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九章 方志敏的文学创作活动
张伊 吴祖光
方志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创建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方志敏博学多才、文武兼备，不仅是一位驰骋沙场、叱咤风云的革命家，而且还是一位才气横溢、誉满文坛的文学家。他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在短暂的有生之年，坚持文学革命，坚持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苏区文艺的积极倡导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899年农历七月十六日，方志敏诞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他乳名正鹄，取名远镇，字志敏，笔名有西君、慧生等，曾一度化名李祥松和汪祖海。方志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中国社会日益殖民地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他目睹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广大贫苦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化，痛感社会的黑暗、人生的不平。他8岁入私塾，由于从小天资颖悟，读书用功，私塾启蒙第一年，便把《三字经》《昔时贤文》《幼学琼林》《孝经》等书背得滚瓜烂熟。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在五年私塾当中，诵读了《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养了他对诗歌的浓厚兴趣。1916年秋，他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这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新民主主义思想蓬勃发展，这在方志敏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在高小三年的学习时间里，他不但对《楚辞》《史记》《文选》等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作了广泛的涉猎，而且还大量接触了具有启蒙作用的科学书籍和唤醒民族思想的新小说。他阅读了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的文章、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以及《新青年》和《启蒙画报》等书刊。其中的天文地理、历史典故、名人轶事，使他兴趣盎然；中国的诸葛亮、范仲淹、岳武穆，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方志敏就是这样在中国文学遗产的熏陶下，在民主主义思想启迪和影响下，度过了少年学生时代，使他具备了深湛的古典文学造诣和良好的文学修养，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活动准备了条件。
一
1919年秋，方志敏考入南昌甲种工业学校。这时，由五四运动点燃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烽火方兴未艾。他所在的“甲工”是发动南昌学潮最早的学校之一。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南昌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传播新思想，在查禁日货、甲工驱赵等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和大无畏的精神，赢得了许多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的敬佩，被推选为“甲工”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和南昌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怀着改造社会的朦胧思想和振兴民族的极大热情，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推波助澜，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教育。1920年秋，南昌学生联合会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周年举行联欢晚会，方志敏亲自编写和组织排演了讽刺话剧《一个私塾的怪现象》。这个戏借一个昏庸老朽的塾师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种种丑态，和巧立名目要塾生出钱送礼的卑劣行径，淋漓尽致地揭露和讽刺了旧教育制度的腐败。这幕剧不仅在“甲工”引起强烈的震动，而且在南昌各校也一时传为笑谈。
1921年夏，方志敏应黄道、袁玉冰的邀请，参加了“江西改造社”，参与编辑《新江西》季刊。同年秋季，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11月，在《新江西》第一卷第二号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私塾》。小说通过私塾课堂教学的一个场景，生动地刻画了塾师顽固和颟顸的形象。并借一个学生之口，把私塾比作监狱，学生如同坐牢一般受到非人的虐待：“我们不晓得犯了什么事，才到这个监牢来受折磨！”无情地鞭挞了旧教育制度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罪行。这篇处女作显示了方志敏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
1922年4月，方志敏在《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发表纪实性白话小说《狗儿的死》，主要内容是描写作者故乡的一个大地主的儿子的悲惨下场。作者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描写。始则指出地主剥削农民的脂膏血汗而养肥自己，是可恨可杀的剥削者，是工农劳动群众的阶级敌人，狗儿是地主的儿子，无恶不作，当然是地主阶级的帮凶。尔后指出狗儿的堕落以至于惨死，却又是封建制度的罪恶造成的，他被封建剥削制度所娇生惯养，而最后又被封建剥削制度埋葬。通过这些描写，作者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最后作者怀着对工农劳动者被剥削而变得赤贫的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了不满，极其深刻地提出了“如何使大富者小康，赤贫者不贫”的问题，号召人们起来革命，努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腐朽的社会制度。
