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城市精神

第四章 威武昂扬的志气

　　正气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和道德境界，会相互影响，会代代传承。在崇尚文化，重视教化的吉安，先贤们忠贞爱国、刚正义烈、宁死不屈、清正廉洁的事迹，不但记录在史志之中，还会在民间口口相传，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从小听多了听熟了，就会渐渐受到先贤精神的熏陶。而且，吉安人特别注重先贤形象的塑造，建祠立坊，悬匾纪念，使之成为固定的教化场所。

　　20世纪初，当中华民族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领土、人民受欺凌、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重重灾难之时，吉安人民在共产主义的旗帜召唤下觉醒，共产党人“唤起工农千百万”，勇敢地追求自由平等，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开战。吉安的一批热血青年，积极参与到风起云涌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之中，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而奋斗。他们传承了庐陵先贤的浩然正气和舍生取义的崇高精神，把国家的危亡、人民的利益当做“大义”，抛弃个人的“小利”，勇敢地追求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胸中充满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为了理想，前赴后继，视死如归，为民族的整体利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泰和县老营盘人袁玉冰，是五四运动后江西第一个革命团体--江西改造社的创始人和主要负责人，江西第一份宣传马克思主义杂志--《新江西》的主编，江西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创始人之一。他和方志敏、曾天宇三人，并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1922年8月，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3年春，党组织派他回江西工作。他回到南昌即与方志敏、赵醒侬共同研究筹建江西党团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民权运动大同盟。同年3月，北洋军阀将他逮捕，他在狱中不畏拷打，坚持斗争。9个月后，被保释出狱。不久，党中央调他到上海工作。1924年春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5年冬回国后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地委书记，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1927年1月，党中央派袁玉冰回江西工作，任中共江西区委宣传部长、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区委书记。袁玉冰回赣工作后，正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斗争日趋尖锐复杂的时期。面对国民党右派的猖狂进攻，中共江西区委决定予以坚决反击。袁玉冰遵照区委指示，恢复了共青团南昌地委主办的《红灯》杂志，任主编，并先后发表文章，驳斥右派的谬论，宣传革命理论和主张。是年4月2日，中共江西区委摧毁了“AB团”分子控制的省党部。5月，袁玉冰调任中共九江市委书记，11月，调任中共赣西特委书记，立即赴吉安准备组织暴动。12月13日，袁玉冰化妆进入南昌向省委汇报，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敌人软硬兼施，威逼利诱，用尽种种酷刑，袁玉冰坚贞不屈，12月27日被枪杀于南昌下沙窝，年仅28岁。

　　万安县罗塘湾人曾天宇，1917年8月赴日本留学，1918年5月回国，同年9月考入北京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4年6月回江西，1926年7月在赣州进行革命活动时被逮捕，被保释出狱后，党组织送他赴莫斯科深造。1927年6月底，他奉党的指示，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万安开展革命斗争。中共“八七”会议后，他和张世熙、陈正人、刘光万等人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万安暴动。之后他率领农民自卫军转战于遂川、万安两县交界的罗塘、桂江、碧洲一带山区坚持战斗。毛泽东来信要他带领农军向井冈山转移，在官石山与敌战斗，队伍被打散。曾天宇在山上隐蔽了一天，当晚潜回家中，准备收集失散队伍，安慰民心，再向井冈山转移。但是，敌人遍驻重兵，并对所有去井冈山的道路严加封锁。曾天宇改变计划，前往南昌找省委。他藏在同村一位孤老婆婆的楼上。这时，敌军到处悬赏通缉曾天宇，但群众守口如瓶。不幸同村有个鸦片烟鬼为了领取赏银告密。1928年3月5日，敌人以一营兵力将曾天宇的住房团团围住，并放火烧村逼群众喊话劝降。曾天宇为使群众免遭残害，愤怒推开几行房瓦，屹立屋顶，怒斥敌人，为革命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并高喊：“我愿以身殉党，决不为鼠辈所辱！”说着，举枪击毙几个敌军，在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时，从容地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射击。为了革命事业，31岁的曾天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吉安县万福镇人罗石冰，是大革命时期江西省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吉安最早的马列主义传播者和党的创始人。南昌第一师范毕业后，回吉安教书。1924年2月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上海大学学生骨干。1926年1月罗石冰回乡在省立第七师范组建了吉安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吉安小组，还在老家塘东村建立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成为领导该地农民运动的核心。1926年4月上旬，中共江西地委成立，罗石冰任书记，参加了南昌“八一”起义，随军南下，负责财务。起义部队在广东汤坑战败，罗石冰被俘后机智脱险，化装成樵夫，辗转到厦门找到中共福建省委，被派到福州市任市委书记。由于环境恶劣、生活艰苦，罗石冰头伤复发，中央派他到苏联学习兼治病。1930年秋回国，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当时的青岛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地区，斗争尖锐复杂，党内叛徒十分凶狠。罗石冰不顾个人安危，领导新的市委迅速地恢复党的活动，发动工人开展斗争，成绩显著。1931年1月，罗石冰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月17日在东方旅社被捕。因敌人早已获悉罗石冰是“共党要犯”，随即引渡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党组织曾想设法营救，但未成功。罗石冰在狱中备受折磨、坚贞不屈。2月初，罗石冰托人从狱中带出一张旧报纸边条，转交到刘九峰，告知“经党营救失败，生命已无希望，决心在最后时刻坚持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1931年2月7日晚上，35岁的罗石冰等24名共产党人被集体抢杀，英勇就义。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在24位烈士就义地点挖掘出烈士忠骨，重新安葬，并立下“龙华二十四烈士”石碑，永久纪念。

