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五章 北上抗日先遣队之始末
张伊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吞并了我国东三省后，又侵占了热河、内蒙古，并加紧对华北各省的侵略。
我党中央鉴于当时民族危机严重，为挽救民族的危亡，争取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将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以曾洪易为中央代表兼随军全权代表，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刘英为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参谋长，于1934年7月7日由瑞金出发。
当时中央交给先遣队的主要任务是：（一）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并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七军团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达浙赣边行动，号召与组织一切抗日的友军，抗日的人民以及广大先进的人士，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必须在党的彻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口号下，宣传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各种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战争；（三）要在自己的行动中，最明显地表明自己是有组织的、英勇的、守纪律的、先进的民族革命的先锋队；（四）在自己的行动中，应该表明自己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五）为保证伟大的政治的军事的任务完成，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提高战士的觉悟和政治水平，提高与巩固部队的纪律，应该不倦怠地吸收积极的革命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在胜利的作战中扩大自己的队伍，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北上抗日先遣队自瑞金出发以后，经福建长汀、清流，占领大田县，继向闽清县进发，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城，胜利到达闽东游击区，分驻在连江县属的桃源一线。休整数日后进攻福州城，激战三昼夜未克，乃回师闽东游击区，取道罗源、宁德北上，一举攻下浙江的庆元县城。在此，遭浙江保安师第三、第四两团的阻截，经数小时猛烈攻击，遂将该两团打得溃不成军。后又从浙西南进入福建浦城，到达闽北苏区。这时经中央指示，留下一营在闽浙边开展游击战争，主力则经闽浙之要隘--仙霞岭，过江山、常山进入闽浙赣苏区化婺德县的重溪。
先遣队北上后，沿途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堵截，在白区行军作战，我兵员军需得不到补充，更由于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既不听取不同意见又无作战决心，对部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到处散布悲观失望的论调，致使在短短3个月中，7000人的部队损失过半，当部队抵达浙西时奉命折入闽浙赣苏区进行补充休整。
在重溪，七军团负责人开会检讨工作，对曾洪易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向中央作了汇报。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于1934年11月4日电令闽浙赣省委和红十军的主要负责人方志敏，将红十军和红七军团合并，成立红十军团，组成更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
方志敏受命后即偕同省委、省苏、省军区的领导人，从横峰葛源赶到德兴重溪，看望和慰劳红七军团的战友。红七军团是在1933年初调往中央苏区的老十军的基础上组成的，所以故友重逢，倍感亲切。
闽浙赣苏区的领导人和红七军团的领导人在重溪举行会议，揭露批评了曾洪易的错误，研究红十军团团以上干部的配备和今后行动方向，以及布置捍卫闽浙赣根据地的工作。经中央批准确定红十军团的干部配备是：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原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以寻淮洲为师长，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聂洪钧，参谋长王如痴；原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第二十师师长刘畴西（兼）、政委乐少华（兼），第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政委钱琪柱。曾洪易留闽浙赣苏区主持省委工作，关英为省委组织部长。会后，第十九师先行出发。