在《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上，方志敏还发表了《哭声》《快乐之神》和《呕血》三首白话诗。《哭声》是一首散文诗，作者用“仿佛有无量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来象征千百万人民的苦难，用细腻的笔调，描述了劳动人民在黑暗社会的压榨下发出的痛苦呻吟：
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了，
剩的些微，哪能供妻养子！……
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做运输，奔走，
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只好由死神摆布去了！……
跌倒在火坑里，呵！这是如何痛苦呵！
看呀！狂暴的恶少，视我们为娱乐机械，又来狎弄我们了！……
……
这时我的心碎了。
热泪涌出眼眶来了。
我坚决勇敢的道：
“是的，我应该援救你们，我同着你们去……”
在《哭声》中，通过悲惨动人的控诉，引出激昂慷慨的誓言，感情热烈充沛，冉冉升腾。
方志敏面对不平的人生，向旧制度发出了愤怒的抨击：
在你周围的地方，
有许多许多凶狠狠的恶魔，
正在张牙露齿地杀人吃人；
看呀！遍地血迹模糊！
听呀！到处哭声哀楚！
但是，作者仅仅是认识到人生的不平，暴露了黑暗，还未能指出光明在何处以及如何去争取光明。作者此时还处在苦闷、彷徨之中，还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进行痛苦的探索：“这可令我不解！我为什么无产呢？我为什么呕血呢？”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从此以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战斗的司令部。1922年，方志敏在南伟烈学校开始阅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并同一些同学组织“读书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2年夏，方志敏怀着“我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的愿望，离开九江南伟烈学校，来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在上海，他首先结识了共产党人赵醒侬，并经赵醒侬的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在上海大学又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向警予、蔡和森、邓中夏等共产党人。从此以后，方志敏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他的文学创作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上海这段时间，由于家庭无力对他继续给予经济接济，他只好踯躅街头，四处奔波，谋求工作，结果满腔谋事的热情，换来的全是碰壁和失望。方志敏以自己这段经历写了一篇题为《谋事》的短篇小说，7月1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这篇不到2000字的小说，描写一个出身“农田人家”的苦学生为求学而四处谋求工作，结果谋事不成，就学无着，落得穷困潦倒的境地，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极端仇恨和厌恶。由于是作者的亲切体会，因此文章特别真实感人。这篇小说于1923年被选编入小说研究社刊行的《小说年鉴》，阿英称赞这篇小说“真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
1922年8月底，根据组织决定，方志敏离沪返赣，通过搞新文化运动，秘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组织。离沪时在吴淞轮次，写下一首白话诗《血肉》：
伟大壮丽的房屋，
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
血呵，肉呵！
铺了白布的餐桌上，
摆着的大盘子小碟子里，是些什么呢？
血呵，肉呵！
装的重压压的铁箱皮箱，
里面是些什么呢？
血呵，肉呵！
这首诗无情地披露了享乐者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是劳动人民的地狱，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吃人的剥削制度的血迹斑斑的画图。
1923年1月，方志敏与赵醒侬、袁玉冰等在南昌创办“文化书社”，编印《青年声》周刊和《新江西》季刊，以普及新文化，满足广大青年对于新文化、新知识的迫切要求。3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行销售《向导》《先驱》《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不久，南昌“文化书社”被反动军阀封闭，《新江西》被迫停刊，方志敏与赵醒侬等也被迫离开南昌。方志敏经九江去南京。4月，方志敏在南京凤仪门外的一家小客栈寄住时，愤然写下《同情心》和《我的心》两首诗，其中《同情心》对反动军阀统治下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社会现实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把快要饿死的孩子底口中的粮食挖去，
来喂自己的狗和马；
把雪天里立着的贫人底一件单衣剥下，
抛在地上践踏；
他人的生命当馒餐，
他人的血肉当羹汤；
啮着，喝着，
还觉得平平坦坦！
……
1933年9月，方志敏离开南京返回南昌。10月，赵醒侬由沪返昌。方志敏协助赵醒侬整顿江西团的组织等工作。1924年3月，经赵醒侬介绍，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中共南昌支部成立，赵醒侬为书记。6月，方志敏协助赵醒侬在南昌创办“明星书店”和“黎明中学”，销售新文化书刊，培养党的骨干力量。1925年夏季，为了开展贫民教育，宣传新文化，方志敏回到家乡湖塘村，创办“旭光义务小学”“贫民夜校”和《寸铁》旬刊，为倡导贫民教育，倡导新文化摇旗呐喊。当时他的家乡封建势力猖獗，地主张大纲横行乡里，利用选举“议员”之机鱼肉乡民、欺压百姓。为了打击封建地主的气焰，唤起民众，方志敏在《寸铁》旬刊发表一篇题为《猪仔议员》的杂文，揭露张大纲的种种劣迹，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张大纲威风扫地，大大地推动了广大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热潮。
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这时，方志敏已由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925年以后，他遵照党的指示，全力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迎接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
