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一个需要确切定位的重大史实问题
一个需要确切定位的重大史实问题：闽浙赣（赣东北）苏区后期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杨子耀
作者简介：杨子耀（1947--），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方志敏和闽浙赣根据地。闽浙赣（前期称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史学界至今没有确切定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提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闽浙赣等区域”的观点。但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为，赣东北是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是独立的一块红色区域，并不是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笔者原来也持这种主流观点。
现在的问题是，长期形成的“主流观念”很难改变。然而，观念改变与否，必须研究与了解历史的真实，必须尊重与服从历史的真实，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历史的真实又是怎样的呢？诚然，党中央文件是有记载：“赣东北苏维埃区域是六大苏维埃根据地之一。”但那是在1930年10月28日成文的文件。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赣东北苏区与设在上海的党中央联系密切，与中央苏区则联系甚少，的确是独立的。然而，从1932年12月11日赣东北苏区改称闽浙赣之后，一切情况都处在变化之中：
首先，第四次反“围剿”把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联系在一起，制定了统一的战略目标，出现了军事斗争的“集中与统一”（方志敏语）。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把两地苏区连成了一片。
其次，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其直接成果是建立闽赣省。在此前后，方志敏说：赣东北“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王明在莫斯科宣告：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党中央文件认同了这一结论。
再次，中央苏区及闽浙赣的第五次反“围剿”，由中革军委统一部署，直接指挥，形成了统一的战略大格局，两地区域已断乎不可分割。
还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多份文件决定，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直接领导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省委和省军区，进一步明确了隶属关系。再说，红十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组建，显然属于中央红军序列。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击，显然是中央苏区的统一行动。前面4个省属中央苏区，没有理由唯一把闽浙赣排除在外。
下面，笔者将综合多种文献资料，为闽浙赣后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史实论证，有误之处，敬请斧正。
一、中央苏区及赣东北的第四次反“围剿”，实行了方志敏所说军事斗争的“集中与统一”；实现了把两地连成一片的战略目标，是赣东北（闽浙赣）归属中央苏区的开始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起初重点进攻鄂豫皖苏区，3个月之后，把矛头转向中央苏区及赣东北。以往的有关专著或论述文章，众口一词，都说赣东北苏区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这固然没有错，问题在于缺乏粉碎“围剿”的标志性战役或战斗，什么时间粉碎也含混不清。之所以会含混或模糊，在于忽略了一个重大史实：赣东北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是与中央苏区统一行动、围绕一个战略目标展开的。
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第一次被合在一起。1932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局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迎击蒋向我中区及赣东北之进攻的指示》，这份电报第一次把中央苏区和赣东北合在一起，要求统一部署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这一指示是针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作出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其制定的《赣粤闽边区进攻红军计划》中，把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合在一起划分为12个“清剿”区，其中，赣东北被划为第一区、第二区，中央苏区被划为第三区至第十一区，赣东北下属的闽北苏区被划为第十二区。文中还指出：“第一二七八九各区，统限（1933年）四月十五日前肃清，其他各区均限于最短时期肃清之。”
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形成了统一的反“围剿”战略目标。1932年10月中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沿用毛泽东提出的“中央红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战略主张，指挥红军各部按《战役计划》行动，数日内相继攻克建宁、泰宁、黎川3座县城。11月24日，中革军委在总结建（宁）黎（川）泰（宁）战役时指出：“此次我方面军在东北一个月行动……打通闽北苏区，建立邵（武）光（泽）独立团，联系赣东北。”初步打通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
赣东北方面，同年11月上旬，省委、省军区制定了与中央苏区相同的战略方针：“向抚州方向积极发展，同时积极地恢复金（溪）资（溪）余（江）贵（溪）的工作，与中央红军互相呼应与配合，击破敌人一方以至取得全线的四次围攻的完全胜利，实际的打通中央苏区。”11月20日，赣东北省委派到上海的代表也向党中央报告：“最近，中央苏区红军向闽北行动，当然与赣东北更能取得密切的联系，更能完成两个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11月下旬，赣东北省委易名为闽浙赣省委。新省委很快发出《紧急秘密通知》，认为“闽浙赣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胜利开始了”，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行动起来，“为彻底打通中央苏区而斗争”。
