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城市精神

第一章 忠贞坚毅的精神

　　“自江而南，吉为富州”。宋明时代的庐陵，无论是农业、手工业、造船业、商贸业都兴旺发达，成为国家的财富之区。仅以粮食为例，北宋时吉州一地供应国家粮食近40万石，占江西全省的30%，占全国的7%。贸易往来“地方千里，水陆四通”，“奇珍异货，此焉是出”。究其原因，当然离不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风调雨顺，少有灾害，土地肥沃，宜耕宜种；又远离北方的战乱之患。同时，也离不开开放与交流的重大作用。其中，一是北人南迁，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历史上三次中原战乱，即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天宝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大批北方居民进入庐陵区域，中原的先进生产方式和文化科学技术得以大规模输入，有力地推动庐陵经济发展，强化了经济动力。二是自唐代张九龄率军民开掘岭南通道，修宽从大庾到南雄陆路，开凿梅岭驿道，将中原与两广连接起来，从此天堑变通途，使处于偏远一隅的庐陵地区纳入全国南北的主要交通线上，从此大大便利和促进了庐陵经济的繁荣，庐陵得以从封闭走向开放。

　　商业与贸易发达与否是古代经济开放的主要标志，而水运又是支撑过去时代商贸的交通命脉。赣江纵贯江西南北，干流长达750公里，是长江中游的主要支流之一。作为水上交通，它是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的重要枢纽。通过赣江，江西南部与广东的浈水、北江相接，直达南海；北出鄱阳湖，入长江，与东西北各地河流联通。因此，赣江在古代被称为中国南北水运相连的黄金通道。

　　吉安地处赣江中游，千里赣江从吉安腹地穿过，从南面的万安到北面的新干，这一段水面将近300公里，而且两岸支流异常发达，其中20公里以上的河流20多条。吉安大小水流的支流，流经大部分村落，偏远的山村，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水上运转带来新的生产技术和生活信息。在吉安境内，靠河的城镇都是沿河岸建城巷，不论是县城，还是乡镇，街巷的纵横交错总是依码头而设置，在以船运为主要交通运输的时代，往往根据河道的地势来设置码头，它必须既方便泊船，又方便街市建设发展，更要利于货物装卸。码头的地段往往是城镇商业集散地，围绕着码头、店铺和仓库也就应运而生。这给紧靠赣江的城镇带来更多的商机和发展。万安县城、泰和县城、庐陵府治所在地、吉水县城、峡江旧城巴丘、新干县城等都依靠赣江，水运十分方便，流动人口量大、商业繁荣、街市繁华。金滩是吉水的古圩镇，与吉水县城隔赣江相望，现仍存7个旧码头：上市码头、土产仓库码头、轮船码头、徐家码头、老官码头、萧家码头、中市码头和下市码头，商船量与商业交易大有与县城争雄之势。因此，金滩自古号称商贸集散地。离金滩街不远的燕坊，便是一个因商贸水运繁华起来的古村落。

　　吉安城往南行船10公里是永和镇。永和镇号称天下三镇之一，人口多、文物胜，是舟车频繁的大都会，古称东昌。《东昌志》说，永和镇“及宋浸盛，景德中为镇市，置监镇司、掌磁烟火公事，辟坊巷，六街三市”。永和街市临赣江，方便舟船运输。而这里的名扬海内外的吉州窑陶艺，无不与这黄金通道有关。