二
1925年7月，方志敏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委部执行委员，并担任农民部部长。而在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方志敏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仍当选执行委员，但蒋介石采取所谓圈定的办法，把方志敏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排斥在外，支持他所派中央特派员、AB团头目段锡朋等右派骨干组成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致使国民党右派把持了领导权。2月，蒋介石又以中央党部和总司令部的名义改组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为江西省政府，李烈钧为主席，省政府各厅负责人均系国民党右派分子。就在当日，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成立了省农协，方志敏当选秘书长。大会决定建立农民自卫军。这段时间，他虽然事务多、工作忙，但仍然坚持写作，为革命斗争服务。
这年3月，蒋介石指使段锡朋解散左派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等又强占九江市党部。江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忍无可忍，邓鹤鸣、方志敏等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最后决定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省政府。4月2日，南昌掀起“四二”怒潮，捣毁非法省党部，逮捕AB团主要分子归案法办。李烈钧逃到上饶，自立伪赣东省政府。4月12日，方志敏在武汉《民国日报》发表题为《李烈钧原来如此》的杂文，公开揭露李烈钧的罪恶历史和上台后的罪行：“李烈钧本来是个三教九流的江湖派……他不知党，不知国民政府，当然更不知民众。他是我们民众的敌人--尤其是我们农民的敌人！我们再不要为李烈钧三字骗了！”并且指出：“李在汉口说，跟着蒋介石倒是值得的。好吧！赶快去找那位青红帮的老蒋老爷吧，尽量反动！我们民众好一块把你们送到坟墓里去！”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前，不少人还受到李烈钧、蒋介石的蒙蔽和欺骗。这篇杂文无情地撕破了李烈钧、蒋介石之流假革命的面具，揭露了他们狼狈为奸背叛革命的反动面目，像是敲响了黄钟大吕般的声音。这篇义正词严的战斗檄文很有文学意味，篇中不少细致的描绘，成功地勾勒了蒋介石、李烈钧之流的丑恶形象。这篇杂文同郭沫若4月9日发表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样，在当时传诵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方志敏从吉安农村潜回赣东北，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决心组织革命武装，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此，他开始了戎马生涯，指挥红十军转战于闽浙皖赣地区，投入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个时期，他一方面日理万机，负责根据地的党政军大事，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从事根据地文化的建设工作。他深深懂得，苏区文学是当时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要战胜敌人，必须同时紧握枪杆子和笔杆子。他很注意结合当时战争的环境和根据地的特点，采用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丰富和繁荣苏区文学，为苏区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1年5月，方志敏率红十军一进闽北，在赤石街战斗中，第八十三团政委胡烈不幸牺牲。在追悼大会上，全体指战员穿着整齐的军服，枪口上插着一支香，香上扎着一朵小白花，用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当齐唱《国际歌》时，大家不禁哽咽失声。方志敏为了鼓舞士气，激发战士们复仇的怒火，当即作一首《悼胡烈挽歌》，带领同志们唱。歌曰：“可恨！一切反动派，天天打主意，屠杀工农兵。我们工农兵，痛苦到万分；宁为革命死，不愿苟生存！红军诸烈士，都是这等人，开会来追悼，大家齐痛心。誓把那反动派，坚决消灭尽。报得先烈仇，完成大革命！”格调悲壮激昂，饱含着方志敏对战友的深厚阶级感情，大大激发了战士们杀敌报仇的决心。
1932年6、7月间，蒋介石在发动对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以赵观涛为总司令，用兵36个团大举进犯赣东北苏区。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少数落后的农民悲观失望，甚至不惜卖身投靠地主阶级。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争取广大群众，晓以土地革命之大义，苏区“工农剧团”在红色省会葛源演出四幕话剧《年关斗争》。该戏剧情紧张曲折，描写贫农团如何领导农民同地主进行斗争，指出农民只有起来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方志敏对这次演出很重视，据说他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登台表演，在剧中扮演贫农团团长张三。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方志敏身为闽浙皖赣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利用战斗之余，刻苦地从事写作，为省委、省苏机关报撰写文章、社论。1934年2月，在闽浙赣省委机关刊《突击》上发表《建设我们铁的红军》，这是一篇重要的政论文。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红军军政训练的目的、军事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它对于今天我军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方志敏善于运用文学这个武器鼓舞部队的士气。1935年1月19日，方志敏率部队从皖南返回赣东北，陷敌重围，遂率部向南华山疾进，打算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时值大雪纷飞，滴水成冰。他经过一片竹林，看见被积雪压弯了的竹枝，不禁招呼战士们停住，若有所思地说：“你们看，这些竹枝被冰雪压得多苦，可它们依然坚强不屈。”说完便口占《咏竹诗》一首，诗曰：
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