综合以上引用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明，到1932年底，中央苏区及赣东北都以“彻底打通”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1933年1月开始，中央红军及闽浙赣红军的作战区域已不再区分而相互渗透。
闽浙赣的红十军赴中央苏区参战，实行军事斗争的“集中与统一”。1933年1月6日，周恩来、朱德致电闽浙赣省委、省军区，第一次命令闽浙赣红十军“开赴信河南岸策应一方面军”。1月12日再次电令“红）十军作战重心应转信河南岸与中央红军协同动作”。数日后，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三十一师攻占贵溪县上清地区。随之，朱德、彭德怀等与红三军团军团部进驻上清镇，这是中革军委首长及中央红军第一次进入赣东北地区。
1月20日，闽浙赣的红十军奉命改编为红十一军，方志敏亲自兼任军政委。当时，部分指战员对离开家乡赣东北，开赴中央苏区作战很不愿意，方志敏在做思想工作时强调：“我们一切都该听中央指挥，尤其是军事，更要集中与统一。”1月25日，红十一军在军长周建屏、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邵式平的率领下，南渡信江，在贵溪上清宫与红三十一师胜利会师，并在此接受朱德、彭德怀等中革军委首长检阅。上清宫会师第二天，红十一军即开至金溪县黄通地区，随后进入中央苏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这个事实说明，赣东北的主力红军已经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与中央红军统一动作，为实现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反“围剿”战略目标而斗争。
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1933年2月下旬，红十一军奉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佯装红军主力，牵制大部敌军，为中央红军打响黄陂战斗创造了战机。“黄陂大捷”取得了反“围剿”决战中的首战胜利。3月18日，红十一军又一次奉命佯装主力，吸引大部敌军。数日后，中央红军取得“草台冈大捷”，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由于军事上的“集中与统一”，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把两地苏区连成一片的战略目标，这是闽浙赣苏区开始归属中央苏区的重要标志。
二、闽赣省是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产物。在此前后，方志敏说：赣东北“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王明说：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中共中央文件认定：赣东北已经纳入中央苏区版图方志敏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说：赣东北“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这次大会于1933年3月18日至23日召开，当时正处在与中央苏区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前夕。大会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电，指示大会要着重讨论扩大红军、扩大苏区的问题，要求将“第十第十一军两军扩张成为新的军团的主力”，“红军的主要进攻方面，应是信河南岸，和抚河流域，要求得与中央苏区完全打通”。这次大会决议案也提出“坚决发展横、弋、贵、余南岸的苏区，迅速与闽北、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并指出“这是目前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大会第六天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刚接任省军区司令员的刘畴西从中央苏区带来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给方志敏的红旗勋章，方志敏在接受勋章时致答词说：赣东北“目前已成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这里，方志敏虽然先说“全国六大苏区之一”，但是可以理解，因为赣东北苏区开始阶段确实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完整形态的根据地，而目前已“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它与中央苏区的关系已是大鹏的翅膀与躯干的关系，二者显然不可分割了。此外，刘畴西等是中央苏区派来的第一批重要干部，闽浙赣也开始有干部调到中央苏区任职。方志敏的话和两地干部相互调动已打破区域界限，闽浙赣与中央苏区已成为“统一体”。
省苏“二大”闭幕当天，红十一军代表作了如下报告：“红十一军开往金（溪）资（溪）贵（溪）余（江）后，已将资溪全县赤化，金溪、邵武、光泽及贵溪之河南，均已赤化一部分，现已建立信抚苏区。在军事上牵制敌军行动，已配合红（军）第一方面军，获得宜黄空前大胜利。”报告文字不多，提到闽浙赣苏区辖下新建立了信抚分区；同时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闽赣省是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产物。中央红军北上，闽浙赣红军南下，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1933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四十次常会，“决议将建、黎、泰、金、资、光、邵、闽北苏区，以至信抚两河间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立即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邵式平为主席”。
从决议中可以看出，闽赣省成立时，中央苏区只划出江西省的建宁、黎川、泰宁3个县（以后才向闽西延伸），而闽浙赣划出了两个分区的11个县，其中，闽北分区的崇安、浦城、建阳、邵武、上饶、广丰、铅山7个县，信抚分区的金溪、资溪、光泽、贵（溪）南4个县。可见，闽赣省四分之三的地域原属闽浙赣苏区。此外，闽赣省革命委员会25名委员有一半来自闽浙赣，其中包括方志敏的左膀右臂邵式平、黄道、方志纯等；闽赣省的主力红军--红十一军（人称老十军），更是当时闽浙赣唯一的红军主力。没有中央苏区及闽浙赣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没有两地苏区连成一片，闽赣省就难以组建。因此，闽赣省属于中央苏区，闽浙赣作为主要母体，就不应该被割裂在中央苏区之外。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闽赣省工作的革命老同志方志纯在回忆录中认定：赣东北属于中央苏区。
