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弋横暴动研究综述
罗时平 王德承
作者简介：罗时平（1954--），上饶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方志敏领导发动的弋横暴动揭开了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在赣东北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87年以来，党史学界在关于弋横暴动的研究中，对一些重要史实出现了对立的观点，展开了争论。为了便利于进一步的研究，兹综述如下。
一、弋横暴动的起始时间
党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弋横暴动起始于1927年12月13日以楼底兰家暴动为序幕的横峰年关暴动，随之扩及弋、横两县联合暴动，农民革命团分兵六路向未暴动的区域进军，此谓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1928年2月，万余农军会攻葛源失利，遭国民党重兵镇压，为时两个月的弋横暴动受挫而终止。
对弋横暴动的终止时间党史学界一致认同，但对暴动的起始时间，出现了与传统观点相异的新说。持新说的同志根据方志敏在狱中文稿《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中所写的“弋阳九区是暴动的发源地”，认定弋横暴动起始于1927年11月初方志敏领导的弋阳九区暴动。弋阳九区暴动有3000农民参加，攻克了九区的反革命巢穴--烈桥。在此基础上，经过20余天的准备，才有以楼底兰家为序幕的横峰年关暴动和弋横联合暴动。
持传统观点的同志认为，把方志敏“弋阳九区是暴动的发源地”的话作为论证弋横暴动起始于1927年11月的依据，是不符合方志敏本意的。方志敏这句话的本意仅指赣东北地区暴动斗争的发源地而已，如果把发源地统括在弋横暴动过程之内，显然是不妥的，因为发源地与弋横暴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也有同志认为，弋横暴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弋横年关暴动，广义则应包括弋阳九区暴动。因此，关于弋横暴动起始时间的二说之间并无原则区别，其间不存在谁是谁非问题。赣东北老同志方志纯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任何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对于弋横暴动这样一个发生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内的暴动，不能绝对地凝固地看待它爆发的时间和地点，更不能不分主次地、不厌其烦地对此进行“新的考证”。党史学界习惯于把1927年12月13日发生的横峰楼底兰家暴动作为弋横暴动起始的标志，是因为它在当时赣东北许多规模不等的暴动中更具有代表意义。由此可见，弋横暴动的起始时间以楼底兰家暴动为标志，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用绝对的观点去认识问题的话，就会为“某年某月某日或某县某区某村”一类的问题而争论不休，这样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会使研究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之中。
二、弋阳九区暴动的属性
关于对弋横暴动起始时间的相异观点，主要根源于对弋阳九区暴动属性的不同判定。
持传统观点的同志并不否认弋阳九区暴动的事实，并充分肯定九区暴动是赣东北人民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的首次革命行动，它赤化了整个九区，使之成为弋横暴动的立足点，在赣东北根据地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是，九区暴动不属于弋横暴动的范畴，理由是：
第一，从时间上看。弋阳九区暴动发动于11月，时值秋收季节，属秋收暴动的范畴，而通常所说的弋横暴动是指赣东北党的五县会议决定和布置的弋横年关暴动。
第二，从领导机构看。弋阳九区暴动是在中共弋阳区委的领导下进行，暴动的组织形式仍是农民协会，暴动区域只限于弋阳九区。而弋横年关暴动是在中共五县工委和起义总指挥部的领导下进行，有明确的纲领口号，有不同于以往的组织形式--农民革命团，暴动区域纵横弋阳横峰两县数百里。
