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赣东北苏区文学概观
汪义生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人民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这一革命斗争产物的苏区文学也具有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性质，即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当时，党的总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赣东北苏区文学服从于这一总任务，正如方志纯所指出的，它坚持“为工农大众和革命战争服务的方向”，为群众所创造，又服务于群众，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斗争的发展。
蓬勃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
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赣东北苏区文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以及根据地社会经济之间，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
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和发展，是赣东北苏区文学得以产生和繁荣的基础。从1928年5月弋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至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止，前后共7年，是苏区文学蓬勃兴起和繁荣时期。随着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苏区文学日趋组织化、革命化、群众化。主力红军北上后，敌人未能扼杀苏区文学，根据地留下的一部分武装队伍和人民一道坚持游击战，苏区文学继续在发挥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在赣东北，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成为苏区文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关怀和扶植下，戏剧、红色歌谣、音乐、舞蹈、通讯、故事等创作演出都很活跃。红军部队首先成立了化装宣传队，接着各县区乡也建起了俱乐部，在方志敏亲自组织下成立了赣东北工农剧团。红军部队担任政治工作的领导人带头参加演剧活动，1929年冬贵溪北乡演出话剧《年关斗争》，方志敏亲自登台扮演了剧中贫农团团长的角色，黄知真、邹毅、徐文玉等都曾在工农剧团当过演员。工农剧团上演的剧目多半是自编的，党组织一方面鼓励大家大胆创作，一方面加强具体领导。剧本演出前要由省文化部审查内容，演出时文化部常派人观看，演完后要求剧团检查效果。党组织很重视对群众的歌谣创作加以指导，注意收集、传播优秀红色歌谣。1931年9月，省文化部编纂委员会编印了一部“歌本”，收集了当时流行的几十首红色歌谣，散发到各红军部队、县区乡俱乐部、学校。这类歌曲和新戏很受群众欢迎，推动了群众性的创作和演出活动。
当时，文艺若不是面向广大群众，那它为革命战争服务便是一句空话。苏区的劳苦工农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各项文艺活动，表现出伟大的艺术创造力。戏剧歌舞四乡遍地开花，红色歌谣妇孺争相传唱，苏区文艺真正实践了大众化的方向，在启发和提高阶级觉悟，鼓舞人民同心同德，投身于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赣东北苏区文艺作品内容来看，无论是戏剧、歌谣还是散文、故事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贯穿着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粉碎反动派“围剿”，扩大根据地，促进革命高潮这样一条主线。苏区文学发展初期，各类作品主要表现这些题材：控诉封建制度黑暗、地主阶级残暴，欢呼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解放的喜悦，歌颂共产党和革命领袖的功绩，颂扬红军的大智大勇，暴露白军的凶残、腐朽。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出现大量歌颂反“围剿”胜利，描写苏区军民鱼水深情和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反映人民踊跃参军等题材的作品。九一八事变后，还出现不少反映抗日反帝题材的作品。在很多作品中，把歌唱苏维埃阳光下的幸福生活和拥护共产党领导、欢呼红军斗争胜利联系在一起。
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开展文艺运动中，注意发挥革命知识分子作用，号召专业文艺工作者虚心向群众学习，又对群众文艺活动加以指导。例如，工农剧团不仅热心为群众演出，还对部队和地方各级俱乐部的演剧活动加以辅导，帮助这些业余剧团提高技艺，为他们提供剧本，体现了革命文学运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为了提高演出效果，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注意学习、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同时，努力改革这些旧形式，创造适于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例如：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创造出歌舞剧；吸取山歌和民间小调的形式，创造了成千上万首鲜明地表现时代精神的红色歌谣。许多优秀的红色歌谣运用了革命浪漫主义手法，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又保留了赣东北传统民歌那种质朴、清新，富于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特点。
综上所述，在土地革命战争烽烟中诞生的赣东北苏区文学，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根据地广大军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革命大众文学，它继承了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赣东北苏区是当时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苏维埃政权建立比较早，如何开展苏区文学运动，开始的时候尚无可资借鉴的范例，党和人民群众大胆探索、实践，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把文艺工作当作革命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就开展群众性文艺工作的方法从宣传形式、组织领导、培养干部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决议传到赣东北，对赣东北苏区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0年以后，方志敏曾多次派出代表团和参观团赴中央苏区取经，特别是1933年初，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后，根据地处于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文艺事业发展更快了。
