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与社会变迁

第二节 鄱阳湖地区社会环境与民间信仰的建构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是自古以来的传统与习俗。明清时期，民间宗教、民间信仰比较繁杂，鄱阳湖地区也不例外，地方宗教和民间信仰仍受国家统治阶层的掌控和主导。

　　（一）祭祀政策与区域社会

　　洪武元年（1368）十月，明太祖下令访求各名川神祇与忠臣烈士，有司祭祀，史载：“丙子，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国家，及惠爱在民者，具实以闻，着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明实录》之《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五，（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632页。后太祖朱元璋又下令，严禁毁坏祠庙。《明实录》载：“辛丑，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时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毁。”《明实录》之《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760页。

　　明朝初年，明太祖在推崇神祇祭祀、功臣建庙致祭的同时，又深切感受到民间宗教的力量与隐患，其在《大明律吏律》规定：“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这充分说明明太祖在对祭祀的重视同时，又非常忌讳民间宗教。在对待神祇和各宗教的态度方面，是既对神祇加以推崇祭祀，又对各淫祠邪教进行打击。

　　这些祭祀制度的调整变化，其最终归结洪武三年（1730）年颁布的诏书，《明太祖实录》载：

　　诏曰：自有元失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声教不同。朕奋起布衣，以安民为念，训将练兵，平定华夷，大统以正。永惟为治之道，必本于礼。考诸祀典，如五岳、四海、四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有加。在朕思之，则有不然。夫岳镇海渎，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以至于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之所可加？渎礼不经，莫此为甚。至如忠臣烈士，虽可加以封号，亦为当时为宜。夫礼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制定，凡岳镇海渎，并去其前代所封名号，止以山水本名称其神。郡县城隍神号，一体改正。历代忠臣烈士，亦依当时初封以为实号。后世溢美之称，皆兴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为天下师，以济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时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旧。庶几神人之际，名正言顺，与礼为当，用称朕以礼祀神之意。所有定制各神号。开列于后：

　　五岳，称东岳泰山之神、南岳衡山之神、中岳嵩山之神、西岳华山之神、北岳恒山之神。

　　五镇，称东镇沂山之神，南镇会稽之神、中镇霍山之神、西镇吴山之神、北镇医巫闾山之神。

　　四海，称东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

　　四渎，称东渎大淮之神、南渎大江之神、西渎大河之神、北渎大济之神。各处府州县城隍，称某府城隍之神、某州城隍之神、某县城隍之神。历代忠臣烈士，并依当时初封名爵称之。

　　天下神祠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既系淫祠。有司毋得致祭。于戏！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其理既成，其分当正，故兹昭示，咸使闻知。是日，上躬署祝文，遣官诣岳镇渎，以更定神号告祭。……仍遣秘书监直长夏祥凤等，颁革正神号诏于安南、占城、高丽。《明实录》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034-1036页。

　　由此可见，明太祖朱元璋对祭祀的态度，正祀典，确立国家祭祀，并正告全国及友邦。对其他淫祠应予以取缔，不列入祀典。而对“禁淫祠制”，朱元璋又作出了这样的规定：

　　朕思天地造化，能生万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听民人祀天地，祈祷无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间，祭天者不知其几，渎礼分莫大于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具民间合祭之神，礼部其定议颁降，违者罪之。于是中书省臣等奏，凡民庶祭先祖，岁除祀灶神。乡村春秋祈土谷之神，凡有灾患，祷告祖先。若乡属、邑属、郡属之祭，则里社、郡县各举之。其僧道建斋、设醮，不许章奏上表，投拜青词，亦不许塑画天神、地祇及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现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亦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不惑志，诏从之。《明实录》之《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1037-1038页。

　　朱元璋的祭祀政策非常明了，即不可造次越位，而欲复古之礼制。日本学者滨岛敦俊认为：“明王朝制定了带有非常浓厚复古色彩的祭祀制度及政策的基本原则，并把规范祭祀体系的基础归结到理念。”滨岛敦俊著，朱海滨译：《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页。上述两道诏书，可以说构成了明朝宗教及祭祀政策总的纲领。到明中后期，弘治、嘉靖、万历等时期，全国打击淫祠的活动趋向活跃。弘治初，由于皇帝对道教、佛教并不大感兴趣，南炳文等著：《佛道秘密宗教与明代社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6-64页。因此，大臣对打击淫祠的呼声很高。万历时期，礼科给事中梁式主张撤毁违规庙宇等，万历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从而，在万历年初，也开展了打击淫祠的活动。

　　清朝基本延续明代的祭祀制度，先祭孔子，次祭祖、城隍。在顺治九年（1652），皇帝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帝”。雍正三年，又敕封关圣帝三代公爵，关圣帝成为天下通祀之神。康熙十九年（1680），敕封海神妈祖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对神灵的敕封活动，在清朝非常之多也非常活跃，一直持续到清末。