第三，从暴动的结果看。弋阳九区暴动攻占烈桥，赤化了九区，但未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有进行土地革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革命根据地。而弋横年关暴动后建立了正规的土地革命军和以农民革命团为形式的革命政权，颁布了土地法和平债法，标志着根据地开始建成。
持新说观点的同志认为，弋横暴动是一个有酝酿、导火线、发展、高潮、终结的历史过程，而弋阳九区暴动则是这个历史过程的直接源头。如果弃却了这个直接源头，那么弋横暴动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有的同志进一步概括出弋横暴动的三个阶段：弋阳九区暴动揭开了弋横暴动的序幕，构成弋横暴动的第一阶段；以楼底兰家暴动为导火线的横峰年关暴动，构成弋横暴动的第二阶段；弋横两县联合暴动则是弋横暴动的第三阶段。其理由是：
第一，弋横暴动是赣东北人民在方志敏领导下，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暴动。因此，弋阳九区暴动、横峰年关暴动、弋横两县联合暴动均属同一性质的暴动。
第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未变。弋阳九区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共弋阳区委书记方志敏，弋横两县联合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仍是当时任中共五县工委书记兼起义总指挥的方志敏。
第三，弋阳九区处于弋横暴动的中心区域，九区暴动成功地赤化了九区，为以后的横峰年关暴动和弋横联合暴动的区域连成一片打下了基础。
第四，弋横暴动的主要领导者方志敏在他的遗著中多处明确地指出：“弋阳九区是暴动的发源地。”九区暴动成功后，“从此，九区就成了赤色的九区了；斗争了八九年，始终坚持，成为赣东北苏维埃革命最巩固的根据地”。
有的同志对弋横年关暴动的两个阶段说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楼底兰家首义，各村继起，农军分兵六路，向外扩展，这一过程水到渠成，来势汹涌，进展迅速，一脉相贯，很难看得出有横峰年关暴动与弋横联合暴动的两个阶段之分。
三、弋横暴动的称谓
“弋横暴动”这个党史专用名词产生于何时？据考证，当年信江特委的文件是把弋阳和横峰的暴动分开叙述的，而没有用“弋横暴动”这个名词。在方志敏的文章和其他文献中出现过三个暴动名词，即弋阳九区暴动、横峰年关暴动和赣东暴动（此为邵式平1928年2月12日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时提出的，原拟的五县暴动谓赣东暴动，实为弋横两县的暴动）。1937年邵式平在延安写的《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一文中，叙述了弋横暴动的过程，但没有用“弋横暴动”的名词。这一名词最早见诸1945年邵式平、汪金祥、胡德兰在延安写成的《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从此，“弋横暴动”作为党史的专用词而延用至今。尽管这个名词是人们后来创用的，但党史学界一直公认它是科学而妥贴的。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弋横暴动”这个名词没有反映出暴动区域的实质内容，仅囿于弋阳、横峰两地。而实际上，暴动的区域包括弋阳、横峰、德兴三县，故暴动的名称改为“弋横德暴动”更切合实际。其理由是：
第一，弋阳、横峰、德兴三县毗邻相接，边区群众往来密切，革命斗争的共同目标把三县边区结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第二，方志敏领导暴动，并没有把眼光局限在弋、横两县，而是认为暴动区域愈广则愈佳，致力于发动包括弋、横、德乃至整个信江流域在内的赣东暴动，并为德兴的暴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使德兴地区成为付诸实施的整个暴动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暴动发源于弋阳，发展于横峰，形成高潮于弋阳、横峰、德兴三县，暴动六路大军中的第五路，由方远辉等人指挥，以弋阳漆工镇为中心向德兴万村乡磨角桥一带发展。德兴党组织也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响应，直接参加暴动大军。暴动受挫后，暴动的领导机构和武装都转移到德兴境内，德兴事实上成为暴动的战略大后方。
四、窖头会议召开的时间
