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章 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简论
梅正强
作者简介：梅正强，上饶师范学校教师。闽浙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流行在这块土地上的红色歌谣，是产生于党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之中，在旧民谣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创新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它以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表现苏区人民反压迫求解放斗争的崭新内容，真实、生动地展示了闽浙赣苏区人民火热斗争生活的图景。在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着自己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苏区创建初期，闽浙赣红色歌谣就萌芽了。为了发动群众，组织农民革命团，党的秘密刊物如《寸铁》《岑阳学刊》等刊登了一些借用旧民谣形式，赋予革命内容的歌谣进行宣传和鼓动。因此，早期的歌谣，主要内容是反映广大农民在三座大山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罪恶。它的基调表现为哀愤、激越。
随着革命暴动成功，苏维埃政权出现，红色歌谣在获得翻身解放而抑制不住激情的人民中间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主要艺术形式。这时期的内容主要表现苏区军民高涨的革命热情，对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前景充满信心，寄于热忱希望。他们衷心热爱党，热爱苏维埃，热爱红军，决心为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而英勇奋斗。
这一时期歌谣不但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而且形式活泼，基调欢快、明朗、刚健、昂扬，充分体现苏区人民发挥创造历史主动性的同时，艺术才能也得到高度表现。
第五次反“围剿”后的三年艰难游击战争时期，红色歌谣没有因环境恶劣而停止发展，它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和红军战士心里。虽然它随着人们唱上了高山，唱入了密林，但它的作用丝毫没有减弱，而是继续成为苏区军民坚持斗争，团结战斗，谴责叛徒，打击敌人的重要武器。它这时期基调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沉雄而豪壮。
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有千千万万。它的作者上至方志敏、下至普通农民，有的是集体创作，有的是流传中几个互不相识的人逐步完成。有关党史资料记载：仅1930年至1934年的4年中，从群众中创作出来的歌谣，广泛流行的就有300余首，还有许多在生活和战斗中即兴而作的，就不计其数了。这些歌谣，都是无产阶级文艺的珍贵萌芽，其中不少的艺术水平已超过同时代的一些新诗。由于战争年代环境恶劣，许多珍贵的歌谣没有完整保存下来，遗失极多。这里根据笔者搜集的部分歌谣，再加上《赣东北红区横峰红色歌谣》里的作品，对赣东北根据地的红色歌谣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是时代的史诗，它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真实、生动而又系统地再现了苏区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捧读这些战斗诗篇，会在我们胸中激荡起波涛滚滚的革命豪情。
红色歌谣是深受压迫的工农大众的歌。它对当时社会黑暗本质和剥削阶级压迫的罪恶，揭露深刻、透彻、有力。它愤怒控诉新老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凶残，有力地鼓动人民走武装革命的道路。
例如《流浪歌》：“赣东北地方，到处是良山。地主来剥削，农民受苦难。镰刀挂上壁，饭就没得吃。在家无法过，流浪在外头。”歌谣真实描绘了贫苦农民痛苦不堪的生活。《青的山》，歌中诉说：“工农们，真辛苦，军阀要拉夫。劣绅压，土豪欺，贪官污吏抢。”