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三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皖浙赣三省交界的怀玉山高竹坑的木梓树下不幸被俘，后被囚禁南昌，受尽酷刑。他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崇高气节。他虽身陷囹圄，但耿耿不能忘怀的是党的事业，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胜利。他决心拿起笔继续同敌人斗争。他感到时间十分宝贵，必须赶在敌人下毒手之前，把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和狱中同志的情况尽快地写出来，托人交给党中央，以尽自己“临死前的一滴努力”。为了同敌人争夺时间，他机警地避开敌人的耳目，通常白天构思，晚上动笔，常常写到深更半夜。他每写完一篇文稿，都在文后注明写作时间。这些被保存下来的篇章，最早的写于1935年3月，最晚的写于6月23日。只有一封《遗信》日期不详。他先后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某夫妇的信》《狱中纪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遗信》等11篇文稿和信件，约计13万字。他为我们留下的这些遗著，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学珍品。
方志敏的狱中遗著，最为人传诵的当推《可爱的中国》《清贫》《死》《狱中纪实》等篇。
《可爱的中国》是一篇文情并茂的优秀散文，在方志敏的遗文中，是最为杰出的篇章，掷地真可作金石声。这篇热情洋溢的文字用自己成长过程和切身经历，深刻地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爱国主义激情，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社会制度的腐败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根源，提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人民革命战争才是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
作者运用中国传统文学的比兴手法，满怀深情地把祖国比作可爱的母亲，歌颂她的地大物博，勤劳的儿女和无穷的力量，用最美好的象征、最亲切的称呼，对祖国倾诉心中全部的爱。作者把帝国主义又比作吸血的魔鬼，愤怒斥责那一小撮为虎作伥的傀儡、卖国贼是“狗彘不食的东西”，为祖国的悲惨命运发出“救救母亲”的战斗呐喊。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作者深刻认识到，“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他虽身陷囹圄，但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认定革命必定胜利：“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振奋人心的预言，像在黑暗世界的上空射出一道耀眼的闪电。
作者既像小说家那样善于描绘场景、刻画人物，又像诗人那样善于抒发豪情、驰骋理想，使《可爱的中国》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篇辉煌的散文不仅以它的思想意义，还以它的艺术价值，在“五四”以来的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一个很突出的位置。
《清贫》是一篇记叙散文，作者以亲身的经历为题材，通过回忆被捕时敌人搜身一无所获的场景，从革命者廉洁朴素的生活，反映了共产党人“矜持不苟，舍己为公”的高尚品德，与反动派贪污中饱、搜刮民财的罪恶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用朴实感人的文字，说明一条极为重要的革命道理：“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文章朴实畅达，褒贬分明。
报告文学《狱中纪实》和《死》是作者狱中生活的真实写照。文章以血淋淋的文字揭露了国民党监狱暗无天日的情形，表达了革命者战斗到底的决心。敌人的镣铐能锁住革命者的手脚，却锁不住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他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中，写下了光照山河、气冲云天的豪言壮语：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总结了自己被俘的教训，痛斥了反动派可耻的劝降，再次表示准备越狱的决心，如果越狱不成，就坚决赴义，表达了自己决心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光辉遗嘱。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是一篇自传，它是方志敏遗文中篇幅最长、内容最重要的一篇。作者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以生动感人的文笔，朴实而真诚地记述了他本人和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是一部极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1940年，叶剑英在重庆看到方志敏烈士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手稿，有感于烈士的忠贞节操，当即写下一首七言诗《有感》：“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这首诗艺术地概括了烈士的丰功伟绩，并以文天祥比喻烈士，热情歌颂了烈士的忠贞节操和崇高品质。郭沫若依此诗的原韵，亦作一首《读方志敏自传》：“千秋青史永留红，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枫树，高大挺拔，叶红似火，正是方志敏烈士光辉形象的逼真写照。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殉难前，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我流血的地方，或在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情真意切，正气浩然，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它像一首壮丽的史诗，足垂千古，永昭日月！
