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三章 试论方志敏在创建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地位和作用
杨子耀
史学界公认，方志敏是闽浙（皖）赣苏区的创始人，而他也是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则不为人们所熟知，个别对江西早期革命史颇有研究的同志还略有微词。笔者综合有限的资料，对此试作论述，不失肤浅，祈望有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从创办“南昌文化书社”等活动看方志敏
在江西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江西的组织，最早创建于南昌（不包括属于湖南地方党团组织系统的萍乡党团组织），创建时期大体为1921年至1925年。方志敏于1919年秋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从1922年9月开始至1927年6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礼送”出境而离开南昌去赣西吉安等地，其间，除1923年3月被江西督导蔡成勋所迫，与赵醒侬等离开南昌去南京，至9月返回南昌，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南昌从事职业革命。方志敏在南昌的革命生涯，尤其是参与创立江西地方党团组织和领导全省农民运动，是他除后8年战斗在赣东北苏区之外的另一个极其辉煌的人生阶段。举凡某个社会组织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江西地方党团组织诞生之前亦有个奠基阶段，方志敏是奠基人之一。
1919年秋，方志敏怀着一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考入南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欲挟风雷击邪恶，与荟萃省城的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一道，以呐喊之声、志士之举汇成一股革命洪流，向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封冻的江西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1921年前后，一批进步社团、进步刊物在南昌相继问世。省立二中建立了“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季刊；省立一中建立了“晨鸣社”，出版《晨鸣月刊》；省立女师建立了“党社”，出版《时代之花》。由袁玉冰、黄道等创办的“江西改造社”，是众多社团之中的佼佼者。
方志敏在参加“改造社”之前，已因领导“学潮”而崭露头角。他作为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领导了“驱赵风潮”。这实际上是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旧体制、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如同一声惊雷，在黑暗沉寂的江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场斗争虽然最终以遭到军警弹压和方志敏被开除学籍而失败，但已初步显示了方志敏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社会中坚，是“江西青年的一面旗帜”（方志纯语）。
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广泛传播，为党团组织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史学界的许多同志都把赵醒侬、方志敏、袁玉冰列为在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笔者完全赞同这个观点。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探讨--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广泛传播始于何时，以往的研究中似乎没有一个时间界限。笔者把这个时间划在1922年下半年，妥否？
过去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人们首先联想到“江西改造社”及其出版的《新江西》。当然，“改造社”在这方面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不过，本着求实的精神，还应该做点科学的具体分析。“改造社”建于1921年元旦。该社以“改造社会”为宗旨，但在前一段“社员的思想信仰，并不一致”，还谈不上要以马克思主义来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方志敏在“改造社”倍加推崇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袁玉冰、黄道等，对那些“相信无政府主义”或“无一定的信仰”的社员，对“各种问题都无中心的谈”，表示很不满意。思想信仰不一致的状况自然反映到了《新江西》季刊上。《新江西》创刊于1921年5月，1922年3月出第二号，1923年1月出第三号，总共出版了三期。据“改造社”的创建者、现仍健在的徐先兆老先生著文称：“第一号和第二号主要谈的是婚姻问题和人生问题，第三号开始谈主义问题、政治问题。”徐老先生还写道：第一、第二两号都还载有“不谈政治”的《本刊宣言》，第三号《本刊宣言》已被袁玉冰新写的《敬告青年》所代替。袁在《敬告青年》中大声疾呼：“要实行社会革命”，“只有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因此，“敬告青年》是改造社的第二次宣言”。徐老先生的上述说法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改造社”及其《新江西》真正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是1922年下半年以后的事。