又如《青的山》歌谣愤怒控诉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拉”“压”“欺”“抢”的残暴罪行，深刻反映了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
再如《工农暴动歌》：“中国国民党，反动大本营。新军阀，反革命，屠杀我工农。任用贪污吏，苛捐更加重。勾结英日美，卖国卖民众，暴动是生门。”歌谣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和屠杀工农的罪行，深刻揭示了要生存就得革命的真谛。
在启发和鼓动广大工农起来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歌谣还热烈赞颂和形象反映这一如火如荼的历史壮举。如《漆工暴动》：“漆工漆工，革命闹得凶；消灭靖卫团，枪打蒋家冬（漆工，一劣绅）。分田分地，穷人大翻身……”它旗帜鲜明地宣告：暴动就是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暴动就是“分田分地，穷人大翻身”。此类歌谣还常以某一革命领袖人物为革命工农的化身，并风趣而又逼真地刻画平日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的地主豪绅，在革命一旦发动起来，立即显现狼狈不堪的丑态。例如《葛源暴动》歌谣中：“葛源三千烟，出了个程伯谦；程伯谦开了口，举人老爷也要走。”它酣畅地抒发了翻身工农扬眉吐气的革命情怀，表现了工农要做天下主人的豪迈气概。
歌谣不但充分反映工农革命热情不断高涨，而且还真实显示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革命给水深火热的人民带来希望，带来光明。例如《回家分田地》：“走湖南，奔广西，逃荒苦凄凄；方志敏闹革命哟喂！赶快把家归。走河东，奔河西，逃荒苦凄凄；方志敏行共产哟喂！回家分田地。”它深刻地表达了广大贫苦农民摆脱数千年封建压迫剥削的枷锁、迎向全新革命生活的喜悦心情。
歌谣又是苏区人民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它不仅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为实现革命崇高理想而英勇战斗的信心，而且它还以多种形式，尽情抒发人们心中滚滚奔流的革命激情。例如表现人民热爱党，热爱革命领袖，热爱红军，热爱苏维埃政权的：“人间有了共产党，哪个穷人不唱歌”（《翻身谣》）；“湖塘塌塌岭，出了个方志敏，一心干革命，都是为穷人”（《方志敏为穷人》）；“谈谈红区景呀，幸福说不尽，工人有工做，农民有田分”（《幸福的红区》）；又如深切表达军民、军政鱼水情的：“石榴花开心里红，加入红军最光荣”（《参加红军》）；“桑木扁担韧又长，挑起担子送军粮，刀山火海我不怕，三天一餐好平常”（《送军粮》）；“妹妹转家里，家事莫挂心，分到田和地，政府派人耕。”（《我去当红军》）诸如此类的还有反映苏区人民火热劳动生活的《提早春耕歌》，反映妇女翻身求解放的《妇女解放歌》，反映儿童在革命中成长的《小弟弟想当红军歌》，反映苏区军民文化生活的《学文化歌》，以及反映红军军事训练的《红军跑步歌》，等等。这些歌谣生气勃勃，情真意切，充满团结、紧张、乐观、豪放的革命精神。它感人肺腑，给人以激情，富有宣传鼓动性，同时也再现了当年苏区的历史风貌。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不仅尽情地表达了苏区军民真实的思想情感和强烈的理想愿望，而且有些歌谣还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发挥了组织作用。例如《开会歌》：“各位来到要集中，不要走西又走东。”有些又教育人们破除迷信，自己掌握自己命运：“兄弟姐妹要想开，求神拜佛不应该，要想日子过得好，只有拥护苏维埃。”（《拥护苏维埃》）有些还展示了革命前途和革命的远大目标：“建设苏维埃，工农来专政；实行共产制，人类庆大同。”（《工农暴动歌》）
随着苏区扩大，游击区发展，歌谣从红区逐步发展到白区，成为配合红军军事行动和宣传党的政策的有力武器。当年红十军攻下铅山石塘镇后，当地立即流行一首歌谣：“红军真公平，并不乱捉人，单捉土豪和劣绅，公平又公平。石塘店老板，早把店门关，关起店门好为难，东西怕拿完。一问不独裁，店门又打开，打开店门做买卖，百姓都自在。”如同此类的歌谣还有《红军纪律歌》《对阵喊话》《幸福的红区》等等。