方志敏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战斗的一生，而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活动，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遵循文学为社会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的革命现实主义主张，面对现实，关心社会问题，同情劳苦大众的疾苦，高举革命现实主义的旗帜，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抨击时弊，呼唤光明，为革命风暴摇旗呐喊。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在当时产生过深刻的社会影响。就艺术形式、体裁来讲，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杂文、戏剧等等，并且在艺术上都有较高的造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革命作家。他的不朽篇章，将同他的英名一样，永垂青史，流芳万代！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1年01期）
方志敏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江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创建者。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方志敏博学多才、文武兼备，不仅是一位驰骋沙场、叱咤风云的革命家，而且还是一位才气横溢、誉满文坛的文学家。他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在短暂的有生之年，坚持文学革命，坚持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苏区文艺的积极倡导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1899年农历七月十六日，方志敏诞生于江西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的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他乳名正鹄，取名远镇，字志敏，笔名有西君、慧生等，曾一度化名李祥松和汪祖海。方志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中国社会日益殖民地化，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他目睹农村经济濒于破产，广大贫苦农民生活极端贫困化，痛感社会的黑暗、人生的不平。他8岁入私塾，由于从小天资颖悟，读书用功，私塾启蒙第一年，便把《三字经》《昔时贤文》《幼学琼林》《孝经》等书背得滚瓜烂熟。他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在五年私塾当中，诵读了《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养了他对诗歌的浓厚兴趣。1916年秋，他考入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这时期，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风起云涌，新民主主义思想蓬勃发展，这在方志敏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在高小三年的学习时间里，他不但对《楚辞》《史记》《文选》等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作了广泛的涉猎，而且还大量接触了具有启蒙作用的科学书籍和唤醒民族思想的新小说。他阅读了梁启超和章太炎等人的文章、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以及《新青年》和《启蒙画报》等书刊。其中的天文地理、历史典故、名人轶事，使他兴趣盎然；中国的诸葛亮、范仲淹、岳武穆，外国的拿破仑、华盛顿，开拓了他的胸襟和眼界。方志敏就是这样在中国文学遗产的熏陶下，在民主主义思想启迪和影响下，度过了少年学生时代，使他具备了深湛的古典文学造诣和良好的文学修养，为以后的文学创作活动准备了条件。
一
1919年秋，方志敏考入南昌甲种工业学校。这时，由五四运动点燃起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烽火方兴未艾。他所在的“甲工”是发动南昌学潮最早的学校之一。他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南昌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倡导科学与民主，传播新思想，在查禁日货、甲工驱赵等斗争中表现出非凡的领导才能和大无畏的精神，赢得了许多爱国学生和进步青年的敬佩，被推选为“甲工”学生自治会的领导人和南昌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怀着改造社会的朦胧思想和振兴民族的极大热情，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推波助澜，致力于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教育。1920年秋，南昌学生联合会为纪念辛亥革命九周年举行联欢晚会，方志敏亲自编写和组织排演了讽刺话剧《一个私塾的怪现象》。这个戏借一个昏庸老朽的塾师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种种丑态，和巧立名目要塾生出钱送礼的卑劣行径，淋漓尽致地揭露和讽刺了旧教育制度的腐败。这幕剧不仅在“甲工”引起强烈的震动，而且在南昌各校也一时传为笑谈。
1921年夏，方志敏应黄道、袁玉冰的邀请，参加了“江西改造社”，参与编辑《新江西》季刊。同年秋季，考入九江南伟烈学校。11月，在《新江西》第一卷第二号发表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私塾》。小说通过私塾课堂教学的一个场景，生动地刻画了塾师顽固和颟顸的形象。并借一个学生之口，把私塾比作监狱，学生如同坐牢一般受到非人的虐待：“我们不晓得犯了什么事，才到这个监牢来受折磨！”无情地鞭挞了旧教育制度摧残儿童身心健康的罪行。这篇处女作显示了方志敏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
1922年4月，方志敏在《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发表纪实性白话小说《狗儿的死》，主要内容是描写作者故乡的一个大地主的儿子的悲惨下场。作者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描写。始则指出地主剥削农民的脂膏血汗而养肥自己，是可恨可杀的剥削者，是工农劳动群众的阶级敌人，狗儿是地主的儿子，无恶不作，当然是地主阶级的帮凶。尔后指出狗儿的堕落以至于惨死，却又是封建制度的罪恶造成的，他被封建剥削制度所娇生惯养，而最后又被封建剥削制度埋葬。通过这些描写，作者从一个侧面揭露了封建剥削制度的罪恶。最后作者怀着对工农劳动者被剥削而变得赤贫的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示了不满，极其深刻地提出了“如何使大富者小康，赤贫者不贫”的问题，号召人们起来革命，努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腐朽的社会制度。