窖头会议即方志敏在弋阳九区窖头村主持召开的五县党员联席会议，它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特别是窖头会议召开的时间直接关系到弋横暴动的起因，因此它便成为弋横暴动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近年来公开出版的有关专著都认定窖头会议召开于1927年11月，其中又分为11月中旬、11月底、秋收割禾季节、秋末冬初等说，普遍为党史界所接受的是1927年11月25日，这个日期最早见诸20世纪50年代弋阳、横峰两县编写的《革命斗争史》。
与上述传统观点相异的新说，将窖头会议召开的时间推迟于1928年1月2日，其主要依据是近年来发掘出的两份历史原件。一是1928年2月12日邵式平在上海向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报告--《S。P同志关于赣东暴动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S。P报告》），此报告记载：“阴历十二月初间，我们到九区会议，决定召集贵溪、横峰、弋阳、铅山、上饶五县同志”，“于是有五县同志会议之举”。二是1930年6月8日信江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中共信江特委关于党和红军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信江报告》），此报告记载：“民国十六年阴历十二月初十日召集五县联席会议，布置暴动。”前者记载的“阴历十二月初间”为决定召开五县会议的时间，后者记载的“阴历十二月初十日”为正式召开会议的时间。“初间”与“初十”相隔仅几天，两者可相互印证。这是迄今为止唯有的两份记载了窖头会议情况的历史文献，而且相距窖头会议的时间又最近，可以说是可靠的、权威性的研究资料。经阴阳历换算，民国十六年阴历十二月初十日为公元1928年1月2日，此日即为窖头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
对新说的上述观点，维护传统说的同志提出了质疑。
第一，凡亲自经历了弋横暴动和出席了窖头会议的老同志都一致回忆是11月召开窖头会议。邵式平于1959年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的诞生--弋（阳）、横（峰）农民武装大起义》回忆录中提到，窖头会议是在“秋收割禾的时候召开的”。如果说当事人回忆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会有误差的话，那么回忆事件发生的季节，其误差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农谚有“立冬不割禾”之说，因此断定窖头会议召开于立冬前的11月是正确的，绝不可能晚至1928年1月才召开会议。
第二，从当年敌我态势发展的全局看，窖头会议不会晚至1928年1月召开。邵式平、方志纯等老同志一致肯定“窖头会议”是“赣东北地区革命由退却转入进攻的一个标志”，正是在会议精神指引下，1927年12月13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取得了很大胜利。如果迟至1928年1月再召开窖头会议，制定纲领方针，建立领导机构，显然是大大落后于形势。况且1928年1月以后，形势开始转变，敌人大量调遣重兵镇压，弋横暴动已面临敌人疯狂反扑的危险。
第三，《S。P报告》《信江报告》这两个历史文献不足以证明窖头会议召开的时间。《S。P报告》中“阴历十二月初间，我们到九区会议，决定召集贵溪、横峰、弋阳、铅山、上饶五县同志，于是贵溪、铅山二县外，其余各县同志均集合于弋阳九区”。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九区会议”并非“窖头会议”，而九区会议前是否召开了五县会议（即窖头会议）也未言明。相反，《S。P报告》中的“暴动前之计划”的一节中明白地记叙了“五县会议”召开于暴动之前。显而易见，窖头会议绝不会晚至暴动后的1928年1月2日才召开。再则，《信江报告》在记述五县会议召开的时间与暴动事实有明显的矛盾。文中记载：“民国十六年阴历十二月初十日召集五县联席会议，布置暴动……这个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决定年关暴动……弋横就从此暴动起来了！”但事实上1927年12月13日横峰楼底兰家暴动各地立即响应，随即弋横暴动迅速全面展开，并取得了胜利，无需待到1928年1月2日的会议来决定和布置暴动。也有同志另辟蹊径，通过史实分析，认定《S。P报告》所载“阴历十二月初间”决定召集五县会议有误，并由此推断：本来12月初间系阳历，但怕人误之为阴历，故特地注明为“阳”。可是在排印中却又将“阳”误为“阴”，导致“阴”差“阳”错。两年后的《信江报台》执笔人受《S。P报告》的影响，将阳历12月初间误写成“阴历十二月初十”。由此而论，窖头会议召开的时间既非1927年11月，又非1928年1月2日，而是1927年12月10日。