　　吉安县永和镇人曾延生，1924年秋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给南昌、吉安的同学、亲友寄去《向导》《新青年》《〈资本论〉入门》等书刊，热心传播马列主义。1925年，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曾延生带领工人宣传队，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演讲宣传，与武装巡捕冲突搏斗，直到奉命撤离。1925年6月中旬，曾延生奉命来到南昌，向各界人民陈述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真相。同时，曾延生回到吉安指导建立和发展革命组织；在家乡组织了进步团体“觉群社”，建立了吉安农村第一个农民协会，带领弟弟曾山等走上革命道路。10月重返上海大学。1926年11月，曾延生被任命为中共九江地委书记，并兼任江西省总工会委员长，指导建立九江工会、农会、学联等群众团体。南昌“八一”起义时，担任“粮秣管理委员会”委员。他随起义军挥师南进，转战潮州，往城外筹粮时，部队已进军汕头，只好回江西找党组织。1927年10月，曾延生以赣西特委代表身份来到万安，和曾天宇等筹划万安暴动。他担任赣南特委书记，组织赣县的大埠、南康的潭口、于都的里仁、桥头和信丰等地爆发了农民暴动。反动派坐卧不安，遂派特务搜捕共产党员。1928年3月23日反动派包围中共赣南特委机关所在地，曾延生和夫人蒋竞英等13人不幸被捕，押解到赣州警备司令部。他们在残酷的刑讯下毫不屈服，在软化腐蚀面前毫不动摇。反动派无计可施。1928年4月4日，31岁的曾延生和26岁的蒋竞英同赴刑场，视死如归，从容就义。

　　曾延生的父亲和两个弟弟，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参加革命，父亲和大弟曾炳生被反动派杀害。小弟曾山投身工农运动，领导吉安的土地革命，1930年担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解放后任上海市副市长，商业部、内务部部长等职。这位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清廉正直，深受人们敬重。曾山一家有5位亲人为革命牺牲，他回家省亲时，作联道：“家慈五男二女留独子，先父三难一死为人民。”

　　青原区渼陂村人梁一清，1920年考入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经常与进步同学梁明哲、陈正人等阅读《向导》《觉悟》《中国青年》等革命刊物，探讨革命真理。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吉安第一个工人党支部成立，梁一清任党支部书记。他还到农村进行建党工作。为了配合北伐军攻占吉安，梁一清组织工人和学生群众，破坏北洋军阀的防御设施，迫使驻军弃城逃窜。梁一清被推选为吉安总工会委员长，工人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1927年2月，领导了全市工人总罢工，取得胜利。他还集资创办了工人图书馆和工人子弟小学。自己编写识字课本，教唱革命歌曲。梁一清一心为工人办事谋福利，而自己却过着极其清苦的生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梁一清主持了各界讨蒋大会，解除了右派官兵的武装。反动派对吉安人民的革命行动恨得要命。1927年5月中旬，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调第三军八、九两师进驻吉安。第八师师长朱世贵以召开联席会议为名，诱捕了梁一清等革命者。敌人千方百计收买梁一清，遭到梁一清的严词怒斥，对他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1927年8月12日，28岁的梁一清在中山场被杀害。1930年10月初，红军打下吉安城；7日召开了“庆祝吉安暴动胜利大会。”悼念了为革命牺牲的梁一清等烈士，毛泽东、朱德题词为：“梁一清同志精神不死！”“为革命牺牲，死的光荣！”

　　在大革命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吉安除了上述先烈，还有新干县潭丘乡的邹努、永新县北乡的欧阳洛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面对白色恐怖不退缩，投入到推翻旧社会的红色革命洪流之中，用生命谱写了壮丽的碧血浩歌。如东固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赖经邦，被捕不投降被敌人剜出心肝；遂川县黄坳区工农兵政府主席范家驹，被捕后拒不交枪坦然走向死亡；永新县委书记刘真，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不说朱毛红军的去向，被放在熬樟脑油的木甑中活活蒸死；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的100多名伤病员遭敌人围捕，无一屈膝，全被杀害；新干县妇联主任黄秀英等五位女红军突围未成受阻击，携手跳下百丈悬崖；莲花农民贺国庆的父、弟被杀，他仍冒险保存“莲花一支枪”；永新县贺敏学、贺子珍、贺怡三兄妹，九死一生义无反顾地闹革命，传为佳话。在波澜壮阔的九打吉安的战斗中，在井冈山、湘赣、赣西南等革命根据地艰苦卓绝的创建和保卫进程中，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枪林弹雨中，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军和吉安地方武装以及革命群众，不怕艰难险阻，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一往无前。袁文才、王佐等5万多位为国捐躯的先烈，曾山、陈正人、康克清等一大批老红军以及独臂将军、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恩茂等147位共和国的将军，无一不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无一不是胸存浩然正气的勇士。他们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面对挫折而百折不回的斗志，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庐陵正气优秀成分的传承，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升华到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更高境界。

　　在尔虞我诈、错综复杂的官场上，庐陵先贤们坚持道德操守，以自己的品行和才智来获得地位和荣誉，不喜欢，也不善于去钻营为官之道，以人身依附、见风使舵、曲意逢迎为耻，光明磊落地处世行事。即使因此而使仕途受阻，也不愿改变立场，放弃做人的原则。

　　吉水罗洪先中了状元后，在朝廷任职的时间没几年，借故守丧等事，闲居在老家。主要原因是当朝的权奸结党营私，禀性正直的罗洪先不愿与之为伍。朝廷多次催他返京，他只好遵命，因上书劝谏世宗不要沉迷道教而被削职为民，回家乡钻研传播理学。权力熏天的内阁首辅严嵩很欣赏罗状元的才华，想把这位江西同乡招入圈子里，便写信给他，请他回京任要职。罗洪先不愿投靠这位众臣巴结的首相，回书答道“愿毕生老于林壑之间。”

　　明代正统年间，新干的陈寿在户部任职，皇帝宠妃万氏的兄弟万通，涉嫌贪污受贿，朝廷派陈寿去查处。万贵妃特地嘱托他关照，例行公事调查一下就行，她会打通关节摆平。这本是个讨好贵妃的良机，可陈寿不买账，把万通违法的事查得清清楚楚，并提出处理的意见。好友劝他不要将结果公示，他却如实禀报朝廷。万贵妃嫉恨陈寿，借机报复。陈寿虽然一时受屈，但坚持原则的风范受人称赞。

　　明代状元吉水人刘俨主持顺天府乡试时，内阁执政的两个大臣，嘱托他关照一下他们参加考试的儿子，录取时名次排前一点，以便有资格参加礼部会试。刘俨说，我只按规定主考，录取以成绩而定。录取名单公布后，两个大臣的儿子均落榜。两个大臣很不高兴，怂恿皇帝复试，命别的考官评卷。结果他们的儿子仍落选。刘俨不徇私情公正主考的精神，得到了众臣的好评。