笔者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广泛传播始于1922年下半年，除了分析“改造社”及其《新江西》的实际状况之外，还注意到了广泛传播兴起的种种条件。其中重要的条件是方志敏、袁玉冰等在这个时候初步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同年晚些时候赵醒侬亦由上海来到了江西。
方志敏和赵醒侬、袁玉冰，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江西广泛传播所起的作用应该说是同等重要的。但方志敏比赵醒侬早2个多月、比袁玉冰早4个月返回南昌，因此，以时间而论，方志敏当为最早的“播火人”，他最突出的行动就是创办了“南昌文化书社”。
1922年8月，方志敏在上海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一时间袁玉冰在北京大学加入了青年团）。方志敏入团后，考虑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江西得到传播，他决心开办文化书社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请示团中央同意之后，方志敏于8月29日从上海启程返回南昌，随即在百花洲席公祠附近（东湖边）选中一家门面开始了文化书社的筹建。《新江西》第三号刊出过《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宣言》写道：“荒凉的江西，没有文化种子的江西，居然也有‘文化之芽’……应该用人工灌溉法，从别处运输一些‘哀其杜阿’来供给文化的需要，我们组织这个文化书社，就是要实行这个使命。”这段话把开设文化书社的目的说得很明确，就是引来马克思主义，灌溉给原本“荒凉”的江西思想文化界。《宣言》虽由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等15人联名发表，但书社之创办主要应归功于方志敏，因当时只有“志敏一人正做着书社事”，书社经理也由他亲自担任。文化书社“专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ABC》《向导》《先驱》《新青年》等。江西的一些青年就是在这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而走上革命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广泛传播是不是从方志敏由上海返回南昌开始，当然可以进一步研究。但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通过组织并带着任务、有目的有计划地来南昌传播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比方志敏更早的人，这一点，不能被忽视。第二，方志敏创办的“南昌文化书社”，事实上是江西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书社像一块磁铁，把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在周围。不久，江西第一个团组织也在这里诞生，这一点也不能被忽视。事实证明，方志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马克思主义在江西广泛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看方志敏创始人之地位
江西创建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特点是先建团、后建党。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首先导致了江西第一个团组织的诞生。
1923年1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在南昌文化书社建立，“发起人为方志敏、赵醒侬、刘五郎、刘修竹、陈之琦、刘拜农、赵履和七人”。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江西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直接领导。
事实很清楚，赵醒侬和方志敏都是江西团组织主要创始人，7名发起人当中，只有赵醒侬和方志敏原来是团员，其余5人都是刚入团的新团员。方、赵的名字摆在发起人的首要位置上，也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此外，就赵醒侬而言，在南昌建团是他从上海带来的任务（身在北京的袁玉冰也很热心，几次写信给赵提出建团的建议）。他还直接发展了5名新团员，使建团具备了条件并得以诞生。就方志敏而言，他以自己卓有成效的活动为团组织的创立打下了基础。他所创办的文化书社不仅是团组织的诞生地，而且还是“本团同志的谈话集会机关”，成为江西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第一个战斗据点。
有的同志著文称，南昌团组织的创始人是赵醒侬，方志敏只是协助他建团。个别同志甚至断言：“具体从事建团工作的不是方志敏。”这种观点不免偏颇，令人难以苟同。