歌谣用于打击敌人，瓦解敌人，犹若一种无形而威力巨大的武器。它揭露敌军虐待士兵，克扣粮饷，以暴露敌军官的罪恶嘴脸；它宣扬苏区无压迫剥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以涣散敌人军心；它直接呼吁“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以劝说敌兵调转枪口，参加红军。例如《可怜的白军》：“和暖的太阳照呀照，照到死瘦黄面的士兵”；“军官他有太太爱，可怜的士兵又有谁爱你？”又如《赶快拖枪投红军》：“白军士兵说你听，赶快拖枪投红军，共产党的主张好，焚烧契约废老债。”
歌谣的战斗性还表现在对叛徒的谴责上，揭露叛徒丑恶嘴脸，警告叛徒必将受到惩罚的下场。例如《狠心狼》：“李得胜，狠心狼，假探敌情去投降；勾通敌人，张罗网……凭你千军万马，逃不出工农的手掌。”（李得胜叛变前是闽北军分区司令）
歌谣还以澎湃的革命激情、豪迈的战斗气概，表现工农红军所向无敌的革命精神：“我们是工农武装，爬高山，履平地，奋勇向前进。”（《奋斗到底》）在敌人的疯狂围攻中，歌谣像战斗的号角，催征的战鼓，激起千百万工农群众投身到血和火的奋战中去。例如具有典型意义的《反围攻》：“赤卫军，少先队，青年紧急去动员，武装保卫苏维埃，整连整营整团整师参加红军去。”它的战斗气概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表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磅礴气势和巨大威力。
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犹若时代的狂飙，土地革命的旗帜。同样，它也是今天激励我们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火炬和战鼓，鼓舞我们奋勇向前，自强不息。
（二）
同全国各苏区的红色歌谣一样，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深深根植在土地革命斗争生活的土壤中，既具有历代民歌朴素、纯真的风格特色，又体现了我国人民千百年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传统。
然而，它正如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所说的，在文艺的“性质方面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既是继承，又是创新，时代赋予它新的形式和内容。因此，紧密配合政治斗争，内容丰富生动，题材广泛，是它胜于历代民歌的显著特色之一。它大部分是革命人民在斗争生活中即兴而作，有感而发，因而它紧紧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用它热情奔放的旋律，奏响了时代行进的乐章，例如对当时一些有名的暴动和重大的战斗，群众都编有歌谣，其中有《漆工暴动》《葛源暴动》以及反映方胜峰会议和金鸡山大捷的《吹散乌云天又晴》等等。许多歌谣善于通过一事一物的描述，深刻展示工农大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和情操。它题材大到整个革命战争，小到支前军鞋的一针一线，或革命生活的一情一景。例如，闽浙赣兵工厂工人们在雪天拆庙建厂房的艰苦劳动中，即景编了一首《挑砖瓦》歌谣：“挑砖瓦，路难行，摔跤只当坐天梯……”它情景单一，格调淳朴纯真，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如此类的还有《松树炮》《播谷歌》《红军打沙溪》等等。
许多歌谣还善于对现实生活进行选择、提炼、集中和概括，展现苏区如火如荼的革命画面。例如《回家分田地》《红旗飞满天》等歌谣，短小精悍，形象生动，概括逼真；揭示了过去，包含了现在，集中表达了贫苦农民追求革命的热切心情。
歌谣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所达到的程度，甚至连许多会议的决议、武装起义的纲领、加入组织的誓言和公约的条款等等，都采用歌谣的方式出现。由此可见，它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历代民歌无可比拟的。红色歌谣是革命的诗传单，“一人唱过万人传”。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它感情真切，抒情性强，形式新颖，富有鼓动性。它内容的完美表达常常是借助于活泼的形式，艺术手法的运用也不单调。因此，形式活泼、艺术手法多变是它的第二个特色。它一般按当地民歌的曲调填词，有的又汲取地方戏曲的腔调，例如赣剧的“南词”；有的是铿锵有力的进行曲，例如《工农红军》《反围攻》；有的是情意深长的小曲小调，例如《五更歌》《送郎当红军》；有的歌宜于独唱，有的又需对唱，还有的适用于集体活动时合唱。在句式上，大都是七言、五言体，句与句、段与段之间比较工整，例如《翻身谣》《挑起担子送公粮》等；也有句式长短不一的，变化很大，带有同时代突破旧格律新诗的特征，例如《劳军歌》《赶快拖枪投红军》等等。它句式的变化是随着革命激情奔涌起伏的：有的短小精悍，四句成歌；有的反复叠唱，长铺直叙；有的善用句末助词，拖长尾音，便于感情的旋律久久回旋；有的全句是叠音叠词，表达出铿锵激越的战斗情景，例如《消灭法西斯》中的“冲冲冲”“杀杀杀”，等等。