中共中央代表在莫斯科宣告：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当年有人提到了闽浙赣与中央苏区统一的事实。1933年11月3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主要成员王明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第六次会议上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一步巩固，领土进一步扩大和统一”，“赣东北苏区、闽西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了，结果中央苏区大大巩固了。”巩固了的中央苏区，著名模范乡是才溪乡、长冈乡，模范县是兴国县，模范省则是赣东北省。方志敏曾经讲到，“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毛泽东称许赣东北苏维埃的工作说：赣东北省和兴国县的苏维埃工作，都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苏维埃模范省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赣东北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保持这个可宝贵的荣誉啊！”全国“二苏大会”之后的1934年4月，党中央文件《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进一步认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更进一步的巩固、扩大和统一”，“赣东北苏区、闽西苏区与江西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当年，中共中央已经在国外宣告：闽浙赣纳入了中央苏区的版图。
三、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形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大格局，闽浙赣的战略目标、军事方针以及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战斗动作，都由中革军委统一部署、直接指挥，是闽浙赣苏区归属中央苏区的重要标志1933年10月，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发动空前残酷的第五次“围剿”。在蒋介石的部署中，照样把中央苏区连同闽浙赣苏区作为重点进攻区域。为此，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也统一行动，中革军委不但全面制定中央红军和闽浙赣主力红军的战略方针，有时还直接部署闽浙赣各县地方红军的军事行动。
中革军委把闽浙赣苏区纳入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整体范围。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的10月25日，项英致电闽浙赣军区，指出：“第十军为直接援助我军主力与敌作战，除以其主力在信江北岸积极活动箝制当前敌人不使其南下，并巩固苏区外，应速以有五百枪的一个团渡过资溪南岸，以耳口塞、圩湾为根据地，并接受闽赣军区指挥。”27日，红一方面军又致电闽浙赣军区，重申了三天前项英的电令，要求速派一个团，“加强七军团战斗力”。
三天两次电令，既涉及红十军“箝制敌人不使其南下”进攻中央苏区的作战任务，还要求速派一个团补充红七军团，“并接受闽赣军区指挥”，显然这是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统一行动的例证。闽浙赣方面执行了电令，红十军抽调其所属工人团近千人编入红七军团。闽浙赣军区还回电项英、朱德、周恩来：“红十军在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与军委、总司令部的号令与指示……配合中央红军争取更大胜利，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攻而斗争。”
类似上述往返电报，据现有统计，多达数十份，都能说明中革军委把闽浙赣苏区纳入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略部署。在这里，不妨把1934年4月2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闽浙赣电文摘录如下：“赵观涛以5个师1个旅在赣东北方面的积极进攻，同样是为着加紧封锁和孤立中区”，“你们应执行下述部署：1.集中和扩大红十军，在运动战中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2.健全和扩大地方独立部队，箝制向苏区前进之敌……以上两项应仍根据军委屡次电令执行不变。3.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你们应即：（1）将派出的独立团和德兴独立营扩充到900人，500支枪，土枪在内……”“你们应从全盘局势上认识你们当前任务的严重，不动摇的执行军委上述指示。”
电文的开头就把闽浙赣苏区列为与中央苏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电文中的“全盘局势”显然是指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反“围剿”的整体形势；“部署”的内容十分全面，还提到“军委屡次电令”，说明次数很多，并强调要“不动摇的执行军委上述指示”。电文中还涉及闽浙赣地方红军的军事行动（伸入浙西）与人员扩充（900人）。此外，9月23日朱德在电报中指示闽浙赣军区：“为加强箝制西北线之敌的力量，可将化婺独立团调回担任这一任务，而红三十师主力及德兴独立营之一连仍留浮梁、德兴、婺源三角地域，积极发展游击运动，威胁西北敌人背后以吸引其到自己方面。”电令的内容已经具体到地方红军一个连的行动。限于篇幅，笔者仅抽取两份中革军委的电令，相信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闽浙赣方面始终有中央苏区的全局观念，执行“屡次电令”中的“部署”都很坚决。有关反“围剿”的战略战术、行动方向、战斗动作乃至弋阳、横峰、德兴、万年和浙西开化等闽浙赣核心区（全红县）地方武装的行动，都通过电台，逐一上报中革军委。不仅如此，同年4月30日，闽浙赣军区在致朱德的电报中还提到：“29日拂晓，弋阳县委县苏被袭击，主席牺牲，其他人和文件皆颇受损失。”一个县委、县苏政府遭敌偷袭，第一时间就直接报告中革军委，这也能证明闽浙赣属于中央苏区，否则，很难作出其他解释。
红七军团北上行动，愈加构成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反“围剿”的战略大格局。1934年7月7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向闽浙皖赣边区出击。当红七军团进军到闽北之时，中革军委于9月5日发出致闽浙赣军区电，第一次下达“红十军与先遣队协同作战的任务”。此后两个月，往返电报更为频繁。无论红七军团从闽北到浙西，从浙西到浙皖边，从浙皖边到皖赣边，一路之上，中革军委从不间断给闽浙赣军区和红七军团下达作战命令和行动指示，其中9月18日的电令十分明确地强调：“红十军和七军团的行动由军委直接指挥之。”电文中明显把红十军列入中央红军。而上述的一切，都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需要。