笔者认为，对于江西团组织的初创，赵醒侬与方志敏的作用是难分主次且相互不能替代的。这一点，拙文上面已有所述及，这里再提出一些不很成熟的见解加以说明：
赵醒侬创建江西团组织的历史功绩自然不容抹杀，但亦毋庸讳言，南昌团组织诞生之前，很多实际工作是方志敏做的。
从时间来讲，赵醒侬于1922年11月间从上海来到南昌，比方志敏晚两个多月。据赵后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回省未及三天，即被我兄弟电催回家”，“耽延两月。”照此推算，赵醒侬离开南丰县老家，第二次到南昌最早也是1923年1月上旬，此时距1月20日建团仅有十几天时间。由此可见，方志敏从事建团工作的时间更早、更长。
从熟悉情况来讲，赵醒侬在同一份报告中说：“我虽为赣人，而对省人十分隔膜。”这是由于他早年就流落外埠所造成的。方志敏则更为熟悉南昌的情况，赵醒侬与一些进步青年的相识，就是经过方志敏引荐的。刘拜农等5人入团，据有关史料说是赵醒侬介绍的，但也不能排除在赵第二次到南昌之前，方志敏就与刘等5人建立了联系，并对他们的入团起了一定的作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赵醒侬1923年1月上旬到南昌，方志敏因事回弋阳老家去了，此时，赵对团组织一时难以建立“内心十分不安”。他在《致存统信》中写道：“今年（旧历）是来不及，明年总可组织。”据查，当年的春节是公历的2月16日，团组织何以能出乎赵醒侬的预想，提前在1月20日建立？可以认定，这与方志敏从弋阳返回南昌，从而加速了建团进程有关。综上所述，方志敏同赵醒侬一样，其团组织创始人的地位完全可以确立。
从江西第一个团组织的创立，到第一个党组织于1925年春光荣诞生，共历时两年。在此期间，方志敏与赵醒侬一道，一直处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江西党组织的创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下分三个阶段简述。
第一阶段从1923年1月中旬至3月上旬。团组织创立之后，方志敏在文化书社继续出售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广泛接触进步青年，他还积极筹办《青年声》周报。当时，团组织“决定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青年声》周报，作为宣传我们主义的刊物”。《新江西》季刊因故一直未再出版，因此，方志敏事实上是江西团组织第一份机关报的创刊人。同年2月中旬，袁玉冰来到南昌，他与方志敏合力出版《青年声》。这一阶段，方志敏与赵醒侬、袁玉冰等还积极筹建团的外围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3月7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遭到军阀政府的破坏。次日，袁玉冰在南昌牛行车站被军警逮捕入狱，赵醒侬和生病住院的方志敏虽幸免于难，但因遭通缉而被迫分别逃往上海、南京。南昌文化书社此时亦被查封。这一次事件，“唤醒了好多的青年”，“千百万份传单，还没有这样大的效果”。
第二阶段从1923年10月至1924年初。1923年3月方志敏与赵醒侬避离南昌到南京、上海之后，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停止。经方志敏等积极筹办，《新江西半月刊》于10月1日在上海创刊，继续成为江西团组织的机关刊物。其后，赵、方等由上海、南京返赣，重新整顿团的组织，10月21日南昌团地委成立（方志敏因事请假，未参加成立大会）。他们还把坐牢8个月的袁玉冰营救出狱。同年12月1日，赵醒侬与方志敏等在《新江西半月刊》第五号发表《发起江西学会的提议》。不久，他们创办了团的外围组织--“江西青年学会”，对于团结江西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从此掀起青年运动的热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从1924年3月至1925年春。方志敏经赵醒侬介绍于1924年3月在南昌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在此之前，赵醒侬曾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返赣时，南昌团地委书记已交由他人担任。方志敏、赵醒侬均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时称跨党）。1924年3月，赵醒侬和邓鹤鸣在南昌成立了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此时，他们已把主要精力放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赵与方冒着生命危险，在南昌和全省各地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筹建由革命势力掌握的县、市党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方志敏与“一平”印刷所所长张田民等人的关系，平时又注重向印刷所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4月，他和赵醒侬创建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江西第一个工会组织--南昌铅印工会。7月间，他们还领导成立了扬子洲农民协会。同年下半年，赵醒侬、方志敏和曾天宇一起，在南昌创办了“黎明中学”和“明星书社”，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江西的革命运动培养和积聚了骨干力量。