　　做事认真，勇于担责，不瞒上欺下，是庐陵先贤处世的原则。吉安县永和人南宋名相周必大，初入仕途时，任临安和剂局的主监官。一天，周必大外出，和剂局不慎失火，被烧毁，值班的差吏被捕，当论死罪。周必大知道后，询问大理寺：“如果失火是因为局主要负责人担责，该当何罪？”寺官说：“当削职为民。”周必大马上主动承担此次失火责任，请求削职，而救了差吏一命。周必大这样做，完全是性格使然，不可等同一般的同情。宁愿丢官，也不推脱责任，这便是正人君子的人格。

　　这正义首先是大义，就是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其次是公理和公道，也就是社会普遍遵循的法则和道德。庐陵先贤们或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言献策，或心怀忧患意识，犯颜直谏，与有害于国家利益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抵制反对歪风邪气。正因如此，他们往往不被昏君和权奸所容，受到迫害和打击，但仍不屈不挠，无怨无悔，以凛然的正气名垂史册。

　　为了维护正义，许多庐陵先贤不顾及自己的得失进退甚至福祸安危，直谏或当面指出大臣乃至皇帝的不当之处，使奸小之人胆寒。欧阳修在仕途上奔波了40余年，三起三落，都是因为心忧天下，直言弊政，得罪权奸，而屡受磨难和诬陷，但坚持正义的信念从未动摇。

　　北宋丞相永新人刘沆，疾恶如仇。有个叫张怀信的内侍是章太后的宠臣，负责督建一宗教场所，调集大批民工运料做工。此人仗势扬威，时常鞭笞棒打民工和下属官吏，人人畏之如虎，敢怒不敢言。时任大理寺评事、舒州通判的刘沆，大胆为民请命，经调查核实后直接上书给皇帝陈述其劣迹，朝廷罢免了张怀信的监工之职，并给以训诫，使民工们松了口气。

　　新干状元何昌言，先后5次弹劾陷害忠良的“六贼之首”蔡京，5次被免职或降职，仍然毫不气馁地与奸贼斗争。遂川的孙逢吉在南宋朝廷当谏官，曾70天上奏20次，弹劾为非作歹的官员，其中包括皇亲国戚。明代安福人刘球，看不惯大权独揽的宦官头目王振为非作歹。在群臣慑于其淫威，不敢对其发动对外用兵的做法提出异议时，刘球挺身而出，向英宗上《边防事宜疏》，反对王振的行为。后又上疏提出君主应“权不下移”，以防奸臣作乱。王振震怒，将刘球逮入狱中并秘密斩首。据史载，刘球头落地而身不倒，吓坏了刽子手。

　　吉水的解缙以主编《永乐大典》闻名于世。其实，他还是刚直不阿的诤臣，得到皇帝的器重，也因此而受到迫害直至冤死。他不做明哲保身的朝臣，唯唯诺诺，而是敢于大胆说真话。他写的《大庖西室封事》、《太平十策》等奏章，都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朝政的弊端，提出纠弊的建议。成祖登基后，解缙不改变直率的秉性，对不利于朝廷的事直言指出。明成祖做了几年皇帝后，有的大臣投其所好，常常以献宝来邀宠，此举在永乐初期竟成风气。府县为了献宝，干扰老百姓生产，大量的良田被撂荒。永乐五年（1407）朝廷大臣献宝时，据说解缙也献宝，但他向皇帝只献上一束稻穗，并作了一首打油诗：“万岁爱宝不识宝，误了国家怎得了。天下倘若缺此宝，不出五天人要倒。来之不易方为贵，黎民百姓血汗浇。今日解缙献宝死，来日田间尽长草。”以此讽谏献宝之风。成祖要他对几个大臣作评价时，他客观地逐个评其优劣，使得有人恨他在皇帝面前说自己的短处，他甚至指责皇帝改立太子的想法有违祖规。他的直率得罪了皇帝和一些权贵，遭诬陷后被害于狱中，受尽折磨。原被解缙所厌恶的锦衣卫帅纪纲，怕解缙出狱于己不利，便假意祝贺解缙即将出狱，劝他喝醉酒，把他扔到雪地冻死。他虽遭不幸，但忠直刚烈、疾恶如仇的人格却一直深受正直之士的敬重。

　　吉安民间流传的民谣“割不尽的韭菜兜，打不死的邹元标。”传颂的吉水人邹元标硬直的品性。他中进士后在明朝刑部任观察政务，一上任就忠言直谏，抨击时弊。当时张居正为内阁首辅，年幼的神宗皇帝和太后都倚重他，是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人物。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礼法规定应停职务，回原籍守孝。他向皇帝要求停职回乡，神宗挽留了一下，他居然真的不离职，还宣称“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张居正是江陵人，历史上称此事为“江陵夺情”案。大臣们议论纷纷，十多人集体上书要求皇帝批准张居正离职。吴中行等人把奏折上交后，张居正很是气愤，当场下令廷杖处罚。邹元标并不畏惧，又写了一份奏折，指责张居正刚愎自用，言行乖张；不广为招贤，重用奸人；滥施刑罚，不体贴民众；忘亲情不顾孝道，人们会把他比做禽兽。奏疏一针见血，锋芒毕露。邹元标亲自上朝面奏皇上，门人不敢放他进去，邹元标谎称是去请假才进入。张居正知后怒不可遏，立即叫人打邹元标80廷杖。邹元标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他不求一声饶，声声指责张居正的不忠不孝。张居正把他流放到都匀卫（今贵州省）整整6年，张居正死后他才回朝廷任吏部给事中。邹元标遭毒打被流放，并未消磨斗志，回朝廷后仍以不怕死的精神进谏忠言。慈宁宫火灾后，邹元标上疏直言时政，奉劝万历皇帝不要沉溺于声色游宴而疏忽朝政。此疏触怒了年轻气盛的万历皇帝，下旨谴责，邹元标再次遭贬。数年后起用在户部任职，他上疏改革吏治十事，万历皇帝见了又不高兴，把他贬于京外。之后30年，邹元标居家讲学，研究理学，成为著名的讽议朝政的“东林党三君子”之一。邹元标“打不死”，是人们对其不屈不挠精神和刚毅坚强秉性的褒扬。

