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城市精神

第二章 品格与内涵

　　崇尚道德，是吉安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和良风美俗。德，指的是人内心的情感和信念，于人论，就是人的本性和品德。正气，就是高尚的精神状态和道德境界，是吉安城市精神的品格内涵。胸怀正气，大义凛然，是吉安人不懈的追求，日积月累，逐步形成了代代传承的风范。

　　正气的含义为：刚正的志气与节操，包括忠贞、刚直、清正、正派、仁爱等内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支柱。吉安先辈们持正义、走正道、尚气节，经代代传承和发展，成为吉安地方文化中最典型的人文精神，最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作为吉安城市精神的正气，指的是庐陵人浩然的气概、刚正的气节。正气之于吉安有两个特点：一是历史上多忠烈。纵观庐陵历史，多有忠节之士，名垂千古，其中文忠公欧阳修、忠襄公杨邦乂、简忠公胡铨、文节公杨万里、民族英雄文天祥、“天下清官第一”王言等就是最杰出的代表；二是近当代多英烈。近当代以来，吉安人民依然继承了先贤们正气浩然的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吉安有“全红县”11个，红色乡镇254个。在建立新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吉安先辈发扬崇尚正气、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跟随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闹革命、前仆后继，全市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达50078名，占全省的20%以上；开国将领147位，占当时全国总数的近10%；在1955年至1965年全国授予中将军衔177位，其中吉安有22位，占12.4%。

　　在如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传承和弘扬正气，对于提高全民思想道德水准，对于促进吉安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了解吉安正气的产生根源、主要内涵和外在表现，对理解和弘扬吉安城市精神，更好地学习和传承优秀的文化遗产，有着积极的现实价值。

　　吉安人所崇尚的正气，其形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沛的文化渊源。关于正气的概念，由来已久。屈原说：“内唯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楚辞远游》）意为通过内心反省端正操守，以求得正气。《淮南子铨言训》中说：“君子行正气，小人行邪气。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正气也；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邪气也。”此语提出了君子与小人，正气与邪气的区别，立场鲜明。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浩然之气怎样理解呢？芽“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非袭义而取之也。”这种具有道德属性的“气”，只能靠道德修养来充实它，于是又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公孙丑上》）这“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学者们认为就是“正直之气”，即“正气”。

　　做胸怀正气的君子，是历代先贤的人格追求，也是对从政者的道德要求。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说：“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孟子万章》）其意为：我没有听说过自己不正而能使别人正的。先哲们关于做人、从政要有“正气”的论述，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宝库中的精华，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健康发育和成长，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位于赣江中游的吉安，自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在征讨岭南时设立庐陵县以后，凭借南北黄金水道赣江的便利交通，庐陵经济文化逐步发展。在古庐陵播下忠正节义火种的人，首推陕西人、唐代忠烈名臣、大书法家颜真卿。安史之乱时，贬到平原任太守的他联络从兄常山太守颜杲卿起兵抗敌，附近17郡响应，合兵20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从而牵制了乱军。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叛乱平息后，他入朝历官至吏部尚书，封鲁郡公。唐德宗时，李希烈叛乱，年逾80岁的他前去劝谕，不幸被李所害。这位忠贞刚烈的名臣，曾因不愿依附权贵从刑部尚书贬为峡州别驾，于永泰元年（765）改任吉州司马。庐陵人十分敬重这位名臣，学士文人皆以一睹其风采为荣。颜真卿最为人称道的业绩，就是在庐陵广置学舍，传播儒家文化。周巽在《鲁公祠序》中赞颂这位忠臣：“以兴起斯文为己任。益广学舍，聘贤士以淑我吉人，自此庐陵声名文物卓为江表冠。”宋代的庐陵大儒欧阳守道在《颜鲁公祠记》中感慨地说：“鲁公事君有犯无隐，愠于群小，之死不回，此州之君子立朝不如此乎？芽……夫纲常大义，天下所同，此州俗化，受鲁公赐多矣。”这段话表明，颜真卿的高风亮节，在庐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所倡导兴建的学舍，一直把他的精神与业绩当作楷模，代代流传。颜真卿不依附权贵，刚正坚毅，遭挫折而不屈服的节操，为庐陵人所敬仰，深刻地影响着后人，他播下的忠正节义精神之花，在庐陵大地结出了硕果。

　　宋代兴起的理学，是孔孟儒学的继承与发展，认为“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和道德合乎天理；特别强调忠贞不贰、保持节操、刚正不屈的观念。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在庐山办濂溪书院进行理学启蒙。他到过庐陵不少地方讲学，如在较偏僻的万安县山区，人们为了纪念这位大师，于宋淳祐元年（1241）兴建了濂溪祠，后改为书院。周敦颐所颂扬的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品格，给庐陵人以启迪和教育。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足迹遍布庐陵，从峡江到遂川，都留下了他传经布道的声音。程朱理学极力推崇忠孝节义的道德观念，借助发达的书院教育，在庐陵盛行。两宋时期，在正统的儒家思想的熏陶下，庐陵涌现了灿若明星的文化名人。他们恪守“刚建有为，自强不息”的积极人生态度，忧国忧民，胸怀天下，保持高洁的操守和气节，屡受挫折和磨难而不屈不挠，闪烁着人性的光辉。位于丞相之位的永新人刘沆、吉安县人周必大是这样，一代宗师、任过参知政事的永丰人欧阳修、新干县状元何昌言、吉水县的著名诗人杨万里也是这样，民族英雄文天祥更是达到了顶峰。于是，庐陵有了“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

　　明代中后期，称作新理学的阳明心学，成为与程朱理学相抗衡的思想理论，强调人的主体性、能动性，提出“心外无物”、“知行合一”等观点，其“致良知”说特别注重人的内心修养，认为丝毫不能放松道德约束，不能让心为外物所诱惑和干扰。王阳明曾任庐陵县令，传播其“致良知”的心学理论。庐陵一批儒士文臣，追随这位大师。王阳明去世后，众多的庐陵王门弟子，在家乡办学校，开讲会，传承和弘扬老师的学说。每年春秋两季，吉州九县和邻郡的文士们，齐聚青原山，研讨阳明心学，省外的王门后学们也前来赴会，庐陵成为当时的学术交流中心，涌现了一批卓有建树的思想家。如安福的邹守益、泰和的欧阳德、吉水的罗洪先、永丰的聂豹等。他们既是朝中大臣，又热衷于在家乡讲学传道，把提高自身道德素质为宗旨的心学理论，传播民间，促进了庐陵文化继宋代之后的再度繁荣。以敢言直谏著称的吉水人解缙、致力于强国富民的内阁首辅泰和人杨士奇、安福人彭时、状元名臣吉水人胡广、唯物主义思想家泰和人罗钦顺、经济改革家庐陵人周忱等先贤，都是正气凛然的士大夫，其高风亮节代代称颂。

　　崇文尚德的传统在庐陵世世传播，代代积淀，培养出了一批批忠义刚正的志士仁人。而他们又以模范的行为，影响和带动了更多的士民百姓，使之形成崇尚正气的良好传统和风气，在民族文化史册中，闪现出夺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