在历时两年的革命活动基础上，江西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南昌支部于1925年春诞生。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支部的党员只有赵醒侬、方志敏和从外地派来的邓鹤鸣等三四个人，到1926年4月中共江西地委成立时，本地的和外来的党员总共也只有18个人。
关于中共南昌支部的建立时间，目前党史学界仍存疑。传统说法为1924年2月成立，主要是依据邓鹤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个人回忆，这很不可靠。笔者对这个问题没有做深入研究，但基本赞同陈立明同志在《江西党团组织的建立沿革》中提出的看法，即“可能是1925年5月”建立（为慎重起见，笔者将2月改为春）。陈文的主要依据是：1924年5月党中央的文件对江西建党的事未作记载，而其他省凡建立了党组织的均一一在案；邓鹤鸣回忆中说他1924年2月来江西参与建党，但据史料记载，他当时没有在南昌；邓回忆党支部创立时已有10来名党员，据考证，所列名单有误，曾天宇、朱大贞等大多数人都是1925年下半年之后入党的，邓回忆的其他一些事情在时间上几乎都提早了一年。
关于新说的依据，笔者还可以做一点补充。据查阅《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年至1926年），1924年全年和1925年上半年南昌团组织的文件中，多处记载着“中学”“民校”的活动，无一处出现“大学”（“中学”为团组织代名，“民校”为国民党组织代名，“大学”为党组织代名）。如党组织确已建立，何以会无一处记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昌团地委于1925年8月21日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此间大学尚能与本校联络”，还说“大学人甚少”。这是笔者所查阅的上述文件中第一次提到“大学”，而所提的又是党与团之间的“联络”问题。如果党组织早在1924年2月已经建立，何以在一年半之后才提出“联络”问题？这也不正好可以说明中共南昌支部于1925年春建立更为可信吗？
迄今止，江西最早的党组织以及党员情况仍不甚明了。据现有的资料，方志敏于1924年3月入党，当为江西籍在本埠入党最早的党员。他与赵醒侬不仅为江西建党奠定了基础，而且直接创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从而确立了他作为江西地方党组织创始人的地位。
从中共“江西三杰”说看方志敏的实际作用与社会影响
在江西建党建团和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最有影响的人物莫过于赵醒侬、方志敏、袁玉冰三人。当年的《上海民国日报》称他们为中共“江西三杰”。
“江西三杰”在这一时期的江西革命斗争中各有独特的贡献。
赵醒侬从1923年1月至1926年9月壮烈牺牲，斗争近4年，不仅是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始人，还一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包括国共合作的省党部），其作用最为突出。
袁玉冰在南昌共4年多：1919年下半年到1922年上半年为第一段，1923年2月到11月为第二段，1926年冬（北伐军攻占南昌之后）到1927年7月为第三段。前期创办了“江西改造社”，中期坐牢8个月。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创立，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江西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文化界影响极大。后期还担任了团省委书记这个重要职务。
方志敏的主要特点是在南昌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最长，所经历的斗争最丰富也最复杂。
他因领导“学潮”而成为五四运动中在南昌的风云人物。
他是在外埠入团回到南昌的第一个团员和在南昌入党的第一个党员。
他是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他虽没有担任党团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但他重视“深入下层”，反对“空空洞洞的而不实际化”的错误观念和工作作风，一直发挥着实际的领导作用。
他的个人安危时时存在，不但“是军阀底下的虎口余生”，而且在北伐军占领南昌之后，继续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迫害，最终还被披着“左”派面纱的朱培德“礼送”出境。
本文对方志敏在创建江西地方党团组织前后的斗争实践已作了简要介绍，这里再补充一个蒋介石排挤方志敏的实例，从中也可以看到方志敏的影响和威望：
1927年1月上旬，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会议选举省党部执委时，方志敏得115票，在27名执委中居第四位。蒋介石为了控制省党部，一面指使其爪牙大肆制造“江西省党部的实权操于共产党之手”，“以前在秘密时代做工作的都是党贼”的反革命舆论，一面玩弄所谓“圈定”的把戏，第一个被圈掉的就是方志敏，AB团头目段锡朋等前三名均被保留，从而一手炮制了非法的省党部。
蒋介石之所以把矛头首先指向方志敏，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蒋视方为江西最有威胁的共产党人。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此处不再一一列举。笔者认为，方志敏之所以能在江西的革命斗争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且具广泛的社会影响，与他创建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功绩是分不开的。