戏剧--苏区最有效的文艺形式
在赣东北苏区，戏剧是一种具有特殊宣传效果的文艺形式。根据地初创时期，没有专门从事戏剧工作的演员和干部。演戏活动最早是从红十军开始的。每逢打了胜仗，部队回到驻地，总要召开群众大会，演戏祝捷。那是一种简单的化装演出，参加创作和演出的有指挥员，也有普通战士。常常是白天打了仗，晚上就点燃马灯、松明，演反映白天战斗的戏，在台上兵演兵，将演将。这种戏艺术上自然难免粗糙，但对鼓舞士气起了很大作用。红军的化装宣传以其新的人物、内容和形式吸引了当地群众，这种朴素的戏剧形式很快在根据地普及开来，各区的乡村俱乐部纷纷成立业余化装宣传队。这类宣传队组织形式和表演方式十分灵活，演出完毕就地解散，队员回各自的生产和战斗岗位。化装演剧因陋就简，不用幕布和大的道具，用红纸蘸水当胭脂，锅灰当墨，草草化装一下就登台了。演出内容大都选取一些典型生活事例，有时就叫当事人做演员，现身说法。群众看这样的演出感到格外真切。
1929年10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话剧开始出现了。这年年底，苏区演出的四幕剧《年关斗争》，称得上是赣东北苏区话剧的发轫之作。剧本写了杨克明等三个地主快到年关了加紧逼债，逼死农民张三妻子，抢走他女儿和仅有的一点衣物。苦大仇深的张三在地下党的教育下当上贫农团团长，在过年时带领暴动的农民冲进地主家，惩处了三个恶霸地主。张三的悲惨身世，集中表现了在旧中国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作品形象地揭示了农民在党的启发引导下，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必然性。剧中的主要人物性格鲜明，有较为完整的情节和尖锐的戏剧冲突，剧本的油印本完整地保存至今，是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文艺史料。当时的戏剧创作一般由集体讨论，某个人执笔。《年关斗争》是一部有一定质量的话剧，从当时根据地的戏剧创作实际水平和作品的文笔这两点加以分析，这部话剧由方志敏执笔的可能性极大。1931年10月，在方志敏的关怀下，赣东北省新戏团在葛源成立。这是苏区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最初只有20多人，很快增加到60多人，改名为工农剧团。剧团设宣传（包括演员、编导）、乐器、总务、勤杂4个组。演员大都从各党校、军校、师范学校和列宁小学物色，搞乐器的多半是各县区政府推荐来的。当时，戏剧专门人才奇缺，剧团刚组建时，上海党组织曾派一位女同志来教演唱，练基本功。省文化部和剧团党组织很重视团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团员们经过刻苦学习钻研，政治素质和演剧能力提高很快。有的人进剧团时刚摘除文盲帽子，经过短时期学习，能编小戏了。
工农剧团成立后的4年时间里，团员们的足迹踏遍了苏区境内的10多个县，演出了上百场，累计几百个剧目。剧团同志都把演出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以战斗的姿态和认真的态度克服困难，完成了党交付他们的艰巨任务。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下的演出条件，剧团的道具、行装很简单。剧团经常直接配合红军作战，在战场上、行军中用快板书等做宣传。有时在红军保护下深入红白交界地区演出，鼓动群众起来跟反动派作斗争。有时，到敌人炮台底下进行宣传，瓦解敌军。每逢红十军打了大仗回葛源休整，工农剧团就在枫树坞红军操场的大戏台为指战员作慰问演出。逢五一、七一、春节等节日，剧团也在这儿为军民表演一些较大型的剧目，这时，省军区的军乐队也来为剧团伴奏。方志敏等领导人常抽空观看剧团演出。工农剧团每到一地，便与当地苏维埃政府联系，以便了解该地情况，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演出剧目。演出前，常常先由剧团领导围绕当前形势向观众作一个简短的讲话。演出内容都是反映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党的中心工作的，例如，为了配合党和政府发起的扫盲和讲卫生运动，赶编了《婆媳扫盲》《检查卫生》等独幕剧。这样的小戏对群众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剧团的同志们本身都是学文化的积极分子，在巡回演出过程中经常帮助村苏组织识字班或是到扫盲小组进行辅导。省苏文化部部长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表彰了工农剧团，说他们台上演、台下教，为扫盲运动做出了贡献。工农剧团演出的剧目形式活泼，短小精悍，适于在各种简陋的场合表演，有小歌舞、活报剧、小话剧、双簧、说书、快板等。其中，小歌舞是当时最受群众欢迎的一种戏剧形式，它是利用民间小调或流行的红色歌谣，配上情节编排而成的。一次，工农剧团在贵溪县雷溪乡夏家村演出一个剧名为《送郎当红军》的小歌舞。剧中主人公一对青年唱道：“送郎当红军，革命要认清，豪绅地主呀剥削我穷人。”“劝妹转家去，在家干革命，我当呀当红军呀，坚决杀敌人。”“送郎当红军，坚决杀敌人，粉碎敌人‘围剿’呀，快乐说不尽。”“劝妹转家去，切莫挂在心，我当呀当红军呀，光荣说不尽。”歌词通俗、口语化，洋溢着青年炽热的革命情感，抒发了他们的理想抱负，格调淳朴清新。台下的姑娘、后生也情不自禁地放开了歌喉，台上唱，台下和，气氛极其热烈。当时，邵式平正好在该村巡视，看了演出连连称赞道：你们为扩红立了一功！剧团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到部队时帮战士洗衣服，到乡村时帮烈军属干活，到红军医院为伤员作慰问演出时，协助做护理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也便于收集创作素材。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倡导和工农剧团的带动，自1931年起，根据地境内业余剧团和文工队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出现了群众戏剧运动的高潮。原先已有一定基础的部队业余文工队演剧水平不断提高，不仅是红十军，在一些县独立营也兴起了演剧活动。红军行军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宿营时，也能看到村俱乐部的演出。有时军民同台演戏，台上台下一片欢腾。在扩红运动中，有的业余剧团演员演完宣传扩红的戏，就站在台上带头报名参军，这种现身说法的宣传，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加强剧团建设，壮大戏剧队伍，省苏维埃政府曾拨下专款，用以建立农村、工厂和学校的剧团组织，培养戏剧人才。
