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城市精神

第七章 历史的昭示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人民的第一要求是解决温饱，吃饭是首要问题。因此，发展农业最为根本。从朝廷到农野，从皇帝到庶民，都是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富国强民、奋发图强的第一要务。吉安先贤和吉安人民一道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问农事、躬农耕、兴农业，莳风弄雨，发展生产，赢得了“金庐陵”、“江南粮仓”的美誉。

　　泰和县的曾安止（1048-1098），字移忠，号屠龙翁。熙宁九年（1076）进士，先后担任洪州丰城县（现丰城市）主簿、江州彭泽县令。后因眼病主动辞职回家。之后，他克服眼睛不方便的困难，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水稻研究上，广泛查阅资料，农村实地考察考证，大量访问农民，足迹遍布吉泰盆地。对繁多的水稻品种的品名、来源、性状及播种、耕作方法，都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甄别，著述了我国第一部水稻专志《禾谱》。苏东坡看到曾安止的《禾谱》手稿，倍加赞赏，称其“文既温雅，事也翔实”，赋诗《秧马歌》相赠。100多年后，曾安止的侄孙曾之谨担任湖南耒阳县令时，充实了《禾谱》的内容并筹资付印。陆游看到《禾谱》，欷歔不已，即兴赋诗：欧阳公谱西都花，蔡公亦记北苑茶。农功最大置不录，如弃六艺崇百家。曾侯奋笔谱多稼，儋州读罢深咨嗟……曾安止的《禾谱》对当时吉州乃至江南地区水稻品种的优选、栽培方法的改进以及产量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是研究中国水稻栽培史的经典之作。

　　“知困，然后能自强。”图强的精神在古代吉安更多的表现在治理赣江流域和防御自然灾害。在有历史记载的2000多年中，吉安时涝时旱。水患严重时，洪水泛滥，良田被淹，庄稼被毁，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给赣江两岸的吉安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旱情严重时，田土开裂，塘井干涸，农田颗粒无收，农民求雨无门。在与经年不绝的自然灾害的抗争中，吉安人面对洪水和旱灾的威胁，磨炼了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和达观情怀，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这既是一种抗争，更是一种图强。

　　吉安县的萧时中（1383-1425），明永乐九年（1411）状元，曾任翰林院修撰等职，身处朝廷忧国忧民，对百姓总是嘘寒问暖，躬身农事。他曾从八个方面向朝廷提出匡正政纪、兴利除害、救民安民的建议，被明成祖采纳。有一年秋天，萧时中回乡省亲，正遇家乡久旱无雨。村民抬着灵官菩萨去山上龙王庙求雨。虔诚地祈求龙王降雨消灾。然而老天爷仍然是白日当空，没有一丝云彩。萧时中找到族长，对他说：“求神灵不过是表表心愿罢了，并没有什么实际作用。还是多想想办法抗旱吧。”族长说：“禾河有水，可离我村的田垄有两三里远，难把水提引过来呀！”萧时中说：“不是有脚踏龙骨水车么？分几级车水，把河水引上岸来，同时修条简易的渠道引水，可以救救急。”族长说：“那要好多把水车同时车水。可村上只有几把，不够用啊！”萧时中说：“救灾如救火，我把带回的一点银子捐给村里，速派人去永阳街上把木器行的水车都买回来，再不够，还可去附近的高塘圩、早禾市买；再安排劳力去挖好水渠。”第二天，十几把崭新的水车架在祠堂前。萧时中摸着带有杉木清香的水车高兴地说：“龙王爷不开恩，我们也不愁没水了！”族长说：“状元公，请你在水车上题写几个字，让家乡沾沾你的福气，来年五谷丰登。”萧时中说：“好，拿笔墨来！”萧时中思忖片刻，他想到家乡地处吉泰盆地中心区域，就挥毫以庐陵古郡所属的县名作联！在水车的右边写道：“但愿庐陵永丰”，在水车的左边写道：“何须龙泉吉水”。龙泉即今遂川县名，吉水的“吉”谐吉安音“汲”。人们看了连声叫好，称赞他不愧是状元郎，不但字迹遒劲端庄，还巧妙地把庐陵、永丰、龙泉、吉水四个县名组成了一副吉联，乡亲们祈雨盼水的心情跃然联中，蕴含深意，通俗易懂。村民们高兴地抬着状元公题联的水车，架到河边车水抗旱了。如今，吉安还保留着一种习俗，乡亲们都要在新买的水车上写上这副对联，祈愿风调雨顺，年年丰收。