作为中共“江西三杰”之一的方志敏在当时还高瞻远瞩，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至少在江西最早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农村，其主要斗争手段是武装斗争。他在创建江西地方党团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到了领导江西的农民运动上。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史学界公认，方志敏是闽浙（皖）赣苏区的创始人，而他也是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则不为人们所熟知，个别对江西早期革命史颇有研究的同志还略有微词。笔者综合有限的资料，对此试作论述，不失肤浅，祈望有关专家学者不吝赐教。
从创办“南昌文化书社”等活动看方志敏
在江西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贡献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江西的组织，最早创建于南昌（不包括属于湖南地方党团组织系统的萍乡党团组织），创建时期大体为1921年至1925年。方志敏于1919年秋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从1922年9月开始至1927年6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礼送”出境而离开南昌去赣西吉安等地，其间，除1923年3月被江西督导蔡成勋所迫，与赵醒侬等离开南昌去南京，至9月返回南昌，其余时间基本上都在南昌从事职业革命。方志敏在南昌的革命生涯，尤其是参与创立江西地方党团组织和领导全省农民运动，是他除后8年战斗在赣东北苏区之外的另一个极其辉煌的人生阶段。举凡某个社会组织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江西地方党团组织诞生之前亦有个奠基阶段，方志敏是奠基人之一。
1919年秋，方志敏怀着一颗救国救民的赤子之心考入南昌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欲挟风雷击邪恶，与荟萃省城的一批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一道，以呐喊之声、志士之举汇成一股革命洪流，向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封冻的江西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1921年前后，一批进步社团、进步刊物在南昌相继问世。省立二中建立了“江西改造社”，出版《新江西》季刊；省立一中建立了“晨鸣社”，出版《晨鸣月刊》；省立女师建立了“党社”，出版《时代之花》。由袁玉冰、黄道等创办的“江西改造社”，是众多社团之中的佼佼者。
方志敏在参加“改造社”之前，已因领导“学潮”而崭露头角。他作为甲种工业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负责人，领导了“驱赵风潮”。这实际上是一场反对封建主义的旧体制、旧道德、旧文化的斗争，如同一声惊雷，在黑暗沉寂的江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场斗争虽然最终以遭到军警弹压和方志敏被开除学籍而失败，但已初步显示了方志敏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社会中坚，是“江西青年的一面旗帜”（方志纯语）。
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广泛传播，为党团组织的创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史学界的许多同志都把赵醒侬、方志敏、袁玉冰列为在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笔者完全赞同这个观点。现在有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探讨--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广泛传播始于何时，以往的研究中似乎没有一个时间界限。笔者把这个时间划在1922年下半年，妥否？
过去一提到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传播，人们首先联想到“江西改造社”及其出版的《新江西》。当然，“改造社”在这方面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不过，本着求实的精神，还应该做点科学的具体分析。“改造社”建于1921年元旦。该社以“改造社会”为宗旨，但在前一段“社员的思想信仰，并不一致”，还谈不上要以马克思主义来达到改造社会之目的。方志敏在“改造社”倍加推崇与自己志同道合的袁玉冰、黄道等，对那些“相信无政府主义”或“无一定的信仰”的社员，对“各种问题都无中心的谈”，表示很不满意。思想信仰不一致的状况自然反映到了《新江西》季刊上。《新江西》创刊于1921年5月，1922年3月出第二号，1923年1月出第三号，总共出版了三期。据“改造社”的创建者、现仍健在的徐先兆老先生著文称：“第一号和第二号主要谈的是婚姻问题和人生问题，第三号开始谈主义问题、政治问题。”徐老先生还写道：第一、第二两号都还载有“不谈政治”的《本刊宣言》，第三号《本刊宣言》已被袁玉冰新写的《敬告青年》所代替。袁在《敬告青年》中大声疾呼：“要实行社会革命”，“只有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因此，“敬告青年》是改造社的第二次宣言”。徐老先生的上述说法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改造社”及其《新江西》真正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是1922年下半年以后的事。