在艺术手法上，它惯用的是比兴，然又时有创新，例如《石榴花开心里红》《加入红军最光荣》等歌谣。有的采用对比，例如《分田歌》中：“先前无米煮，今日有米多。”有的直截了当如白描，例如《国民党像个什么样》。有的又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来赞颂革命，讽刺和打击敌人，例如《攻打横峰县》。其他的如比拟、设问、映衬、层递、仿效、点化以及寓含哲理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也是较多的。有些歌谣甚至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史库中的珍品。
歌谣的语言通俗，明白如话，有如工农的口语化，有着质朴和自然美。它没有旧民歌语言中的隐晦感，也没有文人诗中的雕琢味，它平淡而味浓，真实而又形象。语言上的这些特色，使它不仅易于大众传诵，而且也易于大众加工，以至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是对新语汇的大量运用，是“五四”新诗运动以来的高峰，这无疑使它作为时代的“镜子”而灿然生辉。
同样，它艺术风格也是多样化的。它没有旧民歌的缠绵哀怨情调。带着对革命的追求，对敌人的憎恨，它以新的内容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果说旧民歌比较柔和优美，那么新民谣就显得刚健、明快、雄浑、激越。例如《工农暴动歌》《革命歌》《奋斗到底》等等，这些以反映武装斗争为主的歌谣，犹如出膛的枪弹、离弦的飞箭，铿锵有力，铮铮有声。而《幸福的红区》《送郎当红军》等反映苏区人民新生活和踊跃参军的歌谣，又充满了明朗、欢快。再如《分田歌》《恭喜做个红军》等歌谣，情调诙谐且又幽默。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工农长期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处于战争环境中，没有条件和时间去推敲、琢磨，大部分歌谣的创作难免有粗糙之处，甚至有些歌谣存在口号化的现象。但是瑕不掩瑜。再者，歌谣的创作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广大工农兵直接参加的，它意义之深，规模之大，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4年02期）
作者简介：梅正强，上饶师范学校教师。闽浙赣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六大革命根据地之一。流行在这块土地上的红色歌谣，是产生于党领导的群众革命运动之中，在旧民谣的基础上经过改革、创新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它以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出现，表现苏区人民反压迫求解放斗争的崭新内容，真实、生动地展示了闽浙赣苏区人民火热斗争生活的图景。在现代诗歌发展史上，有着自己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苏区创建初期，闽浙赣红色歌谣就萌芽了。为了发动群众，组织农民革命团，党的秘密刊物如《寸铁》《岑阳学刊》等刊登了一些借用旧民谣形式，赋予革命内容的歌谣进行宣传和鼓动。因此，早期的歌谣，主要内容是反映广大农民在三座大山压榨下，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的罪恶。它的基调表现为哀愤、激越。
随着革命暴动成功，苏维埃政权出现，红色歌谣在获得翻身解放而抑制不住激情的人民中间蓬勃发展起来，成为反映苏区人民斗争生活的主要艺术形式。这时期的内容主要表现苏区军民高涨的革命热情，对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前景充满信心，寄于热忱希望。他们衷心热爱党，热爱苏维埃，热爱红军，决心为实现崇高的革命理想而英勇奋斗。
这一时期歌谣不但内容丰富，题材多样，而且形式活泼，基调欢快、明朗、刚健、昂扬，充分体现苏区人民发挥创造历史主动性的同时，艺术才能也得到高度表现。