　　永新县的刘沆（995-1060），是庐陵历史上第一位宰相。有一次回乡探亲，刘沆看见家乡父老在禾河上筑陂引水，也下到工地和乡亲一起挑土挖泥，干得身子发热了，就把外袍脱下来挂在树枝上。刘沆对乡亲们说，这次回乡没带多少钱，待回京后就寄些自己的积蓄帮助建陂，这件袍子就留在家乡作为凭证。在刘沆的大力支持下，水陂建成。家乡人为了纪念刘沆，就把水陂叫作“袍陂”，至今袍陂还在福泽永新人民。

　　永新县的刘升（1431--？），字幼显。史载是位神童。自幼聪明好学，7岁会写诗，10岁时参加乡试考中举人，20岁考中榜眼，任职翰林院。有一年，永新县遭遇大旱，农田颗粒无收，百姓食不果腹，饿死不少，有的外出乞讨为生。有个乡绅龙春甫，见乡亲困苦，出资购买数百担粮食赈济灾民，救了许多人的命。刘升知悉后十分感动，大加赞赏龙春甫的义举。刘升倡议在京城的同乡们捐资救济家乡灾民，大家纷纷解囊相助。刘升将此事上报朝廷，代宗很是高兴，嘱托刘升写了一篇《恩赐义民碑记》。刘升在在文中呼吁：“义，智者有之，愚者亦有之；贤者有之，不肖者亦有之。非但人所同有，人人能为也；非但人所能力，亦人所当为也。”告诉人们仁义之心，每个人都有，都能有所作为；不但能去做，而且应该去做。对龙春甫之举大加颂扬，弘扬光大这种爱心仁举。景泰五年（1454年）4月，地方官员立碑纪念，将刘升的《恩赐义民碑记》镌刻在碑上。

