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浅析《年关斗争》的艺术特色
程孝林
方志敏创作的剧本《年关斗争》（载《方志敏文集》）取材于1929年的贵溪周坊农民暴动。作者把暴动农民严惩恶霸取得了胜利这一史实典型化，又以当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反动派“为要一举扑灭这一小块革命根据地”而“组织联合‘围剿’”以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军事行动为背景，创作了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四幕口语体话剧。
本剧通过贫苦农民张三一家的悲惨境遇，同恶霸地主杨克明、俞麻子、夏波澄的矛盾冲突和广大贫苦农民团结一致进行抗租，并取得年关抗租斗争胜利的故事，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是劳动人民家破人亡的根源，抨击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制度，启示贫苦人民只要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就一定能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表达了方志敏极度地痛恨黑暗的社会统治并决心变革社会现实的革命精神。
全剧四幕的大致内容是：第一幕是剧情的开端。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29年的冬天。地点在贵溪北乡苏区。事件是三个恶霸地主在杨克明家图谋以更毒辣的收租手段来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剧情一开始，便围绕“租”的收与抗来展开。同时，它又暗示了即将发展的矛盾冲突。第二幕着重展现农民张三家的悲惨境遇，地主杨克明的卑劣、俞麻子的狠毒、夏波澄的贪婪。这一幕深化了矛盾的冲突，从而推动了剧情的发展。第三幕着重表现了广大贫苦农民被恶霸地主逼得有家不得归，于是官逼民反，贫苦农民在苦大仇深的张三等人带领下，组织起来，准备斗争。第四幕是全剧的高潮，也是剧的结局。正当三个恶霸地主在喝酒喜庆他们近日的“收获”时，农民年关斗争的钟声响了，这是地主剥削者的丧钟，也是广大贫苦农民觉醒的号角。
纵观全剧有四大特色：
第一，剧情紧紧围绕着地主的逼租和农民的抗租这一矛盾冲突而展开，巧妙地在刻画人物之中去发展剧情。方志敏在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命运的过程中，不是单纯地描摹人物，而是根据话剧的特点，靠人物对话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塑造人物形象。例如：恶霸地主杨克明一登场，张口就是“财喜怎样”、这班穷鬼“穷得卵打鼓”；俞麻子则是“那班穷鬼都说没有钱还我的债”，“跟他们算老账，利上加利，算得他们倾家荡产”。夏波澄叫骂“没见过那班穷鬼，一起是黑良心的东西”。听到这些对话，观众闻其声，就如见其人，暴露了他们是一伙靠劳动人民的“租”过活的寄生虫及与劳动人民势不两立的嘴脸，而农民张三、李四、王二的对话则不然。张三：“老李，不革命这日子是过不出头的。”李四：“我家锅都没有了，不革命连饭都不要吃了。”王二：“要革命就要靠大家。”这一席对话恰如其分地刻画了勤劳、吃苦的劳动群众是被逼得无可奈何才起来反抗的。剧本在符合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的刻画中，淡淡地叠印出了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背景。
第二，环境上鲜明对比。剧情开始，便以杨克明家丰盛的酒筵、阔绰的摆设为背景，同第二幕农民张三家贫穷简陋的装饰、第三幕冷庙的凄凉（此幕景外的凄凉同贫苦农民内心要求革命的火热心情也是对比）形成鲜明的对比。第四幕重现第一幕的背景，反复渲染地主老爷们的奢侈与农民的饥饿的尖锐对立，激发观众对地主阶级的痛恨，深思地主阶级为什么“不劳而获”、劳动人民为什么“劳而不获”的道理。
第三，结构紧凑严整。剧情从三个恶霸地主商讨收租“手段要辣一点”以胁迫农民停止抗租就范开始，紧接着三个地主实施他们的阴谋：强奸张三妻子，夺走张三财物，抢掠张三女儿，逼得张三家破人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被重租重利盘剥得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民团结起来，举行抗租斗争，直至取得抗租斗争的胜利，过上欢乐愉快的生活。结构自然紧凑，符合逻辑而又完整。