第五次反“围剿”后的三年艰难游击战争时期，红色歌谣没有因环境恶劣而停止发展，它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和红军战士心里。虽然它随着人们唱上了高山，唱入了密林，但它的作用丝毫没有减弱，而是继续成为苏区军民坚持斗争，团结战斗，谴责叛徒，打击敌人的重要武器。它这时期基调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沉雄而豪壮。
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有千千万万。它的作者上至方志敏、下至普通农民，有的是集体创作，有的是流传中几个互不相识的人逐步完成。有关党史资料记载：仅1930年至1934年的4年中，从群众中创作出来的歌谣，广泛流行的就有300余首，还有许多在生活和战斗中即兴而作的，就不计其数了。这些歌谣，都是无产阶级文艺的珍贵萌芽，其中不少的艺术水平已超过同时代的一些新诗。由于战争年代环境恶劣，许多珍贵的歌谣没有完整保存下来，遗失极多。这里根据笔者搜集的部分歌谣，再加上《赣东北红区横峰红色歌谣》里的作品，对赣东北根据地的红色歌谣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
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是时代的史诗，它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真实、生动而又系统地再现了苏区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捧读这些战斗诗篇，会在我们胸中激荡起波涛滚滚的革命豪情。
红色歌谣是深受压迫的工农大众的歌。它对当时社会黑暗本质和剥削阶级压迫的罪恶，揭露深刻、透彻、有力。它愤怒控诉新老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凶残，有力地鼓动人民走武装革命的道路。
例如《流浪歌》：“赣东北地方，到处是良山。地主来剥削，农民受苦难。镰刀挂上壁，饭就没得吃。在家无法过，流浪在外头。”歌谣真实描绘了贫苦农民痛苦不堪的生活。《青的山》，歌中诉说：“工农们，真辛苦，军阀要拉夫。劣绅压，土豪欺，贪官污吏抢。”
又如《青的山》歌谣愤怒控诉了国民党新军阀和土豪劣绅“拉”“压”“欺”“抢”的残暴罪行，深刻反映了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
再如《工农暴动歌》：“中国国民党，反动大本营。新军阀，反革命，屠杀我工农。任用贪污吏，苛捐更加重。勾结英日美，卖国卖民众，暴动是生门。”歌谣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投降和屠杀工农的罪行，深刻揭示了要生存就得革命的真谛。
在启发和鼓动广大工农起来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歌谣还热烈赞颂和形象反映这一如火如荼的历史壮举。如《漆工暴动》：“漆工漆工，革命闹得凶；消灭靖卫团，枪打蒋家冬（漆工，一劣绅）。分田分地，穷人大翻身……”它旗帜鲜明地宣告：暴动就是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暴动就是“分田分地，穷人大翻身”。此类歌谣还常以某一革命领袖人物为革命工农的化身，并风趣而又逼真地刻画平日作威作福、鱼肉人民的地主豪绅，在革命一旦发动起来，立即显现狼狈不堪的丑态。例如《葛源暴动》歌谣中：“葛源三千烟，出了个程伯谦；程伯谦开了口，举人老爷也要走。”它酣畅地抒发了翻身工农扬眉吐气的革命情怀，表现了工农要做天下主人的豪迈气概。
歌谣不但充分反映工农革命热情不断高涨，而且还真实显示革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革命给水深火热的人民带来希望，带来光明。例如《回家分田地》：“走湖南，奔广西，逃荒苦凄凄；方志敏闹革命哟喂！赶快把家归。走河东，奔河西，逃荒苦凄凄；方志敏行共产哟喂！回家分田地。”它深刻地表达了广大贫苦农民摆脱数千年封建压迫剥削的枷锁、迎向全新革命生活的喜悦心情。