为了更好地发挥工农剧团的作用，1933年，从省妇女学校--卢森堡训练团内吸收了一批演员，将原来的剧团扩编为工农剧团一、二两个团。二团人员最多时达50余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列宁师范学校等各类学校的俱乐部都成立了演剧队，培养了一批能独立从事戏剧活动的人才。省文化部曾组织力量改造了几个旧戏班子。团省委还组织了一次全省戏剧会演。中央苏区开展戏剧运动的经验，对赣东北苏区也有深刻的启示，中央苏区的一些优秀剧目的油印本在赣东北广为流传。中央苏区石城县蓝衫团曾长途跋涉到达葛源作慰问演出。1934年下半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赣东北戏剧运动被迫转入低潮，方志敏召集工农剧团的同志开会，心情沉重地宣布：“由于形势紧张，情况复杂，去闽北的交通已断，决定暂时解散工农剧团。”
当时，赣东北苏区流传着众多油印剧本，但保存下来的完整剧本仅有10来个，还有一些仅存提纲或剧名。估计，当时整个苏区上演的剧目不下数百个。
红色歌谣响彻赣东北的山山岭岭
歌谣是赣东北苏区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包括民谣、山歌和用当地流传的旧曲调填入新词写成的歌曲以及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创作的新诗，统称为红色歌谣。红色歌谣发自人民肺腑，它是革命的颂歌，是战斗的鼓角，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红色歌谣就在赣东北出现了。当时，《岑阳学刊》《寸铁》等党的地下刊物便刊登过一些表现革命内容的新歌谣。红军创建初期，唱歌是部队生活的一部分，队伍开到哪里，就把豪迈的革命歌声带到哪里，这不仅鼓舞了士气，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而且对群众也是一种宣传和鼓动。与戏剧相比，唱歌不受时间、场地限制，更便于广泛传播。红色政权建立之后，红色歌谣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每个村都响起了歌声，歌声鼓舞着人们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党和政府对红色歌谣的征集、传播工作极为重视，曾出版发行过多种诗歌集，各类报刊都大力提倡红色歌谣的创作并予以指导。“红色歌谣千千万，一人唱过万人传。”很多作品是集体创作的，有的则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补充完善，原作者已无从考查。据了解，当时赣东北苏区流传的红色歌谣不下千首，红军和各级政府在出告示、写标语时也常采用歌谣形式，这样易于迅速传播，家喻户晓。1934年红军主力北上之后，红色歌谣在游击战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险恶的环境里愈益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红色歌谣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
一、歌颂党和革命领袖。苏区人民深知，是共产党和革命领袖带领他们起来斗争，赢得解放的，因此，他们总是怀着最真挚的情感来歌颂伟大的党和革命引路人。《方志敏为穷人》这是苏区妇孺皆知的一首著名歌谣：
湖塘塌塌岭，出了个方志敏，
一心干革命，都是为穷人。
在横峰广为流传着这样两首歌谣：“弋阳方志敏，横峰吴先民，二人共产来革命，都是救穷人。”“葛源三千烟，出了个程伯谦；程伯谦开了口，举人老爷也要走。”方志敏为代表的革命先驱领导赣东北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红色政权的历史，在红色歌谣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二、反映革命战争，歌颂红军。红色歌谣中有大量的篇章是歌颂武装斗争的，告诉人们：劳苦大众要过幸福生活，只有以革命武装去对抗反动武装。《漆工暴动》《工农暴动歌》《葛源暴动》《奋斗到底》等可称是代表作。请看《工农暴动歌》：
建设苏维埃，工农来专政，
实行共产制，人类庆大同。
短短四句诗像鼓点一般催人奋起，人们从中不仅看到今天，而且看到了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这部分歌谣中歌唱红军的数量最多。人民清楚地知道，没有红军，便没有自己的翻身解放。群众满怀感激之情用歌谣赞颂红军的英勇智慧和严明的纪律，歌唱苏区军民的鱼水之情。《红军像爹娘》这首歌唱道：“白军是豺狼，红军像爹娘；指望白军早日绝，指望红军万年长。”在红白交界区域，一些群众由于受国民党的欺骗恐吓，起初对红军缺乏认识，通过这些歌谣，他们认清了红军是穷人的救星。红军每攻克一地或打了个大胜仗，当地群众便怀着喜悦之情，编出一首首歌表示庆祝和纪念，《攻打弋阳城》《红军打沙溪》《攻打横峰》《打贵南》都属于这一类。红军战士也踊跃参加创作、演唱歌谣活动。《革命歌》《反“围剿”》《行军歌》《松树炮》《镰刀红旗满山岗》《消灭法西斯》歌曾在红十军广泛传唱。新战士入伍的第一天便要学唱《红军纪律歌》。有一首《红军操练歌》特别受新战士欢迎，唱的时候既学了歌，又掌握了训练的动作要领。1933年2月，中央红军与赣东北红军在贵溪上清街会师，两支军队展开对歌。中央红军唱道：“来来来，打倒它，反动派，哪怕它，挨户团，小奴才，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赣东北红军和了一首《幸福的红区》：“谈谈红区景呀，幸福说不尽，工人有工做，农民有田分，生活好得紧呀！”歌声、欢笑声响成一片。九一八事变后，苏区出现一批宣传抗日救亡的歌谣。1934年11月间，闽浙赣新红十军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在德兴县重溪村会师，合编成立红十军团，继续北上抗日。当时，战士们创作了一首歌：“日本帝国主义真可恶，占领满蒙与华北，我们万众一心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歌中表达了战士同仇敌忾，把侵略者赶出去的决心。
三、歌唱苏维埃，赞美新生活。翻身解放了的工农大众尽情歌唱新生活，他们的歌声一扫过去民谣那种压抑、愁苦的情调，以欢快、酣畅的语言抒发了当家做主的喜悦。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群众唱道：
红旗飘飘飞满天，方志敏来了换了天，
阴天变晴天，农民见了天，
恶霸归了天，白狗子飞了天。
苏区人民深知，不把反动军阀彻底打倒，劳苦大众就不能真正获得解放。红色歌谣配合扩红运动，形成一个个高潮。当时只有6万人口的横峰县，就有7000人唱着少共国际团之歌，报名参军。妹送哥郎参军去，这成了很多歌谣的共同题材。这是在苏区土地上产生的新情歌，它很自然地把革命和爱情融汇在一起，爱情的坚贞附丽于双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这些歌完全摒弃了传统的男女别离歌的缠绵感伤情调，表达了“住在家里一人好，去当红军好大家”，“努力前进莫退缩，头颅可断志莫移”的豪迈昂扬的斗志。各乡各村都举行扩大红军的宣传演唱，“送郎当红军”“加入红军最光荣”的歌声响彻四方。儿童团员最爱唱的童谣是《小弟弟想当红军歌》。苏维埃政府发动的各项运动，都有歌谣配合宣传，像《分田歌》《捉早春耕歌》《播谷歌》《送军粮》《学文化歌》《妇女解放歌》《开会歌》等，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好的鼓动作用。