闽浙赣方面也一次次奉中革军委电令，派出部队紧密配合红七军团行动，且每次行动都有电报给中革军委。同时，保卫赣东北基本苏区、创造皖赣和皖南新苏区的战略方针及军事动作都及时请示报告。上下互动的整个过程都充分说明，当时中央苏区、闽浙赣和红七军团已经构成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大格局，闽浙赣与中央苏区已经断乎不可分割。
四、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直接领导江西、福建、赣南、闽赣、闽浙赣5个省委和省军区，5个省的区域都应属于中央苏区；奉中革军委电令整编的红十军团属中央红军序列，红十军团的北上行动与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有机整体，没有理由把闽浙赣排除在中央苏区之外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留守中央苏区，直接领导闽浙赣等省委和省军区。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岌岌可危，红一方面军随党中央等领导机关开始战略大转移。此时，成立了以项英为负责人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直接领导包括闽浙赣在内的中央苏区全面工作。
至少有两份历史文献可以直接佐证：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文中明确指出：“中央军区应从廿二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兼军区司令员，并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廿四师和（红）十军。”这段话，不仅把5个省军区并列由中央军区直接指挥，还把红十军和红二十四师作为留守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中革军委9月18日的电文中已经把红十军和红七军团并列为中央红军）。同年11月4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组建十军团和闽浙赣省及其隶属关系的决定》给中央分局、闽浙赣、红七军团的电报，电文中明确指示：“七军团已进入赣东北苏区，七、十两军团应即合编为十军团”，闽浙赣“军区及新组成的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区项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并即由中央分局军区依此电通方针，规定其具体布置”。文件和电报说得都很清楚，就组织隶属关系而言，进一步明确了闽浙赣属于中央苏区区域范围。因此，中央分局（成立于10月13日）直接领导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省委，而前面4个省的区域都属于中央苏区，就没有理由唯独把闽浙赣排除在中央苏区之外。
红十军团属中央红军序列。红军先遣队北上与主力红军长征是统一的行动。同年11月7日，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奉中央军委电令，在德兴重溪整编为红十军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红十军团显然是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11月18日，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来电，任命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显然是中央苏区的领导职务；中央分局还命令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出击，继续承担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使命，这显然是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属于中央苏区的战略部署。因此，红军先遣队北上与主力红军长征显然是统一的行动。
11月底，正当中央红军陷入湘江苦战之际，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从德兴重溪出发，踏上了艰难的征程。12月10日，红军先遣队在黄山麓汤口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一时间，军威大振。国民党当局为之惊呼：“方志敏手创之武力，乃由分而复合，其势颇猖獗。”第二天（11日），蒋介石在南京连夜调兵遣将，编组“追剿队”。同时调集14个师、3个旅和总预备军、别动队以及浙皖赣三省保安部队等，总计约20万大军，对仅有8000多指战员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实施围追堵截。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由此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而在皖南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辗转作战40天，因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队而陷入极端困难之境地。于是，中央分局电令先遣队（红十军团）改向浙西南行动。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为了重返赣东北作短暂休整，结束了皖南的行动。归途中，红军部队连续冲破敌军4道封锁线，于1月17日进入浙赣交界的怀玉山区，在此陷入敌军的重重围困。
1月15日至17日，正是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同一时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仅剩2000多人与10余倍于己的强敌展开了12个日夜的“怀玉山血战”。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封山，红军指战员很快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1000多名英雄战死、冻死或饿死。他们连姓名都没有留下，长眠怀玉，忠魂与青山为伴。1月29日，方志敏也在怀玉山高竹坑的木梓树下不幸被捕。同年8月6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南昌下沙窝慷慨就义。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将士们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更体现了闽浙赣与中央苏区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