笔者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广泛传播始于1922年下半年，除了分析“改造社”及其《新江西》的实际状况之外，还注意到了广泛传播兴起的种种条件。其中重要的条件是方志敏、袁玉冰等在这个时候初步完成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同年晚些时候赵醒侬亦由上海来到了江西。
方志敏和赵醒侬、袁玉冰，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江西广泛传播所起的作用应该说是同等重要的。但方志敏比赵醒侬早2个多月、比袁玉冰早4个月返回南昌，因此，以时间而论，方志敏当为最早的“播火人”，他最突出的行动就是创办了“南昌文化书社”。
1922年8月，方志敏在上海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一时间袁玉冰在北京大学加入了青年团）。方志敏入团后，考虑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使马克思主义在江西得到传播，他决心开办文化书社来解决这个问题。经请示团中央同意之后，方志敏于8月29日从上海启程返回南昌，随即在百花洲席公祠附近（东湖边）选中一家门面开始了文化书社的筹建。《新江西》第三号刊出过《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宣言》写道：“荒凉的江西，没有文化种子的江西，居然也有‘文化之芽’……应该用人工灌溉法，从别处运输一些‘哀其杜阿’来供给文化的需要，我们组织这个文化书社，就是要实行这个使命。”这段话把开设文化书社的目的说得很明确，就是引来马克思主义，灌溉给原本“荒凉”的江西思想文化界。《宣言》虽由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等15人联名发表，但书社之创办主要应归功于方志敏，因当时只有“志敏一人正做着书社事”，书社经理也由他亲自担任。文化书社“专贩卖马克思主义的和其他革命的书报”，主要有《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共产主义ABC》《向导》《先驱》《新青年》等。江西的一些青年就是在这里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刊而走上革命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江西的广泛传播是不是从方志敏由上海返回南昌开始，当然可以进一步研究。但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通过组织并带着任务、有目的有计划地来南昌传播马克思主义，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比方志敏更早的人，这一点，不能被忽视。第二，方志敏创办的“南昌文化书社”，事实上是江西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书社像一块磁铁，把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在周围。不久，江西第一个团组织也在这里诞生，这一点也不能被忽视。事实证明，方志敏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对马克思主义在江西广泛传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从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建立看方志敏创始人之地位
江西创建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特点是先建团、后建党。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首先导致了江西第一个团组织的诞生。
1923年1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在南昌文化书社建立，“发起人为方志敏、赵醒侬、刘五郎、刘修竹、陈之琦、刘拜农、赵履和七人”。这一重大事件标志着江西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直接领导。
事实很清楚，赵醒侬和方志敏都是江西团组织主要创始人，7名发起人当中，只有赵醒侬和方志敏原来是团员，其余5人都是刚入团的新团员。方、赵的名字摆在发起人的首要位置上，也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此外，就赵醒侬而言，在南昌建团是他从上海带来的任务（身在北京的袁玉冰也很热心，几次写信给赵提出建团的建议）。他还直接发展了5名新团员，使建团具备了条件并得以诞生。就方志敏而言，他以自己卓有成效的活动为团组织的创立打下了基础。他所创办的文化书社不仅是团组织的诞生地，而且还是“本团同志的谈话集会机关”，成为江西无产阶级先锋组织的第一个战斗据点。
有的同志著文称，南昌团组织的创始人是赵醒侬，方志敏只是协助他建团。个别同志甚至断言：“具体从事建团工作的不是方志敏。”这种观点不免偏颇，令人难以苟同。
笔者认为，对于江西团组织的初创，赵醒侬与方志敏的作用是难分主次且相互不能替代的。这一点，拙文上面已有所述及，这里再提出一些不很成熟的见解加以说明：
赵醒侬创建江西团组织的历史功绩自然不容抹杀，但亦毋庸讳言，南昌团组织诞生之前，很多实际工作是方志敏做的。