四、揭露、讽刺和瓦解敌人。这类歌谣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直接的战斗作用，有的在前沿阵地面对白军高唱，有的配合对被俘白军的改造、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一首歌唱道：“白匪是个大草包，听到枪声脚打绞，白匪是个大饭包，看到红军就逃跑；白匪都是大饭桶，关了城门打冲锋。”这是一首很不错的讽刺诗，对敌人虚弱的本质作了传神的描写，表现了人民对反动军队的憎恶与蔑视。有的歌意在争取白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弃暗投明，例如：
蒋家军队好不好？油盆茉米抢光跑。
红军战士好不好？一针一线都不要。
国民党呀好不好？百姓三餐没得饱。
共产党呀好不好？领导百姓都吃饱。
这首歌列举了活生生的事实，在鲜明的对比中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
赣东北苏区的革命知识分子继承和发扬五四新诗传统，创作了不少充满时代气息的新诗，向诗歌大众化道路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方志敏的诗便是这样，他的诗歌都是在紧张的斗争间隙时的急就章。1935年1月19日，从赣东北出发北上抗日的红军部队被敌人围困在积雪皑皑的山上，方志敏即席吟领了一首《咏竹诗》，以激励士气：
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
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这首诗以含意深远的象征手法，表现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诗中没有昂扬激烈的呼号，却催人奋起，给人以莫大的鼓舞。
在赣东北苏区红色歌谣创作活动中，群众的艺术创造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很多作品吸取了传统歌谣纯朴、生动、明白通俗的特点，为反映新思想、抒发新情感、展示新生活的需要，又融合了刚健、清新、明朗、欢快的情调，把内容与形式较好地统一起来了。大量的红色歌谣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旧民谣曲调填新词，既好听，又能马上流传开去。革命知识分子创作的一些新诗也尽量谱上曲，以便于推广。传统民歌的比兴手法在红色歌谣中得到广泛运用，有一首颇有影响的歌谣这样唱道：“难民（指逃亡的反动分子）逃得脱，干鱼养得活，国民党成得器，寡鸡蛋孵得鸡。”歌中用丰富的联想、生动的比喻表现了人民对反动派的无比憎恶。很多歌谣立足于坚实的现实生活，又表现出浓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特点，请看《工农团结歌》：“竹笋出土尖又尖，工农团结不怕天，天塌有我工农顶，地陷有我工农填。”以夸张的手法抒发了劳苦工农在党的领导下，顶天立地，蔑视一切反动派的豪迈气概。很多作品巧妙地运用鲜明的对比，把正义与邪恶二者截然对立的性质展示出来，加深人们的印象。红色歌谣一般是五言、七言体，行与行、字与字大体对应，也有一些采用不规则的长短句式，不讲究形式工整，显得活泼自由。赣东北红色歌谣体现了中国新诗健康发展的方向，在我国现代诗歌史上它无疑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散文及其他问题的创作
在赣东北苏区文学中，散文、故事等创作比起戏剧、歌谣要逊色，但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省委、省政府等党政军机关相继创办了《红色东北》《工农报》《前线》《突击》《青年实话》等十几种报刊，发行量日益增长，《红色东北》报最高发行量达11000份。各类报刊发行网和通迅网遍及部队、乡村和厂矿、机关、学校，拥有大量读者和工农兵通迅员。这些报刊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园地。报刊大量登载反映苏区斗争生活的通讯和速写，很多文章带有相当明显的文学色彩，接近报告文学。工农兵通讯员文化水平一般不高，由于笔下写的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充满激情，带着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读起来朴实感人。有的知识分子用散文诗般的笔调来写杂文和政论文章，读来琅琅上口；有的还配上漫画，图文并茂，宣传效果很好。说到苏区散文，应特别提到方志敏的创作。他在紧张的斗争、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奋创作，写下了大量政论文和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内的文学作品。方志敏的散文思想深刻，在概括现实生活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度、广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至今仍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他所进行的文学创作活动成为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被俘之后，他把手中的笔视为对敌斗争的锐利式器，在狱中写下了抒情散文《可爱的中国》、叙事散文《清贫》、报告文学《死》《狱中纪实》等，这些散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赣东北苏区还以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着许多革命故事和传说，像赞美革命领袖大智大勇的《方志敏夜擒豪绅》，表现人民对红军无限热爱和深切期待的《红军坟》《红军树》等，至今还在当地人民群众中流传。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还未创作出有影响的小说。
小结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们“有很好的创造”，“是模范工作者”。无疑，其中也包含了 对赣东北苏区文学事业的评价。深深植根于赣东北这片红色土地的苏区文学一经出现，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生活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赣东北苏区文学以其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勾勒出这一时期根据地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征，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同时，它又是一部记载赣东北苏区革命斗争的史诗，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赣东北苏区文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有国民党的频繁“围剿”，此外，革命队伍中有的同志“对文化教育工作是忽视的态度，甚至认为在斗争环境中，只要斗争，不要文化，把文化与政治分离开来，或者认为文化工作的建立，要在革命成功之后，视文化工作为和平建设事业”。党和苏维埃政府跟这些忽视文化工作的思想和态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保证了文学事业的高速度发展。由于当时险恶的战争环境的制约，在苏区文学创作中不可能从容地推敲和做细致的艺术加工，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配合斗争的急就章，因而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例如有些红色歌谣就存在口号化倾向。这在无产阶级文学发展进程中恐怕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缺陷。