　　对淫祠的打击，清朝甚少为之，只有个别现象，如康熙二十五年（1686），汤斌向皇帝请求打击淫祠。蒋竹山：《汤斌禁毁五通神：清初政治菁英打击通俗文化的个案》，载《新史学》1995年第2期。对于邪教结党会社，则是严厉禁止。如顺治十三年（1656）诏：“凡左道惑众，如无为、白莲、闻香等教名色，起会结党，迷诱无知小民，殊可痛恨。今后再有踵行邪教，聚众烧香，敛钱号佛等事，在京着五城御史及地方官，在外着督抚司道有司等官，设法缉拿，穷究奸状，与定例外加等治罪。”《钦定大清会典》卷七六六，《刑部礼律祭祀》（武英殿聚珍版书），乾隆甲申春御制。对于地方社会，他们会针对中央的政策积极活动，比如皇帝敕封什么神灵和庙宇，大多是地方乡绅士邑等向地方官员提交材料和意见、建议的。Valerie Hansen，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pp。79-104.金井德辛：《南宋の祠庙と赐额について--尺文珦と刘克庄の视点--》，载《宋代の知识人--思想制度地区社会》，（东京）汲古书院1993年版。可以想象，对中央的祭祀政策，民间社会各阶层态度是积极的。

　　（二）自然灾害与信仰渴求

　　鄱阳湖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阳光充足，降水较多。在古代社会，气象预防性差，一旦降水成灾，则洪涝泛滥，而地方政府治理洪灾的措施又不得力，自然灾害时常困扰着湖区百姓。根据文献资料记载情况，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自然灾害主要表现为水灾、旱灾、震灾、瘟疫等其他灾害。

　　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自洪武元年（1368）到同治元年（1862）的近500年中，鄱阳湖地区共发生水灾37次，旱灾12次，震灾32次，蝗灾2次，疫灾4次，虎害3次，风灾2次，兵灾1次，冰雹1次，火旱灾1次等，各种灾害共近百次。这还仅是不完全统计，而实际灾难远比此要多。

　　水灾。仅明代永乐年间，就发生了8次，破坏严重，“郡城中深2丈许，漂庐舍，溺死者以数千计，坏城郭500余丈，居民往来以舟。七月始平，民大饥。乐平大水，余干大水，舟行树梢”《江西气象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气象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在明弘治年间，有6次水灾，其中弘治十三至十六年，几乎连年水灾。

　　旱灾。粗略统计为12次，但危害严重，如“顺治三年，都昌大旱，自四月至十月不雨，饥；余干，四月大旱至十月方雨，稼槁；万年，四月大旱至十月方雨，禾稼无，高下尽槁；饶州府，自四月不雨至十又一月；南昌，五月不雨至十月；建昌，五月大旱，秋后乃雨；星子，大旱至秋；安仁，大旱，一片赤地，颗粒无收，民多饿死”《江西气象志》编纂委员会编：《江西省气象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页。

　　震灾。地震的灾害在明清鄱阳湖地区较多，据文献记载及不完全统计，明清时期有32次之多，其中德安县9次，余干县7次，鄱阳县4次，都昌县5次，星子县3次等，可见，鄱阳湖地区地震不少。

　　其他灾害。主要是虎害、兵灾、疫灾、蝗灾、暴风、火灾等也为数不少。特别是瘟疫的发生，古代医疗卫生情况差，医学又不发达，疫灾让百姓束手无策，如同治元年（1862），南康府，秋疫，死者数千人。

　　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水灾、旱灾、震灾、疫灾等自然灾害较多，加之社会的动荡及兵灾，人们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地方官府的赈灾措施又非常不力，湖区百姓的生活极其困顿，面对如此多的灾难与困难，他们只有将自己的期望与祈求诉诸神灵，寄望于这些超自然力量，希望这些具有超自然力量的神灵能予以庇护，帮助他们渡过难关。随着湖区百姓在内心深处对神灵的渴求，民间各种地方神灵悄然走进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产生深刻影响，湖区民间信仰由此不断形成与发展，信仰对象也不断增多，信仰方式不断发生变化。

　　（三）民间信仰对象多元化的形成与建构

　　明清时期，鄱阳湖区百姓在现实生活的困扰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人们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为求得精神上的抚慰与解脱，在正统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影响下，人们精神世界呈现出多元化、世俗化的色彩。随着家族生活的强化和宗族观念的深入，人们对自然神灵、祖宗祭祀、英雄人物神化等的关注和膜拜更加突出。就鄱阳湖地区的民间信仰而言，民间神灵信仰尤其普遍，每一神灵身后都有各种各样的传说和故事，这些传说和故事充分展现了民间信仰的真实面貌，所有传说和故事的流传，都表现出民众对神灵的渴求、认同、祈求和信奉。

