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城市精神

第二章 开放，既是引进，又是外向

　　开放，既包括“引进来”，也包括“走出去。”“金庐陵”的造就，也得益于那些具有开拓创新精神，敢于闯天下，致富发家不忘家乡，报答回馈家乡的众多庐陵先辈。

　　吉安各地民间都流传一句旧时谚语：“吉安老表一把伞，走到外省当老板。”说的是吉安人外出做生意，不需要带很多本钱，只需带一把伞，遮风避雨，过几年就能成为一个老板，衣锦还乡。其实这句看似有点夸张的话，却反映了庐陵文化中商贸文化的一种精神--庐陵人勇于走出去，敢闯新路，锐意进取，开明开放的精神。

　　明代浙江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人烟稀少、边远闭塞的西南云贵川，尚有众多吉安人闯天下、开市场，可见当时吉安人的胆魄。

　　今天的吉安以古村古镇多而闻名省内外，吉安的古村以百计，古镇则以十计，这在国内也属罕见。吉安古村古镇最大的特点是：古建筑成群成片，青砖黛瓦雕梁画栋，装饰精美，布列规划整齐、功能齐备，具有浓厚的庐陵文化色彩。大部分古村镇，遗存至今都如此光彩照人，很重要的是因商致富而建造。吉州区的曲濑乡彭家坊胡家村，旧时叫南陇，清时出了个巨贾胡品高。胡品高一生以衡阳为大本营，用心经营打理生意，创业时不到三年的时间，其店铺就在衡阳形成了一条街，街名叫吉安街，以后在长江以南的一些商埠通商口岸开设了不少钱庄、盐号和公司。为了使吉安衡阳这一段路往来方便安全，他竟耗资百万银两，修通成商道，全程五百多里，全部用鹅卵石和石块、青砖、青石板铺成，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长亭，五十里一客栈。胡品高赚钱后，不忘家乡公益事业，耗巨资在家乡大搞建设，对陇南胡家进行全面的规划重建，引水入村，明渠暗沟，水流畅通。村中老人至今还说，胡品高曾一次押送回家银圆99担，盖了一百栋住房，有官厅、私祠、节孝祠、牌坊、学堂、花园、大小厨房、戏院、洋屋，除族祠因族长公坚持要每家每户捐资建造，村内至今保存的古建筑和其他设施几乎都是他一人出资修建。

　　吉安城西17公里处有一个千年古村钓源，是欧阳修后裔的聚居地，号称“小南京”。村内明清古建筑鳞次栉比，建筑布局别具一格，其木刻装饰繁花似锦，美不胜收。钓源人外出做生意，由于经营有方，逐渐积累了大量钱财，到清朝嘉庆、道光年间达到了高潮，仅欧阳楚凡每天的进项就有一个金元宝，赚了钱回到家乡精心建设，从村落的建制上可见端倪。现存的钓源村依然处处青石铺路，户户描金涂彩，栋栋雕龙画凤，是一座文化底蕴丰厚，村落规整，独具建筑格局特色的千年古村。

　　“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庐陵社会的开放还包括人口的不断外迁，庐陵人离开本乡土地，在外区域开疆辟土，实现“外面的世界也精彩”。或为官，或经商，或从戎，外出在一个地方久了，就融入当地社会，把家安在那里了。当今吉安特有的“领袖祖籍地”扎堆现象，尤其引人关注。

　　明代庐陵人邓鹤轩，官为兵部员外郎，明右祖洪武十三年（1380），奉旨调往四川任职，带领全家迁入四川省广安县协兴乡落户，距今已有622年，繁衍20代，其19世嫡孙，就是伟人邓小平。

　　明嘉靖年间（1522-1566）吉水人刘时显从枫江镇南岭迁到湖南宁乡县南乡63都。63都后改称南塘乡，今属花明楼区明楼乡。刘时显的第13代世孙中有个刘绍选，他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原主席刘少奇。

　　泰和杨文秀，南宋末年在湖南永州府澧陵县当县令，第二年宋亡，就在湖南辰溪县定居。其后裔先后进入四川，分别在蓬溪、遂宁、江油3县落户，又有后裔再迁潼南县双江镇，这支杨氏中出了革命家杨尚昆，后来也担任了国家主席。

　　元至正三年（1343），吉水人彭景祥迁徙到湖南省双峰县龙田乡拓塘九溪村。清康熙间后裔再迁湘潭县斑竹塘（现名乌石冲），再传14代后，出了个彭清宋，字归怀，号得华，他就是共和国开国元帅彭德怀。

　　家住吉水龙城仙茶乡的毛太华，一家苦于战乱。《韶山毛氏族谱》中记载：“我族始祖太华公，元至正时（1347-1368）人也，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迁云南之澜沧卫”，毛太华于洪武十三年（1380），携长子清一，4子清四回到内地，后徙湖南，居湘乡县北门外之绯紫桥。10余年后，迁居湘潭韶山，成为望族，这一支韶山毛氏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

　　泰和县澄江镇西门柳溪陈和，曾官任广西桂林太守。明建文四年（1402）携家眷往湖南，定居湘西宝庆府新宁县。清康熙年间，其后裔陈尧钦3兄弟远徙入川至乐至县薛巷镇住下，传至第8代世孙，出了元帅陈毅。