　　吉州窑窑址在永和镇西侧，滨临赣江，上溯赣州，下达南昌，浅山丛林绵亘数十里，面对瓷土基地青原“鸡冈岭”，有丰富的原料和燃料，交通条件极为便利。吉州窑创烧于唐代晚期，经五代、北宋，鼎盛于南宋，至元末终烧，有1200多年的烧造历史。吉州窑在当时“海宇清宁”的环境下，又在邻近的丰城洪州窑、新干塔下窑、临川白浒窑、永丰山口窑和赣州七里镇窑等相互促进下得到飞速发展，是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民间窑场。吉州窑大胆创新，同时又吸收了南北各地许多瓷窑的制瓷技艺，受到定窑、磁州窑、建窑等名窑的影响，善于博取众长，自成一家，因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艺术风格，其创立的油滴、兔毫、玳瑁、鹧鸪斑和木叶天目、剪纸等釉色享誉宇内。在宋代，吉州窑陶瓷是重要的出口商品，它为促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世界各地的很多博物馆和收藏家都藏有吉州窑的名贵产品。1976年，在新安海域发现的一艘开往朝鲜、日本的中国元代沉船，从沉船中打捞出1.5万余件中国古陶瓷，不少属于吉州窑烧制。韩国中央博物馆陈列的42件吉州窑瓷器被视为稀世珍品，英国博物馆所藏的吉州窑产凤首白瓷堪称瓷中之尤物，木叶天目盏则被列为国宝。水运的发达，瓷业的兴旺，商贸的繁荣，带来永和镇的全面繁华。民物繁庶，舟车辐奏，锦绣铺数千户，百尺层楼万余家，造就了永和之盛。

　　赣江东西两边的长短支流几十条，大的支流可以直通帆船，小的支流也能让舢板船穿行。赣江支流富水河旁的陂头是颇具神奇、经贸发达的古圩镇。陂头街市始于宋元之际，至明代中叶，现存留的古街有200米长，店铺还有二三十个。明朝中叶以后，陂头街继续快速发展，至清代嘉庆年间，新街又往北延长300米，店铺近百家。河边的码头有18个，足见昔日此地帆来舟往的货运繁忙景象。

　　水运的繁忙，也促进了吉安古代造船业。据史料记载，吉安的造船业在唐末已有一定技术和规模，到北宋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天禧末年（1021）、江南及西北渚州造船2916艘，吉州占525艘，吉安、赣州两地造船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史书上说，“虔吉二州造船数量之多，为全国之冠”。而造船业的发达又给吉安带来了三大繁荣和发展，即商业贸易繁荣、流动人口量增大、铁业铜业生产加工业的发展。

　　对外开放的龙头，商业贸易的重地当然首推州府治所在地吉州城。北宋时，吉州城的街市已初具规模，在城治之南，沿赣江之滨建成了很多商业街，直通古南塔寺。南宋著名词人刘辰翁（1236-1297），年轻的时候曾在吉安城东的白鹭洲书院读书，对吉安城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习溪桥记》里面对后河一带的店铺商贸的景象描绘得十分清晰：“自吾小年见是桥，盛时为社林州祠，为官药肆，为旗亭，哥钟列妓，长街灯火，饮者争席，定场设贾，呵道而后能过……今则栋宇高坚，江山显露，声销尘歇，未必不胜旧时，而市井老人行歌还顾，自不能无所感也。”习溪桥指的是今天永叔路一带，可想见南宋后期吉安街头，商贾摩肩接踵，店铺鳞次栉比，商业繁荣至极。

　　明代以后，赣江更是帆船点点，往来繁忙。南来北往的人不仅是吉安本地人，还有大量的闽粤人，或湖广人，或江浙人。如今在赣江中游的河边上长着两棵参天大榕树，一棵在万安县城，一棵在吉安市区，这两棵榕树均是福建客商来吉安经商，长期客居吉安而植下的，它们也是吉安古代开放，经贸发达的历史见证者。

　　在吉安城区沿河一线现存旧时商船码头有中山码头、盐码头、米行码头、大码头、小码头、栈前码头、福建码头、广东码头、洪都码头等21个，从名称上看，这些码头既有行业的专业码头，还有外省、外地区的专用码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吉安古时的开放水平。

　　《吉安府志》卷首载：“商贾交易聚西南二头两街，起南门，达南塔寺，铺舍稠密，烟火万家。江舶所经，上自南赣，下达章门，郡城街市当其扼，中间一大都会。江水大溜趋东，白鹭洲砥柱江心，故商贾舸舰湾泊南关，便道货殖。”表明古代吉安中心城区，沿赣江西岸街市的布局及繁华。整个商务区一为大街，一为西街，区域范围长达10余里，宽达2里。按照区域特点和经营习惯，形成商品相对集中，品种较为单纯的多种专业市场或街巷，如茶匙巷、洋火巷、清税巷、荏席巷等。进而形成了以城南沿江各码头为核心的货物集散中心，各码头停泊商船货物，大抵与各街巷的专业市场相对应，比如以城隍庙为主的宗教物资交流中心，以沟通城内外为主的西门口，西街生活物资零售中心，以水沟前为核心的农副产品交易中心等几个主要商贸区域，区域内有古南街竹木市场、余家河竹木市场、南街商贸市场、西街南货市场、马铺前骡马市场、城隍庙竹篾市场、铜锡器市场、中山场农贸市场、青石街农贸市场、南门正街米市场、小桥茶叶市场、西门口瓷器市场、书街口木器市场、仓口篾器市场、仁山坪草席市场、地母堂染布市场、仓口背铁器市场等一应齐全。这是古吉州城商贸交易的平台，对外开放的舞台。

