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三章 试论文艺作品中方志敏形象塑造问题
杨洪鸣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发表了不少以方志敏业绩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66年，以石凌鹤先生所著的话剧剧本《方志敏》为代表。第二阶段从1976年至今，文艺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争相出现，反映方志敏的文艺作品在前一阶段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长诗《方志敏之歌》（朱昌勤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电影文学剧本《血沃中华》（方兰、周毅如、孙勃著，《电影文学》1980年第3期）和长篇小说《方志敏》（张知著，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等，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
本文试以上述几部主要作品为例，来探究一下方志敏文学艺术形象塑造的问题。
一
任何一个文学艺术形象的塑造，都必须具有历史真实性。我们评论文艺作品的方志敏形象，属于革命历史题材的范畴，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涉及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在史学领域中，要求绝对忠于史料，任何添枝加叶或移花接木，都是治史之大忌。而从事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作家当然必须尊重史实，但是对史实的取舍与运用，必须以如何塑造人物为原则，使史实为刻画人物形象服务。德国剧作家、诗人约翰克里斯托夫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指出：“它必须严格遵守历史的真实性，模仿时，它有它的自己，它有权利，甚至于可以说它有责任使历史真实屈于诗艺的规律。”文学艺术的规律--也就是席勒所说的“诗艺的规律”--是利用形象思维对历史资料进行剪辑、概括、想象，从而创造艺术形象。在创造艺术形象时，历史的真实必须为艺术形象服务。
阿托尔斯泰在论历史小说真实性时说：“艺术家须使自己有这样的勇气，或者胆识--根据其实是不重要零碎的资料，通过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直觉，就大胆地坚定地描绘时代。”他所说的“资料”即史料，包括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事迹，他说的“时代”，即当时的历史。请注意，阿托尔斯泰所谓“不重要”的资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能是不重要的，但对于塑造文学艺术形象、描绘时代风貌的作家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对历史资料的取舍，应从史实是否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为准，而不是以史料本身重要与否为转移。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能反映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和环境的时代特点，是必须集中笔墨写好的；与此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一些史学家不屑一顾的琐碎史料，通过想象和加工，把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展示出来，使历史人物有血有肉地站在读者面前。所谓想象，也就是说，根据史实，进行合理的推断和虚构。想象的东西，必定是虚构的，是无法考证的。想象是史学家最忌讳的，却是文学家必要的武器，这也是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分野所在；所以，不能用历史为文艺作品做注释。当然，塑造历史人物，反映过去的时代，都不允许违背历史真实，不能违背历史人物固有的性格逻辑，更不能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上张冠李戴。任何不根据史实的不合理的想象，只能是破坏艺术的真实，也就是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这一点，是文学家在创作历史题材时，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
长篇小说《方志敏》，以史实为基础，以方志敏从童年到就义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反映了方志敏战斗的一生。长诗《方志敏之歌》，通过民歌形式，歌颂方志敏领导农民暴动的功绩。两部作品为了着力写好方志敏形象，做出了值得肯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共同的缺点是长于重大事件的叙写，短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使史实淹没了形象。尽管作品的情节有史可查，却仍使读者感到不真实。因为作品过于注重了重大历史事件，史实束缚了作者的想象力，使作者的创造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石凌鹤先生所著的剧本《方志敏》，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作者截取方志敏战斗生涯的几个横断面，例如弋横暴动、暴动后的失败转向胜利、抗日先遣队的北征、途中被俘、狱中斗争等，在重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作者没有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对一些情节和细节，进行了大胆的虚构。比如，作者通过一个村庄的抗租暴动，来反映弋横暴动的全貌，其中写了吴先民和杨莲花的瓜葛，吴先民向杨莲花求爱，这在历史上是无从考证的。又如方志敏被捕时，据史料考证，并没有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枪战，作者为了加强戏剧效果，虚构了方志敏用最后的两粒子弹，击毙了两个匪兵的情节。这样的虚构手法在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中，是必要的和允许的，值得我们借鉴。