在《新江西》第一卷第三号上，方志敏还发表了《哭声》《快乐之神》和《呕血》三首白话诗。《哭声》是一首散文诗，作者用“仿佛有无量数人在我的周围哭泣”来象征千百万人民的苦难，用细腻的笔调，描述了劳动人民在黑暗社会的压榨下发出的痛苦呻吟：
我们血汗换来的稻麦，十分之八被田主榨取了，
剩的些微，哪能供妻养子！……
我们牛马一般的在煤烟风尘中做做运输，奔走，
每日所得不过小洋几角，疾病一来，只好由死神摆布去了！……
跌倒在火坑里，呵！这是如何痛苦呵！
看呀！狂暴的恶少，视我们为娱乐机械，又来狎弄我们了！……
……
这时我的心碎了。
热泪涌出眼眶来了。
我坚决勇敢的道：
“是的，我应该援救你们，我同着你们去……”
在《哭声》中，通过悲惨动人的控诉，引出激昂慷慨的誓言，感情热烈充沛，冉冉升腾。
方志敏面对不平的人生，向旧制度发出了愤怒的抨击：
在你周围的地方，
有许多许多凶狠狠的恶魔，
正在张牙露齿地杀人吃人；
看呀！遍地血迹模糊！
听呀！到处哭声哀楚！
但是，作者仅仅是认识到人生的不平，暴露了黑暗，还未能指出光明在何处以及如何去争取光明。作者此时还处在苦闷、彷徨之中，还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进行痛苦的探索：“这可令我不解！我为什么无产呢？我为什么呕血呢？”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情。从此以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了战斗的司令部。1922年，方志敏在南伟烈学校开始阅读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并同一些同学组织“读书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1922年夏，方志敏怀着“我要实际的去做革命工作了”的愿望，离开九江南伟烈学校，来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海。在上海，他首先结识了共产党人赵醒侬，并经赵醒侬的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在上海大学又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瞿秋白、向警予、蔡和森、邓中夏等共产党人。从此以后，方志敏的思想产生了飞跃，他的文学创作也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在上海这段时间，由于家庭无力对他继续给予经济接济，他只好踯躅街头，四处奔波，谋求工作，结果满腔谋事的热情，换来的全是碰壁和失望。方志敏以自己这段经历写了一篇题为《谋事》的短篇小说，7月18日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这篇不到2000字的小说，描写一个出身“农田人家”的苦学生为求学而四处谋求工作，结果谋事不成，就学无着，落得穷困潦倒的境地，表达了作者对黑暗社会的极端仇恨和厌恶。由于是作者的亲切体会，因此文章特别真实感人。这篇小说于1923年被选编入小说研究社刊行的《小说年鉴》，阿英称赞这篇小说“真是拿贫人的血泪涂成的”。
1922年8月底，根据组织决定，方志敏离沪返赣，通过搞新文化运动，秘密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组织。离沪时在吴淞轮次，写下一首白话诗《血肉》：
伟大壮丽的房屋，
用什么建筑成功的呢？
血呵，肉呵！
铺了白布的餐桌上，
摆着的大盘子小碟子里，是些什么呢？
血呵，肉呵！
装的重压压的铁箱皮箱，
里面是些什么呢？
血呵，肉呵！
这首诗无情地披露了享乐者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是劳动人民的地狱，形象地描绘了一幅吃人的剥削制度的血迹斑斑的画图。
1923年1月，方志敏与赵醒侬、袁玉冰等在南昌创办“文化书社”，编印《青年声》周刊和《新江西》季刊，以普及新文化，满足广大青年对于新文化、新知识的迫切要求。3月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行销售《向导》《先驱》《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等进步书刊，对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不久，南昌“文化书社”被反动军阀封闭，《新江西》被迫停刊，方志敏与赵醒侬等也被迫离开南昌。方志敏经九江去南京。4月，方志敏在南京凤仪门外的一家小客栈寄住时，愤然写下《同情心》和《我的心》两首诗，其中《同情心》对反动军阀统治下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黑暗社会现实提出了强烈的控诉：
把快要饿死的孩子底口中的粮食挖去，
来喂自己的狗和马；
把雪天里立着的贫人底一件单衣剥下，
抛在地上践踏；
他人的生命当馒餐，
他人的血肉当羹汤；
啮着，喝着，
还觉得平平坦坦！
……
1933年9月，方志敏离开南京返回南昌。10月，赵醒侬由沪返昌。方志敏协助赵醒侬整顿江西团的组织等工作。1924年3月，经赵醒侬介绍，方志敏加入中国共产党。5月，中共南昌支部成立，赵醒侬为书记。6月，方志敏协助赵醒侬在南昌创办“明星书店”和“黎明中学”，销售新文化书刊，培养党的骨干力量。1925年夏季，为了开展贫民教育，宣传新文化，方志敏回到家乡湖塘村，创办“旭光义务小学”“贫民夜校”和《寸铁》旬刊，为倡导贫民教育，倡导新文化摇旗呐喊。当时他的家乡封建势力猖獗，地主张大纲横行乡里，利用选举“议员”之机鱼肉乡民、欺压百姓。为了打击封建地主的气焰，唤起民众，方志敏在《寸铁》旬刊发表一篇题为《猪仔议员》的杂文，揭露张大纲的种种劣迹，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使张大纲威风扫地，大大地推动了广大农民对地主阶级的斗争热潮。
1925年的五卅运动标志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剧烈的阶级斗争面前，经受着严峻的考验，发生了深刻的分化。这时，方志敏已由初步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民主主义革命者，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1925年以后，他遵照党的指示，全力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迎接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
二
1925年7月，方志敏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委部执行委员，并担任农民部部长。而在1927年1月国民党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虽然方志敏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仍当选执行委员，但蒋介石采取所谓圈定的办法，把方志敏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排斥在外，支持他所派中央特派员、AB团头目段锡朋等右派骨干组成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致使国民党右派把持了领导权。2月，蒋介石又以中央党部和总司令部的名义改组江西临时政治委员会为江西省政府，李烈钧为主席，省政府各厅负责人均系国民党右派分子。就在当日，江西省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在南昌举行，成立了省农协，方志敏当选秘书长。大会决定建立农民自卫军。这段时间，他虽然事务多、工作忙，但仍然坚持写作，为革命斗争服务。