歌谣又是苏区人民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它不仅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表现红军战士和人民群众为实现革命崇高理想而英勇战斗的信心，而且它还以多种形式，尽情抒发人们心中滚滚奔流的革命激情。例如表现人民热爱党，热爱革命领袖，热爱红军，热爱苏维埃政权的：“人间有了共产党，哪个穷人不唱歌”（《翻身谣》）；“湖塘塌塌岭，出了个方志敏，一心干革命，都是为穷人”（《方志敏为穷人》）；“谈谈红区景呀，幸福说不尽，工人有工做，农民有田分”（《幸福的红区》）；又如深切表达军民、军政鱼水情的：“石榴花开心里红，加入红军最光荣”（《参加红军》）；“桑木扁担韧又长，挑起担子送军粮，刀山火海我不怕，三天一餐好平常”（《送军粮》）；“妹妹转家里，家事莫挂心，分到田和地，政府派人耕。”（《我去当红军》）诸如此类的还有反映苏区人民火热劳动生活的《提早春耕歌》，反映妇女翻身求解放的《妇女解放歌》，反映儿童在革命中成长的《小弟弟想当红军歌》，反映苏区军民文化生活的《学文化歌》，以及反映红军军事训练的《红军跑步歌》，等等。这些歌谣生气勃勃，情真意切，充满团结、紧张、乐观、豪放的革命精神。它感人肺腑，给人以激情，富有宣传鼓动性，同时也再现了当年苏区的历史风貌。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不仅尽情地表达了苏区军民真实的思想情感和强烈的理想愿望，而且有些歌谣还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发挥了组织作用。例如《开会歌》：“各位来到要集中，不要走西又走东。”有些又教育人们破除迷信，自己掌握自己命运：“兄弟姐妹要想开，求神拜佛不应该，要想日子过得好，只有拥护苏维埃。”（《拥护苏维埃》）有些还展示了革命前途和革命的远大目标：“建设苏维埃，工农来专政；实行共产制，人类庆大同。”（《工农暴动歌》）
随着苏区扩大，游击区发展，歌谣从红区逐步发展到白区，成为配合红军军事行动和宣传党的政策的有力武器。当年红十军攻下铅山石塘镇后，当地立即流行一首歌谣：“红军真公平，并不乱捉人，单捉土豪和劣绅，公平又公平。石塘店老板，早把店门关，关起店门好为难，东西怕拿完。一问不独裁，店门又打开，打开店门做买卖，百姓都自在。”如同此类的歌谣还有《红军纪律歌》《对阵喊话》《幸福的红区》等等。
歌谣用于打击敌人，瓦解敌人，犹若一种无形而威力巨大的武器。它揭露敌军虐待士兵，克扣粮饷，以暴露敌军官的罪恶嘴脸；它宣扬苏区无压迫剥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以涣散敌人军心；它直接呼吁“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以劝说敌兵调转枪口，参加红军。例如《可怜的白军》：“和暖的太阳照呀照，照到死瘦黄面的士兵”；“军官他有太太爱，可怜的士兵又有谁爱你？”又如《赶快拖枪投红军》：“白军士兵说你听，赶快拖枪投红军，共产党的主张好，焚烧契约废老债。”
歌谣的战斗性还表现在对叛徒的谴责上，揭露叛徒丑恶嘴脸，警告叛徒必将受到惩罚的下场。例如《狠心狼》：“李得胜，狠心狼，假探敌情去投降；勾通敌人，张罗网……凭你千军万马，逃不出工农的手掌。”（李得胜叛变前是闽北军分区司令）
歌谣还以澎湃的革命激情、豪迈的战斗气概，表现工农红军所向无敌的革命精神：“我们是工农武装，爬高山，履平地，奋勇向前进。”（《奋斗到底》）在敌人的疯狂围攻中，歌谣像战斗的号角，催征的战鼓，激起千百万工农群众投身到血和火的奋战中去。例如具有典型意义的《反围攻》：“赤卫军，少先队，青年紧急去动员，武装保卫苏维埃，整连整营整团整师参加红军去。”它的战斗气概可谓“惊天地，泣鬼神”，表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磅礴气势和巨大威力。
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犹若时代的狂飙，土地革命的旗帜。同样，它也是今天激励我们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火炬和战鼓，鼓舞我们奋勇向前，自强不息。
（二）
同全国各苏区的红色歌谣一样，闽浙赣苏区红色歌谣深深根植在土地革命斗争生活的土壤中，既具有历代民歌朴素、纯真的风格特色，又体现了我国人民千百年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优良传统。
然而，它正如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所说的，在文艺的“性质方面来了一个彻底的革命”，既是继承，又是创新，时代赋予它新的形式和内容。因此，紧密配合政治斗争，内容丰富生动，题材广泛，是它胜于历代民歌的显著特色之一。它大部分是革命人民在斗争生活中即兴而作，有感而发，因而它紧紧配合当时政治斗争形势，用它热情奔放的旋律，奏响了时代行进的乐章，例如对当时一些有名的暴动和重大的战斗，群众都编有歌谣，其中有《漆工暴动》《葛源暴动》以及反映方胜峰会议和金鸡山大捷的《吹散乌云天又晴》等等。许多歌谣善于通过一事一物的描述，深刻展示工农大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理想和情操。它题材大到整个革命战争，小到支前军鞋的一针一线，或革命生活的一情一景。例如，闽浙赣兵工厂工人们在雪天拆庙建厂房的艰苦劳动中，即景编了一首《挑砖瓦》歌谣：“挑砖瓦，路难行，摔跤只当坐天梯……”它情景单一，格调淳朴纯真，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同如此类的还有《松树炮》《播谷歌》《红军打沙溪》等等。