第四，善于运用方言，富于个性化。方志敏以其熟悉的弋阳、贵溪方言经过加工提炼，使剧中人物语言切合各自的性格特征。例如三个恶霸地主除了一登场口不离“财”“钱”“租”外，杨克明还说，如果农民要抗租，“我就到贵溪去攀兵来，打得他们屁滚尿流就作算”。这里的“攀兵”，方言是求、带兵的意思，说明杨克明与反动军队早有勾结，所以有恃无恐。“作算”是罢休之意，刻画了杨克明对农民抗租一事的仇恨和同农民势不两立的丑恶嘴脸。而当张三家遭不幸，俞麻子碰见几个农民在张三家，他问农民话时，农民甲、乙答；“那里，张三的老婆吊颈死了，我们来相帮的。”这里的“吊颈”“相帮”是地方语言。前者说明张三妻死于非命，后者表现了贫苦农民那种同命运、共患难的兄弟之情和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这些方言的运用，在当时农民文化水平不高，见识不多，认为普通话是“官话”的情况下，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收到好的艺术效果。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方志敏创作的剧本《年关斗争》（载《方志敏文集》）取材于1929年的贵溪周坊农民暴动。作者把暴动农民严惩恶霸取得了胜利这一史实典型化，又以当时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的反动派“为要一举扑灭这一小块革命根据地”而“组织联合‘围剿’”以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的军事行动为背景，创作了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四幕口语体话剧。
本剧通过贫苦农民张三一家的悲惨境遇，同恶霸地主杨克明、俞麻子、夏波澄的矛盾冲突和广大贫苦农民团结一致进行抗租，并取得年关抗租斗争胜利的故事，揭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是劳动人民家破人亡的根源，抨击了黑暗的社会现实和制度，启示贫苦人民只要团结起来，共同斗争，就一定能推翻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表达了方志敏极度地痛恨黑暗的社会统治并决心变革社会现实的革命精神。
全剧四幕的大致内容是：第一幕是剧情的开端。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29年的冬天。地点在贵溪北乡苏区。事件是三个恶霸地主在杨克明家图谋以更毒辣的收租手段来镇压农民的抗租斗争。剧情一开始，便围绕“租”的收与抗来展开。同时，它又暗示了即将发展的矛盾冲突。第二幕着重展现农民张三家的悲惨境遇，地主杨克明的卑劣、俞麻子的狠毒、夏波澄的贪婪。这一幕深化了矛盾的冲突，从而推动了剧情的发展。第三幕着重表现了广大贫苦农民被恶霸地主逼得有家不得归，于是官逼民反，贫苦农民在苦大仇深的张三等人带领下，组织起来，准备斗争。第四幕是全剧的高潮，也是剧的结局。正当三个恶霸地主在喝酒喜庆他们近日的“收获”时，农民年关斗争的钟声响了，这是地主剥削者的丧钟，也是广大贫苦农民觉醒的号角。
纵观全剧有四大特色：
第一，剧情紧紧围绕着地主的逼租和农民的抗租这一矛盾冲突而展开，巧妙地在刻画人物之中去发展剧情。方志敏在塑造人物形象表现人物命运的过程中，不是单纯地描摹人物，而是根据话剧的特点，靠人物对话来展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塑造人物形象。例如：恶霸地主杨克明一登场，张口就是“财喜怎样”、这班穷鬼“穷得卵打鼓”；俞麻子则是“那班穷鬼都说没有钱还我的债”，“跟他们算老账，利上加利，算得他们倾家荡产”。夏波澄叫骂“没见过那班穷鬼，一起是黑良心的东西”。听到这些对话，观众闻其声，就如见其人，暴露了他们是一伙靠劳动人民的“租”过活的寄生虫及与劳动人民势不两立的嘴脸，而农民张三、李四、王二的对话则不然。张三：“老李，不革命这日子是过不出头的。”李四：“我家锅都没有了，不革命连饭都不要吃了。”王二：“要革命就要靠大家。”这一席对话恰如其分地刻画了勤劳、吃苦的劳动群众是被逼得无可奈何才起来反抗的。剧本在符合生活逻辑和性格逻辑的刻画中，淡淡地叠印出了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背景。
第二，环境上鲜明对比。剧情开始，便以杨克明家丰盛的酒筵、阔绰的摆设为背景，同第二幕农民张三家贫穷简陋的装饰、第三幕冷庙的凄凉（此幕景外的凄凉同贫苦农民内心要求革命的火热心情也是对比）形成鲜明的对比。第四幕重现第一幕的背景，反复渲染地主老爷们的奢侈与农民的饥饿的尖锐对立，激发观众对地主阶级的痛恨，深思地主阶级为什么“不劳而获”、劳动人民为什么“劳而不获”的道理。
第三，结构紧凑严整。剧情从三个恶霸地主商讨收租“手段要辣一点”以胁迫农民停止抗租就范开始，紧接着三个地主实施他们的阴谋：强奸张三妻子，夺走张三财物，抢掠张三女儿，逼得张三家破人亡。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于是，被重租重利盘剥得无法生存的贫苦农民团结起来，举行抗租斗争，直至取得抗租斗争的胜利，过上欢乐愉快的生活。结构自然紧凑，符合逻辑而又完整。
第四，善于运用方言，富于个性化。方志敏以其熟悉的弋阳、贵溪方言经过加工提炼，使剧中人物语言切合各自的性格特征。例如三个恶霸地主除了一登场口不离“财”“钱”“租”外，杨克明还说，如果农民要抗租，“我就到贵溪去攀兵来，打得他们屁滚尿流就作算”。这里的“攀兵”，方言是求、带兵的意思，说明杨克明与反动军队早有勾结，所以有恃无恐。“作算”是罢休之意，刻画了杨克明对农民抗租一事的仇恨和同农民势不两立的丑恶嘴脸。而当张三家遭不幸，俞麻子碰见几个农民在张三家，他问农民话时，农民甲、乙答；“那里，张三的老婆吊颈死了，我们来相帮的。”这里的“吊颈”“相帮”是地方语言。前者说明张三妻死于非命，后者表现了贫苦农民那种同命运、共患难的兄弟之情和对地主阶级的刻骨仇恨。这些方言的运用，在当时农民文化水平不高，见识不多，认为普通话是“官话”的情况下，更容易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收到好的艺术效果。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9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