老同志方志纯特别严肃地指出：在历史研究中应把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与存在于历史亲历者头脑中的活材料结合起来，互为补充和佐证，对一些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不应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引证，而应该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分析和鉴别。他以自己通知和出席窖头会议的亲身经历，再次肯定了1927年11月召开窖头会议的历史事实，并对某些同志论证窖头会议在弋横暴动之后召开所依据的“历史资料”的准确性表示怀疑。
五、窖头会议的历史地位
党史界一贯认为，窖头会议进一步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党的工作方针和武装暴动纲领，成立了中共五县工委和五县暴动总指挥部。在窖头会议精神指引下，才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因此，窖头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赣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由退却转入进攻的根本标志。
持新说观点的同志在1987年11月召开的“纪念弋横暴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弋横暴动不是一次会议紧接一次暴动所能包括的，它是由多次会议、数次暴动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不能把弋横地区的一切暴动的功绩都归之于窖头会议。实际上，窖头会议之前，方志敏还主持召开过莲家坞会议和湖塘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暴动计划，并成功地发动了弋阳九区暴动和横峰年关暴动，在此基础上才召开总结弋阳九区暴动和横峰年关暴动的经验、部署五县年关联合大暴动的窖头会议。因此不能把窖头会议看成赣东北的八七会议，人为地提高它的地位。否则，方志敏在他的文集中为何只字不提“窖头会议”？
方志纯认为新说的上述观点，既违背历史，又违反逻辑。因为正是为了部署武装暴动，才先召开窖头会议，如果暴动已经全面展开了，还有什么必要再开会部署呢？所以说，把窖头会议说成是在弋横暴动后的1928年1日2日召开，其实质是否定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和功绩，从根本上否定了赣东北党对弋横暴动有计划、有组织的领导，弋横暴动也就成了盲目自发的行动，这显然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1990年增刊1期）
作者简介：罗时平（1954--），上饶市委党校副校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代史。方志敏领导发动的弋横暴动揭开了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序幕，在赣东北革命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1987年以来，党史学界在关于弋横暴动的研究中，对一些重要史实出现了对立的观点，展开了争论。为了便利于进一步的研究，兹综述如下。
一、弋横暴动的起始时间
党史学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弋横暴动起始于1927年12月13日以楼底兰家暴动为序幕的横峰年关暴动，随之扩及弋、横两县联合暴动，农民革命团分兵六路向未暴动的区域进军，此谓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1928年2月，万余农军会攻葛源失利，遭国民党重兵镇压，为时两个月的弋横暴动受挫而终止。
对弋横暴动的终止时间党史学界一致认同，但对暴动的起始时间，出现了与传统观点相异的新说。持新说的同志根据方志敏在狱中文稿《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中所写的“弋阳九区是暴动的发源地”，认定弋横暴动起始于1927年11月初方志敏领导的弋阳九区暴动。弋阳九区暴动有3000农民参加，攻克了九区的反革命巢穴--烈桥。在此基础上，经过20余天的准备，才有以楼底兰家为序幕的横峰年关暴动和弋横联合暴动。