许多歌谣还善于对现实生活进行选择、提炼、集中和概括，展现苏区如火如荼的革命画面。例如《回家分田地》《红旗飞满天》等歌谣，短小精悍，形象生动，概括逼真；揭示了过去，包含了现在，集中表达了贫苦农民追求革命的热切心情。
歌谣的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所达到的程度，甚至连许多会议的决议、武装起义的纲领、加入组织的誓言和公约的条款等等，都采用歌谣的方式出现。由此可见，它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是历代民歌无可比拟的。红色歌谣是革命的诗传单，“一人唱过万人传”。之所以能这样，是因为它感情真切，抒情性强，形式新颖，富有鼓动性。它内容的完美表达常常是借助于活泼的形式，艺术手法的运用也不单调。因此，形式活泼、艺术手法多变是它的第二个特色。它一般按当地民歌的曲调填词，有的又汲取地方戏曲的腔调，例如赣剧的“南词”；有的是铿锵有力的进行曲，例如《工农红军》《反围攻》；有的是情意深长的小曲小调，例如《五更歌》《送郎当红军》；有的歌宜于独唱，有的又需对唱，还有的适用于集体活动时合唱。在句式上，大都是七言、五言体，句与句、段与段之间比较工整，例如《翻身谣》《挑起担子送公粮》等；也有句式长短不一的，变化很大，带有同时代突破旧格律新诗的特征，例如《劳军歌》《赶快拖枪投红军》等等。它句式的变化是随着革命激情奔涌起伏的：有的短小精悍，四句成歌；有的反复叠唱，长铺直叙；有的善用句末助词，拖长尾音，便于感情的旋律久久回旋；有的全句是叠音叠词，表达出铿锵激越的战斗情景，例如《消灭法西斯》中的“冲冲冲”“杀杀杀”，等等。
在艺术手法上，它惯用的是比兴，然又时有创新，例如《石榴花开心里红》《加入红军最光荣》等歌谣。有的采用对比，例如《分田歌》中：“先前无米煮，今日有米多。”有的直截了当如白描，例如《国民党像个什么样》。有的又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来赞颂革命，讽刺和打击敌人，例如《攻打横峰县》。其他的如比拟、设问、映衬、层递、仿效、点化以及寓含哲理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也是较多的。有些歌谣甚至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史库中的珍品。
歌谣的语言通俗，明白如话，有如工农的口语化，有着质朴和自然美。它没有旧民歌语言中的隐晦感，也没有文人诗中的雕琢味，它平淡而味浓，真实而又形象。语言上的这些特色，使它不仅易于大众传诵，而且也易于大众加工，以至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是对新语汇的大量运用，是“五四”新诗运动以来的高峰，这无疑使它作为时代的“镜子”而灿然生辉。
同样，它艺术风格也是多样化的。它没有旧民歌的缠绵哀怨情调。带着对革命的追求，对敌人的憎恨，它以新的内容形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如果说旧民歌比较柔和优美，那么新民谣就显得刚健、明快、雄浑、激越。例如《工农暴动歌》《革命歌》《奋斗到底》等等，这些以反映武装斗争为主的歌谣，犹如出膛的枪弹、离弦的飞箭，铿锵有力，铮铮有声。而《幸福的红区》《送郎当红军》等反映苏区人民新生活和踊跃参军的歌谣，又充满了明朗、欢快。再如《分田歌》《恭喜做个红军》等歌谣，情调诙谐且又幽默。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工农长期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尤其是处于战争环境中，没有条件和时间去推敲、琢磨，大部分歌谣的创作难免有粗糙之处，甚至有些歌谣存在口号化的现象。但是瑕不掩瑜。再者，歌谣的创作是在党的领导下，由广大工农兵直接参加的，它意义之深，规模之大，在诗歌发展史上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能忽视的。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4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