综上所述，许多史实都能充分说明，后期的闽浙赣，事实上已经归属中央苏区的区域范围。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编撰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军史资料《中央苏区下属的省军区》、经济史资料《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中央苏区群众文化史》《中央苏区舞蹈史》以及《中央苏区人物谱》《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中央苏区邮电史》，还有新华社主办的《中央苏区革命传统教育主题展》，等等，都认同闽浙赣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观点与结论都不能轻易被忽视。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13年05期）
杨子耀
作者简介：杨子耀（1947--），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方志敏和闽浙赣根据地。闽浙赣（前期称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史学界至今没有确切定论。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胡华教授在其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提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闽浙赣等区域”的观点。但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认为，赣东北是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是独立的一块红色区域，并不是中央苏区的组成部分。笔者原来也持这种主流观点。
现在的问题是，长期形成的“主流观念”很难改变。然而，观念改变与否，必须研究与了解历史的真实，必须尊重与服从历史的真实，必须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那么，历史的真实又是怎样的呢？诚然，党中央文件是有记载：“赣东北苏维埃区域是六大苏维埃根据地之一。”但那是在1930年10月28日成文的文件。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赣东北苏区与设在上海的党中央联系密切，与中央苏区则联系甚少，的确是独立的。然而，从1932年12月11日赣东北苏区改称闽浙赣之后，一切情况都处在变化之中：
首先，第四次反“围剿”把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联系在一起，制定了统一的战略目标，出现了军事斗争的“集中与统一”（方志敏语）。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把两地苏区连成了一片。
其次，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其直接成果是建立闽赣省。在此前后，方志敏说：赣东北“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王明在莫斯科宣告：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党中央文件认同了这一结论。
再次，中央苏区及闽浙赣的第五次反“围剿”，由中革军委统一部署，直接指挥，形成了统一的战略大格局，两地区域已断乎不可分割。
还有，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多份文件决定，留守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直接领导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省委和省军区，进一步明确了隶属关系。再说，红十军团奉中革军委命令组建，显然属于中央红军序列。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与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出击，显然是中央苏区的统一行动。前面4个省属中央苏区，没有理由唯一把闽浙赣排除在外。
下面，笔者将综合多种文献资料，为闽浙赣后期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出史实论证，有误之处，敬请斧正。
一、中央苏区及赣东北的第四次反“围剿”，实行了方志敏所说军事斗争的“集中与统一”；实现了把两地连成一片的战略目标，是赣东北（闽浙赣）归属中央苏区的开始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起初重点进攻鄂豫皖苏区，3个月之后，把矛头转向中央苏区及赣东北。以往的有关专著或论述文章，众口一词，都说赣东北苏区粉碎了第四次“围剿”，这固然没有错，问题在于缺乏粉碎“围剿”的标志性战役或战斗，什么时间粉碎也含混不清。之所以会含混或模糊，在于忽略了一个重大史实：赣东北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是与中央苏区统一行动、围绕一个战略目标展开的。
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第一次被合在一起。1932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局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迎击蒋向我中区及赣东北之进攻的指示》，这份电报第一次把中央苏区和赣东北合在一起，要求统一部署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这一指示是针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作出的。当时，国民党当局在其制定的《赣粤闽边区进攻红军计划》中，把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合在一起划分为12个“清剿”区，其中，赣东北被划为第一区、第二区，中央苏区被划为第三区至第十一区，赣东北下属的闽北苏区被划为第十二区。文中还指出：“第一二七八九各区，统限（1933年）四月十五日前肃清，其他各区均限于最短时期肃清之。”
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形成了统一的反“围剿”战略目标。1932年10月中下旬，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沿用毛泽东提出的“中央红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战略主张，指挥红军各部按《战役计划》行动，数日内相继攻克建宁、泰宁、黎川3座县城。11月24日，中革军委在总结建（宁）黎（川）泰（宁）战役时指出：“此次我方面军在东北一个月行动……打通闽北苏区，建立邵（武）光（泽）独立团，联系赣东北。”初步打通了中央苏区与赣东北苏区的联系。