持传统观点的同志认为，把方志敏“弋阳九区是暴动的发源地”的话作为论证弋横暴动起始于1927年11月的依据，是不符合方志敏本意的。方志敏这句话的本意仅指赣东北地区暴动斗争的发源地而已，如果把发源地统括在弋横暴动过程之内，显然是不妥的，因为发源地与弋横暴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
也有同志认为，弋横暴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是指弋横年关暴动，广义则应包括弋阳九区暴动。因此，关于弋横暴动起始时间的二说之间并无原则区别，其间不存在谁是谁非问题。赣东北老同志方志纯从历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任何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特别是对于弋横暴动这样一个发生在较长时间、较大范围内的暴动，不能绝对地凝固地看待它爆发的时间和地点，更不能不分主次地、不厌其烦地对此进行“新的考证”。党史学界习惯于把1927年12月13日发生的横峰楼底兰家暴动作为弋横暴动起始的标志，是因为它在当时赣东北许多规模不等的暴动中更具有代表意义。由此可见，弋横暴动的起始时间以楼底兰家暴动为标志，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用绝对的观点去认识问题的话，就会为“某年某月某日或某县某区某村”一类的问题而争论不休，这样不仅没有必要，而且还会使研究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之中。
二、弋阳九区暴动的属性
关于对弋横暴动起始时间的相异观点，主要根源于对弋阳九区暴动属性的不同判定。
持传统观点的同志并不否认弋阳九区暴动的事实，并充分肯定九区暴动是赣东北人民在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的首次革命行动，它赤化了整个九区，使之成为弋横暴动的立足点，在赣东北根据地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是，九区暴动不属于弋横暴动的范畴，理由是：
第一，从时间上看。弋阳九区暴动发动于11月，时值秋收季节，属秋收暴动的范畴，而通常所说的弋横暴动是指赣东北党的五县会议决定和布置的弋横年关暴动。
第二，从领导机构看。弋阳九区暴动是在中共弋阳区委的领导下进行，暴动的组织形式仍是农民协会，暴动区域只限于弋阳九区。而弋横年关暴动是在中共五县工委和起义总指挥部的领导下进行，有明确的纲领口号，有不同于以往的组织形式--农民革命团，暴动区域纵横弋阳横峰两县数百里。
第三，从暴动的结果看。弋阳九区暴动攻占烈桥，赤化了九区，但未建立苏维埃政权，没有进行土地革命，不是完整意义上的革命根据地。而弋横年关暴动后建立了正规的土地革命军和以农民革命团为形式的革命政权，颁布了土地法和平债法，标志着根据地开始建成。
持新说观点的同志认为，弋横暴动是一个有酝酿、导火线、发展、高潮、终结的历史过程，而弋阳九区暴动则是这个历史过程的直接源头。如果弃却了这个直接源头，那么弋横暴动就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有的同志进一步概括出弋横暴动的三个阶段：弋阳九区暴动揭开了弋横暴动的序幕，构成弋横暴动的第一阶段；以楼底兰家暴动为导火线的横峰年关暴动，构成弋横暴动的第二阶段；弋横两县联合暴动则是弋横暴动的第三阶段。其理由是：
第一，弋横暴动是赣东北人民在方志敏领导下，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暴动。因此，弋阳九区暴动、横峰年关暴动、弋横两县联合暴动均属同一性质的暴动。
第二，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未变。弋阳九区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是中共弋阳区委书记方志敏，弋横两县联合暴动的主要领导人仍是当时任中共五县工委书记兼起义总指挥的方志敏。
第三，弋阳九区处于弋横暴动的中心区域，九区暴动成功地赤化了九区，为以后的横峰年关暴动和弋横联合暴动的区域连成一片打下了基础。
第四，弋横暴动的主要领导者方志敏在他的遗著中多处明确地指出：“弋阳九区是暴动的发源地。”九区暴动成功后，“从此，九区就成了赤色的九区了；斗争了八九年，始终坚持，成为赣东北苏维埃革命最巩固的根据地”。
有的同志对弋横年关暴动的两个阶段说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楼底兰家首义，各村继起，农军分兵六路，向外扩展，这一过程水到渠成，来势汹涌，进展迅速，一脉相贯，很难看得出有横峰年关暴动与弋横联合暴动的两个阶段之分。
三、弋横暴动的称谓