二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指出：“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研究人物性格：第一，把性格作为具备各种属性的整体，既作为个别人物来看，也就是就性格本身来看；其次，这种整体同时显现为某种特殊形式，因为性格应显现为确定性的；第三，性格（作为本身的整一的）跟这种确定性（其实就他本身）融会在它的主体的自为存在里，因而成了本身坚定的性格。”在此黑格尔论述了典型人物的三大特征，即性格的丰富性、确定性、整体性。黑格尔认为，人是复杂的，人的心胸是广阔的，所以人物性格也必须体现出这种丰富性。复杂的丰富的性格中，有一个主要方面作为其中的主导，从而使人物性格成为一个稳定的整体。从这个理论出发，我们很容易找到方志敏艺术形象的确定性，即方志敏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的高尚品质和博大的胸怀。从我们所提及作品的任何一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都把握并努力表现这一点；但是，也不难看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物性格另外两大特征的不足。
长诗《方志敏之歌》主要通过方志敏领导漆工镇暴动、十八村暴动、与立三路线的斗争以及狱中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等事件，热情地歌颂了方志敏忠于党和人民的品质。读完长诗，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方志敏是农民运动的领袖，是我党正确路线的代表。至于方志敏的鲜明个性，在诗中很少得到表现。也就是说，《方志敏之歌》仅表现了方志敏性格的主导方面--确定性，而缺少丰富性和整体性。其实，诸如方志敏大义灭亲时的心态；对战友吴先民等屈死在“左”倾路线之下而无力相救的心情；北上失利时，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组建的队伍毁于一旦，举枪曾想自杀时的复杂感情；等等--在这些特殊的事件中，很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
电影文学剧本《血沃中华》的作者，力图表现出方志敏形象的丰富性。作品写了方志敏对敌人的斗争--怒斥顽敌、智斗余步高、拒绝蒋介石的诱降以及对国民党进步人士的争取和感化、对妻子儿女的怀念等。作者试图从各类复杂关系的整体中，表现出方志敏形象的丰富性。但是，就总体而言，作品侧重于方志敏对敌斗争，使人感到怒目有余、深沉不够，不免直露。而对于其他几种关系则展开不够，有些仅仅是一闪而过，例如方志敏惦念自己的儿女，只用了抱起孩子，在屋里转一圈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细节。再者，《血沃中华》把主人公的活动局限在狱中，这无疑在客观上为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黑格尔论述人物性格的三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失去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人物性格，起码是不完美的性格。在写出人物性格的确定性--即主导方面时，并表现出性格的各个方面，使其具有性格的丰富性，确定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结合，成为人物的整体性。长篇小说《方志敏》描写了方志敏作为革命领袖的伟大的一面，也写出了方志敏平凡的一面。在苏区人民面前，他和蔼可亲。在红军战士面前，他平易近人：把自己的坐骑让给生病的战士；一个伤员无法拿筷子，他特意给他送去一把调羹。遗憾的是，这“伟大的一面”和“平凡的一面”常常是分离的。整个作品从方志敏童年写到就义，几乎都是鉴于史实写成，缺乏对历史资料的筛选、提炼、概括和加工，以致方志敏性格的确定性和丰富性没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无法形成整体性。
三
大凡一部成功之作，都要塑造出一组有鲜明个性的人物群体，在作品中交相辉映、相辅相成。例如《林海雪原》《李自成》等一批作品，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涉及一些革命领袖或英雄，不仅要表现领袖或英雄本身，还要表现领袖或英雄身边的群体（他的战友、亲人）以及和他敌对的人物。只有把领袖或英雄放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才能写出其鲜明而丰富的个性。
革命事业的成功，不是某一个人单枪匹马所能奏效的，而是要依靠一个稳定的领导群体，依靠这个领导群体指挥下的千军万马的共同奋斗。在这个领导群体中，每一个成员都占有其他人无法代替的历史地位，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放射他的光辉，显出他的本色。我们在创作时，必须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方志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团结了一批杰出的革命志士，组成了赣东北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在这个群体里，有着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例如邵式平、黄道、吴先民、匡龙海等，他们的出身、修养、阅历、经历各有不同，自有特点。就以邵式平为例，他性格豪爽开朗，雷厉风行，当时人称“邵阎王”。赣东北人民中间至今仍流传着“邵阎王”的轶事。在这种“口头文学”中，邵式平的形象有着鲜明的个性，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像曾洪易这样的人物，他是王明路线的代表，曾经为赣东北根据地的最高领袖之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对革命丧失信心，由动摇而逃跑。还有方志敏的亲属、朋友、同学等等。如果写出这些人物的鲜明性格，必定会有助于方志敏形象的刻画，形成一种众星捧月、绿叶衬花的格局。