另外，值得指出的一点是，赣东北苏区较好地实行了艺术民主，党对文艺的领导体现在思想上的积极引导，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设置禁区。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生活熟悉的范围和理解的程度，自由地选择题材，这就保证了作者能从生活实际出发，创作出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这一点对于促进今天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5年01期）
土地革命时期，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人民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为这一革命斗争产物的苏区文学也具有新民主主义文学的性质，即属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文学。当时，党的总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赣东北苏区文学服从于这一总任务，正如方志纯所指出的，它坚持“为工农大众和革命战争服务的方向”，为群众所创造，又服务于群众，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斗争的发展。
蓬勃兴起的革命文学运动
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赣东北苏区文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以及根据地社会经济之间，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关系。
苏维埃政权的创建和发展，是赣东北苏区文学得以产生和繁荣的基础。从1928年5月弋阳县苏维埃政府成立至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止，前后共7年，是苏区文学蓬勃兴起和繁荣时期。随着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苏区文学日趋组织化、革命化、群众化。主力红军北上后，敌人未能扼杀苏区文学，根据地留下的一部分武装队伍和人民一道坚持游击战，苏区文学继续在发挥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
在赣东北，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成为苏区文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关怀和扶植下，戏剧、红色歌谣、音乐、舞蹈、通讯、故事等创作演出都很活跃。红军部队首先成立了化装宣传队，接着各县区乡也建起了俱乐部，在方志敏亲自组织下成立了赣东北工农剧团。红军部队担任政治工作的领导人带头参加演剧活动，1929年冬贵溪北乡演出话剧《年关斗争》，方志敏亲自登台扮演了剧中贫农团团长的角色，黄知真、邹毅、徐文玉等都曾在工农剧团当过演员。工农剧团上演的剧目多半是自编的，党组织一方面鼓励大家大胆创作，一方面加强具体领导。剧本演出前要由省文化部审查内容，演出时文化部常派人观看，演完后要求剧团检查效果。党组织很重视对群众的歌谣创作加以指导，注意收集、传播优秀红色歌谣。1931年9月，省文化部编纂委员会编印了一部“歌本”，收集了当时流行的几十首红色歌谣，散发到各红军部队、县区乡俱乐部、学校。这类歌曲和新戏很受群众欢迎，推动了群众性的创作和演出活动。
当时，文艺若不是面向广大群众，那它为革命战争服务便是一句空话。苏区的劳苦工农以主人翁的姿态参加各项文艺活动，表现出伟大的艺术创造力。戏剧歌舞四乡遍地开花，红色歌谣妇孺争相传唱，苏区文艺真正实践了大众化的方向，在启发和提高阶级觉悟，鼓舞人民同心同德，投身于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赣东北苏区文艺作品内容来看，无论是戏剧、歌谣还是散文、故事都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贯穿着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粉碎反动派“围剿”，扩大根据地，促进革命高潮这样一条主线。苏区文学发展初期，各类作品主要表现这些题材：控诉封建制度黑暗、地主阶级残暴，欢呼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解放的喜悦，歌颂共产党和革命领袖的功绩，颂扬红军的大智大勇，暴露白军的凶残、腐朽。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出现大量歌颂反“围剿”胜利，描写苏区军民鱼水深情和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反映人民踊跃参军等题材的作品。九一八事变后，还出现不少反映抗日反帝题材的作品。在很多作品中，把歌唱苏维埃阳光下的幸福生活和拥护共产党领导、欢呼红军斗争胜利联系在一起。
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开展文艺运动中，注意发挥革命知识分子作用，号召专业文艺工作者虚心向群众学习，又对群众文艺活动加以指导。例如，工农剧团不仅热心为群众演出，还对部队和地方各级俱乐部的演剧活动加以辅导，帮助这些业余剧团提高技艺，为他们提供剧本，体现了革命文学运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为了提高演出效果，广大专业和业余文艺工作者注意学习、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形式，同时，努力改革这些旧形式，创造适于表现新内容的新形式。例如：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创造出歌舞剧；吸取山歌和民间小调的形式，创造了成千上万首鲜明地表现时代精神的红色歌谣。许多优秀的红色歌谣运用了革命浪漫主义手法，洋溢着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又保留了赣东北传统民歌那种质朴、清新，富于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特点。