　　泰和南岗周氏始祖周矩（895-976），字必至，号云峰。生活在五代十国，天成末年（930），为避唐末之乱周矩携全家老少，跟随在吉州任刺史的女婿杨大中从南京迁徙到泰和县万岁乡（宋为信实乡，现为螺溪镇）定居，买田置产，期望过上安定、悠闲的田园生活。他看到当地农民吃不饱、穿不暖、住茅房，生活十分清苦，便向农民问个究竟。当他得知：当地水利条件差，水源缺乏，种田全靠天吃饭，遇到旱年颗粒无收，丰年也因缺水只能种一季，且旱年多于丰年。遭遇干旱时，农民烧香拜佛，扛菩萨做法事，但无济于事。农民又没钱兴修水利引水灌溉，许多人只得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整个万岁乡是百业凋零。周矩从此坐立不安，茶饭不思，盘算着如何兴修水利，造福乡民。周矩不顾风吹日晒雨淋，考察水源和地理环境，足迹踏遍了螺溪、禾市、桥头等乡镇的山山水水，经过考证，决定采取筑陂引水的方式，将禾水（牛吼江）引来灌溉。937年冬，经缜密选址，精心筹措，独家出资，在禾水上游的槎滩村畔，以木桩、竹筱压为大陂，长100余丈，横截江水，开洪旁注，筑槎滩陂。在其下7里许筑减水小陂--碉石陂，储蓄水道，使无泛滥。开渠36条，灌溉高行（今禾市镇）、信实（今螺溪镇）两乡农田9000亩。当清澈的河水顺着沟渠流入干旱的稻田时，乡民们高兴得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旱灾频繁的高行、信实二乡，从此变成了吉泰盆地的鱼米之乡。他又购置山参口山和城陂筱山，将每年山上的收入供维修陂渠之用，使筑陂不侵用他人之财物，修渠不花费别人之钱粮。并规定，陂为2乡9都灌溉公陂，不得专利于周氏，从而惠及千万农民。周矩凿山筑陂、疏山导流、挖渠引水、造福人民的不朽功勋，广为乡民称颂，而且还得到了皇帝的嘉擢，周矩被晋封为金陵西台监察御史。周矩第五代嗣孙周中和（996-1074），天圣二年（1024）进士。28岁入仕，从政40多年，告老还乡时已是70岁高龄。他念先祖周矩创筑槎滩、雕石二陂之艰难，而守成之不易，为继承先志使该陂能够长期造福于广大民众，不顾年老体弱，经常拄着拐杖，冒着风雨查看陂渠，了解管理情况。次年正月，周中和召集有业大户及本周姓家族管事者商讨陂渠管理之事，成立了陂渠管理会，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卓有成效的管理体制，致使这一古陂得到众人的维护而千年不败。皇佑四年，周中和将筑陂的缘由、方法及经过、产权归属和管理方式均撰文刻碑入石，以教育警示世人。如今《槎滩碉石二陂山田记》碑仍作为历史见证镶嵌在周氏宗祠的墙壁上。

　　吉安人民除了勤耕苦种以求富裕之外，便是通过经商做生意求富求强。吉安处于赣江中游，自古就是一个物资运输的集散地和重要商埠。天祐元年（904）吉州“刺史彭玕广城池，周九里九十一步，东凭赣江，西南北浚濠深三丈五尺，长一千四百七十一丈二尺。门五：南兴贤、西永丰、东迎恩、广丰，北嘉禾”（《庐陵县志》）。从此，吉安郡城就是吉安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渐渐增多，城街商业活动渐渐繁荣。随着北民南下，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观念，物质生产得到充分的发展，各类物产渐露头角，稻谷、经济作物、造纸、陶瓷烧造等，对郡城的商业贸易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宋代以后，吉安州城的经济得到了积极发展。

　　北宋时期，吉州城的街市已有相当的规模，沿赣江建成了很多条商业街，直通古南塔。后河从西面蜿蜒穿过城区街市，成为吉州城最美最动人的物流聚集地。苏东坡驻足后河，望着清波荡漾的后河，摇曳生姿的荷花，河岸边翠柳依依，碧绿枝叶的罅隙中透露着青砖黛瓦建筑，不由得赞叹：“这里就是半个苏州啊！”由此诞生了半苏巷这条历经近千年的美丽古街巷。

　　习溪桥位于永叔路。吉安县的南宋著名词人刘辰翁（1236-1297）在《习溪桥记》中对习溪桥的繁荣景象作了详细的记述。

　　南来北往的人不仅是吉安人，还有大量的闽粤人、湖广人、江浙人。吉安城区沿河一线尚存的21个旧时商船码头就是当年水运繁忙的物证。吉安城的赣江边上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榕树，是中国最北的古榕树。据传是明代时期福建客商来吉安经商，从家乡带来栽种的。它见证了明代吉安经济贸易繁荣发展的历史。坐落在吉安城的赣江西岸福建码头上方的天后宫，也是清乾隆十七年（1752）福建籍的士商所建，表达了商人对忠义诚信的商业精神的追求。

　　吉安除城市贸易兴盛以外，乡镇集市也非常繁荣，遍布各乡镇村落，成为吉安自古以来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基地，是民间商业贸易最活跃的细胞。集市多设在货物运输、人员往来方便的河边，或离河边不远的地方，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商品生产和贸易的网络，为各县城的商业集散地提供了物资保障。