　　庐陵历史上有一批这样“打不死”的人物，为了正义、正道而不低头、不弯腰，形成了庐陵人刚直的人格风范。

　　一是崇尚正义

　　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要求从政者品行端正，正确对待和处理公与私、义与利的矛盾，提倡奉公尚忠，不假公济私，更不能损公肥私；在义与利的关系上，要按孔子所说的“见利思义”（《论语宪问》）去对待；在金钱和物资的诱惑前，要像孟子所说的“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告子上》）以及如荀子所说“以义制利”去行事为人，以见利忘义、贪赃枉法为耻。

　　庐陵先贤们正是如此，以道义为上、为重；不苟取，不妄得，形成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高洁品德。著名诗人杨万里在官场上奔波了30多年，一直视富贵为敝屣。在任江东转运副使时，他掌管了大量财物。任满离职时，有余钱万缗。他一文不取，全弃之于官库。他做京官时，预先准备好了回家的盘缠，锁在箱中，告诫家人不许置物，以便离职时轻装上路。当时的诗人徐玑在《投杨诚斋》诗中称之为“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他的儿子杨长孺等后人，传承了清廉的家风，深受人们赞许。

　　明代安福人刘戬，奉命出使交趾（今越南），颁诏扬国威。以往出使南洋一带的大臣，总会在船上捎些货物沿途做点生意，自己也带些私货。刘戬对这种做法很反感，认为有损使臣的尊严。他只带几个卫士和仆人，走陆路前往。到了交趾，办完事就立即回国。交趾的国王以为接待不周，得罪了使臣，便命人送了包金银珠宝给刘戬，他谢绝了；国王又派人在途中给他送礼物，他坚辞不受。国王深受感动，在给明朝廷的谢表中，称“廷臣清白”，并在边界的驿道上建了座“却金亭”来颂扬刘戬的清廉。清代遂川人周埙，在彰德府任职时，府属的各盐商，按惯例赠送享银250两给他。以往的官员认为这是常见的人情交往，都会收下。而周埙觉得收了便不利于秉公执政，就将赠银转给安阳的知县，嘱他用此款去修缮一处名胜。

　　清正廉洁最有代表性的是明代泰和人杨士奇。他辅佐从建文到英宗四代皇帝，在内阁42年，其中任首辅20多年，均受皇帝信任，是明代政治舞台上在内阁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庐陵有史以来一直在朝廷中任职、历时最久、最有权力的名相。他是两代皇帝的老师，任内阁首辅时曾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虽然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他从未得意忘形，更不以权谋私，而是慎言谨行，保持清廉的操守。当时的内阁大学士，都兼任了尚书等两三个职务，可以领取几份俸禄。已任少傅、大学士之职的杨士奇，仁宗任命他兼礼部尚书，不久又改兼兵部尚书，杨士奇推辞不受。仁宗说：“其他的内阁学士都兼了职，而你不兼，大臣们会说我不公平，你今后也不好办事，我已经决定了，你就不要推辞了。”杨士奇只得接受。按朝规，任了三职的杨士奇可以领三份俸禄，可他只领原先的两份，属兼任兵部尚书一职的俸禄他不领取。仁宗对他说：“你为朝廷操劳这么多年，应该享受这样的待遇，为什么要辞去一份呢？有的人巴不得越多越好哩！”杨士奇说：“我已经得了两份俸禄，家用有余，不必再加一份了，何况，尚书一职的月俸60石粮食，可养军士60人，为朝廷省下些开支，可用于急需的地方。”仁宗见他坚辞不受，也就不给他增加月俸了。仁宗听说杨士奇在泰和老家没有好的房子，与他的身份很不相符，准备派人去为他盖座公宅，作省亲时用，还打算赐给良田200亩。杨士奇闻讯，立即对仁宗说：“感谢陛下的好意，但建房赐田就没必要了。臣在京城生活得很好，何必在家乡建宅摆阔气呢？”仁宗见他推辞，也就算了。有一次，刚登基的宣宗去杨士奇家看望，发现他的居室破旧而狭小，深为不安，说是没想到几十年在内阁的大臣居住得这样差，当即表示要为他扩建房宅。杨士奇婉言谢绝了。过了不久，宣宗把东华门外的一座庭院赐给杨士奇居住，他无法推辞，只得迁入。可他觉得庭院太大了，便分出一半给刚调入京城的官员居住。杨士奇的高洁品行，赢得了朝野的敬重。他奉公清廉的操守，是他立于四朝均受君王倚重的重要原因。

　　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庐陵先贤们遵循这一人生格言，以清廉的道德操守立身处世。千百年间，庐陵籍的大臣要员，在仕途上有浮有沉，历经坎坎坷坷，大多是因忠正直谏或政见不合而受贬谪或受牢狱之苦，甚至家破人亡；几乎没有一人是因贪赃枉法、徇私谋利而受到国法惩治的。他们所受的冤屈，基本上都得到了澄清和平反，往往还会受到重新褒奖。

　　二是坚持走正道

　　正气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和道德境界，会相互影响，会代代传承。在崇尚文化，重视教化的吉安，先贤们忠贞爱国、刚正义烈、宁死不屈、清正廉洁的事迹，不但记录在史志之中，还会在民间口口相传，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从小听多了听熟了，就会渐渐受到先贤精神的熏陶。而且，吉安人特别注重先贤形象的塑造，建祠立坊，悬匾纪念，使之成为固定的教化场所。

　　宋代庐陵的“五忠一节”，后人都在郡城或他们的家乡，建有专祠，学宫里也有其画像；至今在乡村中，都能见到忠义坊、忠节第等纪念性建筑，族人以先祖为荣。有形的物体和无形的观念，营造出见贤思齐的社会氛围。因而，庐陵正气代代传扬着，在近现代民主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岁月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同样焕发出新的光辉。