赣东北方面，同年11月上旬，省委、省军区制定了与中央苏区相同的战略方针：“向抚州方向积极发展，同时积极地恢复金（溪）资（溪）余（江）贵（溪）的工作，与中央红军互相呼应与配合，击破敌人一方以至取得全线的四次围攻的完全胜利，实际的打通中央苏区。”11月20日，赣东北省委派到上海的代表也向党中央报告：“最近，中央苏区红军向闽北行动，当然与赣东北更能取得密切的联系，更能完成两个苏区打成一片的任务。”11月下旬，赣东北省委易名为闽浙赣省委。新省委很快发出《紧急秘密通知》，认为“闽浙赣与中央苏区打成一片的胜利开始了”，号召全党同志一致行动起来，“为彻底打通中央苏区而斗争”。
综合以上引用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明，到1932年底，中央苏区及赣东北都以“彻底打通”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1933年1月开始，中央红军及闽浙赣红军的作战区域已不再区分而相互渗透。
闽浙赣的红十军赴中央苏区参战，实行军事斗争的“集中与统一”。1933年1月6日，周恩来、朱德致电闽浙赣省委、省军区，第一次命令闽浙赣红十军“开赴信河南岸策应一方面军”。1月12日再次电令“红）十军作战重心应转信河南岸与中央红军协同动作”。数日后，中央红军第三军团第三十一师攻占贵溪县上清地区。随之，朱德、彭德怀等与红三军团军团部进驻上清镇，这是中革军委首长及中央红军第一次进入赣东北地区。
1月20日，闽浙赣的红十军奉命改编为红十一军，方志敏亲自兼任军政委。当时，部分指战员对离开家乡赣东北，开赴中央苏区作战很不愿意，方志敏在做思想工作时强调：“我们一切都该听中央指挥，尤其是军事，更要集中与统一。”1月25日，红十一军在军长周建屏、省军区政治部主任邵式平的率领下，南渡信江，在贵溪上清宫与红三十一师胜利会师，并在此接受朱德、彭德怀等中革军委首长检阅。上清宫会师第二天，红十一军即开至金溪县黄通地区，随后进入中央苏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这个事实说明，赣东北的主力红军已经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与中央红军统一动作，为实现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反“围剿”战略目标而斗争。
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1933年2月下旬，红十一军奉红一方面军总部命令，佯装红军主力，牵制大部敌军，为中央红军打响黄陂战斗创造了战机。“黄陂大捷”取得了反“围剿”决战中的首战胜利。3月18日，红十一军又一次奉命佯装主力，吸引大部敌军。数日后，中央红军取得“草台冈大捷”，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由于军事上的“集中与统一”，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把两地苏区连成一片的战略目标，这是闽浙赣苏区开始归属中央苏区的重要标志。
二、闽赣省是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产物。在此前后，方志敏说：赣东北“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王明说：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中共中央文件认定：赣东北已经纳入中央苏区版图方志敏在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说：赣东北“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这次大会于1933年3月18日至23日召开，当时正处在与中央苏区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前夕。大会第二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来电，指示大会要着重讨论扩大红军、扩大苏区的问题，要求将“第十第十一军两军扩张成为新的军团的主力”，“红军的主要进攻方面，应是信河南岸，和抚河流域，要求得与中央苏区完全打通”。这次大会决议案也提出“坚决发展横、弋、贵、余南岸的苏区，迅速与闽北、中央苏区打成一片”，并指出“这是目前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大会第六天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刚接任省军区司令员的刘畴西从中央苏区带来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给方志敏的红旗勋章，方志敏在接受勋章时致答词说：赣东北“目前已成为全国六大苏区之一，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这里，方志敏虽然先说“全国六大苏区之一”，但是可以理解，因为赣东北苏区开始阶段确实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一个完整形态的根据地，而目前已“是中央苏区一个有力的右翼”，它与中央苏区的关系已是大鹏的翅膀与躯干的关系，二者显然不可分割了。此外，刘畴西等是中央苏区派来的第一批重要干部，闽浙赣也开始有干部调到中央苏区任职。方志敏的话和两地干部相互调动已打破区域界限，闽浙赣与中央苏区已成为“统一体”。
省苏“二大”闭幕当天，红十一军代表作了如下报告：“红十一军开往金（溪）资（溪）贵（溪）余（江）后，已将资溪全县赤化，金溪、邵武、光泽及贵溪之河南，均已赤化一部分，现已建立信抚苏区。在军事上牵制敌军行动，已配合红（军）第一方面军，获得宜黄空前大胜利。”报告文字不多，提到闽浙赣苏区辖下新建立了信抚分区；同时配合中央红军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闽赣省是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的产物。中央红军北上，闽浙赣红军南下，共同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1933年4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召开第四十次常会，“决议将建、黎、泰、金、资、光、邵、闽北苏区，以至信抚两河间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立即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邵式平为主席”。
从决议中可以看出，闽赣省成立时，中央苏区只划出江西省的建宁、黎川、泰宁3个县（以后才向闽西延伸），而闽浙赣划出了两个分区的11个县，其中，闽北分区的崇安、浦城、建阳、邵武、上饶、广丰、铅山7个县，信抚分区的金溪、资溪、光泽、贵（溪）南4个县。可见，闽赣省四分之三的地域原属闽浙赣苏区。此外，闽赣省革命委员会25名委员有一半来自闽浙赣，其中包括方志敏的左膀右臂邵式平、黄道、方志纯等；闽赣省的主力红军--红十一军（人称老十军），更是当时闽浙赣唯一的红军主力。没有中央苏区及闽浙赣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没有两地苏区连成一片，闽赣省就难以组建。因此，闽赣省属于中央苏区，闽浙赣作为主要母体，就不应该被割裂在中央苏区之外。新中国成立后，曾在闽赣省工作的革命老同志方志纯在回忆录中认定：赣东北属于中央苏区。