以文艺形式重现方志敏的光辉形象，表现他光彩照人的人格，弘扬他的高尚情操和伟大精神，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阅读迄今为止的方志敏题材的文艺作品，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令人遗憾的结论：文学艺术家所塑造的方志敏形象，远不如方志敏自身的形象感人。正有感于此，笔者写了这篇短文，权作引玉之砖。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发表了不少以方志敏业绩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大致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至1966年，以石凌鹤先生所著的话剧剧本《方志敏》为代表。第二阶段从1976年至今，文艺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象，在文艺作品中争相出现，反映方志敏的文艺作品在前一阶段基础上，有了新的提高。长诗《方志敏之歌》（朱昌勤著，江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电影文学剧本《血沃中华》（方兰、周毅如、孙勃著，《电影文学》1980年第3期）和长篇小说《方志敏》（张知著，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等，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作品。
本文试以上述几部主要作品为例，来探究一下方志敏文学艺术形象塑造的问题。
一
任何一个文学艺术形象的塑造，都必须具有历史真实性。我们评论文艺作品的方志敏形象，属于革命历史题材的范畴，所以，我们就不能不涉及如何处理好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这一理论问题。在史学领域中，要求绝对忠于史料，任何添枝加叶或移花接木，都是治史之大忌。而从事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作家当然必须尊重史实，但是对史实的取舍与运用，必须以如何塑造人物为原则，使史实为刻画人物形象服务。德国剧作家、诗人约翰克里斯托夫席勒在《论悲剧艺术》中指出：“它必须严格遵守历史的真实性，模仿时，它有它的自己，它有权利，甚至于可以说它有责任使历史真实屈于诗艺的规律。”文学艺术的规律--也就是席勒所说的“诗艺的规律”--是利用形象思维对历史资料进行剪辑、概括、想象，从而创造艺术形象。在创造艺术形象时，历史的真实必须为艺术形象服务。
阿托尔斯泰在论历史小说真实性时说：“艺术家须使自己有这样的勇气，或者胆识--根据其实是不重要零碎的资料，通过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直觉，就大胆地坚定地描绘时代。”他所说的“资料”即史料，包括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事迹，他说的“时代”，即当时的历史。请注意，阿托尔斯泰所谓“不重要”的资料，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可能是不重要的，但对于塑造文学艺术形象、描绘时代风貌的作家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对历史资料的取舍，应从史实是否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为准，而不是以史料本身重要与否为转移。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能反映历史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和环境的时代特点，是必须集中笔墨写好的；与此同时，也要充分利用一些史学家不屑一顾的琐碎史料，通过想象和加工，把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展示出来，使历史人物有血有肉地站在读者面前。所谓想象，也就是说，根据史实，进行合理的推断和虚构。想象的东西，必定是虚构的，是无法考证的。想象是史学家最忌讳的，却是文学家必要的武器，这也是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分野所在；所以，不能用历史为文艺作品做注释。当然，塑造历史人物，反映过去的时代，都不允许违背历史真实，不能违背历史人物固有的性格逻辑，更不能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上张冠李戴。任何不根据史实的不合理的想象，只能是破坏艺术的真实，也就是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这一点，是文学家在创作历史题材时，必须特别注意的问题。
长篇小说《方志敏》，以史实为基础，以方志敏从童年到就义所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为线索，反映了方志敏战斗的一生。长诗《方志敏之歌》，通过民歌形式，歌颂方志敏领导农民暴动的功绩。两部作品为了着力写好方志敏形象，做出了值得肯定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共同的缺点是长于重大事件的叙写，短于人物性格的刻画，使史实淹没了形象。尽管作品的情节有史可查，却仍使读者感到不真实。因为作品过于注重了重大历史事件，史实束缚了作者的想象力，使作者的创造力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石凌鹤先生所著的剧本《方志敏》，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相统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作者截取方志敏战斗生涯的几个横断面，例如弋横暴动、暴动后的失败转向胜利、抗日先遣队的北征、途中被俘、狱中斗争等，在重现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时候，作者没有拘泥于历史事实，而是对一些情节和细节，进行了大胆的虚构。比如，作者通过一个村庄的抗租暴动，来反映弋横暴动的全貌，其中写了吴先民和杨莲花的瓜葛，吴先民向杨莲花求爱，这在历史上是无从考证的。又如方志敏被捕时，据史料考证，并没有和敌人进行面对面的枪战，作者为了加强戏剧效果，虚构了方志敏用最后的两粒子弹，击毙了两个匪兵的情节。这样的虚构手法在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中，是必要的和允许的，值得我们借鉴。