　　注重气节，维护尊严，是庐陵先贤典型的人格特征，也是千百年来盛传不衰的优良风气。近现代有幸从吉安走出去的学子们，有的进入新式学校受到民主与科学的教育，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或革命者；有的远渡重洋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民主思想，回国投身于改造社会的大潮之中。他们从小深受庐陵文化的熏陶，继承传统美德，勤奋致学，又保持独立的人格，耿介直率，不趋炎附势；又坚持正义，嫉恶如仇，显示出凛然的正气。

　　在近现代吉安，有一批有志气有骨气的学者名流，不管是春风得意之时，还是身处逆境，都保持高洁的节操。尽管有的在政治风暴中受到了冲击和冤屈，但在他们身上，仍然闪现出刚正不阿、不惧强权、不畏风险、追求光明的人性光辉。

　　安福县江南村人王造时，1917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五四运动爆发，被选为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代表之一，组织学生宣传演讲、编写传单，不畏强暴，曾两次被北洋军阀拘捕。1925年7月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后，被公费派往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留学，攻读政治学，获博士学位。1930年8月王造时回国，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王造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他与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被捕的革命者和爱国民主人士。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王造时与沈钧儒等6人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他任常务理事兼宣传部长，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6年11月22日子夜，反动当局以所谓“危害民国罪”将他逮捕，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一起被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全国各地群情激昂，愤概不已。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在爱国民主人士的营救下，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获释。王造时出狱后返上海，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8年初，王造时任江西地方政治讲习院教务主任兼教授。南昌沦陷后，他回到吉安开展抗日活动。1939年5月，接办吉安《前方日报》，自任社长，撰写宣传抗战，反对投降，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的文章。周恩来途经吉安，与王造时秘密见面，高度赞扬了他不求功名，矢志不移，高举爱国大旗，为人民立言，为祖国秉笔的高尚精神。王造时还募捐创办了安福中学，被公推为首任校长。当局千方百计拉拢王造时加入国民党，但他以各种方式予以拒绝。1946年春，王造时回到上海，创办自由出版社，任社长，出版进步书刊。他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支持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拒绝去台湾，欢迎新中国的诞生。

　　安福县枫田人罗隆基，1913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他是清华园“五四”之火的最早点燃者之一，以学生领袖的身份，冲杀在示威队伍的最前列。李大钊称赞说：“一个江西粗布土衣的学生把清华园掀开了。”他还是令军阀头子段祺瑞胆寒的“江西三只虎”之一。1922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任中国公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教授，曾创办过数种政治刊物。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而逮捕。“九一八”事变后，罗隆基在上海各大学公开演讲，主张武力抗日。“皖南事变”后，罗隆基参加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他和张澜、沈钧儒等民盟参政员一起，支持共产党参政，谴责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抗日战争胜利后，罗隆基全力从事民主运动，在重庆、南京和上海期间，与周恩来、董必武等来往甚密，在重大问题上和共产党密切合作，为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冒着生命危险同反动派进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罗隆基历任政务院委员、森林工业部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以新的姿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1957年3月19日，罗隆基在政商会上作了《加强党和非党知识分子的团结》的发言，光明磊落的态度和诚恳的“直谏”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之后被划为“右派”，香港友人邀请他去办报。周恩来约见罗隆基，转告了香港的邀请，对他说：“如果你想去的话，随时都可以去。不论去香港，去美国，都可以。我想你是不会去台湾的。”罗隆基用很坚决的口吻说：“总理，谢谢你的关心，我哪儿都不想去，我死，也死在这里。”

　　吉安有许多心正志坚，一身傲骨的仁人志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留下了篇篇佳话。吉水县文峰人徐元浩，江西高等学堂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中央大学攻读法律，加入同盟会。归国创办江西法政专门学堂，自任校长。1912年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徐元浩任省司法司长。1913年李烈钧起兵讨伐袁世凯，失败后，徐元浩被通缉，避居上海法租界。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蔡锷在云南起义，徐元浩在蔡锷、李烈钧讨袁护国军中任要职。袁世凯倒台后，黎元洪为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徐元浩任上海道尹（市长）。冯国璋勾结外商从上海进口大批鸦片，送银圆40万元企图贿赂徐元浩放行，徐元浩正气凛然斥责：“我不忍看着鸦片又来毒害中华同胞，官可以不当，但鸦片烟是万万不能进口的！”拒不签发鸦片烟进口证书。1917年9月徐元浩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长，1927年4月，徐元浩出任中华民国最高法院院长，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徐元浩闭门谢客，专事著述。汪精卫派伪国民政府文官长徐苏中为专使，来上海迎迓徐元浩出山，参与组阁。徐元浩拒不会晤，以明心迹，决不同流合污。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文史馆专员，1955年病逝。

　　吉安县敦厚罗家人罗家衡，1911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在东京与孙中山会晤，加入兴中会，后转入同盟会。1914年学成归国，在南昌创立江西政法大学，任校长。1917年，罗家衡就任北京政府内务部部长，政务繁忙，黎元洪大总统勉其有功，授他“嘉禾勋章”和“文虎勋章”各一枚。同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就任大元帅，罗家衡被任命为护宪委员会委员，与胡汉民等共同研讨《非常时期宪法》，付出了艰辛劳动。1923至1934年，罗家衡在上海设立律师事务所，与王造时、章士钊、端木恺等律师共事，坚持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办案，深得各界人士的好评。1935年秋，应外交部部长张群之邀请，任外交特派员，穿梭于张家口和北平之间，意图规劝日本放弃侵略野心，然而令他失望。1937年，上海失守，罗家衡携家眷回故里。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被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邀罗家衡去南京任汪伪司法行政部长，罗愤然拒绝，说：“国破就眼前，岂可偷生屈节，腼颜无耻！”从此深居简出，专攻书法和法律，自书“养胸中正气，学天下完人”以自勉。抗日战争胜利后，罗家衡在沪恢复律师业务。他享有名望，又是书法家，当时的名流巨商为能得到他一幅字而为荣。上海青帮头子黄金荣久仰罗家衡大名，想附庸风雅请他写幅字，派人送纸去请他写字。罗家衡说，给你们这样的人写字，不要弄脏了我的笔墨。黄金荣不甘心，又派人送了几根金条去，仍被拒绝。黄金荣很生气，想对他动手又不敢，因为听说蒋介石都要让他三分。新中国成立后，吉安同乡、上海市副市长曾山和华东局组织部长胡立教，要罗家衡出来工作，他欣然答应，1950年春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席，1954年任上海市法学会主任。