“弋横暴动”这个党史专用名词产生于何时？据考证，当年信江特委的文件是把弋阳和横峰的暴动分开叙述的，而没有用“弋横暴动”这个名词。在方志敏的文章和其他文献中出现过三个暴动名词，即弋阳九区暴动、横峰年关暴动和赣东暴动（此为邵式平1928年2月12日在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时提出的，原拟的五县暴动谓赣东暴动，实为弋横两县的暴动）。1937年邵式平在延安写的《纪念民族英雄方志敏》一文中，叙述了弋横暴动的过程，但没有用“弋横暴动”的名词。这一名词最早见诸1945年邵式平、汪金祥、胡德兰在延安写成的《闽浙皖赣（赣东北）党史》，从此，“弋横暴动”作为党史的专用词而延用至今。尽管这个名词是人们后来创用的，但党史学界一直公认它是科学而妥贴的。
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弋横暴动”这个名词没有反映出暴动区域的实质内容，仅囿于弋阳、横峰两地。而实际上，暴动的区域包括弋阳、横峰、德兴三县，故暴动的名称改为“弋横德暴动”更切合实际。其理由是：
第一，弋阳、横峰、德兴三县毗邻相接，边区群众往来密切，革命斗争的共同目标把三县边区结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第二，方志敏领导暴动，并没有把眼光局限在弋、横两县，而是认为暴动区域愈广则愈佳，致力于发动包括弋、横、德乃至整个信江流域在内的赣东暴动，并为德兴的暴动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使德兴地区成为付诸实施的整个暴动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暴动发源于弋阳，发展于横峰，形成高潮于弋阳、横峰、德兴三县，暴动六路大军中的第五路，由方远辉等人指挥，以弋阳漆工镇为中心向德兴万村乡磨角桥一带发展。德兴党组织也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响应，直接参加暴动大军。暴动受挫后，暴动的领导机构和武装都转移到德兴境内，德兴事实上成为暴动的战略大后方。
四、窖头会议召开的时间
窖头会议即方志敏在弋阳九区窖头村主持召开的五县党员联席会议，它在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特别是窖头会议召开的时间直接关系到弋横暴动的起因，因此它便成为弋横暴动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近年来公开出版的有关专著都认定窖头会议召开于1927年11月，其中又分为11月中旬、11月底、秋收割禾季节、秋末冬初等说，普遍为党史界所接受的是1927年11月25日，这个日期最早见诸20世纪50年代弋阳、横峰两县编写的《革命斗争史》。
与上述传统观点相异的新说，将窖头会议召开的时间推迟于1928年1月2日，其主要依据是近年来发掘出的两份历史原件。一是1928年2月12日邵式平在上海向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报告--《S。P同志关于赣东暴动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S。P报告》），此报告记载：“阴历十二月初间，我们到九区会议，决定召集贵溪、横峰、弋阳、铅山、上饶五县同志”，“于是有五县同志会议之举”。二是1930年6月8日信江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中共信江特委关于党和红军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信江报告》），此报告记载：“民国十六年阴历十二月初十日召集五县联席会议，布置暴动。”前者记载的“阴历十二月初间”为决定召开五县会议的时间，后者记载的“阴历十二月初十日”为正式召开会议的时间。“初间”与“初十”相隔仅几天，两者可相互印证。这是迄今为止唯有的两份记载了窖头会议情况的历史文献，而且相距窖头会议的时间又最近，可以说是可靠的、权威性的研究资料。经阴阳历换算，民国十六年阴历十二月初十日为公元1928年1月2日，此日即为窖头会议召开的确切时间。
对新说的上述观点，维护传统说的同志提出了质疑。
第一，凡亲自经历了弋横暴动和出席了窖头会议的老同志都一致回忆是11月召开窖头会议。邵式平于1959年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的诞生--弋（阳）、横（峰）农民武装大起义》回忆录中提到，窖头会议是在“秋收割禾的时候召开的”。如果说当事人回忆事件发生的具体日期会有误差的话，那么回忆事件发生的季节，其误差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农谚有“立冬不割禾”之说，因此断定窖头会议召开于立冬前的11月是正确的，绝不可能晚至1928年1月才召开会议。