这时形势日益恶化，中央苏区在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后，中央红军已退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而闽浙赣苏区的形势，贵溪的周坊、弋阳的漆工镇、上饶的茗洋关和横峰县城，都已先后沦入敌手。敌人的碉堡已修筑到距葛源三十多里的青板一带。闽浙赣省的首府葛源处于危急之中。
11月下旬，中央军区电令，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人组成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统一领导军团的行动和闽浙赣苏区的斗争。
1934年11月24日，在方志敏率领下，红十军团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告别了根据地的人民，挥戈北上。
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抗日先遣队大力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随军干部团的同志到处张贴抗日标语，散发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的《北上抗日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反共卖国行为，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恨，而对共产党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则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红军所至，纪律严明。群众见到红军，杀猪送粮，夹道欢迎，而豪绅地主则纷纷逃命。
先行的第十九师在进入浙江境内的常山时，即遭到国民党浙江保安师蒋志英部两团之众的尾随，妄图牵制我军北上。国民党反共卖国的行径激起我指战员的义愤，返身痛击，打得敌人落荒而逃，败回常山。我军无意恋战，继续北上。渡新安江到达安徽境内，又击溃了堵截我军的王耀武补充旅，攻克旌德县城，经径县和宣城之间直指芜湖。尔后南返。
红十军团的总部随第二十、第二十一师行动。出江西省境取道开化、婺源、休宁，沿途无战，只拆毁了敌碉堡百余座，在休宁县蓝渡地方截获了敌二十一旅的汽车四辆，获枪百余支、迫击炮两门。12月10日抵达安徽省歙县的汤口镇，在此与第十九师会合。
浙西皖南的群众，早闻江西“南有朱毛，北有方邵”的工农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沿途群众壶浆塞道，欢迎自己的队伍。红军抵达汤口镇时，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分土豪的谷子！”将镇上土劣的浮财、粮食分给当地贫苦群众，并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土豪谢三河。这一带的贫苦农民千百年来第一次扬眉吐气，许多在这里修建屯（溪）太（平）公路的工人和当地农民，纷纷报名参加红军。
当时我军的主要任务是：以黄山为依托，在皖浙边相机歼灭敌人一部，牵制东南方面的敌人，掩护中央红军西征，并创立新的根据地。
在离开赣东北苏区一个多月的行军作战中，部队内部反映出一些思想问题，诸如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后，某些领导干部在干部配备等问题上产生分歧，造成思想隔阂，甚至有互不服气的现象；在一些战士中，也因远离苏区长期在白区行军作战，思想不甚安定，而一些政工干部又放松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汤口会师后，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整顿部队，但这时国民党的飞机一天数次在汤口、芳村等我军集结地的上空盘旋，窥探我军的行踪，对我军威胁很大。鉴于戎马倥偬，只草草地休整了两天，上述这些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并未得到解决，部队只得离开汤口翻越黄山继续北上。
部队越黄山抵北麓的古竹澳，准备到达太平县谭家桥宿营。这时总部接到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南京政府，调集第四十九师、第七师第二十一旅、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等部专事追剿红十军团。对此，军团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以匡龙海领导的皖南独立师和地方工农武装迷惑、牵制左右两翼之敌，红十军团则全力以赴冲破中路之敌继续北上。12月14日，敌我双方在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遭遇了。红十九师埋伏在敌前进公路的右侧，红二十、二十一师在敌左侧，地雷队在公路布好地雷网，待敌进入伏击圈时予以狠狠的“腰击”。
追来之敌是曾为红十九师在皖浙边境击溃过的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敌前卫团派出尖兵三步一返地搜索着前进。当上午10时左右敌尖兵进至红十九师阵前，指挥员即命令向敌发起攻击。由于过早暴露红军火力，敌人的触角迅疾缩回，并以大部队抄捷径占据了六三高地，控制了乌泥关一带的公路。
这一仗打得残酷、激烈，双方一直激战到晚上8时，红军还未攻下敌人的阵地。此时，敌人的后续部队正大批向作战地点集结，红军原想突破中路之敌的希望已经没有了，不得不掩护退却，向太平县的柯村方向运动。