　　从政者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以“父母官”自居，视百姓为草芥；还是勤勤恳恳为百姓服务，为“草根”效力，这是立场问题，也是道德问题。眼中只有君权或上级，漠视民生的为政者，往往是唯利是图，心胸狭窄的人；而为民众的苦乐倾注真情，不贪不占，才是胸怀宽广，坦坦荡荡的正人君子。历代先贤勤政清廉的优良传统，在“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人身上，得到了继承和光大。在吉安这块红土地上成长，走上革命道路的革命家和共产党人，有的担任了重要职务，仍然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不谋私利，不享特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高风亮节谱写党风的新篇章。

　　朱德委员长的夫人康克清，万安县罗塘人，担任过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是著名的妇女领袖、革命家。1951年3月，康克清从吉安乘轮船回乡看望养父和姐姐，县、乡领导毫无所知。罗塘区委书记王化中得知消息，第二天去看望她，看到她养父罗奇圭住的土砖房子，人、猪、牛同住，破烂不堪，王书记当即表示区政府拨些钱帮助修缮。可康大姐不肯，说：“自己的房子自己出钱修，政府现在有困难，我父亲也是平民百姓，不能因为我，就搞特殊。”她的旧居也是自己出钱修缮的，至今保持原貌。1962年4月，康克清再次回故里探亲。罗塘区委得知，准备杀猪接待大姐及与其团聚的亲属。康大姐得知后，婉言谢绝，恳切地对负责接待的同志说：“不要去宰杀生猪，机关食堂炒些豆腐、豆芽一类蔬菜就可以了。”于是大姐就餐时，只放着一盘豆腐，一盘豆芽，一盘炒蛋，一盘炒虾米和一个碎肉汤。临走时由随行人员交付伙食费。康大姐去五丰公社了解生产情况和妇女儿童工作，因有几位同志陪同，县委考虑一辆车子拥挤，要开两辆车子，康克清不同意，她说：“只需一辆吉普车，大家挤着点，节省些汽油，能节省点就尽量节省点。”来到接待室，看到桌上摆满糕点、水果，她很不高兴地对公社书记说：“我是来了解情况的，不是来作客的，这样太铺张浪费，上面的干部来也要注意节约。”回京前，她的三个侄子赶往县城，坐在车上不肯下车，要她带去北京安排工作。她很生气：“我哪有安排你们工作的权力，你们的前途要靠自己发奋读书，要靠自己表现好。”侄子们只好下车。康克清以身作则，不徇私情的言行，使送行的领导和乡亲深受教育。

　　曾山是吉安县永和人，1930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解放初任上海市副市长，后任内务部部长等职，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解放不久，在吉安老家生活的女儿曾庆绣，十几年没见过父亲，就去上海找他。离别十多年，当年的幼儿，如今已是大姑娘，父女相见，十分激动。他拉着女儿的手问寒问暖，说：“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婆婆和家里的情况？选”谈了一会儿，曾庆绣说：“我在农村劳动了很多年，现在解放了，求爸爸安个工作？选”曾山思考着，自己一直在外搞革命，父亲、哥哥、弟弟都早就牺牲了，靠老母亲和大嫂支撑着家，抚养我的儿女，太辛苦了。是应该给女儿找个事做，不能再让母亲操劳了。曾山说：“你想出来工作，那好，改日再跟你谈吧？选”过了三四天，曾山对女儿说：“工作找好了，你到郊区纺织厂去当工人！你看怎么样？芽”曾庆绣说：“行，我听爸爸的安排，明天我就去上班。”上班后没几天，车间的姐妹们一看她讲的不是上海话，一身农村打扮，便有人议论说，这姑娘是什么地方人呢？芽劳动可不错啊，每天早上班，晚下班，不怕苦不怕累，是个好样的。可她怎么来我们这个偏僻小厂？芽一天，一个女工来上班，一见曾庆绣羡慕地问：“我听在市政府工作的一位亲戚讲，你是江西吉安人？芽”“是的。”“你是曾山副市长的女儿？芽”曾庆绣笑了笑说：“是的。”女工们听说后称赞：“了不起？选副市长的儿女当纺织女工，第一次见到。”有的说：“市长的女儿，还来当女工，真是不合算啊，只需你爸爸一句话，你就可以去坐办公室当大干部，何必来这厂里吃苦从早做到晚。”曾庆绣听了思想有些波动，回到家里，找了个机会，怯生生地要求爸爸给她调换一个好工作。曾山严肃地说：“当工人是光荣的事，你既然不愿做工人，那就回乡下种地好了？选”并且告诉她，“我这里按照规定，只能留你住三天。”曾庆绣听了父亲的教诲，说：“爸爸，我是一时糊涂，我愿意当工人，请看我以后的行动？选”女儿后来表现很好，不久加入了党组织，连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曾山很高兴。

　　余秋里是吉安县敦厚镇人，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他功勋卓著，可从不言功，也不让别人为他歌功颂德。1952年2月，余秋里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为解决西藏军区的后勤保障问题，他亲赴西藏深入部队驻地调查了解一个多月，解决了驻藏部队后勤供给的大问题。接着，他又带领工作组深入云南边防，提出了建房方案，解决了云南边防部队的营房建设问题。那时，有人在写他深入部队的报道，余秋里知道了，立即让其停笔。余秋里任石油工业部长6年，在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功不可没。但他立下了规矩：不允许宣传部里领导，不允许宣传我。1964年9月，大庆油田胜利建成的喜讯传遍了大江南北，震惊世界。不少报纸、电台的记者纷纷去大庆采访，他们找到余秋里，可余秋里却回答他们：“大庆的建成不是我这个当部长的功劳，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和领导，是几万石油工人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和全国各族人民、各条战线的大力支持分不开。至于我个人，只是尽了一个普通党员的义务。要写只能写群众，不能写我和会战指挥部领导的事。”后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康庄大道》，人们看不到大会战指挥部领导的名字，看不到余秋里抓会战的具体介绍，描述的是工人艰苦奋战的事迹。铁人王进喜的壮举广为传播，家喻户晓，百姓却不知道石油会战的主官是余秋里，王进喜是他推出的典型。《余秋里回忆录》中，没一句赞扬自己的话。