　　庙会，也叫庙市，庙会与商业是一对孪生兄弟，是我国集市的一种形式。吉安的庙会比较发达，一般是因寺庙活动或神明的祭祀节日而形成，朝拜的人多了，需要吃住行，便慢慢地形成集市，最终成为商品交易场所，增加了地方商业贸易的活力。

　　吉安人民除了在自己的家乡兴市开店、经商赚钱以外，还走出家门外出经商做生意。“吉安老俵一把伞，走到外省当老板。”这是一句吉安各地民间广为流传的谚语，其实也是对吉安人经商闯世界的真实写照。

　　“城里看车子，乡村看房子。”古村镇是人类文明社会的起始点，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活动空间，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内涵。起屋建舍、安居乐业是吉安人的世世代代一以贯之的追求。读书人致仕还乡、当兵人解甲归田、经商做生意赚了钱发了财的富商巨贾，都要回到家乡买田置地，起屋造舍，光宗耀祖，风光一番。普通老百姓一辈子省吃俭用，也要拼力建一幢房子。这样就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历史文化遗存，布列规划整齐，祠、庙、学校、街巷、池渠等井然有序；宗祠、牌坊、书院、大家族豪宅等重要建筑突出；青砖黛瓦，雕梁画栋，装饰精美，有浓厚的庐陵文化色彩，使古村镇变得更为丰满，更加丰富多彩。统计资料显示，吉安现有384个乡镇，2531个村民委员会，13855个自然村。这些村落除了新中国成立后新建和部分移民新村外，90%属于清代以前兴建的古村，其中绝大多数属于明、清时期兴建的古村，也不乏唐、宋时始建，一直延续至今的古村。星星点点的古村落，散布在吉安大地，渼陂、陂下、燕坊、钓源、富田等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镇以及永和、蜀口、塘边、柘溪、毛家等15个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蕴藏着独特的文化密码和丰富的历史记忆，见证着岁月的沧桑变迁，也凝聚着庐陵先人的财富心血和奋斗精神。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一个家庭要兴旺发达，一个地方要富强昌盛，都离不开人，都离不开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因此，“团箕晒谷，教崽读书。”“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种田读书”历来是吉安人世代相传的古训，尊师重教蔚然成风。吉安因此文风鼎盛，人才辈出。

　　泰和县的罗韬（886-969），字洞晦，号匡山先生。他家原住在泰和县苑前镇的中团村，后来选择风景秀丽、具有诗情画意的匡山（现称紫瑶山）脚下建房居住。五代后唐初年，罗韬被征授为长沙通判，几年后告病回家。辞职回家后他发奋学习，学问更为精深。长兴元年朝廷授官端明殿学士，他因厌烦官场尔虞我诈、有志难酬的生活，没有去赴任，只是送了“纳诲”“防机”“赏廉”“革蠹”四箴屏风给皇上，以示讽谏。皇上看后非常高兴，给他较高的礼遇，并赐金币以归。

　　罗韬学问渊博，在十里八乡享有很高的声誉。许多读书人慕名前来向他求教，于是他开始了授徒讲学的教育生涯。为满足越来越多的学子求学，他自筹经费，在紫瑶山脚下建书院，设孔圣殿、五经阁，用作学生的学习和住宿。这是泰和县历史上第一所学校，也是吉安较早的学校之一。学生中有许多是穷人家的孩子，为了让他们能读得起书，罗韬购置了一些土地，开办制烛作坊和蜡烛店，带着学生在学习之余下田种地、进作坊做工，收入用于贴补教学。这种半工半读的教学方式，既可以让学生劳逸结合，又可以解决学生们的生活和学习费用。罗韬建校授徒之事被明宗皇帝得知后，于长兴三年八月，赐额“匡山书院”，对罗韬办校育人给予了高度评价。

