渔鼓”，深受群众喜爱。在清末时期，盲艺人在吉安地区多达150多人，长年累月活跃在城镇乡村。他们不但唱道情，也会打渔鼓，还擅莲花落。人多时便唱道情，人少时敲打渔鼓，自拉自唱，自打自唱，群众甚是喜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群众需求的提高。他们在音乐上，把渔鼓单调的平曲体加工、改革、创新，经过实践发展成板腔体。在曲目上，吸取戏曲和其他曲种的特点，把短小的段子发展成连番大段子，中间夹有道白。在演唱上，着力刻画错综复杂的人物思想感情，往往恰到好处，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上做到精益求精，并多次参加省、地、县举办的盲艺人汇演或演唱会，《十想毛主席》《书记送粪》等曲目先后获省级奖。永新小鼓、新干莲花落至今传唱，永新小鼓《宝朵接婆》《宝朵招工》分别获得全国第十四届、第十五届“群星奖”。近些年创作的歌曲《妹妹送哥去参军》《留取丹心照汗青》《井冈竹斗笠》等分别在全省历届音舞节上获二等奖，涌现了《我的家乡新吉安》《吉安，你好》《杜鹃颂》等为吉安人民所传唱的精品歌曲。

　　永新书法名传四海。永新县于2000年、2008年两度被文化部颁发“全国书法之乡”称号，现有国家、省、市级书法家协会会员198人，书法爱好者3000余人，其中全国书协会员两名，江西省书协会员29名。该县书法界领军人物尹承志的书法精品10多次赴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家参加“中国书法展”，黄河碑林等名胜古迹也镌刻着他的墨迹。永新书法在乡间、校园、机关非常普及，处处见得笔墨书写的风气。目前，各中小学校每天早读时间辟出15分钟练书法，由书法老师指导，创建墨香校园。许多农民农忙时荷锄劳作，农闲时挥毫创作。龙源口镇南塘村农民吴光源迷恋书法，北京申办奥运会期间，他的一幅作品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国际奥委会；退休教师史文汉潜心钻研书法，北京奥运纪念碑林征稿，刻入碑林。

　　金黄的稻草，翠绿的禾苗，黛色的山峦，一幅幅自然景观变成纸上的斑斓色彩。创作以“夸张变形而不失重，色彩艳丽明快而不媚俗”为特点的农民画，已成为永丰农民对生活的憧憬和对文化的崇敬。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永丰农民画，因创作灵感来源于民间劳作，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历经20多年的时代变迁，创作农民画渐渐演变成永丰农民崇尚的一种生活方式。到目前，全县有20个乡镇成立了农民画协会，会员达2300名，其中有20多人加入了省、市美术家协会，作画4000多幅，其中有1000多幅被收藏，200多幅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9幅被编入江西省小学五年级美术课本，农民画销往全国各地及欧美等地，永丰县也被评为“全国农民画之乡”。目前为了发展壮大农民画，永丰农民筹资创办了永丰农民画索艺传媒有限公司，永丰农民画已经走上了产业化之路。

　　文化硬件的建设，带来的是文化软件的提升。从农村文化“三项活动”如火如荼开展，到“两馆一站”免费开放，从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到农家书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从乡镇文化站建设到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一个立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在文化惠民工程中享受到实惠。

　　随着中国保利集团进驻吉安带来演艺市场的繁荣，随着一大批历史文化名村和非遗保护影响日渐深远，随着吉安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与文化市场管理不断提升，吉安正由文化资源大市向文化强市迈进。特别是2011年12月21日，《中共吉安市委吉安市政府关于加强文化事业建设和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出台，市委市政府做出了“繁荣发展先进文化、增创文化兴市的新优势”的具体部署，制定一系列“文化新政”，积极推进“136”文化产业发展工程，建设一个文化创意产业园，做大城南、城北和井开区三个文化产业基地，重点发展演艺影视业、现代传媒业、文化旅游业、动漫业、节庆会展业、文化制造业等六大文化产业。可以说，吉安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黄金期。

　　庐陵的崇文之风，激活了吉安学子的精神风貌。南宋大诗人陆游的二儿子陆子龙赴吉州司理参军职，陆游写诗《送子龙赴吉州掾》送行，交代爱子要清白自守，“衣穿听露肘，履破从见指；出门虽被嘲，归舍却睡美。”说的是衣服破了露出肘、鞋子破了露出脚趾头，都没有关系，虽然出门会被嘲笑，但回到家里却睡得安稳香甜。同时，陆游还嘱咐儿子去拜望他的老朋友、归隐返乡的周必大和杨万里，“得见已足荣，切勿有所启”，说的是见到了两位先贤大师就可以了，但绝不能提要求，而要与朋友共勉学问，实践仁义。可见，崇尚仁义节操、追求道德文章的风骨，早已深深融入庐陵学子的血脉里，无论是走出去的游子，还是走进来的士子，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