从时间来讲，赵醒侬于1922年11月间从上海来到南昌，比方志敏晚两个多月。据赵后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我回省未及三天，即被我兄弟电催回家”，“耽延两月。”照此推算，赵醒侬离开南丰县老家，第二次到南昌最早也是1923年1月上旬，此时距1月20日建团仅有十几天时间。由此可见，方志敏从事建团工作的时间更早、更长。
从熟悉情况来讲，赵醒侬在同一份报告中说：“我虽为赣人，而对省人十分隔膜。”这是由于他早年就流落外埠所造成的。方志敏则更为熟悉南昌的情况，赵醒侬与一些进步青年的相识，就是经过方志敏引荐的。刘拜农等5人入团，据有关史料说是赵醒侬介绍的，但也不能排除在赵第二次到南昌之前，方志敏就与刘等5人建立了联系，并对他们的入团起了一定的作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赵醒侬1923年1月上旬到南昌，方志敏因事回弋阳老家去了，此时，赵对团组织一时难以建立“内心十分不安”。他在《致存统信》中写道：“今年（旧历）是来不及，明年总可组织。”据查，当年的春节是公历的2月16日，团组织何以能出乎赵醒侬的预想，提前在1月20日建立？可以认定，这与方志敏从弋阳返回南昌，从而加速了建团进程有关。综上所述，方志敏同赵醒侬一样，其团组织创始人的地位完全可以确立。
从江西第一个团组织的创立，到第一个党组织于1925年春光荣诞生，共历时两年。在此期间，方志敏与赵醒侬一道，一直处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江西党组织的创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下分三个阶段简述。
第一阶段从1923年1月中旬至3月上旬。团组织创立之后，方志敏在文化书社继续出售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广泛接触进步青年，他还积极筹办《青年声》周报。当时，团组织“决定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青年声》周报，作为宣传我们主义的刊物”。《新江西》季刊因故一直未再出版，因此，方志敏事实上是江西团组织第一份机关报的创刊人。同年2月中旬，袁玉冰来到南昌，他与方志敏合力出版《青年声》。这一阶段，方志敏与赵醒侬、袁玉冰等还积极筹建团的外围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3月7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遭到军阀政府的破坏。次日，袁玉冰在南昌牛行车站被军警逮捕入狱，赵醒侬和生病住院的方志敏虽幸免于难，但因遭通缉而被迫分别逃往上海、南京。南昌文化书社此时亦被查封。这一次事件，“唤醒了好多的青年”，“千百万份传单，还没有这样大的效果”。
第二阶段从1923年10月至1924年初。1923年3月方志敏与赵醒侬避离南昌到南京、上海之后，他们的活动并没有停止。经方志敏等积极筹办，《新江西半月刊》于10月1日在上海创刊，继续成为江西团组织的机关刊物。其后，赵、方等由上海、南京返赣，重新整顿团的组织，10月21日南昌团地委成立（方志敏因事请假，未参加成立大会）。他们还把坐牢8个月的袁玉冰营救出狱。同年12月1日，赵醒侬与方志敏等在《新江西半月刊》第五号发表《发起江西学会的提议》。不久，他们创办了团的外围组织--“江西青年学会”，对于团结江西进步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从此掀起青年运动的热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阶段从1924年3月至1925年春。方志敏经赵醒侬介绍于1924年3月在南昌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在此之前，赵醒侬曾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返赣时，南昌团地委书记已交由他人担任。方志敏、赵醒侬均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时称跨党）。1924年3月，赵醒侬和邓鹤鸣在南昌成立了国民党江西临时省党部。此时，他们已把主要精力放在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赵与方冒着生命危险，在南昌和全省各地掀起反帝反封建的工农运动，筹建由革命势力掌握的县、市党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方志敏与“一平”印刷所所长张田民等人的关系，平时又注重向印刷所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4年4月，他和赵醒侬创建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江西第一个工会组织--南昌铅印工会。7月间，他们还领导成立了扬子洲农民协会。同年下半年，赵醒侬、方志敏和曾天宇一起，在南昌创办了“黎明中学”和“明星书社”，进一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江西的革命运动培养和积聚了骨干力量。
在历时两年的革命活动基础上，江西最早的党组织--中共南昌支部于1925年春诞生。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支部的党员只有赵醒侬、方志敏和从外地派来的邓鹤鸣等三四个人，到1926年4月中共江西地委成立时，本地的和外来的党员总共也只有18个人。