　　庐陵地域社会的变迁，尤其是姓氏的组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的社会开放性、包容性。庐陵很早就有古人类活动，中国著名地质岩洞专家在赣江边的万安县天缘山七重门山洞考察时，认为此洞曾有古人类生活所居。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已有先民在古庐陵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披荆斩棘，生息繁衍。永丰县尹家坪发现了距今4千余年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丰富，造型生动，仅器脚就多达20多种，陶器上有交错绳纹、漩涡纹、压印纹、连弧六角形纹等，具有江西新石器晚期开始出现的印纹陶的突出特征。该遗址还出土了稻谷、稻秆等作物。新干县大洋洲程家商墓遗址发掘出土各种质料的遗物1374件，其中青铜器475件，玉器754件，硬陶、陶、原始瓷器139件，出土文物之多，品类之全，铸工之精，造型之奇，纹饰之美，为江南罕见，把江南文明史向前推移了三千年。

　　晋代郭璞注《山海经》云：“南方有赣巨人、人面、长臂、黑身、有毛、反踵，见人笑亦笑，唇蔽其面，因即逃也。又有黑人，虎首鸟足，两手持蛇，方啖之。”这可能就是最早无姓氏的赣江边上的人。后来生活在这青山绿水间的主要是三苗人。三苗先后与中原大族竞雄于世，蚩尤就是威震天下的南方部落首领，虞舜将帝位传给大禹后，夏禹数次南征，加快了北方中原文明南传的步伐，有利于包括古庐陵地区的开发。

　　从商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赣江流域的是越人，因为整个江西地域先后归属古扬州、吴国、越国。《吕氏春秋恃君览》载：“杨汉之南，百越之际。”越人也有多个族支，历史上有百越之说。吴、越后来都被楚国消灭，古庐陵自然归为楚国，所以又有“吴头楚尾”之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郡县制代替分封制，其中就有庐陵县。统一后，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开始对庐陵人口构成及社会结构产生影响。秦兵“因南征百越之君”（《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派尉睢率领10万大军分东西两路进攻百越，直捣闽越（今福建省）、南越（今广东广西地区）。战争打了6年，战后大批北兵留在征战和往经之地，其中有不少北方兵留在庐陵定居。《汉书地理志》云：豫章郡所属县平均人口两万人左右。可见早在西汉初期庐陵县已经有两万人口了，其中一部分是土著越民，一部分就是原南迁留居的军人。古庐陵早期历史就告诉我们，这个地域社会人文变迁蕴含了包容兼蓄与开放开明的特质，这是庐陵人格的特点之一。

　　秦代以后，庐陵地域社会更是竞相开放，各地民众或游览驻足，或为仕安家，或投亲靠友，或远避战乱，选择到庐陵安家落户，繁衍子孙的氏族不断增多。据二十四史中数朝代《地理志》记载有关庐陵人口的变化，可见大概：唐代15040户53285口；唐天宝元年37752户，337072口；而宋崇宁年间（1102-1106）已达132290户，957256口；元贞元年（1295）更升至444083户2220415口，除自然增长的人口外，大量是北人迁入的。从现存民国以前编纂的各姓氏族谱来看，吉安的氏族几乎都是历代由北方迁徙而来。就从三国以前庐陵的几个主要姓氏来看可见一斑：

　　邓姓，周杏林、阎菲在《说香港邓姓》中记载：秦代，一支邓氏迁居今江西吉水县白沙一带。北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6），承务郎汉黻，自吉水再迁广东南雄珠玑巷，为入粤始祖。可见邓姓是最早来到庐陵的氏族之一。