中共中央代表在莫斯科宣告：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当年有人提到了闽浙赣与中央苏区统一的事实。1933年11月30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主要成员王明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第六次会议上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进一步巩固，领土进一步扩大和统一”，“赣东北苏区、闽西苏区与中央苏区联成一片了，结果中央苏区大大巩固了。”巩固了的中央苏区，著名模范乡是才溪乡、长冈乡，模范县是兴国县，模范省则是赣东北省。方志敏曾经讲到，“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大会上，毛泽东称许赣东北苏维埃的工作说：赣东北省和兴国县的苏维埃工作，都是苏维埃工作的模范……”“苏维埃模范省这是一个难得的荣誉，赣东北的同志们，要努力工作，保持这个可宝贵的荣誉啊！”全国“二苏大会”之后的1934年4月，党中央文件《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进一步认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领土更进一步的巩固、扩大和统一”，“赣东北苏区、闽西苏区与江西中央苏区统一起来了。”当年，中共中央已经在国外宣告：闽浙赣纳入了中央苏区的版图。
三、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形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大格局，闽浙赣的战略目标、军事方针以及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的战斗动作，都由中革军委统一部署、直接指挥，是闽浙赣苏区归属中央苏区的重要标志1933年10月，国民党调集百万大军，发动空前残酷的第五次“围剿”。在蒋介石的部署中，照样把中央苏区连同闽浙赣苏区作为重点进攻区域。为此，中央苏区和闽浙赣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也统一行动，中革军委不但全面制定中央红军和闽浙赣主力红军的战略方针，有时还直接部署闽浙赣各县地方红军的军事行动。
中革军委把闽浙赣苏区纳入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整体范围。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的10月25日，项英致电闽浙赣军区，指出：“第十军为直接援助我军主力与敌作战，除以其主力在信江北岸积极活动箝制当前敌人不使其南下，并巩固苏区外，应速以有五百枪的一个团渡过资溪南岸，以耳口塞、圩湾为根据地，并接受闽赣军区指挥。”27日，红一方面军又致电闽浙赣军区，重申了三天前项英的电令，要求速派一个团，“加强七军团战斗力”。
三天两次电令，既涉及红十军“箝制敌人不使其南下”进攻中央苏区的作战任务，还要求速派一个团补充红七军团，“并接受闽赣军区指挥”，显然这是中央苏区及闽浙赣苏区统一行动的例证。闽浙赣方面执行了电令，红十军抽调其所属工人团近千人编入红七军团。闽浙赣军区还回电项英、朱德、周恩来：“红十军在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与军委、总司令部的号令与指示……配合中央红军争取更大胜利，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攻而斗争。”
类似上述往返电报，据现有统计，多达数十份，都能说明中革军委把闽浙赣苏区纳入中央苏区反“围剿”的战略部署。在这里，不妨把1934年4月2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致闽浙赣电文摘录如下：“赵观涛以5个师1个旅在赣东北方面的积极进攻，同样是为着加紧封锁和孤立中区”，“你们应执行下述部署：1.集中和扩大红十军，在运动战中打击和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2.健全和扩大地方独立部队，箝制向苏区前进之敌……以上两项应仍根据军委屡次电令执行不变。3.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你们应即：（1）将派出的独立团和德兴独立营扩充到900人，500支枪，土枪在内……”“你们应从全盘局势上认识你们当前任务的严重，不动摇的执行军委上述指示。”
电文的开头就把闽浙赣苏区列为与中央苏区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命运共同体，电文中的“全盘局势”显然是指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反“围剿”的整体形势；“部署”的内容十分全面，还提到“军委屡次电令”，说明次数很多，并强调要“不动摇的执行军委上述指示”。电文中还涉及闽浙赣地方红军的军事行动（伸入浙西）与人员扩充（900人）。此外，9月23日朱德在电报中指示闽浙赣军区：“为加强箝制西北线之敌的力量，可将化婺独立团调回担任这一任务，而红三十师主力及德兴独立营之一连仍留浮梁、德兴、婺源三角地域，积极发展游击运动，威胁西北敌人背后以吸引其到自己方面。”电令的内容已经具体到地方红军一个连的行动。限于篇幅，笔者仅抽取两份中革军委的电令，相信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闽浙赣方面始终有中央苏区的全局观念，执行“屡次电令”中的“部署”都很坚决。有关反“围剿”的战略战术、行动方向、战斗动作乃至弋阳、横峰、德兴、万年和浙西开化等闽浙赣核心区（全红县）地方武装的行动，都通过电台，逐一上报中革军委。不仅如此，同年4月30日，闽浙赣军区在致朱德的电报中还提到：“29日拂晓，弋阳县委县苏被袭击，主席牺牲，其他人和文件皆颇受损失。”一个县委、县苏政府遭敌偷袭，第一时间就直接报告中革军委，这也能证明闽浙赣属于中央苏区，否则，很难作出其他解释。
红七军团北上行动，愈加构成中央苏区及闽浙赣反“围剿”的战略大格局。1934年7月7日，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向闽浙皖赣边区出击。当红七军团进军到闽北之时，中革军委于9月5日发出致闽浙赣军区电，第一次下达“红十军与先遣队协同作战的任务”。此后两个月，往返电报更为频繁。无论红七军团从闽北到浙西，从浙西到浙皖边，从浙皖边到皖赣边，一路之上，中革军委从不间断给闽浙赣军区和红七军团下达作战命令和行动指示，其中9月18日的电令十分明确地强调：“红十军和七军团的行动由军委直接指挥之。”电文中明显把红十军列入中央红军。而上述的一切，都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需要。
闽浙赣方面也一次次奉中革军委电令，派出部队紧密配合红七军团行动，且每次行动都有电报给中革军委。同时，保卫赣东北基本苏区、创造皖赣和皖南新苏区的战略方针及军事动作都及时请示报告。上下互动的整个过程都充分说明，当时中央苏区、闽浙赣和红七军团已经构成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大格局，闽浙赣与中央苏区已经断乎不可分割。