这年3月，蒋介石指使段锡朋解散左派国民党南昌市党部，蒋介石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等又强占九江市党部。江西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忍无可忍，邓鹤鸣、方志敏等赴武汉向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请愿，最后决定改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省政府。4月2日，南昌掀起“四二”怒潮，捣毁非法省党部，逮捕AB团主要分子归案法办。李烈钧逃到上饶，自立伪赣东省政府。4月12日，方志敏在武汉《民国日报》发表题为《李烈钧原来如此》的杂文，公开揭露李烈钧的罪恶历史和上台后的罪行：“李烈钧本来是个三教九流的江湖派……他不知党，不知国民政府，当然更不知民众。他是我们民众的敌人--尤其是我们农民的敌人！我们再不要为李烈钧三字骗了！”并且指出：“李在汉口说，跟着蒋介石倒是值得的。好吧！赶快去找那位青红帮的老蒋老爷吧，尽量反动！我们民众好一块把你们送到坟墓里去！”在“四一二”大屠杀之前，不少人还受到李烈钧、蒋介石的蒙蔽和欺骗。这篇杂文无情地撕破了李烈钧、蒋介石之流假革命的面具，揭露了他们狼狈为奸背叛革命的反动面目，像是敲响了黄钟大吕般的声音。这篇义正词严的战斗檄文很有文学意味，篇中不少细致的描绘，成功地勾勒了蒋介石、李烈钧之流的丑恶形象。这篇杂文同郭沫若4月9日发表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样，在当时传诵一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八一南昌起义之后，方志敏从吉安农村潜回赣东北，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的精神，决心组织革命武装，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此，他开始了戎马生涯，指挥红十军转战于闽浙皖赣地区，投入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这个时期，他一方面日理万机，负责根据地的党政军大事，另一方面继续进行文学创作，从事根据地文化的建设工作。他深深懂得，苏区文学是当时革命事业的一部分，要战胜敌人，必须同时紧握枪杆子和笔杆子。他很注意结合当时战争的环境和根据地的特点，采用工农大众喜闻乐见的各种形式，丰富和繁荣苏区文学，为苏区文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31年5月，方志敏率红十军一进闽北，在赤石街战斗中，第八十三团政委胡烈不幸牺牲。在追悼大会上，全体指战员穿着整齐的军服，枪口上插着一支香，香上扎着一朵小白花，用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当齐唱《国际歌》时，大家不禁哽咽失声。方志敏为了鼓舞士气，激发战士们复仇的怒火，当即作一首《悼胡烈挽歌》，带领同志们唱。歌曰：“可恨！一切反动派，天天打主意，屠杀工农兵。我们工农兵，痛苦到万分；宁为革命死，不愿苟生存！红军诸烈士，都是这等人，开会来追悼，大家齐痛心。誓把那反动派，坚决消灭尽。报得先烈仇，完成大革命！”格调悲壮激昂，饱含着方志敏对战友的深厚阶级感情，大大激发了战士们杀敌报仇的决心。
1932年6、7月间，蒋介石在发动对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的同时，以赵观涛为总司令，用兵36个团大举进犯赣东北苏区。在残酷的斗争面前，少数落后的农民悲观失望，甚至不惜卖身投靠地主阶级。针对这种情况，为了争取广大群众，晓以土地革命之大义，苏区“工农剧团”在红色省会葛源演出四幕话剧《年关斗争》。该戏剧情紧张曲折，描写贫农团如何领导农民同地主进行斗争，指出农民只有起来革命才是真正的出路。方志敏对这次演出很重视，据说他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登台表演，在剧中扮演贫农团团长张三。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方志敏身为闽浙皖赣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仍然利用战斗之余，刻苦地从事写作，为省委、省苏机关报撰写文章、社论。1934年2月，在闽浙赣省委机关刊《突击》上发表《建设我们铁的红军》，这是一篇重要的政论文。文章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红军军政训练的目的、军事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它对于今天我军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方志敏善于运用文学这个武器鼓舞部队的士气。1935年1月19日，方志敏率部队从皖南返回赣东北，陷敌重围，遂率部向南华山疾进，打算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时值大雪纷飞，滴水成冰。他经过一片竹林，看见被积雪压弯了的竹枝，不禁招呼战士们停住，若有所思地说：“你们看，这些竹枝被冰雪压得多苦，可它们依然坚强不屈。”说完便口占《咏竹诗》一首，诗曰：
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
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三
1935年1月29日，方志敏在皖浙赣三省交界的怀玉山高竹坑的木梓树下不幸被俘，后被囚禁南昌，受尽酷刑。他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崇高气节。他虽身陷囹圄，但耿耿不能忘怀的是党的事业，是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胜利。他决心拿起笔继续同敌人斗争。他感到时间十分宝贵，必须赶在敌人下毒手之前，把自己从事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和狱中同志的情况尽快地写出来，托人交给党中央，以尽自己“临死前的一滴努力”。为了同敌人争夺时间，他机警地避开敌人的耳目，通常白天构思，晚上动笔，常常写到深更半夜。他每写完一篇文稿，都在文后注明写作时间。这些被保存下来的篇章，最早的写于1935年3月，最晚的写于6月23日。只有一封《遗信》日期不详。他先后写下了《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我们临死以前的话》《在狱致全体同志书》《可爱的中国》《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清贫》《给某夫妇的信》《狱中纪实》《赣东北苏维埃创立的历史》《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遗信》等11篇文稿和信件，约计13万字。他为我们留下的这些遗著，是一份极其宝贵的文学珍品。