第二，从当年敌我态势发展的全局看，窖头会议不会晚至1928年1月召开。邵式平、方志纯等老同志一致肯定“窖头会议”是“赣东北地区革命由退却转入进攻的一个标志”，正是在会议精神指引下，1927年12月13日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取得了很大胜利。如果迟至1928年1月再召开窖头会议，制定纲领方针，建立领导机构，显然是大大落后于形势。况且1928年1月以后，形势开始转变，敌人大量调遣重兵镇压，弋横暴动已面临敌人疯狂反扑的危险。
第三，《S。P报告》《信江报告》这两个历史文献不足以证明窖头会议召开的时间。《S。P报告》中“阴历十二月初间，我们到九区会议，决定召集贵溪、横峰、弋阳、铅山、上饶五县同志，于是贵溪、铅山二县外，其余各县同志均集合于弋阳九区”。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九区会议”并非“窖头会议”，而九区会议前是否召开了五县会议（即窖头会议）也未言明。相反，《S。P报告》中的“暴动前之计划”的一节中明白地记叙了“五县会议”召开于暴动之前。显而易见，窖头会议绝不会晚至暴动后的1928年1月2日才召开。再则，《信江报告》在记述五县会议召开的时间与暴动事实有明显的矛盾。文中记载：“民国十六年阴历十二月初十日召集五县联席会议，布置暴动……这个会议的主要精神，就是决定年关暴动……弋横就从此暴动起来了！”但事实上1927年12月13日横峰楼底兰家暴动各地立即响应，随即弋横暴动迅速全面展开，并取得了胜利，无需待到1928年1月2日的会议来决定和布置暴动。也有同志另辟蹊径，通过史实分析，认定《S。P报告》所载“阴历十二月初间”决定召集五县会议有误，并由此推断：本来12月初间系阳历，但怕人误之为阴历，故特地注明为“阳”。可是在排印中却又将“阳”误为“阴”，导致“阴”差“阳”错。两年后的《信江报台》执笔人受《S。P报告》的影响，将阳历12月初间误写成“阴历十二月初十”。由此而论，窖头会议召开的时间既非1927年11月，又非1928年1月2日，而是1927年12月10日。
老同志方志纯特别严肃地指出：在历史研究中应把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与存在于历史亲历者头脑中的活材料结合起来，互为补充和佐证，对一些新发现的文献资料不应不加区别、不加分析地引证，而应该进行去伪存真、由表及里分析和鉴别。他以自己通知和出席窖头会议的亲身经历，再次肯定了1927年11月召开窖头会议的历史事实，并对某些同志论证窖头会议在弋横暴动之后召开所依据的“历史资料”的准确性表示怀疑。
五、窖头会议的历史地位
党史界一贯认为，窖头会议进一步贯彻了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党的工作方针和武装暴动纲领，成立了中共五县工委和五县暴动总指挥部。在窖头会议精神指引下，才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弋横暴动。因此，窖头会议是大革命失败后赣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由退却转入进攻的根本标志。
持新说观点的同志在1987年11月召开的“纪念弋横暴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弋横暴动不是一次会议紧接一次暴动所能包括的，它是由多次会议、数次暴动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不能把弋横地区的一切暴动的功绩都归之于窖头会议。实际上，窖头会议之前，方志敏还主持召开过莲家坞会议和湖塘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制定了暴动计划，并成功地发动了弋阳九区暴动和横峰年关暴动，在此基础上才召开总结弋阳九区暴动和横峰年关暴动的经验、部署五县年关联合大暴动的窖头会议。因此不能把窖头会议看成赣东北的八七会议，人为地提高它的地位。否则，方志敏在他的文集中为何只字不提“窖头会议”？
方志纯认为新说的上述观点，既违背历史，又违反逻辑。因为正是为了部署武装暴动，才先召开窖头会议，如果暴动已经全面展开了，还有什么必要再开会部署呢？所以说，把窖头会议说成是在弋横暴动后的1928年1日2日召开，其实质是否定这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和功绩，从根本上否定了赣东北党对弋横暴动有计划、有组织的领导，弋横暴动也就成了盲目自发的行动，这显然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院学报》1990年增刊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