　　刘姓，继邓姓之后，较早来庐陵开发的居民是刘姓。来庐陵的刘姓是汉高祖刘邦的后裔。刘姓，西汉景帝之孙刘苍，于汉元朝元年（前128）受封安成侯，管辖平都郡（即今安福、莲花、永新、宁冈、泰和等县）。刘苍之子刘自当、孙刘寿光先后承袭安成侯。刘寿光生4子，后裔分居于安福、兴国、信丰、永丰、吉水、青原等地。

　　黄姓，黄歇于公元前298年由新罗迁居到楚国后受封为相，人称春申君。其后裔聚集于江夏地区（今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于是江夏便成为黄氏家庭的一个主要繁衍中心，黄姓“江夏堂”，即由此而来。东汉延熹七年（164）黄歇的后裔黄琬，官至宰相，赠东骑将军，封关内侯，后带着家人来到南昌，落脚洗马池，其后代散布于今吉安、抚州、宜春、丰城及上饶等地。黄琬的裔孙黄鑫，因任官而迁庐陵城西（今吉州区神岗山附近），这应是三国时期。

　　曾姓，在汉代，北方有一个大姓举族远徙庐陵，为历史上所罕见，这就是曾姓。曾姓最初发源于今山东省苍山县西北一带。春秋战国时期，曾参（亦称曾子）为孙子高足，以孝著称，被尊为宗圣，从而声名显赫，家庭昌盛。曾子15世孙曾倨，官至都乡侯，有功于西汉，永光年间加封关内侯。公元5年，皇亲王莽毒死平帝刘衎，篡夺皇权，曾据国“耻事新莽”，不愿在王莽新朝下做官，于始建国二年（10）契族两千余人，由山东武城渡江南下，迁居庐陵县吉阳乡（今吉水县境内），是为吉阳房。庐陵从此成为曾氏旺族中心，中国曾氏第二发祥地。

　　罗姓，汉惠帝三年（前192），罗珠奉命出守江西九江，在今南昌东南修筑一座城池，并在此定居，罗珠遂为豫章罗氏鼻祖。罗珠28世孙罗淼，唐武宗时，在吉州任军职，见泰和山水秀丽，故定居之。罗淼的后裔有一支在万安县窑头镇衍居数村，亦成望族。

　　周姓，东吴大都督周瑜，安徽庐江舒城人，著名军事家，因火烧赤壁，大败曹操而留下英名。其次子周胤，封都乡侯，239年，定居今吉安县油田乌东，曾升任吴威远将军，后回乌东，再迁安福密湖，遂成安福枫田密湖始祖，次子周泰生三子，后裔陆续迁往吉水泥田、盘谷和阜田等多处。

　　在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庐陵文化闪现着夺目的异彩。曾以近3000进士的宏大规模，以宋、明朝廷“人才库”的荣耀，为天下所瞩目。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胡铨、刘辰翁、解缙、刘沆、周必大、杨士奇、罗钦顺、罗洪先等一批批名垂千古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科学家熠熠生辉，无不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遗产，树起了一座座丰碑，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颂扬。北京兴建的中华世纪坛记载了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重大事件和人物事迹，其中有17项古庐陵文化名人的主要业绩，在集中表现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有限展现中，能占如此份额是很不简单。仅对《四库全书总目》进行考证，收录庐陵人著述就达385种，7175卷。千年科举，进士的多少往往是衡量一个地方文化是否兴盛的重要标志。按清同治光绪各县县志计算，古庐陵，今吉安市所辖区域（下同），共有进士2772名，按同一口径统计，文化较为发达的苏州2425名、绍兴1989名、泉州1808名。科举一甲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江西一共107名，其中吉安就占45名。一个古代州府范围内产生如此兴盛的文化，拥有如此众多的文化名人，留有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实所不凡。同时也引人深思，催人遐想，是什么造就了庐陵文化如此辉煌？毋庸置疑，建立在经济社会开明开放基础上的思想文化的不断开放、交流、碰撞是重要的原因。