方志敏的狱中遗著，最为人传诵的当推《可爱的中国》《清贫》《死》《狱中纪实》等篇。
《可爱的中国》是一篇文情并茂的优秀散文，在方志敏的遗文中，是最为杰出的篇章，掷地真可作金石声。这篇热情洋溢的文字用自己成长过程和切身经历，深刻地表达了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爱国主义激情，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社会制度的腐败是“江山破碎，国弊民穷”的根源，提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人民革命战争才是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唯一出路”。
作者运用中国传统文学的比兴手法，满怀深情地把祖国比作可爱的母亲，歌颂她的地大物博，勤劳的儿女和无穷的力量，用最美好的象征、最亲切的称呼，对祖国倾诉心中全部的爱。作者把帝国主义又比作吸血的魔鬼，愤怒斥责那一小撮为虎作伥的傀儡、卖国贼是“狗彘不食的东西”，为祖国的悲惨命运发出“救救母亲”的战斗呐喊。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作者深刻认识到，“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执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他虽身陷囹圄，但对祖国的前途充满信心，认定革命必定胜利：“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振奋人心的预言，像在黑暗世界的上空射出一道耀眼的闪电。
作者既像小说家那样善于描绘场景、刻画人物，又像诗人那样善于抒发豪情、驰骋理想，使《可爱的中国》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篇辉煌的散文不仅以它的思想意义，还以它的艺术价值，在“五四”以来的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一个很突出的位置。
《清贫》是一篇记叙散文，作者以亲身的经历为题材，通过回忆被捕时敌人搜身一无所获的场景，从革命者廉洁朴素的生活，反映了共产党人“矜持不苟，舍己为公”的高尚品德，与反动派贪污中饱、搜刮民财的罪恶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作者用朴实感人的文字，说明一条极为重要的革命道理：“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文章朴实畅达，褒贬分明。
报告文学《狱中纪实》和《死》是作者狱中生活的真实写照。文章以血淋淋的文字揭露了国民党监狱暗无天日的情形，表达了革命者战斗到底的决心。敌人的镣铐能锁住革命者的手脚，却锁不住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他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中，写下了光照山河、气冲云天的豪言壮语：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
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
乃是宇宙的真理！
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
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我们临死以前的话》总结了自己被俘的教训，痛斥了反动派可耻的劝降，再次表示准备越狱的决心，如果越狱不成，就坚决赴义，表达了自己决心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这是一个革命者的光辉遗嘱。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是一篇自传，它是方志敏遗文中篇幅最长、内容最重要的一篇。作者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以生动感人的文笔，朴实而真诚地记述了他本人和赣东北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是一部极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献。1940年，叶剑英在重庆看到方志敏烈士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手稿，有感于烈士的忠贞节操，当即写下一首七言诗《有感》：“血染东南半壁红，忍将奇迹作奇功。文山去后南朝月，又照秦淮一叶枫。”这首诗艺术地概括了烈士的丰功伟绩，并以文天祥比喻烈士，热情歌颂了烈士的忠贞节操和崇高品质。郭沫若依此诗的原韵，亦作一首《读方志敏自传》：“千秋青史永留红，百代难忘正学功。纵使血痕终化碧，弋阳依旧万株枫。”枫树，高大挺拔，叶红似火，正是方志敏烈士光辉形象的逼真写照。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殉难前，他在《可爱的中国》中写道：“我流血的地方，或在我瘗骨的地方，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我的精诚的寄托吧！在微风的吹拂中，如果那朵花是上下点头，那就可视为我对于为中国民族解放奋斗的爱国志士们在致以热诚的敬礼；如果那朵花是左右摇摆，那就可视为我在提劲儿唱着革命之歌，鼓励战士们前进啦！”情真意切，正气浩然，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充满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它像一首壮丽的史诗，足垂千古，永昭日月！
方志敏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战斗的一生，而他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活动，是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他遵循文学为社会服务、为革命事业服务的革命现实主义主张，面对现实，关心社会问题，同情劳苦大众的疾苦，高举革命现实主义的旗帜，以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抨击时弊，呼唤光明，为革命风暴摇旗呐喊。他的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在当时产生过深刻的社会影响。就艺术形式、体裁来讲，也是多种多样的，有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杂文、戏剧等等，并且在艺术上都有较高的造诣。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革命作家。他的不朽篇章，将同他的英名一样，永垂青史，流芳万代！
（此文发表在《上饶师专学报》1981年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