谭家桥这一仗是红十军团在皖南会合后的第一仗，“差不多是我们能不能在皖南站脚，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的一个关键”。谭家桥之役，虽然我军只损失20余支枪，但人员伤亡达300余名，尤其是领导干部伤亡过多。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因伤重牺牲。他是我军一位优秀指挥员，他潜心研究军事科学，指挥红七军团在两年之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6000多支、轻重机枪300余挺，并缴到大炮几十门，曾5次负伤。这次战斗牺牲时年仅24岁。第八十七团团长黄英特也是在阵地上牺牲的，他是从井冈山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优秀指挥员，每次作战都极英勇地站在前线指挥。此外，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都相继负了伤。这一仗不能不影响红十军团的战斗情绪。方志敏指出谭家桥之役在战术上的缺点是：“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配合，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出来。十九师的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之未能完全一致。”
在部队向柯村方向运动的途中，在陶村附近与敌一个团遭遇，本可一举歼灭的，但是刘畴西却先用一营兵力追击，打不胜再用一营，这种加油式的用兵不仅未歼敌人，反使自己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自谭家桥之役失利后，一路上采取右倾避战的态度，没有下决心去争取战术上的优势，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由于避战，我军不得不绕开大路走小路爬高山，使部队更加疲劳，造成许多指战员对军团领导的不满，甚至有些负伤的干部从担架上跳下来，要求上阵杀敌，有的则痛哭军团长是“纸上谈兵”的军团长。
战斗失利，部队疲劳，思想混乱，已成了当时在先遣队存在的突出问题。方志敏再三强调要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在减员后立即配齐政治工作人员。但是方志敏的指示却被一些人以“军事繁忙”“没有时间进行工作”为借口而忽视了。这就铸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先遣队到达太平县的柯村地区，这是块狭小的红色区域。军政委员会决定在这里整顿部队。
柯村地区，是1934年4月闽浙赣省委派刘毓标、陈直斋等从赣东北来皖南开辟的新苏区。闽浙赣省委开辟皖南新苏区的工作最初是由李杰三负责的，但他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屯溪等城镇里，没有把工作发展到农村去。当刘、陈等前往皖南工作时，方志敏指示他们应把工作做到农村去，发动广大农民创立游击根据地，成立苏维埃，以便将来把皖南浙西和闽浙赣连成一片。刘毓标到皖南后，先任歙县县委书记，后任太平中心县委书记（辖太平、石台、祁门、径县、贵池）。1934年上半年，这个地区工作发展较快，经闽浙赣省委同意于8月举行暴动，不久省委又派宁春生率300多人的游击大队加强这里苏区的工作。当时这里分了土地和稻子，烧了田契和债券，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但是由于开辟皖南新苏区的行动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的指责，毕竟没能得到迅速有力的发展，只在太平县西乡以柯村为中心、南北七八十里的狭长地带建立了根据地。
红十军团到达柯村以后，方志敏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指示太平中心县委书记刘毓标、歙南县委书记陈直斋，今后的工作是“开展武装游击战争，发展秘密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并从红十军团拨出一个侦察营与当地的武装力量合组成立皖南独立团，以原侦察营营长熊刚任团长，刘毓标为政委。同时将随军的伤病员交给太平中心县委妥善安置。方志敏鼓励皖南的同志认清斗争形势，坚持武装斗争。
但是，红十军团在柯村地区仅仅停留了三天，本身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敌人的追兵又至，大部队又不得不转移。整顿部队的计划，继汤口之后又一次落空。近万人的队伍在敌人10万之众的前堵后截中，辗转在石台、太平、东至、祁门、休宁一带。这期间常有战斗发生，总是小战获胜，大战退避，这样一味避战，影响了我军的战斗情绪。皖南一带虽有我党的组织，但多属秘密状态，对支持红军大部队作战确也力不从心。部队战斗力日渐衰弱，给养日益紧张。
鉴于红十军团在皖南行动困难，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中央军委电令：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应在部队中加强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以一部在浙江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抗日宣传，创立革命根据地；以一部留在皖南，依靠皖南党和群众的力量，坚持斗争；其余部队返回赣东北苏区整顿休息，保卫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军政委员会作了认真的研究。当时只注意到部队长期在皖南行动，没有得到一天很好的休息，有必要找个地方休息整顿。“但赣东北地区，自红十军离开后，已被敌人造了纵横的好几条封锁线（这种情形事先未得电报，不知道），已不能再为主力红军休养整顿之所。一来，进苏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很难；二来，进了苏区，在被封锁线圈得很小的地方内，易被敌人包围；三来，再出苏区，又要通过封锁线，更加困难。”军政委员会对上述困难没有足够的估计。“依着从前斗争的经验，以为到了苏区总有办法可想，故决定进入赣东北暂行休整，不料这种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为这次失败的主因！”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结束了皖南的行动。