四、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直接领导江西、福建、赣南、闽赣、闽浙赣5个省委和省军区，5个省的区域都应属于中央苏区；奉中革军委电令整编的红十军团属中央红军序列，红十军团的北上行动与中央红军战略大转移是有机整体，没有理由把闽浙赣排除在中央苏区之外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留守中央苏区，直接领导闽浙赣等省委和省军区。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形势岌岌可危，红一方面军随党中央等领导机关开始战略大转移。此时，成立了以项英为负责人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直接领导包括闽浙赣在内的中央苏区全面工作。
至少有两份历史文献可以直接佐证：1934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军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文中明确指出：“中央军区应从廿二日起即宣布成立，项（英）兼军区司令员，并指挥江西、福建、闽赣、赣南及闽浙赣五个军区（闽北分区在内）及直属的地方独立部队与廿四师和（红）十军。”这段话，不仅把5个省军区并列由中央军区直接指挥，还把红十军和红二十四师作为留守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中革军委9月18日的电文中已经把红十军和红七军团并列为中央红军）。同年11月4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组建十军团和闽浙赣省及其隶属关系的决定》给中央分局、闽浙赣、红七军团的电报，电文中明确指示：“七军团已进入赣东北苏区，七、十两军团应即合编为十军团”，闽浙赣“军区及新组成的十军团，统受中央军区项司令员指挥，省委亦受中央分局领导，并即由中央分局军区依此电通方针，规定其具体布置”。文件和电报说得都很清楚，就组织隶属关系而言，进一步明确了闽浙赣属于中央苏区区域范围。因此，中央分局（成立于10月13日）直接领导江西、福建、闽赣、赣南、闽浙赣5个省委，而前面4个省的区域都属于中央苏区，就没有理由唯独把闽浙赣排除在中央苏区之外。
红十军团属中央红军序列。红军先遣队北上与主力红军长征是统一的行动。同年11月7日，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奉中央军委电令，在德兴重溪整编为红十军团。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红十军团显然是中央苏区的主力部队。11月18日，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来电，任命方志敏为军政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显然是中央苏区的领导职务；中央分局还命令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向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宁沪杭地区出击，继续承担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使命，这显然是为了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属于中央苏区的战略部署。因此，红军先遣队北上与主力红军长征显然是统一的行动。
11月底，正当中央红军陷入湘江苦战之际，方志敏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十军团）从德兴重溪出发，踏上了艰难的征程。12月10日，红军先遣队在黄山麓汤口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一时间，军威大振。国民党当局为之惊呼：“方志敏手创之武力，乃由分而复合，其势颇猖獗。”第二天（11日），蒋介石在南京连夜调兵遣将，编组“追剿队”。同时调集14个师、3个旅和总预备军、别动队以及浙皖赣三省保安部队等，总计约20万大军，对仅有8000多指战员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实施围追堵截。12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由此逐渐摆脱了被动局面。而在皖南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辗转作战40天，因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队而陷入极端困难之境地。于是，中央分局电令先遣队（红十军团）改向浙西南行动。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为了重返赣东北作短暂休整，结束了皖南的行动。归途中，红军部队连续冲破敌军4道封锁线，于1月17日进入浙赣交界的怀玉山区，在此陷入敌军的重重围困。
1月15日至17日，正是遵义会议召开的时间。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会议在中国革命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在同一时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仅剩2000多人与10余倍于己的强敌展开了12个日夜的“怀玉山血战”。当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封山，红军指战员很快陷入弹尽粮绝的困境，1000多名英雄战死、冻死或饿死。他们连姓名都没有留下，长眠怀玉，忠魂与青山为伴。1月29日，方志敏也在怀玉山高竹坑的木梓树下不幸被捕。同年8月6日，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南昌下沙窝慷慨就义。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将士们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付出了血的代价，更体现了闽浙赣与中央苏区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
综上所述，许多史实都能充分说明，后期的闽浙赣，事实上已经归属中央苏区的区域范围。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及专家学者编撰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军史资料《中央苏区下属的省军区》、经济史资料《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和中华社会科学基金研究课题《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中央苏区群众文化史》《中央苏区舞蹈史》以及《中央苏区人物谱》《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中央苏区邮电史》，还有新华社主办的《中央苏区革命传统教育主题展》，等等，都认同闽浙赣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观点与结论都不能轻易被忽视。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2013年0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