二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指出：“我们要从三方面来研究人物性格：第一，把性格作为具备各种属性的整体，既作为个别人物来看，也就是就性格本身来看；其次，这种整体同时显现为某种特殊形式，因为性格应显现为确定性的；第三，性格（作为本身的整一的）跟这种确定性（其实就他本身）融会在它的主体的自为存在里，因而成了本身坚定的性格。”在此黑格尔论述了典型人物的三大特征，即性格的丰富性、确定性、整体性。黑格尔认为，人是复杂的，人的心胸是广阔的，所以人物性格也必须体现出这种丰富性。复杂的丰富的性格中，有一个主要方面作为其中的主导，从而使人物性格成为一个稳定的整体。从这个理论出发，我们很容易找到方志敏艺术形象的确定性，即方志敏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中华民族的高尚品质和博大的胸怀。从我们所提及作品的任何一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作者都把握并努力表现这一点；但是，也不难看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人物性格另外两大特征的不足。
长诗《方志敏之歌》主要通过方志敏领导漆工镇暴动、十八村暴动、与立三路线的斗争以及狱中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等事件，热情地歌颂了方志敏忠于党和人民的品质。读完长诗，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是：方志敏是农民运动的领袖，是我党正确路线的代表。至于方志敏的鲜明个性，在诗中很少得到表现。也就是说，《方志敏之歌》仅表现了方志敏性格的主导方面--确定性，而缺少丰富性和整体性。其实，诸如方志敏大义灭亲时的心态；对战友吴先民等屈死在“左”倾路线之下而无力相救的心情；北上失利时，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组建的队伍毁于一旦，举枪曾想自杀时的复杂感情；等等--在这些特殊的事件中，很能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矛盾冲突。
电影文学剧本《血沃中华》的作者，力图表现出方志敏形象的丰富性。作品写了方志敏对敌人的斗争--怒斥顽敌、智斗余步高、拒绝蒋介石的诱降以及对国民党进步人士的争取和感化、对妻子儿女的怀念等。作者试图从各类复杂关系的整体中，表现出方志敏形象的丰富性。但是，就总体而言，作品侧重于方志敏对敌斗争，使人感到怒目有余、深沉不够，不免直露。而对于其他几种关系则展开不够，有些仅仅是一闪而过，例如方志敏惦念自己的儿女，只用了抱起孩子，在屋里转一圈这样一个似曾相识的细节。再者，《血沃中华》把主人公的活动局限在狱中，这无疑在客观上为表现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黑格尔论述人物性格的三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失去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人物性格，起码是不完美的性格。在写出人物性格的确定性--即主导方面时，并表现出性格的各个方面，使其具有性格的丰富性，确定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结合，成为人物的整体性。长篇小说《方志敏》描写了方志敏作为革命领袖的伟大的一面，也写出了方志敏平凡的一面。在苏区人民面前，他和蔼可亲。在红军战士面前，他平易近人：把自己的坐骑让给生病的战士；一个伤员无法拿筷子，他特意给他送去一把调羹。遗憾的是，这“伟大的一面”和“平凡的一面”常常是分离的。整个作品从方志敏童年写到就义，几乎都是鉴于史实写成，缺乏对历史资料的筛选、提炼、概括和加工，以致方志敏性格的确定性和丰富性没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就无法形成整体性。
三
大凡一部成功之作，都要塑造出一组有鲜明个性的人物群体，在作品中交相辉映、相辅相成。例如《林海雪原》《李自成》等一批作品，已为我们提供了经验。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涉及一些革命领袖或英雄，不仅要表现领袖或英雄本身，还要表现领袖或英雄身边的群体（他的战友、亲人）以及和他敌对的人物。只有把领袖或英雄放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才能写出其鲜明而丰富的个性。
革命事业的成功，不是某一个人单枪匹马所能奏效的，而是要依靠一个稳定的领导群体，依靠这个领导群体指挥下的千军万马的共同奋斗。在这个领导群体中，每一个成员都占有其他人无法代替的历史地位，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放射他的光辉，显出他的本色。我们在创作时，必须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方志敏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团结了一批杰出的革命志士，组成了赣东北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在这个群体里，有着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例如邵式平、黄道、吴先民、匡龙海等，他们的出身、修养、阅历、经历各有不同，自有特点。就以邵式平为例，他性格豪爽开朗，雷厉风行，当时人称“邵阎王”。赣东北人民中间至今仍流传着“邵阎王”的轶事。在这种“口头文学”中，邵式平的形象有着鲜明的个性，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像曾洪易这样的人物，他是王明路线的代表，曾经为赣东北根据地的最高领袖之一，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他对革命丧失信心，由动摇而逃跑。还有方志敏的亲属、朋友、同学等等。如果写出这些人物的鲜明性格，必定会有助于方志敏形象的刻画，形成一种众星捧月、绿叶衬花的格局。以文艺形式重现方志敏的光辉形象，表现他光彩照人的人格，弘扬他的高尚情操和伟大精神，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阅读迄今为止的方志敏题材的文艺作品，平心而论，我们不得不得出一个令人遗憾的结论：文学艺术家所塑造的方志敏形象，远不如方志敏自身的形象感人。正有感于此，笔者写了这篇短文，权作引玉之砖。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