红十军团挺进皖南，最后又被迫离开皖南，其主要原因：一、谭家桥之役因战术上的缺点而失利，影响部队的战斗情绪；二、谭家桥之役失利后未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仍然采取了避战路线，使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息，致全军过度疲劳；三、皖南地方武装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根据地狭小，当地党和群众对主力红军作战帮助不大；四、政治工作松懈，几次整顿部队的计划未能实现；五、敌人力量比我军占了绝对优势。
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挠红十军团返回赣东北苏区，以伍成仁的四十九师、王耀武的补充旅、俞济时的浙江保安师尾随我部，伺机截击；以第一路军总指挥陈调元部坐镇婺源，以第六路军军长赵观涛坐镇上饶，在赣东北设下了一条条封锁线，堵我去路。同时，空中有飞机侦察、轰炸。国民党布下了近20万重兵，妄图一举扑灭红十军团。
红十军团日夜兼程，由天目山脉的西部向怀玉山脉的东部进发。自头年11月离别赣东北苏区，3个月来辗转皖南，得不到给养补充，此时已是隆冬腊月，大雪封山，指战员们身上仍着夹衣，“真是到了弹尽粮绝人疲乏的地步，队伍差不多是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在江西境内的港头村，我军遭到敌王耀武补充旅的袭击，被分割成两段，前段800余人由方志敏、乐少华、刘英、粟裕等同志率领，后段两千余人由刘畴西、王如痴等率领。方志敏命令刘英、粟裕率部队突过封锁线进入基本苏区，他则去接刘、王率领的部队。后因寡不敌众，除少部分队伍突破重围返回皖南，大部分或是牺牲，或是被俘。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领导人相继被俘。刘英、粟裕率领的队伍以后组成挺进师，在浙西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
但是，红十军团这次挺进浙西皖南的行动，在我党历史上仍有它不可磨灭的光辉。它以自己的行动宣传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行径；它血战东南半壁，威胁国民党南京政府之腹地，牵制了东南方敌人大量兵力，掩护了中央红军的西征；在浙西皖南闽北留下了一批武装力量和得力的干部，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一直坚持到国共合作、组建新四军。方志敏曾经指出：“皖赣、皖南、浙西的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了，并创建了新苏区，这使那一带的豪绅地主资本家们，不能安心地收租逼债、榨取工农的血汗，就是浙皖两省的法西斯蒂的‘当局’，在陪着他们的姨太太睡觉时，也要三夕三惊，深感不安呢！”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2年04期）
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在吞并了我国东三省后，又侵占了热河、内蒙古，并加紧对华北各省的侵略。
我党中央鉴于当时民族危机严重，为挽救民族的危亡，争取主权和领土的完整，“故即在同国民党匪军的优势兵力残酷决战的紧急关头，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不辞一切困难，以最大的决心派遣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将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以曾洪易为中央代表兼随军全权代表，寻淮洲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刘英为政治部主任，粟裕为参谋长，于1934年7月7日由瑞金出发。
当时中央交给先遣队的主要任务是：（一）到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广大的游击活动，并在敌人最受威胁的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红七军团应在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的旗帜下，经过福建而到达浙赣边行动，号召与组织一切抗日的友军，抗日的人民以及广大先进的人士，一致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二）必须在党的彻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口号下，宣传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进行各种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战争；（三）要在自己的行动中，最明显地表明自己是有组织的、英勇的、守纪律的、先进的民族革命的先锋队；（四）在自己的行动中，应该表明自己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五）为保证伟大的政治的军事的任务完成，必须加强部队中的政治工作，提高战士的觉悟和政治水平，提高与巩固部队的纪律，应该不倦怠地吸收积极的革命分子加入自己的队伍，在胜利的作战中扩大自己的队伍，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北上抗日先遣队自瑞金出发以后，经福建长汀、清流，占领大田县，继向闽清县进发，渡过闽江，占领古田县城，胜利到达闽东游击区，分驻在连江县属的桃源一线。