综上所述，在土地革命战争烽烟中诞生的赣东北苏区文学，是在党的领导下，由根据地广大军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共同创造的革命大众文学，它继承了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赣东北苏区是当时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苏维埃政权建立比较早，如何开展苏区文学运动，开始的时候尚无可资借鉴的范例，党和人民群众大胆探索、实践，表现出可贵的革命首创精神。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指出，把文艺工作当作革命宣传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并就开展群众性文艺工作的方法从宣传形式、组织领导、培养干部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决议传到赣东北，对赣东北苏区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30年以后，方志敏曾多次派出代表团和参观团赴中央苏区取经，特别是1933年初，赣东北苏区与中央苏区打通后，根据地处于党中央直接领导之下，文艺事业发展更快了。
戏剧--苏区最有效的文艺形式
在赣东北苏区，戏剧是一种具有特殊宣传效果的文艺形式。根据地初创时期，没有专门从事戏剧工作的演员和干部。演戏活动最早是从红十军开始的。每逢打了胜仗，部队回到驻地，总要召开群众大会，演戏祝捷。那是一种简单的化装演出，参加创作和演出的有指挥员，也有普通战士。常常是白天打了仗，晚上就点燃马灯、松明，演反映白天战斗的戏，在台上兵演兵，将演将。这种戏艺术上自然难免粗糙，但对鼓舞士气起了很大作用。红军的化装宣传以其新的人物、内容和形式吸引了当地群众，这种朴素的戏剧形式很快在根据地普及开来，各区的乡村俱乐部纷纷成立业余化装宣传队。这类宣传队组织形式和表演方式十分灵活，演出完毕就地解散，队员回各自的生产和战斗岗位。化装演剧因陋就简，不用幕布和大的道具，用红纸蘸水当胭脂，锅灰当墨，草草化装一下就登台了。演出内容大都选取一些典型生活事例，有时就叫当事人做演员，现身说法。群众看这样的演出感到格外真切。
1929年10月信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话剧开始出现了。这年年底，苏区演出的四幕剧《年关斗争》，称得上是赣东北苏区话剧的发轫之作。剧本写了杨克明等三个地主快到年关了加紧逼债，逼死农民张三妻子，抢走他女儿和仅有的一点衣物。苦大仇深的张三在地下党的教育下当上贫农团团长，在过年时带领暴动的农民冲进地主家，惩处了三个恶霸地主。张三的悲惨身世，集中表现了在旧中国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作品形象地揭示了农民在党的启发引导下，走上武装斗争道路的必然性。剧中的主要人物性格鲜明，有较为完整的情节和尖锐的戏剧冲突，剧本的油印本完整地保存至今，是一份极其珍贵的革命文艺史料。当时的戏剧创作一般由集体讨论，某个人执笔。《年关斗争》是一部有一定质量的话剧，从当时根据地的戏剧创作实际水平和作品的文笔这两点加以分析，这部话剧由方志敏执笔的可能性极大。1931年10月，在方志敏的关怀下，赣东北省新戏团在葛源成立。这是苏区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最初只有20多人，很快增加到60多人，改名为工农剧团。剧团设宣传（包括演员、编导）、乐器、总务、勤杂4个组。演员大都从各党校、军校、师范学校和列宁小学物色，搞乐器的多半是各县区政府推荐来的。当时，戏剧专门人才奇缺，剧团刚组建时，上海党组织曾派一位女同志来教演唱，练基本功。省文化部和剧团党组织很重视团员的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团员们经过刻苦学习钻研，政治素质和演剧能力提高很快。有的人进剧团时刚摘除文盲帽子，经过短时期学习，能编小戏了。
工农剧团成立后的4年时间里，团员们的足迹踏遍了苏区境内的10多个县，演出了上百场，累计几百个剧目。剧团同志都把演出当作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以战斗的姿态和认真的态度克服困难，完成了党交付他们的艰巨任务。为了适应战争环境下的演出条件，剧团的道具、行装很简单。剧团经常直接配合红军作战，在战场上、行军中用快板书等做宣传。有时在红军保护下深入红白交界地区演出，鼓动群众起来跟反动派作斗争。有时，到敌人炮台底下进行宣传，瓦解敌军。每逢红十军打了大仗回葛源休整，工农剧团就在枫树坞红军操场的大戏台为指战员作慰问演出。逢五一、七一、春节等节日，剧团也在这儿为军民表演一些较大型的剧目，这时，省军区的军乐队也来为剧团伴奏。方志敏等领导人常抽空观看剧团演出。工农剧团每到一地，便与当地苏维埃政府联系，以便了解该地情况，根据不同的对象确定演出剧目。演出前，常常先由剧团领导围绕当前形势向观众作一个简短的讲话。演出内容都是反映不断变化的形势和党的中心工作的，例如，为了配合党和政府发起的扫盲和讲卫生运动，赶编了《婆媳扫盲》《检查卫生》等独幕剧。这样的小戏对群众的鼓舞和教育作用是不容低估的。剧团的同志们本身都是学文化的积极分子，在巡回演出过程中经常帮助村苏组织识字班或是到扫盲小组进行辅导。省苏文化部部长在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表彰了工农剧团，说他们台上演、台下教，为扫盲运动做出了贡献。工农剧团演出的剧目形式活泼，短小精悍，适于在各种简陋的场合表演，有小歌舞、活报剧、小话剧、双簧、说书、快板等。其中，小歌舞是当时最受群众欢迎的一种戏剧形式，它是利用民间小调或流行的红色歌谣，配上情节编排而成的。一次，工农剧团在贵溪县雷溪乡夏家村演出一个剧名为《送郎当红军》的小歌舞。剧中主人公一对青年唱道：“送郎当红军，革命要认清，豪绅地主呀剥削我穷人。”“劝妹转家去，在家干革命，我当呀当红军呀，坚决杀敌人。”“送郎当红军，坚决杀敌人，粉碎敌人‘围剿’呀，快乐说不尽。”“劝妹转家去，切莫挂在心，我当呀当红军呀，光荣说不尽。”歌词通俗、口语化，洋溢着青年炽热的革命情感，抒发了他们的理想抱负，格调淳朴清新。台下的姑娘、后生也情不自禁地放开了歌喉，台上唱，台下和，气氛极其热烈。当时，邵式平正好在该村巡视，看了演出连连称赞道：你们为扩红立了一功！剧团注意密切联系群众，到部队时帮战士洗衣服，到乡村时帮烈军属干活，到红军医院为伤员作慰问演出时，协助做护理工作。和群众打成一片，也便于收集创作素材。
由于党和苏维埃政府的倡导和工农剧团的带动，自1931年起，根据地境内业余剧团和文工队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出现了群众戏剧运动的高潮。原先已有一定基础的部队业余文工队演剧水平不断提高，不仅是红十军，在一些县独立营也兴起了演剧活动。红军行军在一些偏僻的山区宿营时，也能看到村俱乐部的演出。有时军民同台演戏，台上台下一片欢腾。在扩红运动中，有的业余剧团演员演完宣传扩红的戏，就站在台上带头报名参军，这种现身说法的宣传，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为了加强剧团建设，壮大戏剧队伍，省苏维埃政府曾拨下专款，用以建立农村、工厂和学校的剧团组织，培养戏剧人才。