　　明清时期，往来鄱湖的商旅差客较多，这些商旅差客在民间信仰的传播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多为信仰湖神、财神，湖神护佑他们在鄱湖上行走平安与财物的安全，财神护佑他们财源旺盛。对生活在湖区的百姓而言，他们多信仰水神，希望水神能护佑他们，旱时多雨，洪时无灾。对湖区各县地方官员们而言，他们希望官运亨通，所管辖地区百姓无灾无患，他们多为信仰包括城隍在内的国家祀典在记的诸神。对宗族乡绅及百姓，他们多信仰观音，特别是送子观音，期望子孙延绵，后代兴旺。对将军战士而言，他们多信仰忠臣良将，将他们神化并崇拜。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由此可见，民间信仰具有功能性和世俗化的特点；而民间信仰光怪陆离，千姿百态，又具多样性的特点。对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的特点，后文将予具体论述，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结构，其为必然。

　　民间信仰中的神灵，主要在寺、庙、观、庵中被供奉。笔者根据地方文献的记载，对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主要寺、庙、观、庵中供奉的神灵进行了初步的分类统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1.忠臣崇拜。在明清鄱阳湖地区，忠臣崇拜盛行，现存忠臣庙也为不少，如余干县1所，鄱阳县1所，南昌县2所，九江县1所等等。鄱阳湖康郎山忠臣庙专祀元末鄱阳湖大战中忠心护主战死的韩成、丁普郎等36位忠臣。该庙建于元末明初，所祀36位忠臣为明太祖亲自下诏而祭，历经六百余年，经几朝更替，忠臣庙几经修葺和重建，如今仍屹立于鄱阳湖康郎山。鄱阳县忠臣庙建在莲华山乡的朱家村窑背咀，该庙祀有丁普郎等36位忠臣及观音、韦陀等神像。南昌县忠臣庙有2所，一在五桂坊西，一在五十八都。九江县忠臣庙在仁贵乡南湖嘴，祀明太祖战鄱阳湖时尽节尽忠的韩成。由此可见，忠臣崇拜在鄱阳湖地区经年不竭，源久流长，深入民间。

　　2.道教尊神信仰。许真君信仰在江西非常盛行，万寿宫的建造自江西而遍布全国，许真君信仰也流行于全国各地。笔者在查阅明清江西9县方志的过程中，发现各县均有许真君庙，如余干县许真君庙8所，鄱阳县1所，德兴市1所，湖口县2所，彭泽1所，南昌县1所，德安县1所，安义县3所，星子县1所。可见，许真君崇拜遍布江西各地。同时，道家尊神关圣帝的崇拜，民间更是普遍。明清时期，关圣帝经过皇家敕封三公，对关圣帝的崇拜可谓达到顶峰。另明清鄱阳湖区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周颠，在元末鄱阳湖大战中，其帮助朱元璋取得胜利而立下功劳，为此，明太祖亲撰《御制周颠仙人碑记》及《祭天眼尊者周颠仙人徐道人赤脚僧文》，建立庙宇，加以崇奉，由此形成周颠仙信仰。对这几位道教尊神，本书第三章、第五章将予以重点论述。

　　3.城隍信仰。城隍信仰在明清时期，经过皇家敕封，纳入祀典。明清鄱阳湖地区，城隍信仰非常普遍，只要府治所在，其必有城隍之神。翻阅各县志，明清鄱阳湖地区各府县均建有城隍庙，且均为一。城隍之神，其原为城镇守护之神，官府必祭，后几经变迁，具有监察人事之能，在生老病死及各种灾难降临时，还可以御灾捍患。

　　4.水神崇拜。元将军信仰水神化，元将军即定江王，指元末鄱阳湖大战中，朱元璋在危难时刻，被一老叟驾舟所救，朱元璋回望致谢时，见是一“鼋”，为感恩“神鼋”，朱元璋敕封其为元将军。随着时光流转与社会变迁，元将军慢慢演变成水神。至清代，又加封“显应”，故有“显应元将军”称号。显应元将军变迁为水神，其又称为定江王，意为在风浪之时有镇江、定江之能。元将军崇拜在湖区比较普遍，庙宇广建，现都昌县有1所，星子县3所，南昌县1所，余干县1所。在四县定江王庙宇中，数都昌县庙宇规模和气势最大。都昌县定江王庙，又称老爷庙，有关该庙的历史变迁考察，本书第三章将予以详述。

　　5.观音信仰。观音菩萨是佛教中的主要神灵之一，明清时期，观音信仰在鄱阳湖地区非常普遍，凡有寺庙之所，一般都供有观音菩萨。如余干忠臣庙内，第一重就供奉千手观音。查阅各地方县志，一县往往有多个观音庙或观音阁、观音楼、观音殿等，如余干县3所，德安县3所，湖口县5所，彭泽县3所，德化县2所等等。

　　此外，还有社稷、山川雷雨及先农诸神信仰等。在查阅地方文献时，笔者统计了明清鄱阳湖地区有代表性的11县（府）的有关资料，11府县均有社稷坛、风雨雷电山川坛及先农坛，且均仅为一，可见，对社稷、山川雷雨风云等祭祀均是国家祭祀，民间百姓不能随便予祭，故在祭祀坛建设方面，仅为一所且均在各府治所。这些祭祀作为祀典所载的国家祭祀，为地方官员统一进行，祭祀日期、仪式、祭品等均有统一规定，不得越位造次。