休整数日后进攻福州城，激战三昼夜未克，乃回师闽东游击区，取道罗源、宁德北上，一举攻下浙江的庆元县城。在此，遭浙江保安师第三、第四两团的阻截，经数小时猛烈攻击，遂将该两团打得溃不成军。后又从浙西南进入福建浦城，到达闽北苏区。这时经中央指示，留下一营在闽浙边开展游击战争，主力则经闽浙之要隘--仙霞岭，过江山、常山进入闽浙赣苏区化婺德县的重溪。
先遣队北上后，沿途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堵截，在白区行军作战，我兵员军需得不到补充，更由于随军中央代表曾洪易既不听取不同意见又无作战决心，对部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甚至到处散布悲观失望的论调，致使在短短3个月中，7000人的部队损失过半，当部队抵达浙西时奉命折入闽浙赣苏区进行补充休整。
在重溪，七军团负责人开会检讨工作，对曾洪易的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并向中央作了汇报。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于1934年11月4日电令闽浙赣省委和红十军的主要负责人方志敏，将红十军和红七军团合并，成立红十军团，组成更有力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挺进。
方志敏受命后即偕同省委、省苏、省军区的领导人，从横峰葛源赶到德兴重溪，看望和慰劳红七军团的战友。红七军团是在1933年初调往中央苏区的老十军的基础上组成的，所以故友重逢，倍感亲切。
闽浙赣苏区的领导人和红七军团的领导人在重溪举行会议，揭露批评了曾洪易的错误，研究红十军团团以上干部的配备和今后行动方向，以及布置捍卫闽浙赣根据地的工作。经中央批准确定红十军团的干部配备是：军团长刘畴西，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原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以寻淮洲为师长，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聂洪钧，参谋长王如痴；原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第二十师师长刘畴西（兼）、政委乐少华（兼），第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政委钱琪柱。曾洪易留闽浙赣苏区主持省委工作，关英为省委组织部长。会后，第十九师先行出发。
这时形势日益恶化，中央苏区在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丧失后，中央红军已退出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而闽浙赣苏区的形势，贵溪的周坊、弋阳的漆工镇、上饶的茗洋关和横峰县城，都已先后沦入敌手。敌人的碉堡已修筑到距葛源三十多里的青板一带。闽浙赣省的首府葛源处于危急之中。
11月下旬，中央军区电令，由方志敏、刘畴西、乐少华、聂洪钧、刘英5人组成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统一领导军团的行动和闽浙赣苏区的斗争。
1934年11月24日，在方志敏率领下，红十军团第二十师、第二十一师告别了根据地的人民，挥戈北上。
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后，抗日先遣队大力宣传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随军干部团的同志到处张贴抗日标语，散发1934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的《北上抗日宣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祸国殃民的反共卖国行为，更加激起了广大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无比愤恨，而对共产党和北上抗日先遣队则有了更为深刻的印象。红军所至，纪律严明。群众见到红军，杀猪送粮，夹道欢迎，而豪绅地主则纷纷逃命。
先行的第十九师在进入浙江境内的常山时，即遭到国民党浙江保安师蒋志英部两团之众的尾随，妄图牵制我军北上。国民党反共卖国的行径激起我指战员的义愤，返身痛击，打得敌人落荒而逃，败回常山。我军无意恋战，继续北上。渡新安江到达安徽境内，又击溃了堵截我军的王耀武补充旅，攻克旌德县城，经径县和宣城之间直指芜湖。尔后南返。
红十军团的总部随第二十、第二十一师行动。出江西省境取道开化、婺源、休宁，沿途无战，只拆毁了敌碉堡百余座，在休宁县蓝渡地方截获了敌二十一旅的汽车四辆，获枪百余支、迫击炮两门。12月10日抵达安徽省歙县的汤口镇，在此与第十九师会合。