　　陈正人是遂川县泉江镇人，著名的革命家，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国家建筑工程部部长、农业机械部部长，第八机械部部长等职。他身居要职，却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1959年5月14日，陈正人同志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盆珠公社大屋村，乡亲们兴高采烈地迎接。同伴们知道他小时候喜欢吃狗肉，公社就准备杀一条狗来吃。他知道后找到党委书记说：“谁叫你们这样搞，现在青黄不接，大家饭都难吃上。这次我回来不吃荤菜，只准吃两个素菜。”搞接待的同志只好把准备好的鸡、肉、鱼悄悄拿走，狗也没杀。他在家乡7天，每餐只吃两三个素菜。1952年至1957年，陈正人一家住在一个集体院里，房子面积小，而且破旧。卧室天花板的白灰皮，脱落了好几大块，家里人提出要搬个地方换套房子住，陈正人说：“不要搬，适当修修还可以住。这总比井冈山时期用杉树皮搭的窝棚好些。想想看，国家要上那么多大的建筑工程，这多重要啊，我这个建筑工程部长，怎么能先修自己的房子呢？”陈正人有6个小孩，在不同的地方学习和工作，从来没有派车接送过，即使在开学和放假要拿行李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搭顺路车，也是不允许的。1957年的一天，陈瑞生想顺路搭父亲的车子去西单，未经父亲同意就上了车，陈正人看到后，马上要他下车，说：“你坐这个车没有好处，容易滋长特殊化思想。这个车是公家的，不是我私人的，自己不能随便使用，到西单也不远，坐公共汽车也方便嘛。”

　　在吉安工作的各级党政干部中，涌现了不少勤政为民、廉洁奉公的好领导，为民众做出了表率，留下了好的口碑，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原行署副专员吴成生便是典型。吴成生1938年8月出生于江西省余干县黄埠镇，1963年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分配到一机部热工机械研究所担任技术员。1970年11月来到吉安，先后在地区重工业局、经委、计委担任总工程师主任等职。1991年5月任吉安行署副专员。1997年2月6日因病去世。他在吉安工作了27年，以勤奋清廉的作风而闻名。在担任副专员的6年中，先后审查了300多个项目，为吉安争来10多亿外来资金，使全区的电子工业占据了江西省三分之一，为后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严于律己，不谋私利，常说：“我们老区，每一分钱都来之不易，能省一个算一个。”他出差在外有“三不”：不住高档宾馆，不乘出租车，不大吃大喝。周围同志戏称他为“18级干部”，意思是因为他出差只住18元一晚的招待所。1993年11月，他率团出国到芬兰、瑞典考察设备，为节省开支，他精心选择行程，把夜晚安排在车船上过，半个多月跑了10多个城市，节约经费2万多美元。

　　吴成生对事业执著，尽显人民公仆本色。1995年10月，他率队赴港参加京九沿线经济项目推介会，不外出看景点，逛闹市，而是一头扎进工作中。为了与外商多接触，多谈项目，在香港的一周时间里，他每天早晨5点多起床，然后步行到会场。因胃口不好，他中、晚餐多半只是吃点方便面。一位港商在和吉安地委领导通话时说：“你们吉安这次搞得很成功，吴专员做起事来真不要命！”由于劳累，他终于被病魔击倒，诊断即为“肝癌晚期，癌细胞扩散。”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情，但住院期间仍坚持工作。转院上海治疗期间，他躺在病床上，用颤颤巍巍的手，断断续续地给地区领导和企业负责人写了5封共3万多字的信。字里行间，没有对自己病情的焦虑，也没有涉及个人和亲属问题的要求，全是对工作的建议和设想。赣新电视有限公司信汇6万元到上海，以支付他部分治病费用。他知道后，反复向妻子和工作人员交代：“这笔钱决不能动用，不能增加企业负担。”他去世后，这笔钱分文未动地退回了赣新公司。

　　吴成生的感人事迹，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赞，得到了各级组织的肯定。在他生前，吉安地委就做出了《关于开展向吴成生同志学习的决定》；江西省委做出了《关于开展向吴成生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中央组织部决定把吴成生作为在党的十五大召开前大力宣传的一个重要典型；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等7家中央新闻单位派出记者，奔赴吉安，追寻好专员吴成生闪光的一生；中央组织部、江西省委组织吴成生事迹报告团先后在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中组部机关和国防大学举行报告会，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4次发布消息，把全国学习吴成生同志的活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三是勤政为民的情怀和清廉俭朴的节操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纽带，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社会稳定的道德力量。在吉安民间，评价一个人的好坏，主要是看他道德品行是否正派，在乡村更是如此。自古至今，多行善事、对人友善、对长辈孝顺、讲究诚信、疾恶如仇的人，会得到尊敬。这样的人多了，相互影响，就会形成一种良好的村风、民风。这就是延传在最广大的民众群体中的社会正气，一种积极健康的道德观念。

　　在吉安不少民居或祠堂中，至今可见这样的楹联：“歌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必读书。”“古今来许多世家无非积德，天地间第一人品还是读书。”“怀仁义以事父母，蓄道德而能文章。”“积德前程远大，存仁后步宽宏。”行善积德、存仁尚义，一直是吉安民间崇尚的美德正气，在一些士大夫的推崇下，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民风乡俗。于是，人们在生活中，主张邻里和睦，互礼互让，不因小事而伤和气。主张善待家人，善待外人，即使叫花子上门乞讨，也不能亏待他们，尽量施舍，这叫为子孙后代积德。在外面做了官、发了财的，愿在家乡做些善事好事，留个好名声。与此同时，人们反对积怨行恶。在乡间，有人做了丑事、恶事，便“一夜传千里”，可能会使你终生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做了恶事的人患了重病或家里出现了什么灾难，人们会说是报应。尤其是对父母不孝、偷盗、奸淫等，当事者在村里也许终生抬不起头来，还有祸及子孙声誉的可能，人们会说是“老鼠养崽打地洞”。这种道德舆论的威慑力是巨大的。社会上不可避免会出现不良行为，即使你已改过或受罚，人们仍记于心。尤其是在世代聚族而居的村落，人们对几十年前某人偷了公家什么东西、谁做了缺德的事还会在茶余饭后谈起，哪怕他目前再风光，也会低看一眼。而对做了善事好事的先人，不仅在族谱上记载，还会代代传颂；他们的后人也一直以此为荣。为善忌恶形成了一股无形的道德力量，影响和约束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虽然有的观念和行为有违现代提倡的民主与法制，但人们往往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行善的人，世代受到尊重，代代传颂。