为了更好地发挥工农剧团的作用，1933年，从省妇女学校--卢森堡训练团内吸收了一批演员，将原来的剧团扩编为工农剧团一、二两个团。二团人员最多时达50余人。彭杨军事政治学校、列宁师范学校等各类学校的俱乐部都成立了演剧队，培养了一批能独立从事戏剧活动的人才。省文化部曾组织力量改造了几个旧戏班子。团省委还组织了一次全省戏剧会演。中央苏区开展戏剧运动的经验，对赣东北苏区也有深刻的启示，中央苏区的一些优秀剧目的油印本在赣东北广为流传。中央苏区石城县蓝衫团曾长途跋涉到达葛源作慰问演出。1934年下半年，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赣东北戏剧运动被迫转入低潮，方志敏召集工农剧团的同志开会，心情沉重地宣布：“由于形势紧张，情况复杂，去闽北的交通已断，决定暂时解散工农剧团。”
当时，赣东北苏区流传着众多油印剧本，但保存下来的完整剧本仅有10来个，还有一些仅存提纲或剧名。估计，当时整个苏区上演的剧目不下数百个。
红色歌谣响彻赣东北的山山岭岭
歌谣是赣东北苏区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包括民谣、山歌和用当地流传的旧曲调填入新词写成的歌曲以及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创作的新诗，统称为红色歌谣。红色歌谣发自人民肺腑，它是革命的颂歌，是战斗的鼓角，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早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红色歌谣就在赣东北出现了。当时，《岑阳学刊》《寸铁》等党的地下刊物便刊登过一些表现革命内容的新歌谣。红军创建初期，唱歌是部队生活的一部分，队伍开到哪里，就把豪迈的革命歌声带到哪里，这不仅鼓舞了士气，活跃了部队的文化生活，而且对群众也是一种宣传和鼓动。与戏剧相比，唱歌不受时间、场地限制，更便于广泛传播。红色政权建立之后，红色歌谣活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每个村都响起了歌声，歌声鼓舞着人们投入火热的革命斗争。党和政府对红色歌谣的征集、传播工作极为重视，曾出版发行过多种诗歌集，各类报刊都大力提倡红色歌谣的创作并予以指导。“红色歌谣千千万，一人唱过万人传。”很多作品是集体创作的，有的则在流传的过程中不断补充完善，原作者已无从考查。据了解，当时赣东北苏区流传的红色歌谣不下千首，红军和各级政府在出告示、写标语时也常采用歌谣形式，这样易于迅速传播，家喻户晓。1934年红军主力北上之后，红色歌谣在游击战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险恶的环境里愈益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红色歌谣的内容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如下四类。
一、歌颂党和革命领袖。苏区人民深知，是共产党和革命领袖带领他们起来斗争，赢得解放的，因此，他们总是怀着最真挚的情感来歌颂伟大的党和革命引路人。《方志敏为穷人》这是苏区妇孺皆知的一首著名歌谣：
湖塘塌塌岭，出了个方志敏，
一心干革命，都是为穷人。
在横峰广为流传着这样两首歌谣：“弋阳方志敏，横峰吴先民，二人共产来革命，都是救穷人。”“葛源三千烟，出了个程伯谦；程伯谦开了口，举人老爷也要走。”方志敏为代表的革命先驱领导赣东北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红色政权的历史，在红色歌谣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二、反映革命战争，歌颂红军。红色歌谣中有大量的篇章是歌颂武装斗争的，告诉人们：劳苦大众要过幸福生活，只有以革命武装去对抗反动武装。《漆工暴动》《工农暴动歌》《葛源暴动》《奋斗到底》等可称是代表作。请看《工农暴动歌》：
建设苏维埃，工农来专政，
实行共产制，人类庆大同。
短短四句诗像鼓点一般催人奋起，人们从中不仅看到今天，而且看到了更加美好的共产主义远景。这部分歌谣中歌唱红军的数量最多。人民清楚地知道，没有红军，便没有自己的翻身解放。群众满怀感激之情用歌谣赞颂红军的英勇智慧和严明的纪律，歌唱苏区军民的鱼水之情。《红军像爹娘》这首歌唱道：“白军是豺狼，红军像爹娘；指望白军早日绝，指望红军万年长。”在红白交界区域，一些群众由于受国民党的欺骗恐吓，起初对红军缺乏认识，通过这些歌谣，他们认清了红军是穷人的救星。红军每攻克一地或打了个大胜仗，当地群众便怀着喜悦之情，编出一首首歌表示庆祝和纪念，《攻打弋阳城》《红军打沙溪》《攻打横峰》《打贵南》都属于这一类。红军战士也踊跃参加创作、演唱歌谣活动。《革命歌》《反“围剿”》《行军歌》《松树炮》《镰刀红旗满山岗》《消灭法西斯》歌曾在红十军广泛传唱。新战士入伍的第一天便要学唱《红军纪律歌》。有一首《红军操练歌》特别受新战士欢迎，唱的时候既学了歌，又掌握了训练的动作要领。1933年2月，中央红军与赣东北红军在贵溪上清街会师，两支军队展开对歌。中央红军唱道：“来来来，打倒它，反动派，哪怕它，挨户团，小奴才，建立起工农兵政府苏维埃！”赣东北红军和了一首《幸福的红区》：“谈谈红区景呀，幸福说不尽，工人有工做，农民有田分，生活好得紧呀！”歌声、欢笑声响成一片。九一八事变后，苏区出现一批宣传抗日救亡的歌谣。1934年11月间，闽浙赣新红十军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在德兴县重溪村会师，合编成立红十军团，继续北上抗日。当时，战士们创作了一首歌：“日本帝国主义真可恶，占领满蒙与华北，我们万众一心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歌中表达了战士同仇敌忾，把侵略者赶出去的决心。
三、歌唱苏维埃，赞美新生活。翻身解放了的工农大众尽情歌唱新生活，他们的歌声一扫过去民谣那种压抑、愁苦的情调，以欢快、酣畅的语言抒发了当家做主的喜悦。信江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上，群众唱道：
红旗飘飘飞满天，方志敏来了换了天，
阴天变晴天，农民见了天，
恶霸归了天，白狗子飞了天。
苏区人民深知，不把反动军阀彻底打倒，劳苦大众就不能真正获得解放。红色歌谣配合扩红运动，形成一个个高潮。当时只有6万人口的横峰县，就有7000人唱着少共国际团之歌，报名参军。妹送哥郎参军去，这成了很多歌谣的共同题材。这是在苏区土地上产生的新情歌，它很自然地把革命和爱情融汇在一起，爱情的坚贞附丽于双方对革命的坚定信念。这些歌完全摒弃了传统的男女别离歌的缠绵感伤情调，表达了“住在家里一人好，去当红军好大家”，“努力前进莫退缩，头颅可断志莫移”的豪迈昂扬的斗志。各乡各村都举行扩大红军的宣传演唱，“送郎当红军”“加入红军最光荣”的歌声响彻四方。儿童团员最爱唱的童谣是《小弟弟想当红军歌》。苏维埃政府发动的各项运动，都有歌谣配合宣传，像《分田歌》《捉早春耕歌》《播谷歌》《送军粮》《学文化歌》《妇女解放歌》《开会歌》等，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好的鼓动作用。
四、揭露、讽刺和瓦解敌人。这类歌谣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直接的战斗作用，有的在前沿阵地面对白军高唱，有的配合对被俘白军的改造、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有一首歌唱道：“白匪是个大草包，听到枪声脚打绞，白匪是个大饭包，看到红军就逃跑；白匪都是大饭桶，关了城门打冲锋。”这是一首很不错的讽刺诗，对敌人虚弱的本质作了传神的描写，表现了人民对反动军队的憎恶与蔑视。有的歌意在争取白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弃暗投明，例如：
蒋家军队好不好？油盆茉米抢光跑。
红军战士好不好？一针一线都不要。