浙西皖南的群众，早闻江西“南有朱毛，北有方邵”的工农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队伍。沿途群众壶浆塞道，欢迎自己的队伍。红军抵达汤口镇时，召开群众大会，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分土豪的谷子！”将镇上土劣的浮财、粮食分给当地贫苦群众，并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土豪谢三河。这一带的贫苦农民千百年来第一次扬眉吐气，许多在这里修建屯（溪）太（平）公路的工人和当地农民，纷纷报名参加红军。
当时我军的主要任务是：以黄山为依托，在皖浙边相机歼灭敌人一部，牵制东南方面的敌人，掩护中央红军西征，并创立新的根据地。
在离开赣东北苏区一个多月的行军作战中，部队内部反映出一些思想问题，诸如红七军团和红十军合编后，某些领导干部在干部配备等问题上产生分歧，造成思想隔阂，甚至有互不服气的现象；在一些战士中，也因远离苏区长期在白区行军作战，思想不甚安定，而一些政工干部又放松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汤口会师后，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整顿部队，但这时国民党的飞机一天数次在汤口、芳村等我军集结地的上空盘旋，窥探我军的行踪，对我军威胁很大。鉴于戎马倥偬，只草草地休整了两天，上述这些亟待解决的思想问题并未得到解决，部队只得离开汤口翻越黄山继续北上。
部队越黄山抵北麓的古竹澳，准备到达太平县谭家桥宿营。这时总部接到一个重要情报：国民党南京政府，调集第四十九师、第七师第二十一旅、补充第一旅和浙江保安等部专事追剿红十军团。对此，军团军政委员会讨论决定：以匡龙海领导的皖南独立师和地方工农武装迷惑、牵制左右两翼之敌，红十军团则全力以赴冲破中路之敌继续北上。12月14日，敌我双方在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遭遇了。红十九师埋伏在敌前进公路的右侧，红二十、二十一师在敌左侧，地雷队在公路布好地雷网，待敌进入伏击圈时予以狠狠的“腰击”。
追来之敌是曾为红十九师在皖浙边境击溃过的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敌前卫团派出尖兵三步一返地搜索着前进。当上午10时左右敌尖兵进至红十九师阵前，指挥员即命令向敌发起攻击。由于过早暴露红军火力，敌人的触角迅疾缩回，并以大部队抄捷径占据了六三高地，控制了乌泥关一带的公路。
这一仗打得残酷、激烈，双方一直激战到晚上8时，红军还未攻下敌人的阵地。此时，敌人的后续部队正大批向作战地点集结，红军原想突破中路之敌的希望已经没有了，不得不掩护退却，向太平县的柯村方向运动。
谭家桥这一仗是红十军团在皖南会合后的第一仗，“差不多是我们能不能在皖南站脚，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的一个关键”。谭家桥之役，虽然我军只损失20余支枪，但人员伤亡达300余名，尤其是领导干部伤亡过多。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因伤重牺牲。他是我军一位优秀指挥员，他潜心研究军事科学，指挥红七军团在两年之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6000多支、轻重机枪300余挺，并缴到大炮几十门，曾5次负伤。这次战斗牺牲时年仅24岁。第八十七团团长黄英特也是在阵地上牺牲的，他是从井冈山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优秀指挥员，每次作战都极英勇地站在前线指挥。此外，军团政委乐少华、政治部主任刘英等都相继负了伤。这一仗不能不影响红十军团的战斗情绪。方志敏指出谭家桥之役在战术上的缺点是：“第一，地形的选择不好，敌人占据马路，是居高临下，我们向敌冲锋，等于仰攻；第二，钳制队与突击队没有适当配合，我们没有集中主要力量，由右手矮山头打到马路上去；第三，十九师是以有用之兵，而用于无用之地，钻入一个陡峻的山峡里，陷住不能出来。十九师的指挥员没有十分尊重军团指挥员的意志，凭着自己的意志去作战，形成战斗指挥之未能完全一致。”
在部队向柯村方向运动的途中，在陶村附近与敌一个团遭遇，本可一举歼灭的，但是刘畴西却先用一营兵力追击，打不胜再用一营，这种加油式的用兵不仅未歼敌人，反使自己遭受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自谭家桥之役失利后，一路上采取右倾避战的态度，没有下决心去争取战术上的优势，以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由于避战，我军不得不绕开大路走小路爬高山，使部队更加疲劳，造成许多指战员对军团领导的不满，甚至有些负伤的干部从担架上跳下来，要求上阵杀敌，有的则痛哭军团长是“纸上谈兵”的军团长。
战斗失利，部队疲劳，思想混乱，已成了当时在先遣队存在的突出问题。方志敏再三强调要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在减员后立即配齐政治工作人员。但是方志敏的指示却被一些人以“军事繁忙”“没有时间进行工作”为借口而忽视了。这就铸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先遣队到达太平县的柯村地区，这是块狭小的红色区域。军政委员会决定在这里整顿部队。
柯村地区，是1934年4月闽浙赣省委派刘毓标、陈直斋等从赣东北来皖南开辟的新苏区。闽浙赣省委开辟皖南新苏区的工作最初是由李杰三负责的，但他将工作的重心放在屯溪等城镇里，没有把工作发展到农村去。当刘、陈等前往皖南工作时，方志敏指示他们应把工作做到农村去，发动广大农民创立游击根据地，成立苏维埃，以便将来把皖南浙西和闽浙赣连成一片。刘毓标到皖南后，先任歙县县委书记，后任太平中心县委书记（辖太平、石台、祁门、径县、贵池）。1934年上半年，这个地区工作发展较快，经闽浙赣省委同意于8月举行暴动，不久省委又派宁春生率300多人的游击大队加强这里苏区的工作。当时这里分了土地和稻子，烧了田契和债券，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但是由于开辟皖南新苏区的行动受到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领导者的指责，毕竟没能得到迅速有力的发展，只在太平县西乡以柯村为中心、南北七八十里的狭长地带建立了根据地。