　　吉安行善的民风一直延传，从古至今涌现了许许多多助人为乐、解危济困、见义勇为、赈灾救贫的事迹。不少人乐于奉献，铺路建桥、修祠做庙、创办义仓义学等，留下了美名。吉安近代最有名的慈善家叫康文卿，现属吉州区人。少时家境贫寒，学徒习商。他家住在泸水、禾水与赣江的交汇地域，运往南昌、九江各地的木排竹筏川流不息，岸边商贩云集。20多岁的他看到了商机，就借资在赣江边开了个“隆昌木行”，并经营旅店、商铺。他经营有方，规模不断扩大，经过近20年的努力，成了吉安一带屈指可数的巨富。平日，他生活节俭，素食为主，一生不穿华贵衣服；对家人也要求严格，孩子饭粒掉在地上也要捡起。但他对公益事业十分热心，行善慷慨大方：1915年后，他陆续捐出银圆7400元，衣物370件，救济吉安城区内外贫困居民；家乡没小学，他捐建了一所学校；当时的省立第七师范校舍不足，他捐资兴建教室；城内修路铺路要钱，他有求必应；青原山的七祖塔、古青原台、古南塔、文信国公祠、白鹭洲书院等古迹要修葺，他都一一捐资，使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下来。省内外哪里发生灾荒，他闻讯必捐。据统计，康文卿一生捐赠187次，累计银圆228110元，比照如今的价格，已达千万元。1930年，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总指挥朱德召见了这位吉安富豪，希望他为红军捐些银两和急需药品。康文卿令他的保镖将一批西药和银圆分3次运到东固，送给红军。朱德感慨不已，夸奖说：“你不是土豪，也不是大资本家，是个大慈善家。”到1939年，中国红十字会、国立十三中学、吉安县政府等单位，送给他乐善好施的匾额计25块。吉安商会萧宗川赋诗道：“闻善心欢喜，见义愿担当。或提倡教育，或辅助善堂；或整修道路，或建筑桥梁；或救人急难，或济人饥肠。种种大善举，罄竹不能详。四海仰高风，交口共赞扬。”康文卿是吉安人公益善行的典型，其义举仁风，在民间久久传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四是扬善弃恶的习俗、亲邻善和的风气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进程中，在建设开放、繁荣、秀美、幸福新吉安的征程中，需要在党员干部中讲正气，需要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弘扬正气，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以促进吉安各项事业的健康稳定和谐发展。

　　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领袖都对共产党人要弘扬正气作过重要论述。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讲正气，就是要坚持和发展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革命气节。”对于如何保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他提出了三点要求，这就是“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改变革命的初衷，不丧失必胜的信心；不怕鬼，不信邪，坚持真理，维护党的原则，旗帜鲜明地同各种错误思想、不良倾向和邪恶势力做斗争；坚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酒绿灯红’的侵蚀影响面前，一尘不染，正气凛然。”深刻领会这些要求，对于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弘扬无产阶级的浩然正气，是十分必要的。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以实际行动彰显共产党人的人格力量。”这种人格力量，就是胸存浩然正气，敢于担当，无私无畏，不屈不挠。只有如此，才能做弘扬正气的模范，做好“示范者”、“引领者”、“维护者”。十八大报告还要求“坚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下决心改进文风会风，着力整治庸懒散奢等不良风气，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优良党风凝聚党心民心、带动政风民风”。“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清正、清廉、清明，就是弘扬正气的具体体现。

　　正气贡献正能量。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员、干部既要发扬中华民族崇尚正气的传统，又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首先，正气的源泉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凡理想信念坚定的共产党人，则正义凛然、无私无畏、不屈不挠；反之，则萎靡不振、浑浑噩噩、自甘堕落。少数党员正气不足的根本原因就是理想信念不坚定。牢记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嘱托，无论顺境还是逆境，都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身体力行共产主义道德。其次，正气的根本是坚持执政为民。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员讲正气，必须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用满腔热情服务群众，用一流业绩回报群众，在为民奉献中保持和发扬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一批时代先锋身上体现的共产党人的正气，正是源于他们强烈的宗旨意识和为民情怀。第三，正气的核心是坚守党性原则。共产党员弘扬正气，核心是讲党性、讲原则，做人正派，办事公正，敢于批评、抵制不正之风和错误言行，不拿原则做交易，不以私情废公事。正气的关键是坚持严于律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习近平总书记说，打铁还得自身硬。共产党员要以廉洁为荣，以贪腐为耻。干干净净干事，清清白白为人。能够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挡得住诱惑，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的侵蚀。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心正、身正、行正、气更正。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包括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切实改进会风，精简文件简报、切实改进文风，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严格遵守廉洁从政有关规定等内容。中央政治局出台的这八项新规定，针对的都是人民群众长期反映强烈的问题，展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新姿态，是聚党心得民心之举。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在作风方面已经起到了表率作用，在全国上下产生了积极影响，带来了新风尚、新变化，正在推动风清气正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形成。

　　在全社会、公众中弘扬正气，主旋律是培育和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八大要求的是“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在公民的层面，就是“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营造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

　　与正气良风相对的是歪风邪气，树立和践行“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弘扬正气的具体体现：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

　　正义如根，深扎这片神奇的土地；正义如血，流淌在每一个庐陵人的身上。作为正气之乡的吉安，正秉承千百年来的优良之风，行正道，持正义，为正人、做正事，为跟全国人民一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懈努力。

　　§§第二篇 开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