　　“世上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进入近代以来，吉安人民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欺凌、剥削和压迫，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和争取民族解放，不畏强暴，奋起抗争，浴血奋斗，救民于水火，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翻身、家园的富强竭智尽力、舍生忘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努力。尤其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吉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红色巨澜，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救亡图强”、“救世匡民”更进一步形成了吉安人民的近现代文化传统。

　　五四运动以后，吉安在外求学的袁玉冰、罗石冰、曾延生等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批敢立潮头、救亡图强的民族精英。

　　罗石冰1923年春考入上海大学，在瞿秋白的培养下，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上海大学支部委员。他经常将《向导》《觉悟》《新青年》《青年评论》《新潮》《中国青年》《共产主义》《资本论入门》等寄回吉安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县立小学、阳明中学等学校，引导家乡的青年学生。不久，吉安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进步学生成立“吉安青年学会”，出版《吉安青年》，开设吉光书店，大力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开办“平民夜校”，向广大群众灌输马克思主义。曾延生等也利用寒、暑假回乡的机会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吉安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和阳明中学等校进步学生利用寒、暑假回本县的机会传播马克思主义。1923年寒假，永丰籍在吉学生在永丰县城开办了永丰城旅吉学界假期平民夜校，向广大青年传播革命思想。宋大勋、袁振亚等创办了图书集览部，购买《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浅学》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南昌读书的邹努1924年暑期回到新干，举办新干县暑期学生补习班，向青年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曾天宇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委托张世熙在万安创办《万安青年》，进行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吉安的广泛传播，为吉安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吉安青年团、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1924年2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委秘书曾弘毅（万安人）在吉安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发展团员七八人，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吉安临时支部，5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改为共青团）吉安特别支部。1926年3月下旬成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吉安地委，张世瞻任团吉安地委书记。1927年7月，共青团吉安地委改为共青团吉安县委。共青团吉安地委下辖4个直属学生支部、1个工人支部、两个农村支部以及团永丰特别支部、团万安支部、团吉水支部（1927年5月始为团吉水区委）、团遂川支部、团宁冈支部、团永新支部。

　　1926年初，罗石冰奉中共中央指示来到吉安，按照“党团分化的原则”将吉安团员中的重要分子都转为党员，由郭化非、刘承休、谌光重等组成中共吉安小组，由郭化非负责。3月下旬成立中共吉安特别支部，书记先后由郭化非、罗石冰担任。中共吉安特支积极发展党员，到4月有党员42人，占全省党员总数一半以上。年底，在吉安（含城区）、永丰、万安、泰和、莲花、永新、吉水、安福等县建立了4个党的小组、23个党支部。1927年1月初中共吉安特别支部升为中共吉安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吉安地委），与赣西农运办事处同驻吉安城西街，罗石冰、汪群先后担任地委书记。7月下旬中共江西省委正式成立，中共吉安地委改为中共吉安县委。中共吉安地委在吉安（含城区）、永丰、万安、泰和、吉水、遂川、莲花、永新、宁冈、安福等县建立了党组织，计有直属党小组3个、党支部23个，区委1个（吉水）、临时县委1个（永新）、县委2个（万安、安福）。至此，吉安党团组织生机勃勃。

　　党团组织在吉安的蓬勃发展，掀起了吉安人民的革命高潮，吉安大地从此风起云涌，红旗漫卷。1926年10月，龙超清、刘辉霄发动宁冈全县工农1000多人举行暴动，紧密配合袁文才率领县保卫团起义，一举攻克宁冈县（现井冈山市）城，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龙超清任委员长，刘辉霄任总务股长，袁文才任军事股长，谢角铭任司法股长，刘克犹任财务股长，李筱甫为警佐。保卫团改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袁文才任总指挥。人民委员会的主要领导都是中共党员，共产党从此掌握了宁冈全县。