红十军团到达柯村以后，方志敏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指示太平中心县委书记刘毓标、歙南县委书记陈直斋，今后的工作是“开展武装游击战争，发展秘密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并从红十军团拨出一个侦察营与当地的武装力量合组成立皖南独立团，以原侦察营营长熊刚任团长，刘毓标为政委。同时将随军的伤病员交给太平中心县委妥善安置。方志敏鼓励皖南的同志认清斗争形势，坚持武装斗争。
但是，红十军团在柯村地区仅仅停留了三天，本身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敌人的追兵又至，大部队又不得不转移。整顿部队的计划，继汤口之后又一次落空。近万人的队伍在敌人10万之众的前堵后截中，辗转在石台、太平、东至、祁门、休宁一带。这期间常有战斗发生，总是小战获胜，大战退避，这样一味避战，影响了我军的战斗情绪。皖南一带虽有我党的组织，但多属秘密状态，对支持红军大部队作战确也力不从心。部队战斗力日渐衰弱，给养日益紧张。
鉴于红十军团在皖南行动困难，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中央军委电令：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应在部队中加强党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以一部在浙江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进行抗日宣传，创立革命根据地；以一部留在皖南，依靠皖南党和群众的力量，坚持斗争；其余部队返回赣东北苏区整顿休息，保卫革命根据地。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军政委员会作了认真的研究。当时只注意到部队长期在皖南行动，没有得到一天很好的休息，有必要找个地方休息整顿。“但赣东北地区，自红十军离开后，已被敌人造了纵横的好几条封锁线（这种情形事先未得电报，不知道），已不能再为主力红军休养整顿之所。一来，进苏区通过敌人封锁线很难；二来，进了苏区，在被封锁线圈得很小的地方内，易被敌人包围；三来，再出苏区，又要通过封锁线，更加困难。”军政委员会对上述困难没有足够的估计。“依着从前斗争的经验，以为到了苏区总有办法可想，故决定进入赣东北暂行休整，不料这种决定，正等于老鼠钻牛角，为这次失败的主因！”1935年1月10日，红十军团结束了皖南的行动。
红十军团挺进皖南，最后又被迫离开皖南，其主要原因：一、谭家桥之役因战术上的缺点而失利，影响部队的战斗情绪；二、谭家桥之役失利后未能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仍然采取了避战路线，使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息，致全军过度疲劳；三、皖南地方武装的游击战争开展不够，根据地狭小，当地党和群众对主力红军作战帮助不大；四、政治工作松懈，几次整顿部队的计划未能实现；五、敌人力量比我军占了绝对优势。
国民党反动派为阻挠红十军团返回赣东北苏区，以伍成仁的四十九师、王耀武的补充旅、俞济时的浙江保安师尾随我部，伺机截击；以第一路军总指挥陈调元部坐镇婺源，以第六路军军长赵观涛坐镇上饶，在赣东北设下了一条条封锁线，堵我去路。同时，空中有飞机侦察、轰炸。国民党布下了近20万重兵，妄图一举扑灭红十军团。
红十军团日夜兼程，由天目山脉的西部向怀玉山脉的东部进发。自头年11月离别赣东北苏区，3个月来辗转皖南，得不到给养补充，此时已是隆冬腊月，大雪封山，指战员们身上仍着夹衣，“真是到了弹尽粮绝人疲乏的地步，队伍差不多是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在江西境内的港头村，我军遭到敌王耀武补充旅的袭击，被分割成两段，前段800余人由方志敏、乐少华、刘英、粟裕等同志率领，后段两千余人由刘畴西、王如痴等率领。方志敏命令刘英、粟裕率部队突过封锁线进入基本苏区，他则去接刘、王率领的部队。后因寡不敌众，除少部分队伍突破重围返回皖南，大部分或是牺牲，或是被俘。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领导人相继被俘。刘英、粟裕率领的队伍以后组成挺进师，在浙西南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
但是，红十军团这次挺进浙西皖南的行动，在我党历史上仍有它不可磨灭的光辉。它以自己的行动宣传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卖国行径；它血战东南半壁，威胁国民党南京政府之腹地，牵制了东南方敌人大量兵力，掩护了中央红军的西征；在浙西皖南闽北留下了一批武装力量和得力的干部，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一直坚持到国共合作、组建新四军。方志敏曾经指出：“皖赣、皖南、浙西的游击战争胜利地开展起来了，并创建了新苏区，这使那一带的豪绅地主资本家们，不能安心地收租逼债、榨取工农的血汗，就是浙皖两省的法西斯蒂的‘当局’，在陪着他们的姨太太睡觉时，也要三夕三惊，深感不安呢！”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2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