　　古庐陵社会的包容开放与吉安客家人的历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客家是中国汉族一支独特的民系。他们根在中原，活跃在闽粤赣边境地区，随着历史上的多次迁徙，如今已遍布海内外。他们具有共同的历史经历，共同的文化精神，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民众风情。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奋斗，特别能融合。庐陵曾是他们避乱南迁的大本营，许多人都是从北边迁徙而来，先在庐陵驻足谋生，融入庐陵社会，繁衍后代，其中一部分后裔再从庐陵迁往福建和广东。过了若干代后，他们的后裔，又陆续返迁庐陵居住，庐陵大地继续以宽阔的胸怀接纳他们。当今吉安市，遂川县24个乡镇客家人口36.6万，万安县12乡镇客家人14万，井冈山市13乡镇垦殖场，客家人口8万，全市其他县市区均有部分客家人，据不完全统计，吉安全市总人口中客家人近100万。客家人的迁入，丰富了吉安地区人口构成，带来了外地的生产工艺和特色文化，为吉安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山区开发的步伐加快，多种经营的发展，客家人功不可没。

　　民俗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历代相沿，约定俗成的风俗、礼仪、习惯的总和。它沟通着历史与现实，流传着区域文化传统，反映了一定区域形成发展的轨迹。许多庐陵民俗的确定与固化，也充满了古庐陵社会的开放与兼容。

　　五龙下海又叫“五股龙”，是遂川县珠田乡的民间灯彩。五龙分为黄、红、蓝、绿、白5色，每条龙又分5节，用一条长红绸连接，外加1个鲤鱼灯，另有2个龙珠，外加棋牌灯、拜年灯、四季花灯等组成灯队，伴以5个乐队，每队员2支唢呐，4件打击乐，参演人员可达百人，表演时有12个花节，5条龙上下左右穿插舞动，或舒展，或凝团，有序不乱，气势粗犷，展现了“龙”的传人勇敢豪迈的英雄气概和拼搏向前的奋发精神。而这种大气回肠的灯彩风俗，相传是明孝宗弘治年间，邹氏从南康县（现南康市）引进并发展起来的，已延续了300年历史。

　　盾牌舞，是流传于永新南乡一带，集武术、杂技、舞蹈、音乐等于一体的民众文化奇葩。在江西电视台民间舞蹈集锦节目和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制作的民间艺术专题片中，都可以看到一群头裹白色汗巾，右手持带响环短刀，左手挽着盾牌的武士们在进行紧张激烈、多姿多彩、扣人心弦的“拼杀”。盾牌舞主要表现古战场上两军对垒破阵，互相攻守拼战的场面。整个场面分为87个阵式：四角阵、长蛇阵、八字阵、黄蜂阵、龙门阵、荷包阵、打花牌和收式。武打动作粗犷、雄健、剽悍，队形变化奇特、新颖、壮美，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磅礴的战斗气势，舞步以“丁桩步”、“矮桩步”为主，显得架势沉稳、坚实，又显得流动多变，在汉族民间舞蹈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盾牌舞的伴奏音乐也别具一格，在大鼓大锣等打击乐的基础上，吸取“灯彩”、“采茶戏”曲牌，唢呐吹奏出豪壮雄浑的气势，时如疾风骤雨，万马奔腾；时如风和日丽，信马由缰，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2006年盾牌舞即获国家级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据《永新县志》记载，盾牌舞在明朝就“供习武防身用”，但他们真正丰富发展完善，还来自于太平天国失败后，部分失散游荡于永新南乡的太平军战士，为抵抗镇压而操演不止的结果，至今也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吉安地方戏曲吉安采茶戏是一个具有本地风味，由民间“三角班”发展起来的戏曲剧种。三角班是由小生、小旦、小丑三个角色组成的戏班，因其服装、道具，连同乐器不满一箩担，人们称之为：“一套锣鼓两把琴，草帽、折扇和短裙。”艺人们就带着这点“家当”跋山涉水，走村串乡，活跃在民间的土台上，所到之处，无不燃起满场激情。而“三角班”的发源地是抚州地区的宜黄县，祖师爷名叫“清源师”，首先传入吉安地区永丰县。清道光十九年（1839）再传入吉水的螺田、白沙、冠山一带。当时有个叫邓觐周的白水人，从小拜师学艺，技术精湛，演唱俱佳，由他到吉水水西一带授徒传艺，几年间300多艺徒出师后，又都纷纷组班，到处演唱；另一螺田城陂人夏月梅，永丰学艺归来后，在吉水水东地域传艺组班，成为水东片三角班祖师爷。吉水三角班其后涌现的不少优秀艺人如大二师、小二师、日志师、美隆师等，他们在艺术上刻意创新，特别在唱腔上狠下功夫，讲究嗓音圆润、吐字清晰、声情融会、委婉动听；又富有地方特色，不失采茶风味，同时大胆吸取其他剧种的曲调融入采茶曲调之中，如赣剧的《南词》《对丹》花鼓调的《瞧相》《耍金扇》等等，从而使得曲调有欢快、忧伤、悲愤、激昂、粗犷、抒情等之分，以适应各种角色情感表达的需要。三角班的许多剧目如《补背褡》《卖花线》《秧麦》《毛棚记》等都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朴实、健康、富有乡土味，为群众喜闻乐见。因此，很快又传到吉安县、泰和县、万安县、遂川县、安福县等地，最后发展成为具有深厚地方特色的戏曲--吉安采茶戏。一粒外来的戏曲种子，通过吉安大地的吸收、播散、培育，成长出涌现“五个一”工程奖的《远山》《乡里法官》等经典剧目的艺术奇葩。这就是社会开明开放的力量，包容创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