　　1927年9月18日莲花县爆发“九一八”暴动，陈竞进、贺卓群、陈美、陈达仁、陈金标等领导莲花县上西农民自卫军和革命群众800余人，从九都出发深夜攻打莲花县城。

　　1927年11月赖经邦领导发动了“东固暴动”，开始了以东固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建立了位于吉安、泰和、兴国、吉水、永丰5县之交，以吉安东固为中心的东固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面积达2000平方公里，人口约15万。东固革命根据地把公开的武装斗争和秘密的割据结合起来，创造了非常丰富且独具特色的革命斗争经验，毛泽东称其为“李文林式”根据地，与“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方志敏式”并列，陈毅则誉之为“东井冈”。1929年2月20日，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与李文林部红二、四团在东固会师。同年11月，随着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及其后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相继成立，东固根据地完全融入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成为赣西南苏维埃中心区域。

　　1927年11月康纯、肖拔群组织发动了“泰和三十都暴动”，一举攻克泰和县城，打开监狱救出100多名革命分子和无辜群众。

　　1928年1月30日，郭家庆、李锦云、郭承禄等共产党员为了扩大革命影响，举行了延福暴动，有力地打击了阜田靖卫团，攻下分宜县城。1929年7月，成立了延福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延福游击根据地。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江西省委决定赣西以万安为暴动中心，组织了1.4万人的万安工农革命军。万安农军1927年11月20日至12月31日，先后三次攻打万安县城未克。1月9日，万安农军和革命群众共4万余人分四路纵队第四次攻打县城，胜利占领了万安县城，成立了江西省第一个县苏维埃政府--万安县工农兵苏维埃人民委员会。

　　1928年5月26日，肖世梅、周冕、曾山等发动农协会员和革命群众700余人举行官田暴动。

　　1928年6月13日，中共永丰区委吴江等在藤田举行暴动。暴动队在温坊、层山等地杀了10多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

　　1928年6月中旬，中共沙溪支部和沙溪区革命委员会组织北岸、王家前房等村的200多名手持武器的农协会员和赤卫队员发动了沙溪暴动，有力地打击了当地的土豪劣绅，没收了他们的财产。

　　1929年8月26日，在廖子清的领导下，峡江金滩举行农民暴动。1万多群众扛着梭镖大刀从四面八方来到金滩，处决了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宋敏达，打击了土豪劣绅王瑞昌、王桂清等，将他们的债簿和契约烧毁，没收1000多担谷子分给贫苦农民。金滩暴动显示了人民的革命力量，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在起义连遭失败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当机立断，率部向井冈山进军。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到达茅坪，安下了革命的家。27日，毛泽东率部进至茨坪，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井冈山军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建党、建军、建政、土地革命、创建根据地的井冈山斗争。

　　党的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首要工作。只有党员和党的组织坚强有力，才能正确领导根据地建设。1927年11月上旬，毛泽东在茅坪象山庵主持召开前委和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抓紧恢复和重建地方党的组织，推动了边界工农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1928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宁冈县茅坪村谢氏慎公祠主持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了坚决地和敌人做斗争，造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军队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军队武装帮助地方武装的发展；对统治势力较强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较弱的江西取攻势；用大力经营永新，创造群众的割据，布置长期斗争；集中红军相机迎击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采取波浪式推进的政策，扩大割据地区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政策。选举产生了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届特委，加强了党对边界工作的统一领导。从此，“割据地区一天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天壮大”。

　　1928年10月4-6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县茅坪步云山召开。通过了《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就是这个决议案的一部分）；讨论了如何巩固井冈山根据地问题和土地问题、组织问题、宣传问题；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和《工会组织法》；选举产生了杨开明为书记、谭震林、陈正人为副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届特委。为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会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军队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有力保障。只有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才能打败敌人。1927年10月29日工农革命军来到永新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把秋收起义部队缩编为1个团；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把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这是红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龙江书院保存完整的一副对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