关于中共南昌支部的建立时间，目前党史学界仍存疑。传统说法为1924年2月成立，主要是依据邓鹤鸣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个人回忆，这很不可靠。笔者对这个问题没有做深入研究，但基本赞同陈立明同志在《江西党团组织的建立沿革》中提出的看法，即“可能是1925年5月”建立（为慎重起见，笔者将2月改为春）。陈文的主要依据是：1924年5月党中央的文件对江西建党的事未作记载，而其他省凡建立了党组织的均一一在案；邓鹤鸣回忆中说他1924年2月来江西参与建党，但据史料记载，他当时没有在南昌；邓回忆党支部创立时已有10来名党员，据考证，所列名单有误，曾天宇、朱大贞等大多数人都是1925年下半年之后入党的，邓回忆的其他一些事情在时间上几乎都提早了一年。
关于新说的依据，笔者还可以做一点补充。据查阅《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年至1926年），1924年全年和1925年上半年南昌团组织的文件中，多处记载着“中学”“民校”的活动，无一处出现“大学”（“中学”为团组织代名，“民校”为国民党组织代名，“大学”为党组织代名）。如党组织确已建立，何以会无一处记载。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南昌团地委于1925年8月21日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此间大学尚能与本校联络”，还说“大学人甚少”。这是笔者所查阅的上述文件中第一次提到“大学”，而所提的又是党与团之间的“联络”问题。如果党组织早在1924年2月已经建立，何以在一年半之后才提出“联络”问题？这也不正好可以说明中共南昌支部于1925年春建立更为可信吗？
迄今止，江西最早的党组织以及党员情况仍不甚明了。据现有的资料，方志敏于1924年3月入党，当为江西籍在本埠入党最早的党员。他与赵醒侬不仅为江西建党奠定了基础，而且直接创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从而确立了他作为江西地方党组织创始人的地位。
从中共“江西三杰”说看方志敏的实际作用与社会影响
在江西建党建团和大革命时期的斗争，最有影响的人物莫过于赵醒侬、方志敏、袁玉冰三人。当年的《上海民国日报》称他们为中共“江西三杰”。
“江西三杰”在这一时期的江西革命斗争中各有独特的贡献。
赵醒侬从1923年1月至1926年9月壮烈牺牲，斗争近4年，不仅是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始人，还一直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包括国共合作的省党部），其作用最为突出。
袁玉冰在南昌共4年多：1919年下半年到1922年上半年为第一段，1923年2月到11月为第二段，1926年冬（北伐军攻占南昌之后）到1927年7月为第三段。前期创办了“江西改造社”，中期坐牢8个月。他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创立，但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方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江西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文化界影响极大。后期还担任了团省委书记这个重要职务。
方志敏的主要特点是在南昌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最长，所经历的斗争最丰富也最复杂。
他因领导“学潮”而成为五四运动中在南昌的风云人物。
他是在外埠入团回到南昌的第一个团员和在南昌入党的第一个党员。
他是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他虽没有担任党团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但他重视“深入下层”，反对“空空洞洞的而不实际化”的错误观念和工作作风，一直发挥着实际的领导作用。
他的个人安危时时存在，不但“是军阀底下的虎口余生”，而且在北伐军占领南昌之后，继续遭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迫害，最终还被披着“左”派面纱的朱培德“礼送”出境。
本文对方志敏在创建江西地方党团组织前后的斗争实践已作了简要介绍，这里再补充一个蒋介石排挤方志敏的实例，从中也可以看到方志敏的影响和威望：
1927年1月上旬，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南昌召开，会议选举省党部执委时，方志敏得115票，在27名执委中居第四位。蒋介石为了控制省党部，一面指使其爪牙大肆制造“江西省党部的实权操于共产党之手”，“以前在秘密时代做工作的都是党贼”的反革命舆论，一面玩弄所谓“圈定”的把戏，第一个被圈掉的就是方志敏，AB团头目段锡朋等前三名均被保留，从而一手炮制了非法的省党部。
蒋介石之所以把矛头首先指向方志敏，关键的一点，就在于蒋视方为江西最有威胁的共产党人。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此处不再一一列举。笔者认为，方志敏之所以能在江西的革命斗争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且具广泛的社会影响，与他创建江西地方党团组织的功绩是分不开的。
作为中共“江西三杰”之一的方志敏在当时还高瞻远瞩，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至少在江西最早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农村，其主要斗争手段是武装斗争。他在创建江西地方党团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到了领导江西的农民运动上。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