　　吉安是共和国有名的将军大市，走出了147位开国将军。这些将军大多出身贫寒、大字不识，没有什么文化，完全是在行军打仗中学习知识。他们在长征途中，用一种看后背的方法来学习，就是红军成一路纵队前进时，战士的背上都挂着一块白布，上面写着汉字，边走边认字。很多将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学到了知识，丢掉了文盲帽子，靠自学成才来治军治国。有趣的是，在崇文之风熏染下，这些将军的后代，秉承着吉安的文脉，大部分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

　　金一南少将，是永丰籍开国少将金如柏之子，现为国防大学国际关系教研室教授。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安全战略，国际冲突与危机处理。曾经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赴美国国防大学讲学，是国防大学首届“杰出教授”。现为《解放军报》特约撰稿人，中央电视台特约军事评论员，中国军事统筹学会战略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其党史著作《苦难辉煌》叫好又叫座，发行量突破百万册。

　　尹卓少将，是泰和籍开国少将尹明亮之子，现为海军信息化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综合论证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任海军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海军战略、海军战役、海军发展战略等，是我国少数有航母实习经验的将军。很多人通过中央电视台《军情连连看》栏目，认识了儒雅稳重的特约军事评论员尹卓，学习了解到了更多的军情大事。

　　还有革命家曾山之子曾庆洋少将，曾任军事科学院科研指导部部长，中国军事科学学会秘书长；吉安籍开国少将舒行之子舒放，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文化研究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等等。在这批老革命、老将军后代中，最为有名的，还是毛泽东的侄子兼外甥贺麓成。

　　贺麓成，又名毛岸成。他的父亲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三弟；他的母亲贺怡，是贺子珍的妹妹，所以，贺麓成既是毛泽东的侄子，又是毛泽东的外甥。出生刚三个月父亲毛泽覃就牺牲了，他从小被老乡抚养，直到1949年8月十四岁时才回到母亲贺怡身边。不料三个月后贺怡寻找毛泽东、贺子珍遗落民间的孩子毛毛时遇车祸牺牲，贺麓成也受重伤，后来由贺子珍和贺敏学抚养读书。贺子珍告诫贺麓成：第一，不要背父辈的牌子，要像普通人家的孩子一样，在别人面前，不要讲自己是什么人的孩子；第二，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成为有真才实学的人。贺麓成牢记贺子珍的教导。这两条，成为他终生遵循的原则。从上海交大毕业后，贺麓成一直从事导弹科研工作，他是导弹专家，对我国导弹事业有重要贡献，参与了我国第一颗导弹研制；他和同事一起攻克了当时美国人都无法突破的导弹控制难关；他的科技成果及其著述，曾获全国科技大会奖，全军科技一等奖；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被评为高级职称的人，其高级职称证书上，印着“0001”号；他是我国自己培养的全军科技界第一批有真才实学高科技核技术人才。但他默默无闻，不事张扬。毛泽东逝世时，治丧委员会以为他和贺怡同时牺牲，经过李敏提出才把他找出来。

　　刻苦执着、求学若渴，是吉安人以知识改变命运的共同特质。吉安属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老百姓家境不太宽裕，但吉安人勒紧裤带办教育，是全国建成希望小学最多的地方；吉安一中、白鹭洲中学等一批重点中学走出了大批贫寒学子，连续多年夺得全省高考状元；在本地建成的综合性普通本科院校--井冈山大学，是江西省人民政府和教育部共同重点支持建设的高校，也是同济大学对口支援和南京军区委托培养军队干部的高校。学校为全国全省尤其是吉安市输送了大批优秀毕业生，很多已成为吉安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骨干力量。尊师重教，是吉安人的传统。所以说，从吉安走出去的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王梓坤教授，在全国首倡设立“教师节”，这并不是一种偶然。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构建起了人类的精神家园。勤劳智慧的吉安先民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庐陵文化，缔造了辉煌的井冈精神。作为薪火传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吉安的文化推向更高峰。如果我们能够传承历史文化，弘扬先进文化，崇尚文明道德，吉安就一定能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卷起更多的浪花，书写出更精彩的锦绣华章。

　　忠贞爱国、宁死不屈的精神是正气的灵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