　　作为古代交通大动脉的赣江黄金水道，不仅为经济贸易带来了空前的便利，也带动了前所未有的信息流、人才流。人口的移迁流入，有力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从不同地方而来的人，把原籍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生产技艺带入了新的居住地，他们为了生存，为了后代的兴旺，必须抛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探寻适应时代需要的生存方式，这就从客观上为文化的繁荣注入了生机。经济贸易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庐陵经济的活力，带来经济的富庶，从而为文化的繁荣提供有力的保障。重教兴文固然是庐陵文化的传统，但重视教育普遍设立书院、学馆却是庐陵文化兴盛、人才辈出的直接动力。就以吉水为例，“吉水文风盛于江右”，据明人所撰的《吉安人文记略》载：“自唐宋以至明末，吉水有书院五十有三，居天下第二”，这些书院的创立、维持，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的为后盾是难以想象的，而书院又是思想文化传承、交流与发展的重要平台，为吉安人文的兴起推波助澜。

　　真正开启庐陵文化开放交流之先河的是杜审言、颜真卿。唐初以前的庐陵文风还很闭塞，读书和举士还不为人们所重视，崇文重教的民风尚未形成。朝官杜审言（645-708）和颜真卿（709-785）因言事而从京城贬来吉州，把京城里的士学文化传播给了庐陵民众。为了提高庐陵民众的文化素养，增强科举意识，在政务之余，他们办诗社、兴文风，使庐陵文风和学院勃然兴起。就以颜真卿而言，在任吉州司马短短两年多时间里，他广辟学舍，大兴斯文，聘贤士，为儒学在庐陵的传播奔波劳累。

　　名震华夏的白鹭洲书院，江西三大书院之一，其创始者江万里（1198-1275），江西都昌人，嘉熙四年（1240）任官吉州，为景仰先贤，阐扬理学，培养人才，便因命构楼，择白鹭洲上，开讲学之堂。江万里在此置田、聚收，集郡中九邑诸生讲学其中，“载色载笑，从容于山水间”。以白鹭洲书院为龙头，加上其他书院的兴建，庐陵的讲学之风特盛，教育与学术相互影响，风气为之大开。

　　历史发展到明朝中叶，嘉庆帝谬称“倭患起于市舶，遂罢之”，开始实行以“海禁”为象征的闭关锁国政策，粤闽浙三大口岸停止对外贸易。清自顺治入关，为了防止汉人与海外串联推翻其统治，继续实行封关政策。直到鸦片战争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在其后的几十年的时间里作为半殖民地，按照帝国主义的意志“对外开放”受尽了屈辱和剥削。这几十年由于封闭锁国，使中国错失了近代科技即第一次科技革命所推动的近代工业化浪潮，经济社会止步于封建制生产方式，自绝于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为特征的世界主流经济、科技、文化、体育之外，最后陷于全面落后、落伍而被动挨打，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邓小平对我国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教训一再进行深刻的总结，他说：“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明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封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

　　从吉安的历史来看，也同样经历过封闭落后的煎熬和考验。长期处于交通地理枢纽的优势地位，是古代庐陵经济文化开放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原因。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日益被迫洞开，广州在中外贸易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穿越大庾岭，贯穿全境，曾给予吉安巨大惠益的南北商道逐渐衰落。这一变化，不仅使数以万计的沿途运输人员失业，赣江沿线商埠市镇“过往商物顿减十分之九”，更使吉安从一个交通通衢和开放经济中心区域一变而为封闭阻塞的内陆地区，这对于大规模商品流转为前提的近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也使吉安在自然经济的解体，新经济因素的产生以及接受新的观念和文化的输入方面，较之沿海地区更为迟缓。19世纪末，清政府决定修建粤汉铁路，湖南“官绅合志以上请”，纷纷上书和发表文章，并游说张之洞、盛宣怀等要人，要求其线路经由湖南入广东，最终使光绪皇帝“特允南干路不通江西而通湖南，并敕即行开办”，使江西错失良机，比起粤汉铁路，穿越吉安的京九线晚通了整整百年，封闭闭塞雪上加霜。

　　另外，满足于农耕文明，对近代化的时代要求缺乏应有的认识，以农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得不到转换，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导致小农经济意识深厚、保守僵化、安于现状、观念守旧，进一步阻碍了开明开放，阻碍了对社会的变革创新，近代工业和工商经济在吉安发展甚微，落后就成为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