国民党呀好不好？百姓三餐没得饱。
共产党呀好不好？领导百姓都吃饱。
这首歌列举了活生生的事实，在鲜明的对比中揭露了国民党的罪恶。
赣东北苏区的革命知识分子继承和发扬五四新诗传统，创作了不少充满时代气息的新诗，向诗歌大众化道路迈出了坚实的步伐。方志敏的诗便是这样，他的诗歌都是在紧张的斗争间隙时的急就章。1935年1月19日，从赣东北出发北上抗日的红军部队被敌人围困在积雪皑皑的山上，方志敏即席吟领了一首《咏竹诗》，以激励士气：
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
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这首诗以含意深远的象征手法，表现了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诗中没有昂扬激烈的呼号，却催人奋起，给人以莫大的鼓舞。
在赣东北苏区红色歌谣创作活动中，群众的艺术创造才能得到充分的施展。很多作品吸取了传统歌谣纯朴、生动、明白通俗的特点，为反映新思想、抒发新情感、展示新生活的需要，又融合了刚健、清新、明朗、欢快的情调，把内容与形式较好地统一起来了。大量的红色歌谣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旧民谣曲调填新词，既好听，又能马上流传开去。革命知识分子创作的一些新诗也尽量谱上曲，以便于推广。传统民歌的比兴手法在红色歌谣中得到广泛运用，有一首颇有影响的歌谣这样唱道：“难民（指逃亡的反动分子）逃得脱，干鱼养得活，国民党成得器，寡鸡蛋孵得鸡。”歌中用丰富的联想、生动的比喻表现了人民对反动派的无比憎恶。很多歌谣立足于坚实的现实生活，又表现出浓烈的革命浪漫主义特点，请看《工农团结歌》：“竹笋出土尖又尖，工农团结不怕天，天塌有我工农顶，地陷有我工农填。”以夸张的手法抒发了劳苦工农在党的领导下，顶天立地，蔑视一切反动派的豪迈气概。很多作品巧妙地运用鲜明的对比，把正义与邪恶二者截然对立的性质展示出来，加深人们的印象。红色歌谣一般是五言、七言体，行与行、字与字大体对应，也有一些采用不规则的长短句式，不讲究形式工整，显得活泼自由。赣东北红色歌谣体现了中国新诗健康发展的方向，在我国现代诗歌史上它无疑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散文及其他问题的创作
在赣东北苏区文学中，散文、故事等创作比起戏剧、歌谣要逊色，但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省委、省政府等党政军机关相继创办了《红色东北》《工农报》《前线》《突击》《青年实话》等十几种报刊，发行量日益增长，《红色东北》报最高发行量达11000份。各类报刊发行网和通迅网遍及部队、乡村和厂矿、机关、学校，拥有大量读者和工农兵通迅员。这些报刊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园地。报刊大量登载反映苏区斗争生活的通讯和速写，很多文章带有相当明显的文学色彩，接近报告文学。工农兵通讯员文化水平一般不高，由于笔下写的是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充满激情，带着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读起来朴实感人。有的知识分子用散文诗般的笔调来写杂文和政论文章，读来琅琅上口；有的还配上漫画，图文并茂，宣传效果很好。说到苏区散文，应特别提到方志敏的创作。他在紧张的斗争、繁忙的工作之余勤奋创作，写下了大量政论文和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内的文学作品。方志敏的散文思想深刻，在概括现实生活方面具有相当的深度、广度，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至今仍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他所进行的文学创作活动成为他革命生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被俘之后，他把手中的笔视为对敌斗争的锐利式器，在狱中写下了抒情散文《可爱的中国》、叙事散文《清贫》、报告文学《死》《狱中纪实》等，这些散文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赣东北苏区还以口头文学的形式流传着许多革命故事和传说，像赞美革命领袖大智大勇的《方志敏夜擒豪绅》，表现人民对红军无限热爱和深切期待的《红军坟》《红军树》等，至今还在当地人民群众中流传。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当时还未创作出有影响的小说。
小结
1934年1月，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方志敏领导的赣东北苏区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们“有很好的创造”，“是模范工作者”。无疑，其中也包含了 对赣东北苏区文学事业的评价。深深植根于赣东北这片红色土地的苏区文学一经出现，便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生活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
赣东北苏区文学以其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勾勒出这一时期根据地人民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征，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财富。同时，它又是一部记载赣东北苏区革命斗争的史诗，不仅具有艺术欣赏价值，而且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赣东北苏区文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当时，有国民党的频繁“围剿”，此外，革命队伍中有的同志“对文化教育工作是忽视的态度，甚至认为在斗争环境中，只要斗争，不要文化，把文化与政治分离开来，或者认为文化工作的建立，要在革命成功之后，视文化工作为和平建设事业”。党和苏维埃政府跟这些忽视文化工作的思想和态度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保证了文学事业的高速度发展。由于当时险恶的战争环境的制约，在苏区文学创作中不可能从容地推敲和做细致的艺术加工，实际上有很大一部分作品是配合斗争的急就章，因而艺术上还不够成熟，例如有些红色歌谣就存在口号化倾向。这在无产阶级文学发展进程中恐怕是一个难以避免的缺陷。
另外，值得指出的一点是，赣东北苏区较好地实行了艺术民主，党对文艺的领导体现在思想上的积极引导，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设置禁区。作者可以根据自己生活熟悉的范围和理解的程度，自由地选择题材，这就保证了作者能从生活实际出发